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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思想的论文1500字的标题

发布时间:2024-07-11 10:44:27

关于孔子思想的论文1500字的标题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庙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关于孔子思想的论文1500字

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至于解放后一度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最后导致“十年动乱”的发生,恰恰表现为文化专制主义,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而且另有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想根源

我眼中的孔子孔子离开我们已经二千五百多年了,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不识字,也许有人一生都没有阅读过孔子的书,他的道德观念、人生理想、处世方法,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的烙上孔子思想的烙印。他实在是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他是我们全中国人的老师。孔子,名丘,字仲尼。他的降生可乐坏了他那六十六岁、头发花白的父亲叔梁纥。但他并未能看着他长大,在孔子三岁时,他留下了孔丘与他的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糊口年少的孔子干过许多苦差:下地种田,放牧牛羊,给人看守粮草,替人做办丧事的吹鼓手……但这些困苦的生活并没有把他塑造成普通劳力。因为它生长在一个并不普通的国度——鲁国。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环境造就人才吧!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是唯一一个能用礼乐祭祀祖先天地的诸侯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沦为二等诸侯国,但在文化上仍保持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晚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幼年的这种文化氛围熏陶下对礼仪制度非常感兴趣。他和小伙伴们做游戏时,常把玩具当祭祀品摆设起来,模仿大人们祭祀时的各种礼仪动作。从十五岁起,孔子发奋读书,此后刻苦好学,熟练掌握了礼节、音乐、骑马、射箭、写字、算数六艺,精通六经。到三十岁左右,孔子已是远近闻名、学优品高的大师了。但在那个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孔子主张各诸侯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同时还应正名,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这些中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权利。因此,孔子的才能一直没能发挥。直到他五十一岁那年,他凭借他的才识与胆魄,在夹谷之会中,使齐国企图借会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破产。孔子初露锋芒,但它并未让孔子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鲁定公的没主见,贪图享乐,阳虎的叛乱掌权,终于让孔子明白,时不待己,若不趁年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因而在他五十五岁那年,他领着他的一批学生踏上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涯。十四年中,孔子和他的学生东奔西颠,奔波劳碌,在陈国、蔡国断绝了粮草,差点就饿死,有时又被形容为到处流窜的丧家犬,最终却一无所获。然而孔子却活得自在,他所到之国,必能听取那国的政事,就是凭借他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来得到的。他的人格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们每个人,尤其在他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学精神和快乐精神。这说到好学,孔子曾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为学也已。”而孔子自身也做到了发奋忘食的境界。的确,孔子这一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孔子曾向鲁国的音乐大师师襄学琴,一连学了十几天,师襄满意的说;“弹得不错。”让孔子另学一首新曲,孔子却摇头说,曲调虽然是掌握了,但技巧运用很不娴熟,又过了几日,孔子已弹得行云流水般动听,却仍不满意,因为曲子的蕴含道理还没有领会,直到有一天,孔子体会到曲子的作者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时,他才兴高采烈地认为他学好了一首曲子。还有我们孰知的成语韦编三绝,不也正是孔子勤奋好学的典故吗?孔子晚年读《易》,古时候的书是用牛皮绳把竹简编窜起来的,孔子反复读,《易》的牛皮绳竟断了好多次。还有一次孔子听韶乐的演奏听得细致入微,如醉如痴,以至“三月不食肉味”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一个刻板、无趣的老学究,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创造快乐哲学的人。 有一次,叶县的县尹对孔子的个性也很好奇,就问子路,说:“你们先生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呀?”哪知子路一时答不上来,只好回来告诉先生。孔子他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他呢:这个人呀!心中感到快乐时,就会把一切忧虑全忘了,连自己已经到了老境也浑然不觉。” 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邻居,对他大喊大叫道:“伟大呀孔子!你好像什么都会,却没有一样可以让你成名。”孔子听了,戏谑地对弟子说道:“是啊,我会点什么呢?是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算了。”那神态既是自嘲也是玩笑。 孔子对快乐的要求也极为简单,他曾说:吃着粗饭,喝着白水,曲着臂膊当枕头用,快乐就在其中了。所以,他对颜回的赞赏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快乐多么容易达到。所以当他的弟子曾哲说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遇到暮春三月的天气,穿着新缝的单夹衣,约上五六个朋友和六七个童子,一起结队去沂水边,清洗面手,一路吟风披凉,直到舞雩台下,大声歌咏一番,然后再慢慢地回家。”曾哲的这番话还没有说完,孔子就大声地叹道:“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呵。”从孔子的这个理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追求的是一种快乐而率真的生活。与其他文化中的大思想家相比,孔子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教诲都是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他教你怎么做一个人,怎么培养自己的修养。他的思想不是拒人于外、与普通人无关的,他教你的东西,就像是祖父与孙女的对话。因此我眼中的孔子真真切切的是个伟大的老师!

关于孔子的思想论文1500字

我眼中的孔子孔子离开我们已经二千五百多年了,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不识字,也许有人一生都没有阅读过孔子的书,他的道德观念、人生理想、处世方法,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的烙上孔子思想的烙印。他实在是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他是我们全中国人的老师。孔子,名丘,字仲尼。他的降生可乐坏了他那六十六岁、头发花白的父亲叔梁纥。但他并未能看着他长大,在孔子三岁时,他留下了孔丘与他的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糊口年少的孔子干过许多苦差:下地种田,放牧牛羊,给人看守粮草,替人做办丧事的吹鼓手……但这些困苦的生活并没有把他塑造成普通劳力。因为它生长在一个并不普通的国度——鲁国。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环境造就人才吧!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是唯一一个能用礼乐祭祀祖先天地的诸侯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沦为二等诸侯国,但在文化上仍保持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晚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幼年的这种文化氛围熏陶下对礼仪制度非常感兴趣。他和小伙伴们做游戏时,常把玩具当祭祀品摆设起来,模仿大人们祭祀时的各种礼仪动作。从十五岁起,孔子发奋读书,此后刻苦好学,熟练掌握了礼节、音乐、骑马、射箭、写字、算数六艺,精通六经。到三十岁左右,孔子已是远近闻名、学优品高的大师了。但在那个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孔子主张各诸侯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同时还应正名,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这些中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权利。因此,孔子的才能一直没能发挥。直到他五十一岁那年,他凭借他的才识与胆魄,在夹谷之会中,使齐国企图借会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破产。孔子初露锋芒,但它并未让孔子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鲁定公的没主见,贪图享乐,阳虎的叛乱掌权,终于让孔子明白,时不待己,若不趁年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因而在他五十五岁那年,他领着他的一批学生踏上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涯。十四年中,孔子和他的学生东奔西颠,奔波劳碌,在陈国、蔡国断绝了粮草,差点就饿死,有时又被形容为到处流窜的丧家犬,最终却一无所获。然而孔子却活得自在,他所到之国,必能听取那国的政事,就是凭借他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来得到的。他的人格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们每个人,尤其在他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学精神和快乐精神。这说到好学,孔子曾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为学也已。”而孔子自身也做到了发奋忘食的境界。的确,孔子这一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孔子曾向鲁国的音乐大师师襄学琴,一连学了十几天,师襄满意的说;“弹得不错。”让孔子另学一首新曲,孔子却摇头说,曲调虽然是掌握了,但技巧运用很不娴熟,又过了几日,孔子已弹得行云流水般动听,却仍不满意,因为曲子的蕴含道理还没有领会,直到有一天,孔子体会到曲子的作者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时,他才兴高采烈地认为他学好了一首曲子。还有我们孰知的成语韦编三绝,不也正是孔子勤奋好学的典故吗?孔子晚年读《易》,古时候的书是用牛皮绳把竹简编窜起来的,孔子反复读,《易》的牛皮绳竟断了好多次。还有一次孔子听韶乐的演奏听得细致入微,如醉如痴,以至“三月不食肉味”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一个刻板、无趣的老学究,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创造快乐哲学的人。 有一次,叶县的县尹对孔子的个性也很好奇,就问子路,说:“你们先生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呀?”哪知子路一时答不上来,只好回来告诉先生。孔子他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他呢:这个人呀!心中感到快乐时,就会把一切忧虑全忘了,连自己已经到了老境也浑然不觉。” 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邻居,对他大喊大叫道:“伟大呀孔子!你好像什么都会,却没有一样可以让你成名。”孔子听了,戏谑地对弟子说道:“是啊,我会点什么呢?是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算了。”那神态既是自嘲也是玩笑。 孔子对快乐的要求也极为简单,他曾说:吃着粗饭,喝着白水,曲着臂膊当枕头用,快乐就在其中了。所以,他对颜回的赞赏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快乐多么容易达到。所以当他的弟子曾哲说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遇到暮春三月的天气,穿着新缝的单夹衣,约上五六个朋友和六七个童子,一起结队去沂水边,清洗面手,一路吟风披凉,直到舞雩台下,大声歌咏一番,然后再慢慢地回家。”曾哲的这番话还没有说完,孔子就大声地叹道:“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呵。”从孔子的这个理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追求的是一种快乐而率真的生活。与其他文化中的大思想家相比,孔子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教诲都是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他教你怎么做一个人,怎么培养自己的修养。他的思想不是拒人于外、与普通人无关的,他教你的东西,就像是祖父与孙女的对话。因此我眼中的孔子真真切切的是个伟大的老师!

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庙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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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

提起孔子的思想,也许是受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时期对孔子的大肆批判的影响(如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厌烦、排斥乃至有意无意的疏远然而,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谁也不能阻止有着蓬勃生命力和真理性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在经历了长期的肯定和倍受瞩目,又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否定批判和倍受冷落鄙弃之后,历史的车轮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春天;而孔子的思想在经历了如此长期、复杂和坎坷的遭遇后,也迎来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她正在逐步地为新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熟悉和关注,透过她饱经风霜的脸庞,我们渐渐读懂了她那深沉、忧郁而又闪烁着睿智光辉的眼睛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辩证法吧在现代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否还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应用?或者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否对现代教育有过和仍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通过对孔子教育思想各方面的论述和考察,比如教学目的和内容、治学态度、教学经验和方法以及它的影响及历史评价,从而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孔子的教育目的及教育内容  关于孔子的教育目的,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论孔子》中曾给予了简洁明确的论述,那就是“他的教育,主要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文),熟悉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社会制度及贵族的威仪(礼),有艺术修养(诗、乐),并特别注重贵族的道德实践(行)”  孔子的教育内容又包括哪些方面呢?主要是四方面,即“文、行、忠、信”孔子教的“行”“忠”“信”是属于宣传奴隶制的道德规范方面;而整理古典文献,则是孔子教学内容属“文”的一面那末相比之下,这几方面的内容中哪一方面显得更为重要呢?孔子主观上认为文化知识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只是占据比较不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一工作客观上对中国文化传播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比在行、忠、信方面要大的多可以说,以后历代推传的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后学不断整理、补充和发挥而流传下来的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按艺即六经)折中于夫子”  孔子主观上认为“文”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比较不重要的地位,相对来说更为推崇“行”“忠”“信”,也就是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践行,这是孔子的本意然而后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穷经”中去特别是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一跃而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取得了其他各家无可比拟的优越地位,而儒家思想和典籍也自然成为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唯一标准于是读书人为了搏取功名,便不能不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和钻研六经中去而由于当时的经学译著又特别繁多,面对浩繁的经书,一个人从小时起跟老师学习经书,即所谓的师法,再到后来自成一家之言,往往直到年老方能穷尽一本经书这也就是所谓的“皓首穷经”这也是汉代及以后历代朝廷官吏以老年人居多的重要原因这种风气流传深远,直到宋代才得到一些改观可以说,历史跟孔子开了一个大玩笑,而这又决不仅仅是一个玩笑中国近代贫穷落后、被动挨打,被列强肆意践踏和分割的屈辱历史的出现,我想应该与这一风气与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而这又绝非孔圣人的本意后人却非要将这笔帐算到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头上,这对孔子来说,真是未免有些太不公平了  在对孔子的教育目的及内容有了一定的认识后,下面让我们谈一下孔子教育思想中有关治学态度方面的问题,而这其中有许多光辉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汲取的  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及历史评价  可以说,儒家的教育思想无疑对后世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在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上在教育目的上,它所规定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始终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坚定信奉的金科玉律;而在教学内容上,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则成为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从西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的科举制,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其考核内容无有例外虽然在某些朝代和历史时期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如秦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及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根据门户和等级选拔任用官吏),但这些都不足以抵消其作用和影响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孔子作为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他的思想中有很多内容是消极的乃至反动的正如陈景磐先生所说,“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它乃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宗法制度,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总的说来,孔子的教育思想无疑应该是民主的、进步的、积极的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社会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并且在隋唐时期形成了著名的“东亚文化圈”,其核心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直到今天,儒家思想在推动东亚诸国如新加坡、韩国、日本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功不可没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的今天,使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新世纪的曙光中重新焕发出青春和生命的活力,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志于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甘于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的文化人,应该勇敢地挑起这份重担,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再次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浅谈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不仅以其伦理道德思想著称于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独到之处以往,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但笔者以为,孔子并不保守,其呼吁“克己复礼”、称赞周礼“文哉”、盼与周公梦中相见等,只是他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孔子时代,国民政治观念在诸子中普遍存在所谓国民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打破贵族政治垄断当时,春秋诸侯国的内政由许多大家族垄断而国民政治思想反对垄断,主张刑无等级,法无贵贱,黜陟开放孔子顺应了这种趋势,主张用人应该更器重“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穷困潦倒的下层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于别人他培养和鼓励下层弟子发奋好学,苦心修养,乐以忘忧,而不像法墨两家那样指责人主不慧、环境不公,把升迁的希望多寄托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励下,子路敢称治“千乘之国”;冉求称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公西赤虽自谦,不敢称为一国之宰,但也给自己安了个为祭祖礼仪做赞礼的重要角色子贡凭“货殖”本事游走列国,声望不下诸侯孔子以这种国民政治意识传及后世,无数平民书生自我砥砺,不惧权贵、敢斗恶势力,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说,孔子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等级开放,更要求知识分子们主动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  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以保护人为基点,首先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法家以待狗马禽兽之心态引导民众的物质欲望为君所用,孔子则敬民如神,“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强调“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关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强调人的尊严,关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上可见,仅仅打破等级封闭,还不能作为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最后标准,还要看怎样打破,是在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高中打破,还是以退化与落后为代价打破孔子的思想属于前者,所以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层次更高一畴  诚然,从形态上看孔子的表现似乎有点保守,对等级的开放表现不够激进但他侧重于人的精神的开放、人格的开放,把精神、人格与身份、财富分开,只以个人的修养论高下,其内涵、角度、层次及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大大超越他人对周礼等级制,孔子也有实质性的削弱周礼虽为道德而设,但道德寓于特权之中,贵族们以彼此尊重特权为守道德孔子凸现周礼中的道德层次,用人格平等的道德代替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他强调等级中的高低上下只是角色不同,无人格上的贵贱,并且主张君主在道德关系中履行义务更应该主动,“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虽然没有提出废除特权,但其强调的人格平等精神,为从根本上消除特权打开方便之门孟子后来能说“途之人可以为尧舜”,并以一介儒生,不顾人主之尊,敢对诸侯王“色勃然”、辞锋激烈,无疑是受到孔子精神的感染  孔子对旧等级不仅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设主张他主张在传统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设精神境界等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里,“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级,但这等级却与血缘、官品无关“君子”者不必是贵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贫寒无势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养水平为准孔子精神等级的设立,冲击了旧的等级框架,为平民的自尊自信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此看来,孔子不但不保守,而且有一定的超前性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庙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关于孔子思想的论文1500字怎么写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庙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我心目中的孔子作文我心目中的孔子我心目中的那位孔圣人离我们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虽然他已经不在我的这个高度文明的时代,但是他的思想仍活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位老人的那些儒雅的思想。记得,我跟着语文老师背诵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有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时的我对孔老圣人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他的许多的教育思想,在我的学习当中,还是比较适用的。另外,他讲述的许多做人的道理,至今我还是需要借鉴的。例如,“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我做人的基本标准之一。我读了孔子的生平,对孔圣人的做人这方面是值得比较称道的。鲁昭公让他去管理仓库,他就去把这差事作的井井有条。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无论孔子做什么事,都是从一点一滴做的。其实,我们之所以把他称为“圣人”,是因为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在做人上确实是达到了人生的很高的境界。孔老圣人不光是我的教育老师,他也是我身边生活的一位指路人。每当,我在生活上感到失意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孔子在失意的时候,仍然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最后在不起眼的事情上成功,像我这样的泛泛之辈更应当把精力投入的自己的目标上去。在我的心目中,孔圣人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对自己的弟子时那么的有礼,而他的弟子又那么的尊敬他。另外,孔老圣人甘愿屈身向路边的孩童请教问题,丝毫没有失去学者的风度,他俨然把自己看作了一位过路的老人。孔子,不只是指的是孔圣人,也暗含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两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现在还影响着我所在的时代的人。没有他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没有礼道,我也会变得不那么精彩。我心目中的孔子,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又是一位人哲圣人。孔老圣人,是我从小认识的老师,也是我的亲密的儒者。他的思想,已经扎根于我们以及身边人的心目中,让我们更有选择的去继承他的儒家的文化。我心目中的孔子在孔子墓前,凝视着那荒草掩盖下的巨大土堆,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毁也罢,誉也罢,风风雨雨,他都默默无言地独自承受。他不会再爆发,也不会灭亡,只是在那里、在世人的毁誉中,把血肉变成了白骨,但谁都不会无视他思想的存在。坚强如他。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饱经人生的苦难,却始终坚强乐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所有人生的苦难都如同烈火淬钢般催熟他年轻博大的思想,个人的苦难比起大道之不行又算得了什么。可是,在那个功利霸道横行的时代,没有哪一个君主能够施行他的主张,他就那样孤独而倔强地坚持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毫不绝望、不知疲倦地周游列国、传道授业,渴望大道能够在未知的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宽厚如他。在一个秩序混乱的泱泱大国里,他的思想维系了一种最起码的社会和人性的平衡。他历来主张政教分离,“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绝不把希望寄托在毫无根据的来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对生命本身的敬重作为“为政”的起点和终点;“以直报怨”,以此张扬生命的尊严,决不隐匿自己的不满和仇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他终生追求的理想,那里,没有阶级、没有等级,有的只是老者、朋友、少者。兼容博大如他。他从来就没有说过,信我者得富贵,不信我者入地狱的话。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就如同一个坦诚长者,把爱推己及人乃至整个世界,他的弟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日,极端利己主义的膨胀带来了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自私、焦虑、仇恨如同瘟疫威胁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样一个呼唤安全、责任和道义的世纪里,孔子的思想便更加显得光辉灿烂,面对战争和恐怖,孔子所说的“和为贵”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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