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关于中国人收入的研究论文

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摘要] 通货膨胀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常见现象，通常是指社会购买力持续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导致物价普遍上涨。本文通过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观察分析，阐述了目前我国所面临的通胀压力。并且运用预算约束、斯勒茨基替代效应、普通收入效应和禀赋收入效应，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说明了政府采取措施加以监督调控的必要性。[关键词] 通货膨胀；收入；消费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社会产出,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简单地说，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它是一个长期概念，因此，一次性的价格水平上升不属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下，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对于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程度，官方和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官方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游资炒作，是结构性通货膨胀；学术界则认为中国正进入通货膨胀时代。目前，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有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GDP平减指数等等。本文论述的是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所以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它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的变动的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所以，在本文中，我们用CPI指数来衡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CPI体系是有较大缺陷的，这一体系已经多次被学者质疑过。目前，中国的CPI构成如下表所示：表1 我国目前CPI的构成项目比重项目比重食品 34% 医疗保健、个人用品 10%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4% 衣着 9%居住 13% 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 6%交通通讯 10% 烟酒及其他用品 4% 中国CPI构成权重体系的首要问题是食品占34%，在目前的统计指标中，食品是所有八大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这使得食品价格的波动对CPI的拉动作用特别明显；CPI的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则是居住权重较小的问题，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是％，中国仅为13％左右，而且我国目前CPI指数体系中的所谓“居住”仅仅是指房屋装修等附加消费，而不包括作为固定资产的房屋的价值——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08年城市居民居住类年消费总额仅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982元和1145元，看上去这个数字每年增长幅度都不小（年均增长超过了5％）。但实际上，由于基数太低，居住类消费不管如何增长都十分有限，这与近年来中国城市房价的“上不封顶”式疯狂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当前房价飞涨，而CPI水平还能维持在10%以下。虽然看起来中国CPI体系中食品和居住类所占比重一个偏高一个偏低，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抵消，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居民的居住类支出要远远高于食品支出。所以，现行CPI指数是被低估的。尽管目前CPI指数存在很多缺陷，但因其构成体系的相对固定性，所以通过纵向对比仍然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通货膨胀水平。因此本文中仍然选取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的衡量指标。 1996-2004年间，中国经历了罕见的通货紧缩。2004-2005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材料价格开始猛涨，中国的物价水平和CPI逐渐攀升。2007年全年我国CPI上涨％，2008年全上涨，创1996年以来新高。不过，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的通胀趋势，2009年我国全年CPI比上年下降。但是，金融危机的震荡只是暂时降低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减轻了中国的通胀程度。2009年，全球局势刚一稳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就继续上涨，中国的通货膨胀再度加速——如下图所示，我国今年（2010年）前10个月的CPI指数变化趋势。图 1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CPI指数除3月份和6月份略有下降外，其他各月份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9月CPI同比增，创23个月新高，而10月份到达了，为25个月以来的最高值。从数据上来看，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考虑到当前CPI指数体系的缺陷，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比较可观的。二、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轻微通货膨胀是正常的，并且有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当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时，其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通货膨胀的危害，凯恩斯曾指出，再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的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通货膨胀破坏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所有隐藏法则，它不仅会导致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而且也会引发一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并由此破坏整个市场的运作法则。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对经济有着致命影响的货币现象，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末端，民众则处在直面通货膨胀的最前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直接。通过微观经济学若干理论和分析工具的运用，可以清楚地发现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民众购买力（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当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要受到商品价格和收入水平两方面的影响，当商品价格一定时，消费者收入越高，可购买的商品越多，所以获得的效用越大、福利越好。消费者购买商品所需费用正好等于收入水平的一系列消费束被称为预算线，在预算线上，这些消费束正好可以把消费者的收入用完，即 p1*x1+p2*x2=m1如图2中m1所代表的斜线所示：图2 位于预算线下方的所有消费束的集合被称为预算集，它表示收入和价格既定时消费者能够负担的起的所有消费束。显然，当面临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所能购买的商品1和商品2的最大数量都会减少，预算线必然内移。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束位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预算线的内移必然意味着最优消费束的内移，所以消费者的总体福利必然会减少。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导致福利减少上文中分析的是通货膨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下降，那么仅从商品价格上涨的角度考虑，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又是如何呢？通货膨胀意味着商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消费者在决定商品的消费数量时，如何对商品的价格变动做出反应。运用斯勒茨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可以轻松发现通货膨胀（即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商品购买量的变化。图3 假设通货膨胀条件下，消费者购买x1和x2两种“综合”商品，前者代表价格上涨的商品，后者代表价格未上涨或上涨幅度比较有限的商品（虽然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但总有一些例外）。运用微观经济学中斯勒茨基的方法，商品价格变化（本文中即商品x1的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分为“转动——移动”的过程，如图所示：第一阶段即“转动”的过程，是预算线的斜率发生变化而购买力保持不变的一种变动——初始预算线围绕初始最优选择转动至某一水平，转动后的预算线与最终的预算线具有相同的斜率，因而也具有相同的相对价格，但是，由于纵截距不同，所以这两条预算线代表不同的货币收入。必须注意的是，A点所代表的最初的消费束仍然处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所以这个消费束正好也能支付得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消费者的购买力在预算线转动前后保持不变。然而，虽然A点仍然是支付得起的，但它并非转动后的预算线上的最佳购买量。如图所示，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B点表示最优消费量。消费束B就代表商品1价格上升时，调整货币收入以使原先的消费束能够支付得起的最优消费束。在图示的横轴上，从A到B的移动（a-----b）就被称为替代效应，它指的是当价格变动但购买力保持不变时，消费者如何用一种商品“替代”其他商品的情况。第二阶段即“移动”的过程，预算线的斜率保持不变而购买力发生变化，也就是商品相对价格保持不变而收入变动时发生的移动。与转动后的预算线相比，消费者的最优选择由B变为C。在图示的横轴上，从B到C的移动（b-----c）被称为收入效应。那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需求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变动的符号是什么样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的概念。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增加的商品被称为正常商品，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减少的商品称为低档商品。在通常情况下，消费者消费的商品的数量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所以，我们在此处假设消费者所消费的全都是正常商品。显然，由上面的定义可知，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环境下，消费者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收入相对减少，从而产生负的收入效应。根据显示偏好原理和最优选择假设，替代效应总是与价格的变动方向相反。所以，当商品价格上升时，由替代效应引起的需求变动总方向为负。综上可知，在消费者消费正常商品的前提下，如果商品价格上涨，则无论收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均与价格负向变动，也就是说，价格上涨时，只要消费者收入不变或涨幅小于商品价格涨幅，则其消费的商品数量一定会减少，正如图中所展现的消费者的消费组合从A变成C。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是指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分配效应，归根到底是因为消费者的初始禀赋不同，也就是消费者进入市场前所拥有的商品或资产的数量不同。正如前文的分析显示，在不考虑禀赋的前提下，尽管所有消费者都会受到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均为负值），然而当消费者具有禀赋之后，通货膨胀对其影响就应该具体分析了。有些消费者因为自身拥有的禀赋而从通货膨胀中受益，当其受益幅度超过受损程度时，便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图4是图3的修正，在这个图上，增加了初始禀赋——W点，由于初始禀赋总是能够支付得起的，所以W点位于初始预算线上。A点代表消费者的初始消费，显然，在A点消费者对商品1的消费量小于其初始禀赋，也就是说，此时消费者实际上是商品1的净供给者，是商品2的净购买者。当商品1的价格上涨时，在横轴上，从A到B的移动（a-----b）就被称为替代效应，从B到C的移动（b-----c）被称为普通收入效应，这两者与图2中的分析是一致的。图4 但是，由于消费者拥有初始禀赋，而初始禀赋无论是在通货膨胀之前还是之后都是能够支付得起的，所以，消费者的最终预算线必然要穿过W这一初始禀赋点——由于在价格变动时，消费者所拥有的禀赋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动，所以又出现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效应：禀赋收入效应——也即横轴上C到D的移动（c-----d）。此时，从图上显然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前后消费者的消费集为A和D，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商品1的消费量不降反升，而正常商品在价格上涨时需求量应该是下降的，对这个现象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由于初始禀赋的存在，通货膨胀时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对这个消费者而言，价格上涨给其带来的福利增加额超过了福利减少额，所以他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相比之下，对于拥有很少初始禀赋或者没有初始禀赋的消费者来说，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增加额小于福利减少额，总体福利下降，所以他是通货膨胀的受损者。以上只是通过一个简单模型来表现通货膨胀对拥有不同禀赋消费者的影响。假设只考虑正常的生理需求，则不同消费者对两种商品的总需求（即消费者对商品的实际最终消费的数量）区别不大——毫无疑问，消费者拥有的禀赋越多，那么他越能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得好处。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不同，他们在通货膨胀中遭受的福利损失不同。甚至可以形象地说，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效应（正如图4中所示，拥有不同禀赋的人在通货膨胀时所得到的损害和福利是不同的）：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在消费与投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倾向以及消费结构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差别很大。对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的消费者）而言，消费在全部收人中所占比重不大，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而边际投资倾向较大，再加上收人和财富为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较小。此外，高收入者还可以通过资产的增值来弥补消费支出方面的损失并实现财富扩大。比如，在近期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飙升过程中，高收入者完全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和房地产来抵消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对低收入者而言，由于购买力不足，消费在收人中占据较大比重，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消费品以必需品为主(这部分消费品往往缺乏价格弹性)。此外，低收入者往往不能像高收入者那样通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来抵御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往往意味着低收入群体财富的迅速流失。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还可以从消费者收入种类的角度上进行分析，消费者自身拥有禀赋，当他选择向市场上提供禀赋时，便能获得收入，不同种类的收入在面对通货膨胀时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以工资或薪金为主要收入者——在现实中，实际通货膨胀的发生和民众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存在，以及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增加工资的时间上，总是存在一定的间隔，所以工资的增长常常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工资增长滞后的时间越长，则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损失越大。总的说来，只要有通货膨胀的存在，以工资、薪金为主要收入者，总会受到损害；以利息和地租及其他租金为主要收入者——通货膨胀后，由于利息、租金的调整也存在时延问题，使得以利息和租金为生的人，在通货膨胀期间遭受损害；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通货膨胀中，利润因货币工资调整时延长短而受影响，货币工资调整的时间间隔越大，利润增长得越多，反之，则利润增长趋缓，当货币工资率与通货膨胀率一致时，利润不变。如果企业采用按成本利润的定价方式.则利润可以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以利润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至少可以不受影响，如果因企业工资调整的滞后、举债、产品销售提价等因素，则可以大获其利。总之，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具体表现为：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结论我国目前正在经历通货膨胀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利益受损，而高收入群体却能在通胀中获益。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监督调控作用的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参考文献][1]哈尔﹒R.范里安.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三联书店，2009.[2]杨天宇.启动我国消费需求的几点思考[J].消费经济，2004（5）.[3]厉以宁.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路兴.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研究[J].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5]张金丹.论通货膨胀对无地农民的影响[J].现代经济，2009（3）.[6]李治国.关于通货膨胀隐性危害的若干理论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9).[7]唐珏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次通货膨胀成因的比较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3).[8]苏楗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研究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9]张余文.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2010(8).[10]谭伟.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研究——基于洛伦茨曲线的分析[J].科学研究,2007(1).[11]张根龙.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J].特区经济，2008（7）.[12]黄燕芬，杨欣波.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河北经济，2008（1）.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有什么问题再追问

我们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个税数据，以及院校公布的数据，综合分析来看，月入5000元以上有7000-8000万人，占参加工作人数的比重在10%左右，而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可能也只有5%多一点而已。当然，月收入超过万元的人数，可能也只有1000万不到，虽然人数并不算少，但是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却很低。

不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中国有约亿人拥有月薪5000元以上，占中国职工总数的约20%。

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是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7万个代表性样本测算的结果。

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研究的论文

如何看待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摘要] 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作者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个人素质的差异；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其中有各种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比较突出的垄断问题；政策因素的影响；再分配能力不足等因素。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那么，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影响如何？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些问题不仅成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焦点，而且也引起了经济界的深层次对话。一、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1978年的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倍；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是1978年的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比较迅速，全面扩大已经为社会各界所承认。其具体表现和特点为：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依据城镇居民经常性调查年度资料计算，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1999年则上升为，上升了个百分点。从其发展阶段看，1978至1984年收入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985至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基尼系数1994年达到；1995至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基尼系数出现徘徊状态，变化不大。就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总体水平低于美国，与国际比较属中等水平。但这与大家日常的感受有较大差别，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有瞒报的情况。比如1999年三季度国家统计局联合有关部门对15万户城镇居民基本情况的调查显示，用1999年8月份户人均计算的基尼系数达，明显高于。另外，由于受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情况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还有一些调查报告显示了更大的差距。因此，尽管从目前统计数据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的基本结论，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实际的基尼系数是高于这个数的，有必要引起重视。2、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比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略大，但增速没有城镇快。根据有关人员的计算，农村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为，1998年达到，提高了13个百分点，绝对水平高于城镇，增速慢于城镇。3、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197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1988年为，1995年则达到，已超过国际上认可的中等不平等程度。据1994年有关部门计算的城乡合计五等分组资料表明，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而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已经接近或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且不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高估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保守的可能,2000年城乡收入比为,这一水平仅次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即1994年的。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作为下一年的生产性投入,因此，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差距水平。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4、地区差距十分明显。目前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从城镇内部的情况看，三大直辖市和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山西省的倍。从农村内部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各地发展差异更大，其收入差距也更大。如1999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5409元，三大直辖市以外，收入最高的浙江省人均收入为3948元，分别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和倍。如果细划区域的话，那么这种差距将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世界各国的数据判断，我国的地区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5、行业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1999年上升为：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科研技术和地质水利，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农林牧渔和商业餐饮；1999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变为：房地产、金融保险和科研技术，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商业餐饮、社会服务和采掘业。而且这种差距与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没有关联，完全是行业性质所决定的。6、工资外收入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仍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占总收入的4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40%左右，除5%的高收入组外，其他收入组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均高于或相当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说明工资性收入一直发挥着使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但是，我们注意到，工资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5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达到近60%左右，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的贡献，说明工资外收入不均等是形成总体差距的主要因素。当然，工资外收入更大程度地集中在高收入组，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别。此外，居民收入差距还体现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企业类型及所有制区别等等。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我们认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从合理因素方面讲，主要有：1.个人素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的大小是与收入成正比的关系，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创新进取的积极性。目前看，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合理知识结构、良好的敬业精神、发现机会的能力和把握机会的勇气、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优秀品质的高素质的人。应该说，以此而起的个人收入差距形成是合理的。2.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确定，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领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计划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因此，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扩大是必然的。由竞争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3.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传统行业的竞争能力下降，加之市场空间狭窄，收入水平提高不快。而那些新型行业如IT业等发展很快，职工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其实这也是市场竞争、获利能力大小差别所致，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4.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在不同地区之间，无论是不同地区城市还是不同地区农村，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这些差异很大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经济发展差距还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大致确定了。而且，不同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条件及收入差距通常还会形成很强的“马太效应”，越是发达的地方，其聚集资源的能力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居民收入也就越高，基础条件差的地方则相反。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因素，差距的逐步扩大不可避免。应该说，因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等差距导致的竞争起点差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普遍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具体讲有：1.各种非法收入大量存在。90年代以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程度和范围都在迅速扩展。从主要环节看，由资金、物资的分配延伸到土地批租转让、工程建设的发包承包、产品的购销与集体的消费（回扣）等环节，现在正向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扩展。从产生权钱交易的部门看，由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等执法部门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部门，甚至开始向组织宣传等政治领域渗透。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据有关部门估计，当前我国千万、亿万富翁不乏其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全国各地偷税、漏税问题十分严重。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对国家税收的非法截流比例分别是：国有经济为40%，乡镇经济50%，个体经济为70-80%，从而导致我国税款流失总额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从个体户那里流失约300亿元左右。由此种种非法收入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可能也是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利用职权牟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近几年查处的一批大案要案及涉案人员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的巨额非法所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目前无法准确估计腐败等不法因素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但考虑到公众的普遍不满并综合媒体等反映的大量情况，可以肯定，有关问题已比较严重。目前很多有关分配状况的统计结果与公众感觉不一致，甚至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巨大的消费差距，主要原因可能正在于此。2.垄断问题比较突出。垄断，一直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顽症，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些部门或行业甚至一些个体社会成员，或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市场进入限制，排斥甚至打击其他竞争者，进行垄断经营；或控制、操纵市场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或利用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垄断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实施投机。这种垄断与传统国家垄断体制具有根本不同的是，垄断利益不可能向国家集中，而是绝大部分都转化为行业、部门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换句话说，利用垄断等不公平竞争，某些群体可以以很少的投入获得非常高的收益。在目前行业收入差距、部门与单位收入差距中，垄断等不平等竞争的作用相当突出。3.政策因素的影响。从地区收入差距看，尽管地区之间的差距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与过去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领域的投资体制有关。同时，也与改革开放的推进顺序、发展过程中的差别政策有关，也就是说，改革以来的一些政策加剧了地区差异的扩大。从居民个人情况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支持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提高，但当时的高收入者既非政府官员，也非企业管理者，更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从事简单商品贸易的待业和无业人员。这当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能不说也与当时的政策体制有关。4.再分配能力不足。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再分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但从现实的情况看，各种再分配手段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未能对由市场竞争以及非市场因素介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调节，在一些领域甚至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具体讲有：(1)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力度发挥得不够理想：一是个人所得税收入情况不理想，二是在一些领域，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赋负担高于高收入群体，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2)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3)某些形成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着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现象，这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医疗、住房等福利体制方面，比如诸多福利基本上只是提供给城市居民，而收入总体低下的农村居民却无法享受。三、收入差距较大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居民奋发向上、积极奋斗的精神，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这从以前我国的大锅饭制度和打破大锅饭之后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1.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以至于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这种差距的出现又主要是由于不公环境或非法手段而引起的，就会压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对生产起反作用。如果分配合理，随着人们收入增加，会提高消费能力，拉动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收入差距太大，大量的钱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大多数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得不到相应提高，形成“有钱的不买东西，想买东西的没有钱”的现象，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必然下降，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进而使投资需求下降，对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近几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好，除了国际环境和发展阶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下降，影响了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未来预期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得扩大内需政策不能取得理想效果。2.对社会安定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政治生活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社会的健康风气和社会安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福利的减少，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心态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些人甚至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而危及社会安定，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大量涌现，使群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影响其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参与程度，甚至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出现下降，使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实际工作中打折扣。而且，这种不稳定的情绪极具传染性，将使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绝不能小视，它不仅是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同时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四、对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确已比较突出，这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同时过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1. 追求效率、兼顾公平仍应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政策的基调。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兹涅茨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倒U字型”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之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同时得出结论，人均国民收入在300--500美元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达到最高。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美元，超过了“倒U字型”的顶点区，由此一部分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政策应做出比较大的调整，要更加强调公平问题。不过笔者认为，库兹涅茨的经验性结论未必适合我国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彼300--500美元与现在的300--500美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硬道理，是永恒的主题。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分配格局和分配规模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首先应予以肯定，同时在政策上也要予以更多的环境支持。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应将效率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2.创造收入分配的公平环境，追求起点公平，而非终点公平。所谓起点的公平，就是指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通过自身的竞争来获取不同的结果，而终点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最终收益是一样的，而不区别其在竞争的过程中的努力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缺乏对私有财产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其本质是一种追求“终点公平”的思想，这样的话，在目前阶段将影响社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会培养出一批懒汉阶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应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居民个人凭借其个人能力获取合理的收入回报，这应是目前收入分配的大方向。3. 对于按“资”分配中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应当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审视。资本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的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物质承担者和活劳动发生作用的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和增值价值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条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社会财富积累和集中的客观必然。按“资”分配通过利益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社会有关生产要素转化为社会生产资本，使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发展。因而，按“资”分配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但又不充分的历史阶段社会积累和财富增长的强制形式和有效手段。按“资”分配是对生产资料和货币所有权的承认和报偿。正因为如此，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一样不可忽视，同样是社会财富总量构成要素。不容忍按“资”分配中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无疑使资本利益受到侵害，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欲望减弱，资本运动速度减缓，生产规模缩小，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按“资”分配中无法避免，我们对按“资”分配中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不应当简单地诉诸道德、正义和感情而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更不能采取超经济的手段去取消它。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4.打破垄断，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目前，垄断的大量存在和制度的障碍已成为收入分配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我国垄断性行业的经营情况看，垄断性过高，其背后存在着较多的非自然的制度性因素，行业部门的利益割据比较顽固，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阻碍作用，也助长了腐败之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打破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一条途径。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突显，除了其它因素外，城乡壁垒的制度性障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打破城乡壁垒，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是十分必要的。5.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居民收入更加透明化。目前，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过于繁杂，细分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包括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单位内收入与单位外收入，工资奖金收入和福利性收入等等。由于收入形式繁杂混乱，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不高，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收入分配秩序的紊乱，一方面加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使对收入分配调控的难度加大，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居民收入的透明度，一方面可避免税源的流失，一方面也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等不正当行为，缩小收入差距。6. 加大再收入分配力度。如果说初次分配是以效率为先，那么再次分配则应以公平为主，发挥国家在这方面的功能，对低收入阶层给予充分的考虑和照顾，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7. 加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力度。尽量纠正以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区差别发展政策，从政策环境上给予公平对待，在再分配方面给予照顾，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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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国和日本，人均收入差距有多大？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居世界之首2011年12月02日 09:53 来源：羊城晚报最高与最低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近20年来职工报酬占GDP比重大幅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1995年为，2000年为，2006年为，2007年为。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国家统计局把个体经营业主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然而，这并未改变2004年之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仍下降的总体趋势。而且，劳动报酬总量占GDP的比重下降，还不足以说明普通职工收入的变动状况。如果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还应考虑劳动报酬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资差别不大，企业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差别不大，且那时企业职工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二是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增长工资，而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增长过快，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中还包括要缴纳约占基本工资10%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可以断定，近20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此外，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这一差距又扩大到15倍。如果把证券业归到金融业一并计算，行业差距也高达6倍。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倍之间。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已经超过巴西。

关于旅游收入的研究论文

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一、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转变。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亿人次,其中过夜旅游人数达499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339亿美元, 入境旅游接待位居世界第四位；国内旅游亿人次,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出境旅游3452万人次,居亚洲第一位。旅游业总收入达8935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全国旅游直接从业人员1000多万人，间接从业人员4900万人。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届时,入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亿人次。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编制的旅游卫星账户测算，2004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当年全国GDP的。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大的特点，在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把它列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以培育。二、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旅游是人们离开家门，求新、求知、求乐的一种社会活动，而文化则伴随着旅游的全过程。通过旅游，既能满足人们精神与物质的享受需求，又能满足人们的发展需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旅游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旅游业因其巨大的市场需求、良好的发展前景，被称作“朝阳产业”，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密不可分。自有旅游活动以来，旅游与文化就从未分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而没有旅游的文化则缺少活力。旅游的优势体现在市场，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内涵。站在旅游的角度看，抓住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站在文化的角度看，抓住旅游就抓住了一个巨大市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繁荣。随着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和不断发展，产生了旅游文化演出这一新的业态。近年来，我国旅游文化演出市场欣欣向荣，演出规模稳步扩大，演出水平不断提升，资本和优秀人才不断聚集，形成了百花竞放的崭新局面，展示了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在全国各重点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定时定点上演的、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旅游文化演出有153台，资金投入达亿元，参加的专业和业余演职人员万人，观众达亿人次，实现演出收入亿元。涌现了一批场面宏大、制作精美、演艺精湛、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吸引了海内外广大旅游者，并得到广泛好评。三、旅游文化演出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旅游文化演出取得的成功，是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的结晶，对我们进一步促进旅游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第一，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市场是关键。从地域分布看，旅游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旅游与文化结合得越紧密，旅游文化演出市场相对就越繁荣，如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郑州、西安、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从产品特征看，对文化和艺术内涵阐释得越有特色、越通俗，受众面就越大，越容易取得成功。这是因为，相对于城市常住居民来说，大多数旅游者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文化产品的需求往往表现为民族性、多样性、特色化、大众化。抓住这一潜在的观众流，就抓住了一个大市场。第二，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培育精品是方向。所谓精品，是指精良、上乘的作品。旅游文化精品就是制作精良、演艺精湛、能够代表当地文化艺术水平、深受广大旅游者欢迎的优秀文化产品。旅游文化精品不仅能提升旅游城市和企业的品质，其本身也构成新的旅游吸引力。河南推出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从策划之初就致力于要把这台节目打造成艺术精品和河南的知名文化品牌，经过前后二年的精心设计、制作和市场营销，已经打开市场，取得了成功。上海的“时空之旅”，集中了三方投资者的优势资源，精心策划、精心编排，至今已连续演出700多场，有的观众甚至专程去看这场演出。这一系列的精品，包括在会议上介绍经验的云南的“丽水金沙”、广西的“印象·刘三姐”、杭州的“宋城千古情”等，不但本地观众爱看，各地来的游客也爱看；不但国内游客爱看，外国游客看了也赞不绝口。因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第三，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独具特色是重点。因为旅游者具有“求新、求知、求乐”的愿望和需求，如果没有特色，就难以对他们产生吸引力，也就无法形成市场竞争力。这次会上六家单位的典型经验就各具特色，除此之外，还有陕西西安的“大唐乐舞”、深圳华侨城的“龙凤舞中华”、山东曲阜的“杏坛圣梦”、山西太原的“晋商歌谣”、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婚礼”、河北吴桥的“杂技大世界”、三峡大坝的“盛世峡江”、湖北的“夷水丽川”、贵州的“多彩贵州风”、安徽的“绿水青山”、西藏的“雅龚盛情”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许多作品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作品拿到世界上去，也一定能以鲜明的特色占有市场。第四，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体制机制是保障。旅游文化产品要进入市场，必须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有了与市场接轨的体制和机制，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文化演出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比如，有些剧目的初次投资高达上亿元，有些剧目每天动用演员四五百人，有些剧目当年就能收回数千万的成本，还有一些剧目已经连续演出了十多年仍然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第五，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改革创新是动力。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从旅游业来看，旅游产品的生命力同样在于创新。我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马戏、武术等文化艺术，通过设计理念上的创新、编排组合上的创新、高科技演艺手段的采用以及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等，便焕发出蓬勃生机，引起市场的热烈反响。广东番禺的“森林密码”，这个节目综合投资3亿元，仅灯光一项就投入2000多万。舞台宽度达100米，布景层次达11层，中外演职人员300多人，参加表演的动物400多只。虽然演出内容也是常见的歌舞、杂技、马戏等，但由于大量地采用创新手段，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自2006年1月开演以来，平均每场观众超过3000人，最多时达到8000人。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越来越多的旅游城市提出将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旅游的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对做好旅游管理的探讨

摘要：如何做好旅游管理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旅游人文资源开发以及应对旅游危机管理两方面阐述了旅游管理的思想。

1旅游管理要加强在人文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建议

促进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统一自然资源不管多么美丽，没有人的参与就失去意义，没有人文的氛围就失去了颜色。以杭州西湖为例，是我国独有兼具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悠久历史文化韵味的景区，这里孕育的文化非常丰富。既有家喻户晓的白蛇娘子传奇，又有文人墨客留下的象“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佳句。这些资源都可以在西湖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西湖旅游区的各个景点，可以充分利用名人故居这一旅游资源。游客在游山玩水之间，也可以充分了解到西湖文化的历史和典故，同样也可以利用杭州的民俗艺术团体在西湖景区表演西湖文化的传统民俗节目，巧妙的将文化资源和自然景物结合起来，使得游客更容易理解杭州，实现西湖景区的人文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护西湖资源，对西湖的生态、水质、卫生状况加强保护和监督。

努力发掘人文历史旅游资源我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众多的文化资源，像龙舟赛、元宵灯会、清明踏青、五月花会、八月观潮、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十月庙会等民俗活动，开发利用条件极其优越。要充分利用这些民俗文化，重点打民俗旅游，这样不仅可以为当地的旅游产业带来巨大的收入，也会对当地的城市发展和定位等具有很好的作用。

提高人文素质，完善旅游设施文化旅游具有文化传播和交融的作用，具有很强宣传作用，旅游就像一张名片，在带给游客旅游资源享受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形象进行了宣传。从事旅游资源服务的人员素质对旅游形象具有重要影响，在旅游景点的一些人性化的配套设施对旅游地形象也有重要影响。好的人文素质、礼貌切近的服务态度会对旅游者带来很大正面的影响，会提高游客对旅游满意度，进而对整个城市的形象具有更好的印象。旅游设施的完善程度也会对游客带来不同的感觉，游客在旅游时一般比较放松，一些人性化的设施会让他们感觉很亲切，一些带有游客可认知的语言无疑会增加亲近感。

优化资源配置，改进旅游经营策略和其他产业一样，人文旅游产业的开发、经营等需要进行细化研究，所不同的是一般其他企业开发的是有形产品，而人文旅游产业开发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产品，产品的质量通过旅游群体的满意程度体现。开发怎样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市场前景如何、如何合理规划使得资源配置优化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旅游产品经营策略都需要因地制宜、通过对人文旅游产业的科学研究实现。目前，我国很多旅游景点在人文旅游开发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①通过加强在人文旅游产业方面的研究，使得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更加成功，则可以大大减小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风险;②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值得关注，不同的旅游资源如何配置更加合理，如何配置才能更加吸引旅游者，使得运行成本降低，产业收益增加，这些方面也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③人文旅游产业的经营策略非常值得研究，并非景点门票价格定得越高，旅游产业的收入就越多，不同的旅游景点采用联合消费还是单项消费更好也需要根据消费者的旅游消费心理和旅游景点的具体情况确定。

2加强旅游危机管理的措施

旅游业是一个相对脆弱的行业，由其自身所具有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决定了她的触角极大地延伸到其他各个行业领域，使得外界瞬息的变故都牵动着整个旅游行业敏感的神经。旅游危机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旅游业上空的阴云，良好的危机管理成为旅游业——这个应优先考虑快乐和关照产业的急迫需要。

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一种竞争意识、超前意识、鞭策意识，也是一种凝聚剂。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应在感觉危机、认识危机的前提下，经常地、系统地讲形势、讲问题，使员工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和与企业共同承担危机与风险的主人翁责任感。居民与旅游者要强化安全意识，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确保平安健康也是一种增收途径。

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应是政府危机管理的核心和重点，作为旅游地区政府应首先树立危机意识，加强旅游危机战略性研究，从根本上防止危机的形成和爆发或将其及早制止于萌芽状态。

建立预警机制，实施预防管理在建立旅游灾害预警机制方面已经达成普遍共识。所谓"旅游预警制度"，主要是有关部门在国内外发生疫情、战争、社会问题、自然灾害等影响旅游的事件，予以发布并警示，从而有利于旅行社和游人预见问题，并主动采取积极的安全措施。

建立应付旅游危机的应急机制旅游危机爆发后，最紧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快速反应机制，尽量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灾害、事故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抢救，减少人员伤亡;在疫情发生时，防止疫情扩散;在治安事件发生后，尽快侦破案件，惩治违法分子，保护受害人，处理善后事宜。因为自然灾害导致旅游地暂时不能接待旅游者，及时告知旅游者，减少旅游者的期待成本和预期心理，有利当地旅游市场的恢复。

旅游危机过后尽快采取措施复苏旅游业首先，旅游危机过后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促销活动。其次，要利用媒体重树区域旅游形象。旅游危机之后，要尽快挖掘正面报道的价值，予以针对性的促销。第三，做好事件旅游营销，加大市场对旅游地的关注。

总之，当组织或个人面对危机时，应当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核心地位，及时反应、控制、补救、总结，并有意识地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因势利导，借题发挥，将损失减小到最少。旅游行业是很脆弱，但不经磨练、不经危机，这个行业永远都是脆弱的。作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努力构建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本部门以及整个行业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王如东.政府在旅游管理中的作用及制度创新[D].同济大学，2006，(08).

[2]牛江.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分析[D].北京林业大学，2007，(03).

[3]王咏.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的初步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2005，(05).

[4]张志娟.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D].厦门大学，2001.

[5]乌杰.浅谈旅游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策略[J].科技资讯，2008，(01).

[6]陈景翊，姜春红.中国旅游业危机管理对策分析[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量化分析

[摘要]三亚市是我国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代表城市，总体发展水平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本文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对我国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三亚市地处海南省的最南端，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拥有土地面积平方千米。三亚市是中国热带滨海旅游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在境内长达209千米，每岸线上，密布亚龙湾、大东海、鹿回头公园、天涯海角、南山文化旅游区等闻名中外的旅游景点。不仅具备现代国际旅游五大要素——阳光、海水、沙滩、绿色植被、洁净空气，而且还拥有河流、港口、温泉、岩洞、田园、热带动植物、民族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作为旅游业与房地产业相互渗透融合产生的新兴产业，旅游房地产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得到重视，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而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发展不仅走在全国前列，也最具有代表性。胡浩(2005)以上海为例研究了大都市旅游房地产发展与布局，徐翠蓉(2005)以青岛市、苏琼琼(2006)以杭州市、程叙(2008)以重庆市、谢志林(2008)以南宁市和任宜煊(2009)以山东省海滨城市为例对旅游房地产项目开发及市场发展状况等进行了研究。而有关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方面，刘艳红(2004)认为经济增长(内因)和经济全球化(外因)共同促进了旅游房地产发展。胡浩(2005)认为休闲时间增加、政府大力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居住职能变化、商业服务业发展等条件促进了旅游房地产项目开发。从文献综述看，并没有学者对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发展状况做过研究，也没有专门对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方法也局限于简单的定性分析。本文利用多元统计学当中的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研究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因子，建立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子逐步回归方程，并分析各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及其作用，为该市旅游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寻求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共性。

1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现状特征

自从1996年三亚市在亚龙湾成功举行中国度假休闲游开幕式，凯莱度假酒店正式起航，后来几十个大型旅游项目相继投建，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业开始蓬勃发展，至今已有十多年。

现阶段三亚市的房地产销售主要为旅游房地产，其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1)产品特征：旅游房地产产品主要以公寓、住宅、别墅和产权式酒店为主，作为岛外客户的“第二居所”、“第三居所”等，其中公寓、住宅所占比例较高。

(2)产品分布：主要分布具有一定景观的区域，充分利用海景、河景、山景资源。目前正在开发海景沿线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

(3)置业人群：有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购房者来自于岛外，这一群体占到了三亚市总体楼盘客户的90%以上.并且大多为二次甚至多次置业者，集中来源于“两区都”，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东北高寒地区和首都北京。

2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的量化分析

指标选取和数据标准化

本文通过对《三亚年鉴》中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旅游业以及房地产业等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选取了第三产业主导性X1、对外贸易商品进出口总值X2、全社会贷款余额X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4、旅游总收入X5、接待过夜旅游者人数X6、社会旅客周转量X7、实有客房数X8、文教卫科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X9、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X10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Y等11个指标变量进行分析，其中指标Y代表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由于不同的自变量Xi，它们的取值范围和单位都不相同，为了在无量纲影响下进行计算，利用统计软件对三亚市2000—2006年X1～X10和Y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见上页表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因子分析

通过统计软件对标准化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可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都在以上，所选取的10个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可以提取综合指标。而从公因子方差中可以看到X1-X8的共同度都在90%以上，最低的X10也有的共同度，即这些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都能被因子解释，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从因子分析的总方差解释中可知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为，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为，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第三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024，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前三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能够包含大部分变量的信息，故选取三个主要因子，见表3。

表3显示的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第一因子F1基本反映了X2～X8变量的信息，包含对外贸易、金融、物价、旅游业等方面，因此可命名为“城市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因子。第二因子F2主要反映了X9、X10变量的信息，可命名为“城市公共事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因子F3反映了X1变了的信息，可命名为“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根据因子得分的系数矩阵，可以写出以下的各因子的得分函数：

F1=

F2=

F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子分析只是对多个指标变量的降维处理，并不能解释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因此还需要对各因子和因变量Y之间的关系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根据表4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Y=A+

方程式中的常数项为A，值为，偏回归系数B1为，B3为，经T检验，B1和B3的概率P值均小于，按给定的显著性水平的情形下，均具有显著意义。

从表达式可以看出：F1对因变量Y的影响远远大于F3，就是说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主要是受F1(城市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直接驱动影响。而F3涵盖了城市除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信息，对旅游房地产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驱动力明显不如F1大。具体到城市科教文卫、交通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因子F2，由于主要服务于三亚本地居民而对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不明显，被剔除在驱动力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之外，这也与三亚旅游房地产的主要消费群体来自市外的情况是吻合的。

以上分析只是对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的量化分析，还有看到一些不能量化的方面：第一，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益，对旅游房地产业大力扶持，出台一系列相关利好政策，促进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第二，居住理念与消费文化的转变也促进了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第三，大量闲余资本的炒房投机行为已经成为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因素之一。

3结论

依托于独特旅游环境和较大的国际知名度，)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具有城市旅游房地产的典型意义。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三亚市旅游业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综合经济水平，旅游业和综合经济水平越高，对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力作用越大。城市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旅游房地产的发展业起到一定的辅助驱动作用。

——城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除了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与民间资本的投资推动之外，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提高城市旅游素质，发展城市旅游经济，发挥旅游产业关联带动作用是城市旅游房地产良好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国的旅游资源无比丰厚，具有雄厚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篇1 浅议我国旅游管理教育体系创新构想一、引言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旅游管理学科教育历史相对较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旅游专业在起步较晚的基础上，以“后发优势”的发展理念开始与发达国家旅游管理教育机构进行接轨，借鉴其科学的教育模式和组织方式。其中，旅游管理专业教育评估体系的建立、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国际交流合作与竞赛日益频繁、旅游市场不断拓展等等，这些因素对当前以及今后的旅游管理教育都将具有深远指导性的影响。二、我国目前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旅游教育一直采取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模式，其突出特点是许多普通高等院校或从积极的角度为满足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在相关系科的基础上新建或组建旅游系(专业)或从消极的角度为某些学科(专业)寻求出路甚至活路而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强行改建旅游系(专业)。这种外延扩张型发展的结果是：虽然在全国范围内高等旅游院校的数量多，但因为教育经费的限制和新成立的旅游学科的稚嫩性，致使整个高等旅游教育质量只能在低水平徘徊，只能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无暇顾及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当前，在我国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着些许问题。很多院校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并且存在着功利化的教育思想，专业划分过细，教学内容过窄，从而导致实践教学的效果不理想。[1]在专业建设的投入上，一般认为旅游管理专业培养的是服务性管理人才，不需要多少投入，造成我国高等院校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办起了该专业，教学设施、设备条件不足，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方向缺乏清醒的认识。旅游高校与旅游行业的联系、合作不紧密，合作缺乏长期性和经常性，造成学不致用的局面。理论和实践脱节，这给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与专业的结合增加了难度。“学不致用”成为相当一部分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面对市场就业时面临的最大困难。[2] 学科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与相关专业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这就造成我国目前培养的大多数旅游人才出现了知识体系简单，而较单一的局面，综合能力较差。三、国外高等旅游教育体系的现状 1.几个实例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旅游高等教育的历史较长，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显得较为自由和宽松，基本上能按照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美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特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美国大学在旅游、游憩、体闲研究方面的专业设置上，种类十分多样化，如表1所示。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旅游高等教育也比较自由，如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和德州大学( Texas)同样是旅游专业，两所学校的课程地各有特色，如表2所示。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的酒店餐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Hotel & Restaurant Management)久负盛名。该校每年向全球招收(主要为欧洲)酒店管理的研究生。核心要求有两条，一是须有5年以上的酒店工作经验，二是现在必须在大型酒店中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学生不脱产，一年两次往返英伦该校集中学习。学习期间，不是满堂灌的上课，而是重点放在图书馆翻阅资料和学员间的讨论交流，由于学员来自世界各地，交流中相互大开眼界，触类旁通，取长补短，极富成效。在教学中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不死扣现成的专业教材。二是案例教学。三是毕业论文。 2.国际上旅游管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一是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CBE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职业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二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TAFE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国家框架体系以下产业为推动力量的，政府、行业与学校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进行灵活办学的、与中学和大学进行有效衔接的，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综合性人才培养模式。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双轨制”人才培养模式。即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四是以能力为基础的CBET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关键是组织专家确定能力标准，成立国家资格委员会，建立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四、旅游发展新趋势与形势分析 1.旅游发展的新趋势从欧美等旅游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走过的历程分析，可以大体上预测我国未来几十年的旅游发展趋势。专业教育是为明天的旅游管理培养人才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目标必须具有超前性。旅游管理当前总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首先，发展旅游的指导思想逐渐转向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旅游管理的知识体系日益复杂化，综合化。再次，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化、多元化。此外，策略和手段更加科学化、现代化。 2.相关形势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是改革我国旅游管理及其教育体系的重要动力和依据，真正影响旅游发展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特别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巨大的变革必将同时带来旅游行业的深刻变革。 “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终生学习”“学习化社会”“全球化”“创新素质教育”等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为旅游管理教育改革的思路拓展了很好的素材。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学校教育的职能将发生很大的改变，学校传授的知识从数量和时效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职业的需要。如今，高等教育在西方被称为职业“初始教育”(Initial Education)的开始，也是“学习化社会”的基本内涵。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传授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应偏向于对学生的指导，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和习惯，加强技能和素质训练，培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五、新形势下我国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体系改革的创新点 1.尽快完善学科理论体系，处理好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旅游管理学科历史较短，又是依托于多学科发展起来的，加之知识构成日益综合化、多元化，使得其学科特点越来越模糊。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明晰其庞大知识群的硬核所在，只有抓住这一本源的东西，以此为基础，营建特色鲜明的学科理论体系，提高其科学性，确定其独立的职业地位和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维护和提高其专业竞争力，巩固其专业地位，使核心的课程加以确认，这样，专业的设置就可以围绕它，根据社会变化及时、稳妥地做出调整，毕业生也就有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就业市场，从长远看，专业才会更具后续竞争力。 2.积极调整专业教育结构，使其从宏观到微观更趋于合理层次结构上，大力发展研究生和职业技术教育;地区结构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与旅游发展的现状进行合理调配，进一步完善从专业重点大学到地方院校的区域合理布局，针对当前形势，应重点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专业教育;形式结构上，进一步强化非学历教育、职业再教育、决策层的培训以及普及型教育等。 3.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应与国际旅游业发展相接轨目前，国际旅游的重心开始东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将产生世界旅游的“亚太世纪”，这一总体变化，形成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机。与此同时，在国内，旅游业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带动局部区域和城市起飞，影响国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联产业，“其地位日渐显著”。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双重背景与机遇下，我国国际旅游业发展必然对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树立大旅游人才培养观念。旅游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旅游人才的规划、培养、使用与管理各个方面。它不仅需要造就一大批知识面广、勇于进取、开拓的高水平经营管理人员，还需要一大批训练有素、服务意识很强的服务人员，并且还应有良好的人才使用与管理机制，使旅游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我国旅游人才培养必须学习旅游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旅游业是一个国际性产业，要达到国际水准，必须建立一支熟练掌握现代管理技巧和操作技能，适合国际化大生产，政治业务素质高的队伍，对于起步较晚的我国旅游业来说，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必须超前，要广泛借鉴别国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第三，旅游人才培养要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现代旅游业是1978年后开始的，至今只有二十几年历史，对这点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在广泛学习别国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道路[4]。 4.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毕业生与职业需求之间的接轨真正做到人才培养的“厚基础、宽口径、多元化”。要走多渠道培养人才的道路。我国旅游管理人才由于整体素质不高，需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面的长期努力才能使其逐步提高水平。旅游管理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还要注重整体文化素质，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旅游教育与培训除重视正规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外，也要重视大量成人教育、职业再教育等业余教育方式，在这方面应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参考文献： [1] 刘继红.面对21世纪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北京高等教育，1999(2). [2] 马勇，唐娟.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保证体系研究[J].旅游学刊—旅游人才与教育教学特刊，2003. [3] 罗明春，钟永德，袁建琼.论特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求索，2004(12). [4] 田里.论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J].云南高教研究，1997(2). 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篇2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分析随着我国经济以及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社区生态旅游也正逐步发展起来，市场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同时也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本文主要从社区生态旅游的含义、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采取科学的管理模式这三个方面对本课题进行阐述。希望给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提供一些借鉴意义。社区参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它把生态保护与发展旅游以及社区参与有机地统一起来。但是在社区发展生态旅游或多或少会损失社区居民使用当地资源的权利，如果处理不合理则有可能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因此，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既要关注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关注社区的和谐发展。探析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一、社区生态旅游的含义所谓社区生态旅游，就是指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生态旅游。它是生态旅游的一种高级模式，也是一种更加人文化的生态旅游。是以充分展现当地的人文、自然特色为目的，在重视对自然环境和当地风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的基础上，并且要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旅游。它所强调的是社区在生态旅游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生态旅游活动中，社区和居民是开发的主体，也是旅游发展的主要收益者。因此，对于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非常重要，它对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二、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新的形势下，缺乏人文精神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缺乏人文精神以及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游客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很多地方在未开发社区旅游之前，居民的生活往往是以传统的经济、社区活动为主，而在旅游业蓬勃发展之后，居民由于利益的吸引纷纷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但是却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般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旅游景区而言，人文往往是社区旅游的重要标志，因此人文精神的缺乏是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管理的力度十分有限就目前而言，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是以政府管理或者旅游企业管理为主，而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在旅游规划、决策中往往没有多少决策权，可见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管理的力度十分有限。同时，这极易引起与社区居民的矛盾，不利于其稳定的发展。因此未来的发展中，如何让社区居民也参与到生态旅游管理中，是亟待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三)存在诸多运作的弊端旅游业本就是一个投资大、回收期较长的产业，要其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效益综合起来考量[1]。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一些企业或着个人受短期利益的驱使，往往违背了社区生态旅游本身的理念，只关注经济效益，这非常不利于社区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就时下而言，很多地方宰客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笔者相信，这样下去是会影响景区的长期发展的。三、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的要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但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认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要素包括：①自然资源的利用(土地、水、能源);②保护生态系统以及动植物的多样性;③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固体、液体废弃物和大气排放);④重视当地文化的完整，要避免给当地文化带来负面影响;⑤保护自然、人文遗产;⑥使用当地的技术和产品;⑦处理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件;⑧社区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四、科学管理社区生态旅游的方法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分配是社区生态旅游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建立完善、科学以及多元化的补偿机制。比如，把门票以及其他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反馈给当地居民，政府作出努力保障居民的利益等。同时也可以鼓励居民直接从事生产经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好的经济收益。笔者就曾去过这样的景区，景区内部随处可见居民在社区内为游客提供餐饮和住宿，通常价格合理公道，既体现了人文关怀也体现了当地的特色，这样的景区人们愿意前往。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与企业联手，给居民提供一些贷款来开发旅游项目，当然项目的开发要运用当地的产品和技术。 (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当中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是绝对有权利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当中的。笔者为了切实保障居民参与决策的权利，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方向、方式上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听他们对于开发旅游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把他们的要求都综合考虑起来;其次为了保证居民的知情权，可在社区建立一个交流平台，来通知一些重大事宜或者相关制度等等。最后，对于在景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居民与游客的矛盾，居民与企业的矛盾，要建立完善的协调机构，定期与居民进行沟通，虚心听取居民合理的诉求，并及时解决。 (三)加强社区居民的旅游知识一般开发社区生态旅游的地方，都是老人孩子多，青壮年劳动力很多都在外面工作，而这些居民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对于旅游知识比较匮乏。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定期对居民进行旅游知识的培训，使居民对旅游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可以对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导游服务等技能进行培训，当游客进入到某栋老宅子后，居民能详细为游客讲解房子的历史。五、结语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社区生态旅游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和谐因素，这对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长此以往，会影响很多地方的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相关问题刻不容缓。我们要加强对社区生态旅游的探索，切实地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为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等于为一些旅游城市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随着旅游业在中国蓬勃的发展，作为旅游地和旅游产业发展重要指导的旅游规划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此，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关于浅谈旅游市场营销论文相关内容，欢迎参阅。

旅游消费者行为是指其为获取、使用、处置旅游商品或服务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包括先于且决定这些行动的决策过程。通过对数据的关联分析发现关联规则在消费者行为分析中最具有挖掘性，因为需要将旅游商品特征和网络用户通过某种特定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发现两者能够相互影响的因素。通过对网络用户上网的规律和喜好，把用户的一种使用习惯或消费习惯和网络习惯进行关联分析，从而对用户进行划分，进而向该用户群提供适合他们的旅游商品或服务，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促使用户消费，更加符合“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

随着社会网络关系的日益动态化和多重关联化，不仅消费者借助其他消费者建立的社会网络来优化购买决策，企业也利用与客户间建立的网络来促进产品创新，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营销效果。除了创造者节点间关系的关联性，用户创造信息本身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因此，分析多重关联网用户创造信息的生产者、使用者以及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探索多重关系下用户创造信息对企业绩效与用户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不同来源的用户创造内容对消费者决策影响的竞争效应等，对管理科学与管理实践都将具有重要价值。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将企业的市场数据与会计、财务及资本市场数据结合起来，确立市场业绩和公司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对企业如何最优安排营销投资和策略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旅游整个行业中，旅游用户行为是及其分散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平台能够覆盖所有的体系。如何能够在复杂，快速变化的网络环境中抓到或者获取新用户，首先要了解用户的网络行为，用户是谁，行为方式是什么，在线上的网络方式和现实的方式会有很大差异，那么对网络行为的理解一定要基于网络的角度来看。其次基于什么原则，什么评判为了抓新用户做广告，都是要考虑的。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旅游企业提供了新的营销平台。在这个新的营销平台上，旅游消费者的行为会分成八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思考阶段，计划阶段，搜索、寻找目的信息，然后做预订，然后会到目的地做旅游，途中还会有订车，之后还会有点评和分享。这是整个复杂的过程。大家看到的是整个用户从思考到旅行完成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这么多的媒体和平台都能接触到，对所有旅游企业来说，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怎么样抓到目标客户，而且一定是在只有有限的预算的情况下。

最近火爆的大数据营销经典案例莫过于由Netflix制作的美剧《纸牌屋》。Netflix在美国有订阅用户2700万，用户每天在Netflix上产生行为有3000万，订阅用户每天还会给出400万个评分，还会有300万次搜索请求。Netflix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那些喜欢观看BBC老版《纸牌屋》的用户，也喜欢David Fincher导演的电视剧或者Kevin Spacey主演的电视剧，因而决定翻拍。2011年初，在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承诺第一季投拍的情况下，Netflix直接以1亿美元买下两季26集版权，剧组为请到Kevin Spacey又等了10个月。结果《纸牌屋》出现了奇迹般的爆红。

《纸牌屋》的成功被看作是得益于Netflix海量的用户数据积累和分析。制作方Netflix通过分析千万用户的行为选择导演、演员，就已经提前预测到《纸牌屋》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从电视剧市场反观到旅游市场。旅游电子商务网站、旅游微博、视频网站、社交网站等每天都产生数以亿计的数据。这其中既包括在线旅游预订网站中用户的登陆次数、在线时间、关键词搜索、浏览偏好等上网特征，根据这些可以挖掘出客户的兴趣喜好、挖掘出客户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群体分布，也可以根据客户的上网消费行为挖掘出客户的其他需求，从而采用相应的营销模式。基于大数据策略和广告技术，利用跨渠道的推广方案，才能有效的把用户抓住。

大数据时代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认识问题从以前的因果论发展成为定量论。对一个现象的证明是对整个大数据的分析，采用所有样本而不是随机样本。通过搜集旅游信息，对全部旅游者的游览路径、消费行为、景点选择、关注热点、兴趣爱好等的数据分析，预演行业的发展态势，评估旅游景区的管理、服务、营销水平，研判旅游企业的发展战略，从而发现新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和营销模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给我们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河南省旅游市场总体情况

河南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是总体来说这样的资源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其作用，致使河南省旅游业的发展至今仍然缓慢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河南省旅游业经济效益比较差

2010年河南省共接待海内外游客亿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000亿元，达2294亿元，其旅游接待人数和综合收入分别排在全国第6位和第8位，位居中部地区首位。从河南省旅游区国内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收入占全省比例的对比看，区域旅游消费水平不高。可见，河南省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水平不高。

(二)主要客源市场为低端市场

目前河南省游客 80%为本地游客，消费水平极低，人均日消费水平不足 20 元。省外客源方面，主要是以山东、山西、河北为主。

(三)河南省旅游的影响力较弱

河南省旅游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非常弱，尚未树立起富有影响力的品牌形象，因此很难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游消费。

二、河南省旅游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业营销意识发展不够，旅游营销观念落后，方式传统

河南省旅游区内的多数景区虽然也在一直强调“以游客为中心”，但是长期的思维模式在头脑中形成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营观念，对现代旅游者了解的并不深入，尤其对其消费心理探究极少，并不能真正抓住其所想所需，所以市场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河南省旅游市场还停留在传统的营销模式上，营销手段基本还处于比较低级的跟随阶段，营销活动效仿其他景区、市场，方式传统，没有成自己的特色，营销意识和营销水平与发达的旅游景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营销理念和营销能力有待提升

(二)缺乏整合营销观念

旅游业是综合产业，包括景区、餐饮、住宿和交通等方面，河南省旅游的营销战略就是缺乏将资源整合的这种观念，为了进一步开拓旅游市场，推进河南省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满足游客的全面需求，必须要从顾客的需求，顾客的成本，顾客的便利性和顾客的沟通角度树立整合营销的观念，目前，河南省旅游业还停留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上，只追求短期利益，没有注重长期和全面的规划。

(三)旅游目标市场战略不明确

目标市场战略是指目标市场、市场定位和市场细分。河南省缺乏对旅游资源的统一规划。要对游客进行合理的细分，确定好河南省旅游市场的目标顾客，河南省不同的旅游景区不同的目标顾客，并且应该有明显的区分定位，创造独有的特色，才能满足游客全面的需求。

(四)促销等同于营销

河南省旅游市场很大程度上将营销等于促销，甚至在某些景区一年的营销战略就是等“五一”和国庆节两个重大的节日的促销活动，由于缺乏营销规划，没有考虑将河南省的优势劣势进行对比分析，没有进行目标市场战略，没有市场调研市场开发的意识，导致了旅游景区只是对旅游资源的简单加工，没有达到旅游产品的综合要求。

三、河南省旅游市场营销战略研究

(一)加强和更新营销观念与意识

要有效地开展市场营销，必须树立全新的营销观念。一方面，要树立全心全意为游客服务的观念，无论是旅游产品，还是开展营销活动，始终把游客视为“上帝”的思想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做到一切为了游客，一切服务于游客，用一流的服务赢得游客，以求长期占领市场，获取更大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不能局限于满足游客的现存欲望，没有必要把眼光仅仅盯着满足其现存欲望所转化的需求，被动地适应市场。可以突破现存欲望的限制，主动出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人们形成新欲望，即通过一系列营销努力影响人们的欲望形成过程，然后利用所拥有的各种旅游资源，不断开发满足游客这些新欲望的新产品。这样做就可以利用自身特长培育新市场，引导消费，抢先进入，避开竞争对手。

(二)整合旅游市场营销战略

整合营销是指将顾客的需求、顾客的成本、顾客的便利性与顾客的沟通作为营销战略的最基本的方式和手段，通过这些手段达到促进企业发展的目的。而旅游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包括的行业很多，如酒店、旅行社、交通和景点等方面。要做到旅游市场的稳定繁荣，必须综合考虑到这些行业的全面发展，如：交通、旅行社、酒店和景区等营销战略。

(三)旅游市场营销组合战略

营销组合战略是指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策略的组合战略。河南旅游市场应该实施的营销战略包括：第一，产品策略。旅游产品组合策略，充分研究河南省的旅游产品组合中核心的产品线是什么，并不断的以核心产品线为依托，全面发展旅游产品组合策略。第二，价格策略，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河南省旅游业更应突出低价优势，吸引游客。第三，渠道策略。山东省的旅游市场应扩宽国内国际的渠道，与旅行社联合营销，扩宽发展的路径。第四，促销策略。应综合公共关系和广告策略，不能单一的使用营业推广战略，要考虑到促销策略的长圆形，而不能只注重眼前利益。

(四)旅游目标市场战略

旅游目标战略包括旅游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的选择，旅游市场的定位，游客的需求各异必须要对河南省旅游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或者叫市场分割，将整个旅游市场按照人口地理，行为和心理等因素划分成若干个同质的子市场，选定其中一个或几个子市场，根据这些市场中的游客的需求，进行旅游产品的创新，更好的满足消费。这个过程就是旅游市场定位的过程。没有一个企业能满足所有旅游者的需求旅游经营者的需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河南省应根据自己的旅游资源特点满足游客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卡显红,树夫.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战略及其竞争力提升研究[J].江苏商论,2005,(3).

[2]旅游景区营销战略(STP)分析---浅析济南红叶生态文化旅游区[J].商场现代化,2006,(1).

中国居民收入研究报告论文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常鹏宇,张信东(山西大学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层原因,并就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结构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按照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表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现在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提高了80%,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如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的收入差距,就国际一般情况而言,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1 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超过国际一般情况,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1,2003年继续扩大到∶1,2004年收入差距比为。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过程中,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一定正效应,但不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负效应。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因此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占主导地位。正面影响(1)一定时期内能使我国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长足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前了(在汽车等方面)。(2)推动农业发展。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到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个理想差距程度时,企业会在农村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促进工业化进程,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能享受更多农业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生产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农业增长。(3)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素质。城乡收入存在适度差距,会对农村居民产生吸引力。一方面,会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变成市民,这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得到提高,比如农村居民通过努力,以升学、学习劳动技能等方式到城市定居;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到城市打工,在自己原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城市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素质。负面影响(1)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如果没有农村的稳定也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0%,是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作为劳动群众,也是我们的政权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心态的平和程度、社会关系的协调程度和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较多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个问题在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并日益边缘化,必然引发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秩序混乱无序,从而造成社会形势的动荡不安,致使经济发展可能止步。(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难以激活农村广大消费市场,可导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走低,而这又影响了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难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唯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收入的不平衡行业垄断带着计划经济深深的烙印,虽然在一定期间可明显提升此行业与国外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其长期存在,必然导致行业间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因行业垄断由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一些因行政体制原因产生的制度性垄断行业,由于机会不均条件下的垄断和特权,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员几乎都成为社会的高收入者。由于行业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规律”,弱化甚至排斥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的行业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再有是一些人将权力作为一种资本参与收入分配,贪污腐败,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变形。这些权力资本的使用不当已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基础,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符合当时对城市倾斜发展和城乡社会稳定的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它已成为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农民劳动力转移不顺畅、农民工子女上学(中小学)难等问题。市场运作不规范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的前提下,保证市场运作规范的重要条件是法制建设的先行。当前,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或执法不严,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而且由于市场运作不规范,城乡间信息的不对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农业产业布局不科学,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城市职工享受,而农民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相对不均等性,特别是医疗保险,使农民由病返穷。虽然国家在2005年采取了农村医疗统筹,但就实际情况看,对于完全单纯靠土地生存、困难(孤寡老人)及大(多)病的农民群体,按现在的统筹标准,其本身支付的部分也是有相当难度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在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目前教育软硬件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据2002年9月12日的《经济时报》报道,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格局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只分别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2%和11%,也就是说只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极小部分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分别负担了经费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县乡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却是对农民的征收,这就客观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城镇居民则是无需缴纳这部分费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4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和措施完善法律制度建设通过法律形式来查处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和打破垄断,保证机会的均等,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消除不正当竞争。通过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限制和打破垄断,逐步消除行业壁垒和垄断,降低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鼓励资本在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竞争,促进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的形成,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就是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不论从何处迁往另外任何一处,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应该依法享有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如享受教育(子女上学问题)、医疗等。改革户籍制度的实质是去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上的均等,社会身份的同等,使户籍只承担对人口的社会管理职能,不再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落实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非农产业,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国际上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解决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农村工业化,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不断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对于农村经济,政府应积极指导,使城乡对农产品供求双方信息得到尽可能对称,以便科学布局。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增加投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力度;增加资金、技术、人力投入,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同时改革农业投入体制,推进农村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信贷资金不准或按特定优势比例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产业,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并广泛吸纳外资、工商资本和社会闲散资金,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制,扩大农业投入来源,增加农业投入总量。通过各种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且使广大农民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应进一步通过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来调整收入差距,因为税收可直接有效地减少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并且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对于农用物资也应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虽然减免了农业特产税等税种,但是对于农业物资(如化肥等)也应依照一定比例来减少其税率,让农民最直接受益,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较快缩小。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国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把农村基础教育列入中央预算,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办学模式,并且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完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让广大的农村劳动者掌握一些实用技术,实现教育在农村的真正普及。此外,还要对农民进行法律法规培训,全面提高农村人员素质,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5正确看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哪一项具体措施就可以做到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必须坚“持统筹安排”,不能因过分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重“返大锅饭”,如统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就要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把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与劳动贡献直接结合起来,鼓励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按贡献参与分配;而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困难。统筹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更科学地对社会资源配置;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应切实贯彻收入分配政策,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使其收益最大化,使我国经济能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让全社会成员共同过上富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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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国家的基本分配制度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按劳动成果分配，按劳动要素分配）并存。这就必然出现因工作差别和性质不同产生的分配差距。按劳分配只存在于公有制范围内，公有制部门的按劳分配水平是由部门的经济效益决定的。而且我国的按劳分配制度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原因是没有一套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范的工作量核算标准作为保证。其次，我们在高速的发展中，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实际上是忽视了公平这一重要分配原则，而过多的强调了效率。这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17大后我们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理念。最后，，按劳分配只存在于公有制范围内，但非按劳分配方式即可以存在于公有制也可以存在于非公经济中。这就必然造成拥有技术，职权，资本，土地的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对比中国和日本，人均收入差距有多大？

研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论文

可分为两大类。一、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基本评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从此角度看，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如体制内平均主义分配倾向仍较严重，同时，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分配不公，通过捞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地区、行业、企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应尽快加以解决。（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1、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另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和. 2、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顺应了市场化作用的方向根据我们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体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线”，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计算得出，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2357元至4315元）占，中等偏下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4316元至6273元）占，中等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6274元至8231元）占，中等偏上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8232元至10190元）占，高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10191元及以上）占. 这里顺便指出，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对当前一些学者得出的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说法不能苟同。 3、从总体上看，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一是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偏向于平均；到1999年上升为，比较适中。另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来看，1994年仅为，过于平均，说明绝大多数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为，有所扩大，但依然偏向于平均。当然，必须指出，这里的结论与人们实际感觉上的差距会有不同，与事实上的基尼系数也会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统计年鉴中可能存在该统计而未统计的数据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难调查统计出来，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数之中。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就会增大一些，据估算，大体在以内。即使如此，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我国仍处于二元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从全国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简单照搬警戒线的理论。二是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时期，有一个大的调整，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最为典型的如采掘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变为倒数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最为典型的如金融保险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到1999年变为第一。其他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5、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增长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1999年与1990年相比，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了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间，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6、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分别为96亿元、257亿元、478亿元人民币。2001年预计财政支持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而1998年我国全部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合计仅有万人。1990年离退休费（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医疗卫生费）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国家社会福利救济支出1996年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转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元增长到1999年的元，年平均增长，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 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见表1）。（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 1、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前述所分析的那样，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看也有了好转，但是，“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三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工资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诱因之一。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于统计年鉴中对于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真实全面显示，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关于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和基尼系数的计算分析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单独考察，而不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结论混为一起，这里我们还不妨称之为“非统计收入差距过大”，以示区别）。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我们仅以住房分配为例，来说明存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根据对某市居民每户人均面积统计数据分析，1998年，反映该市住房面积差异的基尼系数为，在较为适度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把级差地租等因素考虑在内，则按房产价格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为，差距很悬殊（见表2）。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倍至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倍至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3）。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无论是分配过于平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都是一种分配不公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劳动价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一、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基本评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从此角度看，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如体制内平均主义分配倾向仍较严重，同时，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分配不公，通过捞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地区、行业、企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应尽快加以解决。（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1、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另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和. 2、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顺应了市场化作用的方向根据我们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体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线”，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计算得出，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2357元至4315元）占，中等偏下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4316元至6273元）占，中等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6274元至8231元）占，中等偏上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8232元至10190元）占，高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10191元及以上）占. 这里顺便指出，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对当前一些学者得出的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说法不能苟同。 3、从总体上看，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一是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偏向于平均；到1999年上升为，比较适中。另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来看，1994年仅为，过于平均，说明绝大多数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为，有所扩大，但依然偏向于平均。当然，必须指出，这里的结论与人们实际感觉上的差距会有不同，与事实上的基尼系数也会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统计年鉴中可能存在该统计而未统计的数据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难调查统计出来，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数之中。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就会增大一些，据估算，大体在以内。即使如此，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我国仍处于二元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从全国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简单照搬警戒线的理论。二是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时期，有一个大的调整，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最为典型的如采掘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变为倒数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最为典型的如金融保险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到1999年变为第一。其他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5、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增长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1999年与1990年相比，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了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间，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6、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分别为96亿元、257亿元、478亿元人民币。2001年预计财政支持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而1998年我国全部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合计仅有万人。1990年离退休费（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医疗卫生费）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国家社会福利救济支出1996年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转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元增长到1999年的元，年平均增长，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 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见表1）。（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 1、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前述所分析的那样，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看也有了好转，但是，“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三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工资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诱因之一。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于统计年鉴中对于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真实全面显示，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关于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和基尼系数的计算分析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单独考察，而不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结论混为一起，这里我们还不妨称之为“非统计收入差距过大”，以示区别）。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我们仅以住房分配为例，来说明存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根据对某市居民每户人均面积统计数据分析，1998年，反映该市住房面积差异的基尼系数为，在较为适度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把级差地租等因素考虑在内，则按房产价格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为，差距很悬殊（见表2）。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倍至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倍至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3）。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无论是分配过于平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都是一种分配不公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劳动价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3、整体收入分配结构仍不合理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1990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收入占人均全部年收入的比重，不仅没有相对下降，反而从上升了个百分点，这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近年来福利工资化起到了抵制工资比重相对下降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还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这里，我们没有把统计数据以外的制度外收入、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考虑在内，这将作为另一类问题加以解决）。 4、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够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在各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上，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相对较小，合计只占总人数的；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较快的少数最高收入者将其他收入群体相对性的向下排挤，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总人数的.这一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容易造成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心理失衡（由于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不大的中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居多，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者偏少，所以，低收入者往往把目光定位在最高收入者那里。从心理上讲，这些低收入者一抬头仰视比较，就看见了最高收入者，而忽视了介于他们与最高收入者之间的规模不太显眼的过渡性收入群体，造成很大的心理反差）。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合理分布是我们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要解决的首要矛盾

随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逼近。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及世界银行的测算，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都超过。这表明我国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差距过大对于社会稳定具有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孙辉：《论贫富差距对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杨宜勇等：《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十一五”时期的对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3期）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倍，2004年为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倍，2004年为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倍，2004年为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裴竹梅：《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杨灿明：《转型经济中的宏观收入分配》，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孙百才：《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3期）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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