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的论文题目

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的论文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写作思路：首先明确阐述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是什么，比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再详细叙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国民怎么样的共同努力等等。正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要求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我们继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18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与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价值观，是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情怀的，是符合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价值观基础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主张是多边主义。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一方面，我国对外工作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我国将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深化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争取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的理解与支持。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框架包括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等组成部分。通过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我国在外交实践中积极发展中俄、中美、中欧、中非等国际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依靠不断加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在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入世后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国外交推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贸易争端的化解。在金融和货币外交方面，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在环境和气候外交方面，中国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动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尊重相关国际协议，履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和中国文化年活动在多国成功举办，“汉语热”已蔚然成风。中国外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

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的论文题目

中因特色大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与鲜明特色是:重视周边安全，重视与周边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分别是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考资料：新课标高中

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的论文标题

力求题目的字数要少，用词需要精选。至于多少字算是合乎要求，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一般希望一篇论文题目不要超出20个字，不过，不能由于一味追求字数少而影响题目对内容的恰当反映，在遇到两者确有矛时，宁可多用几个字也要力求表达明确。常见了繁琐题名如：'关于钢水中所含化学成分的快速分析方法的研究'。在这类题目中，像'关于'、'研究'等词汇如若舍之，并不影响表达。既是论文，总包含有研究及关于什么方面的研究，所以，上述题目便可精炼为：'钢水化学成分的快速分析法'。这样一改，字数便从原21个安减少为12个字，读起来觉得干净利落、简短明了。若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或反映出属于系列研究的性质，则可利用正、副标题的方法解决，以加副标题来补充说明特定的实验材料，方法及内容等信息，使标题成为既充实准确又不流于笼统和一般化。如?quot;（主标题）有源位错群的动力学特性--（副标题）用电子计算机模拟有源位错群的滑移特性'。

中因特色大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与鲜明特色是:重视周边安全，重视与周边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外交的特色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始终保持独立和平的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的论文2000字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1)外交方针：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2)外交成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1953年)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为新中国开创外交新局面奠定了基础。(3)步入国际舞台：日内瓦会议(1954年)是新中国首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4)亚非友谊：万隆会议(1955年)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联系。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1)扬眉吐气：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中国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2)跨洋握手：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3)冰释雪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和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外交(1)政策原则：新时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的具体表现就是不结盟。(2)外交成就：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如何传承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发扬其鲜明特点论文

1、要有取有弃，对于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予以摒弃。我们要弘扬的诗是正能量。2、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例如孔子学院，例如春晚在海外的直播，都是很好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例子。3、要增强民族自信，并不是外来的才是好的。要想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首先必须要自信。

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精神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一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骗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一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骗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原则，有历史的渊源，也不乏新的时代内涵。它与《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内在统一的。该准则的第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讲，就是要“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己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环境、面临的具体任务与邹韬奋等出版家是不一样的，但出版的职业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对出版行为的荣与耻的道德评价也有相同相通之处。知往鉴今，追慕前贤，今日的出版界才会真正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八荣八耻”中的重要一条。它强调将诚实守信作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道。现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对诚实守信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积极践行。陆费逵把“做事先做人”作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阐发关于职业修养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学生》一文中，他也特别强调“人格之修养”，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第一义”。而我们“注意于灌输智识者多，注意于养成人格者少”，因此应格外重视“高尚之道德”的培养。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杂志，经常性地刊载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出版业在当时也属于实业，因此，其出版职业道德论也是他关于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的一部分。但出版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实业，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书业商之修养》等文章中，陆费逵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养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其益处定非浅鲜；反之，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图书月报》上发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一文，引用外国有关出版职业道德方面的谚语，希望同行注意，如“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以其身虽朽遗毒未尝止也”，“不良之书其害甚于盗贼”。因此，他不断强调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养。现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对出版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和责任。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认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他的这种出版观念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尔基全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张静庐主持上海杂志公司，在征得鲁迅同意后，和译文杂志社商量，准备用三年时间译完《高尔基全集》。全集分六辑，每辑十部，半年出齐。当翻译前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海杂志公司正准备登报公布时，另一家图书公司忽然在前一天刊登了《高尔基全集》出版预告，张静庐只好把这个计划搁置了。不料这家书店出版的所谓《高尔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张静庐眼里，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忧虑”。“这是《高尔基全集》吗？”张静庐愤怒了，“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问题，诸如抄袭剽窃、不负责任、刻意炒作、夸张误导、恶意竞争、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低级克隆、盲目跟风、盗版猖獗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危害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业，注定不可能长久繁荣；缺少职业道德和行业公认的准则，将使整个行业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表现出极高的职业操守，尽早克服这些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社的文化创新与文化积累。总之，“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又有个人为人处事的社会准则。从个人角度讲，出版人要知荣辱，树新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从出版行业整体来讲，要形成良好的商业伦理，同时对于出版界中的不良现象甚至是丑恶的东西，找根源，想办法，予以彻底根除。加强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对于切实保证我国出版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