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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04 05: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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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于7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其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时双方准备就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着手进行谈判。期间,普京明确提到,两国关系现有的坚实基础来自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和******主席的不懈努力。而他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制定发展两国关系的长远目标。俄决心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要“不断努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水平”。1这一切都意味着普京任内的俄罗斯将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这一既定的长远目标,表现出俄罗斯在新世纪中对中俄关系政策上的连续性。而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中俄这两个因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而决定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域战略状况的变化,甚至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分化和改组的欧亚大陆中最大的邻邦。人们不禁要问,中俄两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在21世纪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中俄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究竟又会怎样发展呢?本文拟从中俄两国现有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自安全环境等几个角度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作简要的分析。 一、中俄两国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91年12月,中俄两国在原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随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的首次访华,中俄两国以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协议文件等条约法律形式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的:“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外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等等。2 1994年9月2日至6日,******主席访问俄罗斯并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等重要文件则把中俄关系推向了“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3。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得两国相互信任得到增强,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此后,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合作务实进取,不断探索新路子;两军互访增多,军技合作坚强;外交合作领域拓宽,对许多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绝大部分得到解决,中俄关系出现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6年,“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4。1996年4月25,中俄两国首脑在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决定对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5。年底,中俄两国又达成了包括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国防问题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重要协议, 这样,中俄两国在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开创了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的先河,并使之成为有效机制。如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自1997年起年年举行会晤,并使一年一度的会晤机制化便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如果包括普京总统这次访问在内,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了八次最高级会晤,两国总理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经会晤又先后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等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总共签署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超过10以上,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得到了确定,并解决了诸如两国边界堪定,边境裁军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磋商,在2000年到来之前,俄中边界得到了法律上的确定,且98%以上已得到标定。”6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俄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各项包括“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不谋求霸权,也无意扩张”,“不对抗,不结盟”的原则在内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的签署,使得中俄两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正如******主席在会见普京时所说的:“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深化睦邻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是我们对俄关系的既定方针。”7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俄两国作为两大邻邦,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 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普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现状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投资严重不足,且每年须偿还大量巨额外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几乎下降了50%”。针对这个现象,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一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的危险。”并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8 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普京在就任代总统期间,成立了由200多名经济专家组成的“战略发展中心”,着手制定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强国富民”的竞选纲领。当选俄罗斯第三届总统以后,普京依然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于振兴经济,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治国方略,探索强国之路。譬如适度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高科技拉动经济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整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等。7月8日,普京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他尤其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振兴经济,主张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经济;在外交方面,突出强调国内利益,强调国内利益高于国外目标,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要求俄罗斯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以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埋头进行经济建设,重振大国雄风。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来之前成功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正着力实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提出在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程度,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扩大国际合作,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俄两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俄总统普京上任后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治国方略,要求两国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由于两国具有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特点,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现代化,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双边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各自争取国际和平、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前不久普京总统在给******主席的信中强调的,俄罗斯为了实施制定好的10年经济改革计划,尤其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事实上,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早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启动。1992年两国贸易从1991年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1993年更增加到78亿美元,1996年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68亿美元。但是,此后至1999年底,两国贸易依然在60亿美元之间徘徊,离开两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双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乏,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困难和频仍的金融危机,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个体倒爷和小企业作为易货贸易主角以及包括投资、信息和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利条件都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两国面临都因要加入世贸组织而必须削减其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要求,使得两国贸易增长很难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两国贸易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互补性以及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俄经贸发展从长远看,其前景依然广阔。譬如,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资源短缺,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实现从(俄罗斯)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其它地区向中国输入天然气的庞大计划,能够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能源和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合作利益是俄中在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广泛的战略合作的基础”9;中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已于1999年10月正式开工,也为两国开展大中型长期项目合作树立了典型范例;此外在航天领域,在农业开发及轻纺家电产品方面,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显而易见。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俄中贸易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阶段看,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长期任务是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让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0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日美合作防卫指针以及美国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等的相继出台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对此,我们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这其中的国家利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主席在1996年11月19日会见俄罗斯外长时也指出,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12******主席的这一番话正是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说出的语重心长的话。 1999年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为借口,绕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武装干涉。这一行为,使得联合国一度架空,大国关系严重失衡,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危险而深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北约不断东扩,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将其战略空间向东推进650-700公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威胁,抛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新干涉主义”,对中俄两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重大威胁。再则,美国要求修改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积极研制试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筹划将台湾纳入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提出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手划脚,使得中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迫使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明显加大。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弱俄、遏俄的战略企图的认识也更加清醒。俄罗斯在危机感空前加强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北约、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正如《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中国和俄罗斯对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忧虑和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外国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将严重破坏地区稳定。”13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互视对方为在多极化世界体系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包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14“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首先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强调这种企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5 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许多事关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遏止战略的巨大压力,都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和边境问题上都面临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弱化西方国家敌视性的对华对俄政策,遏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有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拓展道路。 基于以上各项分析,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作出以下几个结论: 建立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并有牢固的政治法律基础。普京总统与******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体现了俄罗斯新任总统对俄中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政策。新世纪中俄关系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并有望通过即将谈判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俄两国的经济现状及其发展战略,要求两国拥有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俄两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前景。两国在资源、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有望通过各种大中型合作项目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两国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加,真正做到“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使“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6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面临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美国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反对一极主导、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不仅可以稳定周边环境,更可以与西方求得平衡,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增大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鉴于普京实行“强国富民”政策,力图实现经济振兴,经济务实主义压倒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必将继续保持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心依然在欧洲。正如普京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所明确表示的:“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孤立于欧洲以及我们常说的‘文明世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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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发展是比较晚的。文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十七世纪以前,除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之外,俄罗斯文学是一片空白。十七世纪末彼得大帝向西方开放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俄罗斯文学才发展起来。  十九世纪初,随着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失败,俄军一直打到了巴黎。一些俄军中出身贵族的年轻军官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反而成了拿破仑事业的继承者。这就是十二月党人。他们反对农奴制的起义,虽然也以失败而告终,但给了农奴制俄国以最初的沉重打击。  这一切都为普希金登上俄罗斯文学舞台准备了条件。  早期的普希金,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把他的浪漫主义叫做“积极浪漫主义”以别于卡拉姆辛那样的“消极浪漫主义”。普希金的浪漫主义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俄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不再是西欧文学的复制品。十二月党人失败之后,他的创作更从浪漫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他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虽然由于它具有转变期特色,史论中一般将小说《红与黑》作为欧洲现实主义最早的作品,但《奥涅金》的发表比《红与黑》还要早些。可见这时的普希金已经站在时代的前列了。  从普希金开始,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一浪接着一浪,形成了欧洲文学中一个突出的高峰。而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高峰,也就成了一个突出的课题。  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由于1812年卫国战争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贵族革命的准备,加上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茹科夫斯基(1783一1852)。他的诗歌不接触社会主题,有迷惘朦胧的神秘色彩,但诗歌语言纯正、优美,对俄国诗歌的发展有良好影响。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早期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一1826)等。十二月党人诗人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专制暴政,揭露统治阶级对农奴的野蛮剥削,进行了革命的鼓动。  1825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从萌芽、形成到完全确立的时期。头二十五年中,克雷洛夫(1768一1844)以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的寓言,格利鲍耶陀夫(1795一1829)以揭露贵族当权者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初步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但现实主义的真正奠基者是普希金,上半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最大的代表是果戈理,以文学批评帮助确立批判现实主义的是革命民主主义前驱别林斯基。  亚·谢·普希金(1799-1837)是俄罗斯现代文学语言的创始者,俄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写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歌,表达了当代先进青年追求自由,失志贵族革命的思想。他的小说,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上尉的女儿》,以“小人物”命运为题材的《驿站长》等,表现了同情人民命运的民主思想,显示了作家朴素简洁的创作风格。普希金的代表作是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塑造了俄国贵族青年“多余的人”的第一个典型,被公认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米·尤·莱蒙托夫(1814一1841)是十九世纪的著名诗人兼小说家。他的诗歌和小说多半表达贵族革命失败后先进知识分子的苦闷、悲愤情绪,塑造由对现实不满而发出抗议的叛逆性格。他的著名诗歌有《诗人之死》、《帆》等。在小说《当代英雄》里莱蒙托夫描绘了三十年代贵族青年“多余的人”的肖像。  尼·瓦·果戈里(1809一1852)在确立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中起过特殊作用。他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死魂灵》揭露了俄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官僚和地主。果戈理的作品由于辛辣的嘲讽和幽默的讽刺相结合,收到明显的艺术效果。  维·格·别林斯基(1811一1848)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十九世纪上半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他倡导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派别),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俄国文学的主导倾向,促进了文学同解放运动更紧密的结合。他的重要文学评论文章有《给果戈理的一封信》、《论普希金的作品》、《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九世纪中叶,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六十至七十年代是文学杂志最为活跃的时期,最享盛名的杂志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办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这期间著名俄国文学家创作的文学名著以丰富的语言,鲜明的形象表现了俄国社会生活。  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是贵族出身的作家。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改良的办法废除俄国的农奴制,在艺术创作上忠于现实主义原则。两位作家都通晓俄罗斯文学语言,擅长描写自然景色和俄罗斯优秀妇女形象。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从不同侧面忠实反映 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全生活。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发表的《罗亭》、《前夜》、《父与子》等长篇小说描写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伊·亚·冈察洛夫(1812一1889)则熟悉俄国外省宗法制农村生活,以《奥勃洛莫夫》等长篇小说描绘出俄国农奴制解体的图画。后者刻画的“奥勃洛莫夫性格”已成为消极懒散、不劳而获、不求进取的代名词。  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主张以农民革命手段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杂志活动都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一1878)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全面描绘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的情景,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情绪。米·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1826一1889)发扬果戈里的讽刺传统,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大的讽刺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戈洛夫略夫一家》,以暴露没落贵族阶级的粗野、残暴、假仁假义、贪图享乐、腐化堕落为内容。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促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一1861)继承先驱者别林斯基的传统,利用《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发表一系列美学论著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宣传唯物主义美学思想,捍卫文学的批判倾向,揭示文学在教育和改造社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杜勃罗留波夫的主要论文有《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惨透的程度》和评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四篇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塑造了新型革命家形象,成为几代青年的教科书。  七十年代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作家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人们心灵的观察,创作技巧也更加成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走向高峰阶段。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对同代和后代西欧作家有影响的俄国小说家。他以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穷人》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六十年代以后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描述了城市贫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又痛苦的感受,显示了作家洞察和刻画人们心理活动的才能。但他的作品也表露了他思想上的矛盾——真挚地同情生活毫无保障的下层人民,热烈地向往道德高尚的美好生活,却找不到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只希望凭借宗教信仰的威力,在容忍和顺从中去寻求解脱。  列·尼·托尔斯泰(1828一1910)是俄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的名著丰富了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长篇小说分别通过描写历史事件、家庭关系和贵族地主同农民的矛盾展示俄罗斯生活的画面。作家的晚年作品写出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性,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蕴藏在俄国农民心中的愤懑情绪,也表现了作家本人世界观的矛盾。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俄国贵族地主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罪恶,但又宣传了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安·帕·契诃夫(1860一1904)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创作成就在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他的短篇小说文笔精炼,形象鲜明,思想深刻,通过细小故事情节,或表现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苦恼》、《万卡》等);或揭发专制警察制度下忠实奴仆的愚蠢与专横(《变色龙》等);或讥笑小市民的庸俗习气;或暴露知识分子生活的空虚;或反映社会的黑暗(《第六病室》、《套中人》等),都能收到以小见大的社会效果。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大多反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1905年革命前夜俄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以及他们对健康生活的憧憬和朦胧追求。契诃夫的戏剧朴素而含蓄,具有哲理性,受到剧坛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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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于7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其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时双方准备就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着手进行谈判。期间,普京明确提到,两国关系现有的坚实基础来自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和******主席的不懈努力。而他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制定发展两国关系的长远目标。俄决心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要“不断努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水平”。1这一切都意味着普京任内的俄罗斯将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这一既定的长远目标,表现出俄罗斯在新世纪中对中俄关系政策上的连续性。而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中俄这两个因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而决定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域战略状况的变化,甚至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分化和改组的欧亚大陆中最大的邻邦。人们不禁要问,中俄两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在21世纪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中俄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究竟又会怎样发展呢?本文拟从中俄两国现有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自安全环境等几个角度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作简要的分析。 一、中俄两国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91年12月,中俄两国在原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随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的首次访华,中俄两国以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协议文件等条约法律形式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的:“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外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等等。2 1994年9月2日至6日,******主席访问俄罗斯并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等重要文件则把中俄关系推向了“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3。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得两国相互信任得到增强,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此后,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合作务实进取,不断探索新路子;两军互访增多,军技合作坚强;外交合作领域拓宽,对许多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绝大部分得到解决,中俄关系出现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6年,“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4。1996年4月25,中俄两国首脑在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决定对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5。年底,中俄两国又达成了包括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国防问题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重要协议, 这样,中俄两国在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开创了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的先河,并使之成为有效机制。如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自1997年起年年举行会晤,并使一年一度的会晤机制化便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如果包括普京总统这次访问在内,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了八次最高级会晤,两国总理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经会晤又先后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等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总共签署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超过10以上,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得到了确定,并解决了诸如两国边界堪定,边境裁军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磋商,在2000年到来之前,俄中边界得到了法律上的确定,且98%以上已得到标定。”6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俄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各项包括“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不谋求霸权,也无意扩张”,“不对抗,不结盟”的原则在内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的签署,使得中俄两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正如******主席在会见普京时所说的:“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深化睦邻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是我们对俄关系的既定方针。”7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俄两国作为两大邻邦,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 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普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现状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投资严重不足,且每年须偿还大量巨额外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几乎下降了50%”。针对这个现象,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一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的危险。”并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8 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普京在就任代总统期间,成立了由200多名经济专家组成的“战略发展中心”,着手制定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强国富民”的竞选纲领。当选俄罗斯第三届总统以后,普京依然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于振兴经济,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治国方略,探索强国之路。譬如适度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高科技拉动经济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整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等。7月8日,普京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他尤其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振兴经济,主张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经济;在外交方面,突出强调国内利益,强调国内利益高于国外目标,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要求俄罗斯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以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埋头进行经济建设,重振大国雄风。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来之前成功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正着力实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提出在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程度,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扩大国际合作,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俄两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俄总统普京上任后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治国方略,要求两国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由于两国具有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特点,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现代化,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双边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各自争取国际和平、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前不久普京总统在给******主席的信中强调的,俄罗斯为了实施制定好的10年经济改革计划,尤其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事实上,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早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启动。1992年两国贸易从1991年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1993年更增加到78亿美元,1996年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68亿美元。但是,此后至1999年底,两国贸易依然在60亿美元之间徘徊,离开两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双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乏,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困难和频仍的金融危机,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个体倒爷和小企业作为易货贸易主角以及包括投资、信息和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利条件都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两国面临都因要加入世贸组织而必须削减其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要求,使得两国贸易增长很难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两国贸易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互补性以及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俄经贸发展从长远看,其前景依然广阔。譬如,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资源短缺,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实现从(俄罗斯)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其它地区向中国输入天然气的庞大计划,能够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能源和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合作利益是俄中在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广泛的战略合作的基础”9;中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已于1999年10月正式开工,也为两国开展大中型长期项目合作树立了典型范例;此外在航天领域,在农业开发及轻纺家电产品方面,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显而易见。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俄中贸易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阶段看,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长期任务是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让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0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日美合作防卫指针以及美国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等的相继出台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对此,我们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这其中的国家利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主席在1996年11月19日会见俄罗斯外长时也指出,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12******主席的这一番话正是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说出的语重心长的话。 1999年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为借口,绕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武装干涉。这一行为,使得联合国一度架空,大国关系严重失衡,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危险而深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北约不断东扩,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将其战略空间向东推进650-700公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威胁,抛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新干涉主义”,对中俄两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重大威胁。再则,美国要求修改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积极研制试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筹划将台湾纳入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提出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手划脚,使得中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迫使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明显加大。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弱俄、遏俄的战略企图的认识也更加清醒。俄罗斯在危机感空前加强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北约、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正如《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中国和俄罗斯对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忧虑和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外国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将严重破坏地区稳定。”13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互视对方为在多极化世界体系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包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14“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首先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强调这种企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5 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许多事关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遏止战略的巨大压力,都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和边境问题上都面临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弱化西方国家敌视性的对华对俄政策,遏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有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拓展道路。 基于以上各项分析,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作出以下几个结论: 建立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并有牢固的政治法律基础。普京总统与******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体现了俄罗斯新任总统对俄中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政策。新世纪中俄关系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并有望通过即将谈判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俄两国的经济现状及其发展战略,要求两国拥有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俄两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前景。两国在资源、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有望通过各种大中型合作项目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两国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加,真正做到“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使“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6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面临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美国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反对一极主导、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不仅可以稳定周边环境,更可以与西方求得平衡,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增大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鉴于普京实行“强国富民”政策,力图实现经济振兴,经济务实主义压倒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必将继续保持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心依然在欧洲。正如普京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所明确表示的:“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孤立于欧洲以及我们常说的‘文明世界’之外。”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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