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文超然精神的参考文献

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近几年研究者对此各持不同看法。如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四川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苏轼乐观豁达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态度，使他能战胜在偏远穷荒的海南儋州的种种迫害和磨难，登上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顶峰。陈晓芬《佛教思想与苏轼的创作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6期）认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构成的宏观内容，以超脱常俗的认识方式和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的某些规律更能沟通”，“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等三个方面论述苏轼诗文善用禅典、禅语表现禅境的特色。高林广《浅论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从思维特点、审美态度及审美方式等诸方面初步考察了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禅宗美学反理性的思维特点为苏轼所援引，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强调了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文学真正内涵的审度：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苏轼援引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滞于物为主要特征的诗境特点。与之相反，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其由积极用世转向佛老思想的大转折，反映到创作上便出现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代之以豪放与旷达相兼以及旷达飘逸的作品。覃召文《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认为：“苏轼的人格不是单一的旷达，其心中也潜藏着深深的忧伤”，并且“成了后期，特别是岭南时期苏轼人格的主导方面”，追求其深层原因，是“苏轼的禅佛信仰与自我实现的要求剧烈冲突所致”，“苏轼的禅佛信仰不仅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也重铸了他自己的人格”，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此期的苏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禅佛思想的牺牲品。另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苏轼作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如张维《论苏轼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论述了苏轼的道家思想对其审美观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认为“他把修道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起来，把道的观念和道的原则贯穿到他的创作中，使得其作品具有灵气，更具美感”。曾之鲁《试论苏轼“记”体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宝鸡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苏轼散文中体现的道家思想往往经过儒家思想的中和与改造，成为一种儒化了的道家思想，在特殊环境中，发挥出较多的积极作用。周小华《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认为“苏轼的虚静之心，既与庄子思想超越的一面相通，又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羁绊”。杨胜宽《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人格思想片论》（《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认为苏轼继承和综合了儒道两家所标榜的理想人格思想，提出了“君子如水，因物赋形”的人格理想，苏轼的人生境界、文学艺术追求，都打上了这一理想人格境界的烙印。宋代理学兴起，对苏轼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荣基《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理”贯穿着苏轼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过苏轼的理带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指的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重理、知理和达理三个方面。还有部分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苏轼的文艺观。如王世德《苏轼论妙出法度的审美意味》（《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论述了苏轼艺术观中法度与新意的关系，及其“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追求。张毅《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以“清旷”之境概括了苏轼作品的艺术特性。耿琴《苏轼“行云流水”说》（《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苏轼反复以行云流水喻诗文之道，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学追。读到这里，大家已经对苏轼有了一定的了解，苏实在文学创作上是成功的，可是做官上却是不成功的。因为他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太格格不入。虽然他有理想，有抱负，但他的才干却因受到排挤而无法得到施展，可谓是生不逢时。最后，苏轼选择了用写诗来排解痛苦，用创作来充实自己，取悦自己。于是留下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苏是有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审美观点，那就是写作。因此，他的诗深受他的审美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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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苏轼处世哲学初探【摘要】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关键词】苏轼处世之道人格风貌生命精神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轼论文超然精神的参考文献是

苏东波他才华横溢，诙谐幽默；他感受敏锐，亲切热情；他勤于劳作，情趣盎然；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他笑面磨难，率真自信；他热爱生命，享受生活……苏东坡，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全才、奇才，在散文、书法、绘画、宋词、诗赋等方面全面开花，而且其本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人生智慧更值得我们细细体味，认真摸索。苏东坡在政治立场上的气节，可以启发我们对个人工作乃至社会责任的思考；苏东坡对他人的真情剖心，可以影响我们在日趋冷漠的人情环境中寻找人性真谛；苏东坡精致的生活品质，可以使我们留意到朝九晚五之外的生活乐趣……追寻名人的足迹，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在人生路上走出一片豁然开朗

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生咏叹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持续不断的人生思考：其广度和深度在词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东坡词所体现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对人生矛盾：一、出仕与退隐。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徘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二、理想与现实。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二是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再加上国策的保守，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的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三、宇宙与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厌求”。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浩叹，他在《赤壁赋》中就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与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我以为东坡词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部分。表现为：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在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同前）。元�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在逆境中的从容。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显例。上片写途中遇雨时的情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实际上，词人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骄·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词人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这里说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而建安作家王粲则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词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苏轼在其词作中表达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沉思，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以至精神的滋养。儒、道、佛思想对苏轼的影响——通过苏轼诗词透视其人生观【关键词】：苏轼儒家道家佛（释）家思想出世入世外儒内道乐观旷达【题要】：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在诗、文、词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又兼精书法、绘画。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清新活泼，富有情趣，开诗歌一代新风。他的散文，生动自然，有创造性，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词，一扫当时绮艳柔靡的风尚，清新劲健，风格豪放，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然而，苏轼让后代文人普遍热爱，受到他们景仰的主要原因还有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苏轼那样，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主要用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那么，作为一代名家的苏轼，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过程。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8226;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独生子砥励名节。当苏轼21岁离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在此以后的仕途生涯，恰恰是他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士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而且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为此，在王安石新法之初他上书反对，结果被谪至密州。密州之迁是他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苏轼是如何对待的呢？我们可以从他在当时写的《江城子8226;密州出猎》中略窥一斑。（一）江城子8226;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密州是他被谪贬的第一站，对此意外的失落，苏轼并没有颓废不振，相反，他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力求在生活寻找情趣，但就连出猎这一件小事，苏轼也并没有忘记报效国家，还依然把着眼点落在“射天狼”上。从百姓的“倾城随太守”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在当地是卓有威望的。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为有所作为。他在上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曾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这正是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在他身上闪光的表现。其次，坎坷的任途生涯又令苏轼的思想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自22岁进士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神宗熙宁年间新法实施，苏轼虽然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反对，自请外任，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后因作诗被指为“谤讪”朝廷，在湖州被捕入狱。又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哲宗元佑年间，保守派执政，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再度外调。绍圣初年，新党上台，被远贬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儋州（今海南岛），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后遇赦北归，病死在常州。可以说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虽然是其对政治事业的自嘲，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坎坷的仕途生涯。这样木��顾�哪谛某渎�酥刂孛�堋?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其寒冷，既憎恶现实社会的恶浊又留恋人世的温暖，在词里我们可以感知这一层深切的矛盾，激流勇退是好事，如“琼楼玉宇”般，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只能以月下起舞为胜境，千里婵娟为祝愿。从少年时就饱受濡染的儒学入世思想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在这当中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采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一笔荡开，又用状似浅淡无意的祝福对未来作了规划。上阙中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第三，浸染释、道的思想又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载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跟他读书的过程有莫大关系。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佛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但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宋代释智圆说：“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闲居篇8226;中庸子传上》）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势下，对此濡染甚深的苏轼将其大大地具体化了：任职期间，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他将这两件思想武器，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变得旨趣相通。“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仕途上的起起落落，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这一哲学就是“外儒内道”，他的内心痛苦，只在幽深的自我反省之中，只在对佛老思想的日益追寻中，只在对人生的善意自嘲中，而他的外在，却是极为恭谨，极为合乎儒家理念的。这不仅影响着他在各种境遇中的状况，也从另一方面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外儒内道”，苏轼不是第一个。如陶渊明，如王维，如白居易，几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一特点。但是在这些人里，苏轼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的这种思想已经达到三者溶而为一的境地，不论是在做人还是做官，或是做文上，都已经形成自己独一的风格，在文学作品中则造成一种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的气象。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此词作于黄州任上，表面上是谈古事，其实是借此抒发自己一腔感慨。贬官黄州，是苏轼人生中又一次重大变故。但这时的他，可以说对人生哲学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且影响着他的人生态度了。虽然心中一腔忧愤，却能够坦然面对，不再拘泥，于是才有了这气象豪迈、词气旷达的《念奴娇》。既写出了三国古战场的雄奇壮丽，又生动勾画了周瑜的形象，令人感受到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不再有为国建功立业的心情，只是一种历尽沧桑后对现实的平静回顾，而这种沧桑豁达的美，就是儒道佛三家思想交融后的人生哲学的最佳体现。第四，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也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又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这首词中，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出作者由积极进取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追求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随意吐纳，自成高妙。明快动荡，已超然世俗之外。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 人。是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京师，任中枢舍人。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知杭州。后又因晢宗亲政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之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高宗朝，赐太师，谥文忠。他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宏博通达的学识才华和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也玉成了苏轼诗歌体裁多样，内容广博，立意新奇，呈现出「吞五湖三江」的气象。他的一生政治讽谕诗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苏轼诗中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念奴娇赤壁怀古》」他写的绝句《题西林壁》也以富与理趣着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总之，苏轼的诗今存 2700 多首，有着丰富多彩的风格，或雄奇奔放，或富于理趣，或简淡自然。他岁善于运用新奇形象的比喻来描绘景物，阐发哲理。尤其是长篇古诗大多博用比喻，联想无穷，语言流畅，气势奔放。他还善于幽默旷达的笔调，随时生发奇警新鲜的人生意趣，令人耳目一新。这都表现出宋诗重理趣，好议论的特征。他的诗词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他和南宋的辛弃疾行成词坛的「苏辛」豪放词派。他的散文，书，画等成就都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去思。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轼喜交游，推奖后进不遗余力，一时知名之士皆归之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有东坡集行世。其词集名东坡乐府，传本甚多，王鹏运四印斋覆刻景元延佑本，朱氏强村丛书编年本俱佳。

苏轼又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即唐代李白之后又一文学巨匠，他创造了宋代文学的高峰，然而苏轼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与不公，在崎岖的忠君爱国之路上，他却依旧充满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度与豪放。本来诗人本性与官场生活是处处相悖的，两者时时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一种是带着面具的政客，一种则是肝胆赤诚的诗人。正是在这夹缝中生存的苏轼显示了他超凡的人格。从苏轼从政的开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苏轼兄弟一举成名，之后曾先后担任“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祥府判官”，杭州通判等职，可以说此时的苏轼诗春风得意的，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助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但是如果没有以后的坎坷也许就不能体现出苏轼的伟大人格了。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政治风云最终造就了苏轼这一文学奇才。命运的转折随之而来。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于是最后于王安石一排反目成仇，并受到王一派的排斥和迫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然而这并不能打击苏轼建功立业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时他在困顿中做出了不朽的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中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后《赤壁赋》中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前篇毫无二致，但是笔墨全不相同。写景方面，前篇字字秋色，本篇则“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都是冬景，鲜明地反映出不同季节山水面貌的变化，勾勒了两幅截然有别的江山景色图，可见作者描景状物的传神。至于夜间山景：陡壁、怪石、危巢、古木等，都写得逼真而有幽森之气，跟作者“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密切吻合，而与前篇幽静安谧的情景恰成鲜明的对照。叙事方面，前篇但言“苏子与客”，“举酒属客”，“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都是即事而叙，简洁明了；本篇对于客、酒、肴则用详述，写得别有情味。反之，前篇对于泛舟而歌的情景，用大段笔墨加以渲染；本篇则唯有“顾而乐之，行歌相答”，“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寥寥几句，同样情致盎然。剪裁安排之妙，确很值得借鉴。抒情方面，前篇由乐而悲而解脱，过程起伏，但直抒多于想象，作者的观点表达得完整而且显露；本篇则从飞鹤探舟而西展开想象，将鹤与道士合而为一，完全是幻觉和梦境的描述，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虚无消极的思想当然不足为训，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也告诉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不同的情景，同一主题的文章才能各具特色。以上有别于前篇的各点，正是本篇的艺术成就。在这两篇文章里，苏轼用巧妙地笔墨描写了苏轼之不能入阁，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蔑视。他曾有《蜗牛诗》：“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将那种功利人生刻划入骨，将这种功利人生的结局看得十分透彻。对于功名富贵，苏轼是蔑视的，对于那些阿谀小人，尤其蔑视。不仅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写出了更为瑰丽的篇什。可知，在仕途与诗文写作艺术人生。审美人生之间，后者才是苏轼生命的灵魂、生命的依归。这正是笔者之所以将苏轼的人生命名为审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经贬谪之后，苏轼逐渐成熟起来，并逐渐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变化是他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正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人生如梦，一尊换类将月。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生，力求超脱自我，始终保持了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在《定风波》中有明显的表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较完整的表现出作者有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的心路历程。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鲜明的个性，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尽管始终生活在政治的旋涡中，但他还是一路歌唱，作文，评论，无论在他的仕途路上，还是在他的流放路上。显然，苏东坡深谙山水之乐，宦海沉浮，他一生嬉戏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都能够微笑接受，磨难始终跟随着他，直至死亡临近。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有人统计，在苏轼现有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苏轼仰慕归隐，但终其一生，却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深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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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内容提要：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苏轼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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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是豪放派的代表，已成定论。然而，对苏轼的现实主义词风进行系统论述的则为少见。本文就苏轼的人生轨迹从四个方面对其现实主义词风作一初步探讨。【关键词】苏轼现实主义词风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他的一生坎坷不平：青年时期参加进士考试，获第二名，雄心勃勃，要求变法；中年时期出任杭州、密州等地方官，主张温和改革，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担任有名无实的团练副使；中老年时期返京任翰林学士等职，因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再次出任杭州、扬州等地方官；晚年时期被贬惠州、儋州等地，生活十分艰苦。苏轼这起伏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深入到各阶层，创作了许多文学著作，深刻反映出苏轼作品的现实主义词风，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一、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在词史上，苏轼较早把民族矛盾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熙宁八年七月，辽主胁迫宋王朝，“刘”地界‘辽”，“凡东西失地七百里”。这年冬天，苏轼写了著名的《江城子•岳州出猎》，其下片：“酒酣胸胆尚开张，鬃微霜，又何妨。情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词中借出猎习射，来抒发他渴望驰骋沙场；为国靖边立功，驱走入侵之敌的豪情。元丰四年十月，苏轼贬官黄州，当他得知种鄂率军大败西夏时，异常兴奋。但不到一个月，战局剧转，宋军惨败，宋朝军事上的腐朽完全暴露了。自此，西夏更加猖撅。国势的虚弱衰危，个人遭遇的坎坷，使苏轼内心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苏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泛舟赤壁，写下了一首热情向往英雄事业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以祖国雄伟壮丽的江山和悠久的历史作背景，借对历史舞台上曾导演过的赤壁之战、大败曹军的周瑜的怀念，塑造了一个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而抒发了作者强烈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的抱负。词中也流露出事业无成、早生华发的感叹，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里虽有政治上无可奈何的一丝哀怨，但向往英雄业绩的豪迈气魄，仍是苏轼全词的主旋律。二、抒发个人感慨，探索人生奥秘苏轼二十二岁就名震京师，不到二十三岁即已登馆阁清要之阶，得直史馆。可是熙宁二年，他遇到了一场来势迅猛的暴风雨袭击――王安石变法，因与王安石“议论素异”而屡遭排挤、打击。从此，他带着伤痛顽强搏击，但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得不到实现的苦闷，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回忆他们初到汗京时的情况，少年锐气，自负才学，真有不可一世之慨。而回忆之中隐含着仕途坎坷的愤懑，似乎在倾吐满腹的块垄不平。苏轼还常借吊古、赏月、咏物来抒发胸中的愤慨，如《满江红•寄鄂州宋使君奉品》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州对鹦朗，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滴仙诗，追黄鹤!”这首词者凭吊古人联想现实的深沉感慨，表现了对三国时弥衡空持才气的可惜，傲物狂放的不可取；更否定了曹操、黄祖这样迫害人才不能容人的偏狭当权者。从现实出发，自己有过弃冠冕而归隐的念头，可又怎能忘情于朝政?结句是说尽管李白这个切盼朝政清明自已得以进用的希望成为泡影，但总要胜于崔颢只知思念故乡的个人愁苦。苏轼把自己在被贬谪中的思想感情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地，从而解脱矛盾与苦闷。苏轼经过仕途奔波以后，思想感情逐渐接近了陶渊明。《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就把他的东坡雪堂比作陶渊明的斜川，认为只有他和陶潜能做到梦中清楚，醉中清醒。但他毕竟没有陶潜清醒，归田只是说说而已。如《菩萨蛮》这首词说明了苏轼欲退而不忍的矛盾心情：一方面，要远离人世的纷扰，“聊从物外游”；另一方面，又要用文学揭示社会斗争。这样看来，他的理想抱负始终没有磨灭，只是在他踏上坎坷道路时，这个理想抱负便离他越来越远了。因此，苏轼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色彩：他开始放浪形骸，日饮无数，然而又并非真正地沉沦于醇酒美女之中，最终也没有归隐，其雄心壮志，牢骚不满，竟在艳科小词中“爆发”出来，振起一代豪放词风，增强了词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对词史的一大贡献。三、关心民生疾苦孔孟之道是苏轼在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苏轼比较重视客观实际。因此，他能够关心国家命运投身政治斗争，写下许多反映国计民生的优秀作品。《望江南•超然台作》就反映了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词中“却咨磋”为全词脉络，“试上超然台上看”关心春，关心民，“半壕春水一城花”，风景不殊，可惜“烟雨暗千家”。细雨霏霏，贫困居民烟火不举，更加凄暗。苏轼被排挤出朝，身为地方官，但仍不能使百姓摆脱贫困的境地，不禁感慨万端，借酒销愁，酒后仍是咨磋，不能忘情于国计民生，不是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事业，实现“上益圣德，下济苍生”的伟大抱负，而是用诗酒消磨，更觉不堪了。元丰元年春大旱。时苏轼任徐州，城东有一石潭，苏轼曾来这里祈雨，后来旱象缓和。初夏，他又到石潭去谢雨，沿途所见已是一派丰收景象，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唱道：“惭愧今年二麦丰，干歧细浪舞晴空，化工余力染天红”。他更在《皖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一组词中描绘了旱灾解除后农村欣欣向荣的气象，表现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感情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苏轼在词中不仅写了对劳苦民众的同情和关怀，还把针尖刺向最高统治者，如《华清引•感旧》上片写杨氏盛时华清宫的繁盛热闹，暗斥唐明皇宠爱贵纪，天宝年间生活的荒淫奢侈。“五家车马如水，珠玑满路旁。”下片写安史之乱后华清官的凄凉寂寞。“翠华一去掩方床，独留烟树苍苍。”词中所写并非单纯的吟古，而是针对现实，揭露当时统治者的荒淫奢侈，也含有以往呈为鉴的意思。苏轼这类关心民生疾苦以及对统治者不满的词作，深深地体现了作者社会实践的体验和创作激情。词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也正是苏轼词的现实反映。四、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苏轼一方面关心着国计民生，抒发自己的身世感慨；另一方面，又善于发现生活中光明的、美好的、善良的事物。他以诗人的敏感和热情去待人接物，使人感到他的词作有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更深更广地领略生活的意味。如他在《阮郎归初夏》中写道：“绿槐高柳烟新蝉，董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沈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人圆。”作者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初夏家庭生活图景：院子里绿槐高柳上小蝉不唱了，有人奏起了歌咏承平的南风曲子。碧纱窗下沉香烟袅条飘散，净净棋声把人从午睡中惊醒。一阵小雨过后，轻风翻转着新出的碧荷，榴花开得红艳艳。娇妻在瓷盆里洗着菱藕之类的消暑生食，激起白玉般的水珠子，一会儿碎了，一会儿又聚拢。苏轼自幼受故乡山水的陶冶，峨眉天下秀，培养了他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歌颂祖国山河是苏词一个重要主题。如《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播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扬花似雪花。这是苏轼晚年被流放到海南儋州所作的春词。通过对春祭和海南风光的描绘，写出了儋耳的淳朴古风与盎然春意。作者虽然也被勾起对中州的怀念，但是飞起的杨花漫天似雪，觉得这里毫无衰迈颓丧之感。可见，苏轼对生活的热爱，健旺的进取精神，不论遭遇如何而始终如一，至老不衰。苏轼一生屡遭贬谪，阅历复杂深广，作品视野开阔爽朗，风格豪迈豁达。清人刘熙载《艺概》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苦其豪放之致，则与太白为近。”这对苏词的现实反映是一个很好的评价。参考文献: ［1］徐中玉，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童庆炳.文学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