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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过马路议论文2000字解释

发布时间:2024-07-08 11:57:09

中国式过马路议论文2000字解释

(1)①“中国式过马路”是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②我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行为,因为这一现象表明:③许多人法制观念淡薄,不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④许多人存在从众心理,难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⑤“中国式过马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2)①要加大交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交通守法意识。②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树立珍爱生命意识。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克服盲目从众心理。评分建议:第一问答出任意一个方面即可给2分,最高给6分,第二问答出任意一个方面即可给2分,最高给4分。试题分析:(1)首先解释什么是中国式过马路,即集体闯红灯,其次阐述中国式过马路的危害,最后说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从道德低下、法律观念淡漠两方面回答。(2)遏制这种现象需要国家、交通部门、公民积极行动起来,履行责任,国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交通部门严格执法,公民遵守交通规则,珍爱生命,所以答题时主要从这三个角度说明即可。

中国式过马路由来已久,危害极大,且屡禁不止。我认为根本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看到别人都闯红灯,不自觉的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和约束,再加上民众普遍存在的法不责众心理,很容易就形成了闯红灯的群体行为。二是交通法规意识淡薄。我国大部分民众对于交通道路安全法和闯红灯的危害性了解程度不够,这也是中国式过马路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三是交通设施设计缺陷。社会竞争十分激烈,时间成本十分珍贵。然而一个红灯动辄90秒,通行时间往往只有十几秒,周围又缺少天桥、行人地下通道等交通设施,这就很容易导致闯红灯的行为。四是监管缺失。虽然法律上明令禁止闯红灯过马路的行为,但是由于我国执法力量、执法成本的现实因素制约,往往对于闯红灯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要想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难题,我认为应该加大媒体宣传和曝光的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官网、官微、短信推送等新型宣传途径,提高民众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科学设置交通设施,提高交通规划和管理水平,多建一些天桥、地下通道作为通行道路的补充。加大执法和监管力度,提高闯红灯行为的违法成本,同时招募交通引导志愿者队伍对行人进行引导、劝导。只有这样,中国式过马路的陋习才能根除。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这种行为会主动积极地进行去劝阻。最重要的是,我会以身示范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向身边的人传导遵法守法的正能量,为宣传交通安全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能走”。而在这个话题讨论中,“国人素质论”再次成为焦点。大量的观察表明:斗国城市文明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等,从而造成所谓“素质论”迷局。 我们观察行人乱穿马路现象时不难发现:道路越宽,车速越快,则行人乱过马路现象就越少;道路越窄,车速越慢,则行人乱穿马路现象就越多。当汽车拥堵时,宽阔的马路也会有行人乱穿的现象。这种乱穿行为的支撑是:行为博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凑够一撮人就能走”现象赖发的原因,当一个人过马路时,往往心理上不占安全优势,而当一群人时,心理上就占了优势;司机在行人出现违规时,也会因应急反应而减慢速度,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让其他行人领会从而加入违规行列,司机自然不得不踩刹车而让道行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理学现象。那么为何西方或香港等城市的交通密集区域,却较少出现这种现象昵?观察表明,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缓解行人的焦虑情绪。 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红绿灯规则涉及行人等待的忍耐度问题,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这个忍耐度是较大的,因为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国内有的红绿灯转换时长超过100秒,有的甚至达到了145秒。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的不耐烦表现。而且,研究者发现,“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人闯红灯不是百姓素质问题,而是设施与规则设计出了问题。 一条视线良好的宽阔马路限速50公里每小时是否合理?限速过低,自然产生大量的超速现象,这不是司机素质问题,而是交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从而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明显降低了事辆的通过效率,并因快慢不一形成车流不畅;二是交警难以执法而造成“法不责众”的观感。所有的交通规则,应该是以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的,这样才有利于疏导交通。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状况导致了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爵置之阍的不协调状况频频显现。道路拥堵了就建道路,而建设又使得道路更拥堵;汽车越多,事故越多,道路越堵;道路越堵,心情就堵,秩序就更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欧美国家早就认识到“扩充道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的现实,道路的建设会增加拥堵的节点,“混沌藏墓”(藏赫为“蝴蝶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拥堵不可能绝迹,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唯有政府提高设计意识,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礼让文明的动力。

中国式过马路议论文2000字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和红绿灯无关。”这句“中国式过马路”概括,引发网友普遍共鸣,成为热议话题。“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行人“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大凡到过西方的中国人,无不对西方世界中行人过马路的那种自觉意识,不见绿灯绝不横穿马路,即便是视野所及内无一辆汽车,而赞不绝口。行人如此,司机更是如此。今年八月底,我随凤凰网十大名博考察澳大利亚。从悉尼驱车前往首都堪培拉,一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赶路,我们的旅游大巴却不急不躁。司机匀速开车,从不超速,“安全”二字似乎镌刻在他的行车规则之中。当行人站在马路边上,似乎要通过。司机远远看到就减速,缓缓停在行人面前,用手势微笑着示意行人通过。即便是在高速公路,看到考拉一蹦一跳地横穿,也立刻减速刹车,让考拉安全通过。我坐在司机身边,不禁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司机说,“这是起码的,交通规则的制定,就要自觉遵守,这样才有章可循。尊重他者,其实就是尊重自己。”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常常让我们汗颜,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人家真文明,真守法。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的喟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了。在我看来,“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在中国,规则意识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最著名的便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则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除了法家思想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便去遵守和利用规则;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而闯红灯被监控纪录,最后疏通关系,不受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无权者的奢望。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有区别吗?无视规则的“农民习气”,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根深蒂固,难以纠正。中国人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交通规则,是现代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并且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呢?不单单是交通规则,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破坏规则,不是破坏“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而是挑战了规则的制定者。闯红灯,绝不会意识到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而对于一个习惯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追求自由变得相关,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而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规则,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只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当下发生的许多群体事件,一方面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事端,另一方面源自“凑够一撮人”的民众反规则习惯。“凑够一撮人”的诉求,有合法合理的,也难免有漫天要价,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的。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抢的暴行者,更是反面典型。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规则制定者的人本缺憾。在中国马路闯红灯,有时候是不闯灯根本过不去马路,信号灯时间太短,转弯的车辆太多,而且根本不让行人。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行人乱穿马路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国外城市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常让行人兜大圈。行人过马路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体现了城市对行人交通权利的关怀程度。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到那时,马路上的“流氓一小撮”也许就不再流氓了。知名时评家童大焕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弱者的服从”。而以人为本的善政,无疑是公民自觉参与的发动机。“中国式过马路”还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心态焦虑。为什么欧美先进城市的司机遇到堵车会排队等候前进?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喜欢变道?堵车时钻来钻去,其实也领先不了几米,反而加剧堵车。道理大家都懂,可就是停不下踩油门的脚。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闯红灯?不也就是从马路这头过那头,快那么几分钟。闯红灯是没素质的表现,这是现代人的常识,可大家就是忍不住“凑够一撮人马上走”。细想起来,这可能跟当今中国社会心理有关。我们处在急剧转型期,什么都追求“快、准、狠”,一停下来就担心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抓不住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急躁。国家经济也立下保八、保九的目标,不遗余力。似乎不能保住发展的快步伐,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要歇菜了。而欧美先进城市的市民心态平和,开车从容不迫。当中国发展不再匆匆忙忙,当各城市领导不再把十年二十年的经济目标压缩在自己短暂任期内,当中国经济不再是政绩经济而是民生经济,城市文化塑造出从容优雅的市民,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自然也就差不到哪里去。矫正“中国式过马路”,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一方面是公民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中国,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是因为大家都信奉“法不责众”、“法外有情”,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酒驾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的马路杀手,每年都有数十万鲜活生命,丧生在醉醺醺的车轮下。而自从酒驾入罪,以刑法打击酒驾违法行为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职业司机和私家车主的自觉习惯。打击酒驾之所以取得奇效,酒驾事故锐减,除了空前执法力度,更主要的是不管涉及到谁,一律刑拘,体现了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树立了法律应有的尊严与威严。如果制定规则者不执行规则,就会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规则形同虚设,就会成为政治粉饰。规则与法律是分不开的,在生活中倡导讲规则,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其实便是为了提倡法律意识,为法治的实现做贡献。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中国式过马路”的具象,折射当下中国政治文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长期存在差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法治的生命力,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权力自律,公民自觉,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好的制度,引导好的国民习惯;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国家文明。当中国人在红灯前自觉站立,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文明也就站立了。追问

中国式过马路由来已久,危害极大,且屡禁不止。我认为根本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看到别人都闯红灯,不自觉的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和约束,再加上民众普遍存在的法不责众心理,很容易就形成了闯红灯的群体行为。二是交通法规意识淡薄。我国大部分民众对于交通道路安全法和闯红灯的危害性了解程度不够,这也是中国式过马路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三是交通设施设计缺陷。社会竞争十分激烈,时间成本十分珍贵。然而一个红灯动辄90秒,通行时间往往只有十几秒,周围又缺少天桥、行人地下通道等交通设施,这就很容易导致闯红灯的行为。四是监管缺失。虽然法律上明令禁止闯红灯过马路的行为,但是由于我国执法力量、执法成本的现实因素制约,往往对于闯红灯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要想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难题,我认为应该加大媒体宣传和曝光的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官网、官微、短信推送等新型宣传途径,提高民众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科学设置交通设施,提高交通规划和管理水平,多建一些天桥、地下通道作为通行道路的补充。加大执法和监管力度,提高闯红灯行为的违法成本,同时招募交通引导志愿者队伍对行人进行引导、劝导。只有这样,中国式过马路的陋习才能根除。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这种行为会主动积极地进行去劝阻。最重要的是,我会以身示范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向身边的人传导遵法守法的正能量,为宣传交通安全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近来在微博上流行这样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什么意思?有人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还有图为证:在城市街头,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眼熟?也正为其司空见惯,甚至为人所不觉,所以一旦被贴上“中国式过马路”标签的时候,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类似现象还有不少。集纳到一起,着实令人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存在这么多不文明现象,很多时候不管有意无意,各种“中国式”做法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甚至到了不这么做,反而会不正常、不便利。这种吊诡的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潜规迭出,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为什么会这样?这既有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规则本身不完善的因素。如果一味指责公民素质不佳,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甚至也没有点中问题的要害。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中国式过马路议论文2000字怎么写

中国式过马路“简单的来说,就是凑够一群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不搭界。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但这往往会发生交通事故。每年七万人丧生交通事故,八成因交通违法导致,在这,就有一条新闻:在枣庄市,有三起是因为市民骑电瓶车和摩托车乱闯红灯酿出悲剧。我不禁为此感到悲哀,就是为了闯红灯,违法交通规则,这么活生生的人命就没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闯红灯,就不怕被罚款?甚至是失去生命?原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心里觉得别人都走了,自己再等的话就一傻帽,就这样每个人抱着这同一想法就造成了对红绿灯的视而不见,而且,中国人都不愿一个人闯红灯,因为太过显眼,万一有事“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帮手会很吃亏,但是现在有这么多的“战友”,随随便便就能拉一个来垫底,出于侥幸的心理,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就算出了问题,也不怕。很多中国人本来就喜欢跟随大众,而难以坚定自己的毅力,中国人的素质需要提高。人民的这种做法,是不文明的,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行人自身安全,也扰乱了交通秩序,大大影响了交通效率,由此可见,闯红灯有着多么大的危害!闯红灯这种不文明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上,在校读书的学生,也常常会有此现象。学生只需学习,为何过个马路,都要闯红灯?为此,我做了一些调查。有的学生是赶时间,因为怕错过了某些事情;有的学生是长期闯红灯而引起的坏习惯;有的学生是从众心理,因为看着别人都闯红灯直接走了,而自己却还在这里傻傻的等着,会被别人称作是傻瓜的,自尊心受到打击,面子上也过不去,干脆直接走;还有的学生是觉得交通灯转换时间太长,没有这个耐心去等待。这种“中国式过马路”着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素质修养问题和一个社会意识问题。对于闯红灯这不文明的行为,我们需要加以重视起来,否则又不知道会发生多少起悲剧事件。所以我在此给出一些建议:1、多给人民讲一些交通规则,以及交通事故,让他们能够重视起这个问题,珍爱自己的生命2改进交通信号灯的转变时间,缩短时间,就不会让人觉得等不及3加强防范措施,闯红灯的人要按照法律来处置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和红绿灯无关。”这句“中国式过马路”概括,引发网友普遍共鸣,成为热议话题。“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行人“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大凡到过西方的中国人,无不对西方世界中行人过马路的那种自觉意识,不见绿灯绝不横穿马路,即便是视野所及内无一辆汽车,而赞不绝口。行人如此,司机更是如此。今年八月底,我随凤凰网十大名博考察澳大利亚。从悉尼驱车前往首都堪培拉,一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赶路,我们的旅游大巴却不急不躁。司机匀速开车,从不超速,“安全”二字似乎镌刻在他的行车规则之中。当行人站在马路边上,似乎要通过。司机远远看到就减速,缓缓停在行人面前,用手势微笑着示意行人通过。即便是在高速公路,看到考拉一蹦一跳地横穿,也立刻减速刹车,让考拉安全通过。我坐在司机身边,不禁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司机说,“这是起码的,交通规则的制定,就要自觉遵守,这样才有章可循。尊重他者,其实就是尊重自己。”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常常让我们汗颜,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人家真文明,真守法。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的喟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了。在我看来,“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在中国,规则意识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最著名的便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则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除了法家思想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便去遵守和利用规则;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而闯红灯被监控纪录,最后疏通关系,不受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无权者的奢望。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有区别吗?无视规则的“农民习气”,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根深蒂固,难以纠正。中国人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交通规则,是现代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并且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呢?不单单是交通规则,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破坏规则,不是破坏“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而是挑战了规则的制定者。闯红灯,绝不会意识到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而对于一个习惯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追求自由变得相关,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而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规则,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只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当下发生的许多群体事件,一方面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事端,另一方面源自“凑够一撮人”的民众反规则习惯。“凑够一撮人”的诉求,有合法合理的,也难免有漫天要价,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的。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抢的暴行者,更是反面典型。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规则制定者的人本缺憾。在中国马路闯红灯,有时候是不闯灯根本过不去马路,信号灯时间太短,转弯的车辆太多,而且根本不让行人。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行人乱穿马路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国外城市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常让行人兜大圈。行人过马路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体现了城市对行人交通权利的关怀程度。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到那时,马路上的“流氓一小撮”也许就不再流氓了。知名时评家童大焕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弱者的服从”。而以人为本的善政,无疑是公民自觉参与的发动机。“中国式过马路”还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心态焦虑。为什么欧美先进城市的司机遇到堵车会排队等候前进?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喜欢变道?堵车时钻来钻去,其实也领先不了几米,反而加剧堵车。道理大家都懂,可就是停不下踩油门的脚。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闯红灯?不也就是从马路这头过那头,快那么几分钟。闯红灯是没素质的表现,这是现代人的常识,可大家就是忍不住“凑够一撮人马上走”。细想起来,这可能跟当今中国社会心理有关。我们处在急剧转型期,什么都追求“快、准、狠”,一停下来就担心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抓不住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急躁。国家经济也立下保八、保九的目标,不遗余力。似乎不能保住发展的快步伐,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要歇菜了。而欧美先进城市的市民心态平和,开车从容不迫。当中国发展不再匆匆忙忙,当各城市领导不再把十年二十年的经济目标压缩在自己短暂任期内,当中国经济不再是政绩经济而是民生经济,城市文化塑造出从容优雅的市民,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自然也就差不到哪里去。矫正“中国式过马路”,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一方面是公民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中国,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是因为大家都信奉“法不责众”、“法外有情”,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酒驾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的马路杀手,每年都有数十万鲜活生命,丧生在醉醺醺的车轮下。而自从酒驾入罪,以刑法打击酒驾违法行为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职业司机和私家车主的自觉习惯。打击酒驾之所以取得奇效,酒驾事故锐减,除了空前执法力度,更主要的是不管涉及到谁,一律刑拘,体现了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树立了法律应有的尊严与威严。如果制定规则者不执行规则,就会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规则形同虚设,就会成为政治粉饰。规则与法律是分不开的,在生活中倡导讲规则,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其实便是为了提倡法律意识,为法治的实现做贡献。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中国式过马路”的具象,折射当下中国政治文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长期存在差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法治的生命力,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权力自律,公民自觉,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好的制度,引导好的国民习惯;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国家文明。当中国人在红灯前自觉站立,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文明也就站立了。追问

中国式过马路议论文600字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答案  中国式过马路   字数: 600字  “红灯停,绿灯行”这样的口号大家小时候就都学过吧?!但是,现在成年人中有多少是做到的呢?  最近的新闻联播,很重视一个环节——“中国式过马路”。  刚开始,有很多人乱闯红灯,见到交警,有些人以极快的速度跑离现场;有些人,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解围;还有些人,用极端的方式摆脱交警。大家虽然都知道,也都明白,红灯亮时,是不可以过马路的,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全国各地都有闯红灯的现象,所以,交警和官方部门不得不采取措施了。  还记得一张照片,几个军人站在马路边,举着写有“反对中国式过马路”的标牌。当然,有些人已经有了教训,不再闯红灯了。但是,还有个别人仍旧死性不改,觉得:“红灯嘛!没什么用的!反正车子不可能见我就当没看见,一定会停下来给我让路的!我就随便走呗!”这种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就算车子不撞上你,车子为了让你,损失了时间,损人利己。并且,车子在刹车后有一个滑动的力,就像你刚跑完步,在冲刺时不可能立刻停下来一样。所以,闯红灯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这一点,还不禁让我想起了大和民族——日本。虽说,日本曾经对我们中国进行过惨无人道的侵略和杀戮,但是,日本在过马路方面确实是我们的榜样。在那里,红灯时没有一个人抢先过去,哪怕没车,哪怕赶时间,她们都会遵守交通规则。  后来,人们渐渐明白,红绿灯的重要性。都可以想象,没有这小小的指示灯,我们的马路将会是何等模样。赶时间算什么?难道比安全重要么?工作算什么?难道比平平安安一辈子重要么?  有些人说:“因为有中国的马路,才成就中国式过马路。”对,这是一个原因,绿灯时间太短,一些老年人,甚至脚步中速的小孩子、成年人都走不过去。可是,这只是个别,太多太多的闯红灯是因为心,没意识,没明白,红绿灯是什么。  红绿灯就是人们交通安全的保障!

近来在微博上流行这样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什么意思?有人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还有图为证:在城市街头,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眼熟?也正为其司空见惯,甚至为人所不觉,所以一旦被贴上“中国式过马路”标签的时候,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类似现象还有不少。集纳到一起,着实令人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存在这么多不文明现象,很多时候不管有意无意,各种“中国式”做法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甚至到了不这么做,反而会不正常、不便利。这种吊诡的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潜规迭出,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为什么会这样?这既有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规则本身不完善的因素。如果一味指责公民素质不佳,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甚至也没有点中问题的要害。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中国式过马路议论文1000字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和红绿灯无关。”这句“中国式过马路”概括,引发网友普遍共鸣,成为热议话题。“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行人“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大凡到过西方的中国人,无不对西方世界中行人过马路的那种自觉意识,不见绿灯绝不横穿马路,即便是视野所及内无一辆汽车,而赞不绝口。行人如此,司机更是如此。今年八月底,我随凤凰网十大名博考察澳大利亚。从悉尼驱车前往首都堪培拉,一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赶路,我们的旅游大巴却不急不躁。司机匀速开车,从不超速,“安全”二字似乎镌刻在他的行车规则之中。当行人站在马路边上,似乎要通过。司机远远看到就减速,缓缓停在行人面前,用手势微笑着示意行人通过。即便是在高速公路,看到考拉一蹦一跳地横穿,也立刻减速刹车,让考拉安全通过。我坐在司机身边,不禁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司机说,“这是起码的,交通规则的制定,就要自觉遵守,这样才有章可循。尊重他者,其实就是尊重自己。”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常常让我们汗颜,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人家真文明,真守法。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的喟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了。在我看来,“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在中国,规则意识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最著名的便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则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除了法家思想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便去遵守和利用规则;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而闯红灯被监控纪录,最后疏通关系,不受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无权者的奢望。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有区别吗?无视规则的“农民习气”,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根深蒂固,难以纠正。中国人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交通规则,是现代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并且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呢?不单单是交通规则,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破坏规则,不是破坏“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而是挑战了规则的制定者。闯红灯,绝不会意识到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而对于一个习惯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追求自由变得相关,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而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规则,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只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当下发生的许多群体事件,一方面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事端,另一方面源自“凑够一撮人”的民众反规则习惯。“凑够一撮人”的诉求,有合法合理的,也难免有漫天要价,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的。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抢的暴行者,更是反面典型。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规则制定者的人本缺憾。在中国马路闯红灯,有时候是不闯灯根本过不去马路,信号灯时间太短,转弯的车辆太多,而且根本不让行人。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行人乱穿马路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国外城市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常让行人兜大圈。行人过马路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体现了城市对行人交通权利的关怀程度。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到那时,马路上的“流氓一小撮”也许就不再流氓了。知名时评家童大焕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弱者的服从”。而以人为本的善政,无疑是公民自觉参与的发动机。“中国式过马路”还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心态焦虑。为什么欧美先进城市的司机遇到堵车会排队等候前进?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喜欢变道?堵车时钻来钻去,其实也领先不了几米,反而加剧堵车。道理大家都懂,可就是停不下踩油门的脚。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闯红灯?不也就是从马路这头过那头,快那么几分钟。闯红灯是没素质的表现,这是现代人的常识,可大家就是忍不住“凑够一撮人马上走”。细想起来,这可能跟当今中国社会心理有关。我们处在急剧转型期,什么都追求“快、准、狠”,一停下来就担心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抓不住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急躁。国家经济也立下保八、保九的目标,不遗余力。似乎不能保住发展的快步伐,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要歇菜了。而欧美先进城市的市民心态平和,开车从容不迫。当中国发展不再匆匆忙忙,当各城市领导不再把十年二十年的经济目标压缩在自己短暂任期内,当中国经济不再是政绩经济而是民生经济,城市文化塑造出从容优雅的市民,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自然也就差不到哪里去。矫正“中国式过马路”,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一方面是公民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中国,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是因为大家都信奉“法不责众”、“法外有情”,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酒驾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的马路杀手,每年都有数十万鲜活生命,丧生在醉醺醺的车轮下。而自从酒驾入罪,以刑法打击酒驾违法行为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职业司机和私家车主的自觉习惯。打击酒驾之所以取得奇效,酒驾事故锐减,除了空前执法力度,更主要的是不管涉及到谁,一律刑拘,体现了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树立了法律应有的尊严与威严。如果制定规则者不执行规则,就会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规则形同虚设,就会成为政治粉饰。规则与法律是分不开的,在生活中倡导讲规则,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其实便是为了提倡法律意识,为法治的实现做贡献。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中国式过马路”的具象,折射当下中国政治文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长期存在差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法治的生命力,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权力自律,公民自觉,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好的制度,引导好的国民习惯;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国家文明。当中国人在红灯前自觉站立,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文明也就站立了。

近来在微博上流行这样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什么意思?有人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还有图为证:在城市街头,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眼熟?也正为其司空见惯,甚至为人所不觉,所以一旦被贴上“中国式过马路”标签的时候,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类似现象还有不少。集纳到一起,着实令人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存在这么多不文明现象,很多时候不管有意无意,各种“中国式”做法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甚至到了不这么做,反而会不正常、不便利。这种吊诡的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潜规迭出,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为什么会这样?这既有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规则本身不完善的因素。如果一味指责公民素质不佳,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甚至也没有点中问题的要害。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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