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站赤研究论文
元朝驿站的特点是站户制度。
元朝的驿站，更像半军半民的管理模式，这种变化与其邮驿规模之庞大，用度之高昂是密不可分的。
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百姓，把人民按不同的行业分成若干专业户，如民户、军户、匠户、医户、儒户等等。邮驿在蒙古语叫站赤，因此元朝邮驿也称“站赤”。“站户”就是专门承担驿站差役费用的人家。
站户制度是在忽必烈统一中国前就开始的。当时规定，驿站附近人家，每100户出车10辆，每年每户纳米一石。忽必烈统一南北后，大量设置驿站，便抽出一部分人户充当专门的站户。这些站户从民户中分离出来，不入民户户籍，登入站户户籍。一经登记，世代相承，不能改变。
元朝驿站的经济意义：
一是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二是供应使臣的交通工具，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等，还包括常年的饲料、马具和车辆的配件。三是负担驿站的劳役，如无偿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
可想而知，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尤其是元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驿路上的往来官员作威作福，欺压沿途站户，在沉重的压迫下，站户们纷纷破产，许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有的出家为僧，致使站赤制度难以为继。
站赤，驿站的译称，蒙语音译，本意为司驿者，即管理驿站的人，兼指站官及站户。元代在全国交通线上都设置了“站赤”，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
元代青花瓷研究论文
又不是艺术设计只是美术鉴赏，很简单的啊有需要把以前写的给你参考一下吧
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宋代是百花争艳，元代是一个过渡，明代则形成了几乎是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明代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的产品。它代表了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明代青花瓷洪武官窑青花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产品，继承了元青花传统，但工整有余，变化不多。图案题材以程式化的花卉纹为主，布局趋于简单，扁菊纹、缠枝纹或折枝莲叶纹较为多见，龙纹出现五爪，五爪尖连成一个圆形，一般以三爪、四爪为多。造型以盘、碗、罐为主。除玉壶巷瓶、玉壶春执壶及口径在20厘米左右的大碗为釉底外，其余均为糙底。糙底的盘、碗之类底部有红色护胎釉，且多数有明显刷纹。洪武青花瓷的图案以花卉纹为主，基本上和釉里红的花卉纹相同，特别多见扁菊纹，有的器物以缠枝扁菊为主题纹饰。从传世品及景德镇窑址发现的标本看，洪武年间以碗类为主的民窑背花粗瓷底部无釉，且有尖钉状凸起，仍保留了元代斜削足的特点。洪武官窑青花主要使用含铁量较低且淘炼欠精的国产青料，呈色多为灰蓝色。铁结晶斑点不明显。洪武青花不同于典型的至正青花的背翠艳丽，世不同于典型永乐、宣德青花的浓艳色译而有自己的特点。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多采用进口苏麻离青料烧制，色彩浓艳的背花纹饰泛出点点银黑色结晶斑。这种青料比国产青料铁的含量丰富，锰含量低。事实证明，青花料右不罩在釉下，烧出后则为黑色，近似唐代时耀州窑白地黑色的作品；如果罩在釉下烧制，成品则为灰蓝色。有人曾用其窑址材料做过模似试验，将青花料罩上青白釉复烧，得到的是洪武青花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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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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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 因以往之兴废，作将来之法戒 《元史》是记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朝灭亡160余年历史的史书。 1206年，蒙古族卓越的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后，建立了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在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汉族儒士的建议，改国号为大元。1276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自成吉思汗始，共传14位皇帝，立国162年。元顺帝统治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军队攻克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逃到漠北，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的时候，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大。元顺帝在漠北地区仍然维护着自己的统治，史称北元。参与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在陕甘地区与北元协同抵抗明朝，元朝残余势力还占据着东北和云南，江南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肯与明朝合作。朱元璋面临着巩固统治和统一全国的任务。为了巩固政权，笼络元朝遗民，招抚和平定割据势力，朱元璋利用编修《元史》这一举动，来表明自己建立明朝的合法性。 《元史》修成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的结束，从而打消元朝残余势力复国的幻想。明朝在建国之初即急于编修《元史》是有着良苦的政治目的的。同时，明朝修《元史》也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明军攻克大都后，获得了元朝大量的文献典籍，为《元史》的编修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 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再次开局，继续修史，这次除仍用宋、王2人为总裁官外，只有1人参与了前一次的编修，其余人员都是新人。至七月，全书修成。《元史》编修前后总共用了331天，参加修史的人员前后共31人。 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典》。 《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元史》有14位皇帝的本纪，《太祖纪》除记载铁木真一生活动外，还记载了其以前10世的简单情况和世系。 《元史》各志，按时间先后记述事实和制度的变化沿革，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天文志》记载了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制作的天文仪器的制作、使用方法、用途和效果，以及引进西域的天文仪器。还记录了元代的各种历法，特别是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地理志》记录元代考察黄河发源地的情况，是汉唐以来对黄河河源考察最具体、记载最详细的文献。《祭祀志》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记载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元史》有列传人物1281人，去掉重复者，实有1270多人。《外夷传》记载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同时也因为它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认为不值一提的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传。这些内容虽还有悖惯例，但恰恰反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史》存在的不足也是很多的。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 本纪和列传部分的记载，大致是后世多、前世少；文臣多、武将少。这是由于元朝史料本身原因造成的。从编修人员看，前后两次开局，人员变更大，当时修史的人员也是临时凑集，大多是江南的文士儒生，缺乏修史经验，这也造成了书中的许多错误。比如内容重复，前后记载矛盾，同一地名、人名、译名不统一，等等。 《元史》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流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等，但因为《元史》有保存原始资料的长处，所以这些史书都不能取代《元史》。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试举二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写元代科举制论文可以从元代最开始的年代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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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是2003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组建的一所多科性的本科普通高等学校。学院位于闻名遐迩的“红山文化”发祥地——赤峰市，是赤峰地区唯一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赤峰市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是辽代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和厚重的人文资源优势，以“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世界地质公园”之称而享誉海内外。学院教育教学管理体制完善，现设有蒙古文史学院、医学院等19个院系及社会科学部。专业设置涵盖文学、史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八个学科门类，共33个本科专业和56个高职高专专业，部分专业采用蒙汉两种语言授课，形成了以蒙古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口腔医学、护理学等专业为特色的教育教学培养体系。学院建有计算机中心、多媒体教室、专业实验室、语音教室、体育馆、琴房、画室、高性能计算机校园网络和电子阅览室等现代化的教学科研设施。还设有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和附属中学，其中附属医院为三级乙等医院。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881人，其中正副高级职称476人，不乏有自治区级以上骨干教师和享受国家级政府津贴获得者，是一支结构合理、富有朝气、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师资队伍。现有在籍全日制本专科学生8436人，成人教育函授生5127人。学院教学启动了教学质量工程，围绕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实施了“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技兴校 、依法治校”战略，按照通识教育与专业素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加强基础、拓宽口径的基本原则，科学合理地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使学院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学院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教研条件，全力打造学科品牌，提升办学水平，以“蒙古学研究中心”、“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为龙头，以历史学、口腔医学、物理学等及相关学科为突破口，以学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省级学术期刊《赤峰学院学报》为载体，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自成立以来，组织召开和承办召开的“北方民族文化国际研讨会”、“红山文化国际研讨会”、“红山文化文化高峰论坛”、“华北五省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等赢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和学者们的高度赞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学院图书馆是CALIS中心成员馆，馆藏图书丰富，期刊杂志1000余种。电子图书室使用了清华同方、龙源期刊网等多个数据库，能够进行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业务。馆内收藏有《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十通》、《大藏经》等珍贵文献。学院图书馆是赤峰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设备最先进、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图书馆。学院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与蒙古、韩国等国家的有关院校的合作办学已初见成效。积极发展留学生和高层次学历人才的培养教育。学院根据学科建设每年都选派一批优秀骨干教师到德国、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及国内重点大学参加各类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学院还通过聘请英籍外教加强和改进学院的外语教学水平。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学院工作的全局；坚持以育人为根本，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促教学；以本科教育为主，同时搞好高等职业教育、网络教育、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坚持学科与专业建设并重，以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品牌专业建设为重点，依托本地区厚重的历史人文资源，精心打造特色学科，巩固和发展优势学科，牢固树立人才培养质量是学院生命线的观念，坚持内涵发展，提高办学效益；立足地方，面向全区，面向基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力争使学院成为在全国新建同类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多科性教学型本科院校。
孔孟思想中的“仁”与“爱”——基于人性论的视角摘 要：孔孟的仁爱思想对于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为人处事，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提供了很多积极的指导。我们不仅要爱自己，还要学会爱他人、爱自然，这些思路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始终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践行。关键词：孔孟思想；爱；仁政；人性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086-02一在奴隶社会早期，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权的，生存境遇非常悲惨，奴隶主不仅可以随意买卖、惩罚奴隶，甚至还可以任意杀害奴隶。到了奴隶社会后期乃至春秋时期，这种情况虽然略有好转，奴隶主已经不能随便屠杀奴隶了，但是由于统治者对生命的不重视而引发的残害社会底层人民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据此，儒家提出的“仁爱”思想正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批判。《说文解字》中许慎把“仁”解释为：“仁，亲也，从人从二。”[1]从古文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仁”是表示人与人的亲善关系。孔子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肯定与关怀，恰恰都体现在一个“仁”字上。孔子所说的“仁”，首先是与人有关的话题，“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即爱，“仁”的本质就是爱人。因此，当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简短而有力的回答，“爱人”。一方面，孔子的“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孝悌之爱，是一种自发表现出来的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目的之爱。另一方面，孔子虽然也说“泛爱众”，但是这种“爱”还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先爱自己的亲人，再把这种爱推及大众。其次，孔子的“仁”还表现为对人格的尊重。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是对人的志气、志向不容侵犯的肯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体现出了对每个人的尊重，在当代更是被看做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把“仁爱”这一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就体现出了孔子对于百姓的爱，即“为政以德”和“养民惠民”。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又云“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些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就在于推己及人的“爱他人”，可以被看作是“仁爱”思想的延伸，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而阐发的。“孔子以敏锐的观察和思维能力抓住当时仁这个字所包含的爱人思想，加以明确、充实和提高，使它成为具有广泛意义的仁的哲学思想。”[2]孔子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仁”，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孔子给出了“仁”的3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道德和有道德的人。樊迟问：“何以为人？”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3]意思是说，有仁爱的人对于困难的事情要抢着做，对于接受奖赏的事情则要退于别人之后，能做到这一点便可以算是仁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第一个“仁者”的仁指有道德的人，第二个“仁”则指道德。第二层含义指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如《论语·子罕》中说：“仁者不忧。”第三层含义指真理。如“当仁不让于师”，意为面对真理，即使是自己的老师也不能让步、屈服。尽管仁的含义有很多，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爱人”相关联，也可以说是和人的本质相通的。孔子看到了人的社会性，把人从怪力乱神的天命观中解放出来，这种思想在受天命观笼罩着的西周时期是极为进步的。那么，在明白了“何以为仁”之后怎样做才能实现呢？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内在的道德思想，礼是外在宗法制度，礼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礼中有仁是对如何为仁的限定和规范。“克己”就是“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每个人都要限定自己的行为表现，使之符合社会规范，得到社会的认同。克己复礼就是把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宗法制度统一起来，把宗法制度这种群体性的意志内化成每个人“为仁”的准则，即“为仁由己”。这样，以“仁”为终极目标的个体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是靠个人的努力实现“仁”，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群体的意志。作为先秦儒家的首创者，孔子看到了对人、对生命尊重的重要性，他的“仁爱”思想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基于“以民为本”的思想，孔子的“仁政”主要表现在以“民本”为核心的以德为政的政治哲学中，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主张以德治国，强烈反对“暴政”，要用“德政”代替“暴政”。德政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尊五美”①和除“四恶”。②若君主能做到这几点就可以减少滥用刑法、乱杀无辜的“暴政”，并且得到百姓的拥护，进而可以达到理想的政治状态，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体现。第二，是要做到惠民、富民和教民。首先是“惠民”，让百姓得到实惠和好处；然后逐渐实现“富民”，让百姓富裕、富足，人民富起来了，社会、政治才能稳定，君主的地位才能稳固，若是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就会引起人民大众的反抗，那么君主的地位也就难以稳固了；最后是“教民”，“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因为物质生活的富裕往往是不够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尤为重要[4]，所以要对百姓进行道德伦理的教化，使百姓按照道德规范做事，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以上这些治国方略和措施都体现了孔子的“德政”思想和对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的重视，是孔子“仁政”思想的特点。二在奴隶社会，奴隶可以被奴隶主肆意屠杀和买卖，奴隶没有作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后来随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就出现了原始的人道主义，社会上逐渐开始呼吁对人的尊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他的仁政思想。有关人性的问题是先秦诸子百家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爱”的思想，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性论学说，表达了他对人的尊重与关爱。首先孟子“爱人”的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和前提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也”，而且是“仁之端也”“人皆有之”。恻隐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这种人性中的善与爱是人生来就有的，并不被外在的、功利的因素所影响，所以，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因此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有向善的趋势，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是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孟子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来定义“仁”，也叫“四端”，即善的发端，就像人的四肢一样，是每个人都有的。与四端相对的是仁、义、礼、智这4种道德行为，每一种道德行为的出现都是对人性“善”的外在体现，能做到这几点就可以成为一个善人。其次，孟子“爱人”的思想是对孔子的扩充与发展。孔子说“爱人”，是要先爱自己的亲人，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然后再把这种爱推及到大众；而孟子所讲的“爱人”则是直接要求人们把对自己的爱和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他人和他人的亲人的爱，进而爱所有人，也就是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对人的尊重与关爱并没有局限于有血亲关系的亲人，而是对天下所有人的爱。再次，对于个体的独立人格孟子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重视。例如，在对待君臣关系的问题上，孟子非常反对和鄙视那些对君主言听计从、无条件服从的人，并嘲笑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而是提倡‘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5]。这样的大丈夫，是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和尊重的。最后，孟子还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再度表现了他对生命的关爱。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黎民百姓，他们都拥有平等生命权，无论高低贵贱，任何人的生命都应当得到保护与尊重。在孟子看来，君主要想得天下，不能以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百姓的生命比君主及天下更为重要。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元研究论文10篇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对传统伦理和全贞全孝的推崇与彰显——对关汉卿<窦娥冤>窦娥形象的重新认识》，高进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07期
2、《试论杨玉环形象在文人作品中的嬗变》，邓光泉，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年01期
3、《对“元曲四大家”源于周德清之说的批驳》，杜瑶瑶，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6期
4、《“元曲四大家”之说探源——元人评元曲》，杜瑶瑶，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01期
5、《<汉宫秋>：从史卷到舞台解读王昭君》，丁国祥，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6、《异曲同工 同中见异——<梧桐雨>与<汉宫秋>之比较》，刘爱琳，艺术百家，2007年03期
7、《论莺莺之美——<西厢记>崔莺莺形象再解读》，岳上铧，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03期
8、《论“李杨爱情”张力性品格》，张勇敢，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9、《元曲四大家中“郑”之归属研究综述》，吴庆晏，四川戏剧，2007年05期
10、《白仁甫杂剧人物形象塑造深探》，田景丽，芒种，2012年08期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及元素周期表的建立和完善 元素周期律是指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序数的递增而呈周期性变化的规律。 元素周期律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学科中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它的发现是自然科学中的一个重大成就，对化学以致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元素周期律及元素周期表的建立和发展，使之具有如今的面貌，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⑴之间的激烈斗争过程。 自1661年英国化学家波义尔发表《怀疑的化学家》一书。提出元素概念，“把化学确立为科学”⑵以来，在整整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形而上学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地位，再加上当时所提供的实践资料也不充分。直到1800年，人们总共才发现了28种元素，因而元素间相互联系的辨证性质还不可能被揭露出来，化学工作者只好把多种多样的化学元素看作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关的，对元素进行孤立，割裂的研究，从事着对化学元素的简单堆积。 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也大踏步地前进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被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弄得百孔千疮。几十种元素间孤立无关的传统观念，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怀疑。1815年，普劳特提出“氢原子构成一切元素”的假说，说明元素间不是绝对毫无联系的。由于当时认为氢元素的原子量为1，无法解释像Cl（相对原子质量为）等这样一些带小数的原子量，因而普劳特的看法未能被同时代的人所接受。但是，他认为元素间有联系的思想是可贵的，对以后的工作具有积极影响。 普劳特以后的几十年间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人们把电力应用于化学，发现了电解的方法，以及人们利用光谱分析仪器观察了各种元素的光谱之后，不断发现了一些新的化学元素，认识了它们的基本化学性质，揭露元素间具有相互联系的感性材料愈来愈丰富。到1869年，人类已知63种元素，并积累了不少关于这些元素的物理、化学性质的资料。因此，人们产生了整理和概括这些感性资料的迫切要求。在寻找元素性质间的内在联系的同时，提出了将元素进行分类的各种学说。 1829年，德柏莱纳⑶把当时54种元素中的15种，按元素间的类似性分成五组，提出了“三素组”的假设⑷。认为一组中的三个元素不仅性质相似，而且原子量的大小也是有规律的，中间元素的原子量，等于前后两个元素的原子量的算术平均值。这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元素的原子量和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 1826年，尚古都在圆柱上制成了一个螺旋图。将元素按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排在螺旋线上，结果性质相似的元素都在同一垂线上。第一次暗示了周期的概念。 1864年，德国人迈耶尔⑸发表了《六元素表》。在表中，他跟据相对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把性质相私的元素六种、六种进行分族。但《六元素表》包括的元素并不多，还不及当时已经知道的元素的一半。 1865年，英国人纽兰兹⑹把当时已经知道的元素按相对原子质量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发现从任意一种元素算起，每到第八种元素就和第一种元素的性质相似，犹如八度音节一样，他把这个规律叫做“八音律”，但是，由于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当时的相对原子质量测定可能有错误，而是机械地按照相对原子质量有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他也没考虑到还未被发现的元素，没有为这些元素留下空位。因此，他按“八音律”排的元素在很多地方是混乱的，没有能正确地揭示出元素间的内在联系的规律。 至1869年，总共已有63种化学元素被人们发现，其中金属48种，非金属15种占天然元素的三分之二，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⑺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仔细研究了各种元素的颜色、沸点、比重、硬度、导电性、磁性、导热性、原子量等各种性质，分析总结了很多试验数据，对大量的感性材料，经过一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改造和处理。他把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的名称，原子量，氧化物以及各种物理与化学性质，分别写在各元素的卡片上。他在排列这些卡片时，不仅根据元素的原子量，而且很重视元素的性质及其与其它元素的联系。1869年2月，门捷列夫按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把63种元素排列成几行，同时把各行中性质相似的元素左右对齐，当按原子量顺序安排的位置与元素的顺序发生冲突时，他遵从元素的性质而换掉位置，或者留下空位，这样使每一横排化学元素的性质相近，每一纵行化学元素变化也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1869年在俄国物理化学会议上提出了“元素性质对于原子量依赖关系”的论文，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制定了元素周期表⑻。论文中包括下列几个要素：⑴元素如果按原子量的大小排列起来，其性质呈现着明显的周期性。⑵原子量的大小决定元素的特征，正像质点的大小决定复杂物质的性质一样。因此，例如相似的S和Te的化合物、Cl和I的化合物等，也呈现着极明显的差别。⑶应该预料到许多未知的单质的发现，例如类铝和类硅的元素，其原子量在65～67之间。⑷知道了某元素的同类元素的原子量，有时可以修正该元素的原子量。 几乎和门捷列夫同时，迈耶尔也提出了类似的元素周期律，并把元素排成一个表。指出“元素的性质为原子量的函数”，并以元素的原子量为横坐标，原子体积为纵坐标，绘制了原子体积曲线。结果，类似的元素在这条曲线上都占有类似的元素在这条曲线上都占有类似的位置，显示出各元素的原子体积和原子量函数关系。 元素周期律虽已被门捷列夫揭示出来，公布于世，但并没有完全被承认甚至连他的导师齐宁也笑他是不务正业。在人们的冷漠和嘲笑中，1871年，门捷列夫改进和充实了他1869年制定的元素周期表，今儿发表了⑼《化学元素的同周期性依赖关系》一文，将元素分成八族，同迈耶尔一样划分了主族和副族。同时他以元素周期表为基础，不顾当时公认的原子量，改排了某些元素（Os，Ir,Pt,Au;Te,I;Ni,CO）的位置，校正了一系列元素（Sn,La,Ce,T,V等）的原子量。最后，相应于周期表中的空位，门捷列夫预言新元素：类铝，类硼和类硅的存在及其性质。四年之后布阿博德朗发现了元素镓，证实了门捷列夫预言的类铝。再过四年，尼尔逊发现了元素钪，证实了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硼，又过七年，温克莱尔发现了元素锗，证实了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硅。在大量铁的事实面前，元素周期律才被举世公认。门捷列夫工作的成功，引起了科学界的震动。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元素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称为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门捷列夫揭示的元素内在联系的规律不是初步的，他未能认识到形成元素性质周期性变化的基本原因。 但应当指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元素周期表，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存在不少问题。如：H与Li之间是否还有元素存在？碲（128）和碘（127）等为什么要颠倒排列？稀土元素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它们在表中的位置应如何排列？元素的性质随原子量的增加呈现周期性的原因何在？等等。 在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周期律由遇到一个严重考验。雷姆赛在1894年发现了惰性气体氩。氩的原子量是。应排在钾（）和钙（）之间，但这里没有留下空位。这一新发现与已经确定的东西发生了抵触，当时仍然有人主张把氩排在钾的前面，也有些人在这新的矛盾面前，竟然怀疑起事实的正确性来，认为氩和后来发现的氦不是化学元素，而是气体混合物，企图以此来解决氩和钾在原子量上的矛盾。1895年雷姆赛又在地球上发现了另一个惰性气体氦。由于氩和氦的性质很相似，又与周期表中以发现的其他元素的性质相差很大，因此使人们设想氦和氩可能是另一族元素，这就使周期表又增添了一个新的“O”族。新的空位有促进了其他惰性气体元素的发展。雷姆赛于1898年又发现了氪，氖和氙，道纳于1900年发现了氡，这些新的科学成果，使周期律逐步地更加完善了。 周期律的又一次发展，是自1911年卢瑟福提出原子有核的模型后，莫斯莱于1913年应用X射线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元素的原子核所带的正电荷数目——原子序数的工作，发现了原子序数定律。指出：作为周期律的真正基础不是原子量，而是元素原子的核电荷数。这是周期律的一个重要进展，它把元素性质变化的周期性与元素原子的核电荷数联系起来了。解决了若干不按原子量排列的矛盾，如钴（）和镍（），碲（）和碘（），氩（）和钾（）的倒置等。也解决了氢与氦之间不可能再有其他元素的问题。原子量和原子序数增长次序的不一致，又被后来同位素的发现所解决。 周期律的第三次大的发展，是波尔于1913年引用了量子理论，得到了电子在原子中的分布具有层状结构的结论。1916年索麦菲提出了轨道分层的理论，并引用了轨道在电磁场中量于化取向的概念。1925年泡利提出两个电子不能共处于同一量子状态上的不相容原理，规定了每个分层中的最高电子数⑽，确立了每个电子在原子中的状态被四个量子数描述，而在同一原子中不能有四个量子数相同的两个电子存在。量子力学的法展，进一步详细的阐明了原子中电子的层状结构。这就揭示了：元素性质呈周期性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原子的电子层结构呈周期性的变化。 一般讲周期律时，都是按周期方向指出元素性质变化的周期性。但是，早在1887年巴扎罗夫就指出：在元素周期表的族中，元素原子量的大小发生周期性的变化。1915年比隆在“第二周期性现象”和其他的一系列工作中，研究了在同周期表的族中元素某些性质非单调呈锯齿形的周期性变化。使我们对周期表，周期律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近几十年来，大量超轴元素的成名⑾，又使周期表获得了新鲜的内容。 总之，周期律和周期表自1869年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来，绝对不是固定不变、原封不动的，而是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得到修改、充实和发展，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就是今天的周期表⑿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元素周期律必然会更加完善、充实。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