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人口问题论文1500字怎么读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许多国家在下一世纪将经历人口老龄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中国将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据统计，中国人口老龄化，到下世纪中叶将接近高峰，超出60占总数的27。4％，年龄的人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每四个人将老人。　　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2021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已经公布了，老龄化有点严重，男女比例也有点大，所以现在已经放开生育了。

回答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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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及相应政策论文写作的时候，应该通过人口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男女比例，以及根据这一特性国家采取的政策来写。

2021年对中国人口现状的看法。现状的看法是很好的，很正常的，因为二胎已经开放了，2022年以后的人口会会有改变的。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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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人口基数大，新增人口多；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都较低，人口增长模式为“三低模式”；人口分布呈东南向西北递减。问题：男多女少，男女比例失衡；老龄化趋势加强；人口素质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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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1日，世界上第50亿个人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EPA)倡议这一天为”世界50亿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从1988年起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世界人口问题的重视。1995年2月15日零点，北京妇产医院一重3700克的婴儿出生，宣告中国第12亿个公民的到来。距1989年4月11日”11亿人口日”不足2000天，庞大的人口列车又增加了1亿名新乘客。为了进一步唤起全民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达60亿联合国确定今天为世界”60亿人口日。这个数字不是与生惧来的，也不可能停止不前，但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它，使其缓慢地增长。从1650年至1850年，中间经历了200年，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第一个10亿；而从第一个10亿到第二个10亿，用了80年时间；从1930年至1960年，只用了30年时间，世界人口就跃进到第三个10亿。到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亿大关。人口翻番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以上数字我们不难看到，近3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长，就像化学试验一样，发生着连锁反应，规模迅速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各国对人口问题的重视，情况略有好转，但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不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场改革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影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这场改革既基于当前人口国情，也必将对人口产生重要影响。笔者通过对近年来人口学刊物论文、人口学年会、国家社科基金人口学课题、人口学相关著作进行筛选，认为当前人口学主要关注以下四大热点问题。　　老龄化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更是证实了我国还是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俨然成为中国新的基本国情。相比其他话题，老龄化问题最受关注，学术活动多、成果多。围绕研判我国的老龄化形势，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如何保障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等方面的成果居多。有学者提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发展速度比预期增长更快，政府和社会需要重新审视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特别是人口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格局）；更多学者主张，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抓紧进行政策、法律和制度上的各项准备。在宏观层面，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规模增长，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倍受关注，成为热门议题。如在退休年龄是否延迟问题上，既有共识，更有纠结：一类观点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之高压态势和提高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有限等理由，主张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逐步推进退休年龄延迟；一类观点认为当前推迟年龄退休的小小改变，很可能会引发人心动荡，可以等到我国劳动力缺乏时再发挥该经济杠杆的作用。在中观层面，关于城乡养老意愿和养老模式、老年群体更替、特殊老年人群（贫困老人、高龄老人、独生子女家庭老人、失独老人、精神病老人等）的养老服务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微观层面，更加侧重于对与有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代际关系、日常照料等问题的剖析。　　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　　人口流动与迁移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人口变动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内流动人口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一直是人口学关注的重点。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近年人口学对我国人口流动的总体状况、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等基础问题的总结和归纳，提升了对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效应规律的认识，并对当下人口流动的整体态势的判断，具有重要价值。在现实问题关注和运用上也有不少成果涌现。人口流动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加快的重要驱动力，针对现阶段人口流动迁移和城市化的新形势，国内人口流动的演进过程及影响的各种因素，有学者提出影响流动人口的政策选择必然由排斥至接受。对如何调控和管理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农村青壮年外流等问题，如何加快城镇化的同时，解决“老年村”“妇女村”和留守孩子等问题，都有不少成果。在研究方法方面，充分借鉴和运用了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念和技术，丰富和发展了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工作改革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出发，作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学者们延续继往对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热情，多角度解读了全国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政治意义和人口学意义，提出逐步完善生育政策的方案，并发出善意的提醒：要警惕人口政策变动对社会、经济、地方政府方面等可能带来的政策冲击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可能会使包括计生工作在内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发生变化，相关政策法规和社会政策要作相应的调整；中国人口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要在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综合框架下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近年，人口计生系统把“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家庭幸福和谐”列为“十二五”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关注人口计生实践的研究者们开始从人口计生部门、公共政策、社会系统等角度研究促进各类家庭的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热点问题　　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和讨论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是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在人口与社会方面，近年人口学聚焦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挤压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对幸福感的影响，“啃老”现象，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等社会热点话题；人口与经济的热点研究聚集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特别关注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人口要素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如何解决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危机等的问题。二是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特别关注农民工“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剩余劳动力的关系问题；在人口与气候、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人口动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人口规模与碳排放问题的关系，以及资源环境、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初步探索。

中国人口问题论文1500字2021年级

2021年对中国人口现状的看法。现状的看法是很好的，很正常的，因为二胎已经开放了，2022年以后的人口会会有改变的。非常大的。

人口基数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二）人口素质较低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老龄化状况项目实际预测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二、解决策略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