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毕业论文

崔景哲，字巍，名景哲，号天山客，名话轩主，满族，爱新觉罗氏, 生于北京，现为河北省中山书画院秘书长，中国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会员，北京工笔画学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会员，幼年隋父“西北猫王”崔建业学习工笔花鸟和小动物画创作，后得王玉河教授，甄忠义老师，檀静涛老师指教，考入天津美术学院学习，现为专业画家。下面是他的作品.

一唐诗与唐以后的诗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二唐诗学术与唐学术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他生活在元末大乱之际，浪迹在山水之间，行为放荡，与陆居仁、钱惟善被称为“元末三高士”。他的书法取法很高，来源于汉晋，对索靖的章草很有领悟，而且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这从他的作品《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可以看出。元中，书坛依然笼罩于赵孟頫书风之下。直至康里巎巎、杨维桢出，书风始令人耳目一新。康里巎巎行草书见长，尤得章草笔意，通篇视之，有"大刀斫阵"之声势，其代表作有《书李白诗卷》、《述笔法》、《渔父辞》等。杨维桢书法杂和众体，以行楷书见长，布局参差，用笔狂放，墨法大胆，代表作有《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题邹复雷画春消息卷》等。康、杨之外，尚有虞集、揭傒斯、柯九思、张雨、郭畀等书家。元中，书坛依然笼罩于赵孟頫书风之下。直至康里巎巎、杨维桢出，书风始令人耳目一新。康里巎巎行草书见长，尤得章草笔意，通篇视之，有"大刀斫阵"之声势，其代表作有《书李白诗卷》、《述笔法》、《渔父辞》等。杨维桢书法杂和众体，以行楷书见长，布局参差，用笔狂放，墨法大胆，代表作有《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题邹复雷画春消息卷》等。康、杨之外，尚有虞集、揭傒斯、柯九思、张雨、郭畀等书家。

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与禅意王维是盛唐时期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他一生流传下来的诗歌有四百多首，其中山水田园诗尤为人所称道。盛唐的殷在《河岳英灵集》中评价王维的诗曰：“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北宋的苏轼也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这些评价都十分精当地指出了王维诗歌富有诗情画意的特征。在描写山水田园等自然景物方面，王维有着独树一帜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雄伟，还是边疆关塞的辽阔荒远；无论是小桥流水的恬静，还是丛林古刹的幽深，他都能运用最自然、最凝练、最生动、最富于特征性的语言，点缀成一幅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的优美画卷。在这一幅幅画卷里，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完美的契合。正如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所指出的：“恰巧南宗画创始人王维也是神韵诗的大师”，“在他身上，禅、诗、画三者可以算是一脉相贯，‘诗画是孪生姐妹’这句话用来品评他是最切不过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不仅画意盎然；而且其中不少作品，尤其是后期的描写隐居终南、辋川的闲情逸致生活的诗歌，还包孕着耐人寻味的禅意，表现出一种静淡之美，这与其家庭环境的影响，社会现实的刺激，个人际遇的沉浮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从画意与禅意两个角度来探讨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价值。一、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张舜民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墁集》卷一，《跋百之诗画》）黄庭坚说：“诗成无象之画，画出无声之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写真自赞》）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引晁以道的诗云：“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余曰，此宋画也。”（《画禅论画》）诗画一体论的思想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影响是很深的。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也潜移默化地渗透了他的绘画思想。他曾在《偶然作（其六）》中云：“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不仅是一个大诗人，更是一个大画家。在画坛上他堪与北宗之祖李思训媲美○2，有“文章冠世，画绝千古”之美誉。南宗画派主张诗的发想与画的发想是同一性的。王维以诗人兼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客观世界，凭着自己长期隐居于山水林壑之间对自然美的独特的敏感与对画理的娴熟运用，他别具匠心地剪取自然界中那些最有特征的水色山光来写入诗作，使其诗以色泽苍润制胜于人；并且善于把人物丰富复杂的感情融化在一幅幅优美隽永的画面上，给自然景色注入了人的气质、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诗形神俱佳、气韵生动，“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沧浪语）。（一）、经营结构之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结构上吸取了绘画技法的特点。南朝谢赫始唱的《画之六法》云：“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而“经营位置”是“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画家善于把许多个别景象通过“经营位置”组合成一个整体，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也深谙此法。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媛。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整首诗犹如从一个定点拍摄出来的照片，这个定点就是“柴门外”。诗人以此为立足点，游目驰骋，广摄四旁，剪辑了寒山、秋水、落日、暮蝉、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再剪接入诗人与裴迪两个隐士活动的特写镜头，组合成一幅墨色清淡、悠远静谧的辋川秋日黄昏图。这种经营位置的功夫是深得画理的。又如《渭川田家》，作者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描绘了一幅怡然自乐的田家晚归图，在前八句中罗列了许多农村生活中的个别迹象，看上去似乎很散乱，但是第九句中用“闲逸”二字一点，就把那些个别迹象贯串起来了，组成一幅和谐而又具体生动的完整画面。这种带有绘画特色的结构也体现在组诗的创作上，如著名的《辋川集》二十首，作者描绘了辋川二十景，即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片、宫槐陌、临湖亭、南诧、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诧、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这二十首绝句大都清新自然，俨然入画，历历在目。若从单首的组织来看，基本上是运用焦点定视的方法，即有一个固定的审视范围并具有固定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来切割出辋川园林别墅的某一角落入画的景象。如有的写诗人与来客泛舟到湖心亭饮酒赏荷：轻轻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有的写诗人吹箫送友登岸而去的场景：吹箫临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欹湖》）有的写独坐幽竹深处，弹琴长啸：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还有的写秋山之夕照、柳浪之倒影，宫槐之荫径，茱萸之开花、芙蓉之落红等等，无一不是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把最入画的一景框定下来，使人口诵之而心生无限之向往。若从整体的联缀来看，又是中国画特有的散点透视的巧妙运用，即时时变动视点，不断变换视角，也就是我们在中国画中常见的面面观、步步看的观察方法，在运动中剪接不同视角所得的视觉印象，使之合为一个完整的、在总体视觉范围内的意象的大致形象基调。这二十首绝句就这样组合成一幅“山谷郁盘，云飞水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3的辋川别墅图，其园林之精巧别致，山水之清秀，境界之静美，真是爽心悦目。也难怪后世文人墨客在观赏王维的遗画《辋川图》时，多借助辋川集二十首所写内容来抒写赏玩画图之所得。如吴仲圭右丞辋川图诗○4：潇洒开元士，神图绘辋川。树深疑宅小，溪静见沙圆。径竹分清霭，庭槐敛暮烟。此中有高卧。欹枕听飞泉。画里诗仍好，萦回自一川。湖晴岚气爽，浪静柳阴圆。赋咏成珠玉。经营起雾烟。当年满朝士，若个在林泉。总之，这二十首诗，每一首都是一幅独立的精美绝伦的绘画小品，组合起来又是和谐的井然有序的园林全景，与我国古代的“通景画”十分相似，使我们不禁想起了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宋《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绘画的构图格式，上述组诗二十首绝句的意象构筑在本质上与此是多么相近。王维山水田园诗还在画面的空间感作了精心设计。我国古代绘画非常讲究画面布局的虚实、大小、远近、疏密、浓淡等关系的处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技巧。《汉江临泛》是一首融画法入诗的力作，首联“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以大泼墨手法渲染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诗人将目力所不能及之景，予以概写，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幅，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颔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则亦实亦虚：前句状滔滔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则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诗人用墨甚淡，其效果却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彩绚丽的水彩画。首联状众水交汇，密不间发；颔联则苍茫寥阔，疏可走马，画面上疏密相间，错综有致。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由远及近，绘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这两句更具浪漫主义的雄奇的夸张和想象，以虚实相间的飘逸流动的笔法形象地写出了人的视错觉（动与静的错位）造成的美感：城郭宛若是在水中央的小舟，浪拍云天，恰似天空在翩然起舞。再如《终南山》全篇以虚实结合，“以少总多”（刘勰语）、移步换形的手法，仅寥寥四十个字就描绘出偌大一座终南山的奇峰广脉之雄伟，深壑云烟之幽秀，景象变幻之瑰丽。（二）光色映衬之美1、丰富多样中的倾向性。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5美国阿恩海姆在《色彩论》中说：“色彩能有力地表达感情。……红色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使我们想到火、血和革命的涵义。绿色唤起对自然的爽快的想法，而蓝色则像水那样清凉。”○6诗人总是苦心孤诣地去寻求那些富于色彩的语言，以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强有力地感染读者的情绪。在色彩的运用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很好的吸取了绘画的长处。大自然的景色是丰富多彩的，诗人便采用多样化、整体化的色彩，逼真生动地展现出自然界中的形形色色，又用统一的基调组成完整和谐的画面，使景物跃然纸上，情态飞动。如《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诗人在勾勒景物的基础上进而着色，“红”、“绿”两个颜色字的运用，使景物鲜明怡目，给读者一幅柳暗花明的图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加上“杨柳依依”，景物宜人。着色之后再加一层渲染：深红或浅红的花瓣沾着隔夜的雨滴，色泽更加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澄鲜，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更婀娜迷人。经层层渲染、细致描绘，诗境自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国画，其整体色调偏于暖。《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也与此仿佛，更妙的是诗人着一“染”与“然”（燃）字，就夸张化地浓敷出了草色绿之深，桃花红之艳，其视觉感受是极为强烈的。诗人还讲究色调的对比与映衬，如《积雨辋川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水田之“绿”与飞白鹭之“白”，夏木之“青”与啭黄鹂之“黄”，比照本极鲜明，再加上“漠漠”“阴阴”两组叠字则益虚益深，为原有的固有色加上了一个条件色，就具有了很浓的装饰画的味道。还有像《新晴野望》中的“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与《春园即事》中的“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以及《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都注意了冷色与暖色的对比映衬，并注意到亮度转换的巧妙处理，每句的意象虽单用一种色调，两句之间又有鲜明的反差，但是这样不同颜色的两组意象的并置投射在人的视觉“荧屏”上所呈现的是“一种互相作用的复合效果”，○7使意象色彩空间的构型更具张力。再如《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幅由白石磷磷的小溪、鲜艳如火的红叶和蓊郁无边的浓翠所组成的山中冬景，色泽斑斓鲜明，而整幅画的底色倾向于苍翠。“这种写法纯用白描，靠精选的细节触发读者的联想。表面上似乎是朴素的叙述，实际上是异常生动的直觉。”○8诗人敏锐的将自己的直觉印象通过色彩这一有意味的符号形式传达给读者，给读者以画意。2、敷色点彩中的情味美。王维在色彩的运用上并不拘泥于随类赋彩的传统法则，而率先走上了传情达意的道路，使色彩情调化。他善于研究和发现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客观对象的某种色彩与人的某种情绪的联系，因而能通过恰当地描绘物象的色彩来渲染情绪，抒发感情，烘托意境，从而使诗的画意更耐玩味。如《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种的《萍池》：春池深且广，会待轻舟回。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萍池中轻舟回荡，归舟之后，绿萍漫慢慢合拢，忽然又被垂杨扫开。春池、绿萍、垂杨神态生动，又用了同一种色调。“绿色给人以一种真正的满足”（歌德），俄国的康定斯基也曾说：“绿完全平静和安定不动，是所有颜色中最安定的。它不向任何方向移动，没有相当于诸如欢乐、悲哀或热情的感染力。”王维此诗中的满眼绿色，有如缕缕温馨的春风清新人的头脑，荡涤了心头的几多烦躁郁闷。为了表达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飘渺的意态和清朗、明净的境界，王维往往采用绿、青、浅蓝、银灰、白等色调，来营造一种幽静、澄澈、空明、冲淡的氛围。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白石滩》）“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斤竹岭》）“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羡君栖隐处，遥望白云端”（《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青溪》）“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及《竹里馆》《宫槐陌》《木兰柴》《欹湖》等都以青绿色为基调。3、光影交织中的立体感。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比较讲究光影的摄入与映衬，很多诗中都反复描摹了朝晖夕阴、月光云影和松林清泉日月光晕烘托之下的折光投影。光影的巧妙编织，使画面流光溢彩，更具立体感。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皓皓月光朗照下的森森松林、淙淙流泉、苍苍山石以及蓊蓊郁郁的树影，清流的折光组成一幅韵味幽远的山水画。又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刑桂州》）使人看到淡淡的斜晖投射在广阔的江面，汹涌的怒潮，仿佛使得天地也为之阴暗起来。“澄波淡将夕，清月皓方间”（《泛前后》）一幅夕阳在地，微波荡漾，皓月临空，清辉照人的画面又呈现出来。类似的还有“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残雨斜日照，夕岚飞鸟还”（《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渭川田家》），“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等等，都是注意准确捕捉自然界景象瞬间的光线明暗变化，然后驱遣彩笔，绘出精美绝伦的画卷而让人心旌摇曳，叹为观止。（三）音声律动之美王维不仅工诗画，而且善音乐。《集异记》曾称赞他“性闲音律，妙能琵琶”。《史鉴类编》中说：“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宫商迭奏；黄山紫塞，汉馆秦宫。芊绵伟丽于氤氲杳渺之间。真所谓有声画也。非妙于丹青者。其孰能之。矧乃辞情闲畅，音调雅驯。至今人师诵之。为楷式焉。”王世贞说他的诗“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他精通音乐，做过大乐臣，不仅善于把音乐中的节奏美，运用到诗作中去，使其诗韵律悠扬，令人涵咏不尽；而且作为一名音乐家，他对自然景物的声响感受特别敏锐，因而他的山水田园诗常常流淌着大自然的天籁之音：鸡鸣犬吠、暮鼓晨钟、莺歌燕语、猿啼蝉噪、落叶飞花、流泉风雨、弹琴鼓瑟……多数都是极鲜活的有声画。如“月渡天河光转湿，鹊惊秋树叶频飞”（《秋思二首》）与“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用清新含蓄而饶有韵致的笔调，写出了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和音响，令人恍然觉得每一句诗中铸造的意象刹那间都活动了起来。再如《春中田园作》：屋中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杨，荷锄觇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在这首诗中，春鸠之鸣啾，燕子之呢喃与斧伐之“坎坎”、锄觇之“锵锵”混合成一首悠扬的春天奏鸣曲；雪白耀眼的杏花纷纷扬扬，鸠歌燕舞，农人忙着整桑治水……一幅春意盎然的田园风情画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在这幅充满乡土生活气息的世俗画卷里，意象的铺排是循着音声的律动徐徐展开的，尽管整幅画面始终是淡淡的色调，然而有了鸣禽人声就变得热闹多了，使读者在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中悟及“东风暗换年华”的人生哲理。这是借音响来突出渲染画面物象的动感，传达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精神状态。而“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则是声与色相映，一个“咽”字就惟妙惟肖地模拟出流泉在嶙峋的危石间艰难穿行的幽咽之声，又与上一句“深山何处钟”所写的隐隐钟声呼应，渲染了深山丛林的幽邃与僻静。还有的如“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雀乳青苔井，鸡鸣白板扉”（《田家》），“晓钟鸣上苑，疏雨过春城”（《待储光羲不至》），“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遇感化寺云兴上人山院》），“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高原》），“谷静秋泉响，岩深青霭残”（《东溪玩月》）等等，也都是借大自然的种种声息来衬托心境之恬静、闲远、平和、淡泊，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觉愈深。”○9（四）气韵生动之美我国古典艺术特别是诗与画，从来强调“传神”，要求“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中国古代艺术更侧重于思想感情的表现。清朝唐岱的《绘事发微》认为“画山水贵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也。凡物，无气不生…… 然有气则有韵，无气则板呆矣”基于气韵说的画论认为，一幅画若没有《画之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即使它在其它五法方面无可非议，也仍然不过是出自“众工”之手的死画，而不是活画、真画。正如元杨维桢认为，画贵于传神，而不在于传形。而气韵生动则正是传神（《图画宝鉴序》），它不单是视觉官能的怡情对象或装饰性的东西，它还是陶冶人们精神，给人们带来充实性，丰富性或圆熟性，从而给人以美的印象、美的感受的一种精神性力量。作为南宗山水画开山祖师的王维，他的山水田园诗在模山范水、描画田园佳景时多于简易闲淡之间寓深远无穷之味。看似随意而写，不事雕琢；然而写得真切生动，含蓄隽永；不露斧凿之痕，却有精巧蕴藉之妙。如《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迢嵩高下，归来且闭关。整首诗景的展开很有层次，前六句可以说是一句一景，一景一画，每句中都有一个主导意象：清川、车马、流水、暮禽、荒城（古渡）、落日（秋山），在意象的频闪（同时兼有隐性声象的叠加，如车马之辘辘、流水之浅浅、暮禽之鸣叫等）映现之间，我们恍然觉得这山水禽鸟，这秋山残照都刹那间活了起来，它们简直就附着了人的性情意绪与精神气质，而不仅仅是逼真酷似。尤其是“荒”、“落”、“暮”、“秋”、“古”等极具韵味的形容词的修饰，还有“临”、“满”两个动词的妙用，使以上一系列意象的组合所形成的内蕴更具张力，这其中有凄清寥落，有安详从容，更有恬静澹泊。又如《山居秋暝》中诗人选取泉水、明月、青松、翠竹、青莲来写照个人的高洁情操，描绘浣女渔夫无忧无虑的淳朴生活的图景，蕴涵对政通人和的理想境界的憧憬。山中秋日夜晚的景色笼罩在一片薄纱似的月华下，透露出幽远清绝的气韵。清代王士祯《艺苑卮言》中说：“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若形似无生气，神采至脱格，皆病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正是以气韵来拟形模，遗貌而取神；常常在山光水色、松风月影中注入个人仰观宇宙、俯察人生、领悟生命所得的感触，堪谓“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值得人“细细熟玩”，获得审美愉悦。二、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意在我国诗歌史上,王维以“诗佛”着称,早在他生前,就有人称他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苑咸《酬王维序》，《全唐文》卷一二九)。至宋代，有人明确指出，王维的写景作品，“岂直诗中有画哉”，认为他的诗中包孕着一种抽象的哲理。清人王士祯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观王、裴《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予每叹绝，以为天然不可凑泊。”○10今人刘大杰先生进一步认为，王维的作品是“画笔禅理与诗情三者的组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而朱光潜则说得明白：“陶潜以后，中国诗人受佛教影响最深而成就最大的要谢灵运，王维和苏轼三人。他们的诗专说佛理的极少，但处处都流露一种禅趣。”○11这都说明王维的诗歌创作与其佛教信仰和修行有着密切联系的，他的山水田园诗中尤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一）禅意生成的因缘 1、家庭环境的熏染王维在《赞佛文》中称自己“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其全家人均虔信佛法，茹素戒杀。王维的名字本身就深含禅机，他名维，字摩诘，连读恰为“维摩诘”。稍通佛学的人，都会知道有一部《维摩诘所说》，其中通达甚深般若智能，神通广大的维摩诘长者，是一位得到释尊称许的大居士。又此经专说般若，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之一。王维既以维摩诘作为自己的名与字，可见他对其人的仰慕之情，又可透露出他与佛教、尤其是与禅宗的深厚缘分。其母崔氏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带发修行，并因同乡的关系，师事一代名僧大照（《宋高僧传》记为大慧）普寂禅师三十余年（大照禅师名普寂，是禅宗北宗首领神秀的弟子，神秀圆寂后，“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唐中宗还特地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于是名望更高，“王公士庶竞来礼谒”，成为当时的佛教首领），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志求寂静”（《请施庄为寺表》），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环境极为清幽的蓝田辋川山居就是他为了方便母亲宴坐经行修道而购置、营建的。其弟王缙，《新唐书》记其“素奉佛，不茹荤食肉，晚节尤谨”，甚至劝说代宗皇帝李豫信佛。他在《东京大敬寺大证禅师碑》中说“缙尝官登封，因学于大照”，也是大照禅师的弟子。《王右丞集》中尚有《为舜赭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一文，可见王维与大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维自己也是常年素食，到晚岁就更加严格，《旧唐书》说他“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安与平和，加之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中年丧妻后终身未娶，史称“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岑寂的独身生活也使他的意志多少消沉了一些，惟有到林泉中寻找精神寄托；因而王维笔下的山水田园诗，就更增添了几分舒惬的雅韵与禅悟的意味。2、时代流风的渐染禅宗始于北魏，在盛唐以后兴起，安史乱后才开始广泛流行，可能与“寒士”阶层（中小地主、庶族地主）的崛起有关。禅宗比之与道教是较为悲观的，是美好理想幻灭的产物，比较符合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个人在现实社会中被挤压、难以自我主宰的感觉。禅宗的本质是通过自省而明心见性，也就是使人挣脱现实的樊笼，从有限走向无限。正如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所说的：“从本质上看，禅是见性的方法，并指出我们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于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泉源，使我们摆脱一切束缚，而这些束缚是使我们有限生命时常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禅释放出那适当而自然地藏在每个人内心的一切活力，在普通情况下，这些活力是被阻挡和歪曲因而找不到适当的活动机会的。”○12被禅宗吸引的士大夫，无不处在对封建秩序既依附又疏异的矛盾心情之中，因此也极易接受禅宗的这种从不自由中寻求的精神生活方式。正如唐代另一为禅宗吸引的典型代表——白居易所言“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序洛诗》）王维也是一样不得不在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屈从下来寻求感性生活之愉悦，寻求精神生活的幸福。寻求一个可怜的而有限的“自由身”。他在理性上无力也根本无心与森严、顽固的封建秩序相抗衡。何况禅宗在理性上并不主张反叛，在感性上也并不真正主张放纵，而主张“净心”、“觉悟”。它所昭示的不触动现存秩序的自由精神，与士大夫尚存的本能的自由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合拍的。现实世界中所无法满足的，只好遁入艺术创造与审美的虚境中来弥补。于是乎，他的山水田园诗便很自然地融入“禅法”，运用直觉、暗示、联想、顿悟、感应等手段来营构自然、清幽、静谧、肃穆的诗境。使其诗语言朴素而含义深远，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再创造的广阔天地，令人读后满嘴余香、咀嚼不尽。3、社会现实的刺激与个性思想的蜕变王维的思想，以40岁左右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支持张九龄的开明政治，倾向进步，有“为苍生谋”的宏愿，这一阶段的诗作有不少反映边塞生活、歌颂游侠精神，抒发创建宏业的豪情壮志，诗歌气象雄浑，入世思想较强，充满着英雄主义气概。即使是山水诗也是气象峥嵘，意境开阔的，如《华岳》、《晓行巴峡》、《汉江临泛》等。以后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接着杨国忠专权，朝政腐败与社会黑暗日重，王维渐生退隐之意。于是他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身心相离”而“理事”不能俱如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一直在中央朝廷担任官职，虽然官位到底不很高，但也逐渐升迁；另一方面，从四十岁开始他过上了长期隐居山林的生活（以前曾在嵩山隐居过），先是在终南山，以后在蓝田辋川，两处的景色都很优美。他过着“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亦官亦隐的生活，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同时对佛教的信仰日益发展，他在山水田园诗中也就不自觉地渗入了禅的意味。特别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惨痛遭遇后，他以“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的内疚心情，接受了责授太子中允的降职处分，在“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白发叹》）的感叹下决定皈依佛门，专以“以诵禅为事”。他后期的山水田园诗更多的是轻微淡远之音，描绘深山溪涧或寺院幽邃的作品更多了。（二）禅意内涵的反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佛教美学要求‘审象于静心’，目的在追求艺术作品中超凡拔俗的心性之美。”○13佛教人明心见性，王维曾提出“审象于净心，成形于纤手”的主张，他的山水画多是心融物外，道契玄微之佳品。明代的吴宽在《书画鉴影》中评论王维的画：“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亭，洞鉴肌理，细现毫发，故落笔无尘俗之气。”同样，作为一个诗人，久在官场中摸爬滚打而厌倦不堪的王维，徜徉在清山秀水的尘外世界中，暂将肺腑之中的营营世念澡雪干净，而以禅者的目光观览自然万物，用静定从容的心情体味生命；然后以文字

杨倩毕业论文

锅炉采用单锅筒，自然循环方式，总体上分为前部及尾部两个竖井。前部竖井为总吊结构，四周有膜式水冷壁组成。自下而上，依次为一次风室、浓相床、悬浮段、蒸发管、高温过热器、低温过热器及高温省煤器。尾部竖井采用支撑结构，由上而下布置低温省煤器及管式空气预热器。两竖井之间由立式旋风分离器相连通，分离器下部联接回送装置及灰冷却器。燃烧室及分离器内部均设有防磨内衬，前部竖井用敖管炉墙，外置金属护板，尾部竖井用轻型炉墙，由八根钢柱承受锅炉全部重量。锅炉采用床下点火（油或煤气），分级燃烧，一次风率占50—60%飞灰循环为低倍率，中温分离灰渣排放采用干式，分别由水冷螺旋出渣机、灰冷却器及除尘器灰斗排出。炉膛是保证燃料充分燃烧的关键，采用湍流床，使得流化速度在—,并设计适当的炉膛截面，在炉膛膜式壁管上铺设薄内衬（高铝质砖），即使锅炉燃烧用不同燃料时，燃烧效率也可保持在98—99%以上。分离器入口烟温在450度左右，旋风筒内径较小，结构简化，筒内仅需一层薄薄的防磨内衬（氮化硅砖）。其使用寿命较长。循环倍率为10—15左右。循环灰输送系统主要由回料管、回送装置，溢流管及灰冷却器等几部分组成。床温控制系统的调节过程是自动的。在整个负荷变化范围内始终保持浓相床床温860度的恒定值，这个值是最佳的脱硫温度。当自控制不投入时，靠手动也能维持恒定的温床。保护环境，节约能源是各个国家长期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循环流化床锅炉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发展起来，其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可利用率。最佳的环保特性以及广泛的燃料适应性，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完全适合我国国情及发展优势。

杨倩怎么上的清华

杨倩怎么上的清华，杨倩，2000年7月10日出生于浙江宁波，中国女子射击运动员，效力于清华大学射击队，是中国国家射击队成员。有很多人都会好奇杨倩怎么上的清华。

7月27日下午，在东京奥运会朝霞射击赛场上，杨倩、杨皓然组合斩获东京奥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为中国收获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九金。而这位来自清华大学射击队的宁波姑娘，也成为中国首位00后奥运双金王。《冠军之家》连线杨倩在清华大学射击队的教练高静，听她讲述了一个“心脏大到差点错过国家队选拔赛”的奥运冠军的故事。

休学备战奥运学霸回来要补课

战场上的沉稳、领奖台上的比心，让千禧年出生的杨倩在夺冠之后狂圈一大波粉丝。谁知道拿下东京奥运会首金的喜悦还未散去，杨倩和队友又再次拿下混合团体赛的金牌。这让她的母队——清华大学射击队的队友和教练非常高兴。向来低调的清华大学射击队，还专门做了横幅庆祝杨倩夺冠。而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校方也希望通过杨倩的事例来更加广泛地宣传体教融合。

杨倩在清华大学射击队的教练是高静，高静教练在1999年入选国家集训队，师从著名射击运动员张秋萍门下受训。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高静以环的成绩获得女子10米气步枪铜牌，为中国代表团打破僵局夺得首枚奖牌。名师之下，加上有又有易思玲这样的师姐做榜样，杨倩自然不想逊色。

在高教练口中，杨倩是当之无愧的学霸，从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高招成绩一般合格分在85，而她的成绩达到了105分。“他们都是普通生考进的清华大学，所以学习方面对于他们而言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杨倩之前为了备战奥运，休学一年，等她回来可能还是要花一些功夫补一下落下的课了。”

大大咧咧到差点错过国家队

清华大学射击队这些年成绩显著，2012年伦敦奥运首金易思玲也同样来自这里，据高教练说：“我们后来出了不少冠军，但她是清华体教结合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奥运双料冠军。”

高静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杨倩，“2016年的冬天，小姑娘在冬令营选拔赛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很平稳，那个时候她有点婴儿肥，感觉很文静，我看中了她比赛中自我控制能力。”高静将杨倩聪宁波市体校选拔到了到清华附中读书，三年之后，杨倩果真不负众望，通过射击队的冬令营和高考，进入清华。”

在高静心中，杨倩性格稳重，内心大大咧咧，“她不会斤斤计较，批评了她会哭，但后面马上就过去，继续投入学习训练。我一直觉得，一个运动员最好的潜质就是放得下。”高静评价杨倩，超级可爱，思想上比较能想得开，也是比较温柔平静的小女孩。说起杨倩的趣事，高教练也透露，“你们呢看她在领奖台比心的动作，其实和我们在一起她也是这样做一些可爱的小动作。说她大大咧咧，就是因为她丢三落四。”

高静教练还讲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小故事，“2019年国家队选拔赛，就是那场比赛决定她能不能留在国家队。那一天她应该是早晨8点45的火车从北京到福建，结果我们送站师傅在门口等着，到了8点她才到，说她睡过头了……”

后来队里只能给她改签12多发车的火车，幸好没有错过选拔赛。“我狠狠说了她，作为一个运动员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她一直给我道歉，说对不起。不过就算这样，也丝毫没影响她的心情，到了福建之后就开始比赛，最后还是拿了两场冠军。”高静说，正是这次的选拔赛让杨倩最终进入了国家队，走向更高的舞台，但杨倩的大心脏却让教练紧张了一番。

参加大赛少反而不知道害怕

进入了国家队，却并不代表能够进入奥运舞台，当时作为一个新手进入国家队，杨倩身上甚至没有积分，而当时有奥运选拔积分高的队员已经达到了100多分。高教练说，“其实后来疫情来了，奥运延期，是给了她机会，那个时候的比赛，她拿冠军的几率特别高，最后四场都是冠军。让她在最后的积分甚至超了之前入队的队友很多分。”

高静也感慨，2016年进入清华射击队时，杨倩的水平一直处在中流，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但是她一直在等待机会，“进了国家队之后她释放了，有了更多的机会没有，平台也更高一层，后来表现越来越好。”

在外界看来，历届奥运首金都有着巨大的压力，谈起杨倩首次参加奥运会就稳稳拿下首金，高静教练说，“因为她年轻，有闯劲，这个年纪也没有包袱和压力。”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疫情影响，杨倩去年没有更多国外大赛的机会，“对于场上的压力，没有像别人参加过的感受那么大，不知道害怕。”

高静说杨倩是个天赋和努力都有的射击队员，但她还是与很多人有所不同，“别人说她有大心脏，我觉得她是通过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学习读书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变相的思维方式去引导她。她的性格也让她遇到事情不会去怕，她总说，大不了就是从零开始。”

奥运会天时地利人和，杨倩的成功也让高静看到了目前良好的青少年射击培训环境，“国家的射击青训工作做得很好，很多孩子从很小接触射击。清华大学有普通学生的选修课，一课难求，每天上下午80个学生去上选修课，场场爆满。浙江在这一块普及得更好，各个区镇学校都有射击队，他们青少年比赛的人数比我们比赛都要翻倍，这样能选到很多好的小苗子。”

经过了解，我们知道杨倩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她不仅沉着冷静，而且遇事不慌不忙，如今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网友们质疑她是怎么考上清华大学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杨倩是一位射击运动员，她平时还要参加训练，哪有时间学习文化课程，如今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难道她以如此高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这也简直无法让人相信。

杨倩同学就是因为在体育上有特长，被保送进清华的，当时杨倩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时候，射击和田径被设为一级运动员招生项目，这样一来对于运动员考生在文化课上如果能考过二本分数线的65%，就会被我国的顶尖高等大学---清华大学录取。

1、杨倩，2000年7月10日出生于浙江宁波，中国女子射击运动员，效力于清华大学射击队，是中国国家射击队成员。

2、2019年8月12日，杨倩以环的成绩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女子气步枪60发项目冠军。019年11月15日，杨倩以环的成绩获得第十四届亚洲射击锦标赛女子气步枪60发个人项目冠军。2021年7月14日，杨倩入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射击项目运动员名单。

3、2021年7月24日，杨倩以环的成绩获得2020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金牌，为中国队收获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杨倩第一次参加奥运赛，就获得这次东京奥运首枚金牌，不仅为国家争光，为集体争光，而且为这次奥运赛打开了美好局面。

在杨倩的奥运冠军光环的背后，有着令无数莘莘学子梦寐以求也得不到的，是那清华大学学生身份。运动健将有无数个，但能考进清华大学的运动健将却屈指可数。

然而，这个00后的浙江宁波小姑娘，却凭着自己超高水平的专业特长，以及过硬的文化素养，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并且已经是大三学生。

“人怕出名猪怕壮”，杨倩在东京奥运会上“一枪打响”后，有些人的注意力却转移到她当年参加高考多少分上，评论区里带着这样类似质疑的人还真不少。

有的说杨倩考进清华大学的高考分数拿不出手，有的说与艺考相似文化分数很低，有的说通过特长生途径，反正各种腹黑的说法林林总总。

说白了，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或者赤裸裸的羡慕嫉妒看不得别人好。

杨倩作为从小镇走出来的双料生，当然离不开与生俱来的天赋，更主要是与发现她的“一双眼”密不可分。

她的启蒙教练—虞利华，就是她的摆渡人，不仅大浪淘沙般把她从宁波市鄞州区茅山小学挑选出来，而且为她规定了灿烂又辉煌的未来。

千里马遇上伯乐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虞利华教练，射击国家级教练，宁波市杰出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不仅培养出了江浩俊、王成意等射击名将，而且培养像张超玄著、杨倩这样有着清华大学加持的世界冠军选手。

千里马跑得再快再好，如果没有遇到“慧眼识马”的伯乐，穷有一身天赋和才华，也会被耽误或荒废。

陈倩是幸运的，在她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被虞教练第一次去她所就读的学校选人的时候看中了。

杨倩长得不算漂亮，但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特别有精神有灵气。虞教练走进她班里选人时，一眼就看中她。

后来测试身体平衡性、注意力稳定性、脉搏心跳测试等，都证明虞教练凭经验和感觉选中了杨倩，非常适合射击的独特气质。

还有一个叠弹壳的方式测试学员的稳定性，王成意第一次垒了6个，第二次7个，第三次8个，动作熟练了以后一次比一次好。

在杨倩这里，不认输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果断的执行力，都不输给她，在第一次叠弹壳测试中，就能一举叠起7个，其稳定性可见一斑。

千里马大放异彩

十一年前的`12月，杨倩就被虞利华教练选进了宁波体校射击队。

进入射击队的两年后，杨倩第一次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当时一举拿下亚军。

不过比赛前，还发生一小插曲，让虞教练哭笑不得。当时同时带了几个参赛选手，由于跑上跑下的忙不过来，就让还未进赛的队员自行练习。

没想到一个认识的裁判告诉他：“你的队员睡着了。”虞教练根本不信，还争辩：“我的队员都在训练，怎么可能睡着呢。”

结果到楼下训练场一看，杨倩正练着跪姿，真的抱着枪跪在靶位上睡着了。

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大型比赛，能在临赛前抱枪睡着的，估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睡醒了比赛还能拿亚军，这姑娘的心态不要沉稳！

七年前的省动会上，杨倩一举拿下3块金牌，并在女子气步枪40发比赛中，打出了399环的世界级成绩。

六年前的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她又获得季军的好成绩，并于同年12月入选国家青奥队，还获得国家射击队总教练王义夫的关注。

杨倩不仅在射击比赛中，成了一枚名副其实的收割机，而且在文化课的学习上，也从来没有放松过。正因为她的特长和文化成绩齐驱并驾，从而顺利进入清华附中。

为一年后高考考上清华大学射击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后来以不错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打下了伏笔。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杨倩连续4站选拔赛全部夺冠，最终以清华大学大三学生的身份第一次踏上奥运会的征程，并且一举拿下我国首枚金牌。

得益于敢为人先的“体教融合”观念

有人质疑杨倩高考分数，突然想起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贫穷的思维，付出再多的努力都找不到好出路。

在虞教练这里，他敢为人先的“体教融合”观点，并付出行动去践行。他带出的冠军选手里，杨倩考上清华大学并不是第一个。

同样是虞教练精雕细琢的璞玉，早在七年前，张超玄著通过清华大学射击队的特招，以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入选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射击特长班。

运动员在专业道路上，取得成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退役后就业选择又不多。再加上人们对运动员的传统观念“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运动员的未来发展并不宽广。

虞教练基于这些不足的一面，他敢为人先地提出“体教融合”，给运动员规划更美好前途。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教育形式，能够为国内一流大学输送更多的人才，而且这种人才是文化水平和专业水平都过硬的全面型人才。

运动员们不仅有自己在体育方面的强项，还接受高等教育拥有大学文凭。强健的体魄，另有本科毕业证甚至更高文凭加持，哪怕退役，也要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强很多倍。

杨倩考上清华大学，其付出的努力不是常人能比的。在师兄张超玄著看来：我们进来的时候学习底子都比较薄弱，但杨倩的适应能力强，在高强度学习高强度训练中，她很快就跟上了，并且融入的过程非常顺畅。

她从来没有因为训练而耽误学习，即使在紧锣密鼓的加强训练中，也仍然坚持学习。考上清华大学已经三年，不仅从来没有挂科过，而且在班里的学分排名还比较靠前。

在很多大学生推崇“60分万岁”、“不挂科的大学是不完整的”，身为国家运动员的他们，却能在国内一流大学的高要求严标准的情况下，做到训练和学习互不耽误。

在追梦的路上，他们不屈不挠地付出、拼搏，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奥运精神。心中力量，不怕万万里路遥，再高远的梦呀也追得到，我们都是追梦人。

田径运动员苏炳添是暨南大学的学霸，而且在这所学校完成了本硕的学习生涯，之后去北京体育大学读博士，后来被这所大学聘请为副教授。

孙杨副处长不是学霸，只是因为成绩好开的后门。看看他听证会时英语的那个水平，连初中生都不如

杨铎毕业论文

于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考文献

［1］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杨绛毕业论文

杨绛,(1911——)，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先生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先生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杨绛多方面的成就，对文坛的贡献有很多，首先她是著名的翻译家，译作有《一九三九年以来的英国散文作品》、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小说《小癞子》和《堂吉诃德》等。1986年曾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

同时她又是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作品有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剧《风絮》，短篇小说集《倒影集》，长篇小说《洗澡》，论文集《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忆与杂写》等。

杨绛的散文创作始于三十年代，但写了《阴》、《窗帘》等6篇之后就中断了，直到1980年才写了享誉中外的《干校六记》，等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杨绛的地位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是，众人的敬仰并非毫无依据，从杨绛先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当代人稀缺的闪光点。文化老人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钱衷书也就是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2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 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 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88岁。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1941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1981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才华横溢，温柔美丽的杨绛先生，开启了自己怎样的一生？钱钟书先生是个君子，在钱钟书的领域还有点狂，但也没有目空一切，博学多揽，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但只是在文科，能超凡脱俗，也懂点柴米油盐，天生傲骨，鹤立鸡群但对后辈还能诲人不倦，惺惺相惜（只是后辈）围城中的方鸿渐是钱钟书大部分的写照但钱钟书一辈子比方鸿渐强多了，衣食无忧。从没有为钱劳心，生活中与世无，但比获奖的莫言强百倍。在文坛应该算是个文强，文超，世界文坛有钱钟书的一席之地。杨绛女士在钱钟书的眼里就是苏文纨，唐小芙，和那个吕丽萍演的角色的集合体。实际上也是个江南美女，既是才女，也是美女，既是大家闺秀，也是小家碧玉，让钱先生情有独钟一辈子。但杨绛先生绝不是花瓶，在中国文坛也有一席之地的，是被中央电视台称呼先生的。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是一对中国文坛的神仙伴侣。钱钟书夫妇绝对是中国文化界的奇迹。夫妇两都有杰出成就。钱钟书的《围城》，是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钱钟书学识渊博，过目不忘。解放后的作家群里简直是无出其右。钱钟书在文革时期就写就得的《管锥编》，引用作品量达到4000册惊人的数量。而且当时手头没有参考资料，全凭自己的记忆，不得不承认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杨绛先生，也是学识渊博。钱钟书，女儿先后去世后，仍然笔耕不缀，令人落泪。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如此热爱自己的事业，那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女子在经历了自己的丈夫与女儿相继去世的痛楚下，依然奋笔疾书的写字，这样的女子在世间真的很少见了。我们总是以为坚强的女人都该这样，其实，钱钟书们也有自己生活上的弱点，在钱钟书与杨绛的生活中唯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夫妇俩都不善于交际，两个不善于交际的人在一起生活，所以生活中的仪式感未免平淡了些。既然两人之间生活这样平淡，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钱钟书的幽默故事，更便于大家了解钱钟书们。《围城》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一日，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人物托人捎话，要拜见一下作者。钱钟书为人很低调，不想见。但直接拒绝，又怕伤害到对方。最后，拿出特有的钱氏幽默婉拒了对方。钱钟书们之间的爱情也很美好，可是如果要说钱钟书一辈子只爱过杨绛一个人那也太绝对了。钱钟书在遇见杨绛之前可能也会有其钱钟书的女子，可是钱钟书对于杨绛的爱至少在相遇之后就一直很忠诚。钱钟书比杨绛先生去世得早，可是杨绛先生却一直爱着钱钟书，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女儿。钱钟书这一生也是很辉煌的，钱钟书的作品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围城》了。钱钟书作为中国文学文坛的一代大师，钱钟书和杨绛夫妻俩算是琴瑟和鸣，共同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总之，作为一名读者，我觉得钱钟书俩之间的爱情也是挺忠贞的，不能说那么绝对，不过也是羡慕的。“先生”是一种尊称，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们现在喊男士称为先生，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为了表示尊重，我们也经常喊学识渊博的女士也为先生。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中，对杨绛称之为杨绛先生，对叶嘉莹也称为先生。这个“先生”多是因为对方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决定的，当然也和其从事的工作有关，多数是由于其从事教育事业，比如叶嘉莹先生，如果说当下谁是中国古诗词研究的翘楚，那非叶先生莫属了，再者就是高尚的品格做支撑。

杨幂毕业论文

杨幂是娱乐圈里面炙手可热的当红流量明星。她从出道到现在几乎火了十多年了。风光无限的背后，杨幂的经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从最开始被全网，她没有被流言蜚语打败，最终成为当红不让的话题女王。无论是上哪个综艺，说了哪些话，都可以成为热点话题。最近杨幂自曝家里有一堆人都在清华大学，那么她的学历如何呢？一起来看看吧。

一、杨幂参加《上线吧华彩少年》

杨幂参加综艺《上线吧华彩少年》，该档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少年成团选秀节目，这档节目是以国风创新为立意的，少年们在节目中进行比拼。该档节目的主要嘉宾有杨幂、王佩瑜、甄子丹。杨幂是国风少年成长计划的见证人。该档节目已于12月25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二、杨幂自曝家里有一堆人都在清华

《上线吧华彩少年》这档综艺自开播以来就引发了很大的热度，里面参加节目的选手都是高颜值高学历。其中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少年为了音乐而放弃了清华大学所学的专业。然后杨幂在节目中自曝自己一家人都是清华大学的，很多网友都知道杨幂的大伯，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大学教了一辈子的书，杨幂还曝出她的表弟也在清华大学，表妹也考上了清华大学，妥妥的一家子学霸啊！

三、杨幂的学历

杨幂是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类考生，当初以全国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电，高考是583分，这些分数都是网友爆出来的，可能不符合事实，但是也是非常接近的。杨幂一直都是学霸，从她参加的一些综艺节目中就可以看出来她的反应是非常快的，情商又高，和很多嘉宾都能玩得来。在参加《真正的男子汉》时，杨幂的记忆力就非常地惊人，做题做得又快又对，很让观众羡慕。

总之，我相信杨幂家庭方面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的智商一定不会低，并且杨幂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她是很通透的。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生，专业占60%，文化课占%40。但是文化课必须过当年要求的分数线。要求很低的，一般300分左右。毎年有变化，但幅度不会大。貌似你专业第1、2名的。在文化课分数线上可以照顾一下。不过，很难的，报考的人每年挺多，要的很少......杨幂当年考北电的时候专业考了全国第一名，还有蒋勤勤也是。。。。

杨幂的学历也很高。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是中国电影学界的顶尖学府之一，也是高学历。

其实网友们就喜欢去探究明星的这些事情，让他们有一种议论和有一种由头去大量的去评论去说，所以他们才会乐此不彼的一直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