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死刑方面有什么论文题目

死刑制度的刑（诉）法学和犯罪学审查报告1.立法机关从来没有举证。2.这可以通过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死刑制度与堕胎、基于他人要求的杀人以及参与自杀、死亡帮助的刑法规定上的比较得出结论，这里仅仅就此提出问题，不作展开。3.因为还有死有余辜之说。4.要不，为什么要立即执行？除过该原因，再也找不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据；但是，消灭了个体的沉重肉身，并没有消灭罪恶的根源问题。5.社会达尔文主义。，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处决和解一方就是排除和解的纯粹报应。8.死刑消灭了行为人的将来；死刑犯不可能重新犯罪，再犯率为零。9.参见注（6），第741页。如果国家对面临的犯罪仅限于防止，就不会满足社会成员的公正需要，必然会重新回到滥用私刑上去。参见注（6），第64页。10. 指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的矛盾关系（Antinomie der Strafzwecke）。可以推测但不可证明的是，抵偿罪责意义上的公正的刑罚以理想的方式考虑到了一般预防的愿望，但是以威慑目的为重心纯粹以公众或政治所期望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结果来设计刑罚制度，会出现为了日益滋长的长治久安的公共福利思想而牺牲对于个体的刑罚公正的危险，死刑制度正是这种危险的残酷现实。， Clau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Grundlagen Aufbau der Verbrechenslehre. 3. Aufl.， 1997， . 他认为，刑罚服务于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刑罚的严重程度受制于罪责的程度，只要这种刑罚的严重程度对于特殊预防的需要是必要的并且不阻碍一般预防的最低要求，就不能超越行为的罪责程度。12.一般预防以犯罪学理论上的学习论为根据，也就是说，犯罪人之外的人，从对犯罪者的惩罚中学习到教训，从而，影响本人行为的选择，然而，学习论本身并不是能够自圆其论的知识论，因为它不能回答行为的第一个人又是向谁学习的？另外，犯罪学目前还没能回答自己的问题：人为什么去犯罪？人为什么不去犯罪？不去犯罪的原因肯定不会仅仅是由于刑罚的存在，要不然，就没办法解释：既然刑罚存在了而且不断地处罚犯罪人，但是每天都有而且将来肯定会有犯罪的发生？同时，社会心理学上的 “心理强制论”和犯罪学上的经济理性人论也是一般预防理论的基础。一般预防优先的刑罚理论容易导向治乱国用重典的重刑政策。， Thomas： Resozialisierung –die gute Seite der Strafe？ In： Muss Strafe sein？ Kolloquium zum 60 Geburtstag von Herrn Professor Heike Jung. .， 2004， S. 181-193. 借助于刑罚的再社会化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合比例的制裁来抵偿行为罪责并使得行为人得以改善。再社会化原则和思想，可以从国家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人权及人的尊严的根本原则中推导出来。再社会化，一方面是犯罪行为人对于国家的基本权利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是国家的宪法义务。任何犯罪行为人可以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其扎根于人的尊严中的人格发展权，这种人格发展权的尊重可以通过向其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并过上一种不再有刑罚的生活的方式得以实现。，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MschrKrim.， 1932， . Antonia Seitz，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Von der Beteiligung bedeutender Mediziner an Fragestellungen um Verbrechen und Straf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odesstrafe 1865 bis 1933， im deutsch-italienischen Vergleich. .，， Hans-J??rg. ??ffentliche Meinung， Kriminalpolitik und ， .这种疯狂化的一般现实程度还有待犯罪统计的进一步支持。17.这种对死刑判处和执行的感受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和法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实证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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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rich： Die Todesstrafe – ein unmenschlicher Atavismus. In： Klug， Ulrich ， Rechtsphilosophie， Menschenrechte， Strafrecht. Aufs??tze und Vortr??ge aus den Jahren 1981 bis 1993. 1. Aufl.，1994. .全理其：《法学研究》1999年第18卷第5期，第81页。20.一种不受目的构想所约束的正义诫命要求的纯粹的道义责任。21.尽管在制度上不可能，但是假如让作出死刑判决的刑事法官来执行罪犯的死刑，不知道会对刑事法官对死刑的选择有何种影响？刑事法官会不会成为血腥恐怖的法官？，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 1996， .第一次变化是从死刑－肉体刑/无期向有期徒刑的转移[结束于19世纪末]，与寻找人的尊严有关；第二次变化是从自由刑向控制－罚金刑的转移[结束于20世纪中叶]，与制裁的经济性有关。24. 关于反对死刑的理性理由，也可参考 Bockelmann， Paul： Die rationalen Gründe gegen die Todesstrafe. In ： Maurach， R. （Hrsg.）。 Die Frage der Todesstrafe. 1. Aufl.， 1962. Bockelmann 的著名论断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的理性理由是死刑的存在没有理性的理由。S. 139. 对死刑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可参考 R. Maurach， E. Schmidt， W. Preiser， . Jescheck， A. Portmann， E. Kretschmer， A. Huth， E. Müller-Meiningen jr.， A. Süsterhenn， P. Bockelmann， W. Künneth， K. L??with （Zw??lf Antworten）十二个回答者的一本书： Die Frage der Todesstrafe. .，，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in： SJZ， 1946， . Albrecht， .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EU-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China Legal Expert Seminar held in Beijing on 19 and 20 October 1998.公民个人对这种威胁程度的知悉权只能通过公布真实的死刑判处和执行统计数据信息予以保障；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得把该信息列为司法秘密。如果死刑判处和执行的统计数据不予公布或公布不实，有权公布的机关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上死刑判处和执行应当公布（不仅仅是个案公布，关键是统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义务。， Teil，.，2003，§ 3 Rn . 如果的刑法规范违反的刑法规范，在刑法学理上看来，前者应当是无效的，就得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但是在立法解决以前，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法官如果在寻找要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规范的有效性（该规范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规范）而恣意适用之，就会出现适用法律错误或失当的问题，从而动摇判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 “罪行极其严重‘’ 存在严重的不明确性，它是指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最严重程度的类型呢？还是指每一犯罪类型中具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呢？或者是最严重的类型中的最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schwerste Verbrechen oder Tatschwere？）29.通过对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访谈分析， Albrecht， Hans-J??rg教授认为当前死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律师将辩护过多集中于犯罪客观方面，主观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而实践中客观方面有时难以辩护；第二，法官判决缺乏一些规范性指导，说理不够，自由裁量权有时过大；第三，最好的辩护须建立在被告人与律师彼此的信任，这在中国有待加强；第四，律师辩护活动不应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其他阶段均应有律师参与；第五，律师获得的关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料十分有限；第六，律师辩护有时很难影响法院定罪量刑；第七，律师应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如怀孕、不到18周岁等法定减轻情节等；第八，律师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辩护技巧和方法。这八个问题是Albrecht教授在指导 “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 的实证研究项目的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30. Weigend，Thomas： Unverzichtbares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ZStW 113 [2001]， .只要认为侦查程序澄清事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法庭审理，原则上应该坚持：仅仅是法庭审理所得对于判决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同意，才能允许侦查程序的结果在法院的判决（Entscheidungsfindung）中直接予以采纳。直接把侦查程序的结果作为判决的基础是很危险的。31. 《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只能是尽快结束这种复核现实的违法状态。32. 要制定具体明确而统一公开的核准与不核准的标准，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和根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当然，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只能为该指导标准提供不核准的苛刻标准，如果提供核准的标准或者充当核准程序的法官，势必会违背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信念，从而危及自己的学术信誉。33. 历史上有过赦免的先例，宪法上也有国家元首的赦免权规定，但是在实体和程序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刑法毕业论文系毒品犯罪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1、论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及法律规制2、论法律的平等价值3、上市公司并购业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4、论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5、所有权保留若干问题研究6、网络金融犯罪的法律规制7、论公司合同风险及其规制8、论夫妻侵权的法律规制法辅9、逃税罪研究10、校园暴力的成因与法律防范11、正当防卫疑难问题研究12、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13、不真正不作为犯研究14、论交通肇事罪15、论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以上选题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摘要]：毒品犯罪已成为全球性的难题，世界各国都对其作了艰苦而持久的斗争，而毒品犯罪并未就此消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试图通过对毒品犯罪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总结出毒品犯罪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毒品犯罪刑罚体系进行划分，从而达到从法律角度完善对毒品犯罪的围剿，进而完善相应的综合治理与预防措施。文章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的基本范畴。首先简述了刑法学界对毒品的几种定义，并简要分析了上述定义的不足之处，进而得出自己对毒品的定义，并分析了毒品的特征。接着简述了刑法学界对毒品犯罪的定义，并简要分析了上述定义的不足之处，进而得出自己对毒品犯罪的定义。第二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的历史和现状。首先简要介绍了全球毒品犯罪的现状，接着介绍了我国毒品犯罪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历史时期毒品犯罪的立法沿革。第三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的成因。首先从历史的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接着从现实的角度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从而得出毒品犯罪成因-经济利益的驱动性和毒品易形成的瘾癖性。第四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类型的划分。此部分根据毒品犯罪的成因而相应的对毒品犯罪刑罚体系进行了划分，分为（1）非法生产型毒品犯罪，（2）非法经营型毒品犯罪，（3）非法消费毒品的犯罪，（4）毒品犯罪的连累犯。第五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与防范。此部分提出了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与防范的建议与措施。关键词：毒品犯罪成因分类治理预防毒品犯罪，自古有之，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能看到毒品犯罪的踪影。自从鸦片、可卡因等某些药物被人滥用成为毒品之后，人类就与毒品犯罪进行了艰苦并持久的战争，以期消灭毒品犯罪。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毒品犯罪在全人类的围剿之下，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染上这一社会疾患的人口和地区也越来越广泛，毒品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不同渠道的估计，全世界的毒品交易额已经超过了石油产品的交易额，甚至高于全球食品和教育事业的总投资。毒品不仅直接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重创，而且往往与杀戮、抢劫、盗窃等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相伴随，同时还对社会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消极影响，最为可憎的是它会消磨掉一个民族的意志和精神。中国人民对于毒品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前半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灭顶之灾和近乎亡国之恨刻骨铭心，永世不会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曾经令人难以置信地在短短几年之内彻底清除了这一社会顽症，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在短期内治理社会问题的一项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毒品从我国过境，先是吸毒，继而是贩毒和制毒也在我国从初期的死灰复燃再次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就达50 多万人，被截获的毒品数量成几何级增长，被抓获的制贩毒品的犯罪分子成倍增加。解决毒品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国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了。一毒品犯罪的基本范畴在探究毒品犯罪成因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毒品，如何界定毒品。只有明确了什么是毒品，才可能探究鸦片、海洛因等物质为什么会成为毒品。（一）有关毒品的争议学界对毒品的概念目前尚无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我国刑法学界对毒品的定义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列举式，如《刑事法学大辞书》中将毒品定义为长期吸食，注射后能使人逐渐成瘾的制品，如鸦片，海洛英，吗啡，高根，金丹等。①第二种是概括式，如《禁毒知识手册》认为毒品是指吸毒者非法使用的麻醉药和精神药品；②在《大禁毒》一书中，认为“毒品，是以各种方式吸收进入人体并最终给人带来危害的各种非食物的自然物品或化学合成物品。”③第三种是法条式，如《毒品犯罪惩治与防范全书》中，认为“毒品是根据我国新《刑法》第357条所规定的具有特定含义、范围和作用之物。不包括如砒霜氯化物之类可直接致人死亡的剧毒物品。”④我们认为上述三种定义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列举式定义虽然比较具体，明确，使人一目了然，但列举定义的限定性难以反映出毒品的全部，同时这种定义没有指出毒品的实质特征，无法与其他药品或嗜好品相区别。概括式定义虽然将毒品概括为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但该种定义的法律特征不明确。法条定义虽然将列举成和概括式方法相结合，指明了我国毒品的主要种类及毒品的特征，便于司法实践中认定和操作。但是，根据法条式定义，在我国，鸦片，海洛英，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是毒品，而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成瘾的麻醉品和精神药品也是毒品，国际公约规定的受控制的麻醉药和精神药品也是毒品，前者是一国法律的规定，后者是国际社会的统一概念明确，内容确定，但是因其附件的内容过多，范围广泛而不易了解。为此，有学者试图从毒品的特征角度来给毒品下定义，如杨鸿先生在其的《毒品犯罪研究》中将毒品定义为：“毒品，是指国家依法管制或禁止滥用的能够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⑤从这个定义可以归纳出毒品的三个特征，即毒品的成瘾性是毒品的本质特征；毒品的毒害性是其后果特征；毒品的违法性是其法律特征。杨鸿先生的这个定义，虽然涵概了毒品的三个特征，但并未突出毒品的本质特征。即毒品的易成瘾癖性。（二）对毒品概念的再定义综上所述，笔者给毒品下了如下定义，毒品：是指滥用后易形成瘾癖性因而被国家依法管制的精神药物和麻醉药品。这个定义不仅突出了毒品的本质特征-易成瘾癖性，同时又突出了瘾癖性的形成是因为对毒品的滥用，故毒品是要受到国家法律所管制的。所以，笔者给毒品所下的定义既涵概了毒品的三个特征，同时也突出了毒品的本质特征。下面笔者对毒品的三个特征加以分析，从而来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首先，毒品的易成瘾性是毒品的本质特征。成瘾性在医学上也称为“药物依赖性”或“药瘾”是指由于反复使用某种药物而产生的躯体依赖成心理依赖。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状态，有的还产生耐药性。躯体依赖性是指反复用药使身体机能状态改变，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生理变化，生化变化，神经细胞适应了药物的存在而产生的耐受性，用药者必须连续使用，使药物在体内保持一定的浓度，以保持身体机能状态的相对稳定。而当成瘾物被停用后，就会发生撤药综合症状，表现为：头痛，烦躁不安，恶心呕吐，全身不适与神经功能障碍；严重者可引起意识障碍，昏迷，肢体抽搐，甚至虚脱而致死。而当再度用药时，撤药综合症消失。由于反复使用该类药特，其药效逐渐减低，必须不断加大使用剂量，才能抵达初次使用的效果，因此产生了耐药性。心理依赖性是指用药者心理上强烈渴望使用某类药物，使之兴奋或避免不舒服。“药物依赖性”或“成瘾性”是互毒品的特性，也是导致滥用的主要原因。但这种依赖性的产生及其中程度的大小并不完全由该药物本身决定。因为用药者的个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状态因素也是药物依赖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样的药物或同一种毒品，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事实也证明，有的人一次用药就上瘾，而有的人却会出现恶心，呕吐现象；有的上瘾者可以戒断，而有的人不断戒又不断上瘾。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依赖性或成瘾性归于毒品本身。其次，毒品的毒害性是毒品的后果特征。毒害性与成瘾性相联系，成瘾性导致毒品滥用者长期使用，因而就使在滥用这些药物之后出现体内慢性中毒，产生各种不适症，体力衰弱，智力减退，神经、大脑、呼吸、消化道、心血管受到明显的损害，甚至出现精神错乱，中毒死亡。毒品的心理毒性源于药物的心理依赖性，它是指毒品进入肌体后作用于大脑的精神系统，使人产生一种特殊的精神效应，并使使用者出现渴求使用药品的强烈欲望，驱使其不顾一切地寻求和使用该药物（医学上称为寻觅和摄药行为）。这种心理依赖性的危害很难消除，而且会令它的使用者难以自制，将寻觅毒品作为生存的唯一目标，以致失去理智而违法犯罪。再次，毒品的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征。毒品的违法性表现在它是受国家管制或禁止滥用的特殊药品。毒品的范围包括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其医用价值、药用价值表明其属药品，这两类药品具有双重性：麻醉药品也称为镇痛药品，药用能镇痛，尤其对严重创伤的疼痛有效；精神药物是指能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或抑制。如对这两类药品使用不当或滥用，则使人产生药物依赖性，损害身体健康。国家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是判断这些药品是否滥用的依据。我国适用的药品管理规范有两类，一类是国内现行的药品管理规范，如《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等，另一类是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主要是联合国1972年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等等。根据这两类规范，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的制造，运输，销售，使用以及原植物的种植和易制这些药品的化学物品都作了严格的管制。禁止滥用。凡违反上述规范的规定，用于非医疗、科研目的而制造、运输、贩卖、走私、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时，这些药品即是毒品；反之，则是药品。所以，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征，在不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情况下，难以认定某一物品是药品还是毒品。毒品的违法性更表现在它是法律规范明文禁止滥用的药品。上述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对能用于毒品的药品的范围，种类作了明确规定，并列出了附表，超出法规规定范围的药品，即使有成瘾性、毒害性也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毒品。例如，烟草中的尼古丁，其成瘾和海洛因的成瘾原理是一样的，但二者的药效作用不同，法律将海洛英规定为可能用于毒品的药品，而不会因尼古丁亦易使人成瘾而禁止烟草的生产和销售。因此，毒品的违法性还表现于其有关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国际组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我国的立法，都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进行严格的管制，将非法种植，生产，制造，运输，贩卖，走私，持有，吸食此类麻醉药品和精神的药物及走私，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等等行为规定为犯罪。毒品的上述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缺少任何一个特征也不可能成为毒品。如上所述，成瘾性是毒品的本质特征，毒害性是其后果特征。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征。成瘾性引起危害性，带来危害后果，因而被法律规定予以管制禁止滥用；同时，只有国家有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管理法规规定管制的两类药品，才是刑法意义上的毒品。（三）有关毒品犯罪的争议当然，在明确什么是毒品之后，我们还要明确什么是毒品犯罪。毒品犯罪既是国际公约规定的一种国际犯罪，也是各国国内法规定的犯罪，是一个外延较广的概念。就毒品犯罪的定义而言，有学者认为，毒品犯罪既然在国际公约中被列为犯罪，那么就用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3条的规定，凡是故意违反《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及经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或《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规定的各种行为称为毒品犯罪。但有学者认为，这一条的规定没有界定什么是毒品犯罪。当我们考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和有关禁毒立法时，均未有毒品犯罪概念的界定，而只是对毒品犯罪的种类作了具体规定，同样我国1997年《刑法》分则第6章第七节虽然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但也没有对毒品犯罪下定义。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毒品犯罪的定义进行探讨。目前，关于毒品犯罪定义的不同观点包括：第一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通常是一种跨国性的犯罪，对国际上的毒品犯罪定义，主张援用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3条的规定，认为，在中国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关于毒品管制法规，从事与毒品有关的危害社会秩序和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①⑥第二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禁毒法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以及从事与上述毒品犯罪直接相关的或者与毒品有关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论者还认为毒品犯罪也是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犯罪。⑦第三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法规，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使用毒品以及与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使用毒品直接相关的破坏国家禁毒活动的行为。⑧第四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触犯《关于禁毒的决定》，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害生命，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⑨第五种观点认为，所谓毒品犯罪，就是指违反毒品管理法规，非法走私、贩卖、制造、使用毒品，种植毒品原植物以及与此直接有关的破坏国家禁毒活动、危害公民身心艰苦和社会治安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⑩第六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以毒品或者多犯罪有关的人和财物为犯罪对象，走私、运输、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非法提供毒品，窝藏毒品，引诱、教唆、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以及走私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的行为。11第七种观点认为，所谓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12综观上述七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将毒品犯罪划分为国际上的毒品犯罪和中国的毒品犯罪，并将毒品犯罪的定义关键强调在与毒品有关的危害社会秩序和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上，其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概括出毒品犯罪的全部。第二种观点将毒品犯罪分为三类，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与其直接相关的犯罪，以及其他与毒品有关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这种界定，从表面上外延涵盖了所有毒品犯罪，但实际上没有周全外延，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直接相关以及其他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其范围和犯罪种类仍不能确定。例如，盗窃毒品，抢劫、抢夺毒品的犯罪，非法持有毒品是否是属于直接相关的犯罪或者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以毒品犯罪行为方式出发概括毒品犯罪定义，无法周延所有毒品犯罪。第三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违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法规，并强调国内法不再是行为是否具有刑事犯罪违法性的唯一根据，其局限在于，毒品犯罪是违反了《刑法》及有关禁毒法规的刑事违法性，在定义的表述上，以列举毒品犯罪方式界定毒品犯罪显得冗长且无法包容所有毒品犯罪。第四种观点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反复强调所有毒品犯罪都必须触犯《关于禁毒的决定》，这将导致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我国有义务予以管辖而《关于禁毒的决定》未予规定的国际毒品犯罪被排除在毒品犯罪的范围之外。第五种观点在界定毒品犯罪时出现了一个表述失误，即“非法走私、贩卖、制造、使用毒品，种植毒品原植物”中，“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使用毒品”是毒品犯罪的一种，显然是不妥当的。第六种观点用全部列举毒品犯罪的方法界定毒品犯罪定义，缺点在于，没有揭示毒品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且忽略了毒品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的特征。第七种观点虽然概括出毒品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特征，但概念中毒品犯罪的违法性仅指违反“禁毒法规”，这显然不能全部概括出毒品犯罪所违反的法律和法规；而且“禁毒法规”是刑事法规或者是行政法规，或是一项专门法规，它是否应包括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和我国《刑法》中有关毒品犯罪的条款，及1987年、1988年我国颁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如此界定无法确定这一问题，使毒品犯罪的违法性不明确。（四）毒品犯罪的定义笔者认为，界定毒品犯罪，首先，应当明确该类犯罪所违反的是毒品及毒品原植物管理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法规，而不是单指一般的刑事法律；也不能将这些法规限制在禁毒立法范围内，因为禁毒法律是毒品管理法律中的部分；更不能仅仅将其限定在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范围内，它必须涵盖毒品犯罪所违反的全部法律和法规。因此，毒品犯罪所违反的法规包括了我国制定、施行的国内刑事法律和法规，如《刑法》、《关于禁毒的决定》；国内有关毒品及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的法规，如《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公安部、卫生部《关于严禁非法种植罂粟的通知》、《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暂行规定》，同时也包括我国所缔结和参加的国际上对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进行管制的公约，这些公约虽然不是我国惩治毒品犯罪时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缔约国和参加国有履行这些国际公约规定的有关义务。此外，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对毒品犯罪违反的法律规范不局限在禁毒法规范围内，例如，法国毒品管理法包括了《公共卫生法》。其次，毒品犯罪的定义应强调其应受刑罚处罚性，因为毒品和毒品原植物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法规所规定的破坏其管制活动的行为并非全是犯罪行为，所以应强调毒品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最后，毒品犯罪的行为方式也不宜在概念中表述，因为毒品管理法规所规定的各类犯罪均为毒品犯罪，没有必要再刻意在定义中强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行为而明显忽略或以其概括其他种类的毒品犯罪。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毒品犯罪的概念可表述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其特点在于：一是明确了毒品犯罪触犯了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的法律、法规，不区别是违反国际公约还是国内立法，是违反国内刑事法律还是行政法规；二是强调毒品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区别上述管理法律规范中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三是明确了涉及违反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的法律、法规所构成的犯罪和破坏国家禁毒活动的犯罪均是毒品犯罪。二毒品犯罪的历史和现状（一）国外毒品犯罪的现实特点首先，我们来考察世界范围内毒品犯罪的状况。目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毒品问题的情势非常严峻，跨国、跨区域以致国际化的毒品犯罪的日益加剧，严重的毒品犯罪对于国际社会的文明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996年全球毒品交易额逾7千亿美元，利润额高达4千亿美元，是仅次于军火的世界第二大贸易；至1997年，国际毒品交易额达5千亿美元，数量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9%.尤其严重的是，毒品的过境国向消费国转变的趋势明显，毒品的主要种植国和生产国吸毒的情况格外严重，世界主要毒品产地的周边国家的毒品问题急剧恶化。目前国际社会的毒品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国际贩毒活动的有组织化和跨国犯罪严重全球毒品问题呈严重状态的首要标志就是贩毒活动的有组织化、集团化和垄断化。目前在毒品犯罪领域有组织犯罪、跨国犯罪、武装贩毒以及利用高科技和智能手段犯罪的趋势十分突出，贩毒活动日益猖獗。贩毒组织不断扩大，新贩毒组织不断出现，毒品利润不断攀升，洗钱活动极为活跃，毒品犯罪与某些国家甚至区域的政治、贩卖武器、恐怖活动的联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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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毕业论文主标题(黑体·三号字)--副题(宋体·四号字)考号：(楷体·四号字) 姓名：(楷体·四号字)(内容提要) (黑体·五号字)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权并不存之必然的关联性。(宋体·五号字)[关键词)(黑体·五号字)检察权公诉权法律监督(宋体·五号字)正文：(宋体·三号字。)谈论中国的检察体制，探讨检察机关转职托以及检察机关的改革，首要的问题就是对检察权的性质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目前学术界刘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初步的探讨，但是意见颇多分歧，归纳起来大致存在以下四种主要观点。观点一：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1)观点二：司法权说，认为检察官与法官同质但不同职，具有同等性，检察官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2)(注释) (黑体·五号字)(宋体·五号字)(1)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10期。 (2)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法学》2000年第2朝。 (参考文献 )(黑体·五号宇)(宋体·五号字)l、朱勇、李育编著：《台湾司法制度》，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2、张穹、谭世贵：《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毕业论文选题参考一、《宪法学》 1、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征2、违宪问题研究；3、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 4、论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发展趋势5、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6、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立法7、宪政比较研究8、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关系二、《婚姻家庭法》 1、论离婚自由2、试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3、无效婚姻制度探析 4、论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 5、对结婚禁止条件的探索 6、拟制血亲间婚姻关系探讨7、试论夫妻相互忠实义务8、论家庭暴力中的权利救济9、论重婚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婚姻家庭观12，论"禁育不禁婚" 13、论探视权的实现14、婚外同居行为的定性与法律责任15、试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三、《刑法学》 1、论无罪推定2、论间接故意与疏忽大意的过失3、论无限防卫原则4、论犯罪构成5、论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6、论紧急避险制度7、论数罪并罚8、论受贿罪 9、浅议计算机犯罪10、论洗钱罪12、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4、论毒品犯罪15、论金融罪四、《刑事诉讼法学》 1、论两审终审原则2、论回避制度3、论刑事辩护人 4、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5、论取保候审6、论不起诉制度 7、论当庭判决8、论死刑复核程序9、论死刑缓期执行10、论审判监督程序五、《民法学》1、论民法的基本原则2、论诚实信用原则 3、论民事主体制度4、论物权与债权的异同 5、论物的所有权6、试论用益物权 7、论债的担保8、论引起债产生的原因9、试论代位权10、论无权代理11、论表见代理的条件和结果12、论合同的订立 13、论无效合同的种类 14、论合同的履行 ]5、论交付的种类和意义16、论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原则17、试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18，论人身权的种类19、试论不当得利 20、论一般民事侵权的构成要件六、《民事诉讼法》 1、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2、论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3、论诉的和关4、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5、论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6、论我国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 7、论特殊地域管辖8、论我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制度9、试论第三人10、试论共同诉讼 11、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 12、论举证倒置13、论起诉的条件 14、论反诉制度15、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公示催告程序16、试论支伺令17、论上诉的条件 18、论民事案件的督促再审程序19、论民事案件：的执行"难" 20、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七、《知识产权法》 I、知识产权的性质与特征2、著作权许可使用之研究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4、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界限之研究5、专利技术与专有技术法律保护之异同6、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研究7、驰名商标的法律问题8、企业名称权研究9、从商标纠纷看企业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10、论商标撤销制度¨11、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的有关法律问题研究八、《公司法》1、论我国公司法的体例与结构 2、论我国公司法的基本原则3、论我国公司的种类4、论公司设立的条件 5、论公司设立的法律责任 6、论公司资本的三原则7、论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 8、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和股东出资9、论公司的发起人制度10、论国有独资公司的设立 11、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 12、试论国有独资公司制度的完善12、论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机构 14、论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发行15、试论上市公司。 16、论公司股票发行的条件 17、论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的条件18、论外国公司分支机；沟的设立程序19、论公司集团的设立 20、试论破产债权九、《外国法制史》 1、世界著名民法典体系之比较研究 2、试论英美判例法之可借鉴性 2、民法法系的历史发展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4、罗马法与我国市场经济法律构建中的法理问题 5、论美国商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6、信托的发展与我国信托制度的建立7、论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关系 8、法国民法发展制度考 9、普通法系主要国家刑罚制度之比较10、民法法系主要国家行政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十、《合同法》 1、论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2、论合同的分类 3、试论合同的成立条件4、试论缔约过失责任 5、论合局的效力 6、试论无效合同 7、论债的保全8、试论债权人的代位权 9、试论合同的转让10、试论合同解除的条件11、论提存12、试论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13、试论定金责任14、论违约行为的形态和责任15、试论合同的解释16、论要约和要约邀请17、试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要件 18、试论不安抗辩权.19、试论概括移转20、论合同权利和义务终止的原因十一、《国际私法》 1、论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立法原则与补充完善2、论适用外国法的理论和方法3、论冲突规范的意义与重要组成部分的探讨 4、试论香港与大陆的法律冲突问题 5、谈涉外经济贸易合同中的法律问题十二、《国际经济法概论》 1、论关税减让原则与我国关税制度改革 2、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法律问题 3、试述关贸总协定对国际贸易的法律调整 4、试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法律问题5、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对外贸易法的适用关系十三、(劳动法学》1、试论劳动法律关系2、试论劳动合同法律制度3、试论工资保障法律制度 4、试论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法律问题5、试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十四、《保险法》1、试论责任保险与保证保险的异同2、我国保险立法的现状及其完善3、试论保险合同的补偿原则十五、《金融法学》 1、论贷款的法律调整2、浅议我国商业银行现状及其发展对策 3、金融违法行为的研究4、票据法的探讨5、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权利及其制约十六、《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制度》 1、论环境标准2、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3、论"三同时"制度 4、论排污许可制度5、论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6、论土地资源的法律保护 7、论风景名胜地的法律保护8、论国际环境责任9、论可持续发展原则10、论国际水道的保护 11、论海洋污染防治12、论文化遗迹地保护的法律制度十七、《公证与律师制度》 1、论公证的客观真实原则 2、论遗嘱公证3、论房屋买卖合同公证4、论出国留学协议公证5、论涉外公证6、论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7、论民事诉讼中的律师代理8、论行政诉讼中的律师代理9、论政府法律顾问的实务操作 10、论法律援助制度就几个方面论述一国际投资争端是什么二解决方案三ICSID是什么四两者比较下面再简单阐述一下编写毕业论文提纲的方法：1.先拟标题；2.写出总论点；3.考虑全篇总的安排：从几个方面，以什么顺序来论述总论点，这是论文结构的骨架；4.大的项目安排妥当之后，再逐个考虑每个项目的下位论点，直到段一级，写出段的论点句(即段旨)；5.依次考虑各个段的安排，把准备使用的材料按顺序编码，以便写作时使用；6.全面检查，作必要的增删。在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时还要注意：第一，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有两种方法：一是标题式写法。即用简要的文字写成标题，把这部分的内容概括出来。这种写法简明扼要，一目了然，但只有作者自己明白。毕业论文提纲一般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编写.二是句子式写法。即以一个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形式把该部分内容概括出来。这种写法具体而明确，别人看了也能明了，但费时费力。毕业论文的提纲编写要交与指导教师阅读，所以，要求采用这种编写方法。第二，提纲写好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不可疏忽，这就是提纲的推敲和修改，这种推敲和修改要把握如下几点。一是推敲题目是否恰当，是否合适；二是推敲提纲的结构。先围绕所要阐述的中心论点或者说明的主要议题，检查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是否合乎道理；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然后再进行客观总体布局的检查，再对每一层次中的论述秩序进行五总结

毒品犯罪论文答辩

130. 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131. 人大官员代表减少的宪政意义 132. 浅论我国违宪审查专责机构的构建 133. 浅论农民工住房权 134.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初探 135.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监督 136.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137.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 138. 论贵州省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对策 139. 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行政关系的探讨 140. 犯罪客体在司法认定中的作用 141. 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 142. 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143. 论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 144. 论单位自首的司法认定 145. 论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146.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状态的认定 147. 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的认定 148. 论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49. 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150.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控制 151.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152.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153. 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构造 154.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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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毒品犯罪不仅直接损害了公民的身心健康，而且诱发诸多的刑事犯罪，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定和治安秩序，毒化了社会风气。由于这类犯罪没有直接的被害人，毒品交易都是在犯罪人之间秘密进行，其作案手段、方式较其他犯罪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狡诈性，因此无论是犯罪行为的发现还是证据的收集都极为困难，给侦查破获案件带来很大的阻力。为了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我国侦查机关近几年来开始在毒品案件中采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侦缉毒品犯罪等“无被害人之犯罪”案件常用的特殊方法-诱惑侦查，对于侦破毒品案件，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种方法是一种由侦查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犯罪并将其抓获的特殊手段，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侦查机关依据国家权力在侦查中诱使他人实施犯罪，是否属于违法侦查？应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认定该诱惑侦查是否合法？随着这种手段在我国毒品案件侦查中被频繁地运用，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问题，应如何用法律制度进行规制？一、诱惑侦查的概念及我国毒品案件侦查中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现状所谓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被害人之犯罪”，侦查人员以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诱使被诱惑对象进行犯罪，等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这种侦查手段的运用，又因被诱惑者在被诱惑之前是否已具有犯罪倾向而被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并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前者是指针对被诱惑之前已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实施的诱惑手段，这种手段只是强化了被诱惑者已固有的犯罪倾向，并仅仅为被诱惑者提供了实施犯罪的机会。后者是指针对原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而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实施犯罪的诱惑手段。我国侦查机关对诱惑侦查手段，通常是在掌握了被诱惑人的犯罪线索或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使用，一般是为了人、赃俱获以查实证据，有的是为了引诱“上线”毒贩出洞，以深挖毒源，因此，从目前实施这种手段的情况来看，重大违法侦查情况尚未见披露。但是，从我们审理的一些案件看，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毒犯平常交易毒品的数量很少，只有几克，一般不做大宗交易。但有的侦查人员以查获“大案”为目的，在实施诱惑手段引其“出洞”时，向其购买几十克甚至更多毒品，以在“交易”时将其拘捕。那么，像这种情况，其交易毒品的数量往往影响到被告人的罪责，我们应如何认定其交易数额？侦查人员实施的这种手段是否含有不合法成分？二、规制诱惑侦查的设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那么诱惑侦查这一具有引诱性质的侦查手段是否属于违法方法？能否在刑事侦查中运用呢？从我国当前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以及毒品案件本身存在的特殊性来看，以诱惑侦查作为侦缉毒品案件的一种方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是加大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二是侦破案件的需要。由于毒品犯罪既无直接被害人，又无法察觉其犯罪的状况，而且由于犯罪直接影响所有与犯罪有关人员的利益，所以他们都极力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三是从我国的刑侦技术看，还远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侦查手段还比较落后，如果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方式限制太多、太严，势必影响打击犯罪力度，影响对国家、社会利益和公民权益的保护。有鉴于此，规制诱惑侦查，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建立完整的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对以违法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的排除来促使侦查人员遵循合法诉讼原则办案，从而达到规制诱惑侦查的目的。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可从以下方面来判断。1.审查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是否实施过同类犯罪或是否已存在犯意，如果有，则是合法。2.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犯意是从自发的产生，还是由侦查人员强行植入诱发产生。如果犯罪嫌疑人事先已有犯意或准备，则是合法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是在侦查人员再三劝说诱惑下实施的，则是违法的。3.审查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本身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如果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是积极行为，也就是具有引诱或鼓励犯罪的性质，属违法侦查。反之，如果侦查人员是以消极的方式为嫌疑人提供了一种犯罪的机会而嫌疑人一遇此机会便以自己的能力实施犯罪，则该诱惑侦查为合法手段。4.审查嫌疑人在被控制下交易的毒品数量是否超过其以往在未控制下交易的毒品数量的合理范围；审查被控制的“线人”在向“上线”交易毒品时其报出的毒品数量是自然而然自行决定，还是由侦查人员决定的。（二）制定具体的法律制度规制诱惑侦查。其规范内容应包括：诱惑侦查实施的目的、原则和条件、适用范围、对象、方式、程序等

运输毒品罪的辩护为方式为：以无罪的思维审查材料获取案件信息。多次会见当事人了解第一手案件情况。严格审查起诉书和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寻找漏洞或错误之处以维护当事人利益。【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刑法犯罪论文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方法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行为客体——犯罪对象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区别：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对比：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从刀，井声，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农村涉毒犯罪的论文题目

禁毒教育的价值在于通过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引导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与社会主流相一致。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禁毒教育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巩固禁毒成果的长效机制构建

【摘要】边境民族地区的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要将其巩固进而从根本上消除毒品的危害,则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应在近年来禁毒斗争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禁毒的思路及对策措施,使禁毒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并更加富有成效。

【关键词】边境民族地区禁毒和谐社会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历来是毒品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也是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全国乃至全世界禁毒战争的主战场。开展禁毒人民战争以来,禁毒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但由于地缘的特殊性,要从根本上消除毒品的危害,尚任重道远。

毒品对边境民族地区的危害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是世界最大毒品产地之一“金三角”毒品贩运的黄金通道和集散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和国内的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把这里作为他们贩运毒品的首选之地。我国的对外开放,给跨国贩毒以可乘之机。毒品的危害不仅影响了边境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而且影响了民族的生存发展。

严重摧残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吸毒成瘾,许多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丧失或减弱,甚至死亡,导致劳动力大量损失,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是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地方。该县的吸毒人群中少数民族就占了75%。“由于吸毒,德宏有近万名青壮年完全丧失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①有的吸毒者长期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甚至违法犯罪,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环境。

破坏家庭幸福,影响边境各民族自身发展。在毒品的危害下,一些原本和谐宁静的少数民族山寨,出现家庭变故或酿成悲剧。一是许多未婚女子不愿嫁在本地而外出打工或远嫁他乡;二是一些已婚妇女由于丈夫吸毒而导致家庭破裂或者丈夫因吸毒死亡后自身生活无依无靠,只得抛家弃子,远走他乡另谋出路;三是有的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而变卖家当、甚至卖儿卖女;而95%以上的女性吸毒者为了换取毒资,不惜出卖肉体,成为艾滋病及其它传染病的感染者与传播者,严重伤害了民族自尊,影响了边境各民族的自身发展。

毒品引发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毒品问题是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根源之一。据《春城晚报》2009年6月27日报道,2005年云南全省法院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7079件,占刑事一审收案数的,毒品犯罪案件数和比例均位居刑事案件各类犯罪之首。②

高危人群中艾滋病或肝病病毒快速传播,引发公共卫生危机。部分吸毒人员因吸毒致残、致死;因注射毒品或共用注射器吸食海洛因而感染肝炎、艾滋病等多种疾病,并迅速传播和蔓延。2009年11月28日《春城晚报》报道,2009年1～10月,云南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10271例,死亡1432例,其中注射吸毒人员感染率为。这些人员已成为高危人群,并引发公共卫生危机,对边境各民族的身心健康、生存以及生活构成严重威胁。

危及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在德宏州,截至2006年底,少数民族吸毒人员占全州吸毒人员总数的。因吸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加之妇女大批出走等因素,导致少数民族人口严重减员和人口素质下降。如陇川县的景颇族村寨朋生二队已经连续多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成效

2004年10月,胡锦涛对云南毒品及艾滋病问题作出重要批示:“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云南真正打一场禁毒防治艾滋病的人民战争,确保取得成效。”③为此云南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人民战争。经过第一个3年人民战争(2005～2007年)和正在进行的第二个3年人民战争(2008～2010年),云南禁毒斗争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性成果。

毒源减少,贩毒、吸毒人数下降。通过第一个3年人民战争,境外罂粟种植面积已逐渐下降。为了消除毒源,国家下拨专项资金亿,云南省财政拨款9000万,帮助邻国边境地区实施罂粟替代种植,在“堵源截流”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由于贩毒活动的逐步减少,境内吸毒人员也逐渐减少。在云南德宏原“全州有吸毒人员万人,仅陇川县就有557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全县645个村寨涉毒村达542个,自然村吸毒覆盖率高达。”④经过禁毒战争,现已下降为。2007年统计的云南省吸毒人数比2004年下降了25%。

保护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由于禁毒防艾工作深入开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逐渐摆脱了毒品的危害,改变了精神面貌和懒散落后的状况,恢复了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激发了边境各族群众摆脱贫困,走劳动致富之路的斗志,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和经济发展,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使百姓直接受惠于禁毒斗争成果。

社会治安日趋稳定。禁毒人民战争使因贩毒、吸毒而违法犯罪的势头有所遏制。据《春城晚报》2009年6月27日的报道,从2006年开始,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有了明显减少,收案数从5685件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4830件,2009年1～5月减少为2243件。由于不断加强禁吸戒毒的基础工作,使吸毒人员大量减少,社会治安状况逐步好转,为边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创造了有利条件。

群众禁毒防艾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度大大提高。各级政府派出了驻村工作队,组织和建立基层禁防工作领导机构,维护巩固创建“无毒村、民主法制示范村”优秀成果,制定和完善乡规民约,巩固禁毒防艾成果。据《春城晚报》2009年6月26日的报道,1999年云南省开展创建“无毒社区”工作以来,到2009年全省已创建27个“无毒县”,73个“无毒乡镇工作先进县”,754个“无毒乡(镇)”。

国际合作初见成效,禁种除源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通过加强与“金三角”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的联合禁毒执法工作和实施罂粟替代种植,提高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据初步统计,2006年至2009年,我国替代企业累计投资16亿元人民币。现有100多家企业在缅甸、老挝北部开展替代种植,发展替代产业,实施替代种植项目200多个,种植面积达300多万亩。

对持续巩固禁毒成果的建议

进一步提高禁毒工作的认识。禁毒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在边境民族地区要持续巩固这一成果的难度很大。对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重要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加大投入,巩固、提高禁毒成效。持续巩固禁毒成果,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禁毒工作的经费投入,主要用于:提高禁毒的仪器设备,提高毒品查禁的工作效率并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进一步提高基层组织、禁毒参与者的工作经费和生活补助;设立禁毒专项基金。加大对在禁毒斗争中受伤、牺牲人员的补偿力度;对禁毒的专业人员和参与的群众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准确地掌握禁毒的先进技术和自我防范的技能,尽可能避免工作失误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强毒品抵御能力。经济收入的微薄以及生活条件的限制导致当地一些贫困农民易受毒贩子的引诱,把贩运毒品当作脱贫致富的捷径,并逐渐发展成以家族、民族、乡亲为纽带的贩毒团伙。因此,要使禁毒斗争成果持续巩固,更重要的是提高边境民族的自身抵御力,而增强这种能力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当经济发展了,群众生活富裕了,老百姓才会自觉地提高对毒情的严峻性和毒品危害性的认识,自觉地杜绝毒品的危害。

加快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提升民族素质。禁毒斗争不是靠几年或一段时间就能完成的,而是要靠一代、两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为此,需要通过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文化建设等各种方式,提高少数民族同胞的素质,以此提高抵御毒品的能力。一是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增加毒品危害及防范的教育内容;二是加大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及少数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发掘与弘扬,以此促进他们进一步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归属感,提高抵御毒品的自觉性;三是加快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农村卫生服务体制,深化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因看病难、看病贵而依赖毒品的现象,增强体质,坚定杜绝毒品的意志力。

认真履行国际公约,加强禁毒合作。禁毒不只是毒源地及重灾区要加大力度,而是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的吸食和贩卖行为。我国通过近10年的国际合作,在打击跨国贩毒集团及遏制毒源产量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要从根本上消除毒品的危害,还需要进行长期而深入的合作。一是进一步扩大合作面,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组织并密切配合,联动打击毒犯,铲除毒源,遏制毒品扩散;二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替代种植,继续在缅甸、老挝北部开展以粮食、橡胶、甘蔗、茶叶、水果等多种农经作物罂粟替代种植工作。

注释

①④傅是杰:“破解禁毒工作难点的思考”,《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②茶莹:“打击成效显著,形势依然严峻”,

③梁晋云:“云南禁毒工作现状分析”,《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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