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城镇建设论文范文初中生可以写吗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是免费查阅的
一、短视行为导致地方产业结构失衡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条件不断变化。无视条件变化便把握不住小城镇建设的未来演变趋势。回头看，凡发生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当初都曾出现过短视、蛮干的行政行为和明显失误的地方政策。整个演化进程分四阶段。 早期，城建摊子多半铺得太大，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超常规扩张。从县域经济层面考察，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已高度依赖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于是陷入两大窘境：一是为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直接介入房地产，前期协从房地产商低价征用民房搞旧城改造，后期则为房地产炒作推波助澜，民怨不小；二是当地一些实权官员直接干预或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利不小，更让社会上贫富悬殊差距转化成党群、干群间紧张关系。中西部县市过去经济多半薄弱，启动小城镇建设常靠土地拍卖，后来又人为助长房地产炒作，拆迁范围内百姓们花掉几十年积蓄才能适应。民间资金大多沉淀在房子上面，当地个体私营经济遭遇寒流，过去刻意打造的“食府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等纯消费店面陆续歇业，很能说明问题。 随之，当地劳动力市场受影响。以前，经济落后县市的国有企业差不多“放”完了，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靠个体私营企业消化。当地居民现在购置新房后却面临个体私营经济寒流，劳动力只能外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寻业，本地劳动力反而匮乏，严重时新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法招满合格工人，当地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完全出乎外来老板原先所料。问题还有，因劳力外出的劳务收入高于本地，不仅给本地更多的劳动力外出起示范效应，且因其带回资金增量短期内还达不到个体投资办企业的数量，只能偏向于投入家人生活消费，从而慢慢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资料价格。笔者看到，那些县市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就时常高于当地中心城市甚至省城。 继而，当地财政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由于本地劳动力大量外出，产业格局失衡，本地工薪阶层收入长年不得提高，其生活水平渐渐落后于其他居民，劳动力外出家庭大多剩下老弱妇孺和在读学生，造成本地的生活资料消费萎缩；而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潜在优势丧失，又使得外地资金投资本地的难度陡升；结果是本地农业产品多以低价位的原材料形式进入外地市场，外地工业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多以高价位进入本地市场，本地贸易出现逆差，再加上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和今年取消农业税，当地财政收入吃紧，迫使政府更投入地“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有的地方完成旧城区改造后又立即搞新一轮城区扩建，于是出现已建房入住率低、新城区半拉子工程的尴尬情景。最后，产业格局严重失衡成定局，财政收入萎缩。由于经济落后县市多处于交通和资源条件均较差的边远山区，本地经济难以催生资本大户，故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商；城建新房陆续出售时期，当地民间资金开始向房地产商手中聚集，但因本地产业结构仍然落后、利润回报率低且不稳定，所以他们并不把积聚的资金投入本地其他产业，而是外投其他地区，致使本地资金外流。这个阶段，有些地方的银行储蓄显著增大，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商，其他产业的增量资金则开始减小。硬着头皮走下去房屋空闲率陡然上升，房地产商随之淡出，倚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萎缩。 单一依赖于房地产的小城镇建设政策取向，前期导致其他产业增量资金渐渐不足，后期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滞后，前期条件变化成为后期条件变化的前提。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在此所涉及的已不只是单纯的城建学、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系统问题。 二、导致地方政策失误的四大矛盾 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小城镇建设策略，无疑是多重矛盾的作用结果。新的小城镇建设怎样选择正确发展方向，已陷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怎样摆脱困境，不能不面对这些矛盾深加思考。本文归纳四大矛盾。 第一，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单靠政府财政，多数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足；故很多地方派员外出寻经，引进利用民间闲散资金的办法，其中两个办法即是：低价格征收老城区民房、高标准规划民间新建房。据此，贫穷县市小城镇建设愈超前，一时内财政增收幅度愈大；但由于原来本地经济资源形态低级、内生性储蓄低、社会闲散资金存量小，结果随之民间资金消耗愈大，其他产业发展所受影响亦愈大。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资源。欲化解这个矛盾，当从活化资源着手，化本地天然资源为可市场交换的商品资源、货币资源。 第二，行政权力不断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之间的矛盾。为了低价征收老城区民房，这些经济落后县市往往成立含有土地、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拆迁办”，强制居民拆房迁居；为了高价卖出房地产，当地的城建、土地部门往往联手策划炒作，导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贱征贵卖损害百姓利益，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且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加制止。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权力，其发生前提是公共权力的赋予、监督机制不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不少县市之所以经济落后，并非单纯的自然因素使然，而常伴有市场秩序欠佳、社会环境欠理想等综合因素作用，尤其表现为行政权力异常扩张。故当小城镇建设规划超越当地经济实力时，便要倚仗不当行政辅佐。欲化解此矛盾，只能经由建立和完善民本政府予以完成，也就是让普通百姓的意见、要求和评议进入公共权力的赋予和监督环节。 第三，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之间的矛盾。低价征收旧房地产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形成巨大的价差，加上房地产业膨胀，政府获得可观的税费收入，迅速扭转了经济落后县市以往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被动状况；然而，大量民间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其他产业的“资金——商品——资金”循环周期延长，产业税源范围反而缩小。房产业过度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泡沫，政府主导型的房产业过度膨胀更将直接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该矛盾中，生产要素是其内在固有因素。虽然各地均有种类数量迥异的天然资源。但只有经过有效的开发利用，先行投入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可将本地天然资源转化成更具经济价值的可市场化的物质形态，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强硬推行超常规小城镇建设方案，使本地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房地产业而减少其他产业所获份额，近乎杀鸡取卵。欲化解此矛盾，唯有破除不合科学发展观的“捷径”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再造衡稳型产业结构。第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城镇建设多被当作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相比之下，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则需更多地做些前提性、过渡性或扫尾性工作，隐而不彰，却要花大力气且讲求实效。现在各界一致认同新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念，但与此相符的领导政绩考核、评判方法还很不成熟，以前的单纯财税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响力还很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党政领导仍难免看齐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绩标准，故一厢情愿地搞超常规小城镇建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矛盾中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执政观念。欲化解此矛盾，必须牢牢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规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行为准则。 小城镇建设中，四大矛盾所处阶段及其作用各不同，但彼此关联。规划方案一旦超过地方经济实力的承载力，通常先遇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继而遭遇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则常由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引发，于此凸显决策的重要性，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但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县市地方经济实力薄弱与城镇建设巨大资金缺口的矛盾贯穿全过程。 四大矛盾分别围绕本地资源、公共权力、生产要素和执政观念等深层影响因素展开。紧扣深层因素化解矛盾，是那些县市在小城镇建设中成功规避产业结构失衡的先决条件。 三、采取综合措施走出误区 基于前述分析，陷入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若要快步走出困境，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在小城镇建设的不同阶段上，均应正视所遇矛盾，从长远考虑。 前期规划阶段，应当紧扣地方领导执政观念因素，端正小城镇建设的目的，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念，着重规避不合实际的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严把立项关。措施上既要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完善素质修养、强化亲民意识，也要加强上级党委政府指导监督力度、探索新的政绩指标系统、增加基层民主评议。 中期实施阶段，应紧扣公共权力因素，完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及时纠正、制止和杜绝侵犯群众利益行为，规避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严格依法行政。属地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宜增加相关工作内容，取消多职能部门联合组建的“拆迁办”，将合法强制拆迁事权交还城建和司法部门，坚持按市场公平原则协商处理非强制性拆迁。 后期定型阶段，应当紧扣生产要素因素，着重解决好城镇建设已获成果与非房地产业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衔接，规避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分时分区开展小城镇建设，及时恢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纠正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给本地产业优化重组提供必要时间。已陷入小城镇建设异常轨道的经济落后县市，要摆脱倚重单一房地产业税源的局面很不容易，但长远发展决定了必须这样做。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的矛盾，是一个需长期面对的矛盾。该矛盾之所以具长期性，是因为城镇建设首先应满足人们聚集居住的条件需求；居住条件档次并不依循城镇大小截然不同，加上城镇其他功能需求，如区域性商贸、信息、文教科卫中心的功能，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建设所需单位投资量总要超过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承认该矛盾的长期性，不是否定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遵循小城镇建设的内在规律。化解其他三个矛盾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此贯穿全程的矛盾，就能在推进小城镇建设中维持合理的产业结构。成功化解该矛盾的前提，在于正确制定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实施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标是要活化本地资源，也就是挖掘本地天然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使之转化为新颖的可市场化形态。经济落后县市过去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中渐渐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又更容易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化本地资源的工作也就渐渐不能到位了。 理论上，中西部落后地区天然资源固然广袤，但从品位、聚集度、交通、技术、开发或加工成本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又缺乏明显的可市场化优势，故长期闲置。但不能不好好思考：如果你那里真没一点资源优势，域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怎么会来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天然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了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历史人化自然和现实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漫长历史中人们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范围涵盖“硬”性的古代遗迹、传统景观、各类博物馆以及“软”性的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道德准则、社会风气、制度构架、语言和艺术、生存安全度、交往信任度等等。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与优质自然资源同样重要。 现实中，经济落后县市往往忽视自身社会资源，尤其是忽视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软”性社会资源。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同时破坏本地有序化社会资源，譬如拆除数百年历史的商贸阁楼街，强拆民宅时出动警察甚至雇佣打手，怂恿各方哄抬房地产价格等等。保护有序化社会资源不够，合理开发利用空间缩减，可衍生的产业发展机遇也就没有了。 用创新精神来保护、开发和利用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活化本地资源的路子就宽广起来了。枚举三条：(1)保护或恢复原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如维持、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良好互信，能够增强人们定居和投资意念，提高已有房产利用率，拓延小城镇建设的边际效应。(2)开发利用现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如扶持管理规范的旅行社、增加本地旅游项目的宣传，能够促进旅店、交通等配套工程，增强小城镇建设的特定功能。(3)创新有序化社会资源，如将民俗风情、戏曲杂耍与旅游业、商贸业联袂登上一个独具色彩的信息平台，能够拓展本地农渔产品、食谱服装和历史人文景观的知名度，触发产业新机。 总之，小镇建设必须以促进本地产业发展为前提，发掘、保护和营造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乃是活化本地资源的一种高档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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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城镇建设论文范文大全初中生
一、短视行为导致地方产业结构失衡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条件不断变化。无视条件变化便把握不住小城镇建设的未来演变趋势。回头看，凡发生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当初都曾出现过短视、蛮干的行政行为和明显失误的地方政策。整个演化进程分四阶段。 早期，城建摊子多半铺得太大，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超常规扩张。从县域经济层面考察，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已高度依赖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于是陷入两大窘境：一是为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直接介入房地产，前期协从房地产商低价征用民房搞旧城改造，后期则为房地产炒作推波助澜，民怨不小；二是当地一些实权官员直接干预或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利不小，更让社会上贫富悬殊差距转化成党群、干群间紧张关系。中西部县市过去经济多半薄弱，启动小城镇建设常靠土地拍卖，后来又人为助长房地产炒作，拆迁范围内百姓们花掉几十年积蓄才能适应。民间资金大多沉淀在房子上面，当地个体私营经济遭遇寒流，过去刻意打造的“食府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等纯消费店面陆续歇业，很能说明问题。 随之，当地劳动力市场受影响。以前，经济落后县市的国有企业差不多“放”完了，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靠个体私营企业消化。当地居民现在购置新房后却面临个体私营经济寒流，劳动力只能外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寻业，本地劳动力反而匮乏，严重时新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法招满合格工人，当地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完全出乎外来老板原先所料。问题还有，因劳力外出的劳务收入高于本地，不仅给本地更多的劳动力外出起示范效应，且因其带回资金增量短期内还达不到个体投资办企业的数量，只能偏向于投入家人生活消费，从而慢慢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资料价格。笔者看到，那些县市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就时常高于当地中心城市甚至省城。 继而，当地财政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由于本地劳动力大量外出，产业格局失衡，本地工薪阶层收入长年不得提高，其生活水平渐渐落后于其他居民，劳动力外出家庭大多剩下老弱妇孺和在读学生，造成本地的生活资料消费萎缩；而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潜在优势丧失，又使得外地资金投资本地的难度陡升；结果是本地农业产品多以低价位的原材料形式进入外地市场，外地工业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多以高价位进入本地市场，本地贸易出现逆差，再加上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和今年取消农业税，当地财政收入吃紧，迫使政府更投入地“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有的地方完成旧城区改造后又立即搞新一轮城区扩建，于是出现已建房入住率低、新城区半拉子工程的尴尬情景。最后，产业格局严重失衡成定局，财政收入萎缩。由于经济落后县市多处于交通和资源条件均较差的边远山区，本地经济难以催生资本大户，故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商；城建新房陆续出售时期，当地民间资金开始向房地产商手中聚集，但因本地产业结构仍然落后、利润回报率低且不稳定，所以他们并不把积聚的资金投入本地其他产业，而是外投其他地区，致使本地资金外流。这个阶段，有些地方的银行储蓄显著增大，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商，其他产业的增量资金则开始减小。硬着头皮走下去房屋空闲率陡然上升，房地产商随之淡出，倚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萎缩。 单一依赖于房地产的小城镇建设政策取向，前期导致其他产业增量资金渐渐不足，后期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滞后，前期条件变化成为后期条件变化的前提。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在此所涉及的已不只是单纯的城建学、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系统问题。 二、导致地方政策失误的四大矛盾 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小城镇建设策略，无疑是多重矛盾的作用结果。新的小城镇建设怎样选择正确发展方向，已陷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怎样摆脱困境，不能不面对这些矛盾深加思考。本文归纳四大矛盾。 第一，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单靠政府财政，多数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足；故很多地方派员外出寻经，引进利用民间闲散资金的办法，其中两个办法即是：低价格征收老城区民房、高标准规划民间新建房。据此，贫穷县市小城镇建设愈超前，一时内财政增收幅度愈大；但由于原来本地经济资源形态低级、内生性储蓄低、社会闲散资金存量小，结果随之民间资金消耗愈大，其他产业发展所受影响亦愈大。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资源。欲化解这个矛盾，当从活化资源着手，化本地天然资源为可市场交换的商品资源、货币资源。 第二，行政权力不断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之间的矛盾。为了低价征收老城区民房，这些经济落后县市往往成立含有土地、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拆迁办”，强制居民拆房迁居；为了高价卖出房地产，当地的城建、土地部门往往联手策划炒作，导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贱征贵卖损害百姓利益，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且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加制止。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权力，其发生前提是公共权力的赋予、监督机制不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不少县市之所以经济落后，并非单纯的自然因素使然，而常伴有市场秩序欠佳、社会环境欠理想等综合因素作用，尤其表现为行政权力异常扩张。故当小城镇建设规划超越当地经济实力时，便要倚仗不当行政辅佐。欲化解此矛盾，只能经由建立和完善民本政府予以完成，也就是让普通百姓的意见、要求和评议进入公共权力的赋予和监督环节。 第三，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之间的矛盾。低价征收旧房地产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形成巨大的价差，加上房地产业膨胀，政府获得可观的税费收入，迅速扭转了经济落后县市以往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被动状况；然而，大量民间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其他产业的“资金——商品——资金”循环周期延长，产业税源范围反而缩小。房产业过度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泡沫，政府主导型的房产业过度膨胀更将直接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该矛盾中，生产要素是其内在固有因素。虽然各地均有种类数量迥异的天然资源。但只有经过有效的开发利用，先行投入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可将本地天然资源转化成更具经济价值的可市场化的物质形态，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强硬推行超常规小城镇建设方案，使本地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房地产业而减少其他产业所获份额，近乎杀鸡取卵。欲化解此矛盾，唯有破除不合科学发展观的“捷径”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再造衡稳型产业结构。第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城镇建设多被当作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相比之下，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则需更多地做些前提性、过渡性或扫尾性工作，隐而不彰，却要花大力气且讲求实效。现在各界一致认同新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念，但与此相符的领导政绩考核、评判方法还很不成熟，以前的单纯财税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响力还很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党政领导仍难免看齐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绩标准，故一厢情愿地搞超常规小城镇建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矛盾中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执政观念。欲化解此矛盾，必须牢牢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规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行为准则。 小城镇建设中，四大矛盾所处阶段及其作用各不同，但彼此关联。规划方案一旦超过地方经济实力的承载力，通常先遇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继而遭遇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则常由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引发，于此凸显决策的重要性，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但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县市地方经济实力薄弱与城镇建设巨大资金缺口的矛盾贯穿全过程。 四大矛盾分别围绕本地资源、公共权力、生产要素和执政观念等深层影响因素展开。紧扣深层因素化解矛盾，是那些县市在小城镇建设中成功规避产业结构失衡的先决条件。 三、采取综合措施走出误区 基于前述分析，陷入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若要快步走出困境，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在小城镇建设的不同阶段上，均应正视所遇矛盾，从长远考虑。 前期规划阶段，应当紧扣地方领导执政观念因素，端正小城镇建设的目的，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念，着重规避不合实际的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严把立项关。措施上既要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完善素质修养、强化亲民意识，也要加强上级党委政府指导监督力度、探索新的政绩指标系统、增加基层民主评议。 中期实施阶段，应紧扣公共权力因素，完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及时纠正、制止和杜绝侵犯群众利益行为，规避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严格依法行政。属地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宜增加相关工作内容，取消多职能部门联合组建的“拆迁办”，将合法强制拆迁事权交还城建和司法部门，坚持按市场公平原则协商处理非强制性拆迁。 后期定型阶段，应当紧扣生产要素因素，着重解决好城镇建设已获成果与非房地产业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衔接，规避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分时分区开展小城镇建设，及时恢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纠正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给本地产业优化重组提供必要时间。已陷入小城镇建设异常轨道的经济落后县市，要摆脱倚重单一房地产业税源的局面很不容易，但长远发展决定了必须这样做。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的矛盾，是一个需长期面对的矛盾。该矛盾之所以具长期性，是因为城镇建设首先应满足人们聚集居住的条件需求；居住条件档次并不依循城镇大小截然不同，加上城镇其他功能需求，如区域性商贸、信息、文教科卫中心的功能，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建设所需单位投资量总要超过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承认该矛盾的长期性，不是否定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遵循小城镇建设的内在规律。化解其他三个矛盾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此贯穿全程的矛盾，就能在推进小城镇建设中维持合理的产业结构。成功化解该矛盾的前提，在于正确制定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实施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标是要活化本地资源，也就是挖掘本地天然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使之转化为新颖的可市场化形态。经济落后县市过去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中渐渐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又更容易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化本地资源的工作也就渐渐不能到位了。 理论上，中西部落后地区天然资源固然广袤，但从品位、聚集度、交通、技术、开发或加工成本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又缺乏明显的可市场化优势，故长期闲置。但不能不好好思考：如果你那里真没一点资源优势，域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怎么会来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天然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了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历史人化自然和现实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漫长历史中人们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范围涵盖“硬”性的古代遗迹、传统景观、各类博物馆以及“软”性的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道德准则、社会风气、制度构架、语言和艺术、生存安全度、交往信任度等等。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与优质自然资源同样重要。 现实中，经济落后县市往往忽视自身社会资源，尤其是忽视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软”性社会资源。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同时破坏本地有序化社会资源，譬如拆除数百年历史的商贸阁楼街，强拆民宅时出动警察甚至雇佣打手，怂恿各方哄抬房地产价格等等。保护有序化社会资源不够，合理开发利用空间缩减，可衍生的产业发展机遇也就没有了。 用创新精神来保护、开发和利用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活化本地资源的路子就宽广起来了。枚举三条：(1)保护或恢复原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如维持、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良好互信，能够增强人们定居和投资意念，提高已有房产利用率，拓延小城镇建设的边际效应。(2)开发利用现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如扶持管理规范的旅行社、增加本地旅游项目的宣传，能够促进旅店、交通等配套工程，增强小城镇建设的特定功能。(3)创新有序化社会资源，如将民俗风情、戏曲杂耍与旅游业、商贸业联袂登上一个独具色彩的信息平台，能够拓展本地农渔产品、食谱服装和历史人文景观的知名度，触发产业新机。 总之，小镇建设必须以促进本地产业发展为前提，发掘、保护和营造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乃是活化本地资源的一种高档次手段。
尽管早在1984年的著名的中央1号文件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中，农民如何进城、农村小城镇如何建设的问题并不引人注目。只是随着九十年代中国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之中各地“开发区热（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滥占耕地引发出的矛盾愈演愈烈，小城镇建设及其相关的政策问题，才逐渐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讨论。 1995年4月，中国国家体改委、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农业部、民政部、公安部、统计局、国土局等11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并于当年11月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小城镇建设高级国际研讨会”；1996年，该11部委又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约18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还与各省协商确定了首批57个国家级试点城镇。到1997年末，国家级试点城镇已经扩大到100个。 本文作者作为农业部的代表，参与了11部委对该项目的协调指导，以及上述国际组织资助的合作研究和试点。由于长期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城镇，而是通过城镇发展过程中资本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逐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改革农村社区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通过培育城镇积累功能和自我发展机制，使已经非农就业的、过剩的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从而减轻有限的农地已经超载的农业人口负担，以保证中国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近年来大量的调查研究已经使我们意识到：在本世纪末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导致城镇建设大规模占地已经不可逆转。而且人们不得不承认，目前这种制度软约束条件下的行政控制，实际上不能有效抑制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严重亏损压力下，对耕地“农转非（从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巨额增殖收益的渴求。为此，写作本文之目的在于立此存照，并再次提醒各方面政策制定者应承担的历史责任：长期受制于资源短缺之苦的中国人，必须能够找到一种相对较低成本的制度类型，以便在不可遏制的现代“圈地运动”中，得以说服地方政府采用某种既对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都有利，又能有效地促进地方城镇化和二三产业发展的新办法。 一、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紧约束 1、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上下5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农业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几千年来农业生产技术发达，在土地资源被高度开发的同时，也客观上支撑了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自明朝(1303年)中国人口突破6000万。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达2亿。其后数百年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因此形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从中国历代人口与耕地变化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人均耕地面积由盛唐时期的8亩不断下降到1949年的7亩，下降了7倍。 表1 中国历代人口与耕地变动情况 公 元 年 人数(万) 耕地(百万亩) 人均耕地(亩) 西汉2 5900 827 88 东汉105 5320 535 09 盛唐755 8080 1430 88 宋初976 4040 255 37 明朝1381 5900 367 31 明朝1600 12000 500 17 清朝1662 8300 713 59 清朝1774 26800 986 69 清朝1840 42027 1365 25 清末1900 44571 1437 22 1920 48855 1516 10 1935 53276 1588 98 1949 54167 1468 71 资料来源:1840年前数据转引自郭庆:《现代化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P43; 1840年后数据引自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P195。 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大多以垦荒、屯田来振兴国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也大面积垦荒造田，而且一度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但在人口政策一度失误而且人口基数过大的作用下，已经不可能扭转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的趋势。 表2 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与耕地变动情况 年份 1949 1952 1957 1965 1978 1987 1990 1994 总人数(亿人) 42 74 46 25 62 93 43 98 总耕地(亿亩) 68 18 77 53 90 38 35 23 人均耕地(亩/人) 71 82 60 14 55 32 25 1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计算。 2、耕地资源的横向比较 我国虽然国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属于人均耕地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横向比较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3%，美国的2%，巴西的5%；即使与同样属于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也仅相当于印度的2%。 表3 耕地占国土面积比重和人均耕地对照表 国别 总面积(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亿人) 耕地面积(万公顷) 耕地比重(%)人均耕地(亩) 世界平均 13584 8 8 92 69 美国 3 55 2 84 93 中国 0 72 9565 96 22 印度 5 62 16630 90 89 巴西 2 56 5180 09 9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P735-736 据国家土地局新近的调查汇总，1990-94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940万亩，约相当于每年新增的耕地。而据宋健和于景元的研究，中国人口到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才可能停止增长（ 宋健、于景元《人口控制论》科学出版社P238-240）。在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可开发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只有约6亿亩；更为严峻的是其中可开发成耕地的极其有限，仅为94亿亩。 因此，人地高度紧张将一直是中国在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基本国情矛盾。 3、小农经济条件下人口过剩危机的必然性 在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制度，使农村人口增长的同时农地规模越来越小，土地不断析分细化。 小农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的平均利润和地租都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只有在他扣除实际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是绝对的界限。这使得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习惯以大量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在维持了中国农业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并不计算人口增加的成本。因此，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所固有的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必然带来人口过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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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视行为导致地方产业结构失衡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条件不断变化。无视条件变化便把握不住小城镇建设的未来演变趋势。回头看，凡发生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当初都曾出现过短视、蛮干的行政行为和明显失误的地方政策。整个演化进程分四阶段。 早期，城建摊子多半铺得太大，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超常规扩张。从县域经济层面考察，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已高度依赖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于是陷入两大窘境：一是为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直接介入房地产，前期协从房地产商低价征用民房搞旧城改造，后期则为房地产炒作推波助澜，民怨不小；二是当地一些实权官员直接干预或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利不小，更让社会上贫富悬殊差距转化成党群、干群间紧张关系。中西部县市过去经济多半薄弱，启动小城镇建设常靠土地拍卖，后来又人为助长房地产炒作，拆迁范围内百姓们花掉几十年积蓄才能适应。民间资金大多沉淀在房子上面，当地个体私营经济遭遇寒流，过去刻意打造的“食府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等纯消费店面陆续歇业，很能说明问题。 随之，当地劳动力市场受影响。以前，经济落后县市的国有企业差不多“放”完了，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靠个体私营企业消化。当地居民现在购置新房后却面临个体私营经济寒流，劳动力只能外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寻业，本地劳动力反而匮乏，严重时新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法招满合格工人，当地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完全出乎外来老板原先所料。问题还有，因劳力外出的劳务收入高于本地，不仅给本地更多的劳动力外出起示范效应，且因其带回资金增量短期内还达不到个体投资办企业的数量，只能偏向于投入家人生活消费，从而慢慢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资料价格。笔者看到，那些县市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就时常高于当地中心城市甚至省城。 继而，当地财政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由于本地劳动力大量外出，产业格局失衡，本地工薪阶层收入长年不得提高，其生活水平渐渐落后于其他居民，劳动力外出家庭大多剩下老弱妇孺和在读学生，造成本地的生活资料消费萎缩；而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潜在优势丧失，又使得外地资金投资本地的难度陡升；结果是本地农业产品多以低价位的原材料形式进入外地市场，外地工业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多以高价位进入本地市场，本地贸易出现逆差，再加上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和今年取消农业税，当地财政收入吃紧，迫使政府更投入地“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有的地方完成旧城区改造后又立即搞新一轮城区扩建，于是出现已建房入住率低、新城区半拉子工程的尴尬情景。最后，产业格局严重失衡成定局，财政收入萎缩。由于经济落后县市多处于交通和资源条件均较差的边远山区，本地经济难以催生资本大户，故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商；城建新房陆续出售时期，当地民间资金开始向房地产商手中聚集，但因本地产业结构仍然落后、利润回报率低且不稳定，所以他们并不把积聚的资金投入本地其他产业，而是外投其他地区，致使本地资金外流。这个阶段，有些地方的银行储蓄显著增大，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商，其他产业的增量资金则开始减小。硬着头皮走下去房屋空闲率陡然上升，房地产商随之淡出，倚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萎缩。 单一依赖于房地产的小城镇建设政策取向，前期导致其他产业增量资金渐渐不足，后期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滞后，前期条件变化成为后期条件变化的前提。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在此所涉及的已不只是单纯的城建学、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系统问题。 二、导致地方政策失误的四大矛盾 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小城镇建设策略，无疑是多重矛盾的作用结果。新的小城镇建设怎样选择正确发展方向，已陷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怎样摆脱困境，不能不面对这些矛盾深加思考。本文归纳四大矛盾。 第一，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单靠政府财政，多数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足；故很多地方派员外出寻经，引进利用民间闲散资金的办法，其中两个办法即是：低价格征收老城区民房、高标准规划民间新建房。据此，贫穷县市小城镇建设愈超前，一时内财政增收幅度愈大；但由于原来本地经济资源形态低级、内生性储蓄低、社会闲散资金存量小，结果随之民间资金消耗愈大，其他产业发展所受影响亦愈大。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资源。欲化解这个矛盾，当从活化资源着手，化本地天然资源为可市场交换的商品资源、货币资源。 第二，行政权力不断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之间的矛盾。为了低价征收老城区民房，这些经济落后县市往往成立含有土地、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拆迁办”，强制居民拆房迁居；为了高价卖出房地产，当地的城建、土地部门往往联手策划炒作，导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贱征贵卖损害百姓利益，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且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加制止。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权力，其发生前提是公共权力的赋予、监督机制不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不少县市之所以经济落后，并非单纯的自然因素使然，而常伴有市场秩序欠佳、社会环境欠理想等综合因素作用，尤其表现为行政权力异常扩张。故当小城镇建设规划超越当地经济实力时，便要倚仗不当行政辅佐。欲化解此矛盾，只能经由建立和完善民本政府予以完成，也就是让普通百姓的意见、要求和评议进入公共权力的赋予和监督环节。 第三，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之间的矛盾。低价征收旧房地产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形成巨大的价差，加上房地产业膨胀，政府获得可观的税费收入，迅速扭转了经济落后县市以往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被动状况；然而，大量民间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其他产业的“资金——商品——资金”循环周期延长，产业税源范围反而缩小。房产业过度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泡沫，政府主导型的房产业过度膨胀更将直接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该矛盾中，生产要素是其内在固有因素。虽然各地均有种类数量迥异的天然资源。但只有经过有效的开发利用，先行投入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可将本地天然资源转化成更具经济价值的可市场化的物质形态，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强硬推行超常规小城镇建设方案，使本地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房地产业而减少其他产业所获份额，近乎杀鸡取卵。欲化解此矛盾，唯有破除不合科学发展观的“捷径”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再造衡稳型产业结构。第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城镇建设多被当作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相比之下，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则需更多地做些前提性、过渡性或扫尾性工作，隐而不彰，却要花大力气且讲求实效。现在各界一致认同新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念，但与此相符的领导政绩考核、评判方法还很不成熟，以前的单纯财税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响力还很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党政领导仍难免看齐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绩标准，故一厢情愿地搞超常规小城镇建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矛盾中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执政观念。欲化解此矛盾，必须牢牢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规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行为准则。 小城镇建设中，四大矛盾所处阶段及其作用各不同，但彼此关联。规划方案一旦超过地方经济实力的承载力，通常先遇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继而遭遇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则常由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引发，于此凸显决策的重要性，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但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县市地方经济实力薄弱与城镇建设巨大资金缺口的矛盾贯穿全过程。 四大矛盾分别围绕本地资源、公共权力、生产要素和执政观念等深层影响因素展开。紧扣深层因素化解矛盾，是那些县市在小城镇建设中成功规避产业结构失衡的先决条件。 三、采取综合措施走出误区 基于前述分析，陷入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若要快步走出困境，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在小城镇建设的不同阶段上，均应正视所遇矛盾，从长远考虑。 前期规划阶段，应当紧扣地方领导执政观念因素，端正小城镇建设的目的，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念，着重规避不合实际的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严把立项关。措施上既要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完善素质修养、强化亲民意识，也要加强上级党委政府指导监督力度、探索新的政绩指标系统、增加基层民主评议。 中期实施阶段，应紧扣公共权力因素，完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及时纠正、制止和杜绝侵犯群众利益行为，规避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严格依法行政。属地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宜增加相关工作内容，取消多职能部门联合组建的“拆迁办”，将合法强制拆迁事权交还城建和司法部门，坚持按市场公平原则协商处理非强制性拆迁。 后期定型阶段，应当紧扣生产要素因素，着重解决好城镇建设已获成果与非房地产业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衔接，规避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分时分区开展小城镇建设，及时恢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纠正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给本地产业优化重组提供必要时间。已陷入小城镇建设异常轨道的经济落后县市，要摆脱倚重单一房地产业税源的局面很不容易，但长远发展决定了必须这样做。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的矛盾，是一个需长期面对的矛盾。该矛盾之所以具长期性，是因为城镇建设首先应满足人们聚集居住的条件需求；居住条件档次并不依循城镇大小截然不同，加上城镇其他功能需求，如区域性商贸、信息、文教科卫中心的功能，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建设所需单位投资量总要超过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承认该矛盾的长期性，不是否定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遵循小城镇建设的内在规律。化解其他三个矛盾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此贯穿全程的矛盾，就能在推进小城镇建设中维持合理的产业结构。成功化解该矛盾的前提，在于正确制定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实施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标是要活化本地资源，也就是挖掘本地天然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使之转化为新颖的可市场化形态。经济落后县市过去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中渐渐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又更容易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化本地资源的工作也就渐渐不能到位了。 理论上，中西部落后地区天然资源固然广袤，但从品位、聚集度、交通、技术、开发或加工成本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又缺乏明显的可市场化优势，故长期闲置。但不能不好好思考：如果你那里真没一点资源优势，域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怎么会来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天然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了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历史人化自然和现实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漫长历史中人们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范围涵盖“硬”性的古代遗迹、传统景观、各类博物馆以及“软”性的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道德准则、社会风气、制度构架、语言和艺术、生存安全度、交往信任度等等。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与优质自然资源同样重要。 现实中，经济落后县市往往忽视自身社会资源，尤其是忽视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软”性社会资源。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同时破坏本地有序化社会资源，譬如拆除数百年历史的商贸阁楼街，强拆民宅时出动警察甚至雇佣打手，怂恿各方哄抬房地产价格等等。保护有序化社会资源不够，合理开发利用空间缩减，可衍生的产业发展机遇也就没有了。 用创新精神来保护、开发和利用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活化本地资源的路子就宽广起来了。枚举三条：(1)保护或恢复原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如维持、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良好互信，能够增强人们定居和投资意念，提高已有房产利用率，拓延小城镇建设的边际效应。(2)开发利用现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如扶持管理规范的旅行社、增加本地旅游项目的宣传，能够促进旅店、交通等配套工程，增强小城镇建设的特定功能。(3)创新有序化社会资源，如将民俗风情、戏曲杂耍与旅游业、商贸业联袂登上一个独具色彩的信息平台，能够拓展本地农渔产品、食谱服装和历史人文景观的知名度，触发产业新机。 总之，小镇建设必须以促进本地产业发展为前提，发掘、保护和营造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乃是活化本地资源的一种高档次手段。
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论文范文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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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建议________领导同志：建设新农村，关系到亿万农村人民的福祉。我们在兴奋之余，特提如下建议：一，名胜古迹一定要妥善保护，有观赏价值的古民居一定要保留。二，道路要够宽，绿化带要够大。公共设施要跟上。三，建筑物质量要保证，不要太高，抗地震能力要强。四，一定要注意环境保护，所有村办企业都必须先落实环保措施再上马。以上各点请领导研究批准，谢谢！此致敬礼提建议人_________年、月、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 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即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低，广大农民的温饱还难以保障，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穿衣吃饭和粮食需求问题，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维持农村和全社会的安定。正当几亿农民所关心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农村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飞速进步，农民一直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成了现实。这个时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两个文明一齐抓。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上世纪年代初，我国又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五中全会所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 （更多新农村论文） 一是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根治、不解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很难赢得主动、就容易出现波折。 二是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以上，财政收入达万亿元，这对于建设新农村非常有利，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否则，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会落空。 三是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是基于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缩小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耕地在过去年中减少了亿亩，人均下降到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而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多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扩大到∶；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已经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因此，中央审时度势的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与城市不同，应与农村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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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视行为导致地方产业结构失衡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条件不断变化。无视条件变化便把握不住小城镇建设的未来演变趋势。回头看，凡发生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当初都曾出现过短视、蛮干的行政行为和明显失误的地方政策。整个演化进程分四阶段。 早期，城建摊子多半铺得太大，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超常规扩张。从县域经济层面考察，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已高度依赖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于是陷入两大窘境：一是为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直接介入房地产，前期协从房地产商低价征用民房搞旧城改造，后期则为房地产炒作推波助澜，民怨不小；二是当地一些实权官员直接干预或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利不小，更让社会上贫富悬殊差距转化成党群、干群间紧张关系。中西部县市过去经济多半薄弱，启动小城镇建设常靠土地拍卖，后来又人为助长房地产炒作，拆迁范围内百姓们花掉几十年积蓄才能适应。民间资金大多沉淀在房子上面，当地个体私营经济遭遇寒流，过去刻意打造的“食府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等纯消费店面陆续歇业，很能说明问题。 随之，当地劳动力市场受影响。以前，经济落后县市的国有企业差不多“放”完了，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靠个体私营企业消化。当地居民现在购置新房后却面临个体私营经济寒流，劳动力只能外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寻业，本地劳动力反而匮乏，严重时新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法招满合格工人，当地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完全出乎外来老板原先所料。问题还有，因劳力外出的劳务收入高于本地，不仅给本地更多的劳动力外出起示范效应，且因其带回资金增量短期内还达不到个体投资办企业的数量，只能偏向于投入家人生活消费，从而慢慢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资料价格。笔者看到，那些县市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就时常高于当地中心城市甚至省城。 继而，当地财政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由于本地劳动力大量外出，产业格局失衡，本地工薪阶层收入长年不得提高，其生活水平渐渐落后于其他居民，劳动力外出家庭大多剩下老弱妇孺和在读学生，造成本地的生活资料消费萎缩；而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潜在优势丧失，又使得外地资金投资本地的难度陡升；结果是本地农业产品多以低价位的原材料形式进入外地市场，外地工业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多以高价位进入本地市场，本地贸易出现逆差，再加上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和今年取消农业税，当地财政收入吃紧，迫使政府更投入地“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有的地方完成旧城区改造后又立即搞新一轮城区扩建，于是出现已建房入住率低、新城区半拉子工程的尴尬情景。最后，产业格局严重失衡成定局，财政收入萎缩。由于经济落后县市多处于交通和资源条件均较差的边远山区，本地经济难以催生资本大户，故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商；城建新房陆续出售时期，当地民间资金开始向房地产商手中聚集，但因本地产业结构仍然落后、利润回报率低且不稳定，所以他们并不把积聚的资金投入本地其他产业，而是外投其他地区，致使本地资金外流。这个阶段，有些地方的银行储蓄显著增大，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商，其他产业的增量资金则开始减小。硬着头皮走下去房屋空闲率陡然上升，房地产商随之淡出，倚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萎缩。 单一依赖于房地产的小城镇建设政策取向，前期导致其他产业增量资金渐渐不足，后期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滞后，前期条件变化成为后期条件变化的前提。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在此所涉及的已不只是单纯的城建学、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系统问题。 二、导致地方政策失误的四大矛盾 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小城镇建设策略，无疑是多重矛盾的作用结果。新的小城镇建设怎样选择正确发展方向，已陷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怎样摆脱困境，不能不面对这些矛盾深加思考。本文归纳四大矛盾。 第一，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单靠政府财政，多数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足；故很多地方派员外出寻经，引进利用民间闲散资金的办法，其中两个办法即是：低价格征收老城区民房、高标准规划民间新建房。据此，贫穷县市小城镇建设愈超前，一时内财政增收幅度愈大；但由于原来本地经济资源形态低级、内生性储蓄低、社会闲散资金存量小，结果随之民间资金消耗愈大，其他产业发展所受影响亦愈大。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资源。欲化解这个矛盾，当从活化资源着手，化本地天然资源为可市场交换的商品资源、货币资源。 第二，行政权力不断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之间的矛盾。为了低价征收老城区民房，这些经济落后县市往往成立含有土地、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拆迁办”，强制居民拆房迁居；为了高价卖出房地产，当地的城建、土地部门往往联手策划炒作，导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贱征贵卖损害百姓利益，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且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加制止。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权力，其发生前提是公共权力的赋予、监督机制不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不少县市之所以经济落后，并非单纯的自然因素使然，而常伴有市场秩序欠佳、社会环境欠理想等综合因素作用，尤其表现为行政权力异常扩张。故当小城镇建设规划超越当地经济实力时，便要倚仗不当行政辅佐。欲化解此矛盾，只能经由建立和完善民本政府予以完成，也就是让普通百姓的意见、要求和评议进入公共权力的赋予和监督环节。 第三，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之间的矛盾。低价征收旧房地产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形成巨大的价差，加上房地产业膨胀，政府获得可观的税费收入，迅速扭转了经济落后县市以往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被动状况；然而，大量民间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其他产业的“资金——商品——资金”循环周期延长，产业税源范围反而缩小。房产业过度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泡沫，政府主导型的房产业过度膨胀更将直接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该矛盾中，生产要素是其内在固有因素。虽然各地均有种类数量迥异的天然资源。但只有经过有效的开发利用，先行投入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可将本地天然资源转化成更具经济价值的可市场化的物质形态，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强硬推行超常规小城镇建设方案，使本地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房地产业而减少其他产业所获份额，近乎杀鸡取卵。欲化解此矛盾，唯有破除不合科学发展观的“捷径”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再造衡稳型产业结构。第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城镇建设多被当作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相比之下，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则需更多地做些前提性、过渡性或扫尾性工作，隐而不彰，却要花大力气且讲求实效。现在各界一致认同新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念，但与此相符的领导政绩考核、评判方法还很不成熟，以前的单纯财税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响力还很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党政领导仍难免看齐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绩标准，故一厢情愿地搞超常规小城镇建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矛盾中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执政观念。欲化解此矛盾，必须牢牢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规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行为准则。 小城镇建设中，四大矛盾所处阶段及其作用各不同，但彼此关联。规划方案一旦超过地方经济实力的承载力，通常先遇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继而遭遇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则常由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引发，于此凸显决策的重要性，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但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县市地方经济实力薄弱与城镇建设巨大资金缺口的矛盾贯穿全过程。 四大矛盾分别围绕本地资源、公共权力、生产要素和执政观念等深层影响因素展开。紧扣深层因素化解矛盾，是那些县市在小城镇建设中成功规避产业结构失衡的先决条件。 三、采取综合措施走出误区 基于前述分析，陷入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若要快步走出困境，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在小城镇建设的不同阶段上，均应正视所遇矛盾，从长远考虑。 前期规划阶段，应当紧扣地方领导执政观念因素，端正小城镇建设的目的，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念，着重规避不合实际的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严把立项关。措施上既要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完善素质修养、强化亲民意识，也要加强上级党委政府指导监督力度、探索新的政绩指标系统、增加基层民主评议。 中期实施阶段，应紧扣公共权力因素，完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及时纠正、制止和杜绝侵犯群众利益行为，规避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严格依法行政。属地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宜增加相关工作内容，取消多职能部门联合组建的“拆迁办”，将合法强制拆迁事权交还城建和司法部门，坚持按市场公平原则协商处理非强制性拆迁。 后期定型阶段，应当紧扣生产要素因素，着重解决好城镇建设已获成果与非房地产业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衔接，规避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分时分区开展小城镇建设，及时恢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纠正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给本地产业优化重组提供必要时间。已陷入小城镇建设异常轨道的经济落后县市，要摆脱倚重单一房地产业税源的局面很不容易，但长远发展决定了必须这样做。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的矛盾，是一个需长期面对的矛盾。该矛盾之所以具长期性，是因为城镇建设首先应满足人们聚集居住的条件需求；居住条件档次并不依循城镇大小截然不同，加上城镇其他功能需求，如区域性商贸、信息、文教科卫中心的功能，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建设所需单位投资量总要超过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承认该矛盾的长期性，不是否定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遵循小城镇建设的内在规律。化解其他三个矛盾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此贯穿全程的矛盾，就能在推进小城镇建设中维持合理的产业结构。成功化解该矛盾的前提，在于正确制定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实施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标是要活化本地资源，也就是挖掘本地天然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使之转化为新颖的可市场化形态。经济落后县市过去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中渐渐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又更容易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化本地资源的工作也就渐渐不能到位了。 理论上，中西部落后地区天然资源固然广袤，但从品位、聚集度、交通、技术、开发或加工成本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又缺乏明显的可市场化优势，故长期闲置。但不能不好好思考：如果你那里真没一点资源优势，域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怎么会来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天然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了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历史人化自然和现实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漫长历史中人们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范围涵盖“硬”性的古代遗迹、传统景观、各类博物馆以及“软”性的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道德准则、社会风气、制度构架、语言和艺术、生存安全度、交往信任度等等。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与优质自然资源同样重要。 现实中，经济落后县市往往忽视自身社会资源，尤其是忽视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软”性社会资源。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同时破坏本地有序化社会资源，譬如拆除数百年历史的商贸阁楼街，强拆民宅时出动警察甚至雇佣打手，怂恿各方哄抬房地产价格等等。保护有序化社会资源不够，合理开发利用空间缩减，可衍生的产业发展机遇也就没有了。 用创新精神来保护、开发和利用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活化本地资源的路子就宽广起来了。枚举三条：(1)保护或恢复原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如维持、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良好互信，能够增强人们定居和投资意念，提高已有房产利用率，拓延小城镇建设的边际效应。(2)开发利用现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如扶持管理规范的旅行社、增加本地旅游项目的宣传，能够促进旅店、交通等配套工程，增强小城镇建设的特定功能。(3)创新有序化社会资源，如将民俗风情、戏曲杂耍与旅游业、商贸业联袂登上一个独具色彩的信息平台，能够拓展本地农渔产品、食谱服装和历史人文景观的知名度，触发产业新机。 总之，小镇建设必须以促进本地产业发展为前提，发掘、保护和营造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乃是活化本地资源的一种高档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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