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百科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论文500字的读后感悟

发布时间:2024-07-07 15:30:03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论文500字的读后感悟

漫谈汉字与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借字就是借用某个字的形体来代替许多描绘文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刘心武《银锭观山》)  这里借汉字“又”形容条子被折成的样子,就是一种借字。  其他再如:借汉字“大”字形容某人睡觉的特别姿势(“把粗短的身躯摆成个‘大’字”);借汉字“品”字形容作战的阵势(“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借汉字“川”字形容眉心之间的肌肉(“眉心之间的肌肉,拧成一个‘川’字”);借汉字“吕”字形容接吻(“只做了一个‘吕’字”);等等。  联边就是特意选用若干个偏旁相同的字让它们串联起来造成气势的一种修辞格。如:  1945年冬,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昆明“一二 · 一”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女学生,书赠了一副对仗工整的挽联,对蒋介石策动内战阴谋公开抗议,对反动派杀害学生无比愤慨。联语是:  魑魅魍魉残余,知法网有漏;  琴瑟琵琶坑烬,问民权何存!  (转摘自《文摘报》总64期)  这里上联用了4个“鬼”字旁的字,下联用了4个“王”字旁的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这就是联边。  其他再如马车店对联:“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上下联连用14个“走之”旁的字,表示车来人往,充分反映行业特点,颇具匠心。  还如旧时“海神庙”对联:“浩海汪洋波涛涌溪河注满,雷霆霹雳霭云雾零雨雱霏。”上联选用11个“三点水”旁的字,下联选用11个“雨”字头的字(“云”的繁体字是上“雨”下“云”),突出了“水”和“雨”,以此表现海神,颇具气势。  据说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有一次路过福州府,看望新科状元、闽侯洪塘人翁正春。谈笑中,叶向高说:“老夫今晚恐怕进不得西门了。” 翁正春知他今晚要在此留宿,便道:“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话中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便对道:“客官寓宦宫,富室宽宏。”这样的联边对偶,的确雅趣横生。  3、字谜和隐语  谜语是种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游戏,字谜是谜语的一个门类,是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以下几则字谜:  拿不出手 (谜底是“合”)  你我各一半 (谜底是“伐”)  主见差一点 (谜底是“现”)  木字多一撇 (谜底是“移”)  多一点能吃,少一点有用 (谜底是“术”)  还有一则较长的字谜是这样的:  下楼来,金钱“卜”落。  问苍天,“人”在何方?  恨“王”孙,一直去了。  詈冤家,“言”去难留。  悔当初,“吾”错失口。  有上“交”,无下“交”,  “皂”白何须问,  “分”开不用“刀”,  从今莫把“仇”“人”靠,  “千”里相思一撇消。  它的谜底一共是十个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隐语是流行于某一社会集团内部,对外保密的话语。如买卖人中对数字的代称有:一(旦底)、二(空工)、三(横川)、四(侧目)、五(缺丑)、六(断大)、七(虎底)、八(分头)、九(未丸)、十(田心),等。又如《后汉书 · 五行志(一)》中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千里草”是“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意指“董卓即亡”,但鉴于权势,不敢明说,故用此法表达,既是析字,又是隐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字谜和隐语大多是依附汉字形体而构成的。  4、回文诗和宝塔诗  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南朝齐王融《后园作回文诗》:  正读:  斜峰绕径曲,丛石带连山。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山连带石丛,曲径绕峰斜。  不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论文500字的读后感

漫谈汉字与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借字就是借用某个字的形体来代替许多描绘文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刘心武《银锭观山》)  这里借汉字“又”形容条子被折成的样子,就是一种借字。  其他再如:借汉字“大”字形容某人睡觉的特别姿势(“把粗短的身躯摆成个‘大’字”);借汉字“品”字形容作战的阵势(“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借汉字“川”字形容眉心之间的肌肉(“眉心之间的肌肉,拧成一个‘川’字”);借汉字“吕”字形容接吻(“只做了一个‘吕’字”);等等。  联边就是特意选用若干个偏旁相同的字让它们串联起来造成气势的一种修辞格。如:  1945年冬,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昆明“一二 · 一”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女学生,书赠了一副对仗工整的挽联,对蒋介石策动内战阴谋公开抗议,对反动派杀害学生无比愤慨。联语是:  魑魅魍魉残余,知法网有漏;  琴瑟琵琶坑烬,问民权何存!  (转摘自《文摘报》总64期)  这里上联用了4个“鬼”字旁的字,下联用了4个“王”字旁的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这就是联边。  其他再如马车店对联:“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上下联连用14个“走之”旁的字,表示车来人往,充分反映行业特点,颇具匠心。  还如旧时“海神庙”对联:“浩海汪洋波涛涌溪河注满,雷霆霹雳霭云雾零雨雱霏。”上联选用11个“三点水”旁的字,下联选用11个“雨”字头的字(“云”的繁体字是上“雨”下“云”),突出了“水”和“雨”,以此表现海神,颇具气势。  据说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有一次路过福州府,看望新科状元、闽侯洪塘人翁正春。谈笑中,叶向高说:“老夫今晚恐怕进不得西门了。” 翁正春知他今晚要在此留宿,便道:“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话中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便对道:“客官寓宦宫,富室宽宏。”这样的联边对偶,的确雅趣横生。  3、字谜和隐语  谜语是种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游戏,字谜是谜语的一个门类,是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以下几则字谜:  拿不出手 (谜底是“合”)  你我各一半 (谜底是“伐”)  主见差一点 (谜底是“现”)  木字多一撇 (谜底是“移”)  多一点能吃,少一点有用 (谜底是“术”)  还有一则较长的字谜是这样的:  下楼来,金钱“卜”落。  问苍天,“人”在何方?  恨“王”孙,一直去了。  詈冤家,“言”去难留。  悔当初,“吾”错失口。  有上“交”,无下“交”,  “皂”白何须问,  “分”开不用“刀”,  从今莫把“仇”“人”靠,  “千”里相思一撇消。  它的谜底一共是十个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隐语是流行于某一社会集团内部,对外保密的话语。如买卖人中对数字的代称有:一(旦底)、二(空工)、三(横川)、四(侧目)、五(缺丑)、六(断大)、七(虎底)、八(分头)、九(未丸)、十(田心),等。又如《后汉书 · 五行志(一)》中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千里草”是“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意指“董卓即亡”,但鉴于权势,不敢明说,故用此法表达,既是析字,又是隐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字谜和隐语大多是依附汉字形体而构成的。  4、回文诗和宝塔诗  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南朝齐王融《后园作回文诗》:  正读:  斜峰绕径曲,丛石带连山。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山连带石丛,曲径绕峰斜。  不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哲学的主要课程: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 、中外哲学原著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等。而古代汉语的主要课程是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先秦两汉魏晋南朝文学 唐宋文学 元明清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 文学理论 美学 西方文论 语言学概论 中国古代文论 写作 诗经楚辞 口才学 诸子研究 中国思想史 形式逻辑 心理学 唐宋词研究 鲁迅研究 文化语言学 文献学 比较文学 马列文论 周作人研究 唐诗艺术 网络文学研究 小说艺术 新诗研究 唐宋散文研究 秘书学 中国20世纪文论 汉字与中国文化 当代西方美学专题 新闻学概论 明清小说研究 学术论文写作 影视美学 新时期文学研究 韵训诂研究 方言学等。。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学好古代汉语最主要还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它,很枯燥的,但是对一个有兴趣的人来说会自己去找书看。。老师就是按照以上课程教,没有什么特别的

汉字的起源一直是个巨大的谜题。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世界大多数古文字都湮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是什么赋予了汉字强大的生命力?汉字又是如何产生的? 文明晨曦 54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将楔形文字压写在一块块泥板之上;5000年前,古埃及人在巨大的石碑和神庙中凿刻下神文,古希腊人称之为圣书字;3300年前,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这几种文字是人类最早的文字。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苍颉创造了文字。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苍颔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4只眼睛。据说,苍颉是黄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始,黄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但如果黄帝的史官苍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地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 郭沫若、于省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这些符号大部分为简单的几何形符号,专家们认为,它们没有记录或传达语言的作用,可能只是为了个人或本族制陶业的需要,在陶器上画出的简单符号,与汉字的发展并没有传承关系。 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麦地岩画,岩画中的几个符号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拓摹,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这些岩画符号如果是文字,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十年。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在孤立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 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人们仍然无法解开中国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但在这些已知的线索中,隐隐透露着来自过去的信息: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像创制了文字,这些线索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 尘封甲骨 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使失落了3000多年的殷商文明突然以一种文字的形象呈现于人们的面前。这些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成熟文字。 清光绪25年,执掌国子监的大臣王懿荣患了疟疾,按照中医使用“龙骨”入药。他意外发现从药铺买来的“龙骨”上刻有文字。经过研究,他认为这一定是未知的远古时代的文字。那一年是公元纪年的1899年。这个著名的故事,最初刊登在1931年北京发行的《华北日报》上。后来,几乎所有涉及甲骨文发现的书籍都转述过。 故事的虚实已经无从分辨,但发现甲骨文确实是王懿荣的一大功绩,正是他的学识和眼光,使甲骨文在经历3000年后惊现于世。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王懿荣投井殉国,悲壮地结束了生命。之初,很多人不相信王懿荣的说法。而当时的古董商人也隐瞒了甲骨真正的出土地点,为了保证盈利的渠道,他们确实编造了很多谎言。有的说在汤阴出土,有的说在汤阴的麦里出土,有的说在卫辉出土。此时,有一位名叫罗振玉的金石学者,他坚信甲骨所刻是了不起的历史秘密。在胞弟等人的协助下,他发现甲骨文的实际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接着,他又在甲骨文字中发现了重要息。卜辞里面发现殷王名溢十余,所以他恍悟卜辞的出土地应该就是商朝都城。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汉字系统。学者们发现,甲骨文字不但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而且,它脱离原始文字阶段进入成熟期已有一段时间。它的文字的数量很多,根据最新的统计,单个的文字已经超过4000,它可以表达很复杂的概念,词性包括名词、动词、代词、副词等,它已经具有指事字、会意字,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形声字。 中国目前出土甲骨共15万多片,这些甲骨让人们了解了一个久远的年代,也留下一个巨大的疑问:甲骨上的刻写,是当时唯一的书写方式吗?其实这是一种很罕见的、比较特殊的书写方式。因为商代主要的书写工具是竹木简。然而,出土文物中竹木简的痕迹无可寻觅,就在出土的甲骨之上,人们意外发现了用朱砂书写的遗迹。朱书的笔道很粗,刻得很细,笔道周围的朱砂迹还残留着;所以用毛笔在竹木简上书写是当时主要的书写方式。甲骨文的研究,开启了一段尘封数千年的古代文明,被风沙掩埋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再现。 鼎立九州 金文,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历经华夏文明中1200余年的历史,因为与一种金属的结合,堪称世界文字发展史上的独一无二。 金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因其往往现身于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所以又称钟鼎文。中国的青铜器自古以来就被蒙上了一层尊贵而神秘的面纱。相传,黄帝曾采集铜矿石铸鼎于荆山之下,用巨鼎镇住了中原的气脉,从而镇住了九州八方。鼎,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为上天给予凡人权力的神器。远古的传说渐行渐远,那个造鼎的时代也成为上古之谜,消失于人们的视线。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的先秦青铜器铭文约有一万四千余篇,其中商周金文共约万余篇,春秋战国金文三千余篇。据容庚《金文编》第四版记载,金文单字数共计3722个,其中已识的字2420个,仍有一千多字无人能解。 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注意对金文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现代考古学对金文的解读进入了更为科学的阶段。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利簋,它的出土为我们确定了周朝立国的确切时间。利簋全文共32字,记载了武王灭商后第八天,在一个叫“阑”的地方,赐给右史“利”一些青铜,于是利就铸造了这件器物。它所记录的代商时辰与《逸周书》及《尚书》中描述的完全吻合,无可争辩地肯定了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此外,有专家认为,铭文还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岁鼎”。“岁”即为木星,“岁鼎”指的就是那天清晨有“木星中天”的现象。结合利簋铭文记载,专家们综合天文、历法等知识,得到了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公元前1046年。 在利簋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铭文逐渐趋于工整,线条变得圆曲婉转,与商代一两字的族徽文相比,长篇的铭文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从西周早期开始,金文的史料价值在增加,它的文字比较长,记载了当时的很多战争、礼制等重要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及至武王克商以后,西周势力南抵长江以南,西至甘肃,北达华北平原北部,东至山东半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当时的世界上,没人能够忽视这个强大王朝的存在。毛公鼎,号称天下第一铭文,全文共497字,其字体奇逸飞动,气象雄浑。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勉励,如此古老而完整的文献,郭沫若先生称它“抵得上一篇《尚书》”。有人说,中国商周金文里所表现的章法之美,令人相信苍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秘密。金文到此发展到它的顶峰。 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之后,周平王继位,为躲避犬戎的侵扰,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历史上称平王东迁以前为西周,以后为东周。中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诸侯争霸的新时期——春秋、战国。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礼制迅速崩溃,列国纷争的局面愈演愈烈,各国的文字也呈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 战国中后期,竹简、帛书的手写体文字占到主导地位,它们普遍具有扁平欹斜、简易草率的倾向。这时,文字不再被统治者和贵族所垄断,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流派相继产生,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用手中的笔墨书写着后世的历史。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对货币、度量衡等实行大规模的统一政策,他命令李斯等人对当时的秦国文字统一整理,以一种新的字体颁布于全国,与秦文不符的六国文字全部废除,这种字体后世称之为小篆。“书同文”的政策,一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汉字长期混乱的局面,成为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运动。 隶行天下 2002年,酉水河畔一口古井中,三万六千枚秦简相继出土,而此前各地出上秦简的总数不过三千枚。令人震惊的是,这居然是一份秦代的官署档案,其纪年从秦始皇二十五年一直延续到秦二世二年(前222——前208年),十余年间一年不少,几乎跨越了整个秦代。 就在历史学家们为如此丰厚的秦代史料欢欣鼓舞的时候,一个匪夷所思的文字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春秋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大力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统一中国文字。然而,在累积十余年的官署档案中,竟没有一枚竹筒上写有正规的小篆。事实上,除了李斯的泰山刻石,后世对秦代小篆的踪迹一直鲜有发现,而秦隶却随着简犊大量出土,这不禁令人疑惑,秦王朝究竟是以小篆为文字还是秦隶推行的“书同文”呢? 关于隶书,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狱吏,因为得罪秦始皇被捕入狱。他原本负责文书一类的工作,深知小篆书与的复杂。为消磨时间,程邈在狱中苦思十年,将小篆删繁就简、化圆为方,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这就是隶书。据说秦始皇看后非常欣赏,不仅释放了程邈,还将隶书发交官府,辅助小篆使用。如果按照这个故事,在天下初定,“书同文”政策大力推行的时候,隶书还没有创立。 1975年在湖北云梦一处墓葬的棺椁中发现了大量竹简。两千多年的竹简,字迹依然清晰。从字形上看,很多字的写法与正规篆书明显不同,跟西汉早期的隶书却极为相似。据专家判断,这是典型的秦隶,秦隶的出现不禁让人想起“程邈造隶”的传说。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一段记载引起专专家的注意,它似乎透露出一个特别的讯息。书中说,曾经有个临淄人发现了一处古墓,墓中放置的竟然是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位齐国君主的棺椁上隐约有隶书的字迹。但是,这次发掘毕竟是郦道元辗转听来,棺椁上的字迹早已无从求证。而在“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最忠实继承了西周王朝文字传统的是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后世的隶书也是从秦国文字演变而来。 1982年1月,《文物》杂志上的一篇发掘简报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在四川青川县发现的一处战国墓葬群中,有一片木版显得非常特殊。青川原属于巴蜀,也就是说当时那个地方应该用巴蜀文字,可是实际上青川木犊上面用的字是秦文字。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证,专家将木版的书写时间定为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这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整整早了88年,比云梦秦简也早了几十年。有了简读文字的证明,再辅以大量的兵器铭文、印文、陶文,隶变开始的时间已不仅仅是猜测。 在随后的发展中,隶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汉字一些基本的笔画,点、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笔画也是在隶变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形态也就更加丰富,写起来更有节奏感,方块汉字实际上就是在隶变过程当中形成的。隶书的简易和快速书写以及在笔势上的改进,促进了楷书、行书及草书的发展,汉字字体趋于完善。 汉字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它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血脉相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绵延的笔画书写五千年的文明兴衰,汉字是一个超越时空、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灵 它将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人们,用同一种符号连接在了一起,它独有的魅力将会继续影响着世界 挥毫千秋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载体,纸张的出现,让汉字的书写跨越过千年的简帛时代,让笔墨的气息不经意中添了灵动与潇洒。而整个文明的进程,也在这看似一小步的跨越间,被悄然推动了…… 书法时代的辉煌 楷书,后来作为官方正式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再衍生新的字体。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基本完成了它的演变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方块字”。典型的楷书结构,它的横画总是要向右上略做倾斜的,正好符合手拿着毛笔运动的最方便的路线,完全画一条水平线,不方便;画一条垂直线,不方便。楷书里面它的“悬针”的那个针尖,恰好是笔锋最容易出尖的地方。所以楷书无论从笔画还是结构体势来看,都最符合毛笔的特点和手的特点。 《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时人对王羲之的赞誉,痴迷他书法的唐太宗,则用了“尽善尽美”一词来形容。除了王羲之,还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后世并称为“二王”。王献之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介于二体之间,却又兼备二体之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魏晋是属于书法的时代,追求书写的美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真正成为中国文人一种心灵的寄托和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而汉字在期间折射出的光彩,前无古人,闪耀至今。北朝石刻书法统称为“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故又称为“魏碑”。它们不是名家墨迹,甚至难考姓名,但却以多样的形式,鲜明的特色,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影响至深。创建于1087年的西安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的博物馆,被人们誉为“书法艺术的故乡”,而碑林兴起的源头就是对唐代《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保存。《石台孝经》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为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开成石经》内容包括《尚书》、《诗经》、《论语》、《尔雅》等12部经书,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石刻经书,被称为“世界最大最重的一部书。”有人把《开成石经》比喻成当年的“高考教材”,这部历时7年,由楷书刊刻的石经,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流传,同时也对经籍用字起到了强有力的规范作用。 为汉字规范奠定基础 在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汉字规范化运动中,有一本书是不可不提及的,它就是《干禄字书》。所谓干禄就是去追求功名,《干禄字书》就是作为追求功名需要用的文字规范的这种书。《干禄字书》的撰写者叫颜元孙,他的家族有太多值得大书一笔的地方,远祖可上溯到孔门弟子颜回,而其高祖父颜之推和伯祖父颜师古,皆以考注经史闻名于世。《干禄字书》无疑为汉字的规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真正使《干禄字书》起发展作用的却是颜氏家族的另一个成员,颜元孙的侄子——书法家颜真卿。《祭侄稿》是颜真卿为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在这场叛乱中,时任平原郡太守的颜真卿,以一介儒生的文弱,挺立在抗击叛军的城头,而颜氏一门有30多个亲属殉国,可谓满门忠烈。后人崇尚颜真卿书风的雄浑,更敬慕他的气节,将其视作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献有记载的唐朝善书者有640多人,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无不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和充沛的热情参与其间,成为一场隆重的视觉盛宴。 百年沉浮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惨败。那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实现普及教育、救国图强就是要革汉字的命,要改革汉字。然而,汉字与中国文化休戚相关,几千年的积淀使它一脉相传,改革究竞从何而起? 切音字运动的开展 卢赣章懂英文,到过南洋,他想要让中国富强,要普及教育,必须改革汉字。1892年,卢赣章编写的《一目了然初阶》出版,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创制的汉语拼音方案。由此,汉字改革的大幕以拼音运动的形式正式拉开。并因卢赣章的“切音新字”而命名为“切音字运动”。 1900年,另一位切音运动的倡导者以“台湾和尚”的身份出现在山东沿海的港口,他搭乘的船并不是来自台湾,而是来自日本,来者也并不是和尚,而是被朝廷通缉的罪犯,他的名字叫王照。王照曾经是戊戌变法中的风云人物,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没有人能想到,他此次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国,是为了推广一套叫做《官话合声字母》的拼音方案。王照在裱褙胡同创立了“官话字母义垫”。由于身份特殊,他让学生在前面讲授,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指点。官话字母的影响力正渐渐扩大,这时,王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去自首。这样在出狱以后,反而可以公开出面推广《官话合声字母》。经过一番磨砺,王照终于出狱,此时的他更为坚忍执著,全力推行拼音方案。几乎于此同时,卢赣章又编写了一套新的拼音方案《中国切音新字》,1905年,他专程将此书送到北京、满腔热忱地希望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然而,方案呈交了3次,全部被驳回。晚年的卢赣章仍在坚持教授切音字。据统计,1892到1911年的切音字运动,共提出切音字个人方案28种,掀起了中国汉字改革的第一个高潮。 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展 就在切音字运动的实践者们在外来文化的启发下以拼音的方式为汉字改革寻找出路的时候,汉字简化这条从汉字自身的演变规律中延伸而来的变革之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陆费逵,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一位有着革新思想和实业精神的教育家、出版家。1909年,他在主编的《教育杂志》上,率先发表了名为《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使用,奏响了简体字运动的前奏。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会里头提出了一个减省现行汉字笔画的提案,简体字运动有了突破性进展。 1935年春,一篇名为《推行手头字缘起》的文章突然在诸多报刊同时出现,文章选字第一批手头字300个,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巴金等200名文化界人士和15家杂志社联合发表。随着简体字运动的日益发展,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的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字,同年10月,国民政府以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教育部长的名义通令全国,要求全国推行。然而,事情很快有了变化。1936年2月,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但是,扎根于群众的简体字不推而行,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简体字获得了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汉字改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天后,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此后,一系列文字改革机构相继诞生。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3年10月,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成立。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建立,它们的诞生,拉开了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序幕,也显示了一个新生国家改革古老汉字的决心和力量。新中国从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当前文字改革的3项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公布。这是对千百年来流行在民间的简体字的规范,也是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一项成果。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方案吸收了以往注音系统的优秀成果,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实行音素化拼音方法,辅助学习汉字。 百余年来,为了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一代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汉字改革的道路上执著探索,而古老的汉字置身于传统与现代的漩涡,守望着命运的沉浮起落,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荣辱兴衰,更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国家永远不可忘记的历史。 方正流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外国探险者来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他们在大量盗取中国文物的同时,也揭开了这个文明古国一个个尘封地下的秘密。 参照汉字结构创造文字 1922年6月,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从中出土了辽代哀册。哀册就是皇帝、皇后、皇储他们的墓志专有的名字,一般的大臣和官员就叫墓志铭。契丹哀册的出土让契丹国文字在失传数百年之后重见天日。 汉字产生之后,很早就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汉字和文言都是这些民族的正式文字。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各民族逐渐掌握了汉字的结构规律,创造出更加适合自己民族使用的文字。 契丹崛起于唐末,兴盛于宋,立国后,改国号为辽,逐渐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统治者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正好处于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割据局面,无独有偶,在与其相邻的西夏国,他们的文字同样是根据汉字创制的。公元1036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根据汉字的造字特点,参照融合了契丹文字的造型创制西夏文字,3年始成,共5000余字,笔画繁多,结构繁杂。西夏大力推行西夏文字,但汉字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它与西夏文同时并用,直到王朝的结束。 日本文字与汉字的关系 大唐政府清明,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在国际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好形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日本朝野上下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家为汲取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而派遣的官方外交与留学使团。 在古代,日本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405年,一个叫王仁的朝鲜人带着《论语》到日本讲学,并教授汉字,具有文化修养的日本人开始使用汉文记事。8世纪以前汉字是日本记录书面语的工具。遣唐使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究汉字,据传,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和留学僧空海结合汉字创制了日本片假名和平假名。空海在唐朝精研书法,借鉴草书形成新的字母形式,创制了日本平假名。其实,平假名确实是从中国汉字的草书演化而来,但并非空海一人所创,它早期为日本女性专用,由于宫廷女人长年抄写《万叶集》,而“万叶假名”的汉字都有固定字音,写着写着,无形中便简略了汉字,变成类似草书的字体,就成为“平假名”。学习汉字的日本宫廷子弟或考上大学的精英,为了将汉字念成日本本国固有语音,在汉文旁加上种种拆解汉字而形成的各种助词与记号,就形成了后来的“片假名”。有传说,片假名最初的创制者是吉备真备。 日本文字以汉字为素材。并且在应用中与汉字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汉字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普及。与汉字相联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虽然历史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将汉字改造为日本的文字,但是庞大的遣唐使团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汉字早已流布四方 在武则天和唐高宗的陵墓前,伫立着64尊藩巨石像,他们所代表的是唐朝的盟国和友好邻邦。不仅仅是在唐朝,汉字早已伴随文化流布四方。朝鲜文字原来一直用汉字,只不过加上他们自己的读音,叫做吏读。越南也是在秦代的时候就跟中国有来往了,他们一直也是用汉文作为他们的文字,一直到后来才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叫做字喃。东至渤海、朝鲜、日本,南至安南、缅甸,西至西域,北至漠北,这一片广阔的空间,超越漫长悠久的历史,用汉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随着周边各个国家在文化上的崛起和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一些曾使用汉字的国家先后放弃汉字。韩国创造了自己的训民正音,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提出了废除汉字,越南也已经实行拼音化。虽然这些曾经饱受中华文化浸润的国家如今都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是,他们语言中仍明显留有汉字遗迹,朝鲜语、越南语和日本语词汇的6成以上都是由古汉语派生出的汉字词组成的,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本土文化里。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论文500字的读后感受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古至今便有着“多元”社会,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 汉字的存在,深刻地讲述出了中国的漫长崎岖凤凰涅槃般的历史,承载了我们中华儿女自豪而痛心的反思。然而,汉字便是贯穿了古今风雨中的一件独有的珍宝,汉字的命运恰巧折射出了中国的兴盛衰败。汉字极具生命力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汉字所孕育的中华文化极为深厚,每一个汉字都有其背后的意义与故事。 文字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汉字是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文”字本身原是一个人形,一点是头,其它是四肢,只是最早的“文”不中空,内有花纹,现在要写以前的“文”,就成了纹,就是这些远古的纹纹道道,变化(纹化)到今天的丰富的汉字,使它充满灵魂、思想。无所不及。就说“学”字吧,他的繁体是“学”,实际上上部分是两只手捧两个叉,表示在梳理错综复杂的头绪,下面“子”代表孩子或人形,就赋予要弄清掌握、学的意思了,如果将“子”换成“见”,就是“觉/觉”,也就是见到错综复杂的“叉”感觉到或觉悟。以后再说吧。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文字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文字对文化的从属地位。文化是一个系统,文字也是一个系统,文字系统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无论是文字的产生、发展、演变,还是具体使用,都要受到文化的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制约,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字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推荐:汉字与中国文化 (王蒙)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论文500字的读后感怎么写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古至今便有着“多元”社会,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 汉字的存在,深刻地讲述出了中国的漫长崎岖凤凰涅槃般的历史,承载了我们中华儿女自豪而痛心的反思。然而,汉字便是贯穿了古今风雨中的一件独有的珍宝,汉字的命运恰巧折射出了中国的兴盛衰败。汉字极具生命力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汉字所孕育的中华文化极为深厚,每一个汉字都有其背后的意义与故事。 文字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汉字是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文”字本身原是一个人形,一点是头,其它是四肢,只是最早的“文”不中空,内有花纹,现在要写以前的“文”,就成了纹,就是这些远古的纹纹道道,变化(纹化)到今天的丰富的汉字,使它充满灵魂、思想。无所不及。就说“学”字吧,他的繁体是“学”,实际上上部分是两只手捧两个叉,表示在梳理错综复杂的头绪,下面“子”代表孩子或人形,就赋予要弄清掌握、学的意思了,如果将“子”换成“见”,就是“觉/觉”,也就是见到错综复杂的“叉”感觉到或觉悟。以后再说吧。

漫谈汉字与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借字就是借用某个字的形体来代替许多描绘文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刘心武《银锭观山》)  这里借汉字“又”形容条子被折成的样子,就是一种借字。  其他再如:借汉字“大”字形容某人睡觉的特别姿势(“把粗短的身躯摆成个‘大’字”);借汉字“品”字形容作战的阵势(“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借汉字“川”字形容眉心之间的肌肉(“眉心之间的肌肉,拧成一个‘川’字”);借汉字“吕”字形容接吻(“只做了一个‘吕’字”);等等。  联边就是特意选用若干个偏旁相同的字让它们串联起来造成气势的一种修辞格。如:  1945年冬,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昆明“一二 · 一”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女学生,书赠了一副对仗工整的挽联,对蒋介石策动内战阴谋公开抗议,对反动派杀害学生无比愤慨。联语是:  魑魅魍魉残余,知法网有漏;  琴瑟琵琶坑烬,问民权何存!  (转摘自《文摘报》总64期)  这里上联用了4个“鬼”字旁的字,下联用了4个“王”字旁的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这就是联边。  其他再如马车店对联:“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上下联连用14个“走之”旁的字,表示车来人往,充分反映行业特点,颇具匠心。  还如旧时“海神庙”对联:“浩海汪洋波涛涌溪河注满,雷霆霹雳霭云雾零雨雱霏。”上联选用11个“三点水”旁的字,下联选用11个“雨”字头的字(“云”的繁体字是上“雨”下“云”),突出了“水”和“雨”,以此表现海神,颇具气势。  据说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有一次路过福州府,看望新科状元、闽侯洪塘人翁正春。谈笑中,叶向高说:“老夫今晚恐怕进不得西门了。” 翁正春知他今晚要在此留宿,便道:“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话中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便对道:“客官寓宦宫,富室宽宏。”这样的联边对偶,的确雅趣横生。  3、字谜和隐语  谜语是种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游戏,字谜是谜语的一个门类,是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以下几则字谜:  拿不出手 (谜底是“合”)  你我各一半 (谜底是“伐”)  主见差一点 (谜底是“现”)  木字多一撇 (谜底是“移”)  多一点能吃,少一点有用 (谜底是“术”)  还有一则较长的字谜是这样的:  下楼来,金钱“卜”落。  问苍天,“人”在何方?  恨“王”孙,一直去了。  詈冤家,“言”去难留。  悔当初,“吾”错失口。  有上“交”,无下“交”,  “皂”白何须问,  “分”开不用“刀”,  从今莫把“仇”“人”靠,  “千”里相思一撇消。  它的谜底一共是十个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隐语是流行于某一社会集团内部,对外保密的话语。如买卖人中对数字的代称有:一(旦底)、二(空工)、三(横川)、四(侧目)、五(缺丑)、六(断大)、七(虎底)、八(分头)、九(未丸)、十(田心),等。又如《后汉书 · 五行志(一)》中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千里草”是“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意指“董卓即亡”,但鉴于权势,不敢明说,故用此法表达,既是析字,又是隐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字谜和隐语大多是依附汉字形体而构成的。  4、回文诗和宝塔诗  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南朝齐王融《后园作回文诗》:  正读:  斜峰绕径曲,丛石带连山。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山连带石丛,曲径绕峰斜。  不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紧密的关系,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汉字里积淀着中华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也仰仗着汉字得以流传久远。汉字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任何文化的发明与记录都是在汉字出来之后进行的,所以说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古代的汉字是由结绳记事开始,慢慢的演化成在木片或竹片上刻记号。然而通过这些方式记录的内容有限,人们就通过观察天地之间的事物,用各种形状表示意思,从而产生了甲骨文。甲骨文到了先秦时期演化成为篆书,极大地增大了文字量,但是书写太复杂,到了秦朝,逐渐演化成隶书,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汉字。我们从汉字的形成,一方面能看到当时社会的文化现象、文化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透过研究分析汉字,根据汉字造字的方式和内涵,我们可以窥探中华文化的特征。即我们可以从诸多汉字现象中,如汉字的造字,构词,汉字词义的形成和演变,汉字的结构特点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理据。汉字的历史于文化大抵是相辅相成而行的。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过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说过:“语言文字是一个名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所以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的先从文字入手,通过对文字的形成,文字的组成,以及文字的形、音、义,的研究,然后去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此丰富的文化想要流传与传播,就需要文字这种可以容纳万物的载体进行记载与传播,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左转》《战国策》《论语》以及诸子百家等文献,都是通过汉字的记载才得以流传至今,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提供文字资料。汉字也是解读和传递各地文化的工具,比如在我国很多的地方都有着本地独有的方言和文化,不是本地人一般很难理解其中的真意。但是通过汉字的书面语言,我们可以很容的了解各个地方的文化传统、民族习惯、方言等文化,为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便利的条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汉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字承担着记载与传播文化的重任,汉字为人们提供一个研究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汉字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它使得我们更能深刻且客观的了解到我们任何一段历史的兴衰,任何一种文化的兴衰,它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十分重要的大门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论文500字怎么读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文字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文字对文化的从属地位。文化是一个系统,文字也是一个系统,文字系统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无论是文字的产生、发展、演变,还是具体使用,都要受到文化的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制约,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字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漫谈汉字与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借字就是借用某个字的形体来代替许多描绘文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刘心武《银锭观山》)  这里借汉字“又”形容条子被折成的样子,就是一种借字。  其他再如:借汉字“大”字形容某人睡觉的特别姿势(“把粗短的身躯摆成个‘大’字”);借汉字“品”字形容作战的阵势(“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借汉字“川”字形容眉心之间的肌肉(“眉心之间的肌肉,拧成一个‘川’字”);借汉字“吕”字形容接吻(“只做了一个‘吕’字”);等等。  联边就是特意选用若干个偏旁相同的字让它们串联起来造成气势的一种修辞格。如:  1945年冬,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昆明“一二 · 一”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女学生,书赠了一副对仗工整的挽联,对蒋介石策动内战阴谋公开抗议,对反动派杀害学生无比愤慨。联语是:  魑魅魍魉残余,知法网有漏;  琴瑟琵琶坑烬,问民权何存!  (转摘自《文摘报》总64期)  这里上联用了4个“鬼”字旁的字,下联用了4个“王”字旁的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这就是联边。  其他再如马车店对联:“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上下联连用14个“走之”旁的字,表示车来人往,充分反映行业特点,颇具匠心。  还如旧时“海神庙”对联:“浩海汪洋波涛涌溪河注满,雷霆霹雳霭云雾零雨雱霏。”上联选用11个“三点水”旁的字,下联选用11个“雨”字头的字(“云”的繁体字是上“雨”下“云”),突出了“水”和“雨”,以此表现海神,颇具气势。  据说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有一次路过福州府,看望新科状元、闽侯洪塘人翁正春。谈笑中,叶向高说:“老夫今晚恐怕进不得西门了。” 翁正春知他今晚要在此留宿,便道:“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话中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便对道:“客官寓宦宫,富室宽宏。”这样的联边对偶,的确雅趣横生。  3、字谜和隐语  谜语是种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游戏,字谜是谜语的一个门类,是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以下几则字谜:  拿不出手 (谜底是“合”)  你我各一半 (谜底是“伐”)  主见差一点 (谜底是“现”)  木字多一撇 (谜底是“移”)  多一点能吃,少一点有用 (谜底是“术”)  还有一则较长的字谜是这样的:  下楼来,金钱“卜”落。  问苍天,“人”在何方?  恨“王”孙,一直去了。  詈冤家,“言”去难留。  悔当初,“吾”错失口。  有上“交”,无下“交”,  “皂”白何须问,  “分”开不用“刀”,  从今莫把“仇”“人”靠,  “千”里相思一撇消。  它的谜底一共是十个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隐语是流行于某一社会集团内部,对外保密的话语。如买卖人中对数字的代称有:一(旦底)、二(空工)、三(横川)、四(侧目)、五(缺丑)、六(断大)、七(虎底)、八(分头)、九(未丸)、十(田心),等。又如《后汉书 · 五行志(一)》中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千里草”是“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意指“董卓即亡”,但鉴于权势,不敢明说,故用此法表达,既是析字,又是隐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字谜和隐语大多是依附汉字形体而构成的。  4、回文诗和宝塔诗  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南朝齐王融《后园作回文诗》:  正读:  斜峰绕径曲,丛石带连山。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山连带石丛,曲径绕峰斜。  不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汉字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所传承下来的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它记载着我国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有上古原始社会的象形文字-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印证了中国的全部发展过程,不像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现在已无人能懂,只是一些科学家从中推断出来的意思。而我们汉字却是全部中国人都能读得懂的。再说就像那个英语,它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实用,大家可想一下,就像现在我要用我的名字来用英语说它必须用汉语来说,还有它英语在使用的过和中不断有新词出现,可不知道未来它究竟要有几忆个词,而我们汉字中常用的却只有5000个左右,怎用变来变去都一个样。

汉字和文化互相影响,共同进步。

相关百科
热门百科
首页
发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