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3000字高清大图

“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摘要】城市更新是目前城市规划范畴中被广泛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从大拆大建到解决员工居住问题再到以人为本，跨学科研究等一系列发展不但使交通、土地、人口密集问题得到解决，更是起到了促进就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等积极应影响。另外，考虑到城市更新起源于西方并历史悠远，经验丰富。为了节省资源，少走弯路，我国很有必要在分析、对比中西方在城市更新方面的始末中找到差距、探索经验。　　【关键词】城市更新发展历程经验启示综述　　一、城市更新内容概述　　（一）城市更新概念的理解　　目前，城市化与知识化、科技化、国际化等同样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如何在城市化的推动下进行城市更新工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于城市更新，其不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同时也涉及到居民的生活、市场的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以及三方利益等多个方面，然而，一切工作始于对概念的全面理解。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城市更新的概念成为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实现更新带动市场经济、更新推动城市发展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的首要工作。　　对城市更新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城市”与“更新”。城市，是人类居住的环境，是一切活动产生和进行的平台，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多样连续的、与时俱进的有机体，这种与时俱进与人体机能相似，需要不断的新陈代谢来支持。而这种所谓的城市新陈代谢就是更新。“更新”具有获得新生的意义，是从城市的整体出发，结合了政府、市场、企业、居民等利益主体，在阻止城市衰退的同时促进城市发展，具有未雨绸之意。此外，要注意的一点是城市更新中提到的“衰退”是一种相对的存在，指城市结构以及功能的折旧，它们当下的指标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这种供给与需求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城市发展滞后。其中，有形的折旧可以更换设备，但是无形的功能性折旧却对城市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城市更新的概念理解为：“城市更新是在政府管制、行政体制支持的基础上，施以一定经济投入，并用科学的管理方法监控更新过程，时刻调整不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全面考虑人文、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采取依据不同发展阶段和城市基础用多种手段配合使用的更新方式，最终，达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将城市从零星推向整体的浩大工程” 　　（二）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对城市更新概念的理解，主要内容方面将分为有形更新与无形更新两部分。有形更新包括：交通更新、空间规划更新、资本更新等；无形更新包括：城市发展规划调整、城市文化更新、对城市的定位等几个方面。　　（1）交通的更新。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私家车数量增多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在拓宽主要交通干道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分时段、分区域的交通系统更新策略。控制出行车辆数量以及汽车尾气的排放。节能车以及低污染能源也应列入到更新范围内，呼应低碳政策，提倡“零污染”出行。　　（2）空间的更新。空间方面强调以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为目标对人类活动空间的面积、布局等进行比例的调整，结合社会经济效益、强调空间资源的重要性。例如在居民小区内，小型商业网点数量应定额在多少，选址应考虑到整个小区每一方位居民到达商业点路程的均衡。居住环境周围教育、医疗、娱乐、采购、商业等日常所需网点是否齐全或到达这些地点的时间成本是否合理。　　（3）资本的更新。一是物质资产，二是人力资本。物质资产提倡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更新换代，降低整体替换带来的巨额成本；人力方面提倡调动人力资源的活跃性，学习最新科学技术及新设备的操作技能。以企业核心资本即“人力”的替换带动整体走向发展的最前端。　　（4）规划的更新。此项主要指发展规划的更新。一个城市的发展规划是城市以何种姿态、何种效率展示魅力的导航。因此，一个城市的健康发展需要与时偕行的城市发展规划作指导。而社会与市场的瞬息万变决定了一份发展规划的动态性，这就需要应发展所需不断调整发展规划，为城市更新提供可靠、前沿的依据。　　（5）文化的更新。城市文化更新可从城市的软、硬两个文化角度提出更新对策。其中，硬文化指具有可见性和可触摸性质的物质文化、环境文化；软文化则属于一种抽象的隐性文化，如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社交政策等。软文化要在硬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而硬文化的发展也需要软文化辅佐，两者相辅相成。　　（6）定位的更新。城市定位可以细分为形象定位、性质定位、功能定位等几个方面。这需要充分了解该城市的发展演变趋势以及自身发展所需，以与国家政策同步、改善民生、为经济做贡献、保护环境为依据设计适应发展潮流的定位。　　（三）城市更新的产生背景　　城市更新一词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工业化国家，并于1958年8月荷兰海牙市召开的城市更新第一次研究会上对概念进行了权威性的界定。主要源于第二次产业革命大大推动了城市经济的飞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城市中的土地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此时人口激增、交通混乱、设备陈旧等现象比比皆是。为了摆脱这种空间紧张的状态，在远程交通运输发展的推动下，城市居民开始向市郊转移，即郊区化（Suburbanization）现象。这种人口的分散使城市中心区失去了经济活力，无法承担起城市领导核心的重任，反而呈现一片萧条之势。为了恢复城市活力，吸引人口回归城市并振兴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并改善“郊区化”导致的“死城”现象，欧美国家于二战后开始了大范围的城市更新计划。此时的更新重点集中于建筑设施与环境的改善以及空间的调整再利用。而后又在伯吉斯的“过滤论”（Filter Down）、福利经济学、博弈思想等理论的补充下逐渐趋于完善，为日后的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丰富经验。　　我国城市更新的历史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但较之欧美近二百年的历史，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距离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和经验的沉淀。城市更新工作在我国开展较晚，更新的侧重点在于危房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解决居民居住问题，而后由于中央政府提出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方针的贯彻落实，刚刚崭露头角的更新工作因此被搁置。这也是我国在城市更新历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断裂期。从1953年开始更新工作再次启动，进入第二阶段。但资金有限、历史遗留问题过多、设备不完善等缺陷依旧阻碍着工作的进展，“内旧外新”、“投机倒把”、“盲目拆建”的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已经在借鉴欧美城市更新经验时避开破坏环境、市中心衰败结果的同时，转而取其精华，走分阶段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多样性、跳跃式发展的道路。这样不但避免了走弯路，同时也符合发展潮流。目前，我国的城市更新已经逐步走向正轨，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见缝插针”过渡到了“以人为本”、“空间多效利用”、“为环保护”、“强调城市整体性”的更新原则。这一转变将在城市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一）中国城市更新发展阶段划分　　（1）1949年至1952年。鸦片战争后我国的近代城市开始兴起并于20世纪初得到发展。从中叶到1952年是我国城市更新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于1949年，我国城市建筑大都数历史悠久、设施简陋、生活环境恶劣。这些战后遗留下来的旧城迫切需要通过更新重获生机。因此，这一阶段以改善居住环境为主，提倡为劳动人民服务。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故工作范围被严格限制，只能进行局部的、小规模的渐进式危房整修。此时期，在以旧换新、节省资金的前提下资源被充分利用，重建效果显著，对城市环境和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建国初期城市转型方针的提出，使新兴的更新工作进程受阻甚至停滞不前，直到1953年才转回城市更新的工作。　　（2）1953年至1978年。进入城市更新的第二阶段后，工作内容主要围绕工业展开。一方面，工业区的发展需要大面积土地的支持；另一方面，居住问题的解决仍旧持续，只不过目标人群从居民转向城市职工，住房压力亟待缓解。为了满足上述需求，大量新建住宅、建筑侵占绿地，肆意扩建。这种忽视城市机理的破坏性更新现象逐渐造成了城市的表里不一与杂乱无章。再加上第二阶段包含1958年至1978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在“左”思想的诱导下工程的管理工作毫无章法、缺乏约束，无规律、新旧交替坐落的建筑物开始破坏城市格局。这种混乱使居民的生活质量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保护观念的落后使历史遗迹被忽视，这一切都为日后的城市更新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3）1979年至1990年。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初期属于我国城市更新的第三个阶段。此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善下，社会环境为城市更新提供了良好条件。我国人均住房面积比以往提高了近两倍以上。如北京的新建住宅在此期间达到4400多万平方米，人均居住水平由55m2提高到82m2。城市建设速度的大提升把城市更新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计划经济发展的思想残骸并未剔除干净，这种思想仍旧阻碍着工作的前进速度。再加上资金问题、政策完善问题等也一直伴随着工作的进行，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我国城市更新进入到一个“力不从心”、“挣扎停止”的特殊阶段。虽然建筑方面新楼不断建成，但一批批多层盒型的住宅区千篇一律，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使城市特色逐渐瓦解。　　（4）1991年至今。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国意识到了土地面积的使用紧张，于是提倡“集约化”以提高城市土地使用效益，缓解土地使用压力。而发展至今，居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再加上各种住房制度的完善，为了满足用户需求，高质量的“花园式住宅小区”进入国民视野，成为了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普遍景象。而后在北京菊儿胡同的成功案例中我国同样取得了宝贵经验，开始注重文化保护问题。面向市场的突破也拓宽了融资渠道，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工作带来了更多机会。但仅仅几十年的经验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城市更新的浩大工程。浅薄的经验难免出现各种问题。但纵观我国城市更新发展的六十年历史，虽有重重困难，但呈现的是一种曲线前进的态势，前景还是一片看好的。　　（二）中国城市更新经验总结　　（1）经验总结。首先是文化保护问题。文化保护中出现的问题来自于精神与物质利益不平衡引起的冲突，而追求利益忽视历史文化还是为保全文化舍弃城市进步则是影响城市发展的另一主要内容。城市的文化融合了历朝历代的悠久记忆，同时，也是区分不同城市的标志，是不可取代的宝贵资源。另外，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通过文化保护可以增强人民的民族归属感，提高民族士气，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个性，屹立群雄。在此问题上，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通过对西方城市更新已有研究进行分析总结，提出用“有机更新”的方式解决新旧建筑之间冲突以及如何将建筑与周围环境融合等问题，并将此思想运用到了北京菊儿胡同的改造过程中。对于菊儿胡同的改造，吴良镛教授保留原四合院模式借鉴“审慎更新”思想，原有绿化带尽量保留，建筑物的高度也是严格限制在三层或以下。更加人性化的是为了避免新建筑的突兀，在色调方面以白、灰为主，留住历史的痕迹。吴良镛教授的改造工作不但将传统建筑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实现了历史的延续。　　其次是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来自于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强调个人与城市的融合。通过基层需求的反应以及满足，突出社会公众的重要性。开放思想、公众参与已经不再新鲜，钱欣在探讨城市更新中公众参与问题的同时还描绘出了“开放式城市更新的公众参与体系”图，直观解释公众在更新流程中的作用。龙腾飞（2008）、周安远（2009）、李斌（2012）等人也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阐明了城市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模式构建，并用实证对具体情况比较分析。此外，人本管理中对人性的关怀还体现在住房拆迁过程中的补偿问题。城市更新需要占用土地，该地区的居住者将暂时或永久性地撤离。那么，如何安抚离开久居地的居民，精神还是物质安慰，资金的补助数额，开发商与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都是有待考虑的问题。同时，问题处理是否得当也会直接关系到居民配合程度与工程进展速度。　　最后是多学科跨越。虽然国外在城市更新方面拥有更丰富的经验，但我国后劲强劲，用六十年的历史追赶国外百年积累的经验，同样走进了多领域广视角的研究领域。旅游、人文、美学、社会学等都是涉及的领域。其中，李艳玲（2001）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二战后美国城市更新的特点、成就、意义、存在问题、局限性几个方面就行了详细总结，并提出城市更新工作应当联系社会，使改造与社会经济相适应；苏箭（2013）以长沙北正街为实例，运用景观美学理论研究城市更新问题，通过满足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和视野的审美需求实现老街景观文化的传播；蔡绍洪（2008）、凌春阳（2013）等人紧跟第三产业发展潮流，将旅游与城市更新结合，保护历史，开发旅游资源，实现城市旅游发展可持续。可见，多学科的介入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更全面的制定计划，使我们深刻了解到城市更新不只归属于城市规划，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综合性工作。　　（2）存在缺陷。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更新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留给后人宝贵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对更新工作带来了一定阻碍。再加上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科技化等对城市更新的推动，不考虑实际盲目施工的举措在六十年的积累中迸发出了种种问题：　　第一、资金缺乏、工程停滞。资金是工程实施的血液，是运作的基础。在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确实取得了种种胜利，但一旦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发现我们的不足，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摸索。不幸的是，赶潮流以量制胜的思想蒙蔽了一部分开发商，只开发到一半就停止的工程反而为城市带来了压力。　　第二、虚有其表、利益熏心。急求眼前利益，破坏历史建筑和城市原有风貌。当利益与文化出现冲突时舍弃城市特色。以后人的发展为代价，忽略我国城市的复杂性，规划以偏概全，更新割裂历史。最终，城市化为千城一貌的一座座缺乏内涵的复制品。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不幸，也是历史文化遭遇破坏的悲哀。　　第三、整体缺失、效果倒退。整体的缺失性指的是在更新规划的设计过程中缺乏对城市更替布局的认识，高密度的高层建筑影响了周边低层建筑的采光，绿地的压缩把住宅区变成了水泥做成的牢笼。虽在近年来各种开放性的建设器材进驻各个小区，但可供人们活动、锻炼的空间仍旧紧张且缺乏正规性。　　三、国外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一）国外城市更新发展阶段划分　　（1）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此期间，城市更新一词并没有被科学规范地提出来，但是，与城市更新相关的更新工作已经成为了城市建设的一个主要环节。由于受工业革命影响，生产方式的大工业化推动城市范围的扩大，这种城市格局的突变致使城市任意膨胀。以解决“贫民窟”问题为出发点的工程也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如奥斯曼[18]（Haussmann）大拆大建的“巴黎改建计划”被后人讥讽为“拆房大师”的“巴黎模式”。而缺乏政府管制的建造也使得城市交通拥堵不堪。相比之下，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先进，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原型[19]。虽然它似乎只是一个满载对未来憧憬的乌托邦[20][21]，但却为日后人们解读城市内涵指明了方向。其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指出城乡结合，建造规模应当控制有度。强调了城市布局与规模应当符合人与自然的结合，建造符合人类理想的居住环境。　　（2）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科技发展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在这十年中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城市更新概念的确定也使其更加规范化。为了带动城市经济，具有高利润特点的金融业、商业等被引入城市中心，这种方式以点带面地向城市四周扩散，整个城市一片繁荣。但市中心的聚集暗中提高了地价，大量人口的流动造成了交通拥堵，人们为了逃避这种高压的生活环境开始向城市周边扩散，市中心逐渐失去了生机，每逢夜晚和周末一些市中心甚至变成一座“死城”。而后，西方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应当从实际出发，反对“恢弘巨大”的巴洛克式计划。J・雅各布斯（Jane Jacobs）也提出了巨资大规模改造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应当理性更新，保存城市多样性，用小而灵活的方式追求精致、连续、逐渐地改造城市。　　（3）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进入70年代后，人们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积极性高涨，并组建了自己的社区组织，这种社区团体的方式使当时的工作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由于参与公众都是该区的原住居民，重视邻里关系，熟悉城市肌理，对居住环境的历史文化也有一定了解，再加上年轻人接受过一定教育，可以明确表达自身看法。因此，社区公众的介入使更新规划更贴近生活，现实意义更强。这种社区文化的保护与认同成为了80年代欧美国家城市更新的主要方式。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中提出了注重城市长期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等多各方面。　　（4）20世纪90年代至今。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共识，更多相关边缘学科如环境保护、资源配置、社会经济等的相关学科的学者开始融入到城市更新的行列中。多方面多角度地参与到规划工作当中。另外，私人资金的介入也为工程带来更多资金支持，面向群众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合作伙伴，更新队伍集合各行人力资源开始发展壮大。期间，人本思想的逐渐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个人效益的平衡得到重视。在反思过去城市更新工作中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的同时开放思想，规范规划范围和施工尺度，强调社区的重要性，此时的城市更新进步升华到了一个更高阶段。　　（二）国外城市更新经验总结　　欧美的城市更新拥有近百年历史，在这百年的探索过程中通过在失败中寻求生机，逐渐总结出了一些列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　　其一是历史保护意识与措施的吻合度。在历史延续时间上，虽然我国的五千年文化远远超过西方，但在保护意识与措施吻合度方面我们却发展得没有他们那样成熟。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历史文化保护问题被列入城市相关议题中，各个城市开始认识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国外众多学者不但提出保护措施，还善于发现阻碍历史保护的绊脚石。保护方面典型的案例当属费城社会山，该区占地25个街区，拥有殖民时期和美国建国初期风格的建筑500栋之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故在改造时设计中保留了原貌，只做局部修缮，原有历史痕迹也得以保留。Marks（1996）则在研究中抓住了资金与历史保护之间的关系，认为资金的匮乏对历史保护观点的表达造成了一定影响，并且，贫困人群也无法承担起历史保护的成本，这些都为城市更新工作中历史保护问题带来了压力。而资金与人力的不足对历史文化保护带来的局限性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　　其二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执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多种多样，如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提倡的“房屋多样性”有效避免了城市特色缺失问题的出现，为后代开发城市保留了广阔的开发空间。Bryson，Grace K L Lee （2008）则从环境出发，添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认为在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前应先确定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可持续发展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而后才能作出科学论断。除去理论建议，Bryson， Jeremy（2013）的表述更进一步，是拟定一个比较规范，以74世博会为衡量标准对环境问题进行讲解。内容一再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建议人类的改造活动应当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城市更新、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其三是与房地产合作互利。城市更新离不开资金投入，但资金不足也是一直困扰中外开展城市更新工作的一大问题。政府无法独立承担起巨额资金，此时，私人资金的投入便成了资金筹集的另一主要渠道。在众多企业中，房地产商多拥有丰厚资金，并组建自己的智囊团，在土地规划方面经验丰厚、抗击非预见性风险能力强，他们的参与不但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城市更新向着科学性和全面性发展。其中，美国的威廉・泽肯多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以开放式的思维投入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工作中，并通过与设计师贝聿铭的合作完成了费城的重建项目，堪称绝作。更新中，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提供社区开发津贴，鼓励地方政府参与项目、减税免税等手段鼓励企业与社区的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了房地产企业的作用。　　四、国外城市更新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　　我国城市化以及城市更新工作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虽然在经验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环境、文化、可持续发展、多边合作等内容的重要性，但在规划方案上仍旧缺乏一套完整科学的的知道框架。因此，我们可以在分析了国外城市更新的种种先进思想和成功案例后获得启示，得出提升我国城市更新质量的几点改进措施。　　（一）更新模式多样性　　如今，城市更新的研究中心开始向人本、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三个层面倾斜。在现代建筑已导致视觉疲劳的情况下，根据不同背景、不同需求、不同能力范围运用多学科研究方式综合多领域前沿思想设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可以避免建筑雷同、资金链断裂导致的工程停滞、更新效果与预期不相符、资金浪费等状况的产生。而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协调发展的考虑也可以推动价值观趋于一致、各方利益平衡避免冲突、城市肌理得以保存、邻里文化和城市特色多种多样，为第三产业旅游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旅游资源。　　（二）政府行动与时俱进　　在城市更新中，政府需根据不同时期制定符合现实意义的法制和政策推动更新的发展，因此，从宏观角度考虑，政府能否发挥领导作用十分重要；其次，政策规范、进程控制、资金协调、方案批准、人力调动等都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开发商、居民的三方利益如何协调同样需要政府协调；最后，在经济开放的今天，如何发动群众参与，赋予公众一定权力，政府的管制力度应当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都是有待考究的问题。　　（三）“绅士化”的选择性继承　　“绅士化”是1964年英国学者鲁思・格拉斯在描述伦敦内城街区变化时提出的。主要是指中产阶级进驻低收入活动区，如同城市的新鲜血液一般复兴城市经济，依靠私人资金带动市场活力。但是，这种经济的复兴反而是低收入群体无法承担，最后原住者被迫迁出。可以看出，“绅士化”的出现像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私人资金为市场活力做出贡献，这是减小政府压力的一条有力途径，虽然也带来了一定不足，但是，我国可以通过减税的方式刺激这些私人商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做出贡献，实现以局部富裕带动整个片区的发展。　　五、讨论与总结　　本文从中外两方面入手对城市更新进行阐述，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国外城市更新在不断摸索中从“巴洛克式”大拆大建到“局部渐进式改造”、从“绅士化”“驱逐”低收入住户到“人本管理”“邻里复兴”、“可持续发展”、“尊重历史”，城市更新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同时不忘反思缺陷，弥补过失。我国的发展固然有很多优点，但由于历程仅六十年，目前我们所犯的错误一部分走上了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路。但是，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发展史中看到各种类似计划实施的结果，避免这些已经可预见的不良后果，从而少走弯路。　　纵观全文，本综述从整体对城市更新的内涵、背景、发展历程、经验、缺陷以及启示进行了总结，每一小节中对国内外的概括性阐述易于对比，所述内容言简意赅，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对城市更新的始末进行初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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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大拆大建到解决员工居住问题再到以人为本，跨学科研究等一系列发展不但使交通、土地、人口密集问题得到解决，更是起到了促进就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等积极应影响。另外，考虑到城市更新起源于西方并历史悠远，经验丰富。为了节省资源，少走弯路，我国很有必要在分析、对比中西方在城市更新方面的始末中找到差距、探索经验。

瞧，我这个人我呀，16岁，个子不高，稍有点胖，爱吃糖和巧克力，爱听音乐，闲下来时爱写点东西，有烦心事时爱发点小脾气，在学校下课十分钟爱从窗口向下望，或是出去绕操场走走……粗心的我。每次得到一本好书或精彩的杂志抑或是有用的复习资料，总会放在一个自认为显眼的地方，心想：这个地方绝对好找，下次用到不会找不到了吧。结果，到了想用的时候，却忘了那个“显眼”的地方是哪了，费了半天劲儿，翻了个底朝上，愣是找不到了！瞧我这个人，太粗心了！“胆大”的我。夜幕缓缓降下，刚吃完晚饭，想出去走走，又怕有妖魔鬼怪出现。理论上讲，我是不相信有鬼魂或神灵的，可是每次夜里“独自行动”时总是心惊胆战的，哪怕一点儿风吹草动，也会使我惊呼，立刻想到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瞧我这个人，胆子也忒“大”了吧？！少言的我。课堂上老师讲课时，总有些同学爱随着老师说一些话，我知道，那是在配合老师，老师很喜欢的，可我不行，我喜欢听，一直地静静地听，就像在欣赏一台绝美的艺术表演，淋漓尽致的语言，完美无比，在我认为，这是一种人性与艺术相结合、升华而成的美。瞧我这个人！我有许多不足，许多缺点，也有我自己的见地。相信日后，我会努力逐一地改掉这些毛病，弥补不足，使自己更得别人的欢迎，同时我也会保持自己的风格，不为别人而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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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体现着普遍性；第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哲学根据。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了矛盾普遍推行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了解本国的基本国情。这就需要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而不是片面零碎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概括。“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对待各国经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南。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结合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论述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他们的著作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哪些是普遍的、共性的东西，哪些是特殊的、个性的东西，避免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

社会学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阐释社会学的范畴、基本理论体系，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分析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各种表征及其发展的规律。同时它也是研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合理规划的主要手段，为社会决策、社会规划和社会管理提供科学的基础和依据。首先，得大量的下最新的文章看，差不多了，筛选比较感兴趣的热门关键词，然后再挑看得懂的，进行对比阅读和批评阅读，进而确定题目。随后，博采众长，集成创新，组合顺通，一句话，搞的一眼就比人家有点新东西出来。然后就是，论证充分性问题，要多用数据说话，多用理论分析案例，宏观逻辑要问题导向。再后，是重复率问题，要注意改重技术的利用，注意三大核心技巧，切且前后顺序，即颠倒顺序，缩减/扩充/同意替换。最后，查重排版

社会学论文------------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论文　　——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　　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1．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　　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　　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　　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　　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　　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　　2．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8万，中层8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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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　　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人与社会的关系论文3000字高清大图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个人在社会中的定位。 1、正确认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关系。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人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同时又以社会的形式存在。在生物本能上，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生命生存和延续的条件，在自身价值的实现上，也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找到途径并具有可能。 2、正确认识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关系。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有维持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但是，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的需要，即使是人的本能需要，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历史的印记，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人的需要的满足，只能借助于社会，凭借一定的社会关系，通过一定的社会方式实现的。 3、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社会利益离不开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也离不开社会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体现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它也保障着个人利益的实现。 4、正确认识享受个人权利、自由与承担社会责任、义务的统一关系。个人的权利、自由是在社会中获得的，没有社会，个人的权利、自由都无从谈起。因此，享受个人的权利、自由与承担社会的责任、义务是统一的。只有人人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社会多作贡献，社会的财富才能不断地增加，才能为人们享有权利和自由提供雄厚的基础，人也只有在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中，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健全、品德高尚。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具有多种多样的属性，概括起来，人的属性可分为两大类，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人类社会生活是由各行各业的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个人的活动对社会的发展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个人活动与社会发展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个人活动对社会发展产生能动的作用。一切正常的个人总要在社会生活中担负一定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这样那样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从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社会的发展要靠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努力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社会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人的发展更需要社会提供种种条件，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所有的个人及其集体努力的结果，一切个人活动的总和构成社会的整体运动及其发展。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的活动既是一个生命的自然过程，又是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活动都面临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既是进行个人正常活动的重要条件，又是作出人生选择的基础和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实现社会和谐、创建美好未来，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美好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的这些特征，要求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应在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二、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中进行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意识受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居主导地位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但少数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前者是我国现阶段提倡和奉行的价值观，后者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价值观。如何正确认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价值观，并作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和践行与之相适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行为选择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要求人们“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国家”。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总要同他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求同存异，才能形成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反之，如果人们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从一己之利出发，彼此排斥，互不相让，就不利于团结，就会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更谈不上有所创造，有所贡献。怎样才能处理好这种关系呢？一要尊重人。要尊重别人，不要自以为是，自命清高，对别人的处境漠不关心。要同情人，体贴人，这是尊重人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没有这种思想和感情基础，就不可能在行动上对人有尊重的表现。尊重人包括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感情、爱好、兴趣、个性、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等。人的能力有大小，贡献和分工也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大家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对人要宽容。促进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多一份宽容。对人要宽容，就是要心胸宽阔，能容人容物。有宽容之心的人，往往能够正确对待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变冲突为和谐，化干戈为玉帛，使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我们讲的宽容，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更不能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三是要主动关心人。要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满腔热情地帮助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下岗工人、农民等城乡贫困人群，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要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把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统一起来。但是，有的人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甚至错误地主张“为个人主义正名”，用个人主义原则代替集体主义原则。现实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不讲廉耻，不讲道德，不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私利、聚敛钱财的手段，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这种做法的害处很大，人民群众深恶而痛绝之。所以，要坚持集体主义，就必须坚决反对个人主义。要顾全大局，反对小团体主义。顾全大局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是指个人和集体的言行应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顾全大局是成就事业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这是小团体主义或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实质上是极端狭隘的个人主义，它的蔓延会涣散人心，导致社会不稳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克服小团体主义的根本办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人和人生的科学理解，是关于人的本质和价值、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科学理论，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人生观，是指导人生的科学理论和根本指南。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观点出发，正确地回答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人生基本问题，认为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必须通过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的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保障。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以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社会要满足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必须首先把这些财富创造出来。为此，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承担应有的责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作出更多的贡献。如果人人只想从社会获取东西，却不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失去了根本保证。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志。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人生价值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以及社会对个人贡献的尊重的统一，其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或回报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人生的价值主要是由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所决定的。所以，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必须以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为基础。衡量人生价值虽然必须考虑到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但其主要衡量标准还是要看个人的行动，看个人到底为社会做了些什么。所以，个人要实现人生的崇高价值，首要的还是要积极地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每个人只要对社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都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千千万万的个人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方面做出了贡献，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既要看他在物质文明方面对社会的贡献，又要看他在精神文明、思想道德等方面对社会的贡献，至于哪一方面的贡献大一些，突出一些，则是因人而异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人见利忘义，金钱至上，陷入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泥潭。许多人坚持了正确的价值观，像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等，就是坚持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优秀代表。从他们不平凡的事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精神力量，看到他们闪光的人生价值。他们的先进事迹、高尚情操，教育和激励无数群众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发努力、开拓进取，创造出更多更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承着先进人物的人生价值，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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