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3000字开头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所谓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和管理，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健康、高效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依法经营、监管当局依法监管是确保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发生，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金融体系的运行安全，保护资产所有者的利益。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　　1．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　　英国的卢埃林教授在1997 年对73 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 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 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 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 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 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 个）三种形式。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呈现出减少趋势。　　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趋势　　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历史上，英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形式，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形成了非正式监管的风格，不以严格的法律、规章为依据，而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二是美国模式，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监管法规众多，为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英国不断走向法制化，注重法制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在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不断加深的金融国际化，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　　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　　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国外银行经营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很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近年来，由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以及住友商社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都与内控机制的缺陷有直接关系，国际金融集团和金融机构开始重新检讨和审视自己的内控状况，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家的银行学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各　　国都比较重视金融业工会组织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金融监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各种风险在国家之间转移、扩散不可避免。金融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因此，西方各国致力于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各种国际性监管组织也纷纷成立并进　　行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　　（二）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专业化优势较为突出，便于分散风险，而这一点亦导致了监管协调中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局面，确立了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格局，金融监管更具专业化，并且在改善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　　分业监管与多头监管并存，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复并存，监管绩效不够高　　首先，我国实行“一行三会”模式下的分业监管体制，在该体制下，以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为主，与其他一些监管部门如主要管理国债市场的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理外汇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一起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共同实现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完全有效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仍需加强的情况下，行业监管区隔和多头监管的并存，往往导致金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的难以避免，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中尤其如此。同时，机械的“分业监管”、“多头监管”对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严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运作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不仅易于积聚同质风险，而且也不利于鼓励金融创新、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和需求。其次，在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作用相对薄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内控机制难以形成，金融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未能转化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需求，从而使金融监管部门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提高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再次，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本身也存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内容和手段不够规范等共性问题，金融监管信息未能实现共享，监管的准确性、有效性难以保障。而随着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业务合作与跨行业并购的发展，金融业务的综合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分业监管应对混业经营，必将大大降低以金融行业划分为基础的　　分业监管体制的绩效。　　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健全，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　　首先，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完备、系统性不强。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主要是由《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等法律形式构成的。一方面，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缺少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设计，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制方面也是空白，尤其是当前已在金融市场实际运行的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它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很显然，长期的法外运行，不仅不利于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构成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众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有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重复或冲突现象。这些都　　势必影响到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监管行为的公信力。　　其次，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对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基本上已经有所涵盖，但大多是原则性的简单规定，缺少相关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以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建设为例，尽管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该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手段加以解决，弱化了法律在市场退出过程中的规制作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征信机构的法律规制机制、金融市场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的法律设计的缺失更加凸显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反映了政府在一些领域越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另一些领域缺位的现象。　　二、造成金融监管不足的原因　　（一）监管目标不够明确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强化了　　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　　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　　（三）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　　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导致监管　　过程脱节、多头、分散，使监管环节出现诸多漏洞。　　（四）金融监管措施不力　　从金融监管手段看，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非常少。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监管较少；金融监管和稽核也忙于完成上级任务，作用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级以及风险管理没有一套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监管行为随意性强。　　（五）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　　在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证券业务被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影响到证券机构的运作及策　　略，证券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六）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集中　　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银行业向“全能银行”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证券、保险行业竞争力下降。　　三、解决我国金融监管不足的完善对策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上是参照美国体制建立的，采取了分业经营和多头监管模式”，其对于保障我国金融市场安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促使我们在反思美国金融监管缺陷、审视我国金融监管现状的同时，不得不认真研判我国金融监管今后的走向。我们要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勇于开拓，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监管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迅速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在分业监管的现实基础上，逐步趋于目标导向的统一监管模式　　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当前我国金融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广度与深度都还不够，分业监管体制总体上符合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对统一监管的紧迫需求尚未形成。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还很短，开放的比例和规模也非常小，国际合作多限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和基金公司的合作与合资；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还是以分业经营为主，混业经营尚处于探索和试点过程中，金融“混业”的规模和比例也很小，就金融组织体系来说，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独立的金融机构占绝大多数。银证合作、银行代销基金等也还仅仅是表层的业务合作，完全突破分业界限的分属不同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股权交叉等也才刚刚开始。除此之外，法律也还没有为金融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而针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分业监管的弊端，短期内则可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有效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等现象，逐步进行完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和金融深化的突破口。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如房地产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成为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性要求，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单纯的分业监管体制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这种新趋势。从长远来看，我国必将建立以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和有效为目标导向的统一(混业)监管模式，这样有利于整合监管力量，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套利与监管真空，更加一致地监管跨领域的金融产品，规范金融机构影响市场稳定的行为，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合理确定监管内容，改进监管方式，鼓励金融创新。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金融创新业务和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范围，加强央行对全社会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防范金融创新和准金融业务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　　(二)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目前，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及早发出预警信号。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手工检查和现代化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控制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对金融违法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非现场检测和现场检查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检测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非现场检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利用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发挥网络监控作用；尽快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检测的基本依据。　　改进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加强人民银行与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协调工作，合理划分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和职责；同时，在保持分业的基础上加强各监管机关的沟通，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针对金融业必将实行混业经营的趋势，未雨绸缪，为金融监管实现混业监管做好法律上、制度上、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规范作用实现的。金融监管的绩效与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面临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金融混业经营等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顺应金融发展变化，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具体而言，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在加强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有前瞻性地建立、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1．要及时完善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律制度，制定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尽快制定已经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问题，以法律形式明确接管的具体程序及具体措施，明确金融机构的解散原因和程序，金融机构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的形式、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监管需求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适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空白。如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对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进行法律规范、加快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等。再次，顺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金融市场安全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兼顾有效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实现对本国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的金融业务的有效监管；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交流与发展。　　要转变监管理念，将谨慎的风险监管确定为央行监管目标，对金融机构法人以风险监管为主，实行并表监管，对其分支机构以合规监管为主。　　要实现监管方式由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的转变，一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非现场监管网络，加强对金融机构法人的风险监管，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减少金融管制，正确区分金融创新和金融违规，保持金融机构的竞争活力。　　（三）完善金融监管主体自身建设　　我国目前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适应后WTO 时期的监管需要，应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一是改进现有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二是加强监管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三是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应补充监管主体，建立金融同业工会，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以同业公会充实法定监管主体和完善监管，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权力的滥用。　　（四）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首先，要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强化对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及资本金的要求；其次，要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准确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进行监督，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化；再次，针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要制定相关政策，使其资本充足率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最后，要强化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其具有处罚的自主权。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方面，要加强与在华外资银行的母国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的联系，严格审查外资银行的经营水平，经营业绩和风险状况；严格审查其拟任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防止国外金融风险在我国的扩散。加强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及时掌握国际上先进的监管准则、方式和手段，在人才培训、信息沟通、工作交流等方面提供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大力提高监管水平。　　（五）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　　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中介力量进行监管，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形成法定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自律组织的有效监管体系。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金融监管是世界普遍采用的形式，如香港银行公会、美国的基金联合会、台湾证券投资顾问商业同业公会等均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我国金融公会组织尚不健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银行工会在行业内的自律作用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在金融监督与矫正方面的成本。受现阶段银行信息披露质量、监管成本、监管资源等因素制约，法定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与实际情况总存在误差。应该借助社会审计等部门对银行的财务报表和会计记录进行检查，并在条件成熟时强化信息披露，不断完善社会检查与监督机制。　　最后，要强化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其具有处罚的自主权。对于跨境银行，通常的做法是，母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资本充足性、最终清偿能力实施监管，东道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所在地分支机构的资产质量、内部管理和流动性等实施监管。同时，两国监管当局要就监管的目标、原则、内容、方法以及实际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定期交流。

经济大衰退，乐观估计，至少要在2至3年后才可能恢复。我刚从美国回来，美国许多企业由于业务萎缩而冻结招聘，波音公司要进一步裁员。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实体经济疲软，直接造成我国的出口企业面临严峻形势，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金融、证券投资、国际贸易、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此时正值大学毕业生求职的重要时期，金融危机会给大学生就业造成多大的影响，还难以预测，但目前可以初步判断，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扩散，首先是跨国公司和外包公司业务萎缩，会减少用人数量及其冻结招聘；其次国内为国外产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的制造业、出口型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会影响到下游的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影响较大。政府救市政策出台，会刺激建筑业的需求，从而带动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恢复，但是见效果有一个滞后时间，所以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还不一定能感受到政策的效果。2009届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高达600多万，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受影响较大的是财经类专业，因为企业业务萎缩，首先减少的是财经类管理人员的需求，其次是技术人员的需求。其次是建筑、能源、机械、 IT类专业会受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招聘人数下降带来的就业率下降，由于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卖压增加造成薪资下降。即便是不在上述的专业范围内的大学毕业生，也会由于市场的大环境而不得不接受较低薪资。对于已经就业困难的专业、地区和大学，这次经济萧条是雪上加霜。所以，应届大学毕业生应该调整求职心态和期待，渡过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与就业冬天。如果就业不行或没有理想就业，不妨以读研和留学来躲几年，待就业形势好转再行求职。要提醒大家是，经济不好时美国人读研的特别多，留学非常难录取和获得资助，同样国内考研竞争也会很激烈。希望教育部拿出政府四万亿救市的气魄来，马上把研究生招收名额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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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6�1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3000字开头怎么写

金融危机与农民工的出路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来说，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失业。如果哪天饭碗突然不保，假如恰巧还是一家之主，不仅自身的生活水准大受影响，整个家庭都将因此而陷入困顿之中。而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最可能于危机中失业的，是那些背井离乡，到繁华都市里辛苦求生的农民工。一则是因为他们人数庞大，可替代性强；二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资源有限，从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有限。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对失业的恐惧感，那些返乡的农民工，这个年也过得不踏实。据报道，为了能保住工作岗位或者找到新的工作，从年初二开始，就陆续开始有农民工赶往广东等地。到了大年初四，大批扛包拎箱的农民工，便已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了。各种信息表明，2009年就业形势比以往要严峻得多。2008年第四季度，中经济增幅滑落到7%以下，为近7年之新低。2008年全国有超过60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仅广东省1到10月就有15661家中小企业倒闭。大量企业倒闭或停工，令2000万人失业，占到3亿外出农民工的3%，造成一股农民工返乡潮。据统计，在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非农务工增收。可以说，农民工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导致农民平均收入下降。再者，不断增长的返乡农民工人数因为耕地的有限性也可能引发冲突。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地方劳动局表示，大批劳动力返乡，既没有文化又缺少技能，可能使社会不稳定因素突然增加。但如果以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农民工及其输出地，则大错特错。事实上，既然同在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在同一条生存链上，当遭受这场历史罕见的危机冲击时，就不会有人能成为“幸运者”。因此，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这场危机中，全社会要特别善待农民工。改革30年来，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在城市卑微生存的群体，是他们承担了社会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大量成本，就外向型经济突出的沿海地区来说，这点尤其明显。在中国，怎样善待农民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不仅需要就业，需要收入来养家糊口，也需要得到城市的其他群体的尊重，需要平等。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越要善待他们，善待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善待我们自己，没有他们超额的付出，我们今天就得更多付出。

3000字太短了，写不出来什么有深度的东西，下面这篇还可以，你参考下一、引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生效年份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五、结语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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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写写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面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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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比较好写的，如下：一、国际金融问题1、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2、金融危机传染与发展中国家的防御3、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危机的成因与风险防范4、我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危机管理5、货币危机预警机制6、亚洲（欧洲）区域金融合作7、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8、国际金融并购及影响9、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10、国际金融的协调与合作二、宏观金融调控问题1、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调整2、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与财政政策目标的协调3、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取4、利率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5、货币供应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终结6、我国应继续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7、再贴现政策的作用与宏观金融调控8、进一步拓展我国公开市场业务的对策9、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改革10、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指标的选择三、货币政策比较问题1、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特点2、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3、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4、中国与美国（或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别5、通货膨胀机制与通货紧缩的机制6、通货紧缩的根源：有效需求不足7、增加有效需求的途径初探8、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效果、效率分析9、银行流动性过剩及风险控制10、开放经济下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分析四、我国的利率政策问题研究1、利率结构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2、利率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结构的调整3、储蓄和投资的利率弹性研究4、试论储蓄存款的利率弹性5、央行利率政策调整对银行业的影响与对策6、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优化7、提高商业银行在利率传导中的效果8、现阶段我国利率政策的有效性9、我国利率政策的经济运行效果分析10、论通货膨胀压力下的利率政策选择五、利率市场化问题研究1、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2、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与利率市场化3、金融体制改革与利率市场化4、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前提5、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步骤6、我国利率市场化应坚持的几个基本原则7、商业银行应如何应对利率市场化8、利率市场化对国有商业银行（或中小商业银行）的影响9、利率市场化后企业投融资策略的调整10、我国利率市场化后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六、政策性银行问题研究1、我国设置政策性银行的理论依据2、我国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问题的解决3、政策性银行如何配合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4、我国政策性银行外部关系的协调5、对我国政策性银行有效监管的实施6、构建政策性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思考7、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路径的比较分析8、农业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贷款问题9、政策性银行外部约束机制10、政策性银行与我国产业政策的配合七、货币市场问题1、论我国票据市场的现状及完善措施2、货币市场机制分析3、论我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形成机制4、论票据市场的功能和作用5、证券回购市场的交易分析6、国库券市场的投资分析7、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运作及其特征8、商业票据市场和银行承兑票据市场的关系分析9、论大额存单市场10、大额可转让定期价值分析八、资本市场问题1、试论投资银行在资本市场中的功能2、投资银行组织模式比较与选择3、证券经纪业务与证券经纪人制度4、企业并购的风险及防范5、国内外企业投资风险管理案例分析6、试论二级市场的基本功能7、二板市场的特点、功能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8、公司在二板市场上市的标准、组织实现及主承销商保荐制度9、开放式基金融资研究10、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退出模式研究九、银行不良资产研究1、转化或清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方法2、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及成因分析3、资产证券化在处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时的可行性4、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债转股的必要性和设想5、论债转股的理论和政策问题6、资产管理公司转型问题7、债转股的风险与时机分析8、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利弊9、债转股在不良资产处理中的效果分析10、如何杜绝不良资产的再生十、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1、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2、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3、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4、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5、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内控机制6、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机理7、我国的网络金融风险及防范8、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9、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10、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十一、分业经营与全能经营1、分业经营体制下的银证、银保合作2、国际金融界混业经营的潮流3、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研究4、混业经营的风险分析5、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中国金融业的选择6、分业经营与金融控股公司7、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安全性分析8、我国分业经营体制下银证合作分析9、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监管制度的完善10、金融业混业经营的风险与监管对策

您好金融学本科我给你吧

金融不良资产价值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中的农村金融抑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与中国金融开放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研究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及防范研究房地产金融风险管理及对策研究我国金融衍生市场创建若干法律问题初探现代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问题刍议论我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研究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研究金融危机后韩国银行业重组机制对中国的启示金融自由化所必须的法律规则及其实施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制度、制度变迁与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离岸金融法律监管问题研究连接函数（Copula）理论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研究构建中国金融条件指数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与分析论国际金融衍生交易中的法律问题金融投资风险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研究及应用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欧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试论金融债权资产的定价理论与实务中国宏观金融风险的统计度量与分析无线金融交易模型（WFTM）技术研究中国渐进改革中以租金为基础的政府金融支持行为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问题的探讨题目不统一，读者根据自身情况自行拟定。

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摘要怎么写

我刚写了这方面的论文，也因为题目大，答辩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各国出台了很多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法案，一定要看下，其中明显的趋势就有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形成新的监管框架。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比较资料有很多，很容易查。金融危机过后，金融监管问题被格外关注，写这类论文胜在资料够新。如果主要写宏观审慎监管，范围一下子就缩小很多，那就在现状和解决对策里重点写这个内容。但是题目中就一定要点明你写的宏观审慎监管问题，不然题目太大，就会显得论文写得不全面。我的老师说：“你们本科生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都是拿别人的来用，所以结构挑最简单的写，力求不出错就行。”我国金融监管发展历程，现状，存在问题，解决对策。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

摘要4-5Abstract5-9引言9- 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存在的问题11-1 我国现阶段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形成11-2 目前混业经营趋势之下的监管问题13- 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分析15-1 央行全面监管阶段15-2 分业监管体制开始确立17-1 中国人民银行成为银行业的专门监管机构17-2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困境分析18- 混业经营趋势下政府对银行监管的必要性分析21-1 银行业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21-2 政府对于银行业监管的法律关系的主体23-1 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目的23-2 政府监管银行的法律关系主体的理论分析26-3 现阶段我国的银行监管法律关系主体28- 国外银行业监管模式的比较与借鉴31-1 美国的银行监管模式31-2 德国的银行监管体制33-3 英国的银行监管体制34-4 对当今世界银行业法律监管机构改革模式的分析35-1 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的价值取向35-2 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定位36-3 银行业监管机构的组织形式4 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权力37- 建立适应混业经营趋势的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设想38-1 中国银监会的定位38-2 中国银监会的权力介绍40-1 中国银监会拥有准立法权40-2 中国银监会拥有行政权与执法权41-3 中国银监会缺乏准司法权42-3 混业经营趋势下的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44-1 从制度选择方面应逐渐走向统一监管的道路44-2 金融监管局的定位3 金融监管局的监管对象45-4 金融监管局的权力46-5 对金融监管局的监督47-48结论48-49参考文献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