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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旅游文化论文3000字格式图片高清

发布时间:2024-08-06 13: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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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准备:敬请自备牙膏、牙刷、拖鞋、毛巾等个人日用品。报到:请团员准时到达上述之集合地点向领队报到,胸前请扣上团章, 行李:手提行李每位限带一件,规格以不超过56cm X 36cm X 23cm为准;寄舱行李,重量以不超过20公斤(44磅)为准。 海关:在东南亚区而言,韩国之海关检查非常严格,可算首居第一位,凡游客都严禁携带私货营利及违禁品。凡名贵值钱之物件,如手表,相机,打火机,钻戒,黄金……可能被海关登记,而凡海关登记之物件必须随身携带,于离境时呈报给海关人员查检,如不幸遗失或忘记随身携带的话,则会任由海关罚款方可离境。同时韩国由于政治异常敏感,对于入境之书报,杂志可能充公。旅客可免税携带200支香烟,洋酒一瓶。天气:有明显的四季: 冬季(一月至三月)气温平均都在摄氏度零下,酒店及旅游车,餐厅都有暖气开放。春季(四月至六月)气温平均都在摄氏10-20度。夏季(七月至九月)气温平均都在摄氏25-32度,酒店及旅游车办只能在七。八月有冷气开放。秋季(十月至十二月)气温平均都在摄氏10度。时差:比北京时间快一小时交通:汉城交通塞车严重。通讯:因为系统不同,中国(含香港)的手机在韩国不能使用。客人可在当地购买磁卡。 货币:韩国货币单位为WON,硬币有W100.W50.及W500, 而纸币有W1,000 及W5,000 及W10,000 等,美金,港币在一般之酒店及找换店都可兑换,人民币必须在银行兑换,旅客更可用国际性之信用卡。语言:韩国语为主要之通用语言,韩国华侨也通用国语,英文程度在韩国较差,不普遍流行,只通用于豪华观光酒店及大百货公司。食用水:韩国习惯饮用冰水或凉水,酒店内一般只有某楼层电梯间有热水供应。酒店自来水可安全饮用。电压:一般酒店都可采用220伏特及110伏特电源(两脚圆插头)。**旅客在韩国旅游期间,必须全程跟团;不得擅自离团。护照须交由领队保管,若因个人有事需要离团,则须付请离团费USD100/人/天。注意事项:1. 为避免不必要之尴尬情况,请勿擅取酒店内任何物品,若要留为纪念,请向酒店购买。2. 请紧记旅程中集合时间及地点,团体旅游务请准时,旅程中若遇特殊情况而须调整,当以领队安排后通告为准。3. 任何团员如经常不依规定,触犯众怒,在行动或言语上诋毁或侮辱其他团员可服务人员者,本公司为免损害其他团员利益,领队在众议或多数团员同意下,有权提出适当的警告或着令该团员离团,并放弃以后行程。4. 携带外币:每人限带人民币现金20000元,外币只能带一种:折合美金5000元,美金、港币两者选一(中国海关规定条例) 5. 住宿方面:到达酒店大厅内等候分配房号、锁匙时,请保持安静,房间二人一间为原则,外出时务必交待清楚或将锁匙放于柜台,以便同房者使用。个人财务私自负责保管,贵重物品可存于保险箱,请勿在酒店或房间外之走廊大声喧噪或衣冠不整走动,退房时请将私人电话费、饮料费至柜台结清。6、韩国海关最新公文:一种名为“复方甘草片”的感冒药,内有麻药成分,千万不能带入境,以免增添困扰。请提前知会客人!

只能给你一句话:韩国文化让中国人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脑袋有坑的人,还自称“非主流”“哈韩一族”PS:看到了最长的那个回答,我就想到了朝鲜,朝鲜虽然穷,但也是晚上睡觉可以不关门的那种人员素质,回想中国,唉,就是只有几户的小村庄晚上睡觉前都要检查一下门窗是否关好。

主要适合于,没见过世面的、文化水平低下、对本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大妈和小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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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韩国向世界亮出的名片。韩国是一个民族特色十分鲜明的国家,其鲜艳的民族服饰、独特的饮食文化已成为国家的名片,走向了世界。韩国也是一个品牌意识十分强烈的国家,其先进的制造业,产品遍及全球各地;其影视作品、流行音乐也是风靡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被人们称之为“韩流”。值得称道的是,韩国人推出的品牌,并不是一味引进、仿效西方的模式和形态,而是将极具本民族特色的东西,加以先进包装,推向世界,因此特别具有吸引力。长篇电视剧《大长今》就是一例。它通过一批韩国古代宫廷厨师的生活,展示韩国的饮食文化。该剧一经播出,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女主角李英爱一举成名,而且带动了韩国的饮食旅游。品尝韩国膳食,体味韩国风情,感受韩国文化,成为东亚及东南亚游客的追求目标。韩国人的这种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值得我们借鉴。韩国料理三大宝:泡菜、大酱和酱缸韩国饮食以自然为本。韩国的酱和泡菜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蕴含着久远的传统。有时是原汁原味,平平淡淡;有时又是华丽无比,令人不忍食用。从豪华的宫廷宴席到简单的四季小菜,韩国饮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和风韵。第一大宝:泡菜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在《食物与文化之谜》一书中写道:“告诉我你吃什么,那么我可以知道你是谁”。韩国人会说:“我们吃泡菜,所以我们是韩国人”。在韩国,没有泡菜的饭桌令人难以想象。韩国人对泡菜情有独钟,每家都有专门保管泡菜的“泡菜冰箱”。泡菜味道辛辣,调味品味儿浓,非常爽口。即使是发酵了一个冬天的泡菜,吃起来也如新鲜白菜般爽脆。吃油腻的东西时吃泡菜,可以爽口;跟清淡的东西一起吃,则更令人感觉清淡。韩国泡菜跟以酸味为主的中国泡菜不同,更有别于没有发酵过程的日本泡菜。自然发酵而成的韩国泡菜与其说是食物,不如说是药物,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乳酸菌有助于消化,据说还具有防癌作用。泡菜蕴含着韩国人的民族魂,是韩国的又一代名词。第二大宝:大酱韩国人一直深信“食物味道全靠酱味”,认为再好的原料,若没有酱味作铺垫,也绝对做不出好菜。因此,大酱、辣椒酱和酱油是韩国家庭一年里最重要的家底儿,这三种酱蕴含了韩国饮食的秘诀。由大豆做成的大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植物性脂肪等营养成分,还含有丰富的能消除胆固醇的维生素E,对预防疾病十分有效。现在,在商店里,大酱、辣椒酱和酱油随处可见。但是,很多住在农村的人还是用自己独特的秘方亲自做酱吃。第三大宝:酱缸在韩国农村住家的向阳地,总能见到整整齐齐摆放着的大小酱缸。延续了数千年的韩国酱,放在酱缸里,味道越来越浓郁。酱缸能吸走对人体有害的毒素。若装水,则可过滤掉水中的有害成分。虽然一年四季气候有变化,但由于酱缸能保持内部温度,所以酱味不会改变,食物长期保持新鲜。酱缸可以说是贮藏韩国风味的宝库。韩国粘糕有“三心”:诚心、爱心和孝心韩国粘糕,也被称为“米糕”,是用蒸熟的糯米粉团制作而成,它在韩国传统饮食中可称得上是节日食品的“台柱子”,例如孩子的第一个生日、婚礼,以及六十大寿(在韩国的传统理念中,六十岁大寿意味着人生的一个新开始)等,人们制作并吃粘糕,以祈求平安。虽然韩国粘糕在英文中,也被称为“米糕”,但它与西方糕点相比,制作方法完全不同。韩国粘糕使用的原料是糯米粉而非面粉,里面既没有加入黄油,也没有牛奶、鸡蛋等原料。根据所使用的其他食材不同,韩国粘糕共有三四百种之多,这些食材包括谷物、大豆、花生、红枣、艾篙、南瓜、芝麻和香橼等等。韩国粘糕的制作过程也多种多样,不过大多数还是非常传统的方法:首先,将糯米研磨成糯米粉。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可根据所制作粘糕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有些人喜欢将糯米粉弄湿后,直接放入陶罐内蒸熟;另一些人则喜欢在糯米粉中加入适量热水,然后揉成糯米团,之后,再将揉好的糯米团蒸或煮熟。然后,可将蒸熟的糯米团敲打成一定造型,或者油煎。其他诸如给粘糕涂抹上各种颜色,或点缀上一些颜色丰富的食物的过程,则可制成各种各样的特色韩国粘糕来。韩国粘糕,在韩国传统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考证,在韩国吃粘糕几乎是和吃谷物的历史一样长,早在中国三国时期之前就已存在。据说粘糕里还含有诚心、爱心和孝心的含义,节日送礼不能缺了粘糕,尤其送娘家礼中不能缺;搬家的时候,还有做粘糕分给邻居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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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旅游,从个人活动、群体行为发展到当今的现代旅游业,已经成为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活动等的社会生活方式。旅游包括行住吃游购娱六大要素,又有消闲性、考察性、游学性、商贸性等多种类型,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均有关系。单就审美而言,它是对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的综合性审美实践活动。故从人文角度看,旅游具有多元性文化意义。本文将情、理与知识相结合,从旅游与人的爱美天性、人类文明、人才成长、精神需求、身心健康等方面论述旅游的文化意义。一、旅游与爱美天性人是离不开大自然的。人之依存大自然而生存、发展,除了向自然索取不可须臾离开的动植物与空气、阳光、水等物质资料外,还常从自然美中获得审美享受的精神食粮。马克思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人比动物愈具有普遍性,他靠来过活的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愈普遍。在认识领域里,例如植物、动物、矿石、空气、光线之类组成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时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时而作为艺术的对象,它们就组成人的精神方面的无机自然界,即精神食粮。”大自然作为物质资料,只给人生命生存的条件,而作为精神食粮,则给人生命的美的升华,让人获得“极视听之娱”,以愉悦身心的美的享受,获得摇荡性情、产生艺术灵感的心灵激动。它有如音乐的旋律美、绘画的形象美、诗歌的意境美,绘人以意味无穷的美感。这是人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原始人的高级精神享受。所以,到大自然中去旅游审美,是人类认识美与享受美的一种高尚的活动。大自然和社会历史,是人类生存与活动的两大环境。社会环境中,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社会工作有欢乐,也常有忧愁与烦恼。而自然环境(除了应避免的灾害)作为审美对象,却以它纯真朴实而丰姿多彩的美给人无限的快乐,使人获得生命的和谐。对此,恩格斯深有感触他说过:“大自然是宏伟壮观的,为了从历史的运动中脱身休息一下,我总是满心爱慕地奔向大自然。”(《致乔治·威廉·兰普卢》,见《马恩全集》39卷63页)这说明,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熏陶,是人类生活张弛相济、劳逸结合的需要,是使人脑得到精神保健、生命获得和谐运动的重要方式。欣赏自然美,还能得到美的巨大感染力。它能陶冶性情,净化心灵,使人忘忧去烦,消除杂念,到达纯净自由的精神境界。恩格斯在这方面有过真切的体验与启人深思的精壁见解:“你抓住船头桅杆的缆索,望一望那被龙骨冲开的波浪,它们溅起白色的泡沫,远远地飞过你的头上。你再望一望远方的碧绿的海面,波涛汹涌翻腾,永不停息。阳光从无数闪烁的镜子中反射到你的限里,碧绿的海水同蔚蓝的镜子般的天空和金色的太阳熔化成美妙的色彩,——于是你的一切忧思,一切关于人世间的敌人及其阴谋狡计的回忆,就会烟消云散,你就会溶化在自由的无限的精神的骄傲意识中。”(《风景》,见(马克思思格斯论艺术》第四册393页)的确,大自然天造地设的超乎鬼斧神工般的美的形象、美的神魄、美的风格,能使人为之心胸开阔,品性崇高,心灵纯洁,养成美的情操。范仲淹写的见“春和景明”而“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刘禹锡写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都是表现美景感人性情的明证。所以,到大自然中去旅游赏美,是美化心灵与激发艺术灵感的一大乐事。爱美是人的天性,对自然美的热爱尤其如此。鲁迅说:“曙日出悔,瑶草作花,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这反映了对自然美人皆爱之的客观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这种爱美天性,也作过生动的描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神圣家族》,见《马恩全集》2卷217页)为什么自然美有如此强大的魅力激发人的爱美天性呢?因为自然之为美,除了自然物的客观性,也有审美者的主观感受在起作用,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见,人的爱美的天性与自然美的和谐合拍,这就是自然美产生怡情作用的本质所在。所谓爱美天性,是人类长期审美实践形成的本性。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了美”的著名论断,也包含了劳动创造了审美能力这层意思在内。他说:人的五官能感受美,如耳朵能欣赏音乐,眼睛能感受形式美,是长期得到环境美熏陶的结果。人的爱美天性,就是在代代相传中逐渐形成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走向自然,以激活接受遗传而来的爱美天性,在获取自然美无私赐与的精神食粮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人类的审美能力,让生命的价值得以升华。愿人们迈开双脚奔向大自然,拥抱自然美,提高欣赏美的文化素质,重塑人的文化形象,并由此促进创造美的伟大事业。二、旅游与人类文明什么是旅游?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旅游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转引自乔修业主编的《旅游美学》)这种“享受性”,主要是旅游观光中的审美享受。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有了业余时间与消费支出去满足这种精神享受,故旅游活动日兴,旅游人数剧增。旅游正是从外出经济消费中获得精神愉快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旅游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审美享受。美学家叶朗认为:“旅游,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审美活动。离开了审美,还谈什么旅游?旅游涉及审美的一切领域,又涉及审美的一切形态。旅游活动就是审美活动”。(《旅游离不开美学》)的确如此,旅游涉及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的丰富内容。它以旅游风景为中心,广涉奇丽的山光水色、花木虫鱼、日月云雾等自然风光,亭台楼阁、寺院宝塔,现代建筑等人文景观,雕刻绘画、诗词楹联等文学艺术,民情风俗、集市、建设等社会风貌……从多方面获得美感。旅游还在吃、住、行、购、娱诸方面获得生活乐趣,实在是综合性的审美享受。旅游与人类文明是相互促进连带发展的。旅游业的勃兴是近百多年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随经济的迅猛发展,旅游业不断繁荣。相反过来,旅游业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着经济腾飞。因为旅游业的三大要素——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旅游设施的现代化、旅游管理的科学化与高效能,必然带动多种经济部门与文化行业的协同发展,产生综合效应。要使旅游的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配套发展,形成旅游大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的立体结构,必然牵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产生整体效应。由此,我国提出了“旅游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的方针,好些旅游城市提出了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全行业大发展的口号。可见,旅游是随现代文明而发展,又推动着现代文明建设的社会活动。现代旅游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现代意识有积极的意义。它在拓宽视野、解放思想、涵养文化等方面有深层次的意义,无论在提高民族素质与个人生存价值方面都是如此。旅游有利于改革开放,为促进经贸发展用旅游搭台唱经贸戏,为促进内地落后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开扩眼界,为利用旅游资源以脱贫致富,为提倡适度消费以加快资金周转,政府提倡旅游,人们办旅游业与参与旅游的意识增强,旅游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与文化消费观念,被旅游之风吹到落后地区人们的心中。在其它方面难以冲破的禁锢意识,通过旅游的渠道冲破了。出国旅游热带来的观念更新与文化精神觉醒的潜在功能是难以估量的。大量外国游客的来华,大批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回大陆旅游,带来了海外经济文化中的新鲜营养。这种由旅游形成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在拓展经济新观念与吸收现代文化意识中产生的弹性功能,对深化改革开放无疑有催化作用。旅游是宏扬民族文化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文明的有效途径。旅游景观中积淀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各种古建筑的结构形式、建造工艺、图案雕饰等,都反映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文物古迹直接展示出历史文化。作为旅游流动资源的民情风俗,有关景物的诗文与神话传说等旅游文学,承载着民族的性格、心理、精神、伦理道德。观赏这些旅游审美对象,自然会接受民族立化的熏陶,培养民族精神、爱国情感。这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深厚土壤。香港作家华莎在《母女浪游中国》一书中写到:“我要踏着祖先的足迹,细味五千年文化的灿烂辉煌,我要凭身上‘传人’的胎记,拜认金色的矫龙,古老的东方。”这表明反映着历史文化、凝聚着先人精神性格与聪明才智的旅游景观,会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鼓舞与文化艺术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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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准备:敬请自备牙膏、牙刷、拖鞋、毛巾等个人日用品。报到:请团员准时到达上述之集合地点向领队报到,胸前请扣上团章, 行李:手提行李每位限带一件,规格以不超过56cm X 36cm X 23cm为准;寄舱行李,重量以不超过20公斤(44磅)为准。 海关:在东南亚区而言,韩国之海关检查非常严格,可算首居第一位,凡游客都严禁携带私货营利及违禁品。凡名贵值钱之物件,如手表,相机,打火机,钻戒,黄金……可能被海关登记,而凡海关登记之物件必须随身携带,于离境时呈报给海关人员查检,如不幸遗失或忘记随身携带的话,则会任由海关罚款方可离境。同时韩国由于政治异常敏感,对于入境之书报,杂志可能充公。旅客可免税携带200支香烟,洋酒一瓶。天气:有明显的四季: 冬季(一月至三月)气温平均都在摄氏度零下,酒店及旅游车,餐厅都有暖气开放。春季(四月至六月)气温平均都在摄氏10-20度。夏季(七月至九月)气温平均都在摄氏25-32度,酒店及旅游车办只能在七。八月有冷气开放。秋季(十月至十二月)气温平均都在摄氏10度。时差:比北京时间快一小时交通:汉城交通塞车严重。通讯:因为系统不同,中国(含香港)的手机在韩国不能使用。客人可在当地购买磁卡。 货币:韩国货币单位为WON,硬币有W100.W50.及W500, 而纸币有W1,000 及W5,000 及W10,000 等,美金,港币在一般之酒店及找换店都可兑换,人民币必须在银行兑换,旅客更可用国际性之信用卡。语言:韩国语为主要之通用语言,韩国华侨也通用国语,英文程度在韩国较差,不普遍流行,只通用于豪华观光酒店及大百货公司。食用水:韩国习惯饮用冰水或凉水,酒店内一般只有某楼层电梯间有热水供应。酒店自来水可安全饮用。电压:一般酒店都可采用220伏特及110伏特电源(两脚圆插头)。**旅客在韩国旅游期间,必须全程跟团;不得擅自离团。护照须交由领队保管,若因个人有事需要离团,则须付请离团费USD100/人/天。注意事项:1. 为避免不必要之尴尬情况,请勿擅取酒店内任何物品,若要留为纪念,请向酒店购买。2. 请紧记旅程中集合时间及地点,团体旅游务请准时,旅程中若遇特殊情况而须调整,当以领队安排后通告为准。3. 任何团员如经常不依规定,触犯众怒,在行动或言语上诋毁或侮辱其他团员可服务人员者,本公司为免损害其他团员利益,领队在众议或多数团员同意下,有权提出适当的警告或着令该团员离团,并放弃以后行程。4. 携带外币:每人限带人民币现金20000元,外币只能带一种:折合美金5000元,美金、港币两者选一(中国海关规定条例) 5. 住宿方面:到达酒店大厅内等候分配房号、锁匙时,请保持安静,房间二人一间为原则,外出时务必交待清楚或将锁匙放于柜台,以便同房者使用。个人财务私自负责保管,贵重物品可存于保险箱,请勿在酒店或房间外之走廊大声喧噪或衣冠不整走动,退房时请将私人电话费、饮料费至柜台结清。6、韩国海关最新公文:一种名为“复方甘草片”的感冒药,内有麻药成分,千万不能带入境,以免增添困扰。请提前知会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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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韩国——韩国简介韩国,大韩民国(朝:대한민국/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南韩(한국),是位于东北亚朝鲜半岛南端的国家,首都位于首尔。韩国三面环海,西南濒临黄海,东南是朝鲜海峡,东边是朝鲜东海(日本海)。北面隔着三八线非军事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邻。朝鲜战争后,韩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目前是世界经济第十大政治体系,是经合组织(OECD)和20国集团(G20)成员国,也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的创建国之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将韩国列为发达国家。1948年5月10日,韩国单独举行分裂朝鲜的选举。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朝鲜半岛地处亚洲大陆的东北部,自北向南延伸,全长1,100公里。韩国的总面积为99,000平方公里。韩国的领海与太平洋最西部的海域交汇。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东部濒临东海,与邻国日本隔海相望。除与大陆相连的半岛之外,韩国还拥有3,200个大小岛屿。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Seoul,即“汉城”),人口1050万(2007年)。2003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新行政首都特别法》,决定将行政首都从首尔(即“汉城”)迁往中部地区。2004年8月,韩国政府最终确定并正式公布了新行政首都的地址,位于韩中部地区的燕歧—公州将成为新的行政首都。韩国政府定于2007年7月在燕歧-公州动工建设新行政首都,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别形成拥有30万和50万人口的城市。自2012年至2014年,韩国主要国家行政机关将迁往新行政首都。 2004年10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决,韩国国会2003年12月通过的《新行政首都特别法》违反宪法。韩国政府制订的将行政首都从首尔(即“汉城”)迁往中部地区的计划将因此被迫停止执行。2005年1月,原汉城市(即现在的“首尔市”)市长李明博在汉城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的中文翻译名称改为“首尔”。首尔历史悠久,古时因位于汉江之北,得名“汉阳”。14世纪末朝鲜王朝定都汉阳后,改名为“汉城”。近代韩国受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汉城改称“京城”。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后,更名为韩语固有词,罗马字母标记为“SEOUL”,seoul是韩语中首都名称的译音。 大韩民国国旗(朝鲜语:태극기,汉字:太极旗),又名太极旗,白色底,中间是红色和蓝色的阴阳符号,加上八卦中的四卦。比例:2:3。今日的旗是1882年设计的,1883年1月27日成为正式国旗。  据韩国官方解释,太极图中的红色代表阳,蓝色代表阴,阴阳合一代表宇宙的平衡与和谐。火与水,昼与夜,黑暗与光明,建设与破坏,男与女,主动与被动,热与冷,正与负等,作为宇宙中两种伟大的力量,通过相互对立而达到和谐与平衡。以太极为中心,四角的卦分别象征阴阳互相调和,乾卦代表天空,坤卦代表大地,坎卦是月亮和水,离卦为太阳和火,各个卦还象征着正义、富饶、生命力和智慧。据韩国的解释,国旗底色为白色,象征韩国人民的纯洁和对和平的热爱。而整个国旗则代表韩国人民永远与宇宙协调发展的理想。中国的《周易》和道教在韩国颇有影响。 自1883年(朝鲜王朝后期)开始,韩国就开始使用太极旗。大韩民国建国后继续延用。1949年,韩国文 韩国国旗制图标准教部正式确定韩国国旗现在的样式:旗中央是太极图案,四周配以八卦图形。据韩国官方解释,太极图中的红色代表阳,蓝色代表阴,阴阳合一代表宇宙的平衡与和谐。火与水,昼与夜,黑暗与光明,建设与破坏,男与女,主动与被动,热与冷,正与负等,作为宇宙中两种伟大 的力量,通过相互对立而达到和谐与平衡。  以太极为中心,四角的卦分别象征阴阳互相调和,乾卦代表天空,坤卦代表大地,坎卦是月亮和水,离卦为太阳和火,各个卦还象征着正义、富饶、生命力和智慧。据韩国的解释,国旗底色为白色,象征韩国人民的纯洁和对和平的热爱。而整个国旗则代表韩国人民永远与宇宙协调发展的理想。  韩国国旗的太极和八卦思想来自中国的《周易》。和谐、对称、平衡、循环、稳定等原理代表着中华民族对宇宙,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朝鲜半岛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韩国国旗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朝鲜半岛上的居民基本上属单一民族,韩国称之为韩族。韩国有3万余名华侨,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少数民族。全国为单一民族,通用韩国语。宗教称为“多宗教之邦”,其中佛教87%;基督教78%;天主教89%;圆佛教24%。还有大宗教、天理教、伊斯兰教、国际道德协会、太极教、性德教等。 韩国总人口3万(2007年),主要为高丽人,占全国民族总人口的99%,是一个民族比较单一的国家。通用韩语,民族服饰为“韩服〔Hanbok〕”。韩国人的行为准则强调忠诚、自律和爱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与效率、竞争、民主等现代理念交融,成为韩国实现经济起步和迈向未来的重要精神资源。在韩国人心中,本国产品质量是世界一流的而且最适合本国人使用。因此,韩国人日常使用的物品从手机、电视机到汽车等大都是本国的产品。正是民众的这种爱国精神,不断支持着韩国民族企业从一个高峰迈向另一个高峰。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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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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