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秦代文学,汉代政论文创作情况的书籍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主持下，集合其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吕氏春秋》不仅没有被当时的秦始皇所重视，而且历代诸家都视它为杂家之说，不予看好，那么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今天就与大家共同探讨下吧。一。写作背景及内容简介《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当时已当上秦国丞相的吕不韦，想超过那时战国的四君子（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召集了自己门下众多门客编写的。吕不韦组织撰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有二个，一是想让《吕氏春秋》成为将来秦王朝的政治纲领性文件，二是想为自己著书立传，将来好模仿文人流芳百世（他自己只是个商人出身）。《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它博采众家之长，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取舍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有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二。不被秦始皇看重、不被诸家看好上面说过，《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个人为秦王朝设计的行动纲领，然而，此书中许多观念与秦始皇及秦国的传统习惯是相悖的，如秦国自秦孝公实施商鞅变法后，一直实行的是依法治理国家，而《吕氏春秋》则是宣扬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孟子"民贵君轻"的观念，对于治理人民，它提出的是"德治"与"法治"并用的主张，还提出"无为而治"；《吕氏春秋》还对限制君主的权力提出了"任贤"、"择相"、"知人"、"纳谏"的具体措施，这种观点是在鲜明地反对君主专制和集权。正因为有这些原则性的分歧，再加上吕不韦在嫪毐事件中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秦始皇对《吕氏春秋》弃之不用，后期还迫使吕不韦自杀身亡，以巩固他的皇权地位。至于《吕氏春秋》没被后代诸家所看好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这几点吧，一是此书为吕不韦召集手下门客汇总而著，各家学说都有，被称为杂家之说；二是罗列的学派太多，没有独立创立一门新型学说；第三关键是吕不韦个人的名声不是太好，与赵太后不明不白的关系、与嫪毐事件脱不了干系等等，让他的著作蒙上了阴影，使人产生一个坏印象，即品德不好的人出的书肯定不会太好。三。辩证、客观看待《吕氏春秋》《吕氏春秋》虽然不被当时的统治者及后期的诸家看好，但其不失为是一本百科全书，它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家、法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同时又是文化史即将进入新历史时代的文化标志。还有《吕氏春秋》有关农业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一种重视农耕的政策传统，还体现了一种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从文学价值上看，《吕氏春秋》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此书的另一个亮点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不完全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来自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其中较有名的有"刻舟求剑"寓言故事等），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这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吕氏春秋》编辑的初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中的许多观念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宣扬怎样统治好百姓大众，所以我们应该批判性地吸收其中的精华部分，借鉴其积极向上之处，这样才能客观、辩证地看待《吕氏春秋》。

美国文学理论家雷纳·韦勒克在他的经典之作《文学理论》中，质疑文学史的书写：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有可能吗？因为大多数注明文学史的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文学作品的印象与评价。《剑桥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在众多同类著作中如此引人注目，表面上是因为此书的编撰囊括了了西方汉学界众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知名学者，孙康宜和宇文所安的主编，艾朗诺、傅君劢、康达维、田晓菲、商伟、王德威等等分别撰写不同的章节，基本上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但是在我看来，除了以上提及的原因，本书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缘由，考虑到这套上下卷的中国文学史，绝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诠释，涉及到现当代文学的部分少之又少——尤其是简体版中又删去了1949年以后的部分章节——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学观念解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集之大成者，尤其是引入现代性的观念，让传统文学复活于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可谓新颖而夺目。相对于那些固守着一种本土观念，甚至不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当作指导思想的文学史书写，《剑桥中国文学史》引入的不仅仅是新的文学史写法，也是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冲击，最终激荡而引发的文学史新格局的排列组合，有望改变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陈旧范式。我们不妨借鉴下另外一种文学史的写法，俄国学者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下卷）。米尔斯基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俄国政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时用俄英两种语言著书撰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极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若用一个概念来归纳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所体现出的文学史观，或许就是“折中主义”，即若干貌似相互对立的美学观和文学观之调和或曰融合。米尔斯基是想写一部“纯粹的”文学史，“文学的”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的字里行间，米尔斯基似乎始终在刻意排除各种“非文学”因素，他在下卷序言中这样申明其写作立场：“西方的俄国文学史家自一开始便惯于告诉其读者，俄国文学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它与政治和社会史的关联更为紧密。这绝对不是实情。俄国文学，尤其是1905年后的俄国文学，其非政治化几乎令人震惊，如若考虑到它所见证的那些巨大政治灾难。即便诉诸‘政治’主题，当代俄国作家其实仍是非政治的；即便他们进行宣传，如马雅可夫斯基，这宣传在他们手中亦为手段而非目的。”相对于上面提到的两本书的厚重，这本《红书》也丝毫不逊色，我们甚至经常说这是一本天书。2009年9月，荣格的《红书》英文版上市，成为了当年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这本奇特的书，高46厘米，宽31厘米，与报纸幅面相当，厚416页，重达4公斤，定价195美元，是瑞士心理学家和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记录个人梦境、灵魔与精神追寻历程的作品。在出版之前，只有少数几人耳闻目睹过此书，因为内容过于个人私密，荣格生前曾嘱咐过家人不得外传。1961年荣格去世，其后五十年间，荣格家人仍然拒绝出版此书。直到新世纪后，他们开始意识这本写满了拉丁文、德文、希腊文、以及荣格亲笔绘制许多插图的书对“荣学”的研究大有裨益，才决定授权出版。此书对荣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用剑桥大学的印度裔学者沙姆达萨尼的话说：“十九卷的荣格全集，皆为《红书》的注释，那是荣格终生心理意象的原始素材。”某种程度上，《红书》可以看作是一本探索荣格内心无意识心理活动的自传。它记载了荣格在1913年到1930年间对各种梦境和幻觉的自我描述和分析。

历史：《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前汉演义》《后汉演义》《细说汉朝》正史加野史：《汉朝那些事儿》（讲的是刘邦），诗：《汉魏六朝诗》

丨关海山前些日子，在某报看到古远清一篇文章《“隐私”能否进入文学史？》，谈及汉学家夏志清2013年去世后，他的妻子王洞“忽然站出来向大众公布她先生的隐私”。文中说，2009年，夏志清在一场大病后，“记忆和思维已大不如前，连编注都要王洞代劳，因而他要赶紧‘交代后事’，横下一条心不再把心中的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这样也可省却文学史家在未来钩沉和考证的麻烦，便大胆说出自己与Lucy和Helen的恋情。”文章借王洞的话说：“夏志清有过‘左拥右抱、毛手毛脚’的恶名。世上有几个文人没有风流韵事？”古远清写到：“夏志清认为人生的目标和乐趣不只表现在教书育人以及论文的发表、专著的出版与传世上，他追求的是成为‘有学问又好玩’的教授。”受此事启发，他提出，对此类问题，我们不要把它“看作全是八卦”，因为“其中还蕴含有可不可以消解大家以及用什么方式消解等一系列文学史的严肃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可视为对文学史的挑战：能否以特异的思维向度与言说方式来重构文学史？”公允地说，“重构文学史”的提议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换个角度再去写文学史，也许会令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问题是，所转换的角度是否是一个适合表述文学史的角度？这个角度是否就比以前撰写文学史的角度更科学？或者说，从这个角度去撰写文学史，是否可以弥补以往文学史中所存在的纰漏，从而让前后文学史形成互补？“隐私”的范畴涉及很广，都是指不愿告诉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比如小偷小摸行为、不良卫生习惯等等。但是，从古远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很明显，此处的“隐私”是特指男女婚内出轨的。为了证明“隐私”进入文学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古远清特地搬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张爱玲隐私的一段，还不厌其烦地表示：“这样写（文学史）当然不是为了增加卖点，而是为了知人论世，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的题材选择和人物塑造根源。”他又举了李昂的例子：“在台湾，喜欢写情色的李昂，文学史家都不会忘记她个人的情感生活，她本人更是把自己与陈某某同‘抢’一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略加改造后写进《北港香炉人人插》小说中。”再说文学史。文学史是什么？简言之，就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然而，古远清却以“特异的思维向度与言说方式”解释：“‘文学’和‘历史’并不是矛盾的，两者完全可以兼容。这里讲的‘历史’，除了大写的社会背景外，还可以包括小写的作家情史。将情史写进文学史，会使读者感到文学史不再是抽象的叙述，而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至于写隐私，“当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说明夏志清是感情型的评论家。”也许古远清的“思维向度与言说方式”太过于“特异”了，以至我对于文中的几处观点实难苟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婚内出轨都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古远清怎么却认为“夏志清敢做敢当，在生前敢于承认自己结婚后不止一次有过出轨行为，说明他是一个坦诚的人、一个真实的人。”这是不是在说，一个人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后他敢不敢于承认、能不能主动承认？并且，古远清说，夏志清“喜欢女孩子是事实，但女孩子自重的话，夏氏也不会失态”。这不就等于说，如果某人家中被偷了，却要怨他家中有那么多的财物吗？再者，虽然台湾女作家李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够作为广大作家的代表，但你古远清先生仍然要用她来举例子，还说：“在这方面，评论家对作家甘拜下风，而两性作家对比起来，堪称娥眉不让须眉，男作家书写自己的‘绝对隐私’比起李昂们来，自叹不如”——这，与“重构文学史”又有何关联？还有，我认为，评价作家、评论家的成绩，应该就其作品而论，即使评价他是否注重感情，也是以其作品而言的，怎么到了古远清这里，便可以以作者本身的日常行为而论——不观其言而只重其行，那和行为艺术又有何区别？本来，文学史就是有关“文学”的“历史”，追求“大而全”的讲述模式并非理想，正如郜元宝在《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怎样讲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所说：“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权威的讲述方法还是‘大而全’的‘做总账’，即力求展示与文学史相关的全部历史真相，兼顾社会历史背景，文化精神背景，文学生产方式，单个作家及作家群活动，各种身份的读者反应，重要作品的形式、内容与审美效果等……”不由得想起钱钟书对想拜访他的女读者说的那句著名的话：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文学史说白了只是文学史，并不是某个人的全史。写文学史，你只要写清楚作家的作品、对作家作品的客观评价、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该作家一生中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即可，为何非要写上与文学创作并无关系的作家隐私不可呢？既然古远清口口声声说，自己提出的“隐私能否进入文学史”的话题“当然不是为了猎奇”，那么，为什么还要一再为“隐私”进入文学史而念念不忘据理力争呢？文学史就是文学史，隐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永远是隐私。不管是多么著名的作家，他身上的虱子也不会因此而具有了半点文学的意味。（《文学自由谈》授权同步发布）

了解秦代文学、汉代政论文创作情况

第一章秦汉散文1、秦代国祚短促，可提及的散文家只有李斯一人。他的作品主要还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汉代散文的创作主流就是政论文。它们的文风朴实厚重，内容切近时事。四百年间风格历经数变：西汉初贾谊等情感浓郁，饶有策士遗风；中后期董仲舒、刘向等引经据典，风格典重；东汉初王充晓畅平易，通达深刻；后期王符、仲长统等愤世嫉俗。行文用语在东汉后期也向骈俪方向发展。两汉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抒情、叙事的散文。2、《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公元前 239 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将其门人文章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3、李斯散文的代表作是《谏逐客书》。李斯还为秦始皇作过许多刻石表功的碑铭，文辞整饬简洁，气度宏伟对后世碑铭文字影响甚巨。据《史记》记载，秦刻石共八篇，其中六篇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如《邹峄山刻石文》、《琅邪台刻石文》、《之罘东观刻石文》、《琅邪刻石文》、《碣石刻石文》、《会稽刻石文》等。秦刻石为后世碑文之祖。4、贾谊与晁错贾谊是汉初年轻的政治家。他的作品集中收录在《新书》中，可分为专题政论文、疏牍文和杂论三类。《过秦论》三篇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贾谊疏牍文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晁错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是汉初另一个著名政论家。《论贵粟疏》是其代表作。5、董仲舒与刘向等董仲舒是儒家大师，对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贡献巨大。其《天人三策》对后世集权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刘向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为许多古籍写的叙录不少是出色的散文作品，如《战国策书录》。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叙写个人情志，情感浓郁，言辞痛切，又别是一种风格。6、王充的《论衡》是东汉代表性的政论散文。王充、王符和仲长统是东汉散文的三大家。王符有《潜夫论》，仲长统有《昌言》。

动画说历史文学--先秦文学总述

秦代由于不重视文人学士，加以存在时间较短，故无文学名著传世（传世史篇李斯《谏逐客书》为秦统一前作），但不等于秦代无文学而言。　　从当时许多刻石的铭文中，可以看到秦代文学的体裁。这些铭文，往往应用四字句的语句，间杂以不规则的长短句，有不规则的押韵。翦伯赞《秦汉史》认为，“这种赞扬天皇圣明的颂词，就是后来汉赋的渊源“。　　近年出土《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为吏之道》中，有八首韵文，其格式与《荀子成相》相同。成相为古代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这亦是研究秦代文学的重要依据。　　两汉文学较为繁荣。主要文体是赋、散文和乐府诗。赋是一种散文韵文并用，体物写志的文体。　　西汉前期的赋，借物抒怀，文词朴实，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　　汉武帝时，赋体文学兴旺发达。作家很多，代表作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史记》司马相如本传中，均录为一篇，《文选》始分为两篇。《子虚赋》是通过假设的楚国使者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楚王、齐王游猎的盛况。《上林赋》则是通过假设的亡是公极力铺陈天子在上林苑游猎的壮阔气派，大大压倒了楚齐游猎的场面，以示天子理应压倒诸侯。　　赋文一浪高过一浪，一层压倒一层，洋洋洒洒近8000字，气魄雄伟，语汇丰富，极尽铺陈描绘之能事。如其中对天子在上林苑游猎后举行音乐舞蹈盛会的描绘，甚是动人。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代表作有《甘泉赋》等。　　东汉时期，则以班固、张衡最有名，代表作分别为《两都赋》、《两京赋》。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被称为汉赋四大家。　　东汉后期，描绘上层社会繁华景象的大赋，稍趋衰歇，代之而兴的是各种抒情写物的小赋，意境较为清新。其中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揭露了东汉末年统治的腐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是汉赋中绝无仅有的。　　汉赋有些作品，主要是描绘游猎、京都的大赋，存在铺陈过甚、形式呆板、文字堆砌和因袭模拟等缺点，但它拥有大量的作家和作品，流传至今的仍有1000多篇；汉赋对结构、用词、音韵非常讲究，对后代文学产生过一定影响。所以，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把赋作为汉代文学创作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　　两汉的散文亦有很大成就。西汉前期贾谊的《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过秦论》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长期被后人视为政论文的典范，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史记》为开创我国传纪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也是世界文库中的瑰宝。　　两汉的乐府民歌也是我国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遗产。乐府是掌管宫廷音乐的机构，始设于秦。　　汉武帝时，为了宫廷娱乐和庙堂祭祀，开始由乐府“采诗夜诵，有赵、秦、楚之讴“。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后来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这些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东汉末年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则是汉代乐府民歌的最高峰，是我国诗歌史上不朽名篇。　　东汉时期还出现了文人模仿乐府形式写成的五言诗。其代表作为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是一群无名诗人所作，习惯上以首句标题，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等，都是很优美的抒情韵诗。汉乐府不仅哺育了当代文人的诗歌，而且对魏晋以至唐代诗人都有巨大影响

汉代政论文的创作情况

汉代著名的政论散文家有贾谊、晁错、桓宽、刘向等。西汉初政论散文取得很高成就，特点：（1）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目的在于巩固当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2）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作者有着强烈的时代感，文章感情充沛。（3）受战国学术风气的影响，重视修饰渲染，有纵横家遗风。总之，西汉政论散文继承先秦散文优良传统，研究现实政治问题，文风纵横驰骋，意气风发，颇有战国纵横家气息。代表作家：（1）贾谊前200-前168，是荀子的再传弟子，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曾被贬长沙王太傅。有作品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现已不全。贾谊最著名的作品是《过秦论》，“过”有两种解释：指责；秦的过失。一般取第二种解释。该文开史论之先河，中心思想是总结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分析秦统一六国而又迅速灭亡的原因；中篇：剖析秦国建立政权之后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下篇：说明秦王子婴在陈涉吴广起义时不能审时度势缺乏驾驭时局的能力。（2）晁错？-前154 代表作《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主张募民备塞防御匈奴入侵，并关注人民的贫困生活及其原因。西汉后期政论散文值得一提的有桓宽的《盐铁论》。

散文到了汉代，又在国家政权启封建大一统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继续发展起来，取得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散文在前世的基础上品类更加繁多，凡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所涉及的颂、赞、祝…等三十种散文文体都已独立出现，而每种文体往往又会细分为若干不同式样用途的小类，正如刘师培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此外，汉代散文虽然大多为应用文，少有现代观念中的纯文学的散文，但在优秀作家手中“述理于心，著言于翰”，往往“杂用文绮”，锻炼成为语言运用的艺术，将直接的实用性与艺术的审美价值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成为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影响巨大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主要用于针对社会与国家大事，表达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意见主张，以及在人与人之间住行诸如赞誉、思念、哀悼等情感的交流，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而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这些散文十分讲究如布局谋篇、句式结构、修辞藻饰等形式上的完美，又善运用比兴、取象的手法，在叙事、说理或感情抒发中，都追求感性的直观性。而且无论所涉及的是何种题材，即便是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总是注入内心强烈的投入参与的意识，寄托自己的理想愿望、爱憎褒贬，从始至终流荡著主观激情，使得文章自然的洋溢着形式美、形象美与情感美，有很强的审美价值。正因如此，使得汉代散文不仅品类繁多，诸体大备，而且文质相生，异彩纷呈。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在汉代散文创作中出现了司马迁的伟大巨著《史记》，不仅以无与伦比的史学成就被公认为“史家之极则”(赵翼《廿二史札记》)、“史家之绝唱”(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而且也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新领域，并一举登上了无人能企及的高峰，使汉代散文愈加发射出璀璨的光辉。　　　　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西汉前期的散文主要是务实，求用的政论性文体，较之战国诸子之文，体裁、风格已有明显变化：有关治世的原则、见解和措施，而且比较深刻，也颇具文采。其中，以贾谊、晁错成就最高。贾谊是一位才高而命短的政治家、文学家，有专题性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章；西汉中期的散文及创作：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文坛上空前繁荣。就散文而论，此时不仅出现了《淮南子》、《史记》两部大的散文著作，单篇的散文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议论说理外，散文中言志抒情的成分有了增加。同时，受到汉赋的影响，散文的辞赋化也特别突出，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其中《淮南子》以具有奇幻瑰丽的色彩：文章除了善于运用比喻、寓言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是反映荆楚一带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与信仰；语言的富丽华美：用优美的语言来谈论哲学问题，《庄子》首开风气，《淮南子》则继其踵武；继承并发扬先秦诸子散文：特别是《庄子》的风格，往往寓哲理于物象的生动描绘中，或从横驰骋，或层层剖析，反复申说，或浪漫想像，奇伟宏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后期的散文：汉文章较之先前缺乏生气而流于经学气味，这与此时儒家地位的强化巩固有关，西汉后期的散文，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桓宽的《盐铁论》。这是一部保存汉代有关经济、思想史料的极有权威的辩论专著。从散文角度说，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政论性散文专著，是散文的新发展；刘向的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上疏言事的政论，一类是校书时所作的叙录，其中的《论起昌陵疏》颇为著名等；《史记》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这一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撰修的不朽巨著《史记》。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散文作品的顶峰，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文学门类－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史记》的艺术成就：高超的写人艺术、深沉的人生感慨、优秀的语言艺术等。《史记》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集先秦之大成，又为后世之楷模，不仅在史学上的地位是空前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极高的，如：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书》起，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　　　　东汉前期的散文以《汉书》和《论衡》为代表。它们一为国史，一为私人著作，风格迥然不同，《汉书》贯穿了儒家的正统思想，《论衡》则表现了独立思考、自抒机杼的个性。　　　　东汉后期的散文：从整体上说，没有摆脱东汉一代模拟、因袭之风，也没有产生杰出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多数作家仍然是努力适应统治者的政策，思想贫弱，文采不足。但受到政治影响，议政之风盛行，因此，有些文人、学者，不再囿于神学迷信的专制统治或以疏奏议政，或著书立说品评人物，或纯作理论性清议，散文的范围有所扩充，品种有所增加，并且在思想内容、语体风格上也出现新的特色，如：论说性散文出现针砭时弊的倾向，作家的自主意识有所加强；书、檄、箴，不仅用来议政，也用来进行私人交际，特别是书，几乎成了求荐、荐人、酬谢等日常生活的专用品种。从整体上说，汉末虽没有杰出的作家，艺术成就不大，散文的风格缺乏西汉前期的气势，也没有东汉前期的朴实厚重，但是体裁品种有新的发展，记事说理的语言更趋清丽，风格也更为典雅。其中著名的作家有汉末“三子”。　　　　艺术成就：汉代的散文总体上来说，有著很高的成就。一方面出现象司马迁那样卓越的文学大师，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富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的文体，给后世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的政论文，也在先秦散文基础上发起来一种新的散文体，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散文，无论在叙事或说理方面，或是在塑造人物、描写社会现实方面，都较先秦的散文有很大的进步，也表明了我国散文的新成就。（来源：中国散文网）

绪论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又实行焚书坑儒等极端专制主义的措施以钳制思想文化的发展，使学术文化遭受灭顶之灾，加之秦王朝仅有十五年的短命，因此在文学上几无成就可言。由秦相吕不韦与门客集体编著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内容包含了儒、道、墨、法、农等诸家学说，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学术文化思想和历史文献。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书》吸取了先秦诸子文章和战国策论的特点，论证严密，铺陈排比，富于文采。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暴政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政策，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政策，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汉初文士承战国宏论和辞赋遗风围绕秦亡教训及如何兴国强权等问题各抒己见，以贾谊、晁错的作品为代表的政论文卓然兴起，它们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直抒胸臆。汉初辞赋完成由骚体赋向新体赋的转化。陆贾、贾谊的作品抒写政见和身世感慨，枚乘《七发》标志咏物为主、篇幅宏大、铺采摛文的的汉大赋的形成。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一些楚歌广为传唱。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家，“兴废继绝、润色鸿业”，颂扬盛世，出现了《子虚》、《上林》等排比事类、穷极声貌的成熟的散体大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问世，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在体例上和思想内容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武帝时强化乐府职能，为“观风俗、知薄厚”，采集赵、代、秦、楚之讴，使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乐府民歌得以记录流传。宣帝时桓宽编写的《盐铁论》针对现实展开争论，使政论文得以复兴。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起义，西汉王朝随之覆灭。

秦汉政论文的代表

秦代由于不重视文人学士，加以存在时间较短，故无文学名著传世（传世史篇李斯《谏逐客书》为秦统一前作），但不等于秦代无文学而言。从当时许多刻石的铭文中，可以看到秦代文学的体裁。这些铭文，往往应用四字句的语句，间杂以不规则的长短句，有不规则的押韵。翦伯赞《秦汉史》认为，“这种赞扬天皇圣明的颂词，就是后来汉赋的渊源“。近年出土《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为吏之道》中，有八首韵文，其格式与《荀子成相》相同。成相为古代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这亦是研究秦代文学的重要依据。两汉文学较为繁荣。主要文体是赋、散文和乐府诗。赋是一种散文韵文并用，体物写志的文体。西汉前期的赋，借物抒怀，文词朴实，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汉武帝时，赋体文学兴旺发达。作家很多，代表作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史记》司马相如本传中，均录为一篇，《文选》始分为两篇。《子虚赋》是通过假设的楚国使者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楚王、齐王游猎的盛况。《上林赋》则是通过假设的亡是公极力铺陈天子在上林苑游猎的壮阔气派，大大压倒了楚齐游猎的场面，以示天子理应压倒诸侯。赋文一浪高过一浪，一层压倒一层，洋洋洒洒近8000字，气魄雄伟，语汇丰富，极尽铺陈描绘之能事。如其中对天子在上林苑游猎后举行音乐舞蹈盛会的描绘，甚是动人。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代表作有《甘泉赋》等。东汉时期，则以班固、张衡最有名，代表作分别为《两都赋》、《两京赋》。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被称为汉赋四大家。东汉后期，描绘上层社会繁华景象的大赋，稍趋衰歇，代之而兴的是各种抒情写物的小赋，意境较为清新。其中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揭露了东汉末年统治的腐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是汉赋中绝无仅有的。汉赋有些作品，主要是描绘游猎、京都的大赋，存在铺陈过甚、形式呆板、文字堆砌和因袭模拟等缺点，但它拥有大量的作家和作品，流传至今的仍有1000多篇；汉赋对结构、用词、音韵非常讲究，对后代文学产生过一定影响。所以，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把赋作为汉代文学创作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两汉的散文亦有很大成就。西汉前期贾谊的《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过秦论》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长期被后人视为政论文的典范，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记》为开创我国传纪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也是世界文库中的瑰宝。两汉的乐府民歌也是我国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遗产。乐府是掌管宫廷音乐的机构，始设于秦。汉武帝时，为了宫廷娱乐和庙堂祭祀，开始由乐府“采诗夜诵，有赵、秦、楚之讴“。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后来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这些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东汉末年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则是汉代乐府民歌的最高峰，是我国诗歌史上不朽名篇。东汉时期还出现了文人模仿乐府形式写成的五言诗。其代表作为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是一群无名诗人所作，习惯上以首句标题，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等，都是很优美的抒情韵诗。汉乐府不仅哺育了当代文人的诗歌，而且对魏晋以至唐代诗人都有巨大影响

汉代政论文的代表作是

汉代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政论、记事、抒情议理和史传等几种类型。政论散文以西汉初期最为发达，且成就最高。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记事和抒情议理散文，在汉代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作家、作品的典型代表，分别是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