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乔论文知网
1、乔轲、乔梁、乔富、乔鸿 2、乔艺、乔海、乔赛、乔庆 3、乔轼、乔弘、乔荣、乔禹 4、乔佑、乔致、乔玮、乔伦 5、乔胜、乔福、乔安、乔峰 6、乔轩、乔泰、乔晗、乔灿 7、乔泓、乔哲、乔佑、乔志 8、乔伦、乔敬、乔润、乔炫
乔禹晨（明媚的早上）乔子昂（家长的骄傲）乔皓桐（……）乔禹杰（杰出）完全自己想的
好时辰！宝宝起名，最好根据生辰八字，以最新的周易文化与现代文学相结合。起名简单与创意结合在一起，达成完美的独特性！百元起好名 ！
禹字取名一般人压得住，该字本义指古人名，夏朝第一位君主的名字，鲧之子。因治水有功，流芳百世。舜让位给他，他死后，子启即位，开始了世袭制度。一般用“禹”字做名字，是希望能像大禹一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建功立业的能力。禹字用于人名，寓意为成才建功、出类拔萃。
判断一个字取名一般人是压得住，民间的办法是看这个字背后的寓意，通俗一点说就是，如果八字命理气运不强，取的名字寓意过于吉利，则表示这个字取名太高，会对取名者自身有折损，比如天、地这样的字。
其次，会根据历史判断一个字取名一般人是否压得住，比如古代帝王的名字，圣人的名字，名人的名字，贵族的名字，普通人用就会被说太高，承受不住，像尧帝、舜帝、禹帝或者皇帝的名字，与皇权有关的字，普通人拿来取名，都会被说太高，常见的还有宸、懿、熙、烨等，而禹字恰恰在这个范围，因此民间担心禹字用来取名太高，一般人压不住。
禹，上古时期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历史治水名人，史称大禹、帝禹、神禹。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后代，鲧的儿子，母为有莘氏之女修己。相传，禹治理洪水有功，接受帝舜禅让，继承部落首领。
作为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后人称为夏禹，成为上古时代传说时代与伏羲、黄帝比肩的贤圣帝王。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 、奠定夏朝，后人尊称为大禹。
在古代的确人名忌讳用禹字取名，因为它背后特殊的寓意，另外古代由于生活水平一般，医学不发达，很多孩子在出生以后，因为各种疾病去世，父母为了孩子能够活命，一般都会遵循贱名好养活的取名原因，怕孩子的命格不够，承受不住寓意太吉利，或者太大的字，所以不敢用禹字取名，但现代社会这种说法已经被推翻了，给孩子取名，大部分人遵循的是好听、简单、寓意好，有内涵，不存在字太高，或者寓意太大，一般人不能用来取名，压不住一说，而且现代社会君主制度已经推翻了，讲究人人平等，任何字只要好听，寓意好，与孩子生肖、八字、性别等相符就可以用来取名，包括古代帝王的名字，如果真的担心字太高，那么可以搭配其它字中和一下，这样名字的寓意就会与孩子自身更贴合。
禹字五行属土，取名者如果命理缺土，那么用这个字取名，能够弥补命理土弱，起到平衡命理的作用，对孩子以后的事业、婚姻、财运、健康等都有一定的帮扶作用，取名者如果命理缺金，也可以用禹字取名，因为在五行学说里土生金，然而如果取名者八字喜乐为火或者木的话，不建议用禹取名，因为火克金、金克木，当然具体要结合孩子的生辰八字，生肖等因素考虑。
综上所述，禹字取名不会太高，从姓名学的角度来说，就不存字寓意太太，太高一说，任何字只要寓意好，适合用来取名，并且与孩子的八字、生肖、姓氏、性别等相符，都可以用来取名，如果担心寓意太高，那么可以搭配一个字中和一下寓意，使得名字和孩子更贴切，寓意也适合孩子。
带禹字好听的男孩女孩名字推荐
禹，读音为“yǔ”，音调为第三声，读音清扬好听，读来给人沉稳霸气的感受，部首为“丿”，整体结构，笔画数为9，字形简单，利于书写，本义古人名。传说是夏朝第一个王，鲧之子。因治水有功，舜让位给他。他死后，子启即位，开始了世袭制度。取名寓意是成才建功、出类拔萃。禹这个字无论读音、字形、寓意、五行等，都特别适合用来取名，以下是我用禹字取得一些名字，供大家参考借鉴。
禹辰（男孩）
辰，五行属土，本义指日、月、星的总称，还可以特指北辰和泛指众星。用于人名，寓意英俊佳人，充满理智，一生清雅。与“禹”字搭配，寓意出类拔萃、成才建功、人中龙凤。
敬禹（男孩）
敬，五行属木，有多层意思：尊敬；恭敬；有礼貌地送上（饮食或物品）等，用于人名，寓意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一丝不苟。与“禹”字搭配作为男孩名字，名字给人的印象是爱学习、好奇心、勇敢、诚实、爱、善良、忠诚、正直、宽容、谦虚、感恩、乐观。
禹洁（女孩）
洁，五行属水，本义干净。引申指“廉明，不贪污或指人的品德高尚”。用于人名，意指崇高、正直、洁身自好、纯洁、善良、温和、慈祥等意思。与“禹”字搭配，寓意纯洁、高贵、品德高尚、出类拔萃。
思禹（女孩）
思，五行属金，其本义是深想、考虑，由此引申出怀念、悲伤、意念、创作的构想等。用于人名，意指出类拔萃、旗开得胜、才德兼备。与“禹”字搭配作为女孩名字，是希望女孩未来有思想，有见地，出类拔萃，未来成为一个优秀，有杰出成就，受人敬仰的人。
男孩：
禹哲、禹兮、禹伯、禹豪、禹同
禹心、禹铮、禹诚、禹澄、禹衡
禹铭、禹洋、禹寅、禹锡、禹鑫
禹洋、禹泰、禹霆、禹涛、禹辰
禹辛、禹呈、禹迅、禹铮、禹涵
禹臣、禹乔、禹沣、禹枫、禹晨
禹霖、禹墨、禹希、禹杰、禹鹏
禹宏、禹达、禹桐、灿禹、诚禹
泽禹、欣禹、之禹、延禹、鑫禹
跃禹、健禹、钊禹、俊禹、新禹
钦禹、霆禹、孝禹、佑淼、尧禹
丞禹、剑禹、浩禹、嘉禹、昕禹
女孩：
禹汐、禹童、禹彤、禹含、禹蒙
禹廷、禹瑶、禹婷、禹萱、禹璇
禹涵、禹晗、禹凌、禹帆、禹含
禹初、禹菡、禹伊、禹璐、禹兰
禹汐、禹心、禹惠、禹夕、禹凝
禹嫒、禹芮、禹倩、禹淇、禹萌
禹瑾、禹婕、禹灵、禹妃、禹萌
禹溪、禹雯、禹昭、禹姗、禹贞
若禹、禹诚、延禹、之禹、清禹
新禹、惠禹、昔禹、悦禹、熙禹
佩禹、舒禹、斯禹、君禹、羿禹
鸿禹、诗禹、禹霏、禹杉、思禹
注：以上名字仅供参考，是否适合自家宝宝，需结合宝宝的生辰八字、性别、姓氏以及个人喜好等方面综合考量，这样取出来的名字才适合宝宝。
乔丹体育起诉乔丹论文知网
乔丹告“乔丹″一审判决最终判决结果是中国的乔丹体育，侵权球星乔丹获赔35万，表明了中国越来越注重个人权利权益和专利的保护，已经向国际接轨。
我觉得jordan是正确的，尽管乔丹（中国）没有用jordan的名字而是用了qiaodan,但是他毕竟是在jordan的影响力之下才会做得这么好，不然没有jordan这个篮球传奇的话，乔丹（中国）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影响力。
最终乔丹状告“乔丹”一审获赔35万，中国法律与国际法律成功接轨，越来越注重保护个人权利权益与专利，因此球星乔丹的权益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2月23日，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宣布，已向中国一家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乔丹体育）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其姓名。位于福建晋江的乔丹体育成立于2000年，已于去年11月25日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首发申请，拟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亿股，计划募资逾亿元。尽管业内人士认为迈克尔·乔丹此番胜诉的可能并不高，但是法律及投行界人士均认为，诉讼本身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乔丹体育的上市进。 乔丹体育：未收到应诉通知迈克尔·乔丹通过美通社发布称，乔丹体育未经许可(微博)，蓄意且毫无顾忌地使用迈克尔·乔丹的姓名并误导中国消费者，“当我了解到有其他企业未经我许可便利用我的中文名字、球衣号码23号，甚至试图利用我孩子的名字开展商业活动，我感到非常失望。我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保护我所拥有的姓名权及品牌。”迈克尔·乔丹在声明中称，“这项诉讼的目的不在于经济诉求，而是旨在对我姓名权的保护，有可能得到的任何经济赔偿用于发展中国的篮球事业。”迈克尔·乔丹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康乂昨日透露，现阶段他们仅诉讼侵犯姓名权，并将提请相关精神赔偿。法院已接受此案，但由于正处于立案阶段，因此不能透露具体诉讼条款和金额。乔丹体育昨日在其官方微博上回应称，截至2月23日午间，尚未收到国内任何法院的应诉通知。事实上，对于自己所可能面临的商标风险，乔丹体育早有预料。在去年11月21日公布的首发招股说明书中，“商标及商号风险”被乔丹体育列为首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因素”。招股说明书指出，该公司商号及主要产品商标“乔丹”与美国前职业篮球球星Michael Jordan的中文音译名“迈克尔·乔丹”姓氏相同，目前发行人和迈克尔·乔丹不存在任何商业合作关系，也未曾利用其形象进行企业、产品宣传。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部分消费者将发行人及其产品与迈克尔·乔丹联系起来从而产生误解或混淆，提请投资者注意。乔丹“赢面并不大”显然，乔丹体育对商标一事早有戒备，其在商标上也是下足了工夫。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乔丹体育目前主要使用四个商标，包括两个中文“乔丹”商标、一个“QIAODAN”商标、一个乔丹图形商标。除此之外，乔丹体育还拥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127项注册商标。乔丹体育解释称，这些商标主要用于商标防御和拓展产品范围。在这百余个商标中，就包括乔丹所指的以他的孩子命名的商标，“杰弗里·乔丹”、“马库斯·乔丹”、“JIEFULIQIAODAN”、“MAKUSIQIAODAN”及其变体的四个商标，就与乔丹的两个儿子名字中英文写法一致。乔丹这一品牌也早已被中国官方认可。2005年“乔丹”图形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2009年“乔丹”中文文字商标也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据了解，驰名商标的认定单位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之后，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不仅仅局限于相同或者类似商品或服务，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申请注册或者使用时，都将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虽然依照美国法律，乔丹体育构成侵权，但是对于迈克尔·乔丹此番在中国的官司胜算有多大，业内人士也有不同的说法。曾经在姚明和可口可乐公司肖像权官司中代理姚明的律师王晓鹏认为，中国乔丹公司注册使用的是商标权，而迈克尔·乔丹要主张的是自己的姓名权，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乔丹公司使用了“乔丹”这两个字就侵犯了运动员乔丹的姓名权。据法律界人士介绍，在美国，对于名人姓名的保护称之为“形象公开权”，是指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或知名人士，对自己的姓名、肖像及其他类似物的商业性利用行为实施控制或制止他人不公平盗用的权利。其是否被侵犯，一是取决于一个名字能否代表某人，二是将名字与使用背景相结合的后果。服装行业资深人士北京九派服务机构总经理邵立刚认为，迈克尔·乔丹诉讼的赢面并不大。“乔丹体育一没有直接使用迈克尔·乔丹的形象，虽然其使用的剪影，大家一看都知道是篮球明星乔丹，但是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此外乔丹体育已经注册了‘乔丹’商标，属于合法使用，在被保护范围内。”中国乔丹“运球”美国乔丹“上篮”也有法律界人士持有异议。早在去年年底乔丹体育过会之后，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主任谢会生便在其公司网站上发表一篇乔丹体育商标权法律风险的分析文章。谢会生在文章中引用“张学友”一案作例。潮阳市港轩制衣实业有限公司因其公司创始人名叫张学友，便以此申请了“张学友ZHANGXUEYOU及图”的商标。但香港歌手张学友对此提出异议。最终，争议商标予以撤销。谢会生表示，“既然中国名人的姓名可以得到保护，那么为何国外名人的姓名被翻译成中文后就不能受到保护呢？”事实上，与迈克尔·乔丹本人合作的美国耐克公司，于1991年5月25日便对“MICHAEL JORDAN”申请了注册商标。虽然此前，耐克公司对乔丹体育申请了8项防御性商标异议，但仍被商评委予以驳回。这让耐克这样的国外公司很无奈。业内人士分析，这也是最终促成这桩诉讼成行的因素之一。对此，乔丹体育也有说法，其在招股说明书中称，耐克公司飞人图形注册商标体现的动作是高难度上篮动作，乔丹体育的商标是普通运球动作，两个商标区别度高，不会误导消费者。在迈克尔·乔丹起诉乔丹体育的消息传开之后，很多消费者才恍然大悟。谢会生认为，从这点来看，乔丹体育还对竞争对手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根据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乔丹体育的商品足以对消费者产生误认。可能会影响上市进程但不管诉讼结果如何，此时爆发的商标之争可能使得乔丹体育的上市进程受到打击。某投行人士昨日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若乔丹体育目前还没有拿到上市批文，其上市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至少要等诉讼结束后才能确定是否能够继续上市；若上市批文已经拿到，那也得暂缓发行进程，如果证监会认定该诉讼为重大事件，就极有可能召开首发会后事项，重新上会。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同样认为，无论诉讼结果如何，只要法院受理该诉讼进行立案，那么都将影响乔丹体育的上市。“知识产权无小事，只要是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一般都会被认为是重大事件，而乔丹体育此次涉及的是其主要商标，更可能被认定为重大事件。”而目前法院受理诉讼申请的门槛比较低，“只要有初步证据，有明确的被告，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一般都会受理。”陶鑫良介绍说，目前因为知识产权起诉而使得上市受到影响，甚至终止的情况并不鲜见。就乔丹体育来说，此时最好的方式是与迈克尔·乔丹达成和解，从而避免进一步被起诉。
中国知网乔志强论文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大禹形象研究论文
大禹精神是一种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我们要传承大禹精神，领略大禹的精神。下面是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传承大禹精神的作文的范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传承大禹精神的作文篇一 绍兴，一个有着25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数不胜数的文化遗产，更多的是像大禹治水般的精神食粮，激励着我们青少年一代，勇于开拓，直面未来! 星期天的下午，天阴沉沉的，但我的心情却如“沐浴阳光”。因为妈妈带着我来到了位于绍兴的大禹陵景区，感受绍兴的文化，领略大禹的精神。 禹陵，即大禹葬地。沿着宽阔的马路，我们驱车来到了景区。只见人行道上，两旁尽是排列整齐的石像动物：什么龙马、巨象，石虎……，这些来自古代神话里的奇异动物，听名字就让人浮想连翩。 前方耸立的“大禹陵”碑，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这正是明朝绍兴知府南大吉清学者考证陵址后携刻立碑的，“大禹陵”三字亦为他所题写。 鲜红的廊柱，漆黑的瓦片，经过岁月的洗礼，早已褪去了原有的色彩，暗得更简约古朴，向人们显现着它的年轮。 沿着陕长的小径拾级而上，古道幽幽，树影婆娑。但“白璧微瑕”的树木上，居然用刀刻着“谁爱馨一万年”六个大字，令人不由扼腕叹息。 石阶旁，雕刻的“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史记·五帝本记·第一》”的碑文，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大禹治水的故事。 秋令时节，树上的叶子纷纷凋落，发出“沙沙”的声音;虫鸟的鸣声，透过似窗纱般的层层绿叶，回荡在林间;三五成群的游客叩响了脚下的青石板，伴随着清脆的笑声，“演奏”出一支美妙绝伦的“自然之歌”，给清寂的大禹陵增添了丝丝生机，直叫人神往不已。 迎着微风，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桂花香，深吸一口，让人陶醉其中，不能自已。 穿过粉墙黛瓦的亭台，继续前行，映入眼帘的是不少游客围坐在石桌旁休息的情景。而此时，我已经身心疲惫，挥汗如雨，累得动弹不得。 突然间，一旁的“禹定九州”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快了，加油!大禹像就近在近在咫尺!”听了妈妈的话，我决定重作精神，一鼓作气把它“拿下”。 啊!荆山之巅的大禹雕像，头戴栉风沐雨的斗笠，手握开山挖河的神锸，似脚踏乘风作浪的巨舟，再现了他与洪水搏斗的雄姿。 会稽山水，历史悠远。都说，大禹与绍兴有着深厚的渊源。这回让我真正体会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上古治水英雄，夏朝立国之君大禹，一生行迹中的四件大事：封禅、娶亲、记功、归葬，都发生在绍兴会稽山这片土地，因此留下了众多和大禹相关的传说故事。柯桥的夏履、型塘、宛委山、剡溪……这些地名无一不体现着。 “我思古人，伊彼大禹，洪水滔天，神州无净土!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三过其门而不入，八年于外不辞苦，岂不怀归，念此象庶，嗷嗷待哺，大哉圣哉禹!”眼前的所见所闻，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学校里教过的“大禹纪念歌”。 浑厚的钟声，从身后传来，好似“大禹”治水精神像警钟长鸣般，久久回荡在人们的耳畔，不能平静! 传承大禹精神的作文篇二 绍兴，一个有着25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数不胜数的文化遗产，更多的是像大禹治水般的精神食粮，激励着我们青少年一代，勇于开拓，直面未来! 星期天的下午，天阴沉沉的，但我的心情却如“沐浴阳光”。因为妈妈带着我来到了位于绍兴的大禹陵景区，感受绍兴的文化，领略大禹的精神。 禹陵，即大禹葬地。沿着宽阔的马路，我们驱车来到了景区。只见人行道上，两旁尽是排列整齐的石像动物：什么龙马、巨象，石虎……，这些来自古代神话里的奇异动物，听名字就让人浮想连翩。 前方耸立的“大禹陵”碑，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这正是明朝绍兴知府南大吉清学者考证陵址后携刻立碑的，“大禹陵”三字亦为他所题写。 鲜红的廊柱，漆黑的瓦片，经过岁月的洗礼，早已褪去了原有的色彩，暗得更简约古朴，向人们显现着它的年轮。 沿着陕长的小径拾级而上，古道幽幽，树影婆娑。但“白璧微瑕”的树木上，居然用刀刻着“谁爱馨一万年”六个大字，令人不由扼腕叹息。 石阶旁，雕刻的“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史记·五帝本记·第一》”的碑文，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大禹治水的故事。 秋令时节，树上的叶子纷纷凋落，发出“沙沙”的声音;虫鸟的鸣声，透过似窗纱般的层层绿叶，回荡在林间;三五成群的游客叩响了脚下的青石板，伴随着清脆的笑声，“演奏”出一支美妙绝伦的“自然之歌”，给清寂的大禹陵增添了丝丝生机，直叫人神往不已。 迎着微风，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桂花香，深吸一口，让人陶醉其中，不能自已。 穿过粉墙黛瓦的亭台，继续前行，映入眼帘的是不少游客围坐在石桌旁休息的情景。而此时，我已经身心疲惫，挥汗如雨，累得动弹不得。 突然间，一旁的“禹定九州”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快了，加油!大禹像就近在近在咫尺!”听了妈妈的话，我决定重作精神，一鼓作气把它“拿下”。 啊!荆山之巅的大禹雕像，头戴栉风沐雨的斗笠，手握开山挖河的神锸，似脚踏乘风作浪的巨舟，再现了他与洪水搏斗的雄姿。 会稽山水，历史悠远。都说，大禹与绍兴有着深厚的渊源。这回让我真正体会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上古治水英雄，夏朝立国之君大禹，一生行迹中的四件大事：封禅、娶亲、记功、归葬，都发生在绍兴会稽山这片土地，因此留下了众多和大禹相关的传说故事。柯桥的夏履、型塘、宛委山、剡溪……这些地名无一不体现着。 “我思古人，伊彼大禹，洪水滔天，神州无净土!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三过其门而不入，八年于外不辞苦，岂不怀归，念此象庶，嗷嗷待哺，大哉圣哉禹!”眼前的所见所闻，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学校里教过的“大禹纪念歌”。 浑厚的钟声，从身后传来，好似“大禹”治水精神像警钟长鸣般，久久回荡在人们的耳畔，不能平静! 传承大禹精神的作文篇三 一叶乌篷，漂过二千五百年的沧桑;百转河渠，流动大禹治水的英名。绍兴，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江南小城，历来民风淳朴。其中，许多民间习俗被绍兴人乐此不疲地传了下来，所赋予的含义也更深刻了。 其中的会稽山祭禹一直受到重视，仪式非常隆重。一是公祭，每五年就会有一场规模盛大的祭禹活动。二是民祭，一年一次，从未间断。一般，公祭典礼开始前，吹打乐队、舞龙、舞狮队、仪仗队等都要进行表演迎宾，以烘托热烈的气氛。此外，参加祭祀人员将统一佩戴黄色佩巾和节徽，显示其庄重性和整齐性。据《魅力绍兴》记载：2007年4月20日，公祭大禹陵典礼已升格为“国祭”。其盛况可见一斑。 其实，人们祭奠大禹，并不仅仅在于他的丰功伟绩，更在于他治水的辛酸历程。其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传说尧舜年间，大禹治水十三年，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三次路过家门口都没去看一看孩子，为治水，他日夜不停地忙着。开始，大禹动员百姓堵住水，失败了;随后，他尝试了许多方法，又失败了;最后，大禹采用疏通的方法，终于保住了良田。正是如此，人民为纪念禹而修建的大禹陵，也就成了人们记忆的延续。 这么多年过去了，绍兴人民一直在发扬大禹的艰苦奋斗精神，把一座座平房变成了一幢幢楼房，把泥泞的小路变成了平坦的、宽阔的马路。有了大禹精神的激励，家乡绍兴是越来越繁荣了。如今，“大禹精神”已成为绍兴儿女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祭禹”这一习俗，也在时代的潮流中，与时俱进。 当然，大禹治水的精神也激励着我。学校里，我要刻苦学习，不怕困难，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长大后，我要为国争光，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大禹治水的精神，永放光芒! 看了传承大禹精神的作文还看： 1. 传承传统文化作文800字 2. 高中作文有关信念的范文4篇 3. 岸的话题作文范文4篇 4. 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征文范文3篇 5. 以水为话题的议论文作文800字精选5篇
，“大禹”属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精神典范之一。小说并没有直接写大禹治水如何艰辛，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加以暗示：“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透过文本对大禹“黑瘦的面貌”和“结满老茧的脚底”的特写，读者可以体会到禹在治水中“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夜入”的艰难困苦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力。此外，在《理水》中，鲁迅还虚构了一群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他们无视洪水滔天的灾难，在“文化山”上自鸣清高而又无济于事。对于小说中的这些学者，鲁迅都是有所指涉的，从中可以看出30年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曲折地表达了鲁迅对“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的愤怒与批评
刘禹锡的研究论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772～842) 唐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生长在江南，受江南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较深。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又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授太子校书。此后历官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淮南节度使掌书记、京兆府渭南县主簿、 监察御史等职。贞元二十一年正月, 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见二王八司马）。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宪宗元和十年(815)召回长安,又因赋诗获遣，再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敬宗宝历二年(826)始被召回,先后任尚书省主客郎中、集贤学士、礼部郎中及苏、汝、同三州刺史。文宗开成元年(836)后,担任秘书监;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加检校礼部尚书衔。晚年虽闲废多病而志意不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等诗句，表现了他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天论》三篇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文中还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命题，阐述了国治法行对于改造自然的重要作用。在《因论》七篇中，能注意到客观事物中广泛存在着的祸福、大小、利钝、声实等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变化情况，表现了一定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刘禹锡在政治上反对墨守陈规，主张"稽弊而矫"，"唯变所适"。在地方官任上，他能因时制宜，兴利除弊，故所在多有卓著的政绩。 刘禹锡工诗能文，兼擅书法。其在巴东民歌基础上创作的《竹枝词》，词意高妙，风韵天成，对后世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其七言律、绝，精警含蓄，多为传诵名篇。白居易曾尊之为"诗豪"。散文则不拘一格，尤长于论说。宋姚铉把他同唐著名古文家李翰、梁肃等并称为"文之雄杰者"。 所著有《刘宾客集》，今存最早刻本为正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的宋刊大字本（也称崇兰馆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 --------------------------------------------------------------------------------刘禹锡（772～842） 中国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生于嘉兴（今属浙江） 。贞元九年（793）中进士 ，登博学宏词科。翌年举吏部取士科 ，授太子校书 。永贞元年（805），因辅助王叔文进行政治革新 ，先贬连州刺史 ，加贬朗州司马。后回京，又贬连州刺史。历夔州、和州刺史 。大和元年（827），回洛阳任职 。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 ，后出苏州、汝州 、同州刺史 。开成元年（836），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 。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诗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诗现存800余首 。其学习民歌 ，反映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诗，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歌颂平叛战争的诗，以《平蔡州》三首、《平济行》二首最著名。尤其前者，在刘诗中有重要地位。刘诗中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一类，历来为人称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富于哲理意味。《西塞山怀古》、《乌衣巷》则精警超迈 ，韵味深长 。他与白居易 、 令狐楚的唱和应酬分别编为《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本集中还有送僧诗一卷。刘诗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富于音乐美。其律诗 、绝句、古诗俱佳。七言乐府小诗吸取民歌曲调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适于入乐。就连《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民歌的音乐美。一些六言诗和新体诗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适于配乐歌唱。此外，刘禹锡还按《忆江南》曲调填词二首。刘禹锡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刘文以论说文成就最大 。 一是专题性的 ，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二是杂文。刘禹锡的散文与其诗歌一样，辞藻瑰丽，题旨隐微。有《刘梦得文集》、《刘宾客文集》、《刘禹锡集》。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今人卞孝萱有《刘禹锡年谱》。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一作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自言系出中山（治所今河北省定县）。唐朝著名诗人，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举博学宏词科，授太子校书，升监察御史。曾与柳宗元等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失败后，贬为朗州司马，改官连州、和州等地刺史，历二十余年。后入朝，官至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加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他的诗歌反映了中唐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倾向鲜明，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目录 [隐藏]1 刘禹锡生平 2 刘禹锡年表 3 刘禹锡研究相关文献 4 补充 [编辑]刘禹锡生平 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是唐代中叶进步的政治家、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关于刘禹锡的家世和生平，他临终前写了一篇八百余字的《子刘子自传》，两《唐书》中有《刘禹锡传》，唐、宋人笔记中也记载了他的一些轶事。 刘禹锡一生的经历比较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从代宗大历七年（772）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即从他一岁到十九岁的青少年时期；二、从贞元七年（791）到顺宗永贞元年（805），即从他二十岁到三十四岁走上仕途，参加政治革新时期；三、从宪宗元和元年（806）到敬宗宝历二年（826），即从他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贬谪时期；四、从文宗大和元年（827）到武宗会昌二年（842），即从他五十六岁到七十一岁去世的晚年时期。 [编辑]刘禹锡年表 一岁唐代宗大历七年，壬子（772）刘禹锡生于苏州嘉兴县嘉禾驿后。 九岁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780）本年前，已从诗僧皎然、灵澈学诗。 十九岁贞元六年，庚午（790）北游长安。 二十二岁贞元九年，癸酉（793）登进士第。是年，顾少连知贡举。试题为：《平权衡赋》、《风光草际浮诗》。放进士三十二人，其中柳宗元与刘禹锡相知。又登宏辞科，识李绛。 二十三岁贞元千年，甲戌（794）向权德舆献文。 二十四岁贞元十一年，乙亥（795）中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 二十六岁贞元十三年，丁丑（797）父卒于扬州。葬父于荥阳。途中为撰《讯甿》采集素材。 二十九岁贞元十六年，庚辰（800）入社佑幕。夏，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经历戎马生活数月。秋，改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 三十岁贞元十七年，辛巳（801）仍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代杜佑撰表、状多篇。与李益、张登、段平仲等交游。 三十一岁贞元十八年，壬午（802）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代京兆尹韦夏卿撰表、状多篇。与柳宗元、韩泰听施士句讲《毛诗》。 三十二岁贞元十九年，癸未（803）在渭南县主薄任。闰十月，入为监察御史。举崔群自代。卜居于长安光福坊。与韦执谊、王叔文、韩愈、牛僧孺等交游。与令狐楚通讯唱和。代宰相杜佑、京兆尹李实、东都留守韦夏卿、御史中丞李位撰表、状多篇。 三十三岁贞元二十年，甲申（804）在监察御史任。兼领监祭使，与李程等交游。作诗赠张荐、王涯。代御史中丞武元衡撰表、状多篇。 三十四岁贞元二十一年唐顺宗永贞元年，乙酉（805）正月，仍为监察御史。二月，兼署崇陵使判官。四月，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仍兼崇陵使判官。①举柳公绰自代。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组成政治革新集团。遭窦群弹劾。八月，顺宗年禅，宪宗即位。九月，刘禹锡贬连州刺史。过江陵，遇韩愈，作《韩十八恃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 故足成六十二韵》。十月，再贬朗州司马。革新集团成员被贬者十人，史称“二王八司马”。是年，代杜佑撰表多篇，又作《救沈志》、德宗挽歌等。 三十五岁唐宪宗元和元年，丙戌（806）在朗州司马任。居于招屈亭之旁。与顾彖、董涎等交游。上书杜估。八月，宪宗诏：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时王伾已病卒，王叔文赐死。 三十六岁元和二年，丁亥（807）在朗州司马任。撰并书乘广禅师碑。 三十七岁元和三年，戌子（808）在朗州司马任。得柳宗元寄文。与白居易通讯唱和。 三十八岁元和四年，己丑（809）在朗州司马任。托程异献诗于李吉甫。 四十岁元和六年，辛卯（811）在朗州司马任。吕温卒，作诗哭之。撰董侹集纪、《辩易九六论》。在朗州司马任。又上书杜佑。撰董挺墓志铭、顾彖墓表。 四十二岁元和八年，癸巳（813）在朗州司马任。与窦常唱和。上书李绛、武元衡。窦群过朗州，刘禹锡代撰谢上表。 四十三岁元和九年，甲午（814）在朗州司马任。代窦常撰《武陵北亭记》。刘禹锡在朗州期间重要论文有《天论上、中、下》等，赋有《谪九年赋》、《望赋》、《何卜赋》、《砥石赋》、《楚望赋》等，诗有《武陵书怀五十韵》、《游桃源一百韵》、《桃源行》、《泰娘歌》、《竞渡曲》、《采菱行》、《阳山庙观赛神》等。与柳宗元、元稹、杨归厚等通讯唱和，与僧交游。 四十四岁元和十年，乙未（815）二月，与柳宗元等奉诏回长安。作《伤独孤舍人（郁）》、《酬杨侍郎凭见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等诗。三月，复出为播州刺史。因裴度请，改连州。殷尧藩有诗送别。途中与柳宗元唱和，至衡阳分路。五月，抵任。撰《谢上连州刺史表》，谢武元衡、张弘靖启。六月，武元衡被刺，作《代靖安佳人怨二首》。 四十五岁元和十一年，丙申（816）在连州刺史任。与杨千陵、马总等通讯唱和。 四十六岁元和十二年，丁酉（817）在连州刺史任。得柳宗元寄文及药方。与元稹、白居易通讯唱和。 四十七岁元和十三年，戍戌（818）在连州刺史任。是年，得薛景晦寄《古今集验方》，刘禹锡编《传信方》报之，自撰前言。又作智严律人师碑，袁滋、于颇挽歌。 四十八岁元和十四年，己亥（819）在连州刺史任。冬，母卒，送母柩葬荥阳。十一月，次衡阳，闻柳宗元卒，作诗哭之。过鄂州，与李程相会。裴昌禹来访。与僧交游。 四十九岁元和十五年，庚子（820）撰文祭柳宗元。与白居易唱和。八月，令狐楚谪衡州，在洛阳与刘禹锡会面。 五十岁唐穆宗长庆元年，辛丑（821）冬，除夔州刺史。由洛阳赴任，经鄂州，与李程唱和。是年，作吕温集纪，《伤愚溪三首》。 五十一岁长庆二年，壬寅（822）正月，抵任。与温造、王涯唱和。是年，裴昌禹来访，韦绚来求学。 五十二岁长庆三年，乡卯（823）在夔州刺史任。 五十三乡长庆四年，甲辰（824）正月，穆宗卒，敬宗即位。刘禹锡在夔州期间，将以前所撰《鉴药》等文，整理为《因论七篇》。为柳宗元编遗集，并撰前言。与元稹、白居易、杨巨源等唱和。夏，转和州刺史。离夔州时，游巫山神女庙，遍览古今题诗·选出沈佺期、王无竟、李端、皇甫冉四首。作《自江陵沿流道中》、《西塞山怀古》、《武昌老人说笛歌》等。应崔群之邀，游宣州，作《九华山歌》。八月，抵任。和州值旱灾之后，关心人民疾苦。撰《和州谢上表》、《洗心亭记》。 五十四岁唐敬宗宝历元年，乙巳（825）在和州刺史任。 五十五岁宝历二年，丙午（826）冬，罢和州刺史。与李德裕、元稹、白居易、崔玄亮、韩泰等唱和。离和州，游建康，作《经檀道济故垒》、《金陵怀古》等诗。过扬州， 与白居易相遇，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诗。游楚州，与郭行余相会。过汴州，与令狐楚相会，皆有诗。 五十六岁唐文宗大和元年，丁未（827）春，返洛阳。秋，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举姜伦自代。与白居易、令狐楚、姚合等唱和。 五十六岁大和二年春，为主客郎中，至长安。裴度欲荐刘禹锡和制诰，未成。充集贤殿学士。与裴度、李绎、崔群、白居易、质承宣、杨嗣复、张籍等联句。 五十八岁大和三年，己酉（829）除礼部郎中，仍兼集贤殿学士。举韩泰自代。撰王涯先庙碑、令狐楚家庙碑、法融大师新塔记。白居易编《刘白唱和集》卷上、中。 五十九岁大和四年，在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任。求分司东都，未果。 六十岁大和五年，辛亥（831）在集贤殿期间供进新书二千余卷。与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元稹、韩泰、杨归厚、李德裕、张籍等唱和。七月，元稹卒， 作诗哭之。又作刘仁师遗爱碑。十月，出为苏州刺史姚合有诗送别。过河中府，与李程相会。过洛阳，与白居易相会。 六十一岁大和六年，壬子（832）二月，抵任。举韦应物自代。苏州水灾，请得朝廷赈济。编《吴蜀集》。白居易编《刘白唱和集》卷下（《刘白吴洛寄和卷》）。得张枯寄诗。 六十二岁大和七年，癸丑（833）在苏州刺史任。以政最，赐紫金鱼袋。自编诗文集，编《彭阳唱和集》，为李绛编遗集，皆撰前言。是年闰七月，李绅过苏州。 六十三岁大和八年，甲寅（834）在苏州期间，作《魏生兵要述》等。七月，移汝州刺史。过扬州，与牛憎孺相会。过沛州，与李程相会。抵任后，举裴弘泰自代。十一月，李德裕过汝州。 六十四岁大和九年，乙卯（835）在汝州期间，与裴度、白居易、令狐楚等唱和。九月，移同州刺史。过洛阳，与裴度、白居易相会。十二月，抵任，举萧俶自代。 六十五岁开成元年，丙辰（836）同州连遭旱灾，请得朝廷赈贷，放免旧欠。秋，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编《汝洛集》，并撰前言。 六十六岁开成二年，丁巳（837）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二月，应李珏之邀，与裴度、白居易等于洛水修楔。十一月，令狐楚卒，作诗哭之。将大和五年以后与令狐楚唱和诗续编入《彭阳唱和集》，撰后引。与白居易、牛僧孺、杨汝士、杨嗣复、李绅等唱和。 六十六岁开成三年，戊午（838）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撰韦处厚集纪，薛春、王质神道碑。文宗欲置诗学士，杨嗣复首荐刘禹锡，李珏反对此事，遂作罢。 六十八岁开成四年，己未（839）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加尚书衔。撰史孝章神道碑。 六十九岁开成五年，庚申（840）改秘书监、分司东都。撰令狐楚集纪、崔倕神道碑、文宗挽歌等。 七十岁武宗会昌元年，辛酉（841）春，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作《秋声赋》。与白居易、王起联句。荐王龟。与白居易劝南卓撰《揭鼓录》。 七十一岁会昌二年，壬戌（842）病中撰自传。七月卒，赠兵部尚书。葬于荥阳县西檀山原。
写作背景：刘禹锡因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经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看人下菜碟，见刘禹锡是从上面贬下来的软柿子，就故意刁难。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还随意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和州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吩咐衙里差役把刘禹锡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刘禹锡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那位知县见其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又再次派人把他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知县强迫刘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想想这位势利眼的狗官，实在欺人太甚，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原文：陋室铭作者：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简介（772－842） 字梦得 ，洛阳（今河南）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唐代中期诗人、哲学家。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弟。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二十一岁，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年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 后来在政治上不得意被贬为朗州司马。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 一度奉诏还京后，刘禹锡又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触怒新贵被贬为连州刺史。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名句很多，广为传诵。824年夏，他写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王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忱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诗为后世的文学评论家所激赏，认为是含蕴无穷的唐诗杰作。 后来，几经多次调动，刘禹锡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当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皇帝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闲适。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刘禹锡写的《陋室铭》，全文共81字，字字珠玑。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篇名作是刘禹锡一气之下挥毫写成的。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中进士后，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可谓官运亨通。后因他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运动，得罪了当朝权贵宠臣，被德宗皇帝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按当时地方官府的规定，他本应住衙门三间三厦的官邸。可是，和州的知县是个势利之徒，他见刘禹锡贬官而来，便多般刁难。先是安排他住在县城南门，不久，又要他搬至北门，由原先的三间屋缩小到一间半，不久又要他搬居城中。半年之间，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狭小，一次比一次简陋，全家老小根本无法安身。刘禹锡觉得这县官欺人太甚，愤然提笔写下了《陋室铭》一文，并请大书法家柳公权书碑勒石，立于门前，以示“纪念”，一时轰动朝野。 斯时被贬为广西柳州刺史的柳宗元，与刘禹锡是同榜进士，诗歌唱酬，友谊殊深。当他读到《陋室铭》后，获知刘禹锡遭受势利小人冷遇时，愤懑不平，立即上书朝廷请求：“情愿以自己被遣之地柳州换和州，虽得重罪，死不恨。”虽未获准，但足可见“患难识知己，文人更相亲”的高贵品质。 人世沧桑，岁月如流。势利小人早已化作黄土一，而刘禹锡的《陋室铭》，却光照历史，留传千古。 刘禹锡诗集 秋风引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堤上行 酒旗相望大堤头， 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 桨声幽轧满中流。 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 江南春 新妆宜面下朱楼， 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 蜻蜓飞上玉搔头。 竹枝 白帝城头春草生， 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 北人莫上动乡情。 竹枝 瞿塘嘈嘈十二滩， 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竹枝 山上层层桃李花， 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 长刀短笠去烧畲。 竹枝 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 竹枝 巫峡苍苍烟雨时， 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 由来不是此声悲。 竹枝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竹枝 楚水巴山江雨多， 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 回入纥那披绿罗。 竹枝 江上春来新雨晴， 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 人来人去唱歌行。 竹枝 两岸山花似雪开， 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 永安宫外踏青来。 竹枝 城西门外滟滪堆， 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 少时东去复西来。 竹枝 日出三竿春雾消， 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 住在成都万里桥。 步虚词 阿母种桃云海际， 花落子城二千岁。 海风吹折最繁枝， 跪捧琼盘献天帝。 步虚词 华表千年一鹤归， 凝丹为顶雪为衣。 星星仙语人听尽， 却向五云翻翅飞。 抛球乐 五色绣团圆， 登君玳瑁筵。 最宜红烛下， 偏称落花前。 上客如先起， 应须赠一船。 抛球乐 春早见花枝， 朝朝恨发迟。 及看花落后， 却忆未开时。 幸有抛球乐， 一杯君莫辞。 纥那曲 杨柳郁青青， 竹枝无限情。 同郎一回顾， 听唱纥那声。 纥那曲 踏曲兴无穷， 调同辞不同。 愿郎千万寿， 长作主人翁。 浪淘沙 九曲黄河万里沙， 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 同到牵牛织女家。 浪淘沙 八月涛声吼地来， 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 卷起沙堆似雪堆。 浪淘沙 流水淘沙不暂停， 前波未灭后波生。 令人忽忆潇湘渚， 回唱迎神三两声。 浪淘沙 洛水桥边春日斜， 碧流轻浅见琼沙。 无端陌上狂风急， 惊起鸳鸯出浪花。 浪淘沙 莫道谗言如浪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寒沙始到金。 浪淘沙 汴水东流虎眼纹， 清淮晓色鸭头春。 君看渡口淘沙处， 渡却人间多少人。 浪淘沙 濯锦江边两岸花， 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 将向中流定晚霞。 浪淘沙 日照澄洲江雾开， 淘金女伴满江隈。 美人首饰侯王印， 尽是沙中浪底来。 浪淘沙 鹦鹉洲头浪飐沙， 青楼春望日将斜。 衔泥燕子争归舍， 独自狂夫不忆家。 杨柳枝 塞北梅花羌笛吹， 淮南桂树小山词。 请君莫奏前朝曲， 听唱新翻杨柳枝。 杨柳枝 御陌青门拂地垂， 千条金缕万条丝。 如今绾作同心结， 将赠行人知不知。 杨柳枝 轻盈袅娜占年华， 舞榭妆楼处处遮。 春尽絮飞留不得， 随风好去落人家。 杨柳枝 南陌东城春草时， 相逢何处不依依。 桃红李白皆夸好， 须得垂杨相发挥。 杨柳枝 城外春风吹酒旗， 行人挥袂日西时。 长安陌上无穷树， 唯有垂杨管别离。 杨柳枝 扬子江头烟景迷， 隋家宫树拂金堤。 嵯峨犹有当时色， 半蘸波中水鸟栖。 杨柳枝 迎得春光先到来， 轻黄浅绿映楼台。 只缘袅娜多情思， 更被春风长挫摧。 杨柳枝 巫峡巫山杨柳多， 朝云暮雨远相和。 因想阳台无限事， 为君回唱竹枝歌。 杨柳枝 凤阙轻遮翡翠帏， 龙墀遥望麴尘丝。 御沟春水相辉映， 狂杀长安年少儿。 杨柳枝 花萼楼前初种时， 美人楼上斗腰肢。 如今抛掷长街里， 露叶如啼欲恨谁。 杨柳枝 炀帝行宫汴水滨， 数株残柳不胜春。 晚来风起花如雪， 飞入宫墙不见人。 杨柳枝 金谷园中莺乱飞， 铜驼陌上好风吹。 城东桃李须臾尽， 争似垂杨无限时。 踏歌词 春江月出大堤平， 堤上女郎连袂行。 唱尽新词欢不见， 红窗映树鹧鸪鸣。 踏歌词 桃蹊柳陌好经过， 镫下妆成月下歌。 为是襄王故宫地， 至今犹自细腰多。 踏歌词 新词宛转递相传， 振袖倾鬟风露前。 月落乌啼云雨散， 游童陌上拾花钿。 踏歌词 日暮江南闻竹枝， 南人行乐北人悲。 自从雪里唱新曲， 直到三春花尽时。 忆江南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 弱柳从风疑举袂， 丛兰帙浥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颦。 忆江南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 犹有桃花流水上， 无辞竹叶醉尊前， 惟待见青天。 潇湘神 湘水流，湘水流， 九疑云物至今秋。 若问二妃何处所， 零陵芳草露中愁。 潇湘神 斑竹枝，斑竹枝， 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听瑶瑟怨， 潇湘深夜月明时。 西塞山怀古 西晋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心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蜀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闻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