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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一、城市化的概念。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二、城市化道路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提高到2000年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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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英文中地理一词则来源于希腊文hê gê（意为“地球”）和graphein（意为“写”）。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书籍包括了《禹贡》和《山海经》等。古代的地理学主要探索关于地球形状、大小有关的测量方法，或对已知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描述。研究对象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同人类相关的地理环境。 * 地球表面：地理壳-景观壳-地球表层-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陆地-海洋山脉-大陆架-气候-植被人类生活：乡村-集镇-城市-人种国家 -- 世界政区 -- 各国首都 -- 洲 -- 地区 -- 州 -- 省 -- 自治区 -- 特别行政区 -- 联盟 -- 市 -- 县 -- 自治县 -- 旗 -- 郡 -- 城市 -- 城镇 -- 村落 -- 地名 paz 学科分支地理学没有一个公认的分类体系。在西欧，地理学分为通论地理学（即部门地理学）和专论地理学（即区域地理学）两部分，通论地理学中分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分支下再分次级分支学科。前苏联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大分支，然后再分次级分支学科。西方学者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部分，或分为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三部分，下面再分次级分支学科。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利用生物学来研究，是一种系统的地理学、了解全球性植物群和动物区系样式，利用数学、物理学来研究地球本身的运动以及它和其他太阳系中星体的关系，是研究位置和空间上地球变化的学科。 * 综合性 o 综合自然地理学 o 古地理学 * 部门性 o 地貌学 o 气候学 o 水文地理学 o 土壤地理学 o 生物地理学 + 植物地理学 + 动物地理学 o 化学地理学 o 医学地理学 o 冰川学 o 冻土学 o 物候学 o 火山学 o 地震学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更注重地理学中社会科学的成分，从非物理的层面来考察整个地球的行为模式，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及人类活动的地理分布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及格广义的分支： * 社会文化地理学 o 人种地理学 o 人口地理学 o 聚落地理学 o 社会地理学 o 文化地理学 o 宗教地理学 * 经济地理学 o 农业地理学 o 工业地理学 o 商业地理学 o 交通运输地理学 o 旅游地理学 * 政治地理学 o 军事地理学 * 城市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 * 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地图学-地名学-方志学-理论地理学-应用地理学-地理数量方法-计量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地理信息系统，其中地图学-地理数量方法-计量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实察方法,可合称为地理技术方法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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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物业管理发展营造美好家园随着城市的改扩建进一步加快，成片的新建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为我市竖起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但如何管理好这些小区，不至于一年新、二年旧、三年破，值得大家深思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吉安晚报推出的《加强物业管理共建和谐家园》专栏，就是针对我市目前物业管理行业和住宅小区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业主和物业企业搭建一个全方位的沟通平台，更好地协调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努力营造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效益同步增长。物业管理作为小区管理的一种好的形式，它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他包揽了小区的多种管理和服务，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涉及小区管理职责的一个社会总代管，不仅解决了小区的后顾之忧，让业主实现了安居的梦想，而且能营造一个又一个和谐的小环境，对建设和谐平安吉安、创建“三城”活动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凡值得参观、学习的小区，规划和建设的档次都比较高，都有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和良好的物业管理，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都舍得投入，希望打造精品小区。但由于，我市物业企业基础较差，物业行业发展较慢，城区老的住宅小区难以普遍推行物业管理，新建住宅小区有的在规划和建设中也忽视物业管理必要的设施要求，因此，城区物业管理覆盖率还不高，已管的小区也因客观、主观等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收费难、收费标准低，导致物业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寅吃卯粮，长此下去将难以为继，脏乱的小区可能随时出现。可是住宅小区作为城市的一个基本单元，管理的好不好，能直接反映出城市的文明卫生状况，小区搞不好，城市的脏乱差就解决不了，而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中是造就不出高素质的文明市民，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就会在此滋生蔓延。通过这次专栏节目，广泛宣传物业管理政策法规，引导人们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明确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让业主克服买了房子就买了一切，只要服务不想交费，或是交了有限的费用享受无限服务的行为；让企业克服把物业管理看成一种权力，重管理轻服务，多收费少服务的现象。其实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有矛盾实属正常，关键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搞好小区管理。所以要求企业不断自我完善，提供规范而又满意的服务；业主树立住房消费意识，主动配合物业服务；加强沟通联系，时常换位思考，不断密切关系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督，这样我市的物业管理行业就能健康稳步的发展。西苑小区物业服务处涂2010.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这是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浦东现代建筑尤为壮观，世博园规划突出现代建筑特色，为的是给世界留下一个全心的博览会印象。笔者认为，世博园现代规划要素固然重要，但应该避开千篇一律的内容。世博会，应该是“博”字的亮点中，还应该有我们民族传统特色。在突出现代主题上，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传统的文章作点缀。把我们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商业交流，生动地再现出来，这样会使世博园锦上添花，而且能够抓住世界的视线。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商业繁荣景象，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丰富内容。画中商业交流街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富有中国传统特色，其欣欣向荣景象，浓缩了一幅古代中国商贸繁荣兴旺的瑰丽画卷，极具代表性。况且这幅名画在世界范围知名度高，与世博会主题想吻合。如果在靠黄浦江边世博园规划区，划出一块区域，建立一个现实中的“清明上河图”，让这幅举世闻名的名画，重新生动地再现黄浦江边。这样，既可作为旅游景观，又可作为一初中国各民族传统商品展览会聚地，而且能够抓住外国人喜欢中国古代建筑和传统商品的心理，可谓一石二鸟，其意义非同凡响。浦东聚集了太多现代建筑物，高楼大厦，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如果有这样一处“清明上河图”仿古建筑群来解放人们的实现，润色人们返朴归真的心理，可起着画龙点睛之妙趣！而且坐落在浦东“清明上河图”与隔江相望的城隍庙遥相呼应，在开完世博会后，可把它规划为南来北往的商旅们传统商品交易中心，使之真正体现现代“清明上河图”的兴旺繁荣。不但有极高的欣赏价值，而且还有着不可估量的实用价值。同时也使世博园中添一抹古香古色的风采！可以预见，将来“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现实意义，不是一般的商业贸易区，而是一处高品位的人文景观，其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风味，必将为世人所乐道！-------------------------------------------------------------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化大工业与信息化引起社会结构急剧的转型，城市化已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现象之一。在上述大趋势演变过程中，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正在由农村型向城市型逐渐过渡。城市化显著特征表现于：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多元文化大融合，城市的经济方式等特征正在向农村扩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全球城市化带来城市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融合。上海做为国际大都市，正在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大融合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在此进行激烈的碰撞、交锋与融合。在上海这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国际大都市之中，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一元化与多元化，各种地域文化和城镇文化等观念正在激烈地分化与融合，从而构成一系列本质性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应生的，具有个性的城市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利于提高城市自信心和知名度。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与文化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开放的有个性城市。2010年世博会将在上海举行，在展期六个月的世博会期间，观众人数将突破五千万人次，有望打破6340万人次的世博会最高记录。2010上海世博会将主题定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命题紧紧抓住了国际上城市化进程这一大趋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命题，预示着上海及其他城市将要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而创造出来的高度人工化的生存环境，造福全体城市居民。-------------------------------------------------------上海是一座集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于一身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在秦汉时属于海盐及娄县，唐时属华亭县，宋始设上海镇。元代设立上海县。鸦片战争后，上海被清政府辟为商埠，经过一百余年的建设，成为今日之大上海。上海，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由于城市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不同，其在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特点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上海的城市特点：能够融合多种地域文化，并能够吸取外国先进文化，兼收并蓄，奋发向上。上海的城市精神简言之就是：“开放与进取”。上海的城市特点是和城市精神历史之积累与文化传承的结果，具有强烈民族性与地域性，是上海的精华与象征。历史上的上海是一座新兴移民城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流，国内文化精英曾经在这里汇聚。鸦片战争改变了上海的命运。当时上海成为国际著名的自由港和移民城市，奉行投资者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登岸。上海侨民曾经一度高达10万余人，有全球“冒险家乐园”之美誉。在外国人移居上海同时，国内精英纷纷向上海汇集。机灵的江南人、聪慧的广州人、勤劳的山东人和苏北人，从各地迁居上海。综上所述，华人洋人杂处，上海本地人与外乡人混居，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文化和经济繁荣。从全国各地移居来的农民、手工艺人、知识分子，在上海这个移民城市中，感悟现代文明真缔，成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这是上海对于中国的极大贡献。于是，精明的上海人成为全国仿效的楷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海派文化普及风暴”。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代名词。多元与创新是海派文化精华之所在。上海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上海都兼容并包。上海以海纳百川的气势，以开放创新的意识，生机勃勃地屹立于东海之滨。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一次展示上海城市形象和传播上海城市精神的最佳时机，亦是一次促进建筑艺术设计及建材发展的新契机，也是一次展现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平台。“温故而知新”。综观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过程，思考成功地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要素，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其一，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重要保证。从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到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从“通过竞争，获取和平”之主题到“人类——自然科技发展”之主题，历届世界贸易博览会都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将上海2010年世博会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中国政府承诺：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展提供1亿美元的专项基金。其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办好世博会的群众基础。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是明智的选择。上海的良好文化氛围是国内所有城市之中，首屈一指的。有人说，多元共存的宽容环境是文化繁荣的肥沃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的人才优势与科技优势，是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界博会的基础要素。其三，主办国的综合国力是办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而综合国力的提高，使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有了坚强的后盾。其四，2010年上海世界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赖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业运营模式。完善的基础设施应当包括：现代化的展览馆硬件设施，一流的交通与物流、一流的组织和服务等等。高效的商业运营模式指世博会是一个优于专业杂志、报纸、新闻发布会等等的营销中介模式。利用这一高效的商业运营模式能为上海这个城市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上万个就业岗位，从而使之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巨大的“聚宝盆”。-----------------------------------------------------21世纪是城市世纪，人类发展史即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城市诞生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城市成为世界的主宰，而21世纪扑面来的知识经济的诞生将成为第三次城市革命（或称之为新城市时代）的重要标志。21世纪的城市将以人为本，追求对人的最大关心和陶冶。未来城市将以获得最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为最大实现，从而使人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和核心。人类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追求和探索更佳城市生活的历史。从英?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追求“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美丽和一切福利相结合在一起的目标”的理想城市”；法?勒?柯布西埃〈〈明天城市〉〉和〈〈光辉城市〉〉强调城市必须集中，建设集中有生命力的垂直的花园城市；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建设有秩序的符合大自然进化规律的有机城市；美?赖特的〈〈广亩城〉〉中探求代表和体现人类愿望的民主的现代城市生活；人本主义思想家芒福德则提出“城市发展的最优模式是关心人、陶冶人”等等，这些城市生活方式执着的先辈们为人类追求和建设美好城市和更美的城市生活描绘了至今仍值得人们借鉴的宝贵财富并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如此，除了上述先哲的个人努力外，人类也逐渐认识到，建设更好的城市，创造更美的城市生活，必须让全人类共同行动，形成共同的目标准则和行动纲领。从世界建筑师大会的《雅典宪章》第一次提出城市的居住、工作、交通、游憩四大基本功能，并以思想上认识到城市中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强调“人们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是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而《马丘比亚宪章》则强调“必须努力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具有历史和文化感的城市生活环境；在《华沙宣言》中，确定了建筑人和环境作为整体的城市理念，并强调“市民参与城市发展过程，应当认作一项基本权利”，并将“重要的历史、宗教和考古区，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区，应该为子孙后代妥为保护，并且要同现代生活和发展结合起来。一切对塑造社会面貌和民族特征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必须保护起来”；而在《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中则重申和强调“由于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具体目标也各不相同，但发展的内涵却应当是一致的，即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证人们平等、自由、教育、权利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因此，“人类应当有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等等。人类城市发展已经证明，以上宣言已成为全人类城市发展和追求更美城市生活的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纲领。由此看来，追求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提升和实现高质量的城市美好生活，不仅是发达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和未来发展中更需要优先考虑并解决的主题和难题。正如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所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People come together in cities in order to live; They stay there in order to live well.）“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表达了全人类追求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体现了21世纪人类追求发展的新境界。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将加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建与整合。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各国除了实施城市物质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外，更应注重各国家和城市个性化、人性化和民族化的挖掘和重建，以期待创造多层次、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城市生活，使城市具有亲和感、主人感和和谐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表达了人类关注自我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新审视。城市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人类共同的命运，精心爱护和经营我们的城市，实际上就是爱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使居住在城市的人具有自豪感、家园感和认同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追求一种城市要素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强调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强调追求城市物质高质量的同时，必须强化对人的权利和情感的最大保障、满足和提升，特别要体现因地制宜对反映各国城市特有生活习惯、地方民族习俗和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保留，并使之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发扬光大，使城市具有文化感、历史感和归宿感。2.“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五个副主题（城市多元化的融合、城市新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城市与乡村的互动）的深化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21世纪是一个呼唤文化精神的世纪。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多元文化的聚集与交融是城市的特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在城市中表现出他们最丰富的想象力和最独特的创造力和魅力。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和各城市采取活跃和开放的对外文化改革，而世界的多样性在城市的多样性中得以集中展示。共享时代文化，城市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寻求和谐发展，寻求历史文化与空间的连续性具有普遍和现实的意义。如各种文化节、电影节、音乐节、舞蹈节等。城市多元化并存与交融发展，体现了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本身特征。城市是历史积累的产物，本身历史悠久的城市更是属于世界人民最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经过反思和重新审视，世界各国已对城市历史和城市遗产在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速的今天，基于对多元文化、地方文化保护的呼吁而展开的种种争论也与历史城市遗产保护密切相关，因为，越是历史的，越是民族的，也才越是世界的。城市“新经济”的繁荣。“新经济”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富有活力的城市经济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而21世界的新经济更应是“绿色经济”。未来城市经济是以“保护环境、崇尚自然、维护生态循环”为核心的新经济活动。实施城市“新经济”战略，使城市变成最洁净、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国际竟争力和“双赢”的“绿色城市”，而新经济体现在各个行列中，如金融、贸易、保险、会展、电信、网络、环保、休闲等。城市经济的发展或现代化方式和道路都应尊重各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国城市经济发展必须建之于特殊的资源环境和人口制约和背景下，但不管如何，世界生态体系的可持续性关系到世界城市的未来。因为今日之生态政治已远远超出了“可持续发展”只在一个城市里发生的事件不能算是“可持续性”，除非它成为各处城市今天和未来的准则。城市科技的创新。科技创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动力。城市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和核心，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城市科技创新加快了城市的更新和生活的提升。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借助新科技，不仅有能力更好地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种种“病端”和问题，而且有能力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创造全新的更具活力、魅力和高质量的城市人居新模式，并为我们的发展和交流开拓前所未有的城市新时空，如智能城、科技城、历史城、文化城、信息城、绿色城、健康城、生态城、太空城等。城市科技创新在寻求不同国别和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条件下由于科技水平制约而带给城市生活的种种弊端，并提供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和有效途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科技创新描绘和创造更美的城市，更好的城市生活。城市社区的重塑。21世纪将赋予城市社区更新更丰富的内涵。城市社区是城市和人类生活的“细胞”，是城市“地域性社会利益共同体”。良好的城市社区既强调人与地缘环境的和谐，又重视共同实现多元目标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如包括家庭、邻里的和睦相处，教育、医疗、保健等高水平服务的终身享受，以及丰富多样的娱乐休闲形式供人们选择。在此基础特别关注和重视为所有人提供合适的住房，以解决由此而起的剧增的城市问题，以及现有城市居住模式所体现出的社区割裂与社会分层、大量流动人口涌现等等，都迫使城市要重新审视与思考居住与社区发展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要使美好的城市社区贴近每一个城市居民生活，增加城市公民参与社区管理广度和深度，使城市社区具有充分的凝聚力，同时也增强城市社区中主人翁作用是城市有效管理的基础，而这种作用将贯穿于城市不同体系和层次的所有社区。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城市与乡村是人类复合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有机整体。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与形态发展趋势，但是，在一方面强调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乡村与城市协调发展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可以说，乡村是城市的“底”，而城市则是乡村的“图”，城市与乡村互动实质是图底交替互换的必然要求与结果，是人类社会形态、空间形态、物质经济形象和环境形象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现。城乡互动就是强调城乡平等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先城市，后乡村的发展，或者以牺牲乡村发展城市。要将城市与乡村放在平等位置，而对于中国特殊国情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核心在农村、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村、成败更在农村。也就是说实质上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中国城市化前途与命运。而城乡互动协调，就是更加强调与注重城乡和谐共生的和具有持久发展动力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结构和城乡形态。3.主题意义的深化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1世纪是新城市时代，21世纪是城市化经济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的城市化时代和城市的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浪潮下，21世纪人类之发展，城市将作为主体在全球网络中参与竞争。只有城市，没有国界；只有全球之城，没有政治之都。谁抢滩，谁就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间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将是这场角逐中的关键。通过对城市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展示，通过对主题的沟通、研讨与交流，有利于推动全球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创建绿色城市，构筑和谐家园”理念的实践，有利于提高人类关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的反思和再认识。关于城市以及城市生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而消除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永远是人类努力的一个方向。以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主题，有利于吸引不同国别、不同层次的人们关注、参与这方面的问题，从而，激发人们对人类未来、城市未来的全面思考和长虑。上海既是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上海举办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可以为参观者提供两个舞台：一个是世博会现场的场馆舞台，世界各国各方面在这里展现各具特色的城市历史、现在与未来；另一个是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现实舞台，参观者可以考察和体验这座东方都市及其城市群组的独特魅力。主题对目前和将来仍将出现的城市发展新理念、模式、方向、经验、教训、“城市病”、老龄化、伦理、社区、文化、科技发展等国际性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具有重要的相互交流、借鉴和促进作用。这是一组来自迎世博600天行动社会动员指挥部的数据——最新一次测评结果显示：全市迎世博环境文明、秩序文明、服务文明指数分别为、、，比首次测评的分数均明显上升。当然对广大市民来说，亲身感受也许比数据更有说服力——路面整洁了、社区美化了，大家更讲文明了，公共窗口的服务也更有人情味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正化作市民身边一桩桩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变化。迎世博进入倒计时300天，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截至目前，全市范围的“集中文明行动”共开展了9次，从今年4月起，每逢5日、15日、25日，申城都有百万市民参与到“三五”集中行动中来，有万人次主动参加了各类迎世博培训，万居民通过了世博知识测试……“迎世博”引燃了上海人的热情。(累死……几乎是全部的资料了,你选一下吧)

浅谈构建和谐城市管理经济发展高速推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给城市管理执法带来考验。由于目前城市管理执法遭遇着普遍的曲解和一些人的抵制，再加上法律体系的不完整，以及复杂的客观环境，使我国城市管理执法面临诸多困难。要构建和谐城管，需要理顺城管体制，建立统一的城市管理机构；制定权威、完备的城市管理法；加大城市管理宣传力度，加强城市管理执法中的公众参与、社会协同；城市管理执法要体现“人性化”的法律精神；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努力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科学管理的水平。一、城市化带来的“中国式城管执法烦恼”自2002年以来，我国许多城市都相继成立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前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或执法空档等弊病，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年青”的制度在运行开始遭遇“成长中的烦恼”，许多新的和深层次的问题日益凸显。一是城管执法被曲解。《兰州晨报》的记者曾经就城管的认识问题对普通市民做了一项随机采访调查，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城管，可能就是政府雇佣的人，专门来对付那些乱设摊点的小贩”；“城管就是临时组成的一个组织，用来防止无证占道经营的那些商贩”，等等。在这个调查中，多数市民将城管简单地理解为“他们就是‘驱赶商贩’的”。事实上，城管执法的职责范围几乎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市容环境卫生、公用事业、城市节水、停车、城市绿化、工商行政管理中的无照经营、城市规划管理中的违法建筑、城市交通管理中的临时占道、施工现场、噪音扰民、城市垃圾、背巷死角垃圾、户外广告的设置等等，管理非法商贩只是他们繁杂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二是管理方式被动。如对商贩的管理，有证由工商管，无证由城管管。无证的摊贩都是弱势群体，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是农民进城为谋生存随意摆个摊做小生意。他们不懂也不知道要办照经营的规定，有的甚至连办照的钱也没有。这就形成了捉迷藏或消防兵的管理方式“哪儿有火情就奔赴哪”。今天取缔明天又来，白天赶了晚上又来，哪里有无证摊贩就赶往哪里，还不被群众理解。三是暴力抗法频繁出现。2006年8月北京的“崔英杰事件”和2006年5月四川成都的“尿泼城管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度引发各界人士对城管制度的热烈讨论。据报道，南京市白下区城管执法大队150名队员，除退役的拳击冠军等少数有“身手”的外，几乎每个人都曾遭侵袭。城市管理面广量大，所面对的大多是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这样在执法中很容易受到群众的误解，甚至是暴力围攻。二、城管体制和法制不完备一是城管体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城管体制仅名称主要有市容办、城管办、执法局、联合管理办等，机构规属有的属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有的挂靠在城乡建委（或城建局）、有的干脆为城乡建委的一个内设机构，有的挂靠在环卫局或由环卫负责兼管，还有临时机构的等等，根据各自城市情况制定机构模式。五花八门的机构，遇到重大问题，采取联合执法，即由公安、交警、工商、卫生、环保、城管办、规划等部门联合起来一起执法。现状说明目前的体制不适应时代要求。二是缺少城市管理法。至今我国没有统一、完整的城市管理法，我国现有的城市管理部门行政执法的职权很大程度上来自相关职能部门的原有职权，是从他们那里分割出来的。如：《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等。实行相对集中的处罚权后，城市管理执法拥有的处罚权的法律依据分属各职能部门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体系间的矛盾给执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也影响了执法质量，降低了城管执法机构的威信。三是监督力量不足限制执法质量提升。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同样拥有上级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但在实践中我们的很多监督机制流于形式，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以司法监督为例，因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往往涉及的是一些小数额的罚款。考虑到诉讼成本的问题，相对人也很少因几十块钱继续抓住不放，把执法人员告上法庭。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往往一个区设一个基层法院，法院案件繁多，对于综合执法这样的小标的案件往往应接不暇，不能引起重视。没有好的范例能使公众借鉴，执法相对人不得不止步于法院大门之外。再就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而言，我们仅仅只能看到两股监督力量批评之声有余，却收不到科学合理的诉求建议。因此，将各种监督力量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已成为提升城管执法质量的当务之急。三、以人为本，着力构建和谐城管需要理顺城管体制，建立统一的城市管理机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管理体制的理顺应摆到议事日程上。据多年来探索和实践，应建立城市建、管分开的机制，实现建设一条线，管理一条线的体制。目前国家有建设部，但是管理这条线，20多年来仅有“儿子”没有“老子”，呼吁尽快理顺城管体制，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制定权威、完备的城市管理法。目前各城市管理部门联合起来执法，依据的是各职能部门的法律法规，暂时解决了一个部门一部法、执法队伍多，重复处罚以罚代管的弊端。实践证明这是可取的，建议将暂时改为长效。呼吁尽快出台权威、完备的《城市管理法》，从地位、职权、执法程序、监督办法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作为城市管理的依据。加大城市管理宣传力度，加强城市管理执法中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如果有了《城市管理法》，就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大力宣传，可通过培训班、新闻媒体、电视、报刊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城市管理的法律知识，使广大市民懂法、知法、守法。目前可抓住“五五普法”深入进行的契机，强化人们的城管法律知识，增强市民的法律意识。同时，要积极发展城管志愿者组织和推进城管执法进社区工作，城管执法有社会协同和广大公众参与，以此共同来管理我们的城市。城市管理执法要以人为本，体现“人性化”的法律精神。对于完善城市管理，构建和谐城管，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都实行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使其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改变传统的“只堵不疏”的管理思路，采取“堵疏结合”的方针进行综合治理。真正以人为本，体现“人性化”的法律精神。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城市文明的高中议论文800字5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我有一亲戚，一走进他家门，就有一阵芳香扑面而来，往里走，你就能看到一簇鲜艳的野花，此花非同寻常，问它从哪儿来？请听我慢慢道来。

一天，我们去偏远的山村旅游，酒店的前面总是会站着一个手捧竹篮子的小女孩。小女孩不大，大约十二岁，竹篮子里放着一簇颜色不一的鲜花，很明显，每一朵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小女孩皮肤黝黑，但还算长得清秀，她的衣服不会太破旧也不会太亮眼，整个人结合起来反倒和对面的三清山相融合。她在那里小声地说：“新鲜鲜花，一元一束。”看样子，应该是家境的原因才会来这里卖花吧。

第一天，我们驾着车来到这个地方，这里环境清幽迷人，新鲜的空气令我们神清气爽。我们在订酒店时，这个小女孩就提着篮子不停地在大厅里走动：“新鲜鲜花，一元一束。”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理她，都是摆摆手就过了。这时，我的这一亲戚走了过去一边翻来覆去地看这些野花，一边啧啧称赞，只见他一摆手，说：“这些花我全要了。”小女孩攥着钱，提着个空篮子，欣喜地往外走，朝着小平房缓缓走去。而他的房间里也透出了一丝丝生命的活力。

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没扫去眼前夜晚的雾气，我们就拄着登山棍，扛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外走，又碰到了那个小女孩。还是我那个亲戚一个健步上去，反复抚摸欣赏，拍拍小女孩的肩，笑笑说：“你瞅瞅这些花多漂亮啊，都给我留着，我回来全抱走。”等到夜幕降临，我们气喘吁吁下山的时候，他的房间里还真的又多了一窝精灵。

第三天一早，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了，车子路过一个小村庄，真巧看到那个小女孩提着一篮鲜花往外走。他把车子停下，摇下窗户，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说：“这些花还是那么鲜艳啊！……”没等到他说完，小女孩就开口了：“高尚的精灵只配给高尚的人，我只是帮助它们找到一个家而已。”说完，便把一篮鲜花递进窗子里。嘴角微微翘起，走了。

这时，车子里放起了周杰伦的《稻香》：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还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了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曾经有报道说，有记者到曲阜看到满街都在卖《论语》，就采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说，那些东西都是卖给外国人看的。可见，老百姓只是把《论语》看成旅游的商品、旅游的纪念品，并没有对内容感兴趣，并没有当文化典籍看。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地方。我们要先自己多学习，多了解，并且向外人宣扬我们中国人拥有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离去世界的舞台。因为它使我们中国人凝聚，使我们中国人团结。

前段时间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中华成语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继承传统文化的方式，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公众平台，使人们重燃了对母语的热爱，还有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弘扬的是中华传统美食，更多的是透过美食宣传积淀的中华美食文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相得益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已经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唯有民族文化才是历史长河中永远流淌的，唯有民族文化才能凝聚起推动民族复兴的力量，也唯有民族文化才能开启更加灿烂文明的中华新纪元。面对新时期实现中国梦的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汲取还存在明显差距和不足，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还有大有可为的广阔空间。我们应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和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切实做到古为今用，使其更为丰富、更加多样。

让我们从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中汇聚新的力量，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不断前行，坚定奔向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

有些家长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看《漫画书》，说看《漫画书》浪费时间，对学习没有益处。可是，今天，我看到的四幅漫画，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文明——只差一步。

漫画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一起走路回家，路过了一个垃圾箱，那垃圾箱的旁边是一堆垃圾。确实，文明的确之需一步根本没有人愿意把垃圾投入垃圾箱里，现在，总有少数这样的人，不愿意多走这一步，而把垃圾随意地扔在垃圾桶周围。这样做方便了自己，却破坏了这个城市的公共环境，这样的人真可耻！

女孩儿和男孩儿露出惊讶的表情，这时，女孩儿对男孩儿说：“我们一起来收拾这些垃圾吧！”男孩儿对女孩儿说：“好的。”开始行动了，女孩儿脑子一转，说：“文明，光靠我们两人，是不行的”，女孩儿又对男孩儿说：“我来收拾垃圾，你来写‘文明只差一步’的公告牌，好吗？”“好的。”男孩儿就行动起来了，便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和笔，趴在地上写着：文明——只差一步。”女孩儿在拾垃圾，不怕脏，满身大汗地捡完了垃圾，就在垃圾箱的外部贴上“文明——只差一步”的温馨提示语，女孩儿竖起拇指赞美男孩儿说：“你写的毛笔字，真好看！”男孩儿回答说：“谢谢！”说完二个人便一起回家了。

从这个故事我明白了：道德有时候，只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是”，就是多走几步，把垃圾放到垃圾箱中；而“非”，就是少走几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的附近。文明也是衡量一个人品格修养的试金石，但实践起来却很难的道理。这时，我心又想到：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爱护环境要从我做起。我决心要做一个爱护环境的小卫士。

中华文化是一种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创造发明甲骨文开始，到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盛况，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都是无一不是中华文化贯穿始终、一脉相承，都是历史责任，更是光荣使命；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时不我侍，需多措并举。

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华要创新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因此要想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改革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拆除制约文化发展的各种藩篱，解开捆住文化发展的手脚，文化自由地在市场遨游、自主地呼吸新鲜空气。

中华文明为何能屹立在世界的前沿时隔几千年仍然璀璨夺目而光辉不朽？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独具的领先世界的道德文明和生命文化！就是因为中华文化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宇宙自然规律！就是因为中华文化是圆融和谐的`文化！投射到个人身上，就是有内涵，学识渊博、通晓古今、具有洞察力；就是上善若水，把握大道，能圆融和谐一切；就是极其闪光的人格魅力，一身正气，具有凝聚力。

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让我们携手来，众志成城，把中华文化传承好、发展好，共同筑牢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文化力量。

文明礼德是现代社会中必备的品质，是我们成长所需的精神营养，更是我们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在缺乏文明的国度里，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人们就享受不到幸福美好的生活。

文明礼德，主要指的是着装整洁、待人彬彬有礼、尊重长者、语言不低俗、诚信守法、爱护周边坏境等。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也是一种优秀品质。因为，文明之人必能使周边人对其产生好感，给他人带来快乐。同时，文明也是尊重他人、体现自身价值的良好行为。

文明就像一股春风，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它是一种珍贵的精神境界，见证了人类从古至今社会发展的历程，推动社会不断从愚昧向睿智、从落后向先进、从封建向科学发展。

我国是文明礼仪之邦，拥有几千年的'文明精髓，我们应发扬其精神，传承其文化，无愧于“文明之邦”的称号。

然而，在我们现实社会中，不文明的行为数不胜数，诸如：某些人在公共场合随意吐痰，不在乎他人感受；还有些人，在拥挤的公车上，常常会为了一点小事便肆意谩骂他人；更过分的是，一些人在面对跌倒老人时，置之不理地扬长而去，都怕惹上麻烦的心里让人既生气又无奈。这些不讲文明礼德的行为，是深藏在社会中的毒瘤，影响我们青少年一代的成长，阻碍社会的发展。

每当看到这种不讲文明礼德的现象时，我不解地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现象累见不鲜呢？是因为这些人缺乏文化素质还是家庭教育呢？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主动给一位老奶奶让座，老奶奶激动地连连道谢，脸上露出了可亲的笑容，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其实文明礼德不难做到，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良好习惯，人人都可以学会文明礼德。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文明礼德是我们成长的土壤，应当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这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社会崇尚的美德。我们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爱党、爱人民，好好学习、刻苦专研，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文明礼德修养，遵纪守法，用文明浇灌青春和生命之花，争当新时代文明礼德的实践者。

关于城市化的论文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英国是23%，日本是，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伦敦占17%，汉城占。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北京只占，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城市史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城市史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