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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诗歌流派毕业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7 23:25:27

盛唐时期诗歌流派毕业论文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摘要】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关键词】 大历十才子; 盛唐边塞诗派; 边塞诗;

盛唐边塞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人,虽然都处在盛唐时代。但在创作实践上俨然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题材到诗体,都各具特色。首先从思想内容上看,边塞诗派,由于盛唐时期边境战争的频繁和疆土的扩大。诗人有边塞生活经历。其诗多描绘诗人戎马风尘的战斗生活,描绘祖国边疆的奇丽风光,抒写将士抗敌为国的乐观豪迈精神及在征戎生涯中的复杂矛盾情感。如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早年怀有“云霄”之志,曾西游长安,以求官职,然而却失意而归。于是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欲在边塞建功立业。由于际遇的殊异,才力的雄杰以及对边塞和戎马生活有长期的体验,他的边塞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也是盛唐边塞诗的精品。诗中描写了战争的艰苦和战场的萧条,歌颂了广大士兵不畏艰苦、不怕牺牲、不追求功名的爱国精神和斗争意志。同时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现象,讽刺了将帅骄纵轻敌又不体恤士兵的误国误民的行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沉痛的对比句,鲜明地表明了作者的爱憎态度。“铁衣远戍辛勤久,王筋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由于战争久久不能停止,征夫思妇苦苦相思,诗中深刻表现了士兵思乡思亲的痛苦心情。特别是结尾处追思李广,以历史上的良将反衬当时将帅的荒淫,并以广大士兵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反衬当时将帅的无能,深化了主题。高适的《燕歌行》,不仅包括了一般边塞诗所描写的内容,而且还揭露了军旅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反映了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思想性比一般边塞诗强,不愧为唐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如盛唐时期的又一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他善于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异景色,以及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如《走马川行》写飞沙走石:“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又如《白雪歌》写奇寒和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些奇丽壮美的边塞风光都在岑诗中反复出现。在写自然环境恶劣的同时,又突出了广大将士征服自然,藐视艰苦、勇往直前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了将士们不畏艰苦的英雄气概、乐观精神和高昂的爱国热情。岑诗中有一些描写战争的场面,写得悲壮生动。如《轮台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月动。”写出了排山倒海的军威。此外盛唐时代,还有一些以边塞诗闻名的诗人。如王昌龄的边塞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抒写了战士为国立功的英雄气概。王之焕的边塞诗《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塞外荒芜壮阔的背景,以羌笛吹凑的《折杨柳》的乐曲,透露出征人久戍思家的哀怨,表现了对戍卒的深切同情。还有王翰的《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抒写了将军正要纵情痛饮却被催促上战场时的复杂心情。诗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忧郁感伤。总之,由于盛唐边境战争的频繁和疆土的扩大,边塞生活成了诗人们共同吟咏的题材。 山水田园诗派,则因盛唐人民生活的安逸,寄情山水,歌咏田园生活为基本特征。此派诗人的诗作,通过描绘山水田园景物,表现闲适静谧的情趣。如盛唐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山水隐逸是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在他的山水描写常常融入游子的漂泊之感,由于心情孤寂,山水不免染上一层冷清的色彩。如《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他许多诗描写自己幽栖的生活,表现洁身自好的情趣,以及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夜归鹿门歌》。他的代表作《过故人庄》描绘了田园景物的清新秀丽,描写了故人情谊真挚深厚,田家生活简朴可爱。又如盛唐又一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他的山水田园诗虽然渗透着佛家虚无冷寂的情调,寄情山水以逃避现实。但有的表现大自然的幽静恬适之美。如《谓川田家》以野老、牧童、野鸡、眠蚕等形象,编织成静谧悠闲的田园风光,表现出安适自得心境,审美趣味较高。又如《山居秋瞑》、《鸟鸣间》、《山中》使人得到新鲜有趣的想象。还有一些意境开阔、气魄雄伟,如《终南山》写终南山的崇峻广大,气象万千。《汉江临眺》写极目远眺所见景物,高远壮阔,奔放宏伟。另一些山水田园诗则反映出一种空寂的意境和寂寞的感情,如《鹿柴》写空寂凄清的环境,表明了作者对远离尘嚣的空而寂的境界的追求。总之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盛唐中唐诗歌对比研究论文

从公元712年到762年称为盛唐,这时期是诗歌最为繁荣,成就最高的时期.盛唐诗歌题材丰富,风格各异,有人歌颂自然,有人向往边塞,有人高歌英雄主义,有人发出失意的叹息.众多的诗人在浪漫的氛围中自由地创作,共同 营造出震撼后世的“盛唐气象”. 盛唐中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岑参以写边塞诗 见长,高适的诗歌较能反映民间的疾苦.真正能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诗仙”李白 和“诗圣”杜甫.他们的诗歌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唐(762年--827年)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人.白居易以讽喻诗见长,他在诗歌中讽刺横征暴敛,反对黩武战争,攻击豪门权贵,另外白居易努力使自己的诗歌语言更加通俗、流畅,生动感人,因而也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李贺是一个短命的诗人,只活了二十余年,他生活穷困潦倒,仕途不顺,但他的诗歌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较浓厚的唯美倾向、伤感情绪. 如果不够详细的话,楼主可以继续追问,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初唐诗歌】 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 【盛唐诗歌】 到公元8世纪初,唐王朝出现了所说的“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大批优秀诗人,写下内容异常丰富的诗歌.其中田园山水诗和描写边塞战争的诗占相当比重,李白、杜甫也出现在这时. 【中晚唐诗歌】 唐代中后期,王朝的鼎盛期已过,但诗歌创作仍未衰歇,先后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张籍、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杜荀鹤等等风格不一的杰出诗人.他们的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危机和民间苦难,艺术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韩愈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他最崇拜李、杜,但并未亦步亦趋地去摹拟他们,而是通过自己的探索创出独特的风格.韩诗的特点是求奇避俗,与他的好友孟郊一道被称为“韩孟诗派”.唐诗概论 唐代是我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各体诗歌全面成熟.三百年间,诗才辈出,作品繁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 (一)初唐时期——准备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 (二)盛唐时期——顶峰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诗雄视千古,为一代之冠,在他们的笔下,无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古风歌行皆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 (三)中唐与晚唐时期——发展与成熟期 在中晚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中晚唐诗人较著名的还有:韦应物、刘长卿、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等。

唐代诗歌流派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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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渊源和趋向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解读诗歌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就是说,在欣赏、吟咏诗歌作品时,应该深入探究作者的生平和为人,全面了解其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即所谓的“知人论世”的欣赏方法。司空图更将诗歌的感发概括为“象外之象”,这些都主要是诗歌作者感发层面。朱熹注“兴”为“感发志意”,已就读者角度来确定诗歌的功用,而王夫之则是将此功用观与诗歌创作论打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三境界”解读法,以唤起人心灵中某种崇高美好的意念来引发出一种正面的激励效果。语文教育界意识到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提到“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在《读<经典常谈>》中也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全书计24章,分类对唐诗宋词进行了文化解读,但其中大部分章节,只论及其纲要与基本思路,言犹未尽,又限于学术方面,对如何实施教学只字不提。在中国知网上以“文化解读”为检索词搜检到(2000-2007年)关于涉及古诗词解读方面的论文计21条,围绕意象、器乐、宗教、情景等方面展开,但关于古典诗词教学的文化解读的研究大多是浅尝,论及文化内涵辄止,并未对如何实施教学提出意见和建议。孙玉华在《立象以立意——古诗词的文化解读》一文中指出:古代诗人总是在天地万物中寻觅自己生命的禅床、精神的寄托。这说明在语文教育界已意识到古典诗词教学文化解读的必要,并着意实施。目前高中古典诗词教学,基本上还遵循着:对篇章、段落、词句、标点的层层解剖,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掌握字词,理解文意,提高考试成绩做文章。字词意义、句子成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种老套落依旧放之每节课而皆准。古典诗词中的经典名言,能够要求学生识诵,但深遂思想,课堂上较少涉及或根本不涉及,影响到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影响到学生各自特长和个性的形成。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诗歌流派论文的参考文献

明天给你行么,这个有点难度,明天下午给你弄弄看,好的话大概傍晚就能完工。如果到时候还没有给的话就是我不行了,你也就不要等了,等别人的吧现在我来作修改试着给你写写吧,看能不能到达一千字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要追溯到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在这之前的夏商,并不是空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诗歌,没有流传下来。而那个时候所谓的诗歌,其实就是指民间的人们所作。只是到了周的时候,才开始注重诗歌,于是专门派人去民间采集,整理。下面,介绍下这部中国诗歌史上有创纪元意义的作品。《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 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这是诗歌一种形式的发展。算是民间诗词的发展,还有士大夫文人的,诗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诗歌,但是主要成就还是民间诗歌,他如实的反应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各方面。这是现实主义的开端。而另一种就是浪漫主义了,屈原,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的名字。楚辞,也有必要介绍下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因为这两本书的影响,诗歌开始发展了,先是汉代,秦朝太短,加上秦帝王的暴虐无道,对文化的坑杀,基本没有怎么发展。到了汉代,诗歌开了一个新纪元。乐府诗开始出现,这其实和诗经本质上是一样的。个人认为,是诗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 。尤其是汉乐府的出现,使得诗经的内涵得意继续发扬下去。汉代还有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以前的诗歌做了总结,诗经和楚辞就是因为汉代得意妥善整理的才有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汉代司马相如的赋,我觉得,是楚辞中一种新的继承,尽管他不是诗。后来三国的建安七子,曹操三父子,尤其是曹操,他的诗非常好。是那个时代的旗帜。接下来,因为政治动荡,社会不安的西晋,出现了一批诗人,谢安啊,鲍照,谢灵运啊等南北朝的。这些人的诗,体现了一代人的风骨,体现了诗歌的新形式,新内容,新方向。当然,还有个必须要单独拿出来说,就是陶渊明,这是诗歌第三种形式的出现,开创了山水田园派。也作些介绍。陶渊明的创作,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渊明之评质而自然”,古代许多诗论均谈及此点,这就是人们概括陶诗艺术风格的“平淡”、“自然”。但是,“平淡”并非平庸和谈而无味。我们读陶诗,大都在平淡中蕴含着无限风采,在简练中具有深厚的情味。正如苏拭所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在陶渊明的创作中,丝毫不见晋以来的尚雕琢、讲华丽的文风。他力求创新,摆脱摹仿,这是形成他创作风 格的重要原因。陶诗的“平淡”、“自然”风格,似乎看来毫不费 力,“胸中自然流出”,但其中包含着高度的艺术匠心。正如刘{分攵}在《中山诗话》中所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 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陶诗正反映了这一鲜明特陶渊明所开创的“自然”“平淡”的田园诗,可说自为一体,为中国传统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他的重要功绩。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史上,熏陶和影响了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之后是主要诗歌成就在盛唐了,也是中国诗歌成就最高的时代。诗人多的数不过来。每个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号?这个要重点说下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 、晚唐等4个阶段。①初唐诗歌。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太宗李世民及周围的文人诗作浮艳柔丽。上官体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杜审言的诗。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②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在陈子昂和沈、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 、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③中唐诗歌。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 。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④晚唐诗歌。晚唐五代诗风渐趋纤巧。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翰藻醲郁,但伤时忧国 ,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 、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唐代的诗歌,其地位,价值,作用,都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继承的前人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晚唐又为词的繁荣作了开头。词五代十国开始兴盛,到了宋代才到巅峰。宋以前的词,李煜的词才算的上价值。内容伤感凄悲,寄托了亡国之叹,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能感受到里面莫大的哀伤哀愁。接下去,北宋,北宋前期最高成就算是柳永。他是典型的婉约词人。雨霖铃一曲,蝶恋花一阙。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繁荣了。和他同类的有晏殊和欧阳修。当然,欧阳修成就明显高出一筹。还有个超级无敌人物,苏轼。因为感觉自己收笔不住了,这里不敢多作什么介绍了。其实中国人苏轼根本不用介绍。反正诗词文赋,在他手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人间词话对他的诗歌作了一个总结,一句话,东坡之词在神。然后是南宋,南宋词人,唯有幼安,也就是辛弃疾。他继承了东坡豪放的特点,发扬光大,当然,诗人方面,有陆游,范大成,杨万里,北宋也是一个繁荣的时期。之后,中国的诗歌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写来写去,根本追不上前人的步伐,也创新不出什么有格调的,式微矣。然而,一度,我们再次看见了希望,就是清朝的纳兰性德,好像是给中国古代诗歌唱了一曲经典的闭幕曲。然后白话文出现。其实民国时期,还是有些人物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诉说了诗歌的历史,尤其是词。可是他的自杀也宣告了古代诗歌的落幕了。写完了,会不会多了??如果觉得多了,你把每个时期写一段,我写着写着就忘记字数了。本来还想鉴赏几首的,怕字太多了。渊源我写了,趋向,写在文中了,文中写了诗歌在不同时代内容的走向,其实也就是诗歌的趋向了。1点多了,实在困了。我也实在不能了。对不起了,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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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前进中的问题” ,“某个地方工业是否发展”。中草药基地]。这个方法好。没有什么大的任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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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教育科研论文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用在于:显示研究的水平与价值。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水平。

在撰写科研论文过程中,对实验研究过程所取得的大量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升华,使研究活动得到深化,使人们的认识得到深化。

推动教育科研活动自身不断完善,教育科研活动是个探索未知领域的活动,并无既定模式和途径可循,为了保证教育科研活动越发卓有成效,为了给进一步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提供可靠依据,在每一科研活动终端都撰写报告或论文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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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删除尾注文本中所有的编号(我们不需要它,因为它的格式不对),然后选中所有尾注文本(参考文献说明文本),点【插入|书签】,命名为“参考文献文本”,添加到书签中。这样就把所有的参考文献文本做成了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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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关键词】 大历十才子; 盛唐边塞诗派; 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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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诗歌论文文献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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