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章人物研究论文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用世俗人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除年龄、外貌、金钱、地位外，他还有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被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赔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无辜的朱安。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他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终于逃出来了。鲁迅就以自己婚恋为题材，写了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 《伤逝》。里面的两位主人公涓生、子君折射了鲁迅、许广平的影子。 ;;; 《伤逝》创作的年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伤逝》写于1925年，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它以独特的角度，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作者以一般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所揭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这是由喜到悲的变化转折，是我们所深思的。 ;;; 谈及《伤》这篇文章时，往往给一般读者留下的印象便是：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写的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这自然不错，或者更深一步，会将它当作中国近代新作品中为反封建而宣扬爱情、主张个性解放的之一。这固然也不错。但究其两种印象而言，皆未抓住鲁迅先生写这篇《伤》的真正要旨--即批判走个性解放道路的脆弱性，向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揭示了社会解放才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而这些思想就是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对人物的塑造而表现出来的。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 ;; （一）、子君追求个性解放。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确是大无畏的。子君不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而且勇敢地喊出了个性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受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奋起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 （二）、子君与涓生成功地同居。共同志趣和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贴在一起，涓生因为看不见子君而感到“百无聊赖”，并为子君的安全忧心忡忡，“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一旦子君来到自己身边，他就感到内心充实，提着的心也就“宁帖”下来。子君更是为了和涓生恋爱，不顾一切议论和阻拦，毅然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她对路上遇到的各种敌意的眼光“全不关心”，两个青年人为着他们的纯真爱情和个人幸福，勇敢地跟周围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以两人的结合向封建社会予以强有力的回击。 ;; （三）、子君与涓生爱情的破裂。他们同居后，幸福和甜蜜的生活却没有多久就开始有裂痕。子君在建立小家庭后，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见识起来越短，经常和官太太暗斗。她沉入日常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是她生命中的缺陷。而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后，由于不能在浪漫中整合日常生活的现实内涵，不能对自我心灵进行扩容而不能整合性的生命，因而失去了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能力。面临生有危机时，如何处理基本“求生”的难题时，他却避免与爱人共患难，从而在不顾惜爱人或曾爱过的人的生死的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涓生虽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摆脱不了男权意识，最后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抛弃了子君，最后子君死去。而涓生在他的“悔恨和悲哀”中自责，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馆。涓生和子君这一对由浪漫转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也由此而收场。 ;;; 三、《伤逝》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三方面： ;; （一）、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里。 ;;;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孔乙己》（1）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作家以极俭省的笔墨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2）本质的具体表现。一个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弱书生，却被另一个读书人丁举人打折了腿，最后是死是活也不得而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孔乙己的悲剧呢？是科举，社会，还是个人？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既是整个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也是他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特征所致：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与“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与痴迷。而这一价值观念的形成对孔乙己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耳濡目染的教育，早已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渗入到孔乙己的心灵深处。但孔乙己却没有丁举人那样的幸运，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而长期为应试科举而埋头苦读的生活已使他手无缚鸡之力，不管孔乙己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连加入“短衣帮”的本钱与资格都已丧失，成了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而他越是在现实生活中屡次碰壁，越是受到人们的取笑和嘲弄，就越是渴望在“高人一等”的幻想中得到心理支撑与平衡。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孔乙己那“高人一等”的幻想如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越是沉迷于此就越可能丧失对社会与生活的抗争能力，越容易被抛入社会的最底层，但那“高人一等”的“精神胜利法”又恰恰是阿Q、孔乙己们惟一的心灵避难所。——其实只要稍具理性，孔乙己就不能不对自己那一套价值观念的虚伪与欺性有所认知，对自己凄惨的真实处境有所觉察，但他已习惯于像吸食鸦片一样躲进那虚假而脆弱的“精神胜利法”中遮蔽外来的风雨。一、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一个因素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封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路太难走，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毒害读书人，录取率极低，使得科举取士的范围极其狭窄。封建科举制度使读书人追求功名、鄙视劳动。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除了读书什么也不干，也不会干。孔乙己曾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始终没能爬上去，至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穷极潦倒，到头来却落得个乞丐似的境地。满口“之乎者也”，又穷酸迂腐，不会营生，这就注定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不是科举制度根深蒂固，孔乙己怎么会有着那般清高？他常常把做官与科举划等号，正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这就让孔乙己产生了自己总比劳动人民高一等的错觉，“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不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人们怎么会瞧不起孔乙己呢？孔乙己和丁举人同是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一个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一个中了举，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成了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人的最高权威。短衣帮们对丁举人敬畏有加，对比自己更穷困却以读书人自居的孔乙己便肆意嘲弄他，笑他穷极僚倒，笑他迂腐，笑他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卑贱鄙人，这更加剧了孔乙己的悲剧。不是科举制度的黑暗，孔乙己怎么会去偷窃？孔乙己“身材很高大”，穿的长衫“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有劳动能力却懒惰成性，成了一个不会营生的废物，为了活命，便开始了小偷小摸，穷途末路时，竟偷到丁举人家去，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看来，科举制度的确把孔乙己害惨了。二、冷漠的社会氛围是对孔乙己的又一打击社会环境的冷漠是孔乙己悲剧的重要原因。孔乙己是一个不幸者，他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冷酷的环境之中，人们自私冷漠，无情无义，给人一种冻僵了的感觉。这种社会是孔乙己悲剧的催化剂。对于孔乙己这样一个弱者来说，社会不仅没有关爱他，更为严重的是，人们还把他当作笑柄。老板的无情，长衫的不屑，“我”的鄙视，甚至短衣帮的讥笑，都深深地伤害了孔乙己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心。封建秩序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在这样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下，民众的活力、热情、同情心都被扼杀，变得麻木不仁，自私冷漠。在短衣帮的心目中也以为既然“学而优则仕”，那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孔乙己当然是劣货，只值得奚落和取笑。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与孔乙己同样在封建秩序中处于倍受压迫的社会底层，同样可悲可怜，所以他们对孔乙己这样一个不幸者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相反只知道哄笑取乐，在他们劳累而苦闷的生涯中寻求片刻的快乐。 孔乙己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子的苦人和弱者，用众人的哄笑来贯穿这样一个令人悲酸的故事，烘托和加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这种哄笑是麻木的笑，这使孔乙己的悲剧更笼上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的意味。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面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以乐境写哀，更令人悲哀，表示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作品反封建的意义就更加深刻了。如果人们给他关爱，我想孔乙己可能就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吧！鲁镇的酒店，以其备有曲尺形大柜台的独特格局而区别于其他地方，而位于镇口的咸亨酒店无疑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座。凡是进咸亨酒店喝酒的人，按照其不同的穿着打扮和饮酒方式，就可以清楚地判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有钱有势者穿着“长衫”“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钱无势者则穿着“短衣”，“靠柜外站着”，以“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长衫” 与“短衣”，“房里”与“柜外”，“坐喝”与“站喝”，“十几文钱一样的荤菜”与“一文钱一样的下酒物”，这种鲜明的对比，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正因为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表现得那样复杂：有的奉承，有的傲慢；有的猜疑，有的冷淡；有的责难，有的唠叨；有的担心，有的受气；有的监督，有的盘算。酒店老板认钱不认人，以势利的眼光看待酒客。对长衫主顾拼命巴结，唯恐侍候不周；对短衣帮不屑一顾，酒中偏要羼水；对小伙计极不相信，时常责备。短衣帮深知有钱者的阴险狡诈，对他们既不满又提防，而且累及小伙计。小伙计在掌柜的责难与顾客的冷眼中工作，两面受气，因而在冷漠中又显示出不满。这种跃然纸上的生活图画，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富欺贫、强欺弱、尔虞我诈的本质特点。正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孔乙己倍受奚落与摧残，逐步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悲剧性格。三、孔乙己自身悲观、懒惰的性格也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孔乙己自身的懒惰以及自甘堕落是孔乙己悲剧的主要原因。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活动，仅仅是他整个生活的片段。然而，这个片段又能够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饱受封建文化教育毒害的可怜虫。他曾读过书，灵魂深处浸透了孔孟之道，能说“满口之乎者也”的文言，又“写得一笔好字”，“但终于没有进学”。他向往科举，虽然连半个秀才也没捞上，又贫穷如洗，可是向上爬的思想依然没有丧失。他认为读书人高人一等，就自命清高，摆出一副读书人的臭架子，不会营生，也不屑与劳动者为伍。这就形成了他的独特性格：迂腐麻木，屈辱懦弱，好喝懒做。 在长期的封建教育熏陶中，孔乙己鄙视体力劳动，养成好喝懒做的恶习，不会营生，“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这样尽管生活窘迫，但做到糊口却并不困难。可孔乙己就是不争气，偏要去偷，自己断送了活路。俗话说：“命运之门由自己掌握。”孔乙己的命运当然应该由他自己掌握，但他却只幻想自己哪一天会坐在金屋里，俯视群儒，而并不为之付出任何努力。凡事不能靠别人，况且社会又那么黑暗，只有靠自己。孔乙己的好喝懒做，为自己种下了厄运的种子。这样看来，孔乙己的悲剧也是他一手造成的。总之，孔乙己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科举之害，社会之冷，自己之惰，正是这三者，导致了孔乙己以悲剧而告终。四、孔乙己悲剧的社会意义《孔乙己》不足2500字，但极为真切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生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被社会扭曲灵魂而最终被吞噬生命的悲剧性格。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已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残暴的统治阶级在疯狂的政治压迫和严酷的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利用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来奴役禁锢人们的思想。1905年，清朝政府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但盘根错节的封建文化教育依然还在继续摧残人们的心灵。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封建势力仍旧猖獗，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们拼命宣扬尊孔读经，封建文化教育的妖氛毒雾还在毒害着中国人民。就连所谓“维新”的学校，也是上午“声光电化”，下午“子曰诗云”。面对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鲁迅先生出于“揭露社会弊端，引起人们疗救社会的注意”的目的，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雄健的笔触，写下《孔乙己》这篇力作。由于鲁迅先生从幼年到中年亲受过封建教育的毒害，又接触过许许多多从科举途中沦落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因此，能以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出孔乙己这一典型性格，并通过他揭露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文章截取孔乙己一生中的一段生活，把最能显示孔乙己生活、性格和命运的情节浓缩在几个场面，这样写便使故事情节集中而凝练。作者通过小伙计的眼光，用了几个特写镜头把孔乙己的外貌，他的遭人轻视和奚落的情状表现出来，然后转入对孔乙己遭受残害即将死亡的描写。简简单单的故事情节依据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极其深刻的主题。通过作者的构思意图，我们清楚地知道19世纪末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所受的迫害及其人们的觉悟迟钝！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五、对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反思分析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了解当时社会的同时，我们更应从中反思，更应清醒、冷静的去思考同样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当今在人格培养、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及和谐人际关系的优越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当今社会，人们的知识结构、经济意识、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归根结底都源于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 “以人为本”的理念正在不断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庆幸之余，我们更应反思。1、 良好人格培养体制不断完善。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受教育体制及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养成了鄙视劳动人民，不愿与劳动人民为伍，好吃懒做、热衷功名、自命清高等不良性格，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造就着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能力，在人格上更具有来自群众，扎根农村沃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品格，更具有亲和力，“爱国守法、名利诚信”等是他们坚守的信条，更多的群众尤其如此，他们在继承传统美德诸如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等人的同时，人格的内涵也不断创新，适应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当然在健全人格培养中，也不乏滑坡现象，诸如知识界的剽窃成风、粗制滥造；商界的利欲熏心、取财无道；无业游民的好逸恶劳；教育方式上的重智轻德等，让人颇感忧虑，如此诸多不重视培养人格和人格沦丧的现象，会否就是当年“孔乙己”等麻木人群的影子，良好的社会氛围极美好的人格的养成，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但愿在当今的大好社会形势下，有关人士及部门更能“以人为本”不断健全人格体制，不断加强人格培养，使人格中的不良现象尽快消失。2、教育人才选拔机制不断优化，和谐社会正不断形成。近几十年来，人才的选拔机制不断得到优化，人才选拔多层面没、多方位、多途径，面向社会的科学选拔体制逐步完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自考、函授到其它各种进修，从纯文化知识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等，都使得当今的人才选拔机制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具有优越性。当年“孔乙己”所面对的单一的科举选士已成为历史。教育体制也在不断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教材不断更新，内容越来越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材不再束缚人的思想，图书和网路图书市场更是大放异彩， “八股文 ” （3）越来越让人不敢想象，基础教育改革正在逐步推行。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精神，社会各处都闪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5）的文艺思想火花。新的文艺及科技著作层出不穷，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无不体现着和谐社会人才选拔体制及教育方式的优越性。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仍不能忽视人才选拔教育中的缺陷。“高分低能”现象仍屡见不鲜，素质教育在某些地方仍有“形式”之嫌，束缚人性的“四书”“五经” （6）等时有挥之不去之势，高额的读书费用让人望而却步，如此种种，会不会出现“新八股”“新科举”，会否再出现几个“孔乙己”，我们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才选拔和教育体制会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大氛围中日趋完善，但愿我们各级教育工作者，能在大好大社会氛围中建言献策，顺从民意，顺应历史及社会实际，不断创新出更新的选拔人才及教育人机制方法，然更多的受教育者后正在进修的人们各得其所，不再步孔乙己的后路，为创建和谐社会尽一分力。3、 新型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完善。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当年在“咸亨酒店”的酒客取笑声中死去，在那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封建腐朽思想等因素影响还不能觉悟，人与人之间冷漠、猜疑，没有同情与爱心；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中，新型和谐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到处呈现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喜人景象。“非典”肆虐，各级领导沉着指挥，医护天使身先士卒；“洪涝”侵袭，各级民众捐资捐物，武警战士充锋陷阵；“贫困失学”各级组织举行捐募，陌生路人出手相助；特别像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界纷纷为贫困群体捐资捐物层出不穷，更是让人感到社会主义的温暖，更体验到了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充满人情味。我想，当年“在众人说笑声中，坐着用手慢慢走去”的孔乙己先生，如果还健在，会否再遭不幸，也不只会做何感想。当然，路见不平，见义不为的想象还大有人在，道德沦丧的也不仅仅是个别人，但愿再出几个鲁迅先生，能为“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高唱赞歌了，给那些麻木、冷漠、无聊”的看客们以警钟长鸣。为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呐喊助威”。总之，在咸亨酒店这个典型环境中生活的孔乙己，是一个被封建教育和封建势力扭曲了灵魂，最后无声无息地被吞噬了生命的典型性格。他的遭遇和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社会的无谓过客，他只能连狗也不如地在无人知息的情况下耗尽自己的生命。在孔乙己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千百年来无数堕落文人的共性：死啃书本，迷于科举，动辄满口孔孟经典，实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自命不凡而清高不已，只能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孔乙己与《儒林外史》中“中举发疯”的范进(7)，何其相似乃尔！当然，孔乙己本身具备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他自负清高而不歧视小孩，偶事偷窃而不拖欠酒钱，与人争辩常露屈辱懦弱，落魄潦倒仍旧好喝懒做，站着喝酒依然穿着长衫，生活无着还不忘上爬，有几文钱便傲慢不已，被打折腿还否认原因。如果说“疯”是范进的独特个性，那么“迂”便是孔乙己的独特个性。与范进一样，孔乙己是封建社会儒林画廊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其悲剧性格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造成的。鲁迅先生用笑中含泪的讽刺，深刻地批判了孔乙己性格中的迂腐麻木，屈辱懦弱，好喝懒做，又对他的悲惨遭遇寄寓某些同情。鲁迅塑造孔乙己这一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其用意在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深入剖析并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反观现在，当今社会在人格培养、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及和谐人际关系的优越性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我们的反思，正是为了长足的进步，由此观之，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买本《鲁迅杂文精选》。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论文研究
我有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习，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绝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绝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忘记我!”这个熟习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绝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作“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绝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近十多年来，之所以会出现对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指责，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因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对传统确实是采取全面而彻底的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确实是"全盘否定"的；另一方面，鲁迅在否定传统时的"语境"和真正用意，也没有真正认识鲁迅，只看到了鲁迅对传统进行的批判，而没看到鲁迅对传统的"价值重估"。
太多了！ 《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rse）李欧梵将鲁迅称为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着重从心理角度和艺术方面阐释鲁迅和他的创作：一、从鲁迅童年的家庭和教育及其早期的文学观形成，开始阐述作家成长的心智历程，以“公”和“私”表达他复杂思想内在的矛盾，特别强调当时研究中被忽视的后者，即他悲观的黑暗面。这种心理上的探寻，试图将其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暗含文本与作者的系联，特别体现在他惯用的隐喻中；二、从艺术方面强调作家的独创与伟大，主要将鲁迅的作品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传统背景中审视，强调作品的现代性；思考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生成的中间之地的阵痛，而这又恰恰是他所承担的内心痛苦的由来。关于本书的第三部分，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或许将是最易引起争议的一部分”，这给予了他研究中核心的自我意识，但是出于我个人的私心，竟不愿意去读，理解“战士”的鲁迅需要更多的冷静吧。值得一提的还有正当盛年的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先生,他的实证与思辨完美结合的治学风格,集中体现了中日两国传统学术的精华。他不仅翻译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竹内好的《鲁迅》、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把日本鲁迅学界最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而且拿出了《鲁迅与丘浅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论著,对《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和博文馆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翻译与研究。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一角,以后定会展现出更为宏大的气象与远大的前程。美国：美国在鲁迅研究方面有相当成就。威廉·莱尔是美国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著作《鲁迅的现实观》于1976年在伯克莱和伦敦出版，但中文译本迟迟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仅有一章《故事的建筑师 语言的巧匠》（An Architect of Stories and a Carpenter of Words）被乐黛云先生编入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即便如此，该书在当代鲁迅研究中仍然有很重的份量，特别是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普赛的《鲁迅与进化论》分9章，在自中国近代以来进化论的传播之思想史背景下，研究了鲁迅与进化思想的关系。《鲁迅与进化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踪中国鲁迅研究界如何评价、探讨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学术线索，并不时加入普赛个人的评价。普赛指出，青年鲁迅的思想通常被中国学者说成是受了达尔文主义及其分支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普赛引用美国著名的严复研究专家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Schwartz)的观点，认为鲁迅青年时代阅读的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实际上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攻击”。中国学者普遍把鲁迅的思想说成是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论的演进，普赛反对这样的描述，认为“鲁迅思想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变化”，“真正的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儒教徒”。认为鲁迅的思想几乎是不变的观点早在40年代就由日本的竹内好提出过，关于鲁迅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至少林毓生在70年代就有所阐述。普赛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上述看法并无多大不妥，问题在于普赛把这部专著的主要篇幅用于质疑、批驳中国学者上，多少显露了他精神深处还残留着某种“冷战”思维的痕迹，虽然普赛本人在理性上是想竭力避免重新陷入“冷战”思维的陷阱的。其他的比如哈里叶特·米尔斯、帕特里克·哈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或是美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或是创作有相当分量的鲁迅研究著作。韩国：在韩国，对鲁迅的研究始于1920年。从1927年在韩国杂志《东光》上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译文，到至今为止的80多年间，其译介随着韩国社会的发展从未间断过。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韩文出版，对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也有400余篇。有着独立运动家与民族诗人之称的李陆史，除了关注鲁迅作品的文学方面以外，更注重其社会功用性。这是独立运动家对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意识作出的极高评价。作家韩雪野接受了当时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革命精神，并把鲁迅看作是启蒙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与以上学者持不同意见的小说家李光洙，对鲁迅的作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虽然他承认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但是他对鲁迅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阿Q与孔乙己这样的人物持否定的态度。这与他本人推崇日本帝国主义有关，他为了自身的处境，轻视“阿Q”、“孔乙己”具有的历史内涵和启蒙意识，忽略“阿Q”、“孔乙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另外，他故意无视鲁迅文学的价值、文学中的批判精神以及作品中的启蒙侧面。有着“韩国鲁迅”之称、为学生运动精神支柱的李泳禧教授在《从鲁迅看今天的我们》一文中曾作过下面的表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鲁迅是多彩多样的，可是我所介绍的是在中国黑暗而混乱的社会里，作为思想家、评论家并将其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鲁迅。”他认为鲁迅自身的思想不仅以文学形态展现，并且被社会实践中的知识分子所称颂。所以李泳禧不把鲁迅看作一名文学家，而把他看作是一位实践知识分子。90年代以后，把鲁迅看作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倾向多少有点减轻，但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时期，鲁迅文学作为文学家本身的“文学”价值渐渐得到更多重视，这个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趋势。这时期学者们注重鲁迅作品的文学性、现代性。有关鲁迅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叙事特征和人物描写等文学方面的论文不断出现，还有以《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等文章为代表的鲁迅现代性研究也层出不穷。这些文章都注重鲁迅文学本身的价值，更深入地认识鲁迅，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比以前更巩固了。韩国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还有朴宰雨、金河林、柳中夏等欧洲英国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显示了稳扎稳打的求实精神。波尼·麦克道戈尔和凯姆·劳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属于文学史著作，其中对鲁迅的创作有较多的评述。在论及《野草》时，该文学史指出，“这些散文诗融记事、讽刺、怀旧、梦幻和短剧、打油诗等多种风格和技法于一体”，“《野草》在主观性、抒情性风格的探索上作了罕见的尝试”，“鲁迅对‘黑暗力量’的执迷构成《野草》的基本线索”。该文学史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作了更充分的评价，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从灵感和标题上都受了果戈理的恩惠，但它是完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篇同时使用文言和白话写作的小说，序言用文言写作暗示了这种语言的权威地位，而且文白并置暗示了《新青年》读者群需要被启蒙。当然，该文学史也显示了西方学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把鲁迅的小说当作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反映的这一传统的分析模式，比如对《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阐释，就基本把它们定位在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上，这恐怕也是受了中国国内学术界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法国本时期法国的鲁迅研究显得步履维艰，原计划出版的8卷本鲁迅作品集因资金问题未能出版，这对法国鲁迅研究者来说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米歇尔·露阿等“鲁迅小组”中的学者一如既往地热爱和研究着鲁迅。米歇尔·露阿给中国的刊物寄来《敬隐渔名字的来源》这样的考据性文章，解释20年代最初把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的敬隐渔姓名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其姓名每一个字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含义和象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90年代中期，米歇尔·露阿为中国画家裘沙、王伟君的《鲁迅之世界全集》作序，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画的《鲁迅之世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翻译工作，比起把汉语的鲁迅作品译成法语并不会容易，这种特殊的翻译“是两种感觉方式之间的纽带，两种文化之间思想沟通的桥梁，它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的画面常常“象闪电一般将鲁迅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在我们面前”，她感谢画家辛勤的劳作使人们更容易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德国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鲁迅选集》，选集的主持者是德国沃尔夫冈·顾彬，他撰写了长篇后记，后记对他本人学习汉语，走向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之路的历程作了勾勒，对德国学者翻译鲁迅作品基本情况作了回顾和评价，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各类作品作了细读，中间穿插了对欧美鲁迅研究成果的评价。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用德语出版了《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它的作者张钊贻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师(他在1987年出版过英文著作《尼采和鲁迅思想的发展》)，该书分5章论述问题：一、尼采到东方的旅程；二、奴隶价值的重估；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五、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该书最后的结论是：“通过融和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力量’，鲁迅把尼采带给中国，把中国带向世界。”苏联：苏联学者在鲁迅研究界也曾取得较高成就。但本人不甚清楚，网上也似乎绝少这方面的资料另：澳大利亚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有一定进展，然相关作品数量较少，因此不论。鲁迅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亚洲作家，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与怀念。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
鲁迅文化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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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针对鲁迅的作品,思想,流派，怎么给你呢,
鲁迅研究论文题目
我有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习，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绝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绝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忘记我!”这个熟习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绝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作“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绝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细胞膜内有两种主要成分：细胞质细胞核和细胞膜。细胞质中含有一些消耗和转换能量的结构，以及执行细胞功能的结构；细胞核内含有细胞的遗传物质和控制细胞分裂及繁殖的结构。
研究鲁迅方法论文
买本《鲁迅杂文精选》。
针对鲁迅的作品,思想,流派，怎么给你呢,
我有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习，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绝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绝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忘记我!”这个熟习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绝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作“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绝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