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论文选题方向是写什么的
主要指自商代、西周到甲午战争以前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夏代。但由于缺乏信史资料，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般从殷商、西周时期开始。 经济政治背景 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政治上实行奴隶主专政，而创造财富的奴隶却处于牛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人身没有自由。国王是最大的奴隶主，国家机器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君主独断专行，对奴隶实行暴虐统治。奴隶常常被任意杀害，甚至成为奴隶主的殉葬品。为了摆脱悲惨的命运，奴隶们采取各种形式同奴隶主进行斗争。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奴隶主往往采用宗教和神权的说教对人民进行统治。 春秋末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封建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在政治上，实行地主阶级封建君主专制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以地主绅士为中坚的庞大官僚机构，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举行了大小几百次的武装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政治思想的分期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 殷周时期 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点。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政治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见彩图[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片，记有主宰人间的“帝”]） 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逐渐变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日趋瓦解，出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这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对统一、相对安静的西周社会，以周礼为标准统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他向各国统治者呼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民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他向统治者建议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但同时又提出以宽济猛，以猛济宽的治国思想。他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强调人治，主张“举贤才”。生于战国时期的孟轲则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而只有“不嗜杀人”的仁人才能统一中国。他发挥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政在得民”，并进一步发挥了西周后期的民本思想。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迂阔，孟轲之后的荀况肯定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纠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阔之处。他既主张尊君，亦提倡爱民；既提倡“隆礼”，亦主张重法，并对礼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一方面宣传仁义道德，同时也宣传刑罚法治。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 法家代表商鞅、韩非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尊崇暴力，强调法治，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的观点，否认一切伦理道德，主张用武力进行统一；要求强化社会组织，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他们还主张绝对君权，宣传独裁政治。 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提倡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反对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质文明。道家要求人们谦虚退让，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它赞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尚同，强调把天下的思想统一于天子，统一于天；主张尚贤，即用人唯贤；提倡兼爱，非攻，揭露不义之战的罪恶。 农家学派的党徒们主张君民共耕而食，无上下等级的区别。 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 ① 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秦王朝实行法家政治统一了六国，但把法家学说绝对化，迷信暴力，导致速亡。汉代君臣和思想家们认为，秦的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针对当时民生凋敝的情况，他们主张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借以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博采道、儒、法诸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便应运而生。黄老之学主张清静，倡导无为而治，对人民的事务实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政策。但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只能在大的政治动乱后起暂时缓解作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政治指导方针。由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统治者虽然不肯完全放弃法家的政治学说，却不愿公开采用法家的主张，因而以温和、稳健、文雅为特征，强调入世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学说。经过陆贾、贾谊等人提倡，到汉武帝时，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董仲舒的儒学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经过改造的，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吸取了阴阳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学说。它在哲学上宣传“天人相与”，政治上宣传“君权神授”，伦理上提出系统的“三纲五常”说，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到了东汉，新儒学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蜕化成预卜吉凶的迷信。 ② 儒学玄学化阶段。晋初，国家暂时统一，不久又出现“八王之乱”，随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南北对峙，征战无已，社会非常黑暗。由于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知识分子常因言语不慎而遭大祸，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人们不敢鲜明地表达政见，因而出现了提倡道家学说，宣传虚无，主张无为而治的玄学。何晏、王弼等玄学家通过注释《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等诸子经典，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范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宣传“名教本于自然”，实行儒道结合，儒学被玄学化。此外，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鲍敬言的无君思想，傅玄的务实思想，《列子》书为代表的纵欲思想等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影响。 ③ 儒学哲理化阶段。隋、唐和两宋仍奉儒学为官方政治哲学。为了强化儒学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韩愈著《原道》，把儒学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和宣传，给儒学蒙上了一层哲理的色彩。宋朝的统治者和一些知识分子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吸收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内容，把儒学和佛道结合起来，使儒学哲理化，形成理学。以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而以南宋陆九渊，以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尽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哲学观点不同，相互攻讦，但它们的思想核心都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君权和封建统治秩序天理化。他们认为凡是同“三纲五常”教条相违背的便是“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此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限制人民的合理要求。他们还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认为只要人的意诚、心正，天下便太平了。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后期，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达六七百年之久。 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主要问题 中国奴隶社会中，政治思想方面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天命还是强调人事。商人尊神，强调天命；周人尊礼，强调人事，因而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问题主要是： 礼治与法治 礼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张，法治是法家的治国方略。礼治强调防患于未然，用温和的手段解决问题。法治强调事后的惩罚，用暴力对犯法者进行威慑。方法不同，目标则一，都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为目的。 儒家否认人类平等，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且认为“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他们试图建立一套以等级制度为特色的社会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各安其位，互不相侵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汉朝的贾谊，宋朝的司马光、王安石以及明儒、清儒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礼的言论。法家不否认等级制度，但他们认为治国在于赏罚。他们提出了“任法不任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大法”，“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等法治原则。他们鄙视伦理道德，迷信暴力，认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十者是亡国之物，宣传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他们把法治建立在暴力、独裁和君主至上等原则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礼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在德治和刑治的争论中体现出来的。 德治与刑治 德治与刑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德服人，以刑辅之，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前者是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后者是法家的政治主张。儒家主张用礼约束人，用教化的方法感化不守礼的人。孔丘说：“为政以德。”孟轲说：“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恻隐、辞让、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通过教化，潜移默化地使人人皆为尧舜。他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是最好的办法。孟轲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们反对法家惩办的办法，认为“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能杀人，不能使人仁”。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的办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提倡暴力政治，主张以力服人，“以刑止刑”。韩非反复强调“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等暴力思想。 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关于德治与刑治的争论。两汉时期，桑弘羊认为治民需“绳之以法，断之以刑”，而贤良文学的代表则主张治国应该“蓄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盐铁论》）。唐初，有魏徵和封德的争论。魏徵主张以教化为治，封德则强调“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南宋朱熹和陈亮也有“王霸”的争论。朱熹强调王道，陈亮主张“王霸并用”。朱元璋虽用刑严厉，但他曾多次颁布诏书，驳斥刑治的建议。后世的政治家们把德刑看作是治国理民必不可少的两手，或刑德兼施，或外儒内法。 人治与法治 儒家主张人治，强调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聪明才智、威信和影响来统治。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于少数统治者。他们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又说:“有治人，无治法。”因此，他们不重视法制建设，而强调官吏的选拔，人才的使用；主张选贤任能，俊杰在位，并十分关注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效用。孔丘告诫统治者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法家强调一切从法，认为“一民之轨莫如法”。他们认为只凭某些人的主观意旨，就是像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相反，如果法律修明，一个中等资质的君王也能治理好国家，“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暴力统治和严刑峻罚，他们所主张的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是同他们的法治原则相矛盾的。因此法家提出的法治原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认真执行。中国古代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实际上仍是德治和刑治的争论。 义理与功利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长期存在义和利的争论。儒家学派强调义理，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封建伦理道德是立国之本孔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并不反对利，但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法家学派强调功利，否认道义，为了求功利，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宣传功利，提倡耕战，强调人人都“不能以非功罔上利”，“富贵之门，必出于兵”。韩非指斥孔丘、墨翟、曾参、史鱼等学问家是无用的人。 围绕着义理和功利，儒法两家长期互相攻击，并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法家攻击儒家为“六虱”，为“五蠹”之一。儒家攻击法家急功近利，刻薄寡恩。汉代后虽已没有纯粹的法家和儒家学派，但义利之争并没有停止。宋朝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义利之争，朱熹和陈亮的“义利之辩”，即系这种争论的继续。 家天下与公天下 据传，夏代以前，尧舜禅让，实行公天下；夏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秦王朝建立后，嬴政视天下为己有，自名为“始皇帝”，希望后世传之无穷。以后历代帝王都实行家天下，视家天下为当然。但是，历史上也存在着公天下的思想。如《周书》记载: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警告说：“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六韬》记载：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吕氏春秋》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都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王夫之指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死生，公也”，又说：“天下非一姓之私”等。 民本与君本 民本论者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重视人民，爱护人民，国家才能太平，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西周以后，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典籍中，随处可见。如《尚书》记载：皋陶说，治理国家“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逸书》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记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左传》记载：“国将兴，听于民”。孟轲将这一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在《孟子》书中充满了“保民而王”，“仁者无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之类论说。西汉的贾谊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唐朝柳宗元提出官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的重民思想。清末唐甄也强调：“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十分宝贵的部分。 同民本思想相对立的是君本思想。君本论者认为君主至高无上，无论多么坏的君主，都不应该被废置，“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语）。君本论者主张君主应用权术来驾驭臣民，把臣民玩弄于股掌之上，视臣民如奴隶。他们强调民主的绝对权威，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语）。他们不考虑人民的要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韩非说：“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又说：“适民心者，恣之行也。”他们认为，人民不认识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英雄”的帮助，因为，“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等。汉文帝时的黄生，坚持韩非的观点，反对汤放桀，武王伐纣，认为“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并说皇帝如冠，“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汉书·辕固传》）。唐代李世民也告诫“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清代雍正则宣传“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义当唯知有君”。 绝对君权与相对君权及无君论 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家提倡绝对君权，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韩非说:“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他们认为君主的话就是绝对真理，任何人都不能提出批评意见，贬斥历史上疾争强谏的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一类人物，说这些人“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他们更不许人民议政，商鞅变法时，既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坏话，也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好话，认为凡是对法褒贬的人“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 孔孟儒家学派也讲君臣父子之义，提倡尊君事亲之道，但他们讲的君权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君享权利，也要尽义务，君如果不尽为君的义务，臣就有理由不尽为臣的义务。孔丘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孟轲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与绝对君权相对立，晋朝鲍敬言提出无君论，他指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宋末邓牧著《君道》，幻想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官吏的无政府社会。明末黄宗羲在《原君》中，对君权进行猛烈的批判。 均平与差别 均平与差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争论中的一个主题。社会财富分配过分不均，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在政治思想领域必然产生均平、平等思想。孔丘早就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礼记·礼运篇》也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董仲舒亦反对大富大贫，主张小富小贫，王安石变法有均贫富的内容。至于历代的农民起义，无不以“均贫富”作为自己的口号。 与均平思想相反，一些思想家主张差别，反对均贫富。韩非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勤劳与节俭的结果，穷人之所以穷，是懒惰与奢侈之所致，如果“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韩非子·显学》）。宋代苏辙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攻击王安石“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的做法。司马光也攻击王安石均贫富的做法，他说贫富的悬殊是人们聪明才智不同而决定的，不是贫人养活富人，而是穷人依靠富豪生活，如果富人穷了，穷人也就失去了依靠，一旦国家有难，“凡粟帛军需之费，将从谁取之？”（《司马温公文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西周实行分封制，导致诸侯王地方割据，尾大不掉，周天子名存实亡。秦始皇、李斯惩西周之失，废封建，置郡县，加强中央集权，引起了以淳于越、王为代表的分封论者同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郡县论者的一场大争论。分封论者强调“师古”，认为淳于越等所说，“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秦王朝的速亡，有些人以为是废封建导致孤立所致，于是分封之议再起。汉王朝实行折衷的办法，郡县封国并行。汉王朝立国不久，同姓王们坐大，最后出现了“七国之乱”。贾谊、晁错等人极言封国之弊，大声疾呼，向汉文帝、汉景帝上书，力主削弱地方势力。西晋王朝建立前后，曹、陆机等人又鼓吹分封制，强调“古之王者，必封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又说，分封“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西晋初，部分地实行了分封制，不久即酿成了“八王之乱”，埋下了西晋覆灭的祸根。唐王朝建立之初，肖宣扬“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的论调，由于魏徵等人的抵制，这一主张才没有得逞。武则天以后，刘秩等人又主张这种理论，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非古之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唐朝中后期，适应藩镇割据势力的需要，分封论调再次出现。柳宗元写下《封建论》，给分封论调以有力回击。《封建论》一文总结了秦汉以来关于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争论。明初也有削藩和反削藩的斗争。 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 中国古代除了皇家确定继承人是按照“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外，选拔辅佐人员时都是主张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尊尊亲亲”主要是皇亲贵族在物质利益上的特权，不是选拔人才的原则。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发生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的理论争论，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充满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的斗争。针对用人唯亲的政治现象，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发表了大量的用人唯贤的论述。《尚书》提出“明明扬侧陋”（提拔那些地位卑贱，但却贤能的人）的原则，孔丘则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墨翟说，用人应该“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孟轲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荀况也有许多论述。以后历代都有提倡用人唯贤，批判用人唯亲的言论。如汉武帝求贤，强调“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唐朝李世民更是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常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虽朕至亲，亦不虚授。”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只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争论、讨论、议论最多的问题，并不是全部，此外，如爱国主义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工商皆本思想等也时有讨论。 特点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点如下：①内容的现实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或政治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一个王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往往成为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政治思想的素材。他们思考和论证往事的得失，为后代的统治者提供新的治国方针，以纠前代之失，绝少抽象的思辨和繁琐的论证。②内容的稳定性。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关系很少变化，与此相适应，政治思想方面的变化也很少。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思想的表达形式虽有从神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的变化，而神学、玄学、理学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奉天法古，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争论的问题也一般是人治和法治、德治和刑治、王道与霸道、民本主义和君主至上、相对君权和绝对君权、尊贤和亲亲、均平和兼并、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义理和功利等。③政治思想的伦理化。纵观中国历史，法家思想家虽然排斥伦理道德，但这种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孟政治思想为主体并融合其他各家学说的新儒家思想。它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虽不一般地反对暴力，但却更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为政以德”，宣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把三纲五常视为治国之本。伦理化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思想方面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天命还是强调人事。商人尊神，强调天命;周人尊礼，强调人事，因而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记载。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 ①内容的现实性;②内容的稳定性;③政治思想的伦理化。——常识政治篇。
内容提要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而在之后的数百年儒家学说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他的政治思想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既有相同部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才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充分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孔子 孟子异同儒家思想 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之异同 一、孔子学说 一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 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 1、《春秋》。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2、《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3、《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4、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总之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 二、孟子学说 一孟子的仁政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完整不是表现在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孟子至少谈到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基础。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此其大略。具体细节还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如此“则仁人以为已归矣”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不违农时”乃“王道之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这一点是学者们谈论的比较多的此仅稍作补充。孔子体会更多的是“礼乐制度”的崩坏恢复“周礼”是他解决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历史证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战国时更加剧烈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在争霸中保国这才是当时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诸子立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 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可谓无所不包有学者曾分三个方面作过总结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张礼治德教。这一总结基本上将孟子的 “仁政思想”概括齐全此外孟子强调战争中对被攻占国也要实行“仁政”。孟子“仁政思想”内容虽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广这并不表示其学说高深莫测相反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三、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相同之处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仁义礼智虽强调个人的修身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曾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2、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中国思想意识中都这样认为“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所谓 ‘孔孟之道’ ” 这里我要说的是孔子思想是孟子思想表面是一致的但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虚的是一致的实的方面不是。即虚的伦理说教是一致的实的制度构建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即展示中国的历史命运巨大的转变。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有言“君不肖则易之”。虽然孟子与孔子同为儒家且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主张一致但若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竟管后世所奉行的思想一直是孟子的思想但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言论上孔子思想又不明确加上后人的曲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孔孟之道称于世”。宋代就有学者对孟子提出质疑但因为声音小又缺乏论据很快就被人们的传统思维所淹没。他们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孟子没有提到尊周室”步调没有和孔子保持一致。这正是孔子与孟子思想分歧之处也是政治制度构建思想的不同之处。 这里也有孔子的原因。孔子所表达的思想一直都处于矛盾之中。他提出根本的主张“君君臣臣”但在论证的时候却提出“复礼复古”。而在其中他却不得不面对又实在不敢反对“汤武革新”的正确性。而他又没有意识或者能力用神学的论证来推动他的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其中的写照。如果孟子----这个思维简单却又有些偏激但是颇为雄辩的人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没有孟子中国也会构建秦到清的模式。但是中国多年受孟子思想的支配却是事实。尽管孟子直到宋以后才被列到与孟子同列的地步但是他却是孔子思想的最主要解释者。正是孟子持角诸法家合力孔子与世俗的思想的斗争失败了。孔子提出“君君臣臣”强调“君君”却忽视“臣臣”。所以当法家废除贵族继承制的时候孔子的继承者却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正因为“君君”与“臣臣”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臣臣也就开始的一乱一治也就开始了后来我们所垢屑的“迂腐的忠君思想”。孔子主张拥护周王室却强调赞美文武王这是矛盾的也难怪后来的儒家继承者和几乎所有的民众得出错误的理解。 结论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存在谁对错时势造英雄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使然对此作个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孔孟思想。 我在学习儒家学说时应正确对待吸收孔子与孟子二人好的方面全面的看待其学说。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合当今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阎 钢 简论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国论文服务网论儒家思想的演变2009 [4]佚名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地位变迁2007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论文选题方向
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评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他，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他，就是功过是非集于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李鸿章。我并非为其正名，亦无意恣意诽谤，只是根据辩证唯物观点，站在尽量公正的立场分析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不可磨灭的影响，或好或坏。 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一、“壮年戎马”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攻克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并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章便成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别无其他。2、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后建立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 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三、“晚年洋务”确实，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领导和兴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办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都不得不止步于无法触及制度的软肋上，也便是功亏一篑了。四、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1、《中法新法》由于李鸿章一向坚持争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并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并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可见就历史的环境而言，对中国的自强是相当有利的。就中法战争失败，签订《中法新法》来说，李鸿章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前程。不敢说历史就此改变，但他对近代史的负影响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2、《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故意挑起的侵略战，而清政府对于日本肆意的挑衅却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此时的李鸿章，仍旧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争取和局，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会不会签条约，当然，他是要求和了，整个腐败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从这一点来看，顺应时局顺应大流的李鸿章追随清王朝就注定败局。然而后人骂他卖国贼，我却不敢苟同了。要说啊，我们的李鸿章同志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一心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会卖国的。毕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条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条件，最后在日本的威逼与清廷的妥协下，李鸿章签下了历史上最刻毒的《马关条约》。悲乎，李鸿章！注定的历史棋子。小结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被梁启超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鸿章创新过，李鸿章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综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正负都是有的，而这些，谁也不能称出个孰轻孰重。只是，功过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过是被历史玩弄于鼓掌间的棋子罢了。
内容提要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而在之后的数百年儒家学说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他的政治思想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既有相同部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才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充分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孔子 孟子异同儒家思想 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之异同 一、孔子学说 一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 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 1、《春秋》。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2、《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3、《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4、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总之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 二、孟子学说 一孟子的仁政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完整不是表现在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孟子至少谈到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基础。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此其大略。具体细节还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如此“则仁人以为已归矣”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不违农时”乃“王道之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这一点是学者们谈论的比较多的此仅稍作补充。孔子体会更多的是“礼乐制度”的崩坏恢复“周礼”是他解决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历史证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战国时更加剧烈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在争霸中保国这才是当时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诸子立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 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可谓无所不包有学者曾分三个方面作过总结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张礼治德教。这一总结基本上将孟子的 “仁政思想”概括齐全此外孟子强调战争中对被攻占国也要实行“仁政”。孟子“仁政思想”内容虽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广这并不表示其学说高深莫测相反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三、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相同之处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仁义礼智虽强调个人的修身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曾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2、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中国思想意识中都这样认为“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所谓 ‘孔孟之道’ ” 这里我要说的是孔子思想是孟子思想表面是一致的但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虚的是一致的实的方面不是。即虚的伦理说教是一致的实的制度构建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即展示中国的历史命运巨大的转变。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有言“君不肖则易之”。虽然孟子与孔子同为儒家且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主张一致但若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竟管后世所奉行的思想一直是孟子的思想但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言论上孔子思想又不明确加上后人的曲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孔孟之道称于世”。宋代就有学者对孟子提出质疑但因为声音小又缺乏论据很快就被人们的传统思维所淹没。他们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孟子没有提到尊周室”步调没有和孔子保持一致。这正是孔子与孟子思想分歧之处也是政治制度构建思想的不同之处。 这里也有孔子的原因。孔子所表达的思想一直都处于矛盾之中。他提出根本的主张“君君臣臣”但在论证的时候却提出“复礼复古”。而在其中他却不得不面对又实在不敢反对“汤武革新”的正确性。而他又没有意识或者能力用神学的论证来推动他的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其中的写照。如果孟子----这个思维简单却又有些偏激但是颇为雄辩的人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没有孟子中国也会构建秦到清的模式。但是中国多年受孟子思想的支配却是事实。尽管孟子直到宋以后才被列到与孟子同列的地步但是他却是孔子思想的最主要解释者。正是孟子持角诸法家合力孔子与世俗的思想的斗争失败了。孔子提出“君君臣臣”强调“君君”却忽视“臣臣”。所以当法家废除贵族继承制的时候孔子的继承者却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正因为“君君”与“臣臣”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臣臣也就开始的一乱一治也就开始了后来我们所垢屑的“迂腐的忠君思想”。孔子主张拥护周王室却强调赞美文武王这是矛盾的也难怪后来的儒家继承者和几乎所有的民众得出错误的理解。 结论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存在谁对错时势造英雄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使然对此作个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孔孟思想。 我在学习儒家学说时应正确对待吸收孔子与孟子二人好的方面全面的看待其学说。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合当今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阎 钢 简论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国论文服务网论儒家思想的演变2009 [4]佚名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地位变迁2007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建议你可以去参考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林甘泉 (作) ，这本书应该对写作有帮助，这里就不啰嗦了。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论文选题方向是写什么内容
主要指自商代、西周到甲午战争以前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夏代。但由于缺乏信史资料，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般从殷商、西周时期开始。 经济政治背景 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政治上实行奴隶主专政，而创造财富的奴隶却处于牛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人身没有自由。国王是最大的奴隶主，国家机器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君主独断专行，对奴隶实行暴虐统治。奴隶常常被任意杀害，甚至成为奴隶主的殉葬品。为了摆脱悲惨的命运，奴隶们采取各种形式同奴隶主进行斗争。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奴隶主往往采用宗教和神权的说教对人民进行统治。 春秋末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封建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在政治上，实行地主阶级封建君主专制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以地主绅士为中坚的庞大官僚机构，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举行了大小几百次的武装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政治思想的分期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 殷周时期 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点。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政治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见彩图[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片，记有主宰人间的“帝”]） 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逐渐变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日趋瓦解，出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这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对统一、相对安静的西周社会，以周礼为标准统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他向各国统治者呼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民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他向统治者建议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但同时又提出以宽济猛，以猛济宽的治国思想。他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强调人治，主张“举贤才”。生于战国时期的孟轲则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而只有“不嗜杀人”的仁人才能统一中国。他发挥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政在得民”，并进一步发挥了西周后期的民本思想。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迂阔，孟轲之后的荀况肯定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纠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阔之处。他既主张尊君，亦提倡爱民；既提倡“隆礼”，亦主张重法，并对礼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一方面宣传仁义道德，同时也宣传刑罚法治。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 法家代表商鞅、韩非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尊崇暴力，强调法治，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的观点，否认一切伦理道德，主张用武力进行统一；要求强化社会组织，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他们还主张绝对君权，宣传独裁政治。 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提倡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反对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质文明。道家要求人们谦虚退让，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它赞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尚同，强调把天下的思想统一于天子，统一于天；主张尚贤，即用人唯贤；提倡兼爱，非攻，揭露不义之战的罪恶。 农家学派的党徒们主张君民共耕而食，无上下等级的区别。 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 ① 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秦王朝实行法家政治统一了六国，但把法家学说绝对化，迷信暴力，导致速亡。汉代君臣和思想家们认为，秦的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针对当时民生凋敝的情况，他们主张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借以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博采道、儒、法诸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便应运而生。黄老之学主张清静，倡导无为而治，对人民的事务实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政策。但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只能在大的政治动乱后起暂时缓解作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政治指导方针。由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统治者虽然不肯完全放弃法家的政治学说，却不愿公开采用法家的主张，因而以温和、稳健、文雅为特征，强调入世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学说。经过陆贾、贾谊等人提倡，到汉武帝时，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董仲舒的儒学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经过改造的，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吸取了阴阳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学说。它在哲学上宣传“天人相与”，政治上宣传“君权神授”，伦理上提出系统的“三纲五常”说，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到了东汉，新儒学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蜕化成预卜吉凶的迷信。 ② 儒学玄学化阶段。晋初，国家暂时统一，不久又出现“八王之乱”，随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南北对峙，征战无已，社会非常黑暗。由于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知识分子常因言语不慎而遭大祸，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人们不敢鲜明地表达政见，因而出现了提倡道家学说，宣传虚无，主张无为而治的玄学。何晏、王弼等玄学家通过注释《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等诸子经典，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范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宣传“名教本于自然”，实行儒道结合，儒学被玄学化。此外，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鲍敬言的无君思想，傅玄的务实思想，《列子》书为代表的纵欲思想等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影响。 ③ 儒学哲理化阶段。隋、唐和两宋仍奉儒学为官方政治哲学。为了强化儒学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韩愈著《原道》，把儒学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和宣传，给儒学蒙上了一层哲理的色彩。宋朝的统治者和一些知识分子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吸收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内容，把儒学和佛道结合起来，使儒学哲理化，形成理学。以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而以南宋陆九渊，以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尽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哲学观点不同，相互攻讦，但它们的思想核心都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君权和封建统治秩序天理化。他们认为凡是同“三纲五常”教条相违背的便是“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此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限制人民的合理要求。他们还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认为只要人的意诚、心正，天下便太平了。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后期，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达六七百年之久。 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主要问题 中国奴隶社会中，政治思想方面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天命还是强调人事。商人尊神，强调天命；周人尊礼，强调人事，因而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问题主要是： 礼治与法治 礼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张，法治是法家的治国方略。礼治强调防患于未然，用温和的手段解决问题。法治强调事后的惩罚，用暴力对犯法者进行威慑。方法不同，目标则一，都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为目的。 儒家否认人类平等，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且认为“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他们试图建立一套以等级制度为特色的社会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各安其位，互不相侵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汉朝的贾谊，宋朝的司马光、王安石以及明儒、清儒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礼的言论。法家不否认等级制度，但他们认为治国在于赏罚。他们提出了“任法不任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大法”，“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等法治原则。他们鄙视伦理道德，迷信暴力，认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十者是亡国之物，宣传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他们把法治建立在暴力、独裁和君主至上等原则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礼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在德治和刑治的争论中体现出来的。 德治与刑治 德治与刑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德服人，以刑辅之，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前者是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后者是法家的政治主张。儒家主张用礼约束人，用教化的方法感化不守礼的人。孔丘说：“为政以德。”孟轲说：“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恻隐、辞让、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通过教化，潜移默化地使人人皆为尧舜。他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是最好的办法。孟轲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们反对法家惩办的办法，认为“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能杀人，不能使人仁”。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的办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提倡暴力政治，主张以力服人，“以刑止刑”。韩非反复强调“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等暴力思想。 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关于德治与刑治的争论。两汉时期，桑弘羊认为治民需“绳之以法，断之以刑”，而贤良文学的代表则主张治国应该“蓄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盐铁论》）。唐初，有魏徵和封德的争论。魏徵主张以教化为治，封德则强调“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南宋朱熹和陈亮也有“王霸”的争论。朱熹强调王道，陈亮主张“王霸并用”。朱元璋虽用刑严厉，但他曾多次颁布诏书，驳斥刑治的建议。后世的政治家们把德刑看作是治国理民必不可少的两手，或刑德兼施，或外儒内法。 人治与法治 儒家主张人治，强调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聪明才智、威信和影响来统治。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于少数统治者。他们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又说:“有治人，无治法。”因此，他们不重视法制建设，而强调官吏的选拔，人才的使用；主张选贤任能，俊杰在位，并十分关注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效用。孔丘告诫统治者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法家强调一切从法，认为“一民之轨莫如法”。他们认为只凭某些人的主观意旨，就是像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相反，如果法律修明，一个中等资质的君王也能治理好国家，“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暴力统治和严刑峻罚，他们所主张的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是同他们的法治原则相矛盾的。因此法家提出的法治原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认真执行。中国古代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实际上仍是德治和刑治的争论。 义理与功利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长期存在义和利的争论。儒家学派强调义理，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封建伦理道德是立国之本孔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并不反对利，但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法家学派强调功利，否认道义，为了求功利，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宣传功利，提倡耕战，强调人人都“不能以非功罔上利”，“富贵之门，必出于兵”。韩非指斥孔丘、墨翟、曾参、史鱼等学问家是无用的人。 围绕着义理和功利，儒法两家长期互相攻击，并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法家攻击儒家为“六虱”，为“五蠹”之一。儒家攻击法家急功近利，刻薄寡恩。汉代后虽已没有纯粹的法家和儒家学派，但义利之争并没有停止。宋朝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义利之争，朱熹和陈亮的“义利之辩”，即系这种争论的继续。 家天下与公天下 据传，夏代以前，尧舜禅让，实行公天下；夏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秦王朝建立后，嬴政视天下为己有，自名为“始皇帝”，希望后世传之无穷。以后历代帝王都实行家天下，视家天下为当然。但是，历史上也存在着公天下的思想。如《周书》记载: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警告说：“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六韬》记载：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吕氏春秋》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都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王夫之指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死生，公也”，又说：“天下非一姓之私”等。 民本与君本 民本论者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重视人民，爱护人民，国家才能太平，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西周以后，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典籍中，随处可见。如《尚书》记载：皋陶说，治理国家“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逸书》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记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左传》记载：“国将兴，听于民”。孟轲将这一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在《孟子》书中充满了“保民而王”，“仁者无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之类论说。西汉的贾谊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唐朝柳宗元提出官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的重民思想。清末唐甄也强调：“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十分宝贵的部分。 同民本思想相对立的是君本思想。君本论者认为君主至高无上，无论多么坏的君主，都不应该被废置，“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语）。君本论者主张君主应用权术来驾驭臣民，把臣民玩弄于股掌之上，视臣民如奴隶。他们强调民主的绝对权威，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语）。他们不考虑人民的要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韩非说：“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又说：“适民心者，恣之行也。”他们认为，人民不认识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英雄”的帮助，因为，“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等。汉文帝时的黄生，坚持韩非的观点，反对汤放桀，武王伐纣，认为“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并说皇帝如冠，“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汉书·辕固传》）。唐代李世民也告诫“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清代雍正则宣传“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义当唯知有君”。 绝对君权与相对君权及无君论 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家提倡绝对君权，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韩非说:“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他们认为君主的话就是绝对真理，任何人都不能提出批评意见，贬斥历史上疾争强谏的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一类人物，说这些人“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他们更不许人民议政，商鞅变法时，既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坏话，也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好话，认为凡是对法褒贬的人“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 孔孟儒家学派也讲君臣父子之义，提倡尊君事亲之道，但他们讲的君权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君享权利，也要尽义务，君如果不尽为君的义务，臣就有理由不尽为臣的义务。孔丘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孟轲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与绝对君权相对立，晋朝鲍敬言提出无君论，他指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宋末邓牧著《君道》，幻想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官吏的无政府社会。明末黄宗羲在《原君》中，对君权进行猛烈的批判。 均平与差别 均平与差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争论中的一个主题。社会财富分配过分不均，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在政治思想领域必然产生均平、平等思想。孔丘早就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礼记·礼运篇》也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董仲舒亦反对大富大贫，主张小富小贫，王安石变法有均贫富的内容。至于历代的农民起义，无不以“均贫富”作为自己的口号。 与均平思想相反，一些思想家主张差别，反对均贫富。韩非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勤劳与节俭的结果，穷人之所以穷，是懒惰与奢侈之所致，如果“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韩非子·显学》）。宋代苏辙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攻击王安石“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的做法。司马光也攻击王安石均贫富的做法，他说贫富的悬殊是人们聪明才智不同而决定的，不是贫人养活富人，而是穷人依靠富豪生活，如果富人穷了，穷人也就失去了依靠，一旦国家有难，“凡粟帛军需之费，将从谁取之？”（《司马温公文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西周实行分封制，导致诸侯王地方割据，尾大不掉，周天子名存实亡。秦始皇、李斯惩西周之失，废封建，置郡县，加强中央集权，引起了以淳于越、王为代表的分封论者同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郡县论者的一场大争论。分封论者强调“师古”，认为淳于越等所说，“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秦王朝的速亡，有些人以为是废封建导致孤立所致，于是分封之议再起。汉王朝实行折衷的办法，郡县封国并行。汉王朝立国不久，同姓王们坐大，最后出现了“七国之乱”。贾谊、晁错等人极言封国之弊，大声疾呼，向汉文帝、汉景帝上书，力主削弱地方势力。西晋王朝建立前后，曹、陆机等人又鼓吹分封制，强调“古之王者，必封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又说，分封“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西晋初，部分地实行了分封制，不久即酿成了“八王之乱”，埋下了西晋覆灭的祸根。唐王朝建立之初，肖宣扬“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的论调，由于魏徵等人的抵制，这一主张才没有得逞。武则天以后，刘秩等人又主张这种理论，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非古之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唐朝中后期，适应藩镇割据势力的需要，分封论调再次出现。柳宗元写下《封建论》，给分封论调以有力回击。《封建论》一文总结了秦汉以来关于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争论。明初也有削藩和反削藩的斗争。 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 中国古代除了皇家确定继承人是按照“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外，选拔辅佐人员时都是主张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尊尊亲亲”主要是皇亲贵族在物质利益上的特权，不是选拔人才的原则。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发生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的理论争论，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充满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的斗争。针对用人唯亲的政治现象，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发表了大量的用人唯贤的论述。《尚书》提出“明明扬侧陋”（提拔那些地位卑贱，但却贤能的人）的原则，孔丘则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墨翟说，用人应该“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孟轲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荀况也有许多论述。以后历代都有提倡用人唯贤，批判用人唯亲的言论。如汉武帝求贤，强调“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唐朝李世民更是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常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虽朕至亲，亦不虚授。”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只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争论、讨论、议论最多的问题，并不是全部，此外，如爱国主义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工商皆本思想等也时有讨论。 特点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点如下：①内容的现实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或政治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一个王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往往成为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政治思想的素材。他们思考和论证往事的得失，为后代的统治者提供新的治国方针，以纠前代之失，绝少抽象的思辨和繁琐的论证。②内容的稳定性。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关系很少变化，与此相适应，政治思想方面的变化也很少。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思想的表达形式虽有从神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的变化，而神学、玄学、理学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奉天法古，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争论的问题也一般是人治和法治、德治和刑治、王道与霸道、民本主义和君主至上、相对君权和绝对君权、尊贤和亲亲、均平和兼并、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义理和功利等。③政治思想的伦理化。纵观中国历史，法家思想家虽然排斥伦理道德，但这种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孟政治思想为主体并融合其他各家学说的新儒家思想。它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虽不一般地反对暴力，但却更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为政以德”，宣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把三纲五常视为治国之本。伦理化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建议你可以去参考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林甘泉 (作) ，这本书应该对写作有帮助，这里就不啰嗦了。
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评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他，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他，就是功过是非集于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李鸿章。我并非为其正名，亦无意恣意诽谤，只是根据辩证唯物观点，站在尽量公正的立场分析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不可磨灭的影响，或好或坏。 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一、“壮年戎马”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攻克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并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章便成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别无其他。2、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后建立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 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三、“晚年洋务”确实，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领导和兴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办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都不得不止步于无法触及制度的软肋上，也便是功亏一篑了。四、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1、《中法新法》由于李鸿章一向坚持争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并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并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可见就历史的环境而言，对中国的自强是相当有利的。就中法战争失败，签订《中法新法》来说，李鸿章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前程。不敢说历史就此改变，但他对近代史的负影响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2、《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故意挑起的侵略战，而清政府对于日本肆意的挑衅却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此时的李鸿章，仍旧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争取和局，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会不会签条约，当然，他是要求和了，整个腐败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从这一点来看，顺应时局顺应大流的李鸿章追随清王朝就注定败局。然而后人骂他卖国贼，我却不敢苟同了。要说啊，我们的李鸿章同志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一心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会卖国的。毕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条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条件，最后在日本的威逼与清廷的妥协下，李鸿章签下了历史上最刻毒的《马关条约》。悲乎，李鸿章！注定的历史棋子。小结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被梁启超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鸿章创新过，李鸿章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综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正负都是有的，而这些，谁也不能称出个孰轻孰重。只是，功过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过是被历史玩弄于鼓掌间的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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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而在之后的数百年儒家学说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他的政治思想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既有相同部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才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充分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孔子 孟子异同儒家思想 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之异同 一、孔子学说 一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 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 1、《春秋》。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2、《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3、《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4、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总之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 二、孟子学说 一孟子的仁政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完整不是表现在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孟子至少谈到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基础。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此其大略。具体细节还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如此“则仁人以为已归矣”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不违农时”乃“王道之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这一点是学者们谈论的比较多的此仅稍作补充。孔子体会更多的是“礼乐制度”的崩坏恢复“周礼”是他解决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历史证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战国时更加剧烈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在争霸中保国这才是当时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诸子立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 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可谓无所不包有学者曾分三个方面作过总结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张礼治德教。这一总结基本上将孟子的 “仁政思想”概括齐全此外孟子强调战争中对被攻占国也要实行“仁政”。孟子“仁政思想”内容虽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广这并不表示其学说高深莫测相反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三、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相同之处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仁义礼智虽强调个人的修身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曾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2、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中国思想意识中都这样认为“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所谓 ‘孔孟之道’ ” 这里我要说的是孔子思想是孟子思想表面是一致的但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虚的是一致的实的方面不是。即虚的伦理说教是一致的实的制度构建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即展示中国的历史命运巨大的转变。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有言“君不肖则易之”。虽然孟子与孔子同为儒家且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主张一致但若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竟管后世所奉行的思想一直是孟子的思想但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言论上孔子思想又不明确加上后人的曲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孔孟之道称于世”。宋代就有学者对孟子提出质疑但因为声音小又缺乏论据很快就被人们的传统思维所淹没。他们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孟子没有提到尊周室”步调没有和孔子保持一致。这正是孔子与孟子思想分歧之处也是政治制度构建思想的不同之处。 这里也有孔子的原因。孔子所表达的思想一直都处于矛盾之中。他提出根本的主张“君君臣臣”但在论证的时候却提出“复礼复古”。而在其中他却不得不面对又实在不敢反对“汤武革新”的正确性。而他又没有意识或者能力用神学的论证来推动他的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其中的写照。如果孟子----这个思维简单却又有些偏激但是颇为雄辩的人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没有孟子中国也会构建秦到清的模式。但是中国多年受孟子思想的支配却是事实。尽管孟子直到宋以后才被列到与孟子同列的地步但是他却是孔子思想的最主要解释者。正是孟子持角诸法家合力孔子与世俗的思想的斗争失败了。孔子提出“君君臣臣”强调“君君”却忽视“臣臣”。所以当法家废除贵族继承制的时候孔子的继承者却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正因为“君君”与“臣臣”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臣臣也就开始的一乱一治也就开始了后来我们所垢屑的“迂腐的忠君思想”。孔子主张拥护周王室却强调赞美文武王这是矛盾的也难怪后来的儒家继承者和几乎所有的民众得出错误的理解。 结论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存在谁对错时势造英雄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使然对此作个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孔孟思想。 我在学习儒家学说时应正确对待吸收孔子与孟子二人好的方面全面的看待其学说。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合当今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阎 钢 简论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国论文服务网论儒家思想的演变2009 [4]佚名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地位变迁2007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建议你可以去参考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林甘泉 (作) ，这本书应该对写作有帮助，这里就不啰嗦了。
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评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他，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他，就是功过是非集于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李鸿章。我并非为其正名，亦无意恣意诽谤，只是根据辩证唯物观点，站在尽量公正的立场分析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不可磨灭的影响，或好或坏。 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一、“壮年戎马”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攻克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并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章便成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别无其他。2、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后建立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 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三、“晚年洋务”确实，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领导和兴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办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都不得不止步于无法触及制度的软肋上，也便是功亏一篑了。四、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1、《中法新法》由于李鸿章一向坚持争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并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并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可见就历史的环境而言，对中国的自强是相当有利的。就中法战争失败，签订《中法新法》来说，李鸿章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前程。不敢说历史就此改变，但他对近代史的负影响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2、《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故意挑起的侵略战，而清政府对于日本肆意的挑衅却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此时的李鸿章，仍旧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争取和局，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会不会签条约，当然，他是要求和了，整个腐败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从这一点来看，顺应时局顺应大流的李鸿章追随清王朝就注定败局。然而后人骂他卖国贼，我却不敢苟同了。要说啊，我们的李鸿章同志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一心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会卖国的。毕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条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条件，最后在日本的威逼与清廷的妥协下，李鸿章签下了历史上最刻毒的《马关条约》。悲乎，李鸿章！注定的历史棋子。小结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被梁启超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鸿章创新过，李鸿章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综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正负都是有的，而这些，谁也不能称出个孰轻孰重。只是，功过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过是被历史玩弄于鼓掌间的棋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