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权意识的研究论文

中国是一个具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地存在着海洋国土的争议，中国急需用制海权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海军，使海军走向深蓝。在这个时候，海权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古代没有海权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也有海权思想，明清两代水师、海军，都是海权意识发展的产物，并在维护国家海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故的史学大师缪凤林在其《三代海权考论》一文中也认为，明清已有海权思想。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判断中国古代人是否具有海权思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海权”。马汉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是一种针对敌人海上力量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使我方的海上力量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使用海洋，剥夺敌人的海上力量的能力。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笔者以为，判断海权思想有无的根本标准是：是否具有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和平的方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进行控制，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中国古代，迄于清末，都没有国家海上贸易，何来保护本国海上商业航道的观念呢？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只有1900年马汉《海权论》传入后，才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这是个事实。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战败，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海军缺乏制海权思想。1890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海权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海权论创立后，西方各国纷纷传播，奉若珍宝，并以之为理论基础，建设各国的海军。海军是国家海权扩展的重要手段。鉴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惨败教训，有的同志提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海军，也有的同志则从与大国争霸的角度强调发展中国海军的重要性。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sea right）的内容和范围。那么，中国海权包含哪些内容和范围呢？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收复主权岛屿的严峻任务，这既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又是中国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统一台湾及周围属于中国主权岛屿的问题上，中国扩大海军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未来中国海军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将与俾斯麦统一德意志、林肯统一美国南方的行动一样，无论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只要达到目的，其意义都是极其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在主权范围内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同时在维护海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这由于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多边协商解决，中国海军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中国永远不称霸"，[18]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中国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国经验。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德、意、日及苏联的无限军事扩张导致其国家衰落，也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跟不上世界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而被肢解或被打败。鉴于这些历史经验，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这对中国的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我们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海权问题，并使中国海军建设行稳致远，在辩证的思路中获得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大发展中国的海权问题，不但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强大的指标，也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和国之骨气的指标，更是展现我们解决这些包含经济军事外交多种复杂因素智慧最好场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提防有人故意利用这些问题转移国内矛盾，我们不应该配合其表演，但绝不允许逾越红线。更不能惧怕这些问题带来的国际甚至是军事麻烦，更不能迷信将来我们的军力更强大。我们发展，别人也在发展，无论何时解决，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麻烦和挑战。如果我们面对挑衅不能够有相应的反应，不但会措施解决问题的良机，也会被历史定位真正的软弱 2 | 评论2011-6-9 14:39 woaifeifei1100| 二级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理论消化、而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本文由海权概念切入，从一般到特殊，试图提出符合汉语语义和中国新世纪现代化实践的海权概念体系及建立于其上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回答中国海权实践的现实问题。一、概念及其误用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o 塞耶o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o 1840-1914）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及相关着作发表的近百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1] 海权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且不说马汉的sea power 的概念是否与汉语的"海权"是一个意思，即使这样，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sea power是否可以概括"海权"一词的主要语义，也值得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共同点还是可以确认，这就是"海权"是一个涉及海洋的概念，这正如"陆权"是涉及陆地的概念一样。既然涉及到海洋，那就要有人问为什么要涉及海洋？当然这是由于人类的生活而非仅仅人类的思想涉及到海洋。既然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权利永远是要有力量来扞卫的，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马汉说得明白，他说："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情形更是如此。1812年美国与英国海战是为了扞卫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当的海洋权利，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及2001年4月发生于中国东部海域的中美"撞机事件"，都是中国扞卫其海洋权利的军事自卫行为。在这种斗争中前者发展出用以自卫本国"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海上力量"（sea power）。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条件下，联合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国际权力。这样海权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享有海上权利，主权国家又让渡出部分主权利益以形成联合国具有强制力的海上权力（sea power），而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形下的"海上权力"则是海上霸权，使用这种力量的国家，则是霸权国家，这时霸权国家的"海上力量"便因失去自卫性质而异化为追求海上霸权的工具。确切地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根本就不具有"国际权力"的资格。但是，如果说，海上权利，是"国家主权"概念自然延伸，那么"海上力量"，就只是一个作为维护海上权利即海权的手段。这里值得提及的有两点：（1）、由于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海上权利总是通过海上力量表现，人们不自觉地习惯上将英文的sea power 混同于sea right，但事实上二者虽有联系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载体和实现手段而不是海权本身。（2）、国家海上力量（sea power）概念也是"海洋权利"（sea right）向"海洋霸权"（sea hegemony ）转化的重要介质。所谓霸权，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一国以实力操纵和控制别国的行为。如上面所说的英国对美国，英国、日本及美国运用海上力量（sea power）对中国曾实施海上的侵略都是海洋霸权的行为；而中国对它们的海上反抗，则是中国维护其合法海洋权利的举动。因此海洋权利(sea right)和海上力量(sea power)及与后者相关的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概念有性质的不同：权利是一种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利益。而作为国家权利的海权，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利益。权力，特别是海上权力，则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具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海上力量"与"海上权力"的概念，虽同出于英文sea power一词，但其语义确是有性质的区别。"海上力量"是个中性概念，它既可以为"海上权利"服务，也可以为"海上权力"服务，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海洋权利"却与"海洋权力"则是对立的概念。因此，如果将"sea right(海上权利)"、"sea power(海上力量)"、"sea power(海上权力)"这三种不同语义的概念同译为汉语的"海权"，显然是不妥当的。确切地说，英文中的 sea power 一词表示的是"海上权力"和"海上力量"而非"海上权利"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与欧美国家长期的海外殖民经验及相应的海上优势有关，也与亚洲、非洲、南美洲等资本外围地区长期收缩于内陆而忽视海洋及其相关权益的历史经验有关。马汉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 这个"武力"在马汉的思想中就是sea power 即"海上力量"。所以，欧美海权思想更多地侧重于力量、控制和霸权，即使是欧美一些国家在为自己的海洋权利而非权力斗争的时候，它们也更多地是从控制海洋而非从扞卫本国海洋权利的角度看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所谈中国"古代海权"，实际上是对"海权"概念的误用。汉语"权"，本意是秤锤，后衍申出"权势" 的意思，但"海权"概念却是与现代国家主权而非与古代王朝皇权相联系的概念，属法权而非皇权范畴。古代国家是王朝国家，王朝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还是依据血缘关系建立并以皇权维系的关系，而不是依据"权利-义务"(right & obligation)体系建立并以国际法维系的主权间的法权关系。如果将古代的"海上力量" (sea power )表述为"海权"，这在汉语词义上并没有错，但它与我们所说的基于主权的海权（sea right）却不是一回事。所以，就其科学性而言，"海权"的概念一定要纳入主权和国际法范畴来讨论，而不能仅仅纳入"海上力量"（sea power）范畴来讨论，更不能与"海上力量"混同使用。这里还需要区分的是"海权"与"制海权" （command of sea）概念。二者虽都与汉语"权"字相联系，但意思大不一样。海权，如上所述，是一种属于法权范畴的概念，而"制海权"中的"权"则是指一种由"权势"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势" 的意思。因此，它与我们所讲的法权意义上的"海权"也不是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二者混用。二、中国海权特征中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扞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 (sea power)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扞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sea right)的阶段。比如中国统一台湾和中国海区其他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岛屿,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 (sea right)，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sea power)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sea power)的实践。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军活动及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插手活动，则是一种霸权意义上的海权即"海上权力"实践。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而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则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海洋霸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将sea power的这两种语义转译为"海权"，而不是将sea power 与sea right相区分，这会使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及相关的海权诉求造成大的误解。中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对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10] 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sea power）。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国海权，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中国海权，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国际法认可的主权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这部分权利随国际海洋法的变化而缓慢演化，比较确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权利产生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部分权利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属于海权中变化较大的部分。不同的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种的海洋权利，但据有同一海洋权利的主权国家却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得到的海洋权益却不同。即使排除海洋霸权的因素，一般而言，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所拥有的海洋权益要大于小国和正在衰落国家的海洋权益。在此之外，还有"海洋利益"，它是比海洋权益更广泛的中性概念。它既可能是来自海洋权利的合法的海洋利益，也可能为霸权需要而产生的非法的海洋利益。由于中国目前的海权实现能力尚未"溢出"其主权范围，所以中国的海权与海上霸权无缘，中国的海洋利益，更多地属于有待于争取和实现的合法海洋权益的范畴。中国属于新兴的和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大国，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第七位。[11]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中国石油进口量由1994年的290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7000万吨，上升了20多倍，石油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由1994年的上升到2000年的30%。按照这样的速度，2010年，中国将有超过4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到2020年，这个比例则要高达60%。中国目前进口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北非。[12] 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中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

你是湖南商学院的吧

如何研究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论文

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忽视了权利意识，但是正在改善，近来也有权利意识过浓倾向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刘小妹来源：中国法学网【关键词】“rights” 权利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是很淡薄的，在政治上也可以说是政治冷漠。

问题一：法律权利与义务论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制度的逐步建立及完善，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越来越高，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依法办事，已成为人们的共同信念。一个国家的法律体制完善与否也日益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标志。我国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只要留意不难发现我们身边无处不存在法律的气息。《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教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作为一名青少年要学习法律知识，学法才能知法，知法才能守法，知法才能用法，知法才能护法，只有全体人民的法制意识加强了，才能实行依法治国，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强大。然而，根据管家有关数据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呈大幅度增长趋势，可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制观念对我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青少年违法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受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比如在社会不讲社会公德，惹事生非、打架斗殴、偷窃敲诈。在学校不遵守中学生守则、违反校纪校规。这些青少年学生虽然也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是违法违纪的，但他们无法真心地体会到事态的严重性。因此校园中违纪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同学认为违纪与违法是两码事，违反校规校纪大不了被老师批评，没什么大不了的，殊不知习惯成自然，违纪就会逐步成违法，以后到社会就有可能作为法的事。有的同学认为如今是追求个性化的社会，如果被学校这个规那个矩束缚，不利于自己发展，作了违纪的事才能体现自己的潇洒，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学校没有了校规校纪，那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如何保障？一个从小没有遵纪守法的意识与习惯的人，长大了很难说他能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有人说“掌握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是跨入21世纪的名片，而具备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才是跨入21世纪的通行证”。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它的根本任务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公民的生活离不开法律，学法才能明确哪些是可以做或必须做的，哪些是不该做或禁止做的，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四化建设的生力军。青少年学法、知法、守法的状况如何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关系极大，青少年要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接受法制教育逐步把自己培养成四有新人。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是自身健康成长的需要。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广大青少年都想成为有用之才，而要成才首先必须健康的成长。由于青少年年龄小，阅历浅，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易受不良风气的影响，青少年容易冲动，特别是当自尊心受到伤害或自己的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容易失去理智，导致违法犯罪。因此，为了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犯罪，就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正面的法制教育，正确引导、让他们能懂法、守法、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养成守法习惯，培养守法意识，提高守法能力。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需要。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要运用好这个权利，只有学法懂法，才能认清和揭露违法犯罪行为。遵纪守法，学法护法是一种被人们公认的美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校有校纪，遵纪是守法的基础，青少年时代是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我们青少年学生要认真学习《中学生守则》、遵守校纪校规，遵纪守法，严以律己，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自强、自尊、自重、自爱，争当一个文明的新时代青少年。问题二：以权利与义务为话题写一篇论文权利看每个人怎么去诠释它，有的人很喜欢那种统治感，就像有权利的人会很唯我希望思想上他的思想是最统一最全面的希望所有人都被他统治有些强势吧喜欢那种主导感，就是潜在的他就有控制的欲望，希望掌控希望大家是绕着他主导的权利，而义务有时候会是一种责任，就是需要去尽责做什么，达到一个大家所希望的看到的一个领导者而不是去控制问题三：关于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3000字以上的论文一．准确得体要求论文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常见毛病是：过于笼统，题不扣文。如：'金属疲劳强度的研究'过于笼统，若改为针对研究的具体对象来命题。效果会好得多，例如'含镍名牌的合金材料疲劳强度的研究'，这样的题名就要贴切得多。再如：'35Ni-15Cr型铁基高温合金中铝和钛含量对高温长期性能和组织稳定性能的影响的研究'这样的论文题目，既长又不准确，题名中的35Ni-15Cr是何含义，令人费解，是百分含量？是重量比？体积比？金属牌号？或是其它什么，请教不得而知，这就叫题目含混不清，解决的办法就是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清晰地点示出论文研究的内容。假如上面的题目中，指的是百分含量，可放在内文中说明，不必写在标题中，标题中只需反映含Ni和Cr这一事实即可。可参考的修改方案为：'Ni、Cr合金中Al和Ti含量对高温性能和组织稳定性的影响'。关键问题在于题目要紧扣论文内容，或论文内容民论文题目要互相匹配、紧扣，即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这是撰写论文的基本准则。二．简短精炼力求题目的字数要少，用词需要精选。至于多少字算是合乎要求，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一般希望一篇论文题目不要超出20个字，不过，不能由于一味追求字数少而影响题目对内容的恰当反映，在遇到两者确有矛时，宁可多用几个字也要力求表达明确。常见了繁琐题名如：'关于钢水中所含化学成分的快速分析方法的研究'。在这类题目中，像'关于'、'研究'等词汇如若舍之，并不影响表达。既是论文，总包含有研究及关于什么方面的研究，所以，上述题目便可精炼为：'钢水化学成分的快速分析法'。这样一改，字数便从原21个安减少为12个字，读起来觉得干净利落、简短明了。若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或反映出属于系列研究的性质，则可利用正、副标题的方法解决，以加副标题来补充说明特定的实验材料，方法及内容等信息，使标题成为既充实准确又不流于笼统和一般化。如?quot;（主标题）有源位错群的动力学特性--（副标题）用电子计算机模拟有源位错群的滑移特性'。问题四：权利义务与人的价值?3000字论文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 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 结论。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论文装订论文的有关部分全部抄清完了，经过检查，再没有什么问题，把它装成册，再加上封面。论文的封面要朴素大方，要写出论文的题目、学校、科系、指导教师姓名、作者姓名、完成年月日。论文的题目的作者姓名一定要写在表皮上，不要写里面的补页上。 2要求编辑题名 1．题名规范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2．命题方式 3．撰写英文题名的注意事项 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③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④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2行，每行不超过42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 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作者 1．作者署名的规范作者署名置于题名下方，团体作者的执笔人，也可标注于篇首页地脚位置。有时，作者姓名亦可标注于正文末尾。示例：王军1，张红2，刘力1（1．××师范大学物理系，北京 100875 2．××教育学院物理系，北京100011）翻译作者及其单位名称的注意 [事项 ①]翻译单位名称不要采取缩写，要由小到大写全，并附地址和邮政编码，确保联系方便。 ②翻译单位名称要采用该单位统一的译法。③作者姓名按汉语拼音拼写，采用姓前名后，中间为空格，姓氏的全部字母均大字，复姓连写；名字的首字母大字，双名中间加连字符，姓氏与名均不缩写。例如： LI Hua（李华），ZHANG Xi-he（张锡和），ZHUGE Ying（诸葛颖）关键词 1．关键词规范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3~8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关键词一般是名词性的词或词组，个别情......>> 问题五：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写一篇3000字议论文一、选题选题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论文写作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一）具有科学性。它应包括：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创造；学科上短缺或空白的填补；通行说法的纠正；前人理论的补充；等等。（二）有利于展开。指的是：要有浓厚的兴趣；能发挥业务专长；先易后难，大小适中；已占有一定的资料；能得到导师指导；在一定时间内能完成；对题目加以限定。注意事项 1、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 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 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 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8、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问题六：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论文怎么写 5分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反之亦然。世上没有没有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没有义务的权利。但，同时，我们可以放弃享受权利，却不能放弃履行义务。问题七：权利与义务作文800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偏废其中任一层关系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一般说来,人们比较注意权利与义务的区别、对立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更深一层的统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事实上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在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由此可见义务的实在内容和设定义务的目标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本身不过是为实现某种利益,享受某种权利而同时应尽的责任.从民法的角度看,权利是利益分配的法律技术手段,义务则是使这种利益分配能正常进行（只允许获取正当利益）而设立的另一技术概念,所以义务是为权利设定的.权利界定利益,义务界定权利,义务设定的动机、目的、着眼点和落实点都是围绕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这根中轴旋转.法律上的各种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都不是为义务而义务、为限制而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获取非正当权利和人们的正当权利被侵犯.就是奴隶主以及许多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被剥削阶级,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权利和利益. 法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正是鉴于权利与义务在法中的特殊地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在不同的法学学科领域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人们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认识并不深入.因此,概括这些认识的理论观点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经不起认真推敲.其中有的根据不足,有的停留在归纳现象层面,有的似是而非,有的错误明显.作者认为,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原则立场,必须立足分析活生生的法律现象,从权利、义务的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去总结和发现规律;其次,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应全面反映二者关系的一些内在规律,应该是法的价值、规范和事实运作的高度统一;再次,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要全面反映人类社会法的共性,具有普遍意义.该文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南,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梳理,总结归纳出权利与义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辩证思维方式. 从总体上来说,首先要清楚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上而讲的,具体说：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相互依存.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没有权利也就无所谓义务.世界上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同时我们可以放弃享受权利,却不能放弃履行义务.二者在功能是相互补充的. 问题八：宪法权利与义务论文1500字左右毕业论文的撰写及答辩考核是顺利毕业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衡量毕业生是否达到要求重要依据之一。但是，由于许多应考者缺少系统的课堂授课和平时训练，往往对毕业论文的独立写作感到压力很大，心中无数，难以下笔。因此，就毕业论文的撰写进行必要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毕业论文是应考者的总结性独立作业，目的在于总结学习专业的成果，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文体而言，它也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论说文。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可以分两个步骤，即选择课题和研究课题。（二）、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自我意识论文研究背景

培养大学生自我意识健康发展====================================================================== 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的认识、体验和监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伴随着青春期到来的重要心理变化，大学生处于青年期的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在解决自我意识发展矛盾中形成健康的自我结构，完成人格成熟和个人成长。一、正确处理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矛盾现实自我是个体对当前自我状况的认识和评价，理想自我则是个体期望达到的自我状况。二者之间的差距，既是个体进步和完善的动力，也是青少年烦恼的重要根源。大学生是一个抱负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短时间难以弥补，导致一部分大学生产生自卑和自责情绪，或者沉湎于好高骛远，难以踏实做事的虚幻自信中。合理解决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矛盾，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可采取以下三种可能的调整策略:(一)努力改善现实自我，使其逐渐接近理想自我这是最为积极同时也是最有难度的协调策略，要求学生基于对现实自我的客观认识，确立切实可以达到的理想自我，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目标，通过顽强的意志努力使现实自我走向完善。(二)基本放弃理想自我而迁就现实自我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大学生群体是有着巨大的个别差异的，其中有些个体既没有过人的才能，也没有其他突出的优点，他们是大学校园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受到整个大学生群体较高的理想自我的影响，这些人的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由于其自身能力的局限，很难达到理想自我。他们所能做的，是基本放弃理想自我，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做得更好，学会与自己的过去作“纵向比较”中来确立自我信心，摆脱与他人进行“横向比较”而带来的自我伤害感，获得平常心，平静而踏实地面对生活应该成为这部分大学生健康的自我观念。二、展示自我和封闭自我的矛盾大学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给学生展示个人风采提供了许多机会，同时展示自我和封闭自我的矛盾也凸现出来:成功的个人展示可以使大学生在他人的赞赏中获得个人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但展示中的挫折和失败也可能伤及自尊和自信;而封闭自我，深居简出，默默无闻,自我是安全的，同时也是孤独的，自我的无价值感常常困扰着试图封闭自我的大学生。面对着两难情境，大学生往往无所适从。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要求大学生完成由关注“他人评价”模式向关注“自我评价”模式的转化，形成正确的理念: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是为了对自我的发现和发展，寻找成功和愉快体验，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喝彩。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可让大学生更加放松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并在一系列失败和成功的尝试中获得个人成长。三、确立独立自信的自我，摆脱成长中的烦恼根本解决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矛盾，展示自我和封闭自我的冲突，需要摆脱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外部依赖，确立独立自信的自我。(一)独立于他人评价，接纳现实自我1/2页

大学生良好自我意识的培养[摘要]大学生经常谈论自我意识方面的问题，如询问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怎样才能成为理想中的人等。大学生对这些自我意识问题不清楚容易衍生出一些难以摆脱的心理问题，有时还会使他们处于紧张状态，产生强烈的内心体验，甚至引起他们心理失衡和心理障碍，影响身心健康。本文旨在使大学生明确什么是自我意识，以及掌握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完善的具体方法，这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对于心理保健，还是对于今后的人生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前言:大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人的自我意识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很多困惑背后往往都涉及自我意识问题。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自我以及自己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认知、体验和评价。自我意识既是心理活动的主体,又是心理活动的客体,是多层次、多纬度的心理现象,表现为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调节三层结构。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认知成分,包括自我感觉、自我观察、自我分析、自我概念和自我评价等;自我体验是自我意识的情感成分,是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个体对自己的态度体验,包括自我感受、自尊、自信、自豪、自卑、自责等;而自我调节是自我意识的意志成分,是个体对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自我作用的过程,包括自立、自律、自我监督、自我控制与调节等,这三层结构互相联系, 完整统一,成为一个人个性中的核心内容。一、自我意识的界定心理学界经过长期的讨论,各国心理学家仍持有多种观点。Freud 强调自我是以生物本能为基础的心理能量的总体,支配人的一切行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任务E艾里克松从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来探讨自我意识的内涵。G奥尔波特概括了一些学者关于自我的论述,把自我分为八类,作为主体的自我;作为被认识到的客体的自我;作为原始的利己心的自我;作为控制冲动的自我;作为精神过程的接受者的自我;作为追求目标者的自我;作为行动主体的自我;作为文化主体的自我等。James认为,自我意识经过儿童期那种稳定的, 整体的我得以分化,出现了两个“我” 。

大学生如何完善自我意识？论文首先是世界观，然后是远的目标，最后是自己的想法，对于人生的认识

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论文

嗨乡村问题太失望太失望了太深奥

进去看看，自己找相关的资料。

知识产权法考试参考论文题目1、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2、综述：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权利及其实施）3、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保护模式之关系4、综述：物的分类（如古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5、综述：物权的保护模式6、综述：物权的客体与物权保护模式之关系7、综述：服务的分类——从服务贸易的角度8、综述：服务与信息9、综述：信息与财产10、综述：信息之上的权利11、综述：作品与人格12、综述：原件、复制品（临摹）与知识产权的行使13、综述：数据库之上的权利14、综述：著作权之内容15、综述：专利权之内容16、综述：著作权内容与专利权内容之区别17、综述：商标权侵权理论与案例18、综述：商标权和商号权之冲突解决16、综述：未注册商标与权利17、综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18、综述：商标与平行进口19、综述：商品化权的权利性质以及案例分析20、综述：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1、综述：遗传资源的内涵、外延以及案例分析22、综述：遗传资源的归属以及案例分析23、综述：遗传资源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4、综述：传统知识的外延25、综述：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6、综述：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以及案例分析27、调查：各地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与对策以及案例分析28、调查：各地传统知识的保护措施与问题以及案例分析29、调查：民间文艺的保护措施与经济效益的实现以及案例分析30、调查：城市知识产权战略31、调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试论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序言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也抚育了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不仅创造了优秀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国人民民俗文化和传统习俗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维系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充足动力和不竭源泉。民间文学艺术已成为区分世界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面对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使用、破坏甚至失传的危机，民间文学艺术亟待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是许多国家都认为必要却又倍感棘手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已有众多国际组织先后关注此问题，并试图给出大家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但结果却并非令人满意。由于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等诸多问题上的复杂性，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在法律上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保护。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流派纷呈，千姿百态。无论是透着喜庆和吉祥的大红剪纸、灵韵别致的传统泥塑，还是清新简洁的蓝印花布、古老神秘的纳西族“东巴”，都从不同侧面体现着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在时时刻刻传承着古老的华夏文明。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祖先赐予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在5000多年历史沉淀的中国文化玫瑰中，就像一只艺术奇葩，显得格外绚丽多彩和引人注目。然而，在我国学术界和立法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研究，基本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并在近几年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出现不少以此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但我国在传统知识保护领域内的立法却并没有显著进步。已经出台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包括《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和《贵州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2）。我国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理论界关于如何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有两种互相冲突的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反对用任何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建议通过公法权利来提供保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知识产权能在传统知识保护中发挥作用，或至少对进一步检验这种可能性抱有兴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的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持有人开始寻求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传统知识。本文认为对民间文学艺术应该以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础，同时加强特殊立法保护，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加以阐述。第一部分，笔者主要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进行概述。首先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界定加以重点阐述，因为无论从国际立法、区域立法、国内立法，还是我国的现今理论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称呼不一。有的学者将其等同于民俗，有的学者将其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等号等等。笔者在把民间文学艺术与民俗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分的基础上，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如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地区的若干民族等，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集体创作或者由集体中的某个个体创作并得到集体认同，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加工、完善，反映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宗教信仰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文学艺术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包含关系，即民间文学艺术包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其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特点、范围及其保护的必要性加以阐述。第二部分，阐述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渊源与发展历程。主要从对其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背景谈起，同时对其国际条约、区域立法加以考察分析和对比。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第一点主要对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联系与区别加以澄清，首先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的联系包括他们都有非物质性、可复制性和法定性。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的区别有他们的权利性质不同、客体范围不同、创新的标准不同、权利主体的确定性不同以及他们的时间性不同，从这五个方面全面加以分析。第二点是对利用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反思加以探讨。第四部分，从中央到地方立法两个方面，对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现状加以阐述。第五部分，是如何对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构想。在关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方面，在我国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民间文学艺术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产权客体，其属于新型的知识产权客体，应该利用特殊立法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著作权制度加以保护。本文认为，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特殊性，在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还不深，理论的储备还不够。为了更加及时地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必须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本文试从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保护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希望对未来的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有所帮助。同时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出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立法保护，形成以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主，以特殊立法为辅的新型立法机制，以期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第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概述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和特征（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和内涵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这一术语的概念内涵，我们应当做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地看，民间文学艺术这一概念等同于我们在民间文艺学上所说的民间文艺，包括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史诗、谚语、民间说唱、民间小说)、民间音乐、美术、舞蹈和民间工艺等方面。就此而言，狭义的民间文学艺术指的是“全体的产生于民间，口头的流传于民间”的文学艺术，它是与主流社会中所谓“纯粹的”或“精英化的”文学艺术创作相对应的一种原生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英语中，与之大体对应的说法是“TraditionalLiteraryandartisticproductions”。[1]广义地看，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内涵并不限于民间文艺学上的审美意味，而是扩展到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有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例如，位于深圳华侨城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不仅将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标志景观原样或微缩复制，而且从来源地雇请少数民族艺员再现生产生活场景、表演特色文体节目、组织节日庆典和祭祀仪式等。这是将整体的民俗作为审美形态设为旅游项目加以商业利用的经典案例。在英文中，与此内涵大体对应的说法是“Folklore”。应当说，“TraditionalLiteraryandArtisticproductions”是被涵盖于“Folklore”之中的，理解民间文学艺术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厘清“Folklore”的涵义。Folklore一词是英国学者汤姆斯()于1846年将Folk(民众)和Lore(知识)合二为一创造的，最早由日本学者将其翻译为“民俗”，后来也为我国民俗学界所采用[2]。Folklore植根于群体意识和精神在社会中的口头和非文字化传承活动，它可以泛指基于一定自然和社会条件（如种族、血缘、地域、文化水平、生活状况）所结成的某一群体在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维系并且形成为传统的一切风俗习惯，即民俗，也可以特指其中可作为这种口头和非文字化传承活动典型表现的民间文学或口承文艺。因而，它在民俗学上的使用同样是有层次的，可以指作为一级学科的“民俗学”，也可以指作为二级学科的“民间文学”或“民俗文艺”。[3]就Folklore的语源来说，据费孝通先生的解释，Folk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全体人民，而是具有亲切乡土关系的人们，在中文里，近于“老乡”、“乡下土里土气的人们”，作为一个形容词近于“民间”、“土风”的意思：Lore作知识或学问讲也不确切，近于“天方夜谭”中的“谭”字，夏天乘凉时孩子们喜欢听的“逸文、传说”。所以如果直译，“民间传说”四字比较接近[4]。日本的民俗学者亦承认，迄今被译为民俗或民俗学的Folklore，本来意义是传承的精神文化或口承文艺。[5]值得注意的是，Folklore意义上所涵盖的“民间传说”现在已经远远不限于语源上的解释或是我们中文习惯上所理解的某种民间文学创作形式。与其倘有一线联系的话，恐怕在于现在的Folklore已经包括了任何一种能够被群体“传说”的文化现象。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Folk加lore就被翻译为“民间传说”，并把民间传说的形式分成说和唱的口头文学、物质和文化(包括民间建筑、民间艺术、民间手工艺术)、习俗和节日(包括宗教意识、节庆、儿童游戏、民间戏剧、民间舞蹈)三大类。[6]澳大利亚昆士兰法学院教授卡马尔.普里博士认为：所谓“民间(Folk)”，指的是至少具有某一公共特性的一群人。至于这一共同特性是什么并不重要，比如它可以是一个共同的职业、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宗教信仰，重要的是，无论以何种目的结成的这一群人必须具有某些自己的传统；“传说(Lore)”一词指的是与诸如教义、戒律或习俗有关的传统事实或信仰本身，传统意味着代代相传下来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它既包括文化的观念方面(如习惯、习俗、仪式)，也包括文化的创造方面(如音乐、舞蹈、戏曲、文学、观赏艺术)，因此，文化可以被视为由一群人保留下来的传统。[7]该观点代表了国际社会上较为主流的认识倾向，即Folklore是一种属于群体的文化传统。就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而言，Folklore总是与传统知识(Traditionalknowledge)相提并论的。由于在字面上，Folklore(民众的知识)与TraditionalKnowledge(传统的知识)谈不上有明确的差别，这种区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便于实际的操作而从技术上加以考虑的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格雷厄姆、杜特菲尔德在其相关研究报告中指出：“传统知识一般是指与自然环境相联系的知识，而并不涉及如艺术作品、手工艺品和其他文化创作和表现形式(这些东西倾向于被认为是Folklore的元素)。依据一位专家的观点，传统知识(或其称之“传统环境知识”)是“一个群体通过一代又一代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活建立起来的大量知识。它包括一个分类体系、一整套对于本地环境的经验积累和一个控制资源使用的自管理系统。”至于Folklore，值得注意的是，它作为国际社会的议题被加以讨论是先于传统知识的，最早可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是作为与版权相关的问题提出的。依米歇尔.布莱克尼所言：“传统知识的表述……是顺应那些批评Folklore之狭隘性的观察家们提出来的。然而，它意味深刻地改变了讨论的话语。Folklore以在版权中或以版权为附加条件加以讨论为特色。传统知识的范围则被拓宽到足以包含诸如在药物治疗和作为食物方面的动植物知识。就此而言，问题的讨论就将从版权的左近转至专利权和生物多样性。”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开展Folklore保护的两家机构。UNESCO因其在文化上的取向而当然地涉足其中。该组织对于Folklore的定义如下：“Folklore(传统大众文化)是一个文化社群基于传统的创造的总和，经由一群个人加以表达，且被承认反映其文化和社会身份：其标准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传承。它的形式是与其他的，如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等等艺术融在一起的。”[8]“因而，Folklore在传统社群中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包括(I)音乐、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ii)历史和神话传说；(iii)设计和符号；和(iv)传统技术、手工艺和艺术作品。美国人类学和民俗学者EllenMchale认为，无论受过教育还是未受过教育，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每个连接在一起的群体，或是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的群体，都拥有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叫做民俗。民俗包含许多个体的、大众的和“文学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反复流传和变异被群体评价和延续，并以这种方式被群体吸收和同化。民俗，其范围包括传统艺术，信仰、工作和休闲的传统方式、装饰和庆典等，是一个群体保持和传承一种生活方式的传统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民俗都存在于群体之中，并在群体中代代相传，民俗是群体在相互交往中产生的具有意义的共同经验。通过表演或示范，手把手的或在小范围内的相互交流，群体以这种非正规的方式掌握了这些知识的传统形式。根据我国民俗学者的观点，民俗可以区分为：(一)生产习俗：渔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习俗；(二)生活习俗：衣、食、住、行、医、用、语言、产育、婚姻、丧葬、寿诞、礼仪、节日等方面的习俗；(三)文化习俗：民间口头文学、美术、舞蹈、音乐、游艺、竞技等方面的习俗；(四)组织制度：村落、家族、姓氏、社团等方面的习俗；(五)精神信仰：图腾崇拜、神灵信仰、祝咒、禁忌、预兆和占卜等方面的习俗。可见，“民俗”是一个囊括群体生活方方面面的宽泛概念，不能体现出群体文化创造的内涵。而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国际社会所致力于保护的Folklore只限于民俗文化中属于感性范畴的审美创造形态。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在法学界尽管也常常有很多争论，但是至少在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学者之间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只占民俗(Folklore)中的一类。“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9]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范围扩大化。比如1972年由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制定并于1982年生效的地区性公约《班吉协定》，就将其保护范围规定为“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代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领域的传统表现形式与产品”，这就显得过于宽泛因而也不很妥当。笔者认为，我们在为民间文学艺术立法时，应该吸取国内外学者们在艰辛探索中己经取得的有益成果，从他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一般的、通常的、公认的知识中去界定民间文学艺术。把民间文学艺术同民俗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开来，民间文学艺术是民俗的下位概念，而民间文学艺术又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上位概念，为了更加完善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属于以作品形式显现并且符合著作权保护客体条件的，应该由著作权保护。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立法立足于现实世界，才能使我们的法律有效的规范现实生活。基于以上笔者的讨论，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这一概念应该做如下界定：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个社会群体，如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地区的若干民族等，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集体创作或者由集体中的某个个体创作并得到集体认同，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加工、完善、反映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宗教信仰的文学和艺术形式。

国外民族意识的研究的论文

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领域都反映社会的不同方面，含有各自的内容。关于政治领域，我觉得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页）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从一定意义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标“出谋献策”。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西方政治思想的诞生地是古代的希腊。由于受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影响，希腊政治思想从开始时起就是以探索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根源和性质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特点之一。这种抽象的理论的思维模式，从回答为什么和是什么入手的政治观，在西方一直沿续到十九世纪才有所改变。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说是多元演变型的。从横向看，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基本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从竖向看，他则是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观的演变。综观西方政治思想史，我认为大体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几个阶段。各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古代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希腊从一开始，就形成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就是说人们按照人类世界的结构又创造出一个神的世界，而且二者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源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们的基本答案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是说，无论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如柏拉图）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亚里斯多德）他们都是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而形成的。罗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的思想观点包括政治思想基本是接受了希腊的思想用于罗马实际。有人说西赛罗是“希腊化的拉丁人”是将希腊文化传入后世的“中介”是有道理的。罗马人除提出共和国思想外，其他思想远远不如法律思想之发达和对后世影响之大。作为自然政治观的另一体现就是关于自然法思想。早在希腊古代自然哲学时，就提出“逻各斯”思想，要探索事物的规律。这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萌芽。到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形成了系统的自然法思想。就是人能够通过理性认识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法则）。这种思想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延续到后世。人们把西方古代政治观归结为伦理政治观、整体政治观、自然政治观等，我们也曾这样提法。我认为这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可以的。但为了使归纳古代、中世纪、近代政治观都统一于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故用自然政治观。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自从日耳曼人灭亡罗马之后，入主西欧大陆。从此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当时存在着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并存和融合。但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却发展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据，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都从属于他。当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甚至于“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 401页〗需要提出的是，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远自古代流传下来的政治思想传统，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是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的。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这个政治观基本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而形成于十七、八世纪，一直发展到现在。权利观念在西方产生于古代的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法时期。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产生的基础的观念则是近代的事。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就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国家。后来，更进一步与权利结合起来，提出“天赋****”观念。就是说，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为了维护这种个人的权利，才组成政治社会，建立政治秩序。这种观点，就是权利政治观。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46页〗因此，“权利和权力”问题，即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实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问题就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这种政治观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归结为：ought to be;tobe ; will be 即“应然”、“实然”和“将然”。十七、八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应然”阶段。这时，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先进思想家纷纷指责、揭露封建制度和****主义是“毁灭”、“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不符合理性要求的。从而提出各种取代封建社会的符合理性要求的理想制度。在他们看来，人们应该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通过协议（契约）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个人“天赋权利”的外部力量政治体（国家）。虽然每个思想家关于****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了生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都把保护个人财产权看成首要的权利。虽然每个思想家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主张。这时的先进思想家们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封建神学所宣扬的启示和****制度，排除外界所加给人们繁重的枷锁，强调人的内在力量，从而引申出人的天赋的权利（自然权利），重新构建社会。然而他们却不顾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把“人性”和“****”说成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抽象物。同时他们也是从抽象的推理出发，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个人活动的园地，国家是通过协议（契约）而结成的公民个人联合体，把自己所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看成唯一合乎理性的组织。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是“实然”阶段。这时，西方主要国家都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近代的国家，许多国家也开始实现“产业革命”，向工业化过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理性的王国”并不理想，特别是对广大劳动群众，并未带来“****”的许诺，得到“幸福”。这时在政治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了分野和对立。居于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开始摆脱了“理想”，面对现实，从理性主义转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了更加巩固和完善已建立起的政权，在十九世纪时主要是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为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出谋献策；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研究和规范政府行为成为政治思想的主题。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已是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已从探讨国家应该是怎样（应然）变为说明现实政权“是”（实然）怎样以及现政权应如何运作问题。为了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秩序”和“安全”已成为主要口号。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业已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建立一个更为美好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要求用暴力****现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最后，终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为无产阶级提出了完整的实现自身以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后来，列宁更进一步结合世界新发展和俄国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实然”向“将然”转变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有了急遽发展，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西方世界在经济上有了新的进展，走进了所谓“第二个黄金时代”实现了所谓工业化或现代化时代。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出现了许多新的科学领域。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更促使社会逐渐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政治上人们对法西斯的统治深恶痛绝，民主化已成为世界潮流；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震撼着并影响着西方国家，同时也遏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痼疾不仅未能消失，而且随着社会的进展愈演愈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在这种局面下，西方政治思想更是派别林立，花样繁多，表现许多新的特点。但总的方向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仍以维护和发展现存政权的思想为主。无论各种政治思想流派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但这时已完成了由“描述型研究”向“干预型研究”的过渡。就是说各种派别无不是为政府的国内、国际政策出谋划策。或提供某种理论模式，或对现实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某种设想和对策。另一方面，有的派别和思想家，开始揭露并批判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同时，他们提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据此，原来的社会构成和组织已不能适应要求，有的甚至认为原有的社会已然“解构”，需重新建构。从而提出一套各自的“将然”的设想。必须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这些“设想”仍然没有离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

民族团结政治论文篇二民族团结报道研究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把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紧密联系，视为全国工作的大局。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讴歌维护各族共同利益的新人新风尚，揭露和批判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民族渗透和分裂势力的丑恶行为，并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推动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的报道受到了一贯重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团结的内涵日益丰富。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研究，从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之间以及民族意识生成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充分体现出民族团结报道对于民族意识的促进作用。关键词：民族团结报道;主题与框架;民族意识;研究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前言我国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末，之后民族团结理论一度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而持续至今。关注的角度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之研究》中提出的“何为民族团结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观点，这成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定义式提问，对后续的研究开展有着重要意义。之后的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角度转变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内涵与实质。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面对复杂的内在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外界的复杂因素，民族团结问题的关注角度转变成为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实质方面。龚永辉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由民族团结意识而转变的精神意识，他在《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1]阐述到民族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缘由，民族意识与社会之间的辩证性关系说明了民族意识是一切团体存在的前提。同样的，廖杨与覃卫国[2]进行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民族团结意识是由一个民族形成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群体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所构建，这种社会关系不同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立的前提在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共通性。目前，民族团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仅仅只是集中于一些概念与理论体系方面，对于民族意识的个案研究方面开展很少。我国民族众多，社会环境、人口比重以及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对于民族团结意识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各类的新闻报刊对于民族团结方面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宣扬，旨在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传播媒介可以某种程度塑造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形式。然而如何通过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导向，达到激励民族团结意识生成的目的。为此，本文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了如下研究。 1.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的转换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的主题之一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之一[3]。民族团结的前提在于民族平等。有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才有民族内部的团结。其中民族团结报道只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分别为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随着民族歧视的相关政策的废除，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得到了实现。党和政府也使用了很多手段进行民族偏见以及不信任观念的消除工作导致了各族之间的团结意识基本形成。为了使得民族团结得到巩固，相关的民族领袖进行了民族团结的言辞。毛泽东反复强调：“比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存在着的眼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这些言论大大的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生产。民族团结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当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通过目前的民族团结形式看来，毛主席的话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4]。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为民族团结互助创造了条件，民族团结互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然产物，而民族和谐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结果。民族团结互助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民族平等，逐步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民族团结报道的主题与框架之间的转换新闻框架理论新闻框架理论[5-6]是新闻传播学者受到霍夫曼的社会框架理论启发，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条和框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成再现的标记，也就是人们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作为社会真实再现主要渠道的媒体，通过报道新闻来建构一个主观环境，以达到其预先指向的目标。所以新闻框架就是新闻工作者使用语言或其它符号再现社会真实的过程。新闻框架是媒体对社会事件所建立的思想结构，即对事件定性。它具有“选择与凸显事物”的作用。一般而言，框架具有三层内在结构：高层对事件的主题(事件及事件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界定;中层对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过程、结果影响进行归因、评估;低层运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对事物作文本性的表达。民族团结报道中框架理论的应用高层：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团结的高度。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相关的社会主义团结报道，使得社会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形成一座思想的长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同时大力谱写民族团结的赞歌，促进民族大爱在公众之间得到弘扬与发展，到达民族凝聚力生产的目的，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中层：民族团结为中心思想，深度报道，整个多元信息。对于民族团结的相关报道中，民族团结始终作为了相关报道的核心予以贯穿，通过合理有序的多元信息进行互动，既体现出民族团结意识的大众化需求，同时通过相关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不同方面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报道，使得信息的接收群体可以通过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对于民族团结的相关报道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与高层的民族报道形式不同的是，中层报道更注重的是对于多元化信息的框架建立，并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转变。实现了单一的报道主题向报道框架的转变。低层：从小见大，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形式报道民族团结媒体为了获得相关公众的信任与认可，就需要站在相关公众的意识下进行民族团结的报道，这样才可以最好获得公众共鸣心理的产生，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意识的生成。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社会公众最多接触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团结与和睦便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理念。任何简单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民族团结的角度与高度，对于相关报道主题以及得到了彻底的更换。诸如抢救异族病人、异族同事之间相互关心与相互帮助的小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小事之中一旦有着民族团结问题的涉及，那么就可以被纳入民族团结的报道之中，变为了一种政治的框架形式。民族身份也显然会成为报刊媒体所报道的重点而被设置在标题之中进行强调，如此方式的民族团结报道方式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性报道方式而随处可见。 2.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意识的剖析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社会交往导致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从某种社会关系上来讲，不同民族之间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琐事就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形式。因此导致了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民族典型问题对于民族团结进行肆意的贩卖用以引导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其实所报道的只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民族团结的相关宣传模式中，异族人们受到了不同民族的救助之类的新闻较为常见。然而相关的事件是否真的能够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意识，没有人去考虑。相关的新闻工作者也表示，对于一些好人好事的行为动机绝不是因为对象的民族种族不同。由此可见，相关的简单的社会报道纳入“民族团结”的大帽子显然不合适。一些简单事情的发生原因在于自身处境下即刻意识，并非对于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相关新闻对于简单社会关系的民族意识化解读与报道，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导致了新闻的相关报道方式逐渐发生着改变，同族之间的典型事迹由于没有“民族团结”意向的挖掘特点，贴不上“民族团结”的大标签，因此宣传的力度显得小很多。那么这种标签式的“民族团结”报道的效果如何呢。民族团结的制度化报道方式，不仅会觉得社会上对于一些反常事件的好奇，慢慢的读者的注意力依然会从相关的民族团结之中回归到生活的实际之中，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这使得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仅仅只是一个口号，正常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都不是民族团结问题的实质。相关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逐渐泛滥之后，不仅使得相关的公众有了阅读的疲劳感，同时也得到了相关新闻工作者的思考，逐渐的相关报道走回了正轨，然而一种高歌式的民族团结宣传又没有新意，使得相关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一报道问题更加头疼。目前，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形式似乎都已经超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初衷，而刻意去突出民族团结表现形式的新颖性与差异性，偏离了民族团结报道的原有理念。声泪俱下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认识的偏差。 3.结束语民族团结的主题在于促进我国各族民族的团结相处，促进各族人民的相亲相爱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的报道逐渐变得制度化，通过一些异族之间的简单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民族团结意识之中，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概念的一种误解与认识偏差。民族意识的生成是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个人关系所致。因此相关的民族团结报告因回归民族团结的主题，回归原有主线。参考文献 [1]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3]王万盈：论我国的民族意识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白润生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5]艾则孜・阿布杜热依木报纸要跟上传播时代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维文版“新疆日报”新闻报道发展状况分析，《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0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