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者论文范文资料
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道家和道教在称呼上不同于债家墨家：后者在创立初期即自称儒自称墨；而道家的名称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已在者学庄学发达之后；道教的名称首见于汉末《者子想尔注》，但在习调上人们泛称道教为“黄老道”，或者具体地称五斗米道、太平道、天师道等等。汉代刘欺《七赂》，道家和神仙家分列为录，那时道教尚未正式诞生。道教出现以后，由于它托于老子和《道德经》，不仅神仙家合于道家，符策科教亦归于道家。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统称“道”、“老”、“仙道”、“道家”者居多，如葛洪称“道家”、“仙道”，《魏书》称佛道为“释老”。唐以后直到清代，道教内外人士既时称“道教”，又时称“道家”、“老学”，并不对道教与道家作认真的区分。韩愈批判‘佛老”，所谓“者”，既指“去仁与义”的老学与庄学，(见《原道》)，又指神仙道教(见《谁氏子》)。朱熏辟“佛老”，所谓“老”亦是含混不清，清代学者濒元评论朱熹说；‘其(指朱熹)辟佛考，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存学编》)，此处指朱窥主貉、澄心之学皆与佛道相通，可见朱烹所反的佛老是其宗教出世性，并不反对其心性之学。明代学者焦蛇在《国史经籍志》中将‘道家”分为“清静无为”，“炼养股食”，“符簇”，“经典科教”几种类型，悉宗考氏以托于道家名下。情形确是如此，史家习称之“儒、释、道”三教，其中的“道”包括道家与道教。(《唐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与《渭史稿·艺文志》皆混称道家。道教经籍总汇——《道藏》更是包罗万象，看不出道教与教外典籍的界限。 对老庄之学相后来形成的神仙符策作区分的，是南北朝时期佛道互细中的佛教学者。明僧绍抨击道教长生之说背离老庄之旨：“道家之旨，其在者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而得一尽灵，无闻形变之奇，彭荡均寿，末睹无死之唱”，者学之贵，在“修身治国，绝弃贵尚，事止其分，虚无为本，柔弱为用”，诸长生道术“大乖者庄立盲本理”，不过尚有“损欲越善”之功用，“至若张(陵)葛(洪)之徒，又皆离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动，成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正二教论》，《弘明集》卷六)。刘韶作《灭惑论》将道家分为“三品”：“案道家立法，跃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谊安作《二教论》认为道家内部，道(指老庄之学＞优仙劣，鬼道届最下等。这些学者对者庄、神仙、符哭三者加以辨异的目的是保护老庄，距低道教，尤其要 丑化民间符经派道教，表现出宗派偏见和贵族意识．但他们指明老庄之学与后来道术的差别，不能说不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后来历代关于这个问题约认识，大致停留在上述水平上。《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分列为道家与神仙家，《元史》则有择老传，对于道家与道教有所区别。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箱考》中说；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厌 食又一说也，待菜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黄帝、老 子、列掏寇、庄周之书，所言者情净无为而已，而略及炼养之事，服合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阳之徒，则言炼养而不吉清静；卢生、李少君、架大之徒，则言服合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寇漾之之徒，则言特策而俱不言炼养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师之徒，则专言经典科教。所谓符菜者，特其教中一事，于是不惟猾净无为· 之说，略不能知其旨趣，虽所谓嫁养服食之书，亦未尝过而问焉矣。 马端临的思路是顺着明僧绍、刘韶等人而下来的，不过他分得豆细，看到托名为道家者，实则流源很多，差异极大，并认为从老庄之学到炼养服食，再到符策科教，是道家水准降低的过程，越后越失其本来面目。但马端临仍然没有认识到老庄之学，与炼养服食而下，是世俗学问与出世宗教之间的差别，他用种种细小区别模糊了这个根本性的大区别。 直到现代，学者们在经受了西方宗教学的洗礼，有了初步的现代宗教概念之后．才开始从理论上正式区分道家与道教，把以往道家名义下关于神仙符咒科仪等内容作为宗教来处理，剔除属于诸子范围的老庄及其后学，于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史才被人们发现和研究。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栖说》，妻木真良的《道教之研究》，常盘大定的《道教发达史概说》，都以宗教意义上的道教作为研究对象。我国学者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1937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道教通史，他在结论中说：“盖道家之言，足以清心寡欲，有益修养”’“道教独欲长生不老，变化飞升”，寥寥数语已揭明道家和道教的本质区别，故其书主讲道教，连及道家而不混包道家。最近十余年，道教研究突飞猛进，有关论著日益增多，而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问题仙仍未获满意的解决。人们纠正丁古人混同道家与道教的偏矢，力辨两者之异，指明道教对道家的使用是歪曲利用、重新塑造，大失道家本真，这当然是对的。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似乎还不止如此简单与明确，还有很复杂的纠缠不清的一面。如果说古人混一道家道教是认识上的一次肯定，那么现代学者严格区分道家与道教就是肯定之后的一次否定，下一步还需要作一次否定之否定，对两者的同异互含作出更全面更合乎实际的说明。尝试为之。 道家与道教在根本理论上血脉相通。这是往更深一层说的。道教的理论越趋向于高级和成熟，就越接近老庄之学，所以后期道教(主要是全真通)的教义，神学的成分减少了，哲学的成分增多了，比起唐宋道教来，更具有道家的学术面貌，或者说更象道家。道家与道教的相通主要在宇宙论和养生论两部分。道教的所谓大道，有至上神的
请从《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三字经》《增广贤文》《孝经》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儒家经典入手。先熟悉书中的内容：弟子规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奉行五伦八德，其中的108件生活标准是非常基础的。这是古时候儿童的蒙训文，是基础教育和根本教育，是做人的底线。《朱子治家格言》是教给我们如果持家过日子的。从节俭、持家等方面，是说给成年人的。《三字经》是教孩子历史和生活基础常识的，《增广贤文》是教给人们的生活哲理。《孝经》是教给我们如果做个才是孝子。孝的具体行为有哪些。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生活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儒家思想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希望你能认真学习，然后就会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
永远的丰碑——孔子在遥远的东方，屹立着一位贤者，他就是孔子。他是一位历史的巨人，一位文化的巨人，一位思想的巨人。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世界2500年。 他是一位好学的学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的这一句古训感染了其后所有的学者。 自幼他便不耻下问，每事必问。为了丰富知识，他拜了各行各业的人为师，因此而精通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计算。他推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态度，主张“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感受“学而时习之”的快乐。教导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后人所传颂。 他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一改过去的教育方式，先后培养出3000多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提倡因材施教，主张教学相长，为后之教育界流传。 他是一位提倡“仁”的政治家。仁者爱人。“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他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相互团结，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爱惜百姓。当他听说百姓宁愿被虎吃也不愿意被统治者剥削时，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感慨。 他是一位“贤”的思想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一句句富有哲理的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的另一项贡献就是整理编订了《尚书》《诗经》《礼仪》《乐经》《周易》，后称五经。他还根据鲁国历史编成《春秋》一书，成为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他的言论被弟子编进《论语》，千古传诵。他开创了儒家文化，影响了其后封建社会的发展。学与思 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孔子曾这样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学习中，倘若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加以思考、消化，那他就将毫无收获。孔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人从接受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与识、学与思的过程。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补充，这两者是紧扣的两环，缺一不可。正如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过程那样，只学不思，那是不加咀嚼，囫囵吞枣；举一而不能反三，那是未经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无法化为“己为”。只有学而思之，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学与思想结合，是掌握知识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事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在汲取马列精髓的同时，结合中国实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试想，革命先辈们如果不是学与思、思而再实践，而是一味生搬硬套，教条主义，那么中国革命怎能成功？文艺复兴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倘若不是在学习中独立思考，“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能在当时产生？人类能够及早挣脱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的束缚？学而思，思而学，正是这些伟人成功的经验，同样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 今天正是“知识激增”的时代，知识的领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光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因此，美国教育界正在努力改革原有教学体制，力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以适应明天的科学；欧洲、日本纷纷不其后尘，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明天的创造型人才，正是要从今天学生中培养起来。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出独立的见解，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来等候明天的选择。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学者、大师们成功的经验，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而培养学生这一能力，是今天的中国在明天得以崛起的希望。 （二）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片面性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警世格言。其实，这句话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 不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越王勾践若不是在吴国受尽屈辱，他回国怎能卧薪尝胆呢？不卧薪尝胆，又怎会强盛起来而一举灭吴呢？中国女排如果不是在同世界强手对垒中受尽窝囊气，又怎会一跃而起创造出“五连冠”的奇迹呢？这些事实说明，人确实能在忧患中生存发展。 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看你有无理想，有无毅力，有无奋斗的精神。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有一股拼命奋斗的精神。那么处在忧患之中，自会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样，有理想，有毅力，有了不断进取的精神，即使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决不会走向死亡的坟墓。 一个人，为忧患所困扰，不能挣脱忧患的泥潭，索性破罐子破摔，消极沉沦，不与劣境抗争，那么就不能在“忧患”之中求生。是“生”还是“亡”，关键在于人“为”还是“不为”。“为”，无论是处在忧患之中，还是处在安乐之中，都可以“求生”。“不为”，无论是处在逆境中还是顺境中，都难免一“死”。 时代前进了，人民正在向小康迈进，处在忧患之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的人处在顺境之中。在强调“忧患之中”求生的同时，也应当讲讲“在安乐之中求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安乐”，把顺境当作起飞的宽广跑道，那么，我们就能主宰“生”和“死”，就能把握成功的钥匙。 有甲、乙、丙三个工厂，甲、乙两个厂都濒于倒闭，主管部门向甲、乙厂出示了黄牌。甲厂接到黄牌，干群一心，进行企业改革，大胆任用人才，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企业管理，结果，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就获纯利10万元。而乙厂接到黄牌后，领导辞职，职工各自寻门路去了，终于闭门关厂了。乙厂并没有在忧患中求生。丙厂是个乡镇企业，原先固定资产只有3000元，工人8个。干了两年，其产品冲向了全省，年产值达21万，工人50人。第四年，全厂职工已有100多人了，年产值达百万元。现在，丙厂的产品已畅销亚洲了。丙厂越办越红火，并没有在顺境中却步。可见，“为”字是多么重要啊！历史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人，只要“为”，只要奋斗不息，就可以“弱变强”“强更强”；如果“不为”，坐等幸福或享清福，那么，“强”必转“弱”， “弱”则趋于“亡”。 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不能算作完美的警世之言 他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世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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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关于儒家孝文化论文范文资料
孔子的孝道论文
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历经风雨而永不磨灭的信仰，各位，我们看看下面的孔子的孝道论文吧！
摘要：“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历代帝王的赐封和无数文人士子的推崇，让孔子成为天下至圣，然而，细细想来，孔子也是一个凡人，他虽被人们供奉在高处，但说的都是很现实的人间真话，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孔子是最早构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先哲，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中，涉及仁爱、政治、哲学、教育、修身等多个方面，其中，孝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中的孝不仅保持了“善事父母”这个最质朴、最原始、最本真的含义，并进一步充实“孝”的内容，使之系统化，全面的正确的理解《论语》中的孝，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极大的裨益。
关键词：论语；孝；价值
全面的审视《论语》中“孝”的内涵和价值，对于个人成长，家庭和睦、社会安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就是中国人深入骨髓、融入血脉的孝道之义。以下是我对《论语》中“孝”之含义的四个理解。
一、养亲
养亲是“孝”最基本的内涵，孝首先是要赡养老人，“孝，畜也，畜，养也。”孝而养，这是为人子女对父母最基本的保障。养亲，是在对父母的直接的.、真实的自然情感上建立一种稳定的伦理观念，用“礼”的形式来规范它，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思想，当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到让他们老有所养，在现代社会，虽然我们不可能总是守在父母身边，但至少要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当他们渐渐失去劳动能力，慢慢没有了生活来源，我们就要对他们“生，事之以礼”（《论语·为政》）。其实，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赡养父母是连一些动物都能做到的事，更何况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赡养父母都做不到，那他更没法去谈为别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了。
二、愉亲
除了衣食赡养的“养”之外，还要让父母感到精神愉悦，如：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句话直译过来，即“现在所谓的孝，只是能养活父母而已，但是犬马也照样得到了我们的饲养，如果对爹娘没有孝敬之心，那养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孝不仅仅是子女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心存敬意，从精神上和情感上去慰藉、去尊敬父母，尽可能地保持其精神愉悦。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于人生的理想和物质的追求其实已经淡化，他们更多情况下需要的是心理慰藉。本应承欢膝下的子女如今远在他乡，晚年的天伦之乐根本无法安享，面临的是与日俱增的孤独感。年轻人认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忙的不可开交，总是想着日后行孝，不想却为以后埋下了悔恨的根源。所以儿女不仅应对老人有关爱之心。更应该有关爱之行，除了多关注老人身体外，更应该让老人精神饱满，生活愉快，就像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歌一样，“哪怕回家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近年来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正式施行，随着新法将子女“常回家看看”作为一个硬性规定列入法规，整个社会已经将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与孔子的孝道思想相互呼应。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对父母进行精神赡养。在平常应当多熟悉父母的生活，注重情感与精神方面的赡养，而并非只是物质的满足。
三、尊亲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父母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为人子女应当尽力规劝，但态度要委婉，不能粗暴，即便反复劝谏，父母仍坚持己见，也应恭敬而不违礼，不能不顾父母的身份和颜面。“劳而不怨”，虽然我们会因此忧愁，但也不能对他们心生怨恨。
除此之外，“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也体现了要尊重父母、尊敬父母的孝道思想。无论父母是否在世，都要按照一定的礼制以全孝道，而且“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指的是，子女还应继承父辈的志愿，使之发扬光大，传承数代。这个也是对父母精神的延续，是对父母的另一种尊重。
四、忧亲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
这句话看似是很矛盾的一句话，但却令人深思，发人深省。孔子让人们随时注意父母的年龄变化，我们对父母的关怀要无微不至，重在及时行孝。对我们来说，父母陪伴我们的时间越长越好，但是越长寿，发生危险的几率也越大，作为孝顺的子女，要清楚父母的年岁，父母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危险也是与日俱增的，所以说，父母的长寿，对于儿女来说，首先是开心的，其次是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
五、结语
“孝”在我国绵延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孝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时代，“孝”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的精神养料。孔子的《论语》带给了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营养，将传统的孝道文化转换与创新，使之更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更符合当代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只有这样，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再一次服务社会，才能更好的体现其价值。
首先，人们往往将“忠孝”与三纲五常、与所谓“主张等级制度”等同，影响到了人们对忠孝情节的良好延续。其实，孔子和早期儒家都倡导修己，强调“为政以德”，尤其注重君上的道德典范作用。孔子认为，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有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人们身份不同，社会责任和义务也不同，故君、臣、父、子都应当“做好本职工作”，使个人行为符合自己的身份。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每个人都能以道德自律，各安其位，各行其职，方可实现国之大治。从儒学的理论上看，早期儒家都非常重视“礼”，“礼”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认真研究孔子“礼”的思想，不难发现其内涵非常丰富，其实质在于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但后人似乎对于孔子“礼”的思想缺乏全面准确的把握，尤其“五四”以来，很多人往往将孔子“礼”的思想等同于“封建的礼教”，认为孔子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从而对其持坚决的否定态度，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偏颇。孔子时代，“天下无道”，他希望恢复西周初年的礼治秩序。为此，他强调人人遵守礼的规范，希望人们要有仁德。孔子强调“仁”显然是为了“礼”，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具有了仁德，才能真正使社会归于有礼和有序。于是，孔子要求当政者做到“为政以德”，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所说的都是有位在上者应发挥表率作用。孔子所强调的主要是以礼作为君臣之间，以及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准则。如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如此，父子、夫妇同样如此。郭店楚简中有《六德》篇，谈的正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以及各自应有的德行，不同于后人所附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对等关系。儒家对不同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还特别标举5种关系为“天下之达道也”。这里对于君、臣、父、子的要求，几乎可以作为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注解了。显然，与所谓强化君权、父权根本扯不上边。总之，在新时期做好延续忠孝情结的工作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与认识，需要加大宣传与普及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力度。
关于使者论文范文资料
使者在 历史 舞台上出现的频率频繁，特别是在汉代与西域之间的各种联系都是靠着使者进行。使者也随之划分为了很多不同类型，大多是按照自身目的划分有的是为了粮食有的是为了水利有的是为了监军等等。 所以说使者在汉代涉及到的领域有很多，但是除了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领域外使者还涉及到了学术活动。 使者能够参与学术上的讨论是很罕见的，但是在汉代曾经出现过两次学术讨论大会。使者成为了监督的角色，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十分喜爱《春秋》，而随之公羊学也在汉武帝时期十分的兴盛。 到了汉宣帝的时候喜爱《谷梁》于是乎就召集会议来进行两者之间的是非讨论。使者则成为了这次会议监督和选人的工作。 两家开始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开始辩论，随着辩论越来越激烈，汉宣帝本身就是喜爱《谷梁》于是乎就让使者加入想要保证《谷梁》能够获胜。 东汉时期为了统一意识形态开展了很多的学术会议以争辩的方式对于古今经学进行确定，使者经常代表皇帝出使参与学术活动不仅能够监督学术议论还能够将皇帝的内心的选择进行引导，引导会议与皇帝想要的结果一样。 汉代以农业立国所以对于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不仅皇帝亲自耕种表示带头也有很多的使者参与到了农业活动之中。 汉宣帝的时候有使者为劝农使监督国家的农业生产并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总结农业的生产经验著称农书。当时最为有名的就是汉宣帝的使者蔡癸因为自身为劝农使者监督国家的农业生产政绩卓越便受到了朝廷的提拔根据自身在基层的经验著成了生产经验的农书但是此书在后世丢失。 汉代与周边民族地区联系十分密切，有匈奴、南越、东越、西域、大宛等等。无论是战争还是结好，汉代皇帝都需要了解实际情况，所以在使者出使的时候既要保证完成皇帝的主要任务还要记录汉朝以外的各种信息向皇帝汇报之后交给史官用来修使。汉代出使的使者有很多从匈奴方面看有苏武、王昭君曾经苏武出使匈奴达到十九年之久。 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后回国就被加官进爵负责翻译和处理民族事务，这都是使者能够记录信息的事迹。也有史官当作使者前去交往顺便记录第一手资料，比如说写出《汉书·匈奴列传》的班固，曾经就是以使者的身份前去记录资料。使者所到的地方往往地广深远，主动承担起记录域外风情的使命。其中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以史学家的身份出使这对修正 历史 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 使者在汉代出现频繁大多都是受到皇帝的指示前往边疆完成各种各样的使命，随着使命的增多使者的类型也是不断的增多。从最为常见的外出使者到了稻田使者、绣衣使者等等。使者并不仅仅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还涉及到了学术领域。在汉初为了巩固大一统思想，对于各种经书都是要进行辩论，使者往往参与其中但是大多是代表了皇帝的意愿所以参与到辩论之中往往是想要得到皇帝想要的结果。 汉代与周边民族地区的联系频繁这就需要对于外界信息进行整合，对此皇帝在对于使者的嘱托上除了完成各自的出使任务还要对外界信息进行整合。最为著名的就是史官班固出使不仅能够第一手获得史官资料还能对于史记的质量有重要的影响。比如说《史记》记载的大宛国，人口、山川、习俗等等十分详细，如果不能是亲眼目睹是不会写出这么仔细的大宛情景。所以说使者为史官提供了最为珍贵的史料来源。 参考文献: 《晋书》
议论文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议论文应该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语言精炼、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
1、标题（题目）
2、开头提出论点：简述材料，引出论点（启示、启迪、告诉我们、说明了、让我明白了等）
3、论证过程：设问句（或其他过渡句或过渡段）过渡，引出理由。（如“我们为什么认为… …,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4、论证过程：提出理由（分论点）（分论点间角度应不同，层次不能重复，证据或性质或时代或范围要有区别；证据要典型、精当，可举例、可比喻、可引用、可对比等；分论点间的结构可并列、可层进、可对照、可分总或总分、可综合运用多种结构形式）
其一… …（分论点、证据、分析、评议）
其二… …（分论点、证据、分析、评议）
其三… …（分论点、证据、分析、评议）
5、论证过程：可进行辩证分析（常用词：诚然… …但是… … ／虽然… … 但是… … ／固然… ….）
6、结尾：结论（解决问题，提出方法，照应开头等）
【一】在逆境中成长
没有风吹雨打，哪会有秋实的成熟;没有刺骨的寒风，哪会有松柏的坚韧。在逆境中，不要一味地怨天尤人，要多考虑怎样克服困难。彼得逊说过：“人生中，经常有无数来自外部的打击，但这些打击究竟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最终决定权在你自己手中。”
逆境给人宝贵的磨炼机会。只有经得起逆境考验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古今中外的伟人，大多是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从逆境中挣扎过来的。失聪的贝多芬，艰难跋涉于荆棘丛生的黑白键上，用手指重重地扣响了神圣的《命运》之门，挥洒出一部音乐家顽强与厄运抗争的辉煌乐章。司马迁忍受宫刑之痛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周文王受拘禁而演《周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因此，逆境是强者攀登高峰的垫脚石，是弱者走向毁灭的万丈深渊。
欧美有些国家，故意将笔直的公路修造成弯道曲道。筑路费用多，开车时间费，对于视时间如金钱的颇具经济头脑的欧美人，真是“自讨苦吃”。但他们认为这很值得，因为长时间在笔直、没有任何阻碍的公路上疾驶，易使人麻痹，从而引发交通事故。有了弯道曲道的阻碍，司机须时时警醒，不敢掉以轻心。事实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明智之举。
无须赞美逆境，无须企盼逆境，但必须正视逆境，一旦身处逆境，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有恒心，有勇气，有毅力，有实干精神，即使眼看山穷水尽，仍要想到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自古以来，所有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无一不是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的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唉声叹气不是办法，幻想憧憬不是办法，只有信心十足地去干，才能走出困境。爱迪生花了整整十个年头，经过五万次的实验，发明了蓄电池;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七十多岁还到野外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直到临终的一天还不忘做科研记录。他们战胜了多少艰难困苦!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该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体现出来，许多先进人物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与说明。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让我们学会坚强，学会抗争，用奋斗走出逆境，这将会成为我们巨大的财富。我很欣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二】天使与魔鬼
不知何时，一位黑暗的使者走进了我们的世界。来自地狱的它拆散了数不清的家庭；它教坏了无数数不清的青年；他毁了无数双明亮又动人的眼睛。也不知何时，一位光明的使者也走进了我们的世界。来自天堂的它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欢笑；它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方便；它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他就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手机。
一位慈祥的母亲跪在自己十岁的孩子面前，乞求着，像一位可怜的流浪汉一样乞求着她心爱的孩子放下手机。孩子似乎并不愿意搭理跪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可怜女人，他的目光仍然盯着那深深吸引着他的手机屏幕。母亲绝望了，她猛的一下夺过他手里的手机，狠狠的摔在地上，孩子的心跟着手机屏幕一起碎了。孩子疯狂了，他对着这个抚养他的女人又打又踢，他撕心裂肺地尖叫着。母亲哭了，他曾经心爱的孩子，现在变得如此陌生。她咆哮着：“手机的发明者，我恨你，我恨你把我心爱的孩子从我的身边夺走。”是它将他从她的身边带走，虽然他们近在咫尺，却又仿佛相隔万里——此时，它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一位脸上布满深褐色皱纹的挖煤工，正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拿着手机。手机屏幕的另一边是一个中年妇女，一个阳光开朗的小男孩和一个可爱美丽的小女孩。这个美丽的女人在屏幕的那边传来了声音：“亲爱的，新年快乐！”小男孩轻轻的唤着：“爸爸，我们好想你啊”小女孩也边流泪边奶声奶气的说着：“是啊，爸爸哥哥和我都很听妈妈的话的，你在那边也要好好的哦！”他挂断了视频电话，默默的念着：“孩子们我也很想念你们啊，可是爸爸抱起砖头就没办法抱你们，放下砖头就没办法养你们啊。”念着念着，这个满脸刚毅的男人哭了，泪水顺着他布满深邃的沟纹的脸颊缓缓的流淌着。哭着哭着，他笑了，他笑的开心极了。他大声的呐喊着：“手机的发明者，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让我和相聚1000公里的家人在春节团圆了！”是它将他们带到了他的身边，虽然他们相聚甚远，但却又仿佛伸手可触。——此时它是来自天堂的天使。
他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但他却只是一部小小的手机。不论你爱它还是恨它，它已经悄然无声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了。当你深深的吸引，无法自拔的时候，它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当你会合理的使用它，利用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给你带来方便和谐的天使。
导游服务的性质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其政治属性也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导游人员由于长期受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影响，资本主义思想熏陶，在向游客提供导游服务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资本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论理道德，使导游服务有形或无形地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社会主义中国的导游服务工作在本质上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导游服务工作是一项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外民间交往服务的旅游服务工作。它以游客为服务对象，以协调旅游活动，导游讲解、帮助游客了解中国为主要服务职责，以沟通语言和文化为主要服务形式，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主要工作目的，以“热情友好、服务周到”为服务座右铭。总之，导游服务的政治属性在世界各国或地区都是存在的，区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政治性质不同而已。此外，世界各国的导游服务还具有以下共同属性：（一）社会性旅游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旅游活动中，导游人员处于旅游接待工作的中心位置，接待着四海宾朋、八方游客，推动世界上这一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所以导游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并且，导游工作又是一种社会职业，对大多数导游人员来说，它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二）文化性作为导游服务的实际承担者，导游工作者是主体。行话说：“看景不如听景”。锦绣山川、艺术宝库、文化古迹，只有加上导游人员的解说、指点，再穿插动人的故事，才能活起来，才能引起游客更大的兴趣，使人增长知识、领略到异乡风情，享受到审美的乐趣。限于语言和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游客同旅游目的地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交流和欣赏的障碍。为了加强旅游的美感和愉悦程度，游客们迫切地需要导游的引导和服务，需要导游跨越不同的文化范畴，弥合文化差异。导游服务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导游服务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导游人员的导游讲解翻译、与游客的日常交谈，以致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游客，都在扩大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及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导游人员为来自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游客服务，通过引导和生动、精彩的讲解给游客以知识、乐趣和美的享受。同时也对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进行兼收并蓄，有意无意间传播着异国文化。2．导游服务是审美和求知的媒介。游客要通过旅游去认识过去不曾接触或不曾了解过的事物，以期得到求知欲望的满足。这几乎要从零开始。我们知道，山水风光或文物古迹的欣赏价值，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总是与一定的自然、地理、历史、艺术等条件和特点相联系，是一种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客观实体。在这方面，有无指导大不相同。导游讲解服务能循循善诱地指导游客以最佳的方式，或最合适的角度去欣赏某一名胜古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能妙趣横生地向游客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掌故趣谈、风味特产等，使游客得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享受，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由此可见，导游服务起着沟通和传播精神文明、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传播一个国家（或地区）及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作用。（三）服务性导游服务，顾名思义是一种服务工作。导游服务与第三产业的其它服务一样，属于非生产劳动，是一种通过提供一定的劳务活动，提供一定的服务产品，创造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劳动。与一般服务工作不同的是，导游服务不是一般的简单服务，它围绕游客展开，通过翻译、讲解、安排生活、组织活动等形式，工作内容涉及旅途中的交通、住宿、饮食、娱乐、购物、票证、货币和其它各方面的生活需求等，给游客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导游人员除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应变能力以及独立处理问题的工作能力。导游人员有时像幼儿园的阿姨，有时像学生，有时又是指挥员、服务员、保安员、联络员等。因此，导游服务是一种复杂的、高智能的服务，是高级的服务。导游服务的代表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导游服务可以提高旅途生活质量。旅游不同于平常的简单休息，它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消闲休息形式，是在旅游动机的主导下进行的有目的的享受性、休闲性、娱乐性、提高性的活动，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异地性。游客身处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导游人员的服务，他（她）就会茫然不知所向，只好盲目游览、疲于奔命，不但不能达到精神休息的目的，还会因为过分疲劳和无奈破坏旅游情绪。对于年迈体弱者，没有导游服务，还会直接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游客要自己安排自己的食、住、行，势必会分散游览观光的精力，也会影响旅游观光的顺利进行。有了导游人员的服务，游客就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旅游效果。即使那些旅游经验丰富而不需要导游的人也往往离不开物化的导游（即旅游指南和各种旅游地的指示）。2．导游服务可以促进文化交流，满足心理需求。人是群居动物，渴求一种归属感。游客身处他乡异地，满目陌生，很可能希望有人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可以对其在精神上进行抚慰、生活上尽心关照。热情的导游人员，能消除游客在旅游中出现的拘谨心理和寂寞感，增强安全感。同时，不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也会给旅游带来不少麻烦。旅游生活中常有因对当地风俗不了解或因语言不通而造成误会的情况发生。有时甚至因不熟悉情况，冒犯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使人极为扫兴。因此，帮助游客避免上述现象发生的任务，就责无旁贷落在了导游人员的肩上。（四）经济性导游服务是导游人员通过向游客提供劳务而创造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劳动通过交换而具有交换价值，在市场上表现为价格。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承认：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独立特色的经济部门，是无烟的朝阳产业。导游的工作对象是游客，通过协调、组织、迎送、翻译、讲解、代理等形式为游客服务。目的在于引导游客，便利游客，满足游客的相应旅游需求，实现旅游企业的经济目标，获取相应的个人经济收入，体现个人的人生和社会价值。因此，导游工作一般具有经济性，由各级各类旅行社提供的导游服务，是旅游部门工作的组成部分。导游服务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1．优质服务、直接创收旅行社是现代旅游业的龙头行业。旅行社的产品开发能力、促销能力、接待能力如何对整个旅游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旅行社组合的旅游产品在形式上是通过签订旅游合同销售出去的，但实际上，旅游产品不同于一般的有形商品，它的销售是多次性的，贯穿于旅游全过程，通过提供综合性服务来实现，而导游服务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品的设计是为了接待，宣传和销售的效果需要通过接待来实现。会计业务的顺利进行依赖于接待工作的顺利完成，依赖于导游的协调和回款。导游人员直接为游客服务，为他们提供语言翻译服务、导游讲解服务、旅行生活服务以及各种代办服务，收取服务费和手续费。旅行社的产品最终是通过导游工作生产和提供出来的。因此，导游服务是旅行社产品的最终生产者和提供者，它直接为国家建设创收外汇、回笼货币、积累资金。2．扩大客源、间接创收游客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游客，发展旅游业无从谈起，导游人员也就没有了服务对象。所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为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以招徕游客。然而，与广告宣传相比，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宣传方式则是游客的“口头宣传”（word of mouth），即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参观访问之后 ，回去向其亲朋好友讲述他在旅游地所受到的接待、旅游经历和体验。这种“口头宣传”不仅向游客周围的人传播了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信息，提高了旅游目的地和旅行社的知名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它游客今后的旅游流向产生影响。因为，游客的亲身体验比任何广告宣传更可靠，更令人信服。所以，导游人员向游客提供优质的导游服务，在招徕回头客，扩大客源，以及间接创收方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3．因势利导、促销商品商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生产和促销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各地对此都非常重视，并将其视作争夺游客的魅力因素和增加旅游收入的重要手段。据统计，在国际旅游总消费中，用于购物的部分约占50%，在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总收入中，销售商品和纪念品的收入甚至已超过了上述比例，在促销商品过程中，导游人员的作用举足轻重。4．增进了解、促进经济交流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地都需要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来中国旅游的海外人士及在国内游客中，不乏科学家、教授及方方面面的专家和经济界人士，他们中有人希望借旅游之机与各地的同行接触，相互交流信息；或想通过参观访问，了解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投资的环境。因此，导游人员在与游客交往过程中要做一个有心人，设法了解他们的愿望，并不失时机地向旅行社报告，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积极牵线搭桥，促进中外及地区间的科技、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国家和本地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五）涉外性发展海外来华旅游是中国旅游业的长期方针，也是一项战略任务。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出境旅游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到1998年初，我国国际旅行社的总数已达到1162家，它们从事着海外旅游者入境和中国旅游者出国的组织和接待工作。对于前一种旅游，导游人员是为海外游客提供导游服务；而对于后一种旅游，导游人员为中国公民提供出境陪同服务，两者都具有明显的涉外性。据WTO预测，到2010年，国际旅游者将达10亿多人次。旅游者的跨国界旅行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导游人员提供的涉外导游服务的政治意义和所起的民间外交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目前中国接待的海外来华游客中，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建设情况和各族人民的生活，其中也不乏希望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游客。因此，帮助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游客正确认识中国是导游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导游人员陪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时，目的地的人民也希望从中国导游人员那里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所以，导游人员的导游讲解，甚至一举一动都是在宣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导游员，在进行涉外导游服务时，应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要以积极的姿态，努力将对外宣传寓于导游讲解、日常交谈和参观游览娱乐中。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的游客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应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当然，在宣传中，形式要多样化，方法要灵活多变，切忌呆板、僵化、千篇一律和强加于人。2．发挥民间大使的作用旅游活动是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外交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促进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人际交往，增进了各国、各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消除因相互隔绝而造成的误解、猜忌，对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维护国家安定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导游人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游客心目中，导游人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是人民的友好使者，是“民间大使”。导游人员可利用旅游活动的群众性、广泛性的特点广交朋友，可利用接触游客面广、机会多、时间长、无语言障碍又比较熟悉外国和游客等有利条件，与游客进行广泛接触，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导游人员以其高尚的思想品德、渊博的知识、精湛的导游技艺、热情的服务态度，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提供了不同凡响的导游讲解服务和富有人情味的旅行生活服务，帮助游客认识和了解中国，增进中国与各国（地区）人民的相互了解，在为中国赢得友谊和朋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履行着“民间大使”的重任。此外，导游服务的涉外性，还要求导游人员对海外有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特别要了解外国游客的需求及其变化，了解外国旅游企业的运作和经营管理模式。了解外国游客的需求及其变化，既是导游人员的基本职责之一，也是导游人员做好导游服务工作的需要。因为了解游客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兴趣爱好等是导游人员安排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了解对象国（地区）的概况、社会动态、风俗民情、生活方式、礼节习俗等，将有助于导游人员给游客提供满意＋惊喜的导游服务和旅行生活服务；了解游客的经济地位和购物需求，有助于导游人员向他们推荐旅游商品，提供购物服务；了解游客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有助于导游人员能更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提供心理服务……。上述知识，虽然导游人员可从书本上获得，但是，书本上的只是一般性的理论知识，与具体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差距。因此，导游人员只有在同游客相处的过程中，从游客的言谈举止中、对游览景观的兴趣与表现、对购物和参加文娱活动的反映来了解游客的需求与爱好，从中发现游客需求的变化。这种现场的了解更真实，对于导游人员有针对性地提供导游服务，提高导游服务质量更有帮助；也有助于改进我国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更具针对性开展旅宣传、招徕与促销活动。此外，了解外国旅游企业的经营方式、旅游产品的组合、销售运作和管理模式，有助于中国旅游企业吸取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手段，改善和提高中国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二、导游服务的特点导游服务是旅游服务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处在旅游接待的前沿。随着时代的发展，导游工作的特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目前，其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独立性强导游服务工作独当一面。在旅游者整个旅游活动过程中，往往只有导游人员与游客朝夕相处，时刻照顾他们吃、行、游、购、娱等方面的需求，独立地提供各项服务，特别在回答游客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或处理突发性事故时，常常要当机立断、独立决策，事后才能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导游的讲解也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在同一景点，导游要根据不同游客的不同特性、不同时机进行针对性的导游讲解，以满足他们的精神享受。这是每位导游人员都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其它人无法替代。（二）脑体高度结合导游服务是一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高度结合的服务性工作。由于旅游活动涉及面广，这就要求导游人员具有丰富而广博的知识，如此才能使导游服务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精益求精。除了掌握导游工作程序外，导游人员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天文、宗教、民俗、建筑、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还必须了解我国当前的大政方针和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有关的政策法规，掌握旅游目的地主要游览点、旅游线路的基本知识。同时，还要了解客源国（或地区）的政治倾向、社会经济、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禁忌等。导游人员在进行景观讲解、解答游客的问题时，都需要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智能来应对，这是一种艰苦而复杂的脑力劳动。所以导游人员要不断学习，不仅在学校里学，而且还要在实践中学，努力扩大知识面，使自己成为“万事通”，并尽力掌握一两门专业知识，成为游客敬佩的导游艺术家。另一方面，导游人员的工作量也相当大，除了在旅行游览过程中进行介绍、讲解，还要随时随地应游客的要求，帮助解决问题，事无巨细，也无份内与份外。尤其是旅游旺季时，导游人员往往会连轴转，整日、整月陪同游客，无论严寒酷暑长期在外作业，体力消耗大，又常常无法正常休息。因此，要求导游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良好的体质。（三）客观要求复杂多变导游服务工作具有一定的规程，如接站、送站、旅途服务和各方面关系的接洽、协调等，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工作，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便利性。但导游服务中面对更多的是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客观要求复杂多变。即使是预定的日程和规程范围内，具体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意外的情况也可能随时出现，游览中各种矛盾可能集中显现。因此，导游人员必须具备应对各种可能和偶然情况的能力。归纳起来，导游服务的复杂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服务对象复杂导游服务的对象是游客，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国籍、民俗、肤色的人都有，职业、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的情况各异，性格、习惯、爱好等各不相同。 导游人员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而且每一次接待的游客都互不相同，这就更增加了服务对象的复杂性2．游客需求多种多样导游人员除按接待计划安排和落实旅游过程中和行、游、住、食、购、娱基本活动外，还有责任满足或帮助游客随时随地提出的各种个别要求，以及解决或处理旅游中随时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如会见亲友、传递信件、转递物品、游客患病、游客走失、游客财物被窃与证件丢失等。而且由于对象不同、时间场合不同、客观条件不同，同样的要求或问题也会出现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导游人员审时度势、判断准确并妥善处理。3．接触的人员多，人际关系复杂导游人员的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其服务的进行触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抛开导游人员是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代表不谈，如前所述，导游人员还是旅行社的代表，他们既要维护旅行社利益，又代表着游客的利益，除天天接触游客之外，在安排和组织游客活动时还要同饭店、餐馆、旅游点、商店、娱乐、交通等部门和单位的人员接洽、交涉，以维护游客的正当权益，这自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单就游客而言，他们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旅游心愿和文化背景，他们的旅游需求基本一致却又各具特色，导游人员能够面对游客提供“CS服务”已是难能可贵。但良好的旅途感受是综合的，导游人员还要处理和协调导游人员中全陪、地陪与外方领队的关系，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虽然导游人员面对的这方方面面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合作关系，然而每一种关系的背后都有各自的利益，落实到具体人员身上，情况就更为复杂。因此，导游人员需要具备“十八般武艺”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4．要面对各种物质诱惑和“精神污染”导游人员常年直接接触各方游客，直接面对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时还会面临金钱、色情、利益、地位的不断诱惑，耳濡目染，直接面对精神污染的机会大大多于常人。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导游人员如果缺乏高度的自觉性和抵抗力，往往容易受其影响。所以身处这种氛围中的导游人员需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防微杜渐，自觉抵制“精神污染”。（四）跨文化性导游服务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起着沟通和传播文明、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作用。各类游客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导游人员必须在各种文化的差异中，甚至在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碰撞中工作，应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圆满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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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数百年来无数聪明才智的载体，它记录着人类记几十年的知识教训。随着社会发展，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书卷也日益繁多。当我面对如排山倒海般袭来的“书山书海”，不禁会想，我们为什么读书。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为生存，为了考学，拼命的读书，有人甚至说书籍是生计的敲门砖，有了事业即可不要书。对于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正如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使人善辩。”在我看来，读书的目的并不在于为考试，而在读书，若只为考试而读，那变是读死书。我认为，读书的真正目的应是以下四点： 第一， 读书让人获得知识。这是最浅显的作用。 我们从小到大所读的教科书目的也大于此。它让获得丰富的知识，获得渊博的学识，也让人们得到学位和工作，这些无足轻重的“副产品”。这一层的读书只是为了生活和学识。不可否认，知识的获得也是十分重要，毕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吗？ 第二， 读书让人提高修养。 阅读一本好书，正如同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谈话，“他”的语言中无不闪烁智慧的火花，无不传答着高尚的修养，从一本书中学到的修养，提高的品格，远比在生活磨砺中体会的深刻，体会的彻底。正如林语堂所说的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了风味，他在写作中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着此间浅移默化的“味”，不正是在读书中体味的素养吗？ 第三， 读书让人开阔视野。 人生活的范围有限，限制于空间与时间的连锁中，当他只能同身边的交谈，他的认识是肤浅的，他的学识是简陋的。但当他打开一本书，时间，空间便再不能限制于他，他可以坐在家中看到世界各地，品味古今中外，他可以体会古战场上“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宏大，可以体会大草原上“风吹草地牛羊”的生机；可以体会黄昏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忧；可以体会“白日放歌需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欢喜。在书中人可以翱翔于智慧的天空，他的视野也不会只存在于一省，一市，一县，一国而是整个宇宙整个空间。着也许读书所换来的乐趣吧。 第四， 读书让人明白事理。 韩愈曾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或？”我想最大的疑虑也莫过于不明事理吧，读书里的名人，也许刚好可以找到答案，看世界名人的作人处事，从中可以学到许多方法，对于明白事理，应是非常重要的吧。 在书籍中品味知识的博大精神。在书籍中培养修养的文雅得体，在书籍中开拓视野看大千世界，在书籍中学做人处事的方法道理。这也许是读书的真正目的吧.
读书与享受高尔基说：“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烂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可见读书的作用之大，对他而言，读书就是一剂良药，这不正好验证了我过汉代刘向所说的“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的道理吗？我完全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对于我而言，读书，更是一种享受。在你休闲的时候，不防坐在公园的凳子上或是庭院里，一边享受阳光的沐浴和风的轻抚，一边读一些优美的散文，你会觉得心情舒畅，一切都很好美！书是逆境中的慰藉，当你遭受挫折，意志消沉或心情烦闷时，何不去找一些励志作品读一读呢？比如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学学他们是如何面对挫折的，在自己思想的王国里与他们对话，激励自己的斗志，从而使自己勇敢的面对困难，乐观的看待一切。在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为什么不去与书伟伴呢？书，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细细品味作者的思想感情，与自己的思想结合起来，自由自在的翱翔，无拘无束的畅游。难道你会在与朋友的宴会上谈论知识吗？难道你会在喧闹的街道上思考人生的价值吗？因此，孤独有时候的伟大的，在孤独时读书，更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教育我们，不要用华丽的外表来装扮自己，而要用知识来充实自己。我们可以不富裕，但不能没有知识；我们可以不美丽，但不能不充实。因为知识上富有可以享受心灵上的满足。读书，是一种境界，只要你钻进去，就会发现有无穷的乐趣和价值。“鸟鱼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正值青春期的我们有着积极进取的心态，有着勇于拼搏的豪情。因此，我们应该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善于读书，热爱读书。从中提高我们的道德修养和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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