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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论文3000字怎么写

发布时间:2024-07-03 14:00:36

云南少数民族论文3000字怎么写

弘扬民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这句话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又多少人能做到呢?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人文出祖_黄帝,到尧舜禹的克己爱民,孝敬父母等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每次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不由得感到自豪起来,滔滔不绝的说着祖先们的那些精神,说什么要向他们学习,可是谁又做到了呢?没有,都没有,我们是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但也有些人在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么的国家,我们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可以不必做的那么大,不用做的要人人都知道你在弘扬名族精神,可以在公交车上,我们可以给那些老弱病残孕让位,过马路时,可以扶那些老人过马路,还可以不乱丢,乱涂,乱扔……那不就没有什么人得病了吗?不就使得环境受到了保护吗?不就使得我国变得更美好吗?  一个祖国的建设不仅仅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听说过“三个臭皮蛋顶一个诸葛亮”的彦语吗?连三个臭皮蛋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这不就说明团结力量大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建设祖国和弘扬名族精神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青少年弘扬名族精神的责任占全国任命弘扬名族精神的人的三分之二。  在我们身边不就又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如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战胜了对方后,使我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第一块乒乓球金牌,也使得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这不就是在建设祖国吗?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兰冠军刘翔在直径跑道上战胜了黑人,为我们全亚洲争了光还为我国争了光,这不也实在建设祖国吗?……  弘扬民族精神,全国人民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丢下这个责任!  弘扬名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要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安全,同心同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只有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更好的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民族团结的凯歌。 “团结月”凝铸兄弟情 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使民族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倡议,将每年5月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 每年5月春暖花开时,新疆各地的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就荡漾起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之风和政策之风,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身边,团结互助蔚成风气。 20年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自治区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无处藏身。民族团结教育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普遍尊重。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51.8%。随着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的第20个年头,各地不仅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报告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举办了一系列的电影周、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自治区各家新闻媒体通过对20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回顾和评论进行宣传,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 1963年,一名刚从扬州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 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克孜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履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鲜血,累计鲜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作“白衣圣人”。 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爱戴,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称号。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位始终如一、扎根边疆缔结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人民医生也名列其中。 在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像吴登云这样无私奉献的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从1982年至今,新疆共表彰奖励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7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273名。 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一位普通工人,今年夏天为了抢救不慎落水的汉族儿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名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地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在各族群众中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杨忠贤,巴里坤草原上的一名乡村医生。他为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接生3000名婴儿,挽救了数百濒危病人的生命,培养出上百名弟子在草原上救死扶伤。在他死后,哈萨克牧民破例第一次用自已的风俗接纳了这位汉族兄弟,将他安葬在雪山脚下的哈萨克族部落墓群中。 阿布旦,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1996年冬天,阿勒泰地区遭受3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上百名汉族矿工被大雪围困在离阿布旦家毡房不远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阿布旦毅然把自家储备的面粉分给断粮的人,把自家正在怀胎的8头奶牛宰杀,将牛肉分给饥饿的汉族弟兄。他让冻伤的矿工住进自己的毡房并让儿子冒着被大雪埋没的危险踩着雪橇下山送信。他说:“为了挽救汉族兄弟的生命,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把信送到。” 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树立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在全区营造出一种人人讲团结、个个争先进的氛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民族团结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新疆各族百姓的心中。热爱民族团结的无数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民族团结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默默付出。 团结稳定促社会发展 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新疆的发展。20多年来,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多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60%以上。这一时期,新疆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建立起以农业为基储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大型骨干项目的完成和生产能力的实现,使新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大大加强。 棉花和石油是新疆两大优势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这两项资源已经变成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各族群众掌握生产技术,使得棉花连年高产,棉农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大油气田不断探明新的储量,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伴随石油开发进行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南疆人民的出行不便和照明问题,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 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世居高原和沙漠边缘,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自治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去年,新疆30个贫困县市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138元,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前增加了570多元,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4.4%左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对内对外的经贸合作,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无论是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南疆重镇喀什或西部边城伊宁,到处都是一派和睦安宁的景象,吸引着国内外的投资者。 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  选择性的摘录吧,这种文章段排列不是很重要,首段尾端除外

云南,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云南各民族融合、演变、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自战国时期建立滇王国以后,行政建制和区划经过无数次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元谋人:大约17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的人类就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云南元谋人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到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滇池、洱海附近的人们,已能使用石斧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人还会建造简易木结构房,并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庄跤入滇:公元前三世纪,庄跤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国。庄跤等将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发展,标志着云南从政治上与内地联系的开始。秦开五尺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份。汉武开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率巴蜀之兵临滇,设益州郡,下属24县,郡府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云南为其中一个县,县城设在今祥云县的,“云南驿”。汉王朝调整了郡县,改变部落相立,不相统属的状况,带进了一些封建生产关系。这一时期青铜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耕作水平。高超的冶炼技术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各种青铜器物品的出土,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大群被放牧的牛、马、绵羊和山羊与家畜猪、犬一道,标志了滇国发达的畜牧业。汉武帝还派唐蒙扩建“五尺道”,改名“西南夷道”。汉王朝还组织人力开凿博南古道,日趋频繁的商贾往来,促进了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的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开滇。 诸葛亮治南: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及黔西,川西南的部份地区统称为“南中”。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统三路大军亲征云南,他采取“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的政策,当进入滇西地区洱海(大理一带)时,迅速平定了云南奴隶主贵族发动的叛乱,降服了当地大姓孟获,对孟获“七擒七纵”,使盂获心悦诚服地投降,井发誓永不造反。因此诸葛亮很快平定南中,云南成为蜀汉的一部分。爨氏据滇: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建东晋,东晋初年,由内地迁至云南的爨(音窜cuan)势力逐渐强大,爨琛自主为王,统治滇池地区,爨氏历统治400多年,把滇池地区称作昆川(或昆卅),并与随、唐王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六诏统一:公元738年贞观时期,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以洱海为基地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南诏历传13王,统治200余年。段氏建立大理国:公元937年,段思平灭南诏建大理国,公元1117年,宋朝封大理首领为“云南节度使”,政治中心在洱海区域,以大理为都城,相传22 世,共统治316年。在大理国统治期间,鄯阐城(今昆明)逐渐成了滇中最繁盛的一座城池。其间留下了著名的“孔雀胆”的故事。元跨革囊: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国,1267年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 1271年其子被害身亡。公元1274年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公元1276年,元朝已正式建云南行中书省为全国11个行省之一,从此“云南”正式作为省级行政区的名称。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赛典赤到云南后,在经济上制定赋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政治上,一改过去残酷屠杀的做法,代之以善民族关系,兴办教育、安定政治形势的政策。突出的如五百里滇池,原常泛滥成灾,赛典赤征召民工,凿开海口,疏通螳螂川,使滇池水由海口经螳螂川流入金沙江通。云南现有世界遗产有: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保护区、石林三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丽江、大理、建水、巍山现有历史遗迹:元谋人、白沙壁画 、滇越铁路、茶马古道、沧源崖画、陆军讲武堂 、爨龙颜碑云南历史名人:熊庆来、郑和、龙云、卢汉、楚图南、李根源、赵藩、钱南园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 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 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台湾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 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 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 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 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他民族 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看有没你需要的、

云南少数民族论文3000字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之同异》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 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 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台湾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 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 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 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 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他民族 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看有没你需要的、

云南少数民族论文3000字数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 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 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台湾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 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 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 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 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他民族 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看有没你需要的、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弘扬民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这句话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又多少人能做到呢?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人文出祖_黄帝,到尧舜禹的克己爱民,孝敬父母等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每次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不由得感到自豪起来,滔滔不绝的说着祖先们的那些精神,说什么要向他们学习,可是谁又做到了呢?没有,都没有,我们是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但也有些人在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么的国家,我们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可以不必做的那么大,不用做的要人人都知道你在弘扬名族精神,可以在公交车上,我们可以给那些老弱病残孕让位,过马路时,可以扶那些老人过马路,还可以不乱丢,乱涂,乱扔……那不就没有什么人得病了吗?不就使得环境受到了保护吗?不就使得我国变得更美好吗?  一个祖国的建设不仅仅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听说过“三个臭皮蛋顶一个诸葛亮”的彦语吗?连三个臭皮蛋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这不就说明团结力量大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建设祖国和弘扬名族精神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青少年弘扬名族精神的责任占全国任命弘扬名族精神的人的三分之二。  在我们身边不就又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如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战胜了对方后,使我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第一块乒乓球金牌,也使得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这不就是在建设祖国吗?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兰冠军刘翔在直径跑道上战胜了黑人,为我们全亚洲争了光还为我国争了光,这不也实在建设祖国吗?……  弘扬民族精神,全国人民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丢下这个责任!  弘扬名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要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安全,同心同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只有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更好的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民族团结的凯歌。 “团结月”凝铸兄弟情 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使民族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倡议,将每年5月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 每年5月春暖花开时,新疆各地的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就荡漾起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之风和政策之风,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身边,团结互助蔚成风气。 20年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自治区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无处藏身。民族团结教育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普遍尊重。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51.8%。随着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的第20个年头,各地不仅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报告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举办了一系列的电影周、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自治区各家新闻媒体通过对20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回顾和评论进行宣传,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 1963年,一名刚从扬州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 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克孜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履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鲜血,累计鲜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作“白衣圣人”。 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爱戴,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称号。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位始终如一、扎根边疆缔结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人民医生也名列其中。 在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像吴登云这样无私奉献的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从1982年至今,新疆共表彰奖励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7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273名。 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一位普通工人,今年夏天为了抢救不慎落水的汉族儿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名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地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在各族群众中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杨忠贤,巴里坤草原上的一名乡村医生。他为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接生3000名婴儿,挽救了数百濒危病人的生命,培养出上百名弟子在草原上救死扶伤。在他死后,哈萨克牧民破例第一次用自已的风俗接纳了这位汉族兄弟,将他安葬在雪山脚下的哈萨克族部落墓群中。 阿布旦,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1996年冬天,阿勒泰地区遭受3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上百名汉族矿工被大雪围困在离阿布旦家毡房不远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阿布旦毅然把自家储备的面粉分给断粮的人,把自家正在怀胎的8头奶牛宰杀,将牛肉分给饥饿的汉族弟兄。他让冻伤的矿工住进自己的毡房并让儿子冒着被大雪埋没的危险踩着雪橇下山送信。他说:“为了挽救汉族兄弟的生命,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把信送到。” 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树立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在全区营造出一种人人讲团结、个个争先进的氛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民族团结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新疆各族百姓的心中。热爱民族团结的无数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民族团结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默默付出。 团结稳定促社会发展 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新疆的发展。20多年来,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多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60%以上。这一时期,新疆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建立起以农业为基储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大型骨干项目的完成和生产能力的实现,使新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大大加强。 棉花和石油是新疆两大优势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这两项资源已经变成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各族群众掌握生产技术,使得棉花连年高产,棉农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大油气田不断探明新的储量,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伴随石油开发进行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南疆人民的出行不便和照明问题,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 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世居高原和沙漠边缘,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自治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去年,新疆30个贫困县市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138元,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前增加了570多元,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4.4%左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对内对外的经贸合作,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无论是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南疆重镇喀什或西部边城伊宁,到处都是一派和睦安宁的景象,吸引着国内外的投资者。 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  选择性的摘录吧,这种文章段排列不是很重要,首段尾端除外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论文3000字

云南省德宏州民族文化  德宏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风情独特,被国内外誉为"孔雀之乡"、"神话之乡"和 "歌舞之乡"。  德宏州内居住着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僳僳族、德昂族等30多种少数民族,是全国景颇族、德昂族和阿昌族的主要聚居地。德宏的少数民族各具特色,领略民族风情、品尝民族餐饮,参加民族节日,有巨大的诱惑力。 全州总面积11526平方公里,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名胜区几乎囊括了德宏全境。据统计,2005年末,全州在籍人口78万人,当地少数民族人口25万,占7%。其中傣族03万占总人口的32%;景颇族05万占总人口的2%;僳僳族58万占总人口的4%;阿昌族84万占总人口的6%;德昂族32万人占总人口的24%。德宏傣族占全国傣族人口的30%,景颇族占全国景颇族人口的95%以上,阿昌族占全国阿昌族人口的85%以上。  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僳僳族、德昂族分别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分化出来,保留了他们不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但随着中原文化以及佛教、基督教的传入,各少数民族从中吸收了养分,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学习、相互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文化艺术,从而使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神韵和蓬勃的生命力,构成世界上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共生地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园中的一支奇葩。  今天,德宏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德宏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与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是紧密相关的。  德宏的气候是"立体气候",宗教文化也呈"立体分布","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俗 " 是对德宏宗教文化经典的概括。德宏高寒山区至今存留着种类繁多的自然宗教,半山区的景颇族、僳僳族以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坝区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则以上座部佛教为主,德宏的上座部佛教教派齐全,为世界罕见,是研究宗教文化的"活化石"。  德宏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这里民族风俗醇厚质朴,民族节日异彩分呈,民族建筑独树一帜,民族服饰五彩缤纷,民族史诗闻名于世,民族歌舞优美精彩,民族绘画艳丽生动,饮食文化和风味小吃别具一格,尤其是傣族的贝叶文化、景颇族的目瑙文化更是饮誉世界。  这里,我们将对德宏五个主体民族的文化作一简单介绍。  傣族 水的民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约占全国傣族总人口的30%,是傣族聚居最多的地区。分布在全州各县市坝区和山涧河谷地带,有傣德和傣勒之分。他们濒水而居,善于在水中捕捞,喜欢在水中沐浴,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最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泼水节",傣族少女柔情似水……学术界把傣族喻为"水的民族",说他们纯洁如水,温文尔雅,从容不迫。  一、历史渊源  德宏傣族先民与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越人部族有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早在西汉时期,就被称为"滇越",建立了神奇的"乘象国",傣语称为"勐果占璧"或"勐卯弄"。东汉被称为"掸"。唐宋时期先后归顺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元朝时德宏傣族迅速崛起,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称傣族为"百夷" , 正统年间爆发了震惊天下的"三征麓川"战役。从清初到近代称为"摆夷",解放后正式定名为"傣族"。  瑞丽一带的"傣德"支系,原先就居住在德宏,与汉族接触不多,保留着较多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潞西、梁河、盈江、陇川的"傣勒"支系,是后来迁人德宏的,他们过去分布在"傣德"支系以北靠近汉族的地方,吸收了较多的汉文化成分。  德宏傣族的来源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德宏土著的"滇越"部族,今德宏怒江流域、大盈江流域出土的具有显著"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物,包括肩石斧、梯形石斧、夹沙陶器等均为"滇越"部族的遗物, "滇越"是"傣德"支系的祖先,主要分布在瑞丽市和潞西市遮放坝尾,这里的傣族至今保持着古老的传统习俗,如建筑上仍使用"干阑"式竹楼,人名无姓氏,男女孩以长幼顺序取名,男孩叫岩、依、散、俄……女孩叫月、玉、安、艾、娥……服饰与"傣勒"支系也有明显不同。二是从东南沿海"百越"地区迁来的傣族先民,自称"傣勒",分布最广,潞西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及瑞丽市勐卯镇最多。三是从缅甸迁来的傣族,主要居住在瑞丽市。  二、土司制度与文化艺术  土司制度对傣族的文化艺术有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土司由封建王朝委任,对学习汉文化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从而带动了土司衙门里的贵族子弟、属官乃至傣族百姓都来学习、钻研汉文化的风尚;另一方面土司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重面子、讲排场,客观上推动了当地文化艺术的发展;再一方面土司把佛教当作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大力宣扬佛教,而佛教对傣族文化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建筑艺术上看,土司衙门一律采用汉式建筑。规模因土司实力大小而异,其中以南甸、干崖、陇川、芒市、勐卯的土司衙门较为豪华,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是南甸土司衙门。  南甸土司衙门占地面积10,625平方米,建筑面积7,780平方米。由4个主院落、 10个旁院落、47幢、149间房屋组成。包括大堂、二堂、三堂、正堂以及粮库、军械库、监狱、马房、花园、佛堂、戏楼等。大堂是土司审理重大案件的公堂,内设刑具;置土司仪仗牌,包括"回避"、"肃静"牌和龙头、关刀、金瓜、城斧、朝天蹬、安民、除一手掌乾坤等;右侧置一把万民伞,左侧置鸣冤鼓、铜磐、铁炮二南。凡升堂、土司进出衙门,或迎送贵宾,均要击鼓、鸣磐、放炮。毒筒堂是土司接待上司或会见宾客的地方。堂前悬挂"十司领袖"和"天一柱"匾额。正中的后门称为太阳门,遇重大庆典或内地官员来临才开启,平时走两侧通道。三堂正中挂"永固南疆"匾额,是土司署讨论重大问越及属百值班的地万。正堂系土司及家属的寝室。正殿用栗木、左厢用椿木、右厢用揪木,暗含"正立春秋"之意,八扇门上雕刻着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子爱莲、伯乐爱马等"八爱图"。整个衙门建筑群显得巍峨壮观,气势不凡,被称为傣族的"故官"。 1987年12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傣族土司衙门采用汉式建筑,在政治上反映了土司对封建王朝的依附关系,同时土司也可凭此向百姓炫耀自己的势力、威严和政治靠山,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内地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  从信仰的角度看,傣族佛教兴盛,与土司重视佛教有密切相关。德宏最著名的佛寺、佛塔,几乎都是土司出资或集资修建的。如芒市的菩提寺、五云寺、树包塔、瑞丽的姐勒大金塔、盈江的允燕佛塔等。土司对佛教的大力倡导,主观上是利用宗教从精神上控制民众,客观上却极大地推动了傣族宗教文化和傣族民间传统工艺的发展。其中包括佛经翻译、文学创作、建筑、雕刻、雕塑、绘画、剪纸、扎纸等等。  傣剧与土司制度也有密切的关系。德宏傣戏最早发源于干崖土司衙门。干崖土司署组织傣族文人翻译大量京剧、滇剧剧本,移植排演为傣剧。傣剧先在各土司衙门流行,然后传入民间。  三、舞蹈音乐  傣族民间舞蹈 以舞姿轻柔舒缓,造型独特优美,民族风格浓郁而享誉海内外,是傣族文化高度发展的艺术产物,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傣家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充分表达了傣家人心灵深出对美的追求、对和平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祈盼,体现了傣家人慈善、友好温和的品质。  傣族民间舞蹈的种类非常多,有农作模拟舞蹈、抒情舞蹈、故事舞蹈、祝谢舞蹈、道具舞蹈、武术舞蹈、祭祀舞蹈、宫廷舞蹈等等。其中以拟兽舞蹈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孔雀舞、白象舞、鱼舞、大鹏舞、马鹿舞、猴舞、龟舞等。  傣族的摸拟舞蹈有图腾祟拜的遗痕,但绝大部分与佛教的流传密切相关。其中,孔雀舞是代表傣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最高水平的舞蹈,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表演性舞蹈。以独特优美的身段、节奏明快的舞步、变化多端的手形、灵活传情的眼神,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熏陶。只要一提起孔雀舞,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傣族。可以说,孔雀舞已经成为整个傣族的艺术形象。  孔雀舞 孔雀具有高贵优雅、温和从容的性情,与傣家人的民族性格相吻合,又是佛祖的使者,所以孔雀成为傣族心目中神圣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凡节日喜庆都要跳孔雀舞。有道具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两大类。过去只限男性跳,女性跳孔雀舞是解放以后才逐渐开始的。道具孔雀舞,俗称"架子孔雀舞"。舞者头戴王子金盔和王子面具,腰系用细竹、彩绸制作的、可以张合的孔雀翅膀和长长的孔雀尾。这种装扮,与印度民间的孔雀舞非常相似。道具孔雀舞有单人舞、双人舞和三人以上表演的有故事情节的孔雀舞。  流行于潞西一带的道具孔雀舞,孔雀道具比较宽大,制作工艺精细,色彩艳丽,形象逼真。在跳法上以走舞为主,表现孔雀行走、奔跑、拖翅、展翅、开屏等姿态。而流行于瑞丽、碗町一带的孔雀舞,则穿戴轻便小巧的道具服饰,动作套路丰富,灵活多变。徒手孔雀舞,是解放后在道具孔雀舞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舞步是傣族特有的"起伏舞步",支撑腿曲伸时,动力腿勾脚,相互交替,形成身体重心均匀起伏的舒缓节奏,给人以悠然而不失庄重典雅的感觉。徒手孔雀舞分两种,即单人孔雀舞和双人孔雀舞。单人孔雀舞表现的内容是,清晨,孔雀在幽静的森林中慢慢苏醒,梳理羽毛,左顾右盼,走出巢穴。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溪边,欣赏水中自己美丽的倒影。然后饮水,洗浴,抖落身上的水珠。接着是开屏、飞翔 … … 对孔雀习性的模仿,细致入微,将孔雀顾盼生辉的姿态、高贵圣洁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双人孔雀舞的舞者分别扮演雌、雄孔雀,雄孔雀动作幅度大,刚劲有力;雌孔雀动作轻灵、娇柔,舞蹈表现雌、雄孔雀相亲相爱,充满柔情蜜意。  象脚鼓 在德宏州的任何一个傣族村寨,人们只要一听到象脚鼓的声音,就知道村中一定是在庆贺喜事。节日、迎亲嫁女、起房建屋、作摆、远方宾客到来都要敲响象脚鼓。在象脚鼓的召唤下,村中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聚集在一起,踩着象脚鼓的节奏,尽情欢歌。傣族群众说:"听到象脚鼓响,脚板心就发痒。"  象脚鼓音色浑厚、圆润,鼓声传播得非常远。再配上浑厚的硭和急切响亮的、让人心脏加速的镲,产生一种和谐的、扣人心弦的、极为煽情的艺术效果。  每年9月"出洼"后,谷子即将成熟,为庆祝丰收,傣族群众几乎每天都跳象脚鼓舞。民间流传:"敲一下鼓,谷子饱一截"。丰收在望之时,正是傣家人狂欢的季节,村村寨寨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正如俗话所说"谷子黄,傣族狂",充分反映了傣族人民对丰收的渴望和对丰收的喜悦。  斜光 傣族把以击鼓表演为主的舞蹈叫做"斜光"。击鼓方法变化多端,不同的击法和节奏,构成不同的鼓语。  从人数上看,有单人舞、双人舞和群舞之分。单人舞是突出个性化的即兴表演,过去村与村之间经常进行擂鼓比赛。比赛获胜,被视为全村的荣耀,同时要把鼓抬到奘房供奉。胜者不仅将得到一头牛的奖励,还会博得美丽姑娘的爱慕。双人舞讲究配合默契,融人傣族武术套路中躲闪、踢腿的招式。两位鼓手之间还可通过鼓语,一问一答,颇有情趣。潞西一带的双人舞,鼓身左右摆动,模仿孔雀开屏;盈江一带,鼓身上下摆动,模仿公鸡打架。而群舞则是遇到隆重的庆典才举行,数百只鼓一齐擂响,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嘎光 以象脚鼓为伴奏的集体舞,在傣族民间最为盛行,男女老少都会跳。人数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舞呈"三道弯"形,节奏舒缓,舞姿轻盈优美。"三道弯"是傣族及南亚、东南亚许多民族特有的舞蹈造型。这是原始人类采摘树上果实的再现,同时还表现出古代百越部族对鸟、蛇图腾崇拜的痕迹。  瑞丽、碗町一带"傣德"支系跳的嘎光,打击乐手站在舞场中央原地伴奏,众人围圆圈踏节拍而舞。潞西、盈江、陇川、梁河"傣勒"支系跳嘎光时,打击乐手位于舞队之首,引导舞队进人舞场后,才到舞场中央伴奏。舞蹈进人高潮时,懂武术的男子脱去上衣,露出文身,随鼓点在舞场中表演傣拳,众人齐声发出"呀呀一呜一呜"的欢呼声。气氛热烈欢快,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色。  葫芦丝 葫芦丝是德宏傣族群众最喜欢吹奏的传统乐器之一。葫芦丝,傣语称"筚朗道",意为"用葫芦做成的吹奏乐器"。  德宏傣族把吹管乐器统称为"荜",有荜香、荜秀、荜端翔、荜朗道等,管身竹制,造型别致美观,富有民族特色。音色圆润、柔美而纤细,极富抒情性,符合傣族温和善良的民族性格,善于表现傣乡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传递傣家人含蓄细腻的情感。  民间吹奏葫芦丝,一是老年人自娱自乐,排遣孤独,内容多为叙事性的古调,音符悠长、苍凉、凄楚,是老年人怀古、排遣孤独感的方式之一;二是年轻人谈情说爱时,吹奏葫芦丝传递情感,曲调优美、抒情、浪漫。  过去傣族民间有"目掌荜,目宾宰"(意为"不会吹葫芦丝,不是小伙子")的说法,只要成为葫芦丝高手,定能博得姑娘的欢心。所以,男孩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偷偷学习葫芦丝的吹奏和制作。  有"葫芦丝之乡"美誉的梁河县,其境内的勐养坝曾是南甸土司的避暑胜地,坝中蜿蜒流过清澈的南养江,滋润着肥沃的土地,这里沟河纵横,四季常青。竹林深处,分布着数十个傣族村寨。金秋十月,当谷子收割完毕,田野一片寂静。夜幕降临,秋风送爽,明媚的月亮爬上竹梢,萤火虫四处飞舞,这是傣族"布冒"(小伙子)"猎少"(串姑娘)的大好时机。寨子里的小伙子们披上草绿色毛毯,挎上电筒,带上心爱的葫芦丝,朝着不同的目标奔去。。  进人二十一世纪后,葫芦丝在国内的影响更大,那勾魂摄魄的奇妙声音,引发了一股席卷全国的狂潮,天南海北的人们 , 都把吹葫芦丝当作一种时尚、一种自豪。  四、傣族文化艺术  语言文字 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壮傣语支,国内同语族的语言有壮语、布依语、侗语、水语、松佬语、毛南语、黎语,同国外的泰语、老挝语、缅甸的掸语、印度阿萨姆邦的阿霍姆语是很接近的亲属语言。  饱受中原黄河文明与印度恒河文明的滋养,傣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一是百越文化的积淀;二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三是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四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  德宏傣族学者普遍认为,德宏傣文字母来源于印度巴利文字母,德宏傣文是由缅甸文字变化而来的。有老傣文与新傣文之分。新傣文系1954年在老傣文基础上改进,共有36个字母、19个声母、84个韵母,6个声调。书写为自左向右横写。拼写顺序是声母在前,韵母在中,声调符号放在韵尾后面。  现今使用德宏傣文的地区,有德宏、保山、临沧、思茅、大理、楚雄等地州的傣族地区,人口达40多万。  文学艺术 德宏傣族文学历史悠久。古代傣族先民早就创作了反映自己劳动生活的歌谣、神话和传说。有自己的文字后,神话、传说得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口头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使傣族文学的发展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叙事长诗 目前,傣族叙事长诗大约有五百五十部,这些作品都是数千行、数万行的宏篇巨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宝藏中一座绚丽多彩宝库。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之同异》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云南少数民族论文3000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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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 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 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台湾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 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 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 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 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他民族 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看有没你需要的、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弘扬民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这句话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又多少人能做到呢?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人文出祖_黄帝,到尧舜禹的克己爱民,孝敬父母等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每次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不由得感到自豪起来,滔滔不绝的说着祖先们的那些精神,说什么要向他们学习,可是谁又做到了呢?没有,都没有,我们是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但也有些人在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么的国家,我们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可以不必做的那么大,不用做的要人人都知道你在弘扬名族精神,可以在公交车上,我们可以给那些老弱病残孕让位,过马路时,可以扶那些老人过马路,还可以不乱丢,乱涂,乱扔……那不就没有什么人得病了吗?不就使得环境受到了保护吗?不就使得我国变得更美好吗?  一个祖国的建设不仅仅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听说过“三个臭皮蛋顶一个诸葛亮”的彦语吗?连三个臭皮蛋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这不就说明团结力量大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建设祖国和弘扬名族精神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青少年弘扬名族精神的责任占全国任命弘扬名族精神的人的三分之二。  在我们身边不就又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如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战胜了对方后,使我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第一块乒乓球金牌,也使得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这不就是在建设祖国吗?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兰冠军刘翔在直径跑道上战胜了黑人,为我们全亚洲争了光还为我国争了光,这不也实在建设祖国吗?……  弘扬民族精神,全国人民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丢下这个责任!  弘扬名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要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安全,同心同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只有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更好的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民族团结的凯歌。 “团结月”凝铸兄弟情 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使民族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倡议,将每年5月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 每年5月春暖花开时,新疆各地的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就荡漾起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之风和政策之风,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身边,团结互助蔚成风气。 20年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自治区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无处藏身。民族团结教育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普遍尊重。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51.8%。随着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的第20个年头,各地不仅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报告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举办了一系列的电影周、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自治区各家新闻媒体通过对20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回顾和评论进行宣传,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 1963年,一名刚从扬州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 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克孜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履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鲜血,累计鲜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作“白衣圣人”。 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爱戴,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称号。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位始终如一、扎根边疆缔结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人民医生也名列其中。 在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像吴登云这样无私奉献的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从1982年至今,新疆共表彰奖励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7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273名。 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一位普通工人,今年夏天为了抢救不慎落水的汉族儿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名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地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在各族群众中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杨忠贤,巴里坤草原上的一名乡村医生。他为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接生3000名婴儿,挽救了数百濒危病人的生命,培养出上百名弟子在草原上救死扶伤。在他死后,哈萨克牧民破例第一次用自已的风俗接纳了这位汉族兄弟,将他安葬在雪山脚下的哈萨克族部落墓群中。 阿布旦,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1996年冬天,阿勒泰地区遭受3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上百名汉族矿工被大雪围困在离阿布旦家毡房不远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阿布旦毅然把自家储备的面粉分给断粮的人,把自家正在怀胎的8头奶牛宰杀,将牛肉分给饥饿的汉族弟兄。他让冻伤的矿工住进自己的毡房并让儿子冒着被大雪埋没的危险踩着雪橇下山送信。他说:“为了挽救汉族兄弟的生命,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把信送到。” 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树立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在全区营造出一种人人讲团结、个个争先进的氛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民族团结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新疆各族百姓的心中。热爱民族团结的无数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民族团结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默默付出。 团结稳定促社会发展 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新疆的发展。20多年来,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多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60%以上。这一时期,新疆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建立起以农业为基储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大型骨干项目的完成和生产能力的实现,使新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大大加强。 棉花和石油是新疆两大优势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这两项资源已经变成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各族群众掌握生产技术,使得棉花连年高产,棉农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大油气田不断探明新的储量,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伴随石油开发进行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南疆人民的出行不便和照明问题,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 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世居高原和沙漠边缘,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自治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去年,新疆30个贫困县市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138元,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前增加了570多元,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4.4%左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对内对外的经贸合作,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无论是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南疆重镇喀什或西部边城伊宁,到处都是一派和睦安宁的景象,吸引着国内外的投资者。 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  选择性的摘录吧,这种文章段排列不是很重要,首段尾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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