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论文蒋介石

1、《孙中山传》以丰富的史料为事础，记录了孙中山的一生活：“贫困的农家子”、在黑暗中探索、从“医人”到“医国”、创建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创建、和宋庆龄的结合等。孙中山结束了一个时代。孙中山开创了一个时代。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

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周恩来传》是2011年7月1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英）迪克·威尔逊。该书是由外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的周恩来传记，是周恩来传记中最全面、生动和畅销的版本之一。

该书作者自1960年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后，便开始收集该书的写作材料，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同事们的广泛回忆及国内外可供查寻的文献资料。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3、《曾国藩》是唐浩明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结合史实，深刻形象地描述了曾国藩毁誉参半的人生历程，发人深思。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4、《李大钊传》是200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朱成甲。本书主要阐述李大钊在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人生历程。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5、《蒋介石传》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者布赖恩·克罗泽撰写的。抛开两岸意识形态差异，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客观、审慎、敏锐地考察了蒋介石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在西方出版以来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第一部真正尊重历史与当事人的权威的蒋介石传记。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长久以来，人们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呈现多极趋势，中外史学界也热衷于研究、挖掘蒋介石的生平、性格及思想。

传记概念：

传记，文体名。亦单称传。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

传记和历史关系密切，某些写作年代久远的传记常被人们当史料看待。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

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传记作者在记述传主事迹过程中，可能会渗透自己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断，但和小说不同，传记一般不虚构，纪实性是传记的基本要求。

传记基本种类：

包括一般的传记、自传、评传、人物小传、人物特写、回忆录、年谱、小说化的传记，等等。

自传体传记。这是某一个人物自己写的记载自己的生活经历的文章。记载自己前半生或大半生的生活经历的一般称为自传，如《马克·吐温自传》，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有些是以记载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片断或某一方面的经历为主，这一般称为自述，如《彭德怀自述》。

回忆体传记。这类传记的作者往往是被立传者的亲属、朋友、同事或部属，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回忆记载被立传者的生平与事迹。

采访体传记。这类传记的撰写人，一般与被立传者原来并无交往，或者是与被立传者相隔几代的后人，他们主要靠采访被立传者的亲友，搜集被立传者的各类资料，然后经过作者取舍、创造，形成传记。如罗曼·罗兰的《名人传》、魏巍的《邓中夏传》等。

自传体传记和采访体传记融汇在一起的传记。如闻名于世的瑞典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和美国作家阿伦·吉伯斯合作写成的《英格丽·褒曼传》。

在传统的散文体传记外，还有一些特殊体例的传记。比如80后诗人、学者风来满袖所著的《被隐喻的四月—徐志摩诗传》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体传记。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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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平行的世界，文明的左右腿）尽管我们知道狂热的欧洲人把元朝时期的《马可波罗游记》视为“藏地密码“一样的藏宝图。尽管中国的朝廷也派了郑和这样的远洋船队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中东或更远的地方。甚至最近几年英国核潜艇船长孟席斯还出了本书《1412年：中国发现世界》[举起手来，把书传给就近的学生]认为中国人才是最早发现澳洲，北美。他自费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寻访古代的纪念碑、城堡和海港，深入海岬、珊瑚礁、偏僻的海滩和海岛。很遗憾这个事情被大多数中国专家给否定了，否定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国内专家可能连12个国家都没有到过。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资料来看欧亚大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联系是非常有限的。按照现在时髦的提法宇宙是平行的，我和你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是平行的，我们中国人和欧洲人在那个时候也是平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直到我走进这里。我们的世界才有了一点但是也是巨大的变化。接下来我还是真诚的希望能让大家在接受中国沉沦80年这个残酷事实之前，认认真真和我一起回顾中国光辉历史。现在有个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崛起”, 我最早听到是中学时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小时候的事情。印象中很感动，但是发现感动的人往往只有那么一瞬间火花。我在这里倒是中肯的希望特别是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大学时代不要光惦记着自己的嘴有没有崛起来，那是不靠谱的。更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撅起来。可以拍着胸脯对大家自豪的说中国沉沦了80年，但是之前崛起的可能是800年有没有朋友认为更久的？ 800年一次，800年二次……三次。 800年，有没有搞错，如果错，那肯定是800之前少了个1字。公元40年，对，中国人民在那个时候就站起来了。你们还别不信，先看下证据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个汉朝的边关在哪里，参考第二句“春风不度玉门关”。话是应该不假，不过也不完全对，在汉朝强盛的时候，国门不在玉门，而在更西面更北面。汉朝的将军们一直在西域大漠大有作为，赶跑了匈奴单于，单于的后代还是单于，不过有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匈奴王，欧洲人管他叫上帝之鞭，中国皇帝是鞭长莫及，不过罗马的皇帝（那时候是教皇）头很大，年年被勒索。这位匈奴王阿提拉带着匈奴蛮族打到了罗马城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远亲“匈牙利民族”。这为老表的旁系也不简单，西突厥进化了奥斯曼帝国，唐朝的军队歼灭了东西突厥，剩下一撮西突厥人撒开了腿丫子跑到土耳其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就这么招，一对中国拆迁户的远亲长期在欧亚结合部横行，欧洲人他们打，他们自己也打。玩命啊。可以这么说强盛时期的中原儿女文治武功那是杠杠的。被打的满地找牙的游牧民族要么被中原农耕民族吸收同化，从北魏孝文帝，到后面精通汉文化的乾隆。不被同化的游牧民族要么跑到境外自立为王，欧洲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都是悲催的可以啊。请注意我们刚才这些表述中提到了历史的一种载体：唐诗。就成就而言。唐诗深深影响了日本的俳句、也影响了东亚其他地方。那么唐诗只是中华软实力的一种标志，就像现在汽车界中法拉利对于F1的影响力。唐诗除外还有哪些文化软实力呢。注意看课本上提到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注意下三大少数民族史诗分别是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毛泽东和黄炎培1945年讨论有过一次谈话。黄说：我实在不懂，但是我希望能够，中国的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都出现这样的循环，我认为这叫周期律，为什么一个朝代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就会完蛋，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出来，刚开始又很好，结果又会完蛋呢？这个谈话涉及到很多内容。但是毫无疑问面对这种困惑，我相信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简单理由——土地兼并。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贵族可以算的上是皇帝的长工或者是佃户。贵族，官僚通过功勋依附在皇权庇护下获得一定的土地。剩下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拥有少量的土地，通过赋税提供给皇室来外来养家糊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官僚获得更多的土地，自耕农渐渐消失。皇室和贵族们之间的矛盾凸显。因为国家的财富总量中大部分来源自耕农的赋税。这时候要么自耕农集体造反取代皇室，要么是贵族中的实力派取代皇帝成为新的统治者。前者有西汉刘邦、明朝朱元璋。后者有杨坚隋朝、唐朝李渊，宋朝赵匡胤，。而北方游牧民族取代中原王朝可以看作为境内外贵族实力派的妥协。北魏、金、元、清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君主都依靠大量汉族地主官僚和武装扩大其统治基础。从上面看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当皇帝，其实社会阶层相对的稳定，皇帝，官僚，老百姓。维系三者的就是土地。小农经济就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与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集中反映。有人问元朝，清朝不是有强烈的民族阶级矛盾么？熟悉杭州的本地人都知道城里西湖边上以前有很大一块地旗营。以现在的城区版图来看旗营防城的范围，东面临中山中路，南边至开元路，西面是湖滨，北为法院路住的都是满族人，汉族人士免进。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种族压迫政策。实际上，元朝中蒙古人做奴隶的，杭州破产的满族人给汉族有钱人做丫鬟侍妾的也比比皆是。胡雪岩的十二房姨太太中就满族姑娘就占了好几个。话说回来，除了小农经济发达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外，封建社会政治的一系列政策也是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巩固多民族统一，好处在于中国避免了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坏处就在于缺少了生机活力。科举取士，重文轻商大家都是明白的。可更要命的是户籍制度的严厉.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子承父业。那皇帝的儿子继续做皇帝。老百姓也就认了，可是老百姓的儿子要是想做个什么事业。得，还得掂量掂量。中国古代社会从存在之始，就开始不断地建立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从宗法分封、世卿世禄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元朝四民的严格划分，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身份性。明朝的“宪法”《大明律》有这样的记录“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这个打屁股在座的男生有淘气的时候可能受到家里类似的惩戒。不过在那个时候却是一门技术活“明朝施行廷杖的人员用假人做训练，简单说假人里面有纸，纸里包着砖”合格的标准是：把砖打碎了纸不能损伤。之所以提到这里材料，其实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在本书的一些地方还会提到这个段话中一个关键词：家长。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族家长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参见课本对于宗族家长制的解释。尤其注意在王朝不同时期以及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影响。宗族家长制的影响力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相当于习惯法（相对于成文法）。现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一句话：家法伺候，或者祠堂宗族大会。家法相对国家法律而言即为私法，由于利益的大小，血缘亲疏关系。这种私法往往变成为徇私枉法的缩写。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老公死了，孩子也没有了。但是她就没有了在老公家庇护和生存的权力。“到了秋天,大伯来收屋。”她就无依无靠的只有去当有钱人家的仆役。宗族家长制来源和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自然而谈会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儒家。这个儒家不是我们城里面那个亲民的酒店，“如家酒店”，这个和亲民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大家对于儒家的印象应该还不错。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以及我们这本书后面提到的曾国藩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其实早期的儒家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被太平军称呼为曾剃头。这里还要顺便插一句中国有剃头将军，不过日本还有个更狠毒人家的外号也是这个，とうじょうひでき，谁呢就是二战中屠杀中国人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还会领教这两人的事迹。再来说说儒教思想在清末之后的主要影响。主要是洋务运动，主要保守的顽固派，提倡的“夷夏之防”。到了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新学”，也是一种策略坚持传统的思想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减少阻力。实际上儒教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包括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种思想可以让国人又爱又恨。总的来说康乾盛世是中华民族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对于这个解释，个人倾向于引用下面的标题。叶的坠落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势崛起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困境？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时候主要是英、法，普鲁士这些国家。最主要的还是英国。英伦三岛在鸦片战争前是什么样的？相信大家也挺好奇。我们从吃的开始说吧。18世纪，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无产者），：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加上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康乾盛世中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1814年英国等盟国打败了拿破仑。1824年英国入侵缅甸。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增加新兴城市选区，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也就是在1840年之前：英国军队的技战术和装备近代化显著，英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加强，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英国迎来了一个女强人时代。这些因素都是英国国力强盛的内容和显著特征。从生活方式，物质生产再到法律制度，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近代化。而中国即便遭受了鸦片战争之后。还在纠结着学不学西方，学西方的技术还是法律制度。这一耽误一直到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来到才结束了争论。而对于帝王的迷恋直到袁世凯复辟（1916年）的结束才告一段落。距1840年已经过去了整整67年春秋。

看水浒反思农民起义今晚看电视，画面定格在水浒上。故事已经到了水浒的后半段---宋江招安。不经意间触发了我的思考，宋江为什么要招安？他为什么不造反到底，自己做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他晚年行将就木之时最爱看的一部书就是水浒传，而且水浒传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毛主席给敲得板。其实，水浒传的可读性并不大，相对于其他三大名著来说。毛主席之所以要敲定它为四大名著之一，我想应该是水浒传的背后所表达的对农民起义深邃的反思，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招安应该渗透着对朱元璋等农民起义的许多反思。北宋历史上真正的宋江起义，其实不是招安，而是被一向在军事上注重“内重外轻”的宋朝给镇压了下去，北宋军队把宋江打的无路可退，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朝廷。作者施耐庵之所以要虚构宋江招安，其实，是因为他对农民起义的去路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方向产生的一种逆向构思。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么被朝廷镇压，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被地主们利用，我国农民忍受压迫的底线本来是极低的，只是因为某个朝代的政治逐渐腐败，贪污腐化盛行，剥削不断加重，造成民不聊生；然后，老天爷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这样，才能最终激起农民们的揭竿而起。然而，天灾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比如，安徽发生天灾，再加上统治者的人祸，就会激起安徽的农民起义，而同一时期江苏的收成还过得去，虽然算不上国泰民安，但也没有饿殍遍野，还不致激起反抗。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安徽起义的农民们在打到江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强盗”。他们到了江苏会无恶不作，见官要杀，见民要杀，见到贫下佃民们还是要杀！这个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张献忠的胡作非为中不难看出。当然，稍微有建制，爱民一点的农民队伍就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未产生之前，农民起义的结局都是很糟糕的，即使在起义之初那支队伍有多么的能够“替天行道”，最后，也会演变成为它的头目争夺天下的工具。2010年11月30日晚

近代史论文有关蒋介石题目

最好写的是孙中山，正反两个角度写正面写兴中会、同盟会、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推翻清朝、建民国、护国运动、二次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反面写三民主义没有明确的反帝、土地纲领，袁世凯篡位，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下面是列子正面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去世后，蒋中正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司法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负面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画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列。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两岸三地重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6]。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反共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广州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黄花岗起义、护国运动开始。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关键字：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出路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一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第二章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章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四章结论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1、蒋介石对付其他政敌的法宝为什么对付不了共产党和红军?2、张学良为何不战而放弃东北?3、平型关大捷真相。4、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幕6、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为什么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7、张自忠将军--抗战期间中国牺牲的最高军事将领8、“七年不觉叛国梦，赢得第一汉奸名”一一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分析9、中国远征军--一支不应被历史遗忘的伟大军队。10、滇西大血战11、国民党“军统”、“中统”在抗战时期的表现。12、宋美龄在抗日战争时期外交上的出色表现（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中国近现代史人物研究论文

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之我见湛江师范学院，524048 高咏兴中国近代史上涌现了许多反面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他们在晚清或民国初年的舞台上扮演种种角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关键的人物。如何评价这些反面人物？许多人喜欢把这些人贬得一文不值，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他们丑恶的一面，认为他们是大奸大恶的小人。这样是不公正的！我们要给这些反面人物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们还原成历史的真面目。下面我以袁世凯为例，谈谈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所谓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许多在过去被看作“反面人物”的历史人物，却变成为“正面人物”；而许多一直被歌颂的“正面人物”却变成为“反面人物”。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认识上发生变化，人们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评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了。这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的时候必须说明的一点。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袁世凯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一是小站练兵，建立中国近代史上新式军队。二是“出卖”维新派，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运动的镇压，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三是残酷镇压义和团；四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闹了一场帝制复辟的丑剧；五是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认为应该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我们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更是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的基本要求。许多学者由于研究不够深入，对人物的主要事实模凌两可，这样是不恰当的。对于袁世凯，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歪曲事实，要给他一个真正的历史面目。下面我对两个有关对袁世凯所做的有争议的事件来说说。对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近年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许多学者通过从史料的角度论证并非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而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了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到底是不是袁世凯真正的出卖了维新派，我不敢下定论，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对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多年来我们只看到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过程与结果，而忽略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背景和原因。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共和的道路，各种复辟势力蠢蠢欲动，绝大多数中国人更习惯于旧的政治秩序。正是这样，辛亥革命之后要求建立“强势政府”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觉得中国走共和还过早，于是出现帝制复辟的舆论，便有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剧。当然，不论出于何种背景和原因，袁世凯帝制自为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如果真切地理解这些背景与原因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袁世凯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要全面认识一切，这样才能对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阶级原则。分析一个人，评价一个人，必须弄清楚其阶级本质。袁世凯所代表的是地主买办阶级，即代表是封建地主阶级，又代表帝国主义。这就决定了袁世凯既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又要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他小站练兵是为了增强清政府的军事实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后来对义和团和革命军的镇压证明了这一点。对义和团的镇压明显体现了他的阶级本性。后来清政府倒台了，他还是代表这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给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窃取了。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政坛，是因为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他又代表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个买办阶级。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对日本采取妥协避让政策、进行善后借款和接受“二十一条”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评价袁世凯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应该站在其阶级立场上想想，不能以本阶级的观点对其阶级一概否定。一分为二的原则。我们评价人物不能对其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要对其进行一分为二。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当然袁世凯做的也不全是坏事，不是坏到底的。他一开始想通过科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最后失败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不是想去做坏事。后来他小站练兵，虽然带来的是对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军阀混战，但这给中国带来了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军事上的一大转折。说这些并不是想推翻袁世凯是反面人物的定论，只是想说明反面人物也有好的一方面。时代要求原则，就是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原则。众所周知，袁世凯的人生重要部分是处于清朝覆灭，民国兴起的时代，当时的主流是民主共和。袁世凯不顾当时的主流思想，毅然推行封建专制思想，还举行“祀孔”“祭天”，最后称帝复辟。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这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违背时代的结局就是失败，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后来在郁郁中死去。爱国主义原则。中国近代史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外交，而那时的外交都是不平等的，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外交权。袁世凯在外交中使用的是卖国政策，他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他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圆他的皇帝梦。我们应该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对袁世凯的卖国政策进行批判。通过以上五个原则可知，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面人物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基本是否定的，但也有肯定的一方面。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进行评价，需要坚持以上五个原则，不能带有自己个人的感情色彩，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这些人物作出科学公平的评价。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人。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汉族，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晚清爱国名将。行伍出身，但很注意习文，曾说：“吾不能习词赋，封章启事，有用于时，此吾之学文也。”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诸炮台，而守军才几百人，关天培在孤军无援的绝境下，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与游击麦廷章等昼夜督战。敌军在占横档、永安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和威远炮台，关天培亲燃大炮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与敌激战达十小时之久。敌人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被数十创，犹持刀拚杀，最后英勇牺牲，游击麦廷章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也都壮烈捐躯。关天培墓，建在城东乡南窑九村，墓旁流水潺潺，松柏参天。它与关忠节公祠一起，成为淮安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左宗棠年少时曾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成了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⒈1832年中举，后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并与陶结为亲家。⒉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平定太平军筹划。⒊1857年，升任兵部郎中。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⒊1876年，率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左宗棠以他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著述等身，除《圣武记》、《默觚》、《海国图志》等巨著外，主要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20世纪80年代末其诗文被辑为《魏源集》。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他是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幼名帝象，学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回答者： X夕阳天使Y | 三级 | 2009-7-25 12:11 | 检举林则徐林则徐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关天培他是爱国将领,骁勇善战,是为深具民族气节的一代名将。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是人民爱戴的好将领.左宗棠他是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他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魏源魏源,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编撰<<海国图志>>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长技，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满怀爱国热情,是清后期著名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责苛重税敛.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孙中山他被尊称为"国父".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 他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严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并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李鸿章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中国政治制度史》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孙中山近现代史人物研究论文

孙中山是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他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他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他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他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这个学期的学习，我们重温了中国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迹，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近现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孙中山。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因此经历史证明孙中山确实是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2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总之，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做贡献，虽有一些在革命上的不足，但是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些事无法避免的，故他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革命前辈。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国父的传奇人生：《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华文出版社李菁著《孙中山全传》„„„„„„„„„„„„„„„„„„„江西人民出版社李守鹏汪鹏生倪三好著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一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二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2] 《总理遗教》。[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4] 《总理遣教》。[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11]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

近代史人物论文

从曾国藩看为人处世之道摘要：曾国藩，晚清时期“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农耕家庭，但却成就了一代大将之才，文通程朱理学，武能制太平天国起义。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为人处事的大道理。本篇论文从他的生平简介开始，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详述了三件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事。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大重要人物的人物剖析开始，渐渐的了解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并通过他的一生，看到了我们普世价值中对于人生起伏的“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般释然。人物简介：曾国藩，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五岁启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早年多次应试不中，道光十八年（1838年），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此后仕途平坦，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道光三十一年（1852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此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气势正盛。咸丰二年底（1853年1月），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离家前往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一月后，太平军攻占江宁且定都于此，改称天京。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称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咸丰四年（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师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贞祥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休整后，重整旗鼓，当年攻占岳州、武昌。咸丰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杨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两年后，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十年（1860年），湘军围安庆。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3】三件事：一、买书（知识改变命运）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在参加了七次小试后，终于童试过关，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并于当年取妻成了家。次年，曾国藩首赴乡试，竟一举中试成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于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入都，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曾家几百年才出了这么个举人，可称是破天荒，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自然大喜过望，期待着他实现多年来曾家入官为仕的愿望。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国藩不售，由于昔年还要举办恩科，未免于往来奔波，曾国藩遂留住京师的长沙会馆读书一年。然而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于是，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二十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两考不中，还借那么一大笔钱买书，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二十三史》，绝对是个异数。但就是他的这股子对于书的热诚，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使得他在将来的风起云涌的人生中，有着坚定不移、宠辱不惊的精神指导。二、靖港之耻（败不馁）咸丰四年四月，太平军大部据于靖港，别部据于宁乡、湘潭。当时有人半夜来向曾国藩说：“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防备）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1】于是曾国藩出兵靖港。有王闿运所著《湘军志。曾军篇》记载当时情景：庚午（四月二日），平旦至，水急风利，炮船径逼寇屯，寇炮陆军至者合团丁攻寇。寇出，团丁遂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搭成），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国藩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眼见自己编练的湘勇如此不中用，曾国藩一时激愤，竟欲投水自尽，被悄悄跟随其后的章寿麟发现救起。出师不利的曾国藩痛心疾首，上请罪折归纳失利之因：一、纪纲不密，维系不固，以致溃散；二、轻进求胜，对事出意外的退败没有准备；三、明知水勇训练不足，陆军临阵经验不足，贸然出战，责任在自己心存侥幸。为此，他实行了一贯的精兵原则，毅然裁撤了靖港的溃勇，只保留了在湘潭经受住战火考验的水师五营、陆师三营与驻守平江的湘勇，总计四千余人，比出征时精简了一半以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人的一生亦是如此，有了失败才会将成功衬托得更加耀眼。靖港之挫后，曾国藩深刻反思，重整旗鼓，为将来荡平贼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进退之智（胜不骄）在战胜了太平军后，曾国藩没有因此的骄傲，反而感到危机四伏。多年的官场打磨，他知道那些眼红他的功绩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攻击他的机会。这样一支30万人的军队，只听令于他一人，只要他想反，定是一呼百应，这就是那些反湘军派的造谣的借口。再者，他深知“功高震主”的人，威胁到皇权的人，绝不会被皇帝轻易放过，因为他皇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定要对那些潜在威胁斩草除根。于是，他没有等皇帝与反湘军派出手，于同治三年（1864年），大破天京的同年8月，上奏裁军。见好就收，不贪名图利，是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心止如水，内心的格局达到一定的境界才有的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历史的河流冲刷过中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但在此期间不因自己的功劳而恃骄的，在急流中勇退的人物，只怕也是屈指可数。而曾国藩能做到此点，“中兴四大名臣”的称号，也是应得的。启示和反思：曾国藩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建功立业，仕途亨通，十年七迁，官至二品，乃至封侯，“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史称“千古第一完人”。【2】但是，在这些光鲜的颂词下，并没有提到他成就自己时的艰辛：一兵一卒的创练湘军，在兵败的耻辱后再次艰难站立，荣誉加身后的受宠不惊、韬光养晦……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之所以受到后世称赞的优秀品德。胜不骄败不馁，以平淡的心情去看待兵家之胜败，只为心中忠君报国的理想而奋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我一直信奉的，曾国藩对于书籍的热忱也正鼓舞着我，从书籍中去探索内心的世界，从心灵开始强大起来。而对于生活里的挫折，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应该试着去走出它的阴影，这个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但你一旦走到了阳光下，世界就会突然地明朗起来，以前所痛苦的事情旋即成为浮云。在我们的起起落落中，最能锤炼我们的心态，处乱不惊，宠辱不惊。而曾国藩在成就一番功业后，毅然决定上奏皇帝，裁剪军队规制，也是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支所向披靡而又只听命于他一人的军队对于帝王始终是个威胁，见好就收才是长久之计。对比于历史上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开国功臣、封疆大吏来说，这也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生来就是完美的，我们总是一点一滴的学着去剔除自己不好的部分，学会成长，学会承担。就算是名人，也是在必经的磨练中，锻造更强大的自己。人生有起有伏，即使只是在学生时代，也会有心情的落差，比如成绩的起伏，学生会职位的升降，人与人关系的好坏等等。很多事情我们也会身不由己，但是，当我们想到那些伟人时，总会给我们带来曙光。看他们的行事，学他们的经验，就会忽然间的豁然开朗。感谢那些大师们曾存在于我们最艰难日子里的思维里，给我们启迪方向，教会我们人类从不屈服的思想，让我们洞悉中华民族在那个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那些贯穿古今的精神价值。在通过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这一位重要人物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使得我有一个更加平淡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为最初的理想而奋斗，起伏不惊，去留无意，随心中所想，忠于心中之事。参考文献：【1】刘忆江. 曾国藩评传.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2】李烈钧. 从曾国藩身上可借鉴些什么. 体坛报，20012，（01）【3】维基百科【4】冯毅. 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重庆：西南大学，2010【5】肖高华.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长沙：中南大学，2004

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一：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引用百度知道)

李鸿章，是近代史中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其一生几项事迹对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今日：发起洋务运动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但是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说起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包括《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那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四次谈判后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1、中国赔款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亿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5、中国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虽然签订了不少丧国辱权的条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可奈何，他只是被推上台面的清朝高官而已。

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已经尽力了，对于中国来说，他也对中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内部改革，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相对抵抗了外国列强的入侵。用孙中山的话来做个结尾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二：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