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宦官的学位论文有哪些
皇帝怕了外戚，把很多时候靠宦官，恶性循环，到后来连皇帝的废立都是宦官说了算，就这样，呵呵
皇帝是个窝囊废。
有很多这样的代表，比如说王守澄，俱文珍，刘季述，田令孜等等，都是特别大的宦官，然后历史地位特别的高，生前显赫无比。
唐朝后期的宦官代表有梁守谦、仇士良、马元贽、王宗实、杨复恭等人。
梁守谦于贞元年间净身入宫，后于唐宪宗所统治的元和年间逐渐受到重用，官职也逐步提升为骠骑大将军。而在元和十五年的时候，唐宪宗为王守澄等宦官所害，而后梁守谦将太子李恒拥立为帝，史称“唐穆宗”。穆宗即位之后，梁守谦依旧权势熏天，期间还因抵御吐蕃有功而被封为邠国公。827年时，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害死，于是梁守谦又联合宰相将李涵拥立为帝，是为“唐文宗”。从唐德宗至唐文宗，梁守谦一共经历了六任皇帝，其手掌重权的时间则多达十九年。
唐文宗在梁守谦的拥立下登基之后，仇士良这一派的宦官与另一派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多有不和。文宗为此决定利用他们的矛盾来削弱宦官势力，仇士良则于这场争斗之中胜出并夺得禁军兵权。而后，文宗虽想要趁势将仇士良也一并除掉，但是最后却反过来落入宦官的掌控。这便就是“甘露之变”。随着文宗被控制，仇士良彻底掌握朝政大权。等到了840年，仇士良又趁文宗病重将李炎立为皇太弟。等到文宗病逝，李炎随即在仇士良的拥立下即位，即唐武宗。
由仇士良拥立的武宗逝世之后，唐朝迎来了又一位由宦官拥立的皇帝，即唐宣宗李枕。拥立宣宗即位的宦官是马元贽，此人颇受宣宗宠信。但是与梁守谦、仇士良等宦官相比，马元贽虽因宣宗的宠信而看起来风光无限，但是实际上他并无太多权势。宣宗时期除了马元贽之外，占据主要地位的宦官则还有马公儒，王宗实等人。
在宣宗于859年因病逝世之后，马公儒与王宗实这两人还曾为新任皇帝人选展开过一场较量。其中马公儒想要拥立夔王李滋为新帝，而王宗实则意欲拥戴郓王李温。经由一番较量之后，李温在王宗实的支持之下即位，即唐懿宗。而随着唐懿宗的登基，身为输者的王归长也随即遭到王宗实的杀害。
就以上这些信息中便可看出，唐朝后期的宦官势力是非常猖獗的，诸多皇帝都是在宦官的帮助下才登上皇位的。便就是因为宦官势力猖獗，唐朝皇权才日渐式微，唐朝统治也因此日渐衰败。
唐朝宦官专权论文研究方法
唐朝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宦官专权。
宦官专权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先后专制禁军，权势很大。四王二帝之乱的过程中，德宗由长安外逃，禁军都召集不起来，仅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亲王左右从驾逃难。因此，德宗还京师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窦、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当时的北衙六军已经名存实亡，神策军是中央惟一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宦官掌握这支军队后实际上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凡此种种，皆使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宦官进退朝臣、任命节帅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宦官专权是皇帝腐化的产物，但它又反转来进一步加重这种腐化。唐文宗时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对其同伙说，天子如果“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事”，“吾属”就不免恩薄权轻了。最好是以声色狗马蛊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这样就可以“万机在我”，稳享“恩泽权力”了。宫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狗等，以供皇帝玩乐的。为捕获这些珍禽异兽，“五坊小儿”四出骚扰百姓，甚至借机敲榨。宦官至长安两市替宫中购买用物称作“宫市”，实际是购买其名，豪夺其实，往往只用值百钱的代价就强买人家值数千钱的东西，而且还要另索“脚价(钱)”。这些恶棍被称作“白望”。这些情况虽仅见于顺宗时的记载，但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唐代后期。
反宦官的斗争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翦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
明代的宦官论文参考文献
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宦官体制，是宦官伺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机构。内设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 十二监：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司设监，御用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 四司：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 八局：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司礼监：为整个宦官系统中最高的权力机构，“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司礼监的主要职权为： 1. 批答奏章，传宣谕旨； 2. 总管所有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司礼监总管大太监为所有宦官的首领； 3. 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如南京守备，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司礼监总管大太监兼任东厂提督一职。 御马监：管理御用兵符； 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 司设监：掌管卥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 御用监：掌办御前所用之物； 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 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 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 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 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 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 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 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 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 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 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 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 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 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 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 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 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完备的宦官体制潜藏的恶性痼疾，一旦碰到极度的专制皇权，便迅速得以滋生蔓延。明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极度化的时代，宦官的干政亦到登峰造极之地步，并且呈现出自己的时代特点。东汉宦官专政可以说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轮流坐庄，唐代宦官集团将势力渗透到中央禁军系统进而掌控朝政，而明代宦官则将魔爪渗透到了司法领域转而掌控天下。 明代负责司法的机关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习称三法司。刑部主管审判，大理寺负责大案要案的审判和一般案件的复核，都察院监察文武百官的言行，三者各司其职、互相牵制。但是，明代司法大权基本上都被宦官侵夺，“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6�1刑法志》）。不过，明代司法权的丧失，也是宦官一步步侵夺的结果，他们通过特务统治来攫取司法权利。 众所周知，明代宦官把持了中央司法大权，实施司法权的机构主要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但是真正操纵这几个机构的是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要想了解明代宦官干政，首先必须了解司礼监。 前面说过，司礼监设立于明太祖时期，最初在二十四衙门中地位并不高。按照明代体制，内阁大臣只有“票拟”权力，就是内阁大学士代皇帝拟出对大臣章表的批复意见，然后皇帝参照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用朱笔批出最终决定，叫“批红”。宣德年间，司礼监首领太监获得了“批红”权力，事实上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他们通过“批红”大权，可以暗中扩展势力，对抗内阁，进而对抗整个官僚阶层。 由于司礼监拥有代皇帝批红和传旨谕旨的权力，因而它的内部机构也逐渐完备起来。司礼监的最高长官是掌印太监，只有一人。下设秉笔太监几人，专管批红。秉笔太监中有一名负责管理东厂，称“提督太监”，位居其他秉笔太监之上，称为次辅。司礼监下设文书房，由掌房十员组成，协助掌印、秉笔太监处理通政司所进章奏、内阁票拟、皇帝的圣旨等，地位也十分重要。 明代司礼监宦官除了“批红”和“承宣圣旨”，还有其他几项权力。 皇位监护权。明代，皇帝死前，司礼监太监往往和内阁首辅一起，被托命辅佐新君。例如，穆宗死时，命令内阁大臣和司礼监太监冯保辅佐新君———神宗，冯保就是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内阁大臣中受命的就有一代名相张居正。 掌管全部宦官，包括宦官的任命调动。其权力高度集中，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明代宦官机构庞杂，在京师就有二十四衙门和厂卫系统。在地方上，也有镇守太监、留守守备。其中最重要的有，南京守备、凤阳皇陵守备，各省各军事要塞的镇守太监。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织造局，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市舶司，各地国家仓库也归宦官主管。英宗正统年间，司礼监还主要主管内廷宦官，各地宦官还是由皇帝亲自指派，但到了代宗景泰年间，全国宦官人数激增，调派权力逐渐落到了司礼监太监手中。同时，对所有宦官的惩治大权，也是司礼监太监负责。 明代宦官飞扬跋扈，势焰熏天，主要是掌握了司法大权，推行特务统治，进而控制朝政。明代宦官推行特务统治的主要机构为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要想了解明代宦官体制，还须了解厂卫系统。 最早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明代兵制，实行卫所制度。中央设立五军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关，各地设立卫所负责军队日常的训练和管理。卫下设千户所，千户所下设百户所，其长官分别是都指挥使、千户、百户。卫所之上设都指挥司，管辖几个卫所。五军都督府负责全国的日常军事工作，兵部管军官的任免和军队调遣。战争时期，将帅由皇帝亲自任命，战争结束后将帅把军队带回卫所，他的使命宣告结束。可见，明代皇帝对军队的分而治之，使得都督府有军队管理权，兵部拥有人事权和调动权，真正的指挥权在皇帝手中。任何一个人要想完全控制军队，都是不可能的。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九年，便制造了御玺，刘邦灭秦得天下后，子缨将御玺献给了刘邦，御玺成为“汉传国空”。到汉末董卓之乱，御玺先后落入孙坚、袁术之手，再传魏、晋。五胡十六国时，一度流于诸强，后被南朝承袭。隋灭陈后，御玺被陈朝的萧太后带到突厥，直到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御玺归唐。五代时，灭下大乱，流传的御玺不知所终。在六朝以后的记载中，大都认为被秦始皇所用的御玺是用和氏壁改造而成的。 清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和氏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乾隆皇帝在＜卞和献玉说＞中，认为这只是韩非子的寓言而已。 .明朝太监的乱政，实际是由于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扶持起来的一个势力集团，他们在为皇帝服务的同时，趁机为自己牟利。明朝太监集团和皇帝往往是一体的，相互依靠的。
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
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
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宦官
关于学位论文正确的说法有哪些
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毕业生用以申请授予相应学位而提出作为考核和评审的文章。学位论文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个等级。1、学士论文：学士论文是合格的本科毕业生撰写的论文。毕业论文应反映出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大学阶段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题目有一定的心得体会，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或一个难点，选择题目还应避免过小、过旧和过长。2、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它应能反映出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具有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对所研究的题目有新的独立见解，论文具有一定的深度和较好的科学价值，对本专业学术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3、博士论文：博士论文是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它要求作者在博导的指导下，能够自己选择潜在的研究方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掌握相当渊博的本学科有关领域的理论知识，具有相当熟练的科学研究能力，对本学科能够提供创造性的见解，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位论文是作者为获得某种学位而撰写的研究报告或科学论文。一般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个级别。其中尤以博士论文质量最高，是具有一定独创性的科学研究著作，是收集和利用的重点。学位论文代表不同的学识水平，是重要的文献情报源之一。它一般不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只能通过学位授予单位、指定收藏单位和私人途径获得。查找国外学位论文的检索工具有《国际学位论文文摘》(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由美国大学缩微品公司(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orporation)编辑出版，收录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的450余所大学的学位论文文摘和其它各国著名大学的学位论文目录，分A(人文与社会科学)、B(科学和工程)、C(欧洲学位论文文摘)3辑出版。我国于1979年恢复实行学位制度。北京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是指定的博士论文收藏单位。学位论文根据所申请的学位不同，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种。按照研究方法不同，学位论文可分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三类，理论型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证明、理论分析、数学推理，用这些研究方法获得科研成果；实验型论文运用实验方法，进行实验研究获得科研成果；描述型论文运用描述、比较、说明方法，对新发现的事物或现象进行研究而获得科研成果。
初唐四杰论文相关文献有哪些
是他们了王 勃 （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硕儒王通之孙。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虢州参军时，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后，渡海省亲，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才华出众，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作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学术著作亦丰，除《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等篇被收入《文苑英华》外，余皆散佚。 杨 炯 （650--693？）华阴（今陕西华阴）人。10岁举神童，27岁授校书郎。武后时为婺州盈川令，世称杨盈川。作诗擅长五律，叙写边塞生活的诗作尤为突出，如《战城南》、《从军行》等篇都气势轩昂、风格豪健。其他题材的却未能尽脱绮艳文风。散文多赋、序、表、志等，今存50篇。在所作《王勃集序》中，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风的理论和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四杰"中，他的诗数量最少，成就也略小些。 卢照邻 （约636--695后）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初任邓王府典签，后迁新都尉，染风疾辞官。居太白山中，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县茨山下，买园筑坟，终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病痛折磨，身投颍水而死。他一生不得志，只作过几任小官。为自明遭遇，作有《五悲文》。有诗名，其诗以七言歌行体为佳。作品辞彩富艳，内容广阔，意境清迥，以韵胜。代表作《长安古意》，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和内部斗争，在初唐长篇歌行中成就突出。 骆宾王 （约626--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初为遁王李元庆府属，又任武功、长安两县主簿。入朝为御史后，因多次上书议论天下大事，获罪入狱，贬为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不知所终。骆宾王少负才名，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擅长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内容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相近，但篇幅更长、铺排更甚，当时被称为绝唱。又精于五言诗。五律《在狱咏蝉》，借蝉自喻，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还善作骈文。在随徐敬业起兵时，写过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后檄文》）。檄文采用抑彼扬手法，很有战斗力和号召力。传武则天读此文亦大加赞赏。
一、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中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二、历史上的并称：1、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③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2、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散文著称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三苏）、王安石、曾巩八人。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1)社会因素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补充参考资料：唐诗兴盛的原因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试题库填空：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名词解释：王孟背诵：1． 王维《终南山》。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问答题：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
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并称:"三苏"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