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论文8000字开头的好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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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论文--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 摘要：本文在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两分的框架下，讨论了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首先，文章对行政法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的必要性作了阐述；接着提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最后讨论了行政法对社会公共行政进行调整时应注意到的两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社会公共行政；行政法；公共行政 行政分为私行政和公行政，公共行政即指与私行政相对的公行政。公共行政这一术语开始时仅表示国家行政，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已得到大大扩展。现在，公共行政已普遍被承认包括国家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两方面的内容。政府公共行政是指政府根据法律规定所实施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公共行政则是指社会性的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随着行政权社会化趋势的加强，社会公共行政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作了程度不一的探讨。对于行政法学界而言，社会公共行政这一领域具有巨大的冲击性，将会使原有的行政法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可以设问，行政法是否应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调整范围？如何进行调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由此将需要对原有的行政主体、行政组织、公务员等一系列问题作新的理解和解释。以行政主体这一概念为例，如按以上思路，它就应该包括社会公共行政的主体。 本文主要通过讨论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尝试对行政法为何应调整社会公共行政等问题作出回答。 一 行政法为何应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呢？这个问题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这是社会公共行政对行政法的需求决定的。 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履行公共职能，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但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在公务涉及的范围上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政府公共行政是以所有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而社会公共行政只是涉及到一定领域、一定行业的公共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社会公共行政主体不考虑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只顾及本领域、本行业的公共利益。这时候就需要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对社会公共行政主体进行监督管理，而这就需要行政法的法律支持。 社会组织进行公共行政需要具有公共权力。而社会组织的公共权力来源如果不依靠有关行政法律、法规授予，仅仅依靠社会组织自身的组织性权力（如行政组织成员对行政组织公共权力的认可），其权威性不能确立，其合法性也成问题。 在社会公共行政过程中，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公共管理行为有可能会侵犯相对人的重大权益。虽然社会公共行政的强制程度比政府公共行政弱，但仍然可能有涉及到相对人重大权益的处理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对相对人的救济是必须考虑到的。这仍然会涉及到行政法上的救济问题。当然，这里不是主张法律救济可以替代所有的救济方式，但法律救济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当相对人的重大权益受到损害时，我们没有理由堵上司法救济这扇大门。 第二，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行政法自身发展的需要。 社会公共行政这一新领域给行政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将会改变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现代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与行政法诞生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美法系最早给行政法下定义的是英国法学家奥斯丁，他认为行政法是规定主权行使之限度与方式：君主或主权者直接行使其主权，或其所属之高级行政官吏之行使主权者授予或委托之部分主权。1英美法系行政法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从控制行政权力与行政程序两个方面概括行政法的定义，如著名行政法学家K·C·戴维斯教授就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程序的法律，包括法院对行政活动的司法审查在内，2也包括行政机关所制定的程序法规在内。然而，这只是狭义的行政法定义，英美法系很多著名行政法学家提出了代表新趋势的广义行政法概念。如P·L·斯特劳斯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初期当公共行政发展的时候，学术界发展了行政法概念，它包含几乎全部和公共行政有关的事项。3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概念几经变迁，也朝着广义的方向发展。如在法国，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调整公共行政组织与权限、协调市民与行政权的法。通过行政法学者们的学术探讨，法国的行政法概念从权力行为转变为公共服务，行政的功能从权力行为亦变为一种服务的社会作用。4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行政法概念的发展，都适应了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社会组织将行使越来越广泛的公共权力，如果作为调整公共行政法律规范总和的行政法固步自封，无视社会公共行政的存在，将会大大削弱行政法的调整功能，也不利于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作用。 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是行政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任何法律要获得良好的贯彻实施效果，其合法性是重要因素。不管是我国法律一级的规范性文件，还是各级政府制订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存在一个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的问题。而社会公共行政就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途径。一般而言，社会公共行政所涉及到的通常是公众日常生活中所最常遇到的公共事务，公众比较关心这类公共事务的管理，也较热衷于参予到其中去。这就使社会公共行政容易反映民意，其管理活动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将社会公共行政中公众反映的问题反馈到行政法的制订上去，使行政法尽可能地满足公众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此外，我们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将社会公共行政主体制订的一些暂时还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以行政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些都是行政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另外，将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原因还在于，在当今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的区分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很难绝对地确定两者之间的界线。“虽然传统的行政法只调整政府公共行政，但在当今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的分工已经不是单纯的和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发展、行政目标的要求、宪法和立法机关的决定，或者是出于工资和预算等行政技术和物质、人事方面的考虑，更有利于行政任务的完成。”5 我国已有学者认为，现代行政法应当将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纳入调整范围的必要性在于：社会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频繁。这种社会的公共行政与政府机关的行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是管理主体的不同而已。既然社会组织的公共管理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公民权益，就必须要一定的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才能确保社会组织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也才能保障公民权益不受社会组织管理行为的侵犯。6 可见，社会公共行政应纳入现代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新时代对行政法的要求，是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 在探讨社会公共行政范围时，本文非着重于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界定，而是将社会公共行政置于公共行政这一前提下讨论何为公共行政，即注重它与私法上行为的区分。一般认为，履行公共职能的行为即为公共行政，但公共职能又怎样界定呢？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又涉及到公法与私法的界分问题。因为我们区分公共行政就是为了让其适用与私法不同的公法规范。 凯恩教授认为：“一种职能是否公共职能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可能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回答。他主张区分公法和私法要以这样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我们为什么要在公法和私法之间划出界线。划定界线的理由影响划定界线的方式，而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种多样，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种多样，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标准，用以解答什么是公法规则与原则适用的适当空间这一规范性问题。所有这些标准非常复杂；在诉讼场合将它们适用于特定案件，要求法院进行艰难的、有时是颇有争议的价值判断。”7凯恩教授给出了说明理由的一个路径，即结合具体情境阐明为什么要界分公法与私法，而后从界分的理由出发来确定界线之所在。在理论和实践的可能前景范围内，我们也许还会得到别的路径，但基于充分理由之上的个别化处理是不变的适当方式。8 从美国的相关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共职能界定的变化。私人公园的经营以前并不被认为具有公共职能，但在EvansVNewton一案中，一家私营公园只供白人使用，被黑人诉诸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公园虽由私人经营，但其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职能，应当适用宪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法院进一步指出，公园如同消防队、警察局等传统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应属于公共领域。9可见，公共职能是不断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公共行政的界定与公共职能的界定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一样，其范围不是绝对确定的，而是与私法行为处于一种互动状态中。我们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适用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界定。 中国目前的社会公共行政主要包括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志愿组织行政、社会中介行政四大类。10那么，是否所有的这些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呢？并不是所有公共职能都可以被纳入公法调整。只有当这一项职能对于相对人在宪法和法律上的个体权利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需要国家的公权力进行一定调整以保证该职能的实施的时候才可以被纳入公法调整范围。11像一些社会组织自愿提供的公共服务，缺乏行政权力的行使要素和特征，没有必要将其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在确定行政法应调整哪些社会公共行政时，下面因素是应该被考虑到的： 第一，公众的重大权益是否有可能被侵犯。当社会公共行政涉及到公众的重大权益时，我们需要法律的介入以规范其行使并提供有关的救济方式。社会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主管理，会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或规范，但自我管理涉及到公民个人的重大权益时，法律保留的原则是应坚持的。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不同，在私法领域中契约自由原则占主导地位。而在公法领域，契约自由原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一个公共社区不得基于全体公众同意而不经法律许可私自设立一个可以基于一定事实实施人身强制的机构。 第二，社会公共行政履行的公共职能重要程度，即看该项公共职能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如何。如果该项公共职能关系到可能严重影响公众的领域，行政法应对其进行调整。公众需求强烈的公共职能，如不以行政法进行调整，单纯以社会组织自身愿望进行，就有可能出现公共职能履行缺位或不良履行等情况。如一个城市的公共汽车营运，在交由社会组织管理后，如果行政法完全退出该领域，倘若社会组织私自决定停止公共汽车营运，势必给这个城市的市民交通带来重大影响。因而行政法不应完全退出该领域，应由有关行政机关监督社会组织的公共职能履行。 第三，社会公共行政管理手段的强制性程度。如果社会公共行政对相对人的强制性较强，理应将其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参考文献」 李放：《比较法教程[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95年版，第39、40页。 张正钊、韩大元：《比较行政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1-12页。 于安：《德国行政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PeterCane，转引自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C]，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C]，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419页。 395US296（1966）。 赵立波：《浅说公共行政》[N]，《光明日报》2001-5-4。 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5卷[C]，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41142、页。 冯伟温泽彬希望采纳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268次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编：《中国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 参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统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华 ，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01/21/content_htm]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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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行政管理费用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我国非理性增长的行政管理费用已经成为我国财政支出中不可忽视的一项费用，严重影响了我国财政收入在其他方面的投 入，造成支出结构和形式的不合理，导致了行政管理的低效性。文章将对我国行政管理费用疯涨的原因以及相应的控制办法进行分析。 【关键词】行政管理费用;财政支出;政府;非理性增长 行政管理支出是保证政府职能部门的正常运行，发挥政府对社会 经济的管理、控制与协调作用，是保护着那个国家安定的物质条件。但 是近年来，我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却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 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87年到2003年25年间已 增长了87倍，使得行政管理费用成为了我国财政部门的一个负担，人民 的纳税沉重负担。可以说，我国行政管理费的增长速度已远远高于我国 经济建设、科教文卫、国防等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呈现一种非理性的增 长趋势。这不仅直接加重了财政负担，，造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 理，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官员的腐败行为、以及各种滥用公 费的现象。 1造成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政府通过行政管理部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 务，进而实现国家的职能。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政府的 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质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势必会增加政府提供公 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成本。同时，这也必然会导致各类行政管理人员工 资以及其社会福利的增加。再者，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 展，由此产生的各种税种不断发展，导致我国税收收入的不断增加，这也 为我国行政管理费用的增加提供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然而，我国行政 管理费非理性的高速增长显示出我国政府自身机制仍存在着很大的问 题。 1政府机构庞大，行政管理人员冗余、浪费，具体表现在为全国各 省市机关中，虚职、副职人员过多的问题上。因此，行政管理人员的严重 超额，造成了机构行政效率的低下，导致了行政管理费用的不断疯涨。 2政府运营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了现今社会暴露出过多“政府导 向”的弊端。在改革行政管理费用时，政府机构既是行动的主体也是行 动的对象，这就犹如要求一个人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减少自己的 福利一样，是不太可能做到的。政府官员的成本由他们自己决定，缺乏 外界社会公众的监督，那么行政管理费用也就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的降 下来。 3政府工作人员普遍缺乏节约意识。大多数的政府行政人员都 认为自己是含着金钥匙、抱着金饭碗的，因而时常忽略对自身道德修养 的教育，缺乏节约意识，认为什么都是国家买单，对办公场所的水，电等 能源以及各种办公用品肆意使用，十分浪费。 4政府部门中存在着官员腐败问题，利用公款不干正事的现象屡 见不鲜。首先，政府官员中存在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各种腐 败现象，这方面，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多次明令禁止这些浪费，各地方政府 也都采取过不同方式的改革措施，但这几方面的开支仍是我国行政管理 费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行政人员在任职期间，总是会想方设 法做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出来，比如修建豪华的办公楼、最大的动物 园、最豪华的国际机场等，这无疑是一项腐败工程、面子工程，最终只会 落得个劳民伤财、民怨载道的后果。 2制行政管理费用高速增长的方法策略 1加强对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精简，避免虚职、闲职以及过多 副职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强调适当的合并一些较小的部门，精简机构 和人员，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在节约行政经费的同时，争取把管理效率提 到最高，从根本上缩小行政管理费用的规模。 2完善行政费用预算，明确相应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范围，杜绝 一切私用、滥用公款的腐败现象出现。近年来，居高不下的行政管理费 用明确的告诉了我们政府部门中存在很多腐败现在，严重影响了公众对 政府的好感以及信任度。因此，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清理不 合理的行政收费，限制公共费用的支出，杜绝社会中用公款吃喝、公费旅 游、公车私用以及各种名义的高额会议费等不良现象，着眼于减少行政 成本、抑制行政腐败，为公众创造一个真正廉洁的政府，力图把我国向节 约型社会推进。 3切实加强对行政管理费用的监督。由于我国仍处于一个政府 型导向的社会，对行政费用缺乏一定的监督机制。适时的完善的这个监 督机制，效仿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行政费用的明细公开化，让公众来 监督政府行为，形成公众型导向的改革模式。 4切实完善奖罚机制。对于贪赃枉法，私用、滥用公共费用的行 政工作人员，政府部门应出台必须的法律法规给予严惩，而对克己奉公 或者举报不法人员的行政人员给予奖励，奖励相应的奖罚机制，对行政 人员形成合理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行政管理人员更有效的在为政 府工作，为人民服务。 3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高额的行政管理费用已经对我国造成了不可忽视的 影响。一方面，影响了我国财政收入在其他方面的投入，造成支出结构 和形式的不合理，进而导致行政管理的低效性，无法有效实现国家的职 能。另一方面，非理性增长的行政管理费用加重了公众的纳税负担，更 严重影响了公众对行政管理人员、乃至对政府的不信任，这很容易造成 社会的动荡。因此，如何控制好我国高额的行政管理费用是十分重要且 有实践意义的问题。这方面既需要政府的改革，也需要公众的配合。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挥国家的职能和财政的职能，更好的 为人民办事。 参考文献: [1]王国清: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郭桂萍:论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目标控制， 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3]谢夜香: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讨，财政研 究2008，(3) [4]王舒婷: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江西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2008，(3) (55麻烦采纳，谢谢!

行政法学论文8000字开头的好处

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作者：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一、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权为核心够建理论体系传统的行政法学都是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战前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以及旧中国等，他们的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权。这集中表现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架构上结构方面。传统行政法学的结构主要由有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行政组织法。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主体，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存在差别，运行机能也不尽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与行政权有关，都是作为行政权的载体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为法，都是有关行政权运作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济法。行政机关要为其权力的行使承担责任，给受损害的公民提供赔偿。总的说来，在历史上大陆行政法系国家强调以行政法为工具来保障行政权有效地行使，强调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英美传统行政法理论体系，主要也是三个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三部分内容构成。这三个部分内容体现的中心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委任立法是通过立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权，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可以看出，这种理论体系还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来构建，强调控权，不重视相对方应有的地位位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过关于行政法性质、功能的争论，提出了控权、保权以及既要控权又要保权的三种理论观点。由于当时行政法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又急于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便大量地从日本和我国台湾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则甚至理论框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为制定行政诉讼法作理论准备，我国行政法学阶曾围绕行政法与行政权的关系、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一场关于行政法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争论。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场学术争论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争论并不深入的立法宗旨，与这一阶段理论争论有密切的关联。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实践的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总结。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以行政权为核心构建行政诉讼制度，、强调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整个行政法制、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来看，其视角比较狭窄，思路比较短浅，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比较突出，认识到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难以揭示行政法内在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预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事实上，二战后，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其行政法理论也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理论，也在不断探讨2。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行政法的核心问题。二、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当前，理论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我们认为，应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以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作为行政法的核心，应该说在当前的理论界争议并不大，共识程度比较高。行政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关的概念结成一定关系，才有其实质意义。在行政法上，行政权与公民权是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行政法学归根到底也是权利义务之学。但是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对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关系的认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目标的差别，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式。第一种理论认为行政主体和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把公民置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张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维护行政特权。以这样的原则来构建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管理理论”。第二种理论强调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主张通过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来控制行政权，认为只有行政权受到严格控制，公民权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点是突出监督行政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控权理论”。第一种理论曾主要流行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苏联等，第二种理论主要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应该说，近几十年来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学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在体系、方法、原则、规范，还是行政法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借鉴，但也应当看到，他们的行政法理论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第三种就是我们所倡导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我们认为，行政法关系的各方主体都是能动的，扩张的，又有两重性。双方既对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发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对双方主体既要加以制约，又要加以激励。当然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我们应该重点强调制约行政权。行政主体应维护和增进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特别要通过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我们的理论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因此，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构建行政法理论体系，至少有三种模式。这些模式在价值取向、目标、规范体系、制度体系的设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别3。三、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见与价值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是否还存在别的研究视角？是否还有别的研究范式，或者别的理论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现象纷繁复杂，并在发展之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现多样化，理论模式决不会是单一的。何种理论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是，我们认为，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独特的创见和价值特点:（一）平衡理论为建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良性互动构筑重要平台提供理论支持。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领域十分广泛，具体关系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但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范围将日益缩小，而以协商、引导等方式实施的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为将大量增加。激励性规则的引进，将极大地改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必须保证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从我国宪法上看，这个问题早已明确。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主体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主体地位平等是现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我国当前转型的社会形态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对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独立的主体；其次，要调整行政主体的职能，改革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第三，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增强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尽量发挥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处于动态平衡平等。（二）平衡理论为调整行政法权利（权力）结构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在行政法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行政主体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最优化的平衡状态是相对的，不平衡状态则是绝对的。平衡理论不仅在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同时非常注重对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张构建调整权利结构的机制，明确评价权利结构平衡与失衡状态的标准，并通过相应的手段对影响权利结构平衡的各种因素进行有效的调整，以维护和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理论认为，有效的机制是发展和维持一种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良好的机制调整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是无法在运作中发挥现实作用。因此，行政法学不但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研究，还要研究相应的机制，通过机制的有效运作，实现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在行政法机制的构建上，应当特别注重对激励机制的研究。建立激励机制是现代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现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而这些机制的构建与权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设置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有着密切的联系。（三）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对等关系。平衡理论首次揭示行政法关系的本质特征，认为行政法关系中的每一个具体关系都是不对等的。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4不对等关系是行政法关系不同于私法领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在行政法关系中，一定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于所有的不对等关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于不同性质的不对等关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关系。平衡理论对行政法中不对等关系的揭示，有助于行政法在权利义务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们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关系的形成过程的同时，要研究正向不对等关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等非强制行政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不等关系的特征和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反向不对等关系等等相关问题。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不对等程度的区别，具体法律关系的不对等与行政法关系平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制度构建之间关系。把不对等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安排相结合，改善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结构。（四）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质。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构对于建立和维持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行政程序性质的研究和探索至关重要。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程序规范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既可以是权利性规范也可以是义务性规范。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主张，集中体现了不同的程序性价值取向。这种观念阻碍了行政程序理论的发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设。平平衡理论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为行政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并根据双方的情势，认为把行政程序法应重点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应为其设定更多的规范界定为义务性规范。，但不同的行政行为其适用的程序的性质应有所不同，行政相对方亦应遵守必要的义务性规范。是对行政程序理论的重要变革。平衡理论认为，义务性的行政程序规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义务性规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行政行为对相对方权利的影响程度。但行政程序不应是越复杂越好，越严格越好，而是要根据行政行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对于严重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等，应当设置严格的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对于不会严重影响或者不会直接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行政建议行为等，应当设置相对宽松的行政程序，要给行政机关积极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留有余地。（五）平衡理论有利于行政法方法的创新和引进。促使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进行良性互动、进而调整权利结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平衡理论主张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实现权利义务的均衡化。这有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引进。除了传统的历史、比较、逻辑等方法外，平衡理论更多地运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机制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讲，行政立法是一个通过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体和相对各方达成共识或达成一定的共识，并通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和政策的过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在既有的规则（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内的博奕过程。平衡理论为引进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行政机关和相向对方的动态矛盾，为制度的设计和机制的构建提供实证依据。博奕方法的引进，有利于促进作为博奕规则的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开，并有利于优质的行政对策的产生和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对于揭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也有重要意义。由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审查案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利益平衡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畴不仅体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状态，同时也体现一种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审视行政法主体之间博弈是否符合原则和规则的重要方法，同时，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正在司法审查的各个领域受到重视并得到不断运用。（六）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关于行政法的功能问题，理论界历来争议很大。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从平面思维转换到立体思维，可以认识到行政法应当为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良性互动的构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首先，行政法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5这种利益主张表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个政治过程，但更多的应当体现为一个行政过程，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其次，行政法还应当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合理的利益主张的实现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这是一个权利补救的问题，即当相对方的合理利益主张无法通过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获得实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候，提供应当有一个后续的制度和机制作为权利补救的保证。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应当具有为行政法主体利益主张得到代表并得以实现的功能，还应当具有保护行政法主体利益以外的权利的主张和实现协调发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应当简单的界定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保护公民权利，我们需要通过对行政过程的研究，揭示现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并为行政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尽管平衡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方行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平衡理论是一种开放式的理论，自身也正在不断的完善。理论模式的变化，会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则、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也会引起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整体把握。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进取。例如：注意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研究，主张现阶段要强调提升行政相对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职能，调整行政权力，综合利用相关因素，逐步实现权利（力）结构动态平衡、实现利益均衡、实现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张整合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调整规范体系，形成统一、有机、协调的行政法律制度；强调制约与激励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行政法机制；主张行政程序重点制约“硬性行政行为”，对“软性行政行为”，则重绩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则；主张保障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行使，促进其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一种合而不同、和谐的行政法制环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决策过程中，通过各方反复博弈，形成广泛共识，并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坚持行政法治原则支配整个行政过程，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均衡化；等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体，并已历时十余年。本书作者是参与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一员，为行政法平衡理论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书以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式为切入点，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作了系统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对行政与法律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入的阐释，对中国的行政法理论状态提出不少建设性批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论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创见。本书作者作为一名法官，对基础理论的实践运用价值问题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对于推动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机制，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注释:1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理事长。2 可参见：（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与行政》）一书中关于行政法的“红灯理论”和“绿灯理论”的论述；[日]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一书中关于“对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行政法体系一直在传统的行政法中占主导地位，现在人们对此提出了疑问和批评，不断主张建立新的方法”（第12页）的论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3 关于行政法的三种理论模式，即“管理理论”、“控权理论”和平衡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我曾在一些论著中论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关论著可以参考。可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5 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尔特认为，“历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终是限制政府权利以保护私人自治权”，然而，由于积极行政的出现，公民的参与，“私人行为和政府活动截然两分的领域已经融合在一起”。这个设想就不再是一个适当的模式了，外部对政府控制的原则已“无济于事了”。他更认为，“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权，而是代之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从而确保在行政程序中广大受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197页。

行政法论文--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 摘要：本文在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两分的框架下，讨论了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首先，文章对行政法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的必要性作了阐述；接着提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最后讨论了行政法对社会公共行政进行调整时应注意到的两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社会公共行政；行政法；公共行政 行政分为私行政和公行政，公共行政即指与私行政相对的公行政。公共行政这一术语开始时仅表示国家行政，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已得到大大扩展。现在，公共行政已普遍被承认包括国家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两方面的内容。政府公共行政是指政府根据法律规定所实施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公共行政则是指社会性的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随着行政权社会化趋势的加强，社会公共行政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作了程度不一的探讨。对于行政法学界而言，社会公共行政这一领域具有巨大的冲击性，将会使原有的行政法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可以设问，行政法是否应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调整范围？如何进行调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由此将需要对原有的行政主体、行政组织、公务员等一系列问题作新的理解和解释。以行政主体这一概念为例，如按以上思路，它就应该包括社会公共行政的主体。 本文主要通过讨论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尝试对行政法为何应调整社会公共行政等问题作出回答。 一 行政法为何应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呢？这个问题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这是社会公共行政对行政法的需求决定的。 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履行公共职能，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但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在公务涉及的范围上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政府公共行政是以所有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而社会公共行政只是涉及到一定领域、一定行业的公共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社会公共行政主体不考虑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只顾及本领域、本行业的公共利益。这时候就需要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对社会公共行政主体进行监督管理，而这就需要行政法的法律支持。 社会组织进行公共行政需要具有公共权力。而社会组织的公共权力来源如果不依靠有关行政法律、法规授予，仅仅依靠社会组织自身的组织性权力（如行政组织成员对行政组织公共权力的认可），其权威性不能确立，其合法性也成问题。 在社会公共行政过程中，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公共管理行为有可能会侵犯相对人的重大权益。虽然社会公共行政的强制程度比政府公共行政弱，但仍然可能有涉及到相对人重大权益的处理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对相对人的救济是必须考虑到的。这仍然会涉及到行政法上的救济问题。当然，这里不是主张法律救济可以替代所有的救济方式，但法律救济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当相对人的重大权益受到损害时，我们没有理由堵上司法救济这扇大门。 第二，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行政法自身发展的需要。 社会公共行政这一新领域给行政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将会改变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现代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与行政法诞生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美法系最早给行政法下定义的是英国法学家奥斯丁，他认为行政法是规定主权行使之限度与方式：君主或主权者直接行使其主权，或其所属之高级行政官吏之行使主权者授予或委托之部分主权。1英美法系行政法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从控制行政权力与行政程序两个方面概括行政法的定义，如著名行政法学家K·C·戴维斯教授就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程序的法律，包括法院对行政活动的司法审查在内，2也包括行政机关所制定的程序法规在内。然而，这只是狭义的行政法定义，英美法系很多著名行政法学家提出了代表新趋势的广义行政法概念。如P·L·斯特劳斯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初期当公共行政发展的时候，学术界发展了行政法概念，它包含几乎全部和公共行政有关的事项。3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概念几经变迁，也朝着广义的方向发展。如在法国，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调整公共行政组织与权限、协调市民与行政权的法。通过行政法学者们的学术探讨，法国的行政法概念从权力行为转变为公共服务，行政的功能从权力行为亦变为一种服务的社会作用。4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行政法概念的发展，都适应了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社会组织将行使越来越广泛的公共权力，如果作为调整公共行政法律规范总和的行政法固步自封，无视社会公共行政的存在，将会大大削弱行政法的调整功能，也不利于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作用。 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是行政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任何法律要获得良好的贯彻实施效果，其合法性是重要因素。不管是我国法律一级的规范性文件，还是各级政府制订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存在一个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的问题。而社会公共行政就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途径。一般而言，社会公共行政所涉及到的通常是公众日常生活中所最常遇到的公共事务，公众比较关心这类公共事务的管理，也较热衷于参予到其中去。这就使社会公共行政容易反映民意，其管理活动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将社会公共行政中公众反映的问题反馈到行政法的制订上去，使行政法尽可能地满足公众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此外，我们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将社会公共行政主体制订的一些暂时还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以行政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些都是行政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另外，将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原因还在于，在当今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的区分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很难绝对地确定两者之间的界线。“虽然传统的行政法只调整政府公共行政，但在当今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的分工已经不是单纯的和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发展、行政目标的要求、宪法和立法机关的决定，或者是出于工资和预算等行政技术和物质、人事方面的考虑，更有利于行政任务的完成。”5 我国已有学者认为，现代行政法应当将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纳入调整范围的必要性在于：社会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频繁。这种社会的公共行政与政府机关的行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是管理主体的不同而已。既然社会组织的公共管理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公民权益，就必须要一定的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才能确保社会组织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也才能保障公民权益不受社会组织管理行为的侵犯。6 可见，社会公共行政应纳入现代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新时代对行政法的要求，是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 在探讨社会公共行政范围时，本文非着重于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界定，而是将社会公共行政置于公共行政这一前提下讨论何为公共行政，即注重它与私法上行为的区分。一般认为，履行公共职能的行为即为公共行政，但公共职能又怎样界定呢？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又涉及到公法与私法的界分问题。因为我们区分公共行政就是为了让其适用与私法不同的公法规范。 凯恩教授认为：“一种职能是否公共职能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可能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回答。他主张区分公法和私法要以这样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我们为什么要在公法和私法之间划出界线。划定界线的理由影响划定界线的方式，而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种多样，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种多样，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标准，用以解答什么是公法规则与原则适用的适当空间这一规范性问题。所有这些标准非常复杂；在诉讼场合将它们适用于特定案件，要求法院进行艰难的、有时是颇有争议的价值判断。”7凯恩教授给出了说明理由的一个路径，即结合具体情境阐明为什么要界分公法与私法，而后从界分的理由出发来确定界线之所在。在理论和实践的可能前景范围内，我们也许还会得到别的路径，但基于充分理由之上的个别化处理是不变的适当方式。8 从美国的相关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共职能界定的变化。私人公园的经营以前并不被认为具有公共职能，但在EvansVNewton一案中，一家私营公园只供白人使用，被黑人诉诸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公园虽由私人经营，但其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职能，应当适用宪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法院进一步指出，公园如同消防队、警察局等传统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应属于公共领域。9可见，公共职能是不断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公共行政的界定与公共职能的界定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一样，其范围不是绝对确定的，而是与私法行为处于一种互动状态中。我们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适用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界定。 中国目前的社会公共行政主要包括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志愿组织行政、社会中介行政四大类。10那么，是否所有的这些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呢？并不是所有公共职能都可以被纳入公法调整。只有当这一项职能对于相对人在宪法和法律上的个体权利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需要国家的公权力进行一定调整以保证该职能的实施的时候才可以被纳入公法调整范围。11像一些社会组织自愿提供的公共服务，缺乏行政权力的行使要素和特征，没有必要将其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在确定行政法应调整哪些社会公共行政时，下面因素是应该被考虑到的： 第一，公众的重大权益是否有可能被侵犯。当社会公共行政涉及到公众的重大权益时，我们需要法律的介入以规范其行使并提供有关的救济方式。社会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主管理，会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或规范，但自我管理涉及到公民个人的重大权益时，法律保留的原则是应坚持的。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不同，在私法领域中契约自由原则占主导地位。而在公法领域，契约自由原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一个公共社区不得基于全体公众同意而不经法律许可私自设立一个可以基于一定事实实施人身强制的机构。 第二，社会公共行政履行的公共职能重要程度，即看该项公共职能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如何。如果该项公共职能关系到可能严重影响公众的领域，行政法应对其进行调整。公众需求强烈的公共职能，如不以行政法进行调整，单纯以社会组织自身愿望进行，就有可能出现公共职能履行缺位或不良履行等情况。如一个城市的公共汽车营运，在交由社会组织管理后，如果行政法完全退出该领域，倘若社会组织私自决定停止公共汽车营运，势必给这个城市的市民交通带来重大影响。因而行政法不应完全退出该领域，应由有关行政机关监督社会组织的公共职能履行。 第三，社会公共行政管理手段的强制性程度。如果社会公共行政对相对人的强制性较强，理应将其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参考文献」 李放：《比较法教程[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95年版，第39、40页。 张正钊、韩大元：《比较行政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1-12页。 于安：《德国行政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PeterCane，转引自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C]，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C]，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419页。 395US296（1966）。 赵立波：《浅说公共行政》[N]，《光明日报》2001-5-4。 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5卷[C]，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41142、页。 冯伟温泽彬希望采纳

行政法学论文8000字开头的好处与坏处

sb么？自己的专业还让人发论文。。。鄙视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268次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编：《中国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 参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统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华 ，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01/21/content_htm]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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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的农村中小学教育　　摘要：由于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的限制，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总体素质的偏低和观念的陈旧，不能很快适应新课程的教学，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课程改革的发展。重新定位农村中小学教师角色；构建农村中小学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拓宽农村中小学育人环境是农村新课改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新课程；农村；中小学；教与学；构建　　目前，农村中小学分布相对零散，规模小，条件差，教育经费短缺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总体素质的偏低和观念的陈旧，不能很快适应新课程的教学，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课程改革的发展。　　一、重新定位农村中小学教师角色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角色结构的复杂性。相对学生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层面式的“师长、同志、朋友、父母”角色　　面对市场经济、网络时代，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越来越高的社会期待，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冲击，面对新一轮课程改革，我们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一定要正确处理“师长、同志、朋友、父母”这一层面式的角色问题，走出办公室，融入学生之中，了解学生，熟悉学生，努力创造与学生心灵沟通的条件，在和他们进行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提供双方交换思想信息的最有效、最充分的机会。教师只有真正掌握了学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以达“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之目的。　　(二)三维式的“导演、导游、导师”角色　　在新课程中，角色的转变不仅对教师的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指导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这就加大了指导的难度。树立“导师意识”；首先是相信学生。相信学生能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靠创造性的劳动获得新知，并有所进步；其次是善于指导，中小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不够强，情绪不够稳定，方法还很欠缺，这就需要农村中小学教师及时有效的指导；再次，重视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过程的设计。要以有利于激发兴趣、有利于发展思维、有利于培养创造能力为原则。“导演、导游、导师”三维角色三种境界，都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后者更充分地显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有益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构建农村中小学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　　为了促进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使新课改在农村中小学得到有效地实施，就要优化课堂教学。构建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　　(一)探究准备　　这是学习新知识的前提，其主要任务是为学生学习新知识准备良好的思维材料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的意识。　　1．创设情景　　(1)迁移学习。复习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为学习新知识做好知识、学法的铺垫。 (2)情景引入。通过复习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用日常生活中的实物、实例、游戏、故事等引入。　　2．提出问题　　根据新知识的特点，引导学生提出要探究的问题。　　(二)探究构建　　这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其主要任务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准备多种探究性材料；指导学生运用好探究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主动参与探究的全过程，从而获取知识。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可分三步：　　1．独立探究。采用尝试探究的方法。首先教师为学生准备尝试的材料(自学课文、操作演示、动笔练习等)和尝试思考题(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在尝试中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尝试，做到边尝试、边思考，初步理解所学的内容。　　通过学生尝试思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尝试精神。　　2．合作探究。采用讨论质疑的方法。在学生通过尝试初步感知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运用讨论的形式，让学生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互相提问，互相帮助，共同研究，解决问题。　　讨论；有同桌讨论，小组讨论全班讨论。讨论的问题是新课中的重点、难点以及启发思维的关键或在尝试中遇到的问题。让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不同的见解。小组讨论后，再进行全班交流。　　质疑；学生在讨论中不能理解和未能解决的问题或在教学中重点、难点、关键的问题，鼓励学生质疑问难。通过学生讨论、质疑，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新知识。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创造能力。　　发现知识。学生经过尝试、讨论试练后，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学习的过程，运用观察、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的方法，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知识归纳构建；发现学习规律，概括学习方法，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　　(三)探究深化　　这是检测巩固运用新知识，掌握运用学法、形成技能的环节。　　1．尝试。这是检测新知识，运用新知识；掌握学法和运用学法的尝试；练习内容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助于学生运用学法和迁移学法。　　练习要环绕目标，突出重点，有基本练习、综合或专项练习、发展练习三个层次，练习要有开放性，形式要多样，使不同层次的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发展。　　2．评价。在学生尝试的基础上，让学生互批、互评、互议，评出不同的思路和看法。通过师生互评，充分发挥学生协作的功能和自主学习的功能，培养学生创新的能力。　　3．总结。一方面让学生谈这节课学习了什么?有什么收获?另一方面教师对这节课所学知识的深化作简明提示。　　三、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拓宽农村中小学育人环境　　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必须对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在教学主体、教学形式、教学氛围等方面实现有机转换，确保教学内容的和谐统一。　　(一)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教育环境，培养学生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师长、尊重知识、尊重自然、尊重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祖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96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地域，为我们提拱了丰富多彩的德育内容，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去挖掘它。针对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本着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贴近实际和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德育工作。大处着眼就是对各年级学生应达到什么标准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要求、小处着手就是从平时抓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贴近实际、注重实效就是结合时代要求、社会环境和学生实际，扎扎实实工作，实实在在落实德育的各项措施。我们以“热爱家乡、热爱学校为主题，紧紧围绕发展创新的内容开展了，少先队、团队演讲比赛活动；以“养成习惯，收获命运”为主题开展了争创行为规范示范班活动；以“歌唱祖国，爱我中华”为主题连续举办了校园艺术节，开展了争创艺术教育特色班活动；以尊重自然，强化和谐”为主题，引导学生将爱护、保护环境与自，身文明修养相结合，开展了从我做起，从身边每件小事做起的活动；以“珍爱生命，遵守交规”为主题，开展了尊重社会，强化规则意识的话动；以”诚信、助人、尊师、兴教”为主题，开展了每学期四次的团队观摩话动。我们还特别重视新生人学、新队员宣誓、校园每日常规、毕业文明离校等一系列做人的教育。 (二)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做好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相信学生的能力，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创造机会还给学生，开放学生的心灵世界，以促进学生主体的发展。　　1．给学生质疑的机会。“教学就是在没有问题的地方产生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知识。”引导学生质疑问难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起点，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一项基本训练。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敢问”，帮助学生“会问”引导学生“善问”。在问的形式上，可让学生课前提问，供教师备课、上课；课上提问，供师生讨论交流；课后提问，供大家学习探究．在问的内容上，指导学生”善问”，即把握何处问、怎么问?　　2．给学生选择的权利。若要教学打动每个学生，就必须给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在更多的教学环节上，变教师的“指令性”为学生的“选择性”，寻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选择”的新机制，如果学生有了自己的意向性选择，就会自觉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和提高。　　3．给学生尝试的空间。学生的知识能力不是教师给的，而是在自主尝试、实践探究中形成的。从模仿到探究到创造，逐步构建了以学生“自主学习；大胆尝试”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定向一自学—自探一交流一反思一内化。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从不会尝试到敢于尝试到乐于尝试到善于尝试，形成了自主意识、强化了探究意识，提高了受挫意识，进发了成功意识。　　给学生创造的天地。课堂对学生来说，应该是学习与成果的展示。但是学生中存在“三怕”：怕老师、怕提问、怕学生。应该培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只有体现出这种“不怕”的精神，才能显示出孩子的求知欲，学生才能敢学、敢问、敢拼、敢和教师争辩，才能创造出一堂好课，才能实现孩子真正的发展目标。树立我能、我会、我棒的意识，鼓励学生自主尝试、自主实践、自主创造，这样才能培养出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造性。　　(三)挖掘校本课程资源，加大学校教育合力　　由于农村地域的差异，决定了农村经济、文化的不平衡，积极探索开发一切可利用的课程资源，是提高农村教育的最有效的途径。　　1．校内资源。“一段校史、一位教师、一块奖牌、一件作品、一项工程……”，若将这些统计、整理，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教育资源。　　2．乡土教材。“民俗民风、乡土文化、特色产业、人才人力……”，不仅是编写乡土教材的基本内容，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它既可弥补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不足，又能让受教育者看得见、摸得着，乐意接受。　　3．家长交流。“每学期的家长开放日、专题讲座、家长学校咨询活动……”，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增进了家长对学校工作的了解与交流，同时，学校也从家长那里得到了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从而不断改进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难怪有人说家长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　　4．学生活动。“红领巾广播站、国旗下的讲话、团徽下的宣誓、板报专栏、校规校训”以及参观、访问、调查、竞赛等有益活动，让学生了解多彩的大千世界，感受劳动之艰辛，亲历知识的需求，触动求知的欲望。实践活动寓教于乐，使学生从中得到了“崇真、尚美、启智、健体”的高尚品质教育。　　(四)运用激励性评价，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很多农村学校、教师习惯于大考、小考后把成绩公布于众，然后仔细排出名次，甚至把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种做法偶尔为之，可能会给学生适度的压力，激发学习积极性。但频繁用这种手段，甚至将之作为控制、刺激学生的有力武器，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长期如此，将破坏学校教学环境，使学生始终生活在焦虑和压抑之中。最可怕的是，对排名靠后的学生在心理上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教育无小事，采取任何教育措施，都应首先考虑到学生的利益。我们在课堂上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了不同的评价形式；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认真对待；对学生的认识和实践结果。正确的给予充分的肯定，有独到见解的大加表扬，错误的不直接否定，更不草率批评，而是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从阅读资料、师生交流诸多方面得到正确的答案。由此可见，运用激励性评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四、多种途径促进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　　(一)调整农村学校布局，以信息化推动学校的发展　　农村学校分布相对零散，规模小，条件差，在教育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把有限的资金均摊给各个学校；只能是杯水车薪。推进教育信息化，只有集中投资才能见效，而集中投资的前提必须是调整学校布局，撤并部分不足百名师生的“袖珍学校”，集中力量和资金建设示范化学校，因地制宜抓好“计算机、闭路电视、广播”三网合一的“乡镇网”及各个学校的信息网络建设，推动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农村“民转公”和代课教师偏多，素质偏低，观念相对落后，教法相对陈旧。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在建好农村学校卫星网这一“天网”和互联网这一“地网”的同时，还要加强“人网”的建设。一是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培养培训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二是通过发达地区对贫困农村学校的支教、城镇和农村学校教师的轮流任教、城镇教师定期送教下乡等形式，共享“人网”资源；三是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四是加强学历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农村教师的学历层次和基本功素质；五是建立完善的教学资源体系，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利用农村独特环境，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农村进行新课程改革，环境、设施等并非课改教师所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然而，没有活动场地、没有专业教室……，时刻困扰着课改的如期进行，作为课改先行者是否想到了农村那些平凡朴素的山川河流、田野村庄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诸如踢毽子、打沙包；荡秋千、促泥鳅、扭秧歌、舞龙灯等活动；都对学生的自主参与、群体合作、情趣爱好、创新思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只要教师在新课程背景下组织引导得当，并加以创新改进，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四)建立校本教研制度，为教师参与教改创造条件　　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忽视校本教研，盛行分数管理。为了扭转这种重分不重人，利益驱动代替事业追求的被动局面，必须建立健全校本教研制度，以“个人反思，同伴互助，集中交流”为主，通过教学反思、交流研讨、集体备课、协作尝试、说课评课、案例评选、探究创新等活动为教师参与教改创造条件。　　(五)邀请家长走进课堂，强化家长与学校间的联系　　家庭不仅是学生温暖的港湾，更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诚邀家长与课改同行。无论是实施课改年级的教师还是其他年级的教师，都要多与家长联系、沟通，做好宣传工作，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并举行家长开放日、开放周，邀请家长走进课堂，纵横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通过平等对话。在对话中互相理解，在理解中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　　(六)健全教育评价机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教育评价有鉴定、改进、激励、管理与研究的功能，其目的在于提高教育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教师教育教学综合量化管理办法，不“以分论赏”，抓管理、促教研、全面评估教师工作；在学生评价上注重学生的发展，建立学生成长记录袋，杜绝公布成绩和用成绩排名次的错误做法；鼓励学校、家长、社区共建有效、合理、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激发教师进行新课改的积极性，在教育教学中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课改文化氛围。

浅谈如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相当一部分中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缺乏主动性，特别是那些在语文学习上下了功夫、花了力气，但是学习效果总是不够理想的，因而对学习语文失去了兴趣。那么，语文教师应该怎样培养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呢?一、实施赏识和情感教育，诱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人的潜意识都存在一种积极向上的潜质。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由于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关系不同，人对客观事物便抱有不同态度。有积极的，包括愉快、满意、喜爱等等；有消极的，包括厌恶、愤怒、憎恨等等。对于学生，情感有时成为学习的动力，有时却成为阻力。在教学中，情感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如果教师能够利用积极的情感，抑制消极的情感，要让学生学好语文，并非难事。基于上述认识，实施赏识和情感教育十分重要。 首先，教师要充分寻找学生的闪光点，给予鼓励，赋予他们真挚、纯真的爱。理解和热爱学生，对教师来说，大而言之是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小而言之则是教师的修养，是师德。教师对学生要充满爱和赏识，这种出于真挚的“赏识”，一旦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就会产生极大的感召力和推动力，这种“赏识”的对象包括各类学生学习语文的各个方面。比如说朗诵、写作、阅读等，在表达形式上，可以在接触、交谈（交谈环境要适宜，气氛要和谐）中，对他们表示一种信任和赏识，以产生情感上的促进作用，激发学生形成兴奋中心，产生自信。随之要给予具体的、有效的指导或帮助。一旦发现学生取得教师所期待的进步，教师要及时地表示肯定或赞同，以便为下一次新的进步作好心理准备。 其次，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自尊心。对于那些讨厌语文学科，学习有些掉队，存在着不同程度自卑心理的学生，应实施“倾斜政策”。当然分寸要得当，要使全班同学理解教师的用意和诚心。如果在尊重这部分掉队学生自尊心方面处理得慎重、科学，不但能激发他们迎头赶上的信心，而且能自然地融洽师生之间、差生与其他同学之间的感情，使他们感受集体的温暖和力量。当然，决不能因此而对他们有所迁就和放松，相反的更应该从严从实要求。而这个“严”“实”又是植根于教师对学生纯真的爱和高度的责任心之中，使学生也能理解和接受，达到动之以情的效果。再次，应充分运用表扬的方法，引导学生体会学习语文的具体好处，激发他们产生乐于学习语文的心理，从而重视语文学习。同时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加强学习方法的指导，消除语文难学的偏见，尽快摆脱学习语文束手无策的困境。 二、调动内外因素，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好语文的先决条件，有兴趣，才能高高兴兴地去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即使遇到困难，也能自觉钻研，加以克服，并把它当成乐事来做。 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学习目的的教育。兴趣的形成和巩固，要建筑在明确的目标基础上。要利用各种形式，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懂得学好语文的重要意义，进而使他们明确学习目的，把语文学习与个人前途、家庭利益、国家四化建设、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为自己学不好语文而内疚、自责，从而激发学好语文的动机，使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 以语文教师自身的教学实践激起学生的共鸣，进而感染学生，逐步形成学语文的兴趣。如教师和蔼可亲的教态，善于控制和表达自己的情感，主动创造民主、融洽的课堂气氛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努力创设使学生有美感享受的情境。调动学生的情感，引起学生的注意，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获得知识、陶冶情操。要充分发挥教材本身的情感和美感作用，并辅之以教师得当的教材处理和动情的朗读引导、恰当而富于启发性的提问、清晰美观的板书等等。久而久之，学生就会欢迎你上语文课，喜爱语文课，学语文的兴趣也将会日益形成和加深。 创造条件，让每个学生都有发挥的机会，从而激发对语文的兴趣。如组织学生出小组墙报、班级黑板报、办手抄报、讲民间故事、成语接龙、答记者问竞赛等。事实上每一位学生都有其特长和优势，有的字写得清楚、工整，有的普通话讲得标准、流利，要让他们尽情发挥语文的点滴特长。教师还要及时发现学生细微的进步，及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鼓励，并与其他同学一起享受成功的快乐。当学生要完成一项任务之前，教师要估计到他们会遇到的困难，并及时给予热忱的启发式的指点和帮助。如果说存在“兴趣—克服困难—成功”的公式，那关键一环就是“克服困难”，教师必须把好这一关，既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袖手旁观。 总之，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就要充分利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辅以恰当的引导，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前在全国乃至全省、我们中山市各级中小学都积极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各种形式、各种渠道的心理健康教育已经在全市中小学普遍生根开花。在努力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风气方面，我市教育局、中山师范学校与市关工委、市妇联、团市委、市科委、市科协及市中山日报社等部门紧密配合，采用多种形式向社会扩大影响。经过各级新闻媒体的宣传，对于我市社会各界和广大家长来说，“心理健康教育”或“学校心理辅导”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现在，不少中小学已把举办“家长学校”或定期举行“家庭教育”讲座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市教育局和市妇联、关工委等部门一起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以便更好地协调家长学校的工作。华南师范大学、市教育局、中山师范学校和教科部门还组织各学校心理辅导的骨干教师培训学习，对于形成一种“全社会都来关心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风气，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说来，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当前学校教育的需要，是避免各种突发事件，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学校正常运作，学生家庭幸福的预防针。国家教委新颁布的德育大纲第一句就明确提出：“德育即政治、思想、道德与心理健康教育。”明确地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德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心理健康教育，是指根据心理活动规律，采用各种方法与措施，以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及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而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人们心理状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或状态；正常状态（常态）、不平衡状态（偏态）与不健康状态或病态（变态）。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维护正常心理，纠正偏态心理，治疗变态心理，有着现实的意义。① 有利于学生的身体健康成长。中学生正处在心理机能迅速发育成熟的时期，因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就是及时地针对性地施以教育，对症下药。使学生知道什么是健康和不健康的心理学保持心理健康就能促进学生身体健康成长。② 有利于学习、工作效率的提高。健康的心理对于学习、工作的效率起重要的作用，对竞赛技能的发挥更为重要。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是朝气蓬勃，开朗乐观，学习和工作就有劲，效率就高。而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常常心神不定，思虑过多，不能集中精力于学习和工作上，既影响生活效率，也大大妨碍创造才能的发挥。③ 有利于智力与个性的和谐发展。心理健康对于促进人的智力与个性和谐发展，发挥人类最大的聪明才智，对培养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处在智力发展成熟和个性形成时期的中学生尤为重要。一个人重视心理健康，可使大脑处于最佳状态，更好地发挥大脑功能，有利于开发智力，充分发挥各种能力，有利于个性的和谐发展。④ 有利于心理疾病的防治。心理疾病的发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就会注意防止和消除产生心理疾病的各种因素，以防止病变的发生和发展。人的心理疾病，大多数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积累逐渐形成的。如果发现学生有了心理病变的苗头，就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使它在量变过程中得到以终止和消失；如果确实患了心理疾病，应及早给予积极的治疗，使之尽快恢复健康。 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正常健康、全面发展的保证。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说，注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于个体的发展有三方面意义。① 促进学生学业事业成功。心理健康教育，首先是发展性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些心理素质是他们学业成功、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② 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思想品德，一般由道德品质、政治倾向和行为规范等要素构成。青少年时期，思想品德发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二是培养自己正确的道德评价和自我教育能力。心理健康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优良思想和品德的基础；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它们的直接组成部分。所以说，心理健康有利于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发展。心理健康的人，必然具有健全的性格，必然会正确地对待周围环境，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社会主义，艰苦奋斗，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心理健康的人，他们善于处理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发展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心理健康还有利于人积极、乐观地认识环境、改造环境。心理健康的人常表现出思想开阔，能在任何环境下乐观地对待现实，以进取精神面对现实、正视自己、适应社会，努力创新。许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凡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他们在集体中都不善于处理各种关系，都可能成为集体的嫌弃儿；他们更多地表现出冲动、急躁、孤僻、任性和不听话；他们时而表现出自卑、厌世，时而表现出高傲、狂妄；他们缺乏活动愿望和兴趣，不善交际，经不起挫折，狭隘猜疑，胆小怕事。这样的人很难形成良好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③ 保证学生正常健康地生活与发展成人。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心理处于健康状态，是其正常生活、正常地发展的前提与保证。中小学生能否健康地成长，心理健康教育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的需要。青少年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个体从儿童进入青少年阶段，其身心发展起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出现了对其心理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的两方面需要，一是性的成熟，使青少年性意识与冲动出现；二是由于身体的全面发展与性的需要的形成，使青少年产生了成人感，出现了强烈的独立性需要。这就是青少年时期的新需要与其心理成熟水平及社会地位水平的矛盾，具体为四个方面：① 新的性需要与社会地位的矛盾。② 性成熟性意识增强与心理上道德上准备不足的矛盾。③ 新的独立性需要与社会地位的矛盾。④ 新的独立性需要与心理成熟水平的矛盾。青少年时期这些特定的矛盾，导致了他们在各方面表现出既不同于儿童，又有许多成人的心理特点，使他们最容易进入心理不平衡状态而又最不容易通过自我调节或寻求成人疏导以得到解脱。同时，青少年接近于成人的活动能量，对以上的矛盾系统又起着激发作用，容易使矛盾爆发，因此，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尤其迫切。 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当前社会变动时期的需要。近几十年的发展，随着社会变革而产生的一些变化或暂时不可避免地滋生的一些因素，都将对青少年心理状态产生消极影响。从家庭方面来看，离婚率不断增高，家庭气氛温馨减少，家庭对独生子女教育不当的管教方式，都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因素。从学校方面来看，高考升学压力，频繁的测验考试，学生分数排位等等，导致竞争激烈，压力增大，使青少年学生无止休地陷入紧张、焦虑、担忧、挫折等等不平衡状态中。从社会角度来看，一些黄色、淫秽东西的出现，信息渠道的畅通，政府部门一些不正之风，观念的多元化，也将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迫切，现实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