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是

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出自曹丕的作品《典论》。意思是：文章是治理国家的重大事业，是流传万代的不朽之事。曹丕把文章的撰写抬高到了极致，警告人们写文章要用心。《典论》这篇文章写于曹丕还在做魏太子时期，当时世间流行文人相轻，曹丕见状写下该文章来警示世人。曹丕认为，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都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所导致。

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尝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把文章的撰写抬高到了极致说文章的作用，是经见国家的社稷，不朽的大事，因此写文章要用心

在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盖文章

“文章”在这里指文学作品，这是曹丕《典论》中的一句名言。鲁迅先生评述曹丕及建安时代说：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文学作品正式从其他文字中独立了出来，被当时的人们自觉地建立为单独的社会学科。

这一句出自他的《典论，论文》，一下是原文以及注释和翻译。但最近有说法称，这里的文章，并非文学自觉时代的纯文学，而依旧是传承汉朝的能"成一家之言"的论著而非表达性情的诗赋，详细地解释可以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新解》曹丕《典论·论文》译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①，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②：“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③，下笔不能自休④。”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⑤。”斯不自见之患也。①傅毅、班固：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后汉书·文苑传》有传；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父班彪，《后汉书》卷四十有传。②超：班超，字令升，班彪少子，投笔从戎，曾成功地出使西域。《后汉书》卷四十七有传。③兰台令史：兰台，本为汉代宫廷藏书处，由御史中丞掌管，后置兰台令史，掌书奏。④“下笔”句：落笔无休止，指文章冗长。⑤享：当作。语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帝记》。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①，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②，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①斯七子者：上举七人，后世称为“建安七子”或“邺下七子”。②骥騄：千里马。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①，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②，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③，虽张、蔡不过也④。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⑤。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⑥，以至乎杂以嘲戏⑦。及其所善，扬、班俦也⑧。①齐气：舒缓的文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②“初征”句：《初征赋》等四篇是王粲辞赋的代表作。③“玄猿”句：《玄猿赋》等是徐干的代表作。④张、蔡：张衡、蔡邕，东汉著名文学家。⑤隽：同俊。⑥理不胜辞：指辞过于理。⑦嘲戏：嘲谑，一种以诙谐为特色的文体。⑧扬、班：指文学家扬雄、班固。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①，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①向声背实：慕求虚名而不重实际。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①；唯通才能备其体。①四科：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四类文体；偏：指各有所长。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①，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②；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③，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①气之清浊：气，本为哲学名词，这里运用到文学上，指作家的气质；清浊，指风格的特点；清，近于刚健；浊，近于柔弱。②“曲度虽均”二句：曲度，音乐的曲调旋律；均，相同；检，法度。③引气：运气。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②，周旦显而制《礼》③，不以隐约而弗务④，不以康乐而加思⑤。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⑥。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⑦，斯志士之大痛也。①盛事：不朽的事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②西伯：指周文王姬昌。《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前羑里，演《周易》。”③周旦：即周公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在摄政国事期间制订礼乐。④不以隐约而弗务：隐约，穷愁忧困，指上文周文王被拘狱中而演《周易》。⑤不以康乐而加思：加思，改变原来的写作心思，指上文周公旦居摄政之位而制礼。⑥尺璧：直径一尺之大璧，极珍贵的玉石。《淮南子·原道训》：“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⑦迁化：死去。《古诗十九首》：“奄忽随物化。”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①。①“唯干著论”二句：指徐干所著《中论》。曹丕《与吴质书》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世。”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文章》包括各种文体的著作、作品，如诗歌、戏剧、小说、科学论文，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等等。“千古文章未尽才”“文章千古事”“文章憎命达”“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等，都是现在所说的文章的意思。更广义的文章，也包含“学问”“奥秘”等意思，如“洞明世事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

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重大事业，是流传万代的不朽之事!极言文章之重要要不，曹丕同志也不会谥号为“文”，称文帝了!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尝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是把文章的撰写抬高到了极致说文章的作用，是经见国家的社稷，不朽的大事，因此写文章要用心

典论论文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属于公文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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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选C吧魏晋时并不以能写出优美动人的文为荣，他们认为那只是一项副业，包括曹植曹丕这样的人也是这么认为，而反而是那些应用文受到欢迎，因为记载了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可以谈很多，我不知道lz是不是只要个答案就可以了呢？

A曹丕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