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金锁记论文答辩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写的也是人世的荒凉，那种荒凉是由于传统的朽腐、人心的麻木对于人性觉醒的摧残、压抑，人的世界布满了鬼影，阴森而寒冷，人的声音在野地里如野狼孤独地长嗥。这是鲁迅体察到的荒凉，是一个先知式的思想家在时代的转折关头对于生活的独到捕捉。《红楼梦》的繁华衬托了另一种荒凉。“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卡夫卡的小说充满着恐怖的荒凉，人在体制的惯性中丧失了一切的自主意识，成为“动物”，而世间的一切规则、机构，就像永远无法进入的封闭的迷宫般的城堡。鲁迅、卡夫卡的荒凉带有寓言的色彩，是思想家思想的产物。《红楼梦》的荒凉带有日常色彩，是作家体验的产物。张爱玲无疑是近于《红楼梦》的，她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张爱玲的荒凉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感叹。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社会的波澜壮阔是遥远而短暂的，长久的是那些平凡男女的平凡的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才是生命的底蕴。张爱玲作品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人的灵性；人的活泼与绚烂，僵死在程式化的生活里，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遇见同样的面孔，谈论的是同样的话题，时间变得虚幻，一天与一年与一生，没有什么区别。父母亲只盼望着女儿嫁人，嫁了人的女儿又成为母亲的翻版，又接着造人，那些小人又会长大，又会重复他（她）的祖父母或父母亲的生活。就这样循环下去。家里的卧室、客厅、公司的办公室、电车、咖啡厅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局促于这些狭小的空间，每天往返，一点点地磨蚀生命，一天天地萎缩下去。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这个世上“好人” 很多，但“真人”很少”。“好人”的好是社会赋予的，是一种客套或习惯。人们相互亲热、敷衍，仿佛人情味十足，但内心的想法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仇恨、嫉妒、鄙视、猜忌，掩饰在冠冕的言词之下。因而，张爱玲的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即使在爱的名目下走到一起的男女，那“爱”字也是着了不少杂色的。《留情》中淳于敦凤与米晶尧那种相儒以沫的样子，别人看来都以为是一对恩爱夫妻，但敦凤心里明白：“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这些男女甚至连简单的情歌都似乎丧失了，剩下的只有强烈的愿望，抓住一些实在的、物质的形质。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得透彻明白的人。人的本质始终是自私，这也许是张爱玲的观点，因而，她笔下的人心总是那么寒冷、荒凉。一颗一颗的心是迷失的，是孤单的，在自己的家里，也永远有着异乡人的凄楚。《花凋》中川嫦的父亲不肯花钱给川嫦治病，因为她的病治不好了，“明日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敦凤的心里盼望着米晶尧的前妻早点死掉；而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姑母设下了圈套让自己的侄女往里钻。为了自己的贪欲．也为了自己隐秘的复仇心理；……世界是嘈杂的，然而用张爱玲笔下一个人物的话说：多么寂寞，死一样的寂寞。张爱玲作品荒凉的气氛还在于她叙述的调子，那种特有的回忆的调子。读她的作品，总想起小的时候，在古老的临河的大墙门前，在月光里，听老爷爷老奶奶讲从前。讲的人是眷恋的，哀伤的，听的人则是萧瑟的、恍惚的。张爱玲曾经说过：回忆总是令人惆怅的，过去的美好只会使人感到一切都已完了，而过去的烦恼，只会使人再度烦恼。回忆的语调之所以苍凉，是因为时间的阴影，那种犀利而黯败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张爱玲的场景都是时间性的场景，例如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重重叠叠的物质的影子间，晃动着沧桑变幻，辉煌衰败，喜怒哀乐，人的面影越来越黯淡，直至虚无。而她作品的取景往往集中在某个时间点，典型的如《封锁》，只是电车中短暂的一幕，然而，却仿佛将长长的一生写尽。生命的真相——壮丽与苍白，在这一刻中已呈现无遗。张爱玲的笔调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时间过于漫长，年复一年，不断地，演着老一套的戏。就如她的姑姑说到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张爱玲曾谈到：中国人与众不问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已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干是临风流泪，对月长叹，感到生命的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上，不往前想了。实则上，读完张爱玲的作品，觉得张爱玲说的好像是她自己。张爱玲最明显的不是正在于：反来复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的情绪，而选取的角度、空间似乎始终相似，连许多人物都是相似的。有人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比，但很显然，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不单单因为他与时代的关系，他与民族的联结，也在于他在艺术表现上总是能够不断超越自己，他的主题固然集中，但他的每一篇作品总能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以及开创一种新的格式，从狂人日记》到《故书新编冲的作品，没有一篇是重复的。相比之下，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到《五四遗书》似乎始终没有“长大”，唱的仍是同一种腔调。一个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的作家，终究难以以“伟大”形容。张爱玲只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民国女子——张爱玲胡兰成当年为取悦张爱玲所写的捧场文章倒是有很多精到准确之处，比如，“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再如，“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还有这段话，看来就像是胡兰成捏住了张爱玲的七寸，“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有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起饶恕了他们，并抚爱那受委屈的。” 一个女天才和一个男才子之间的结局，是后者又“欢喜”又“悲哀”地制造了罪恶、残酷，前者因为清洁，因为不纠缠，因为那种凄美的“萎谢”意象的暗示，于是只能自己抚爱自己的委屈，甚至抚爱自己的绝望。台湾作家季季曾在文章里说，当年她主持某大报副刊时，拒绝刊发一篇侵犯了张爱玲隐私的文章，此事为张爱玲所知，来信称：“肝胆相照”；在此之前，季季曾有心促成张爱玲重回上海，去看望久病在床的姑姑（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自然熟悉当年她和她姑姑之间的深厚感情），但在这封信里，张爱玲拒绝了。两相对比，季季大为感慨，“她不回去探望久病的姑姑，却对从未谋面的我写出‘肝胆相照’这样的字眼！同样的张爱玲，同样的一封信，为何一则看似寡情，一则形似深情呢？”这也就是张爱玲，一个寡情薄意却又可以生死相许的女子。要分析得刻薄一点，寡情薄意是本性，生死相许是希冀；前者是不奇怪的，特别是其心境寂灭的晚年，更是打不起精神，对于亲情，别说回报，连应付也懒得了；后者是她的一种自我塑造，要知道，张爱玲是喜欢传奇的，也是喜欢戏剧性的。如果我的这段臆测可以成立的话，张爱玲给予胡兰成最后那段飞蛾扑火般的牺牲，也就可以解释了。我不是说在张爱玲这方面没有一种年轻女子单纯的情感，只是这种情感里掺加了太多的幻觉和一种对背叛和决绝自虐似的偏爱。这样说成立吗？不敢肯定。因为张爱玲不说话。几乎所有关于张胡二人的说法均出由胡兰成之口。感谢这个饶舌的才子成全了我们这些张迷的窥视欲，哪怕它不完全真实。胡兰成自己说，他将《今生今世》寄给了张爱玲，她简单而客气地回信说，书收到了，谢谢。别无它话。这几个字让胡兰成好生伤感，说是爱玲的确将他完完全全置于脑后了，哪怕是她不作回音也好啊。而这种冷淡完全是张爱玲式的。读者都知道，张爱玲当年在文章里将她家的恩怨情仇向大家—一交待，她是一个不讳言私事的人，但关于她和胡兰成，我们看不到她的任何交待，这真是应了老话，“曾经沧海难为水”，无话可说他应了她祖父张佩纶的一句诗，“秋色无南北，人心自浅深。” 张爱玲曾说人生恨事有四：一、海棠无香；二、鲥鱼多刺；三、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四、高鹦妄改，死有余辜。她用的是闲笔，人生的要紧处全被她荡开，天凉好个秋的意境。对于很多张迷来说，人生恨事之一就是，爱玲无话，兰成多嘴。而人们偏偏想把这段男女情事探个究竟。浅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的“自我爱恋情愫”——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内容提要：张爱玲小说以爱情为创作的题材，表面看并无新颖之处。但是，她却从男男女女的平凡琐事中抽出了女子特有的“自我爱恋”情结，这表现出张爱玲的特异之处。作家认为这是女子最本质的情感之一。所以，以此为机缘，作家解开了女子难解的复杂感情，这使作家从更深层面表达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的解读，深入认识张爱玲小说女性刻画的这种特异性，并进一步探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关键词：爱情；女子；“自我爱恋”情结；女性自我意识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许多评论家的赞誉：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我2年前看过改编过的《金锁记》连续剧，印象特别深刻。现在又看原版张爱玲的《金锁记》，算是真正领略到张爱玲的天赋了。但是2者比较起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改编后的《金锁记》。张爱玲说过，曹七巧是她笔下惟一一个彻底的人。的确，曹七巧非常彻底，彻底到让人感到心痛。因为曹七巧的彻底就是彻底破坏。她破坏一切一切：破坏那些喜欢她，或算计她的人；破坏她儿子的幸福；她的2个儿媳妇，她们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女儿的因缘也被她破坏，最后七巧当然也把自己给破坏了，这个小说就完了。张爱玲似乎写的是个破坏王，但是，我发现很多读者非但不会对七巧种种变态行为感到厌恶，而是会感到一种直彻心骨的苍凉的悲哀和同情。年轻时候的七巧是个可爱人见人爱的姑娘，那时的她有点单纯有点泼辣，但是她善良而富风情。面对嫂子的刁难，她也没有直接反驳，哥哥是她唯一的亲人了，也不帮着她反而时时护着嫂子来为难她，最后还把她往火炕里推——嫁到姜家，因七巧出身低微，倍受歧视与排挤，还要照顾个患骨痨的丈夫，但毕竟他们是她唯一的亲人了，无论怎样她都是爱他们的，从后来她对哥嫂的照顾就可以看出，七巧是个善良和宽容的人。在小镇上的日子是清苦的，但七巧也有自己的幸福，镇上的年轻男子都围着她团团转，她也大胆地跟那些男子开玩笑，享受着自己的快乐。在那小镇上还有她和三少爷的美好回忆，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七巧就会勇敢果断，当然她也得到自己的幸福，虽然是非常短暂的。晚年的她也会经常回忆起这些往事，无论她以后变得多么极端不相信人性，但她骨子里还是向往幸福的。嫁进姜家后的她，因为出生平民还有个患骨痨的丈夫，因此大家都看不起她，处处排斥她，大少爷更是为了家产处处针对她，这样的钩心斗角的封建大家族里使得她不得不反抗，特别是她丈夫的去世，使七巧的性格极端扭曲。她有如此的悲剧下场完全是环境造成的，她丈夫死前跟她说：“你要变得更凶点。”没有丈夫又没有娘家的依靠，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只有使自己更加凶狠些才可以生存，结果，七巧为了孩子，她勇于和大伯争自己应得的那份家产，最后她成功了。这体现了七巧拥有那个时代女性少有的坚强和智慧。分家独立出去的七巧却没有得到解放，为了守住那些家产，七巧变得十分极端和恐怖。记得龙福说过：“二少奶奶还是改不了那坏习惯，总是见不得人家好。”的确，七巧因为自己受到了太多的苦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自己内心向往的幸福而感到不甘，于是她总是见不得别人好。她嫉妒下人龙福过上安稳的日子，她嫉妒儿子和儿媳有幸福的生活，她甚至嫉妒女儿有美好的因缘，她嫉妒一切一切，于是她不由自主地就从中破坏，只要她有能力的她一定破坏。这反映了七巧畸形的性格，同时也反映了她自卑的情结，别人的好使得曹七巧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内在驱力要改善这种劣势，求得对卑下的补偿，发展了这样的极致，也侧面反映七巧的内心深处真正追求的不是金钱，她真正追求的可能是安稳的日子和心爱的男人，但命运却把她推向姜家，还有那时的社会也使得她不得不守住金钱。另外，七巧身上还有着浓重的封建因素，例如：对女儿长白说：“按说你今年十三了，裹脚已经嫌晚了，原怪我耽误了你。马上这就替你裹起来，也还来得及。”她自己年轻时没裹脚，却不顾一切要裹女儿的脚，其实她是在拟补自己年轻时的遗憾。无论怎样，晚年的七巧并没有摆脱过去的痛苦，反而把过去的痛苦畸形地演变，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个疯子。这就是我眼中张爱玲笔下的七巧的形象，但我自己更喜欢连续剧里的七巧，因为那个她拟补了我们对七巧的同情和遗憾，那个的她在死前明白了一切也得到了迟来几十年的幸福，这其实就是我们对七巧的期望，因此我更喜欢那个的七巧，她没给我们留下遗憾

论张爱玲的小说迅雨（傅雷）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一金锁记由于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于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至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至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当七巧回想着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生命的肉体……”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情欲。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爆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脑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她的痛苦到了顶头，（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七巧墓上的野草。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的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么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 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至于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在扯了满帆，顺流而下的情势中，作者的笔锋“熟极而流”，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四结论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毕业论文论张爱玲金锁记

这篇《金锁记》尤其明显，单从技巧上来说，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红楼梦》的影子来。比如人物描写方面。写七巧，小说一开端并不直接就写，而是通过两个下人的床头闲话点出，把这个家族的人物关系和大致的情况都交代清楚，这和《红楼梦》借冷子兴贾雨村之口道出荣宁二府的兴衰故事一样异曲同工。

晚年的七巧不断的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不幸的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

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这几近心理变态了……整篇小说，从表入里，从正到侧，手法如此奇妙，七巧在张爱玲笔下，已然不是纸上人物了，而是写得活了，这样的功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

创作背景

张爱玲的写作生涯是从1943年的上海开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本就是一个浮华的洋场社会，战争的阴云又给它增添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气息。十里洋场，华洋杂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杂糅在一起，显得光怪陆离。

这就是张爱玲写作《金锁记》时的上海，价值虚无，物欲横流。同时，战争与死神又近在咫尺。人性恶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锁记》正是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它既打上了时代的印迹，也掺杂了作家本人在个人身世背景上所形成的人生经验。

《金锁记》是一个关于报复、禁锢、宿命与人性欲望的故事，主人公曹七巧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张爱玲善于写月亮，但是她不写团圆，反而用月亮的圆满描绘了一个冰凉的世界。在《金锁记》里，月亮这一意象贯穿于全文，对于它的描写，或是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或是浓墨重彩般金雕细琢，用月亮作为全文的线索，一下简要分析月亮在文中的作用。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许多批评家的赞誉，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年少曾读，体会不深，近日重读，拍案叫绝，再三回味，越爱不释手。我以为，和张爱玲其他的小说篇章比起来，这篇《金锁记》可以说是张爱玲顶峰之作，无论从技巧上还是思想上，都能体现张爱玲的天赋所在，寻常人是无法企及的。张爱玲善于刻画女人，尤喜描写各色“坏女人”，《金锁记》也不例外，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张爱玲把它比作是一把金锁——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最后，这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张爱玲的小说受到传统小说影响很大，这篇《金锁记》尤其明显，单从技巧上来说，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红楼梦》的影子来。比如人物描写方面。写七巧，小说一开端并不直接就写，而是通过两个下人的床头闲话点出，把这个家族的人物关系和大致的情况都交代清楚，这和《红楼梦》借冷子兴贾雨村之口道出荣宁二府的兴衰故事一样异曲同工。在两下人的口中，道出了七巧的出身;然后再借二嫂三嫂的.背后冷言闲语，交代了七巧在家族中的低劣地位，因为她是平民出身，而且直言直语，大家都瞧不起她。在一系列铺垫之后，七巧终于出场，一开始就写她因为替二小姐云泽作媒，气得二小姐哭，三言两语之下，完全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现七巧的独立个性，还把姜府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交代得相当清楚。短短四五千字，完全是侧面描写，就把七巧的出身、人物关系、人物形象交代得非常圆满清楚，张爱玲生花妙笔，让我赞叹。其实这种侧面交代的方法在小说中应用得很广。最妙一笔是在后面，当写到七巧约准女婿童世舫见面，要拆散他们，在童的眼中，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在童的心中，印象是“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子”，而小说在写七巧老年的时候，一处都没有正面去刻画七巧的形象，而到最后才借旁人的眼睛点出，妙笔如斯，再次叹服。其外，小说跨度三十年，写人物和事情的变迁，《金锁记》里面用的方法更是奇妙。比如小说最后，七巧把手上的镯子往手臂上推，那镯子在年轻圆润的时候是丝毫推不上的，可是到了老年，油尽灯枯，镯子能一直推上腋窝，这金镯子好比一把枷锁，三十年的压抑和苍凉无奈，就在这一推之间，纤毫毕现，实在是点睛之笔!张爱玲在小说不断的提到“月亮”，月亮是苍凉的寂寞的象征，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去看月亮，皆有不同感受，月亮是人物内心变迁的见证，如开场时的月亮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下去……”，这预示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模糊的状月，象石印的图画”，这是七巧女儿长安眼中的月亮;“彰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象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七巧眼中的月亮;“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象是黑漆的天上的一个白太阳”，是儿媳眼里的太阳。月圆月缺，正是人物命运的象征。七巧的悲剧命运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小说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戏剧冲突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一开始，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也是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开始。然后再通过七巧和妯娌间的矛盾、七巧和三爷季泽的矛盾、七巧和儿女们的矛盾，一环扣一环，结构严谨，故事，就在一幕幕矛盾中开展来。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但是，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幸福，她在寂寞的时候时常想起昔日和自己打情骂俏的猪肉贩，甚至，她大胆追求着三爷季泽。但是，想象终究是想象，而三爷也因着她的狼籍名声而不敢沾染。在幸福丧失之后，她唯一等待的就是独立出去。晚年的七巧不断的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不幸的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这几近心理变态了……整篇小说，从表入里，从正到侧，手法如此奇妙，七巧在张爱玲笔下，已然不是纸上人物了，而是写得活了，这样的功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

张爱玲金锁记论文开题报告

张爱玲也是我的最爱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传奇的故事以及弥漫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她的小说似梦呓，诱你走入一个传奇而虚幻的小说世界。“说不尽的沧凉故事”便成为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题材。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不仅仅使梦魇般的氛围，梦魇般的故事，梦魇般的文化，还有梦魇般的人性，她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展示人性的深刻变幻，这是张爱玲小说值得推敲的成功经验。张爱玲不仅将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熔于一炉，而且能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她直接传承了通俗小说的衣钵，却又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升了传统通俗小说的品格。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6]《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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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论文答辩答案

一般不会提特别难的问题来为难你的，基本是你论文你出现的问题的观点的延伸，还有就是对你论文格式的不规范的地方的纠正，答辩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基本都能从容回答出来的

下面是我毕业论文答辩的要点，当时为了论文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希望对你有帮助。论述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见解。下面是我对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的理解。 1. 善于营造氛围，凸现荒凉意识。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而在氛围营造中，荒凉意识成为一个显著的主题。荒凉意识是我论文的论述主题。在论文中，我从六个方面来论述：（1）小说荒凉意识成因。（2）张爱玲对荒凉的执着。（3）人物命运的荒凉。（4）情节反差的荒凉。（5）意象描写中的荒凉。（6）荒凉意识的延伸。论文从不同角度的荒凉出发，积点成面，构成荒凉意识的集合体。张爱玲总是把笔触伸到人的灵魂深处，她从女人的眼光与心理出发，更多了一些细腻和温柔的特色。越是这样，越是很自然地触及思想背景里的荒凉。她的作品中，氛围营造给人的感觉是信手拈来，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找不到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她自然的氛围营造中，荒凉意识也是不经意地。只要读者把自己带入作品的氛围中，就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那种荒凉感，不仅荒凉，而且无可拒绝。张爱玲给荒凉注入了灵魂，情到浓时，读者可能无处找寻荒凉的由来，却深感荒凉的冲击。 2. 意象丰富、典型，注入作者风格。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捕捉，精当的描写，是张爱玲作品突出的一个方面。张爱玲的小说意象描写有房屋、家具、服饰等的描写，丰富繁杂。她的视觉想象，有时可以达到华丽的程度。意象也涉及镜子、月亮之类，洁净典型。意象丰富使她的作品饱满、形象。典型意象又使作品富有个性。在张爱玲的意象描写中，我觉得最典型的是月亮。月亮这个意象的运用贯穿作者的整个创作。张爱玲善于运用丰富意象，却也对月亮情有独钟。月亮的阴晴圆缺，对烘托气氛有画龙点睛的妙处，这大概是月亮受到她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意象的选取是作者风格的一种体现，在意象的塑造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我们从中可以洞察作者的风格，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3. 细腻的女性心理刻画。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画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在心理刻画中，张爱玲尤其擅长刻画女性心理。张爱玲的作品喜欢描写女性，同时身为传奇女子，有着特殊的经历，对女性的刻画自然入木三分。她善于从女性的细腻心理去把握作品中的女人，暴露她们人性的阴暗面和内心的痛苦。《心经》中小寒深爱自己的父亲，到后来觉得愧对母亲却无法自我解脱。她的好朋友绫卿又和自己的父亲走在了一起。小寒陷入微妙而痛苦的心境。在临近文章结尾，小寒与母亲的对话使小寒内心处于温暖和荒凉交织的挣扎中。文章对小寒的心理刻画，不是直接描述，而是在人物举动、对话，背景的转换中显现。在小寒送绫卿回家的场景中还重点突出了昏暗的楼梯，这种光线的转换，也是对心理活动的一种侧面折射。张爱玲运用多种表现方式，成功地刻画出小寒的心理世界。 4. 注重语言审美性，善用修辞成就华美语句。张爱玲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在音节组合和句式搭配上，注重与文学形象的一致，体现出汉语言文学在小说中的艺术魅力。如《金锁记》中，作者常常传神形象地运用象声词以增加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人物仿佛就在眼前，不见其人，却能如闻其声。她的作品中多有华美的语句，体现出非凡的艺术价值。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把生命比作爬满蚤子的华美的袍，想象奇特，语出惊人。 5．中西文化交汇。张爱玲既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她的有些小说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红玫瑰和白玫瑰》中，主人公振保作为一个中西和壁的典型，他的身上既有西方人的那种进取心和求实精神，也有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虽然他是一个自我奋斗的英雄，能吃苦，有责任感，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成就一番事业，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宁肯放弃自己深爱的王娇蕊，娶了他一个不爱的妻子。为了维持一个体面的家庭的外壳，他宁愿自己饱受情感与性欲的双重折磨。由于振保身上兼有中西文化的精华，而这些精华又以各自的形式存在着，彼此交缠、互不相让，将原本正常的他变了形，从一个传统的优秀青年差不多变成了为社会所唾弃的异类。小说显示出中西方文化交汇对人的思想、行为冲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桂花蒸阿小悲秋》里描写女佣阿小在上海的三等电车上，“被挤得站立不牢，脸贴着一高个子人的蓝布衣衫，那深蓝布以为肮脏到极点，有一种奇异的柔软，简直没有布的劲道，从那蓝布的深处一篷一篷慢慢发出它内在的热气

这些男人的共同点哦

张爱玲小说论文答辩词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中学毕业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文章》)。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故事，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小寒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一、两类时间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二、空间：出走、城与城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最初情境：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三、在场者与空缺者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张爱玲与杜拉斯爱情观的比较.

下面是我毕业论文答辩的要点，当时为了论文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希望对你有帮助。论述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见解。下面是我对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的理解。1. 善于营造氛围，凸现荒凉意识。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而在氛围营造中，荒凉意识成为一个显著的主题。荒凉意识是我论文的论述主题。在论文中，我从六个方面来论述：（1）小说荒凉意识成因。（2）张爱玲对荒凉的执着。（3）人物命运的荒凉。（4）情节反差的荒凉。（5）意象描写中的荒凉。（6）荒凉意识的延伸。论文从不同角度的荒凉出发，积点成面，构成荒凉意识的集合体。张爱玲总是把笔触伸到人的灵魂深处，她从女人的眼光与心理出发，更多了一些细腻和温柔的特色。越是这样，越是很自然地触及思想背景里的荒凉。她的作品中，氛围营造给人的感觉是信手拈来，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找不到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她自然的氛围营造中，荒凉意识也是不经意地。只要读者把自己带入作品的氛围中，就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那种荒凉感，不仅荒凉，而且无可拒绝。张爱玲给荒凉注入了灵魂，情到浓时，读者可能无处找寻荒凉的由来，却深感荒凉的冲击。2. 意象丰富、典型，注入作者风格。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捕捉，精当的描写，是张爱玲作品突出的一个方面。张爱玲的小说意象描写有房屋、家具、服饰等的描写，丰富繁杂。她的视觉想象，有时可以达到华丽的程度。意象也涉及镜子、月亮之类，洁净典型。意象丰富使她的作品饱满、形象。典型意象又使作品富有个性。在张爱玲的意象描写中，我觉得最典型的是月亮。月亮这个意象的运用贯穿作者的整个创作。张爱玲善于运用丰富意象，却也对月亮情有独钟。月亮的阴晴圆缺，对烘托气氛有画龙点睛的妙处，这大概是月亮受到她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意象的选取是作者风格的一种体现，在意象的塑造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我们从中可以洞察作者的风格，加深对文章的理解。3. 细腻的女性心理刻画。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画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在心理刻画中，张爱玲尤其擅长刻画女性心理。张爱玲的作品喜欢描写女性，同时身为传奇女子，有着特殊的经历，对女性的刻画自然入木三分。她善于从女性的细腻心理去把握作品中的女人，暴露她们人性的阴暗面和内心的痛苦。《心经》中小寒深爱自己的父亲，到后来觉得愧对母亲却无法自我解脱。她的好朋友绫卿又和自己的父亲走在了一起。小寒陷入微妙而痛苦的心境。在临近文章结尾，小寒与母亲的对话使小寒内心处于温暖和荒凉交织的挣扎中。文章对小寒的心理刻画，不是直接描述，而是在人物举动、对话，背景的转换中显现。在小寒送绫卿回家的场景中还重点突出了昏暗的楼梯，这种光线的转换，也是对心理活动的一种侧面折射。张爱玲运用多种表现方式，成功地刻画出小寒的心理世界。4. 注重语言审美性，善用修辞成就华美语句。张爱玲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在音节组合和句式搭配上，注重与文学形象的一致，体现出汉语言文学在小说中的艺术魅力。如《金锁记》中，作者常常传神形象地运用象声词以增加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人物仿佛就在眼前，不见其人，却能如闻其声。她的作品中多有华美的语句，体现出非凡的艺术价值。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把生命比作爬满蚤子的华美的袍，想象奇特，语出惊人。5．中西文化交汇。张爱玲既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她的有些小说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红玫瑰和白玫瑰》中，主人公振保作为一个中西和壁的典型，他的身上既有西方人的那种进取心和求实精神，也有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虽然他是一个自我奋斗的英雄，能吃苦，有责任感，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成就一番事业，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宁肯放弃自己深爱的王娇蕊，娶了他一个不爱的妻子。为了维持一个体面的家庭的外壳，他宁愿自己饱受情感与性欲的双重折磨。由于振保身上兼有中西文化的精华，而这些精华又以各自的形式存在着，彼此交缠、互不相让，将原本正常的他变了形，从一个传统的优秀青年差不多变成了为社会所唾弃的异类。小说显示出中西方文化交汇对人的思想、行为冲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