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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的论文的研究方向

发布时间:2024-07-02 14:45:59

关于屈原的论文的研究方向

比如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家国山川百姓最朴素的热爱和依恋比如生死瞬息人生无常,短暂的生命里,停驻点也许比起始更为重要和摄人心魄。还有,作为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一生虽然和政治千丝万缕,但对于“举贤任能,立法富国”的理想从未放弃。现实与理想的不融合。所以才有“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倔强感概和“屯抑郁于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无奈叹息。这是诗人的悲哀和政治家的痛苦。如果从反面说呢,屈原的死并非那么悲壮。英雄为恨死而不得其实,死而不得其所。上下求索,求而不得,为了昏庸的政治陪上性命。如果活下去,如果可以雾里看花清晰辨别,或许会有更多的成就。不过就不符合他的气节了。古人的追求往往是理想的,是清高单纯的。

歌剧《屈原》是我国新一代作曲家施光南先生用尽一生精力创作的大型历史性歌剧,这部歌剧对施光南先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歌剧《屈原》是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话剧《屈原》改编而成,韩伟先生是本剧的剧作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施光南就被郭沫若先生的话剧《屈原》所吸引,便有了一定要把话剧《屈原》写成歌剧的想法,但因为当时社会现实环境不允许,直到1980年他的创作愿望才得以实现。经过多年的呕心沥血,1989年底歌剧《屈原》才基本完成。到1990年,中央歌剧舞剧院才举办了歌剧《屈原》的无伴奏音乐会,举办后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但是一个月后,施光南先生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自己家中的钢琴上,不幸离我们而去。虽然作者因早逝等各种原因,歌剧《屈原》并不完全成熟,但是歌剧《屈原》创造性地把西洋歌剧创作手法与我国传统音乐元素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在人物塑造方面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和音乐性效果,探索出了中国歌剧发展的一条新道路。对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的挖掘与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启了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的先河,对后辈作曲家们起了示范性的作用。歌剧《屈原》将戏剧因素、音乐因素和人物因素完美结合在一起,成功塑造了主人公屈原的男性英雄角色,展现了他始终追求正义和光明的人生历程。其中男主人公屈原的几首著名咏叹调更是受到大家的喜爱,一直传唱。笔者曾经听过这部歌剧的所有经典唱段并且演唱过这部歌剧男主人公屈原的经典唱段,包括咏叹调和重唱唱段。当时就被歌剧本身的高超技艺和歌剧美丽而又宏达的音乐所感染,也被歌剧中屈原的高尚品格和高尚的爱国情感所打动。后来在查阅歌剧《屈原》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的过程中,又了解到施光南先生为了谱写这部歌剧所付出的心酸,更是为作曲家不怕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深深感动。不管是屈原还是施光南,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正义影响和正能量都是巨大的。本人便有了,以对这部歌剧主人公屈原的艺术形象塑造为研究,作为自己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想法。本论文主要研究歌剧《屈原》中主人公屈原著名唱段的音乐演唱技巧和艺术形象塑造。这些歌剧著名咏叹调发扬了施光南先生抒情性创作的一贯风格,在思想境界、音乐内涵、演员的表演力和演唱技巧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高度。论文第一章是屈原的历史背景及影响,第一节屈原的生平,第二节屈原文学作品的风格及影响。第二章是歌剧《屈原》概述,第一节歌剧《屈原》的历史背景,第二节歌剧《屈原》的创作背景,一是施光南的生平,二是歌剧《屈原》的文学创作,三是歌剧《屈原》的音乐创作,第三节歌剧《屈原》的音乐特征及作曲家的音乐创作风格,从两个方面来做了叙述,一是施光南歌剧《屈原》的音乐特征,二是歌剧《屈原》的创作风格。第三章是歌剧《屈原》中屈原的艺术形象分析与塑造,第一节屈原戏剧形象的分析与塑造,从屈原的整体分析、人物性格、外界环境、矛盾冲突及悲剧色彩五点来看。第二节是歌剧《屈原》中屈原著名唱段的演唱特点及音乐特征,从主人公屈原的咏叹调和重唱唱段去分析和研究,对歌剧的音乐和表演者的演唱进行分析。第四章歌剧《屈原》的影响,第一节歌剧《屈原》的精神意蕴,一是思想道德,认识高度与文化视野的提升,二是艺术修养,音乐造诣与演唱技巧的提高。第二节歌剧《屈原》的创作价值,一是歌剧《屈原》的创作影响,二是歌剧屈原的艺术价值。笔者认为从这部歌剧中主人公屈原的咏叹调,进行细腻的分析和研究,可以使演唱者的文化内涵、音乐培养和歌唱处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作者思想高度和文化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对歌唱事业也有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希望此论文能够对我国民族歌剧的创新与发展做一些自己的微弱贡献,希望我们的民族歌剧在世界舞台上能够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第一:屈原的年代第二:屈原的事迹第三:屈原的精神第四:总结给我们的启发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屈原的楚辞研究论文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楚辞本词条是多义词,共6个义项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楚辞本词条是多义词,共6个义项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关于屈原的毕业论文题目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 98论纳兰性德词99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4.论《诗经》中的史诗 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6.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7. 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8. 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9. 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0. 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1. 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2. 《吕氏春秋》与杂家 13. 《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4.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5.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6.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7. 《战国策》名篇研究 18. 老子的思想 19. 《老子》的艺术特色 20. 《庄子》的艺术特色 21. 《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2.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3.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24.《史记》所描写的游侠 25.《史记》所描写的刺客 26. 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 27.《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 28.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29. 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30. 曹操与诗文革新 这是网上说的,你参考下。

据了解,古代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选题有很多,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大家可以进行选择: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2、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8、论《诗经》中的史诗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14、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5、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有关屈原的论文格式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捱。是年五月五日,遂自投汩罗江,以身殉国。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你自己看着删减点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有关屈原的论文题目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

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祇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经留下过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都曾回响着他们或铿锵或低沉的声音,是他们让厚重的历史精彩,让后世景仰。毛泽东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我们民族长河中的珍贵品。读屈原的作品,理解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得更加光芒四射。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屈原(约前340-前277),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你自己看着删减点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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