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嘉国学位论文

反正大于50岁的人吃了没用，因为……国际顶级医学期刊JAMA(IF=)发表天津医院赵嘉国和曾宪铁团队论文，彻底颠覆骨质疏松防治理念。赵嘉国和曾宪铁带领的科研团队对课题进行了严格而合理的设计，剔除了影响结局的混杂因素，总结分析了5万余人的大数据，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论完全相反，发现无论是补充钙剂，维生素D，还是钙剂/维生素D联合补充均不能降低50岁以上居住在社区的中老年人骨折的发生率，甚至大剂量补充维生素D还增加了骨折发生的风险。一首《凉凉》送给钙尔奇(๑>؂<๑）

赵毅衡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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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诗神远游

作者：赵毅衡

豆瓣评分：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3

页数：329

内容简介：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作者在二十年来的教学研究中，不断收集材料，全力重写，把考察时段上溯十九世纪，下及当代，细绘出“未来—变化—变后之变”三阶段大场面，并且以这个大规模考察作背景，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国的诗学，哲学，宗教，是美国诗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影响。

作者简介：

赵毅衡，著名文学与文化理论家，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师从著名诗人学者卞之琳先生，以形式论为终身研究方向。1988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2005年到四川大学工作，2008年恢复中国国籍，2009年创建“符号学一传媒学研究所”。在形式分析上卓有创见，英文与中文著作丰富，得到过多种研究奖。近年主编《符号与传媒》刊物，主持《符号学论坛》网站，集中力量于符号学与广义叙述学的研究。

是荷南汉学家高罗佩写的在西方狄仁杰是与福尔摩斯齐名的大侦探这是高罗佩的资料痴迷中国文化写出侦探小说史海回眸：高罗佩塑造了狄仁杰刘作奎侦探狄仁杰的形象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荷兰的汉学大师高罗佩博士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他的侦探小说《狄公案》发行1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高罗佩在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及社会等方面渊博的知识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断指记》便是其中一例。在1964年春荷兰的“书籍周”上，该书曾被免费赠送给买书的人；他的另一本《黄金案》被荷兰贝尔纳亲王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他因成功地把唐朝官员狄仁杰塑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形象而使自己大红大紫，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高罗佩是他到中国后起的名字。他1910年出生于荷兰祖芬，幼年时曾随父亲在荷属东印度住了9年，1923年回到荷兰。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文字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高中时，他开始学习梵文，16岁时，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1929年，他进入当时荷兰的汉学中心莱顿大学学习中文与法律，同时系统地学习中文。1933年，他进入乌得勒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东方历史文化，连后来学的，他总共通15种语言。25岁时他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此时已初露端倪。 1935年高罗佩毕业后，到荷兰外交界供职。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先后供职于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的领事机构。1943年，他来到中国重庆。那时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中国学者、名流荟萃之地。当时高罗佩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重庆中外文化人云集，使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触这些名流，为他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迷恋中国琴艺与书法 1943年初到重庆时，高罗佩就被神奇美妙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安顿下来之后，他开始细心研究中国文化的精髓。首先，他对中国琴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自己“癖嗜音乐，雅好古琴”。不久，他聘请中国琴师叶诗梦指导自己弹奏《高山流水》等乐曲，并颇有体会地讲，“贵国琴理渊静，欲抚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和奥秘。”每当弹琴时，他神情专注，摇头晃脑，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样。同年他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专门从事中国琴艺研究。这年中秋节，高罗佩“偕未婚妻水世芳女士与美国东方学者艾维廉博士等社会名流聚会，在嘉陵江边鼓琴弄瑟，引吭高歌”。时人称：“此次雅集，堪称抗战时期华夏文化绚丽异彩的一次弘扬，是文人的盛会。” 高罗佩认真投入中国琴文化研究，还真搞出来点名堂。1940年，他花费大量心血写成英文专著《琴道》一书，由日本上智大学出版，此书被认为是古代琴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不仅如此，高罗佩在追寻中国琴学东传日本的踪迹时，发现明末清初有一位旅日僧人，法号东皋，在日本琴史上很有影响，也许是把中国琴学传入日本的第一人，而其名字却绝少出现在中国史籍中。随后他用了整整7年时间遍访名刹古寺、博物馆院，共获得禅师遗著遗物300余件，辑成《东皋新越禅师全集》，原拟于1941年付梓，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流产。1944年，他在重庆出版了《东皋禅师集刊》，成为中国佛学史补缺之作。这位异乡客因热爱中国文化而发掘出如此多的东西，确实令人吃惊。高罗佩从20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据他的夫人回忆：“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中断过练习中国书法。”到重庆后，他更是将这种爱好发挥到了极致。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在西方人中，他的书法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字笔力雄健，功底深厚，并偏爱行书与草书。中国书法家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等常是他的座上客。他还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中国旧体诗既讲音律，又求意境，外国人一般很难把握。天性认真的高罗佩搜肠刮肚，推敲个不停。下面的一首七律是赠给友人徐文镜的，如果不说，很难辨别出是外国人的手笔：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奘。匆匆聚首匆匆别，便泛沧浪万里长。娶中国女子为妻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沉迷，高罗佩一心想找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女子终身为伴。经过他不懈努力地追求，终于如愿以偿。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一秘时，他爱上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水世芳系名门之后，并且是齐鲁大学毕业生。共同的爱好与兴趣以及高罗佩的诚意打动了中国少女，两人经常在各种场合出双入对，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1943年，高罗佩与当时22岁的水世芳结婚。有趣的是两人一共结了“两次”婚。一次是按中国的传统举行，一次是按西方的传统举行。这在当时也成为一种美谈。婚礼期间，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学路相近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高罗佩与水世芳共有4个子女。创作侦探小说一举成名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颇为赞赏。他也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喜欢读西方的侦探小说，这些小说在西方水平很低，而且当时翻译成中文后水平更低了。高罗佩对中国人没有看到自己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而遗憾。同时，欧美等国兴起的“福尔摩斯热”也激发了高罗佩要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挖掘出中国人自己的大侦探。他索性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沿用主人公狄仁杰，又用英文写了《铜钟案》。1949年，他准备用英文作为稿本，再写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中国出版界根本不关注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嫌，因此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但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拾。高罗佩又写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的《狄公案》。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敦促，只能再接再厉。1952年，高罗佩奉调到荷兰驻印度大使馆担任参事，他以《狄仁杰奇案》为书名，用中文把《中国迷宫命案》改写成章回体小说，于1953年由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共有52回。西方人写中文章回体小说，高罗佩是绝无仅有的。从1954年至1967年，他又用英文撰写了《中国潮中案》、《漆屏风》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组成了130万字的宏篇巨制———《狄公案》。《狄公案》的英文名字是《JudgeDee》，可直译为《狄法官》，出版后立即征服了西方读者，在欧洲风行一时。“JudgeDee”（狄公）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狄仁杰是唐朝武则天时代的一位宰相，《旧唐书》中说他在担任大理寺丞（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审判厅厅长）时，一年判了万个积压的案子，没有一起上诉。高罗佩就是依据这句话，再加上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的素材，演绎出了一部传奇小说。现在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并有好几次拍成电影。一个高产和多才的中国文化研究者高罗佩的多才多艺在出版《狄公案》时得到全面体现。为了完善书的内容和形式，全部《狄公案》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图，都是由他亲自精心设计，亲手绘制而成的。他对中国古代木刻插图艺术也模仿得惟妙惟肖，简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经他亲手绘制的插图，如果不认真辨别，你一定会认为是出自中国古代画家之手笔。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他在每幅插图上都署上“H·R·H”的签名。这3个字母是“荷兰·罗伯特·汉斯”的缩写。他在精心绘制的一幅中国画上用汉字题款：“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这里面的“笑忘”是他自取的字，暗寓“笑忘百虑”之意；“芝台”是号；“中和琴室”是书斋名。他与水世芳女士结婚之后，把书斋改名为“吟月庵”。这些古色古香的字号、书斋名称，体现了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倾心向往。 1950年，高罗佩的小说《迷宫案》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高罗佩认为这种做法绝非中国传统，于是拒绝了。但随后高罗佩意外地发现，性问题在中国有很深的传统，便开始研究中国春宫，经过长期努力辑成《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1961年，高罗佩又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是全世界系统整理中国房中术书籍的第一人。一位美国女学者这样评论道：“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都是无价之宝。” 即使是在这些学术研究中，高罗佩也时不时暴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从反面说就是强烈的亲华色彩。在研究中国古代房中术时，他认为在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因此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2000多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证明以为中国古代画家拙于描画人体，完全是西方偏见”。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令中国人感动，但未免对西方关于性的认识有所贬抑。而且高罗佩在许多著作的行文中，由于过分投入，经常以“吾华”来称呼中国，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1965年，高罗佩又被派到远东，出任驻东京大使。在东京他也养了一只长臂猿。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长臂猿考》。1967年夏，高罗佩请假回国，自此再未返回远东。同年，他在海牙患癌症去世，享年57岁。当时他的身份是“荷兰驻日本大使”。▲ 《环球时报》 2003年09月22日第十一版参考资料：荷兰人高罗佩写狄仁杰的荷兰人--高罗佩时间：2007/02/20 出处：作者:赵毅衡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Hansvan Gulik，1910——1967年）。他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DeeMysteries）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俗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高罗佩父亲是荷属东印度的军医。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但是五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读高中时，就开始学习梵文，十六岁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后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连后来学的， “通”十五种语言。上大学前，他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文字词典，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可见才20岁的高罗佩眼光之远，也看出他对中国人的同情由来已久；他的硕士论文是米芾《砚石》英译，25岁以中日印藏诸民族的“拜马教” 考证，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兴趣太广泛这“毛病”也早就显明。 1935年高罗佩毕业后，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他自己说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意义；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我个人觉得高罗佩的外交官生涯并无特色，在东南亚不断调任，他自己深以为苦。唯一觉得日子过得有意思，是1943——1945为荷兰流亡政府任住重庆使馆一秘时，当时重庆中外文化人云集，他如鱼得水。此后他两度使日，正合他收集中国文物的目的，也是高兴日子。高罗佩虽然1967年57岁英年早逝，但是一生事业著作极丰，兴趣爱好更是三头六臂：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先说高罗佩的艺术爱好：他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二十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风姿高迈，中日专家均能识别；他曾从叶诗梦学古琴，并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 “天风琴社”，有英文专著《琴道》；追踪中国古琴流传日本的历史，他发现了将曹洞宗带到日本的禅宗大师东皋心越的大量资料，1944年在重庆出版《东皋禅师集刊》，为近世佛学史补缺之著；曾学围棋，未知最终达到的段位；曾学中国画，译陆时化《书画说钤》；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gibbon），并亲自养猿观察，作《长臂猿考》.1958年出版五百多页的巨著《书画鉴赏汇编》教洋人如何辨别真赝中国文物，并且以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说明什么是假货，很有自知之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君子求淑女：抗战时期在重庆任荷使馆一秘时，与时任使馆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恋爱，水为张之洞外孙女，名门之后，齐鲁大学毕业。在重庆举行一西一中两次婚礼，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他和学路相近的李约瑟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原拟用英文作为稿本，再写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其时1949 年，中国出版界顾不上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险，危及战后敏感的社会关系。因此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但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高罗佩只能再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施压（这是高罗佩一生唯一赚钱的一套书，其余均是赔本），只能再接再厉，共写了十三本狄公小说，包括一本短篇集，每年一本，欲罢不能了。这些小说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鬼鬼祟祟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而是二者的奇妙结合：幽默开朗，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颟干页，只求升官，不问民间疾苦。而地方上的狱吏捕快则腐败堕落，与犯罪集团沉瀣一气，鱼肉乡民。狄仁杰在这一片混沌黑暗的阴谋暴行中坚持正义，对抗罪恶，却并不摆出一付怨天尤人，唯我独醒，欲挽狂澜与既倒的海瑞架式。如果中国历代清官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中国政治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高罗佩对明代中国情有独钟，（他的书斋易名多次，曾称“尊明阁”）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规，勾结京官干预朝政，的确是唐朝政治的特色。高罗佩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但他还从大量中国文献（包括俗文学）中汲取材料，例如《迷宫案》中就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故事，《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今古奇观》中的滕大尹故事。书中的迷宫设计来自《香印图考》，而其中女同性恋情节则借自李渔“贤妻选妾”剧本《连香伴》，并且加上高罗佩本人对中国多妻制社会中女子性生活的研究。光这一本小说，就有那么多讲究，让人不敢小觑像是通俗小说的《狄公案》了。作为汉学家，高罗佩在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研究性学而享盛名。中国性学如今已是东西方共同的“显学”，高罗佩远远开风气之先，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出发点。在五六十年代的汉学界，的确只有高罗佩这样的名士派，才有此胆识。高罗佩的性学研究，实际源自小说。他的《迷宫案》于1950年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当时日本时尚）。高罗佩断然拒绝，说这绝非中国传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国几十家古董商，讯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结果上海商号说他们的顾客有，可供临摹，京都的古董店却有明代木刻册页的原本刻版，即一套二十四幅的彩印《花营锦阵》。他这才明白晚明的艺术风气。由此他开始研究中国春宫，瑰集为《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1961年高罗佩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是系统整理中国房中书籍的全世界第一人，后书有1990年上海版译本。不过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的确带着感情色彩：亲华色彩。他认为在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因此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两千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证明以为中国古代画家拙于描画人体，完全是西方偏见”。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令人感动，但是这两点结论，未免对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恭维。狄公小说中的插图，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但时有裸女形象来自中国春宫，他用半透明纸描下图形，组合而成，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之轻快爽利互为映衬。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狄公小说译成十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有好几次拍成电影。按高罗佩的原意，中文本应当是标准本。可惜此套小说中文本八十年代前一直没有机会出现。七十年代末，我劝友人陈来元（现任中国住津巴布韦大使）与胡明（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适研究专家）以中国元明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以归本还源，因为这原是高罗佩写此套书的范型。他们做得非常成功，几可乱真，证明高罗佩的确是把白话小说读通了。当时内地竞相翻译《狄公案》的有多人，但陈与胡的拟元明口语译本竟成定本，也是电视剧中对话的所据本。他们译出来的《狄公案全集》有一百三十多万字。二十多年来，翻印、盗印本不知几许，电视剧改编也有多次，却从无人能重译，本文引用《狄公案》各书的标题，也是陈胡二位所取，竟成定译，这是二位朋友与我谈起时不免得意的话头。不料最近我考得，1952年高罗佩从日本调任印度，在新德里时，曾把《迷宫案》从英文译成中文，题为《狄仁杰奇案》，在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原来这就是高罗佩一再说“中文为定本”的原意：他真的写了中文本！全书前加了楔子一首：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我们知道高罗佩能作旧体诗，对仗尤其工整，真是下过功夫的，不然何以为名士？但是读来终究是“做出来的”，难以像中国的旧体诗大师如鲁迅、郁达夫，挥洒如意而自然天成。但是这首“西江月”却真正吓了我一跳：如此合辙上调的“白话”唱词，不拿文人腔，不掉书袋子（这反而容易做到），完全民间艺人口吻，活灵活现。如果高罗佩能把《狄公案》全写成这样的中文，就是千古一人了。【高罗佩作品一览表】作品名称英文书名写作时间公元663年（蓬莱县令）：《五朵祥云》 Five Auspicious Clouds 1967 《黄金案》 The Chinese Gold Murders 1959 《雨师秘踪》 He Came with the Rain 1967 《红丝黑箭》 The Red Tape Murder 1967 《四漆屏》 The Lacquer Screen 1962 公元666年（汉源县令、汉阳县令、韩原县令）：《湖滨案》 The Chinese Lake Murders 1960 《朝云观》 The Haunted Monastery 1961 《断指记》 The Morning of the Monkey 1965 《莲池蛙声》 The Murder on the Lotus Pond 1967 公元668年（濮阳刺史、浦阳县令）：《铜钟案》 The Chinese Bell Murders 1958 《御珠案》 The Emperor's Pearl 1963 《玉珠串》 Necklace and Calabash 1967 《真假宝剑》 The Wrong Sword 1967 《跛腿乞丐》 The Two Beggars 1967 公元668年（时间未确定，浦阳县令）：《红阁子》 The Red Pavilion 1964 《黑狐狸》 Poets and Murder 1968（遗作）公元670年（兰坊县令）：《迷宫案》 The Chinese Maze Murders 1952 《除夕疑案》 Murder on New Year's Eve 1967 《紫光寺》 The Phantom of the Temple 1966 《太子棺柩》 The Coffins of the Emperor 1967 公元676年（北州刺史）：《铁钉案》 The Chinese Nail Murders 1961 《汉家营》 The Night of the Tiger 1965 公元677年（大理寺正卿、京都留守）：《柳园图》 The Willow Pattern 1965 公元681年（西都牧鱼，领大理寺卿）：《广州案》 Murder in Canton 1966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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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美国现代诗选

作者：埃兹拉·庞德

译者：赵毅衡

豆瓣评分：

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85

页数：827（上下册）

内容简介：

本诗集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诗歌创作最活跃阶段处于新诗运动到第二次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诗人。进入上卷的诗人，全都已谢世。

进入下卷的诗人，是诗歌创作最活跃阶段在第二次大战之间或之后的诗人，但他们入选的诗也可能作于三十年代。

此诗集的编排次序大致以诗人成熟风格的诗集问世的年代为次序，或以流派倾向在诗坛涌现的时间为次序。上集大致采取前一标准，但将意象派，哈莱姆文艺复兴和南方“逃亡者”诗派集中在一起；下集基本上采取后一标准，其次序为：“中间代”诗人----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新超现实派------纽约派----“学院派”-------派外诗人------当代黑人诗人。

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赵毅衡，男，194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卞之琳先生，是莎学专家卞之琳的第一个莎士比亚研究生，获文学理论硕士学位（1981）。80年代中期，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至今，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终身聘资深讲席。1991年与虹影结为伉俪。现为四川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中文著作有：《新批评》（1984），《符号学导论》（1990），《苦恼的叙述者》（1991），《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7），《必要的孤独——形式文化学论集》（1998），《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1998），《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2001），《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2002）；《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2003）远游的诗神》、《窥者之辩》、《舞到对岸：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发表的中文论文30余篇，其中不少为国外杂志所转载。

赵燕妮学位论文

真的很抱歉，你向我求助但我也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个初中生。。而且我是初一的。。不过一楼的那位说的很详细的，你可以问问ta啊~

材料：一，何人是英雄？谈到英雄，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马上想起曹操与刘备煮梅论英雄的故事。当年刘备臣属曹操。一日，曹操邀刘备赴宴，席间评论起天下英雄。刘备举出当世握有重兵，雄居一方的各位诸侯，称他们为英雄。但是都被曹操嗤之以鼻。曹操举出这些人各自的弱点，认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当世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面前的这位出身布衣，目前还寄人篱下的刘备。刘备一听大惊失色，酒杯落于地。这时天上正响一巨雷，刘备趁机掩饰说，因惧雷而落杯。曹操听了便轻视了刘备，后来终于让刘备寻机脱身，后来三分天下。这曹操的眼光确实利害。天下众多有权有势的豪杰在他眼里不屑一顾。但偏偏看出这位刘备将来的成就无可限量。而且竟被他说中。他与刘备论英雄，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备被捧为英雄，不但未喜，反而大惊落杯。因为他知道曹操妒才，必然会除掉他，才故意示弱。曹操还是被蒙过去，是曹操的疏忽呢？还是刘备命不该绝？以这个故事开头，因为它带出了本文的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在对英雄们研究过以后，希望能够发现出规律：如何才能成为英雄。古人说，美女爱英雄。其实，哪个不崇拜英雄？哪个不敬仰英雄？哪个不希望自己就是英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呢？自古以来，对英雄的定义没有统一说法。而时代变了，古人说的英雄同今天人说的英雄又有很多区别。比如，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士兵炸毁了敌人几辆坦克，马上就成了英雄。一个清洁工扫地几十年，突然哪一天做了什么好事被发现，也成了英雄。在现代社会里，英雄的概念比较广阔。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谈古代那种英雄的概念。本文要讨论的英雄是指曹操谈的那种有远大抱负的豪杰之士，“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那些能够一呼百应、叱吒风云、万民敬仰、天下归心、文能定国、武能安邦，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发挥英雄本色，建功立业的人才可以称为英雄。二，何时出英雄？既然要安邦定国，那么就要有邦让英雄来安，有国让英雄来定。如果是一个太平盛世，英雄也会磨去锐气。马卸鞍，刀入库，边疆烽烟不起，处处莺歌燕舞。和平会腐朽人的志气。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叫“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说，在乱世里才会出现英雄。这是因为，在乱世里，或者因外力入侵，或者因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各地诸侯于是雄踞一方，而且互相之间争抢地盘，变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在乱世里，各级政府对土匪的征剿也无力进行，于是一些土匪豪强也纷纷召兵买马，拉山头，攻城掠地。这些人中也有发达而成群雄之一的。在乱世中，百姓饱受战争的蹂躏，颠沛流离，背乡离井，因此希望伟人出世，能够平定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人就是受民众崇拜敬仰的英雄。所以，乱世之中才更有机会出现英雄。三，盛世无英雄如此一来，岂不是说大家都来盼望乱世，好有机会一试身手，显出英雄本色吗？非也。和平盛世虽然会腐蚀人，但总比乱世好。所以，为国为民着想，不能希望乱世，更不能去破坏和平，制造动乱。为满足自己成名的欲望，而妖言乱世，蛊惑民众者，乃是人民的公敌。所以，想成为英雄的人不可因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要知道，定力也是检验英雄的一个标准。这里就又要用到中国的一句古话了，叫“英雄待时而动”。在盛世之中，英雄就必须遏制自己的成名欲望。他们应该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备未来之需；另一方面要热爱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没有机会施展身手，正应该为天下太平而庆贺。不能为一己之私而害天下。所以，时机不对，就不要出头。没有机会，就不要盲动。保持实力，待时而动是英雄们必须学会的一门功夫。古人曾以龙来喻英雄：“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京戏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唱词：“有朝一日风雷动，平步青云上九重。”这就是英雄待时时的心态。四，谁造就英雄？因为英雄必须待时而动，时机不到，英雄就出不了头。所以，中国又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古话，叫“时势造英雄”。对这句话必须认真地分析，因为它虽然正确，但也有误人之处。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英雄的出头必须等待合适时势的出现。没有时势，就没有英雄。这是正确的。时势指的是时机和形势。英雄出山要看清楚形势是否有利，时机是否适当。这就像冲浪运动一样，要等待大的浪头，并抓住最合适的时机，然后登上冲浪板，顺流而下，一击而成功。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古人原意是正面的，不是后人引申出来的反面意思。) 第二层意思带有消极意味，那就是：“时势造英雄，所以英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他们碰上了好机会。放上我，我也能。”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在世人中普遍有一种自怨自艾，消极悲观，归咎于天的情绪。比如常听到这样的话：“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人成名是因为他们正好站在了浪头上。我的命不好，没赶上时机。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境地，我也能成功。认命吧！” 这种说法其实既不健康，也不正确。确实，有些人并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靠运气和机会而“出名”，但不是所有英雄都这样。而且，如果这些人仅靠机会，而不是靠实力，那么即使站上了浪头，得意一时，但终究还是不会成功。俗话说，人得了一时，不了一世。早迟都会露馅。就像曹操评论的那些诸侯，当时拥有雄兵，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最后都被消灭。有些人虽居高位，但是只顾一己之私，勾结朋党，玩弄权术，危害社会。他们虽能称雄一时，但因立身不正，行事乖理，只能被称为奸雄。邪不胜正。奸雄的事业不能长久，因而不可能留下不朽的功绩。所以，英雄也分等。有名付其实的英雄，也有名不符实的假英雄；那些靠关系，靠机会，靠蒙而成名的“英雄”并不是真正的英雄。五，谁能成英雄？英雄靠时势，也要靠自身。英雄待时而动，顺势而起。但是，起动以后还要靠自己的本事创造一片事业。英雄要看清形势走向并顺势操作。正所谓，逆势者亡，顺势者昌。有些人自命为反潮流的英雄，但是，他们的事业往往是事倍功半，要耗费数倍的力气，但却鲜有成功。英雄善于掌握方向。就像船上的舵手，让事业成为顺风的航船，避开暗礁险滩，直到安全进港。所以，英雄就像是具有高超技能的弄潮儿，时机未到，则潜伏不动，静如处子。时机一到，则顺势而发，动如脱兔。但是这些英雄还是离不了时势的影响。尽管他们能够认清时势，掌握时机，并利用形势，但是如果时势离之而去，他们也会受困。就像楚霸王那样，力拔山气盖世，但是最后因“时不利”而落得乌江自刎的结局。所以，仅能利用时势的，虽然是英雄，但仅能称为时雄，也就是说是一时之雄，因时而称雄。他们虽能称雄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被人征服或收服。这些人都不是真英雄、大英雄。六，谁能识英雄？英雄顺时而起之时，除了时势外，往往还要有人提携。姜太公是英雄，但是如果文王不是碰巧出游到了他的隐居地，那他必然也只能垂钓终身了。诸葛亮是英雄，但是如果不是刘备真心请他，三顾茅芦，那他也就会一辈子“草堂春睡足”，成不了后人敬仰的英雄了。所以，这些英雄还是靠人来赏识，提拔。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慧眼识英雄”的道理。市井之中有隐士，草莽之间出英雄，深山之内藏高人。这些人往往出身低微，虽有自己的实力，但要靠别人的慧眼发现，才能飞黄腾达。所以，世间往往有些怀才不遇的人概叹“未遇伯乐。” 在古代的乱世之中，那些有志有才之士，一生中寻找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明主。英雄得不到明主，就如宝珠暗投，一生不得志。三国中的赵云，不得明主，虽有万夫不当之勇，却无法成名。直到遇到刘备和孔明，才显出英雄本色。但是，这些等人提拔的英雄还是不能算大英雄。他们既然等别人的慧眼，也就必然会为人所用，受制于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建功立业的目标能够实现。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国，建功立业。但是，具有慧眼的刘备一死，诸葛亮便受到昏庸的后主刘禅牵制，六出岐山而无功，恢复汉室的雄心也冥灭在征途中。岳飞是抗金英雄，但是被昏庸的皇帝13道金牌召回，受屈而死。正所谓，“常使英雄泪满襟”。所以，英雄是不好当的。除非下决心，要当就当个大英雄。七，谁是大英雄? 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只是些在某些方面有所长，且善于利用时势，而领一时风骚的人物。这些人虽有所长，但也有所短。遇到高明的对手，最后只能臣服。与之相比，真正的大英雄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人。气概上：顶天立地、不信鬼神、不惧天地、欲与天公试比高。他们不靠命运、不待时势、不惧困难、不畏艰险，坚信人定胜天。他们仁心宅厚，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他们惠泽万民，以建立太平盛世为目标。他们气宇轩昂，妖魔鬼怪见之退避；他们胆量超人，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他们胸襟开阔，天下之才趋之若骛；他们大义凛然，为正义敢闯龙潭虎穴。能力上：泽被天下、惩恶扬善、才华横溢、学贯古今、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审时度势、神机妙算、精通韬略、领袖群伦、恩威并用、号令群雄。就像毛泽东当年所描绘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所以，大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从道德文章，文韬武略各方面看，都是旷世奇才。知识渊博，论天下形势如同掌中观纹；腹藏玄机，帷幄之中可决胜千里之外。论道德可比圣贤，写文章字字珠玑，讲韬略算无遗策，藏胸中百万雄兵。如此，则安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才数百年才会出一位。中国不是有句古诗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吗。八，英雄造时势慢着！说书的，你刚才不是说，“英雄待时而动”吗？怎么现在又说“大英雄不待时势”了呢？看官且听分解。待时而动者，可能会是英雄，但不是大英雄。靠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不是真正的大英雄。能造时势者，方为大英雄也。所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缺陷，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英雄造时势”。大英雄面对不利的时局，不是消极等待，不是怨天尤人，不是叹息“未遇知音”，也不是盲目燥动，而是要改造形势，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军事方面有一条古兵法叫“隐真示形”。这就是造势的例子。当敌人部署严密、无懈可击的时候，就可以隐藏自己的兵力，而用假的部队调动的方法，引诱敌人重新调整部署，这样便可以看出敌人的空虚所在，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战机。大英雄的任务是要定国安邦，所以他们进行的造势就不是一条兵法就能描述的。其内容更丰富，范围更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难度极大，需要明确的目标，完整周密的计划和高超的组织指挥能力。耗时也久，因为优势要靠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没有速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因为要以弱胜强，所以要机动灵活，该让则让，该退则退，就像下棋中的抢先手，争主动。英雄造时势的近代典范就存在于毛泽东选集中。毛泽东采取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优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等口号和策略。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民心，积聚实力，最后在适当时机再与蒋介石决战。蒋介石也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是只属于时雄和奸雄这一个等级。与毛泽东这样的大英雄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了。与那些所谓的时雄不同，真正的大英雄不会完全被形势所左右。他们不但会认清形势，把握机会，更要会引导形势，和改造形势。当他们发现形势不利的时候，不会坐困愁城，而是想方设法，摆脱困境。当他们发现事业误入歧途时，会果断地采取行动，拨乱反正，把事业带上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蒋介石数十万大兵重重包围的时候，果断地站出来，重新接掌红军指挥权。红军数渡赤水，采用声东击西，飘忽不定的战术，迷惑敌军，从而掌握了主动。最后，红军摆脱了围困，完成了长征，建立了西北根据地。正是由于毛泽东表现出了卓越的战争指挥艺术并得到红军将领们(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好汉)的一致推崇，在遵义会议被推举为红军的领袖，成为英雄中的英雄。正是有了毛泽东这位大英雄的领导，红军才能在1936年后无往而不胜。所以，如果一般性的英雄是弄潮儿的话，真正的大英雄就是在弄潮儿背后的推波助澜者。是这些大英雄创造了潮流，创造了风尚，创造了时机，也创造了一批英雄。俗话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大英雄成就了事业，追随他们并立下汉马功劳的当然就有封王称候的机会，也就成了英雄。九，英雄论现实意义大家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代英雄们虽然已经消逝，但他们的故事却长流人间，不断地激励者一代代的后人。即使在当今科技发达现代化的时代，重温古人的旧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区分假英雄和真英雄(大英雄)就是有现实意义的。对于那些整天抱怨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人，不应该再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如果你是自信有真才实学的英雄，就应该奋发图强。要知道，锥处囊中，锋芒迟早要露出。所以，你不能虚度光阴，而应该更加努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应付未来的艰巨挑战。而且，能造时势的才是大英雄。如果你自认是大英雄，那就应该身处困境而不馁，要为自己创造机会，创造形势。中国有句名言：“人事未尽，不可言天命。” 怨天尤人，不是英雄本色。当然，在现实社会里，不是人人都想，都有能力，或者都当得成大英雄。但是那种忧国忧民，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永远具有教育意义的。在现代安定和平的社会里，人人都应该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持续地学习，不停地进取，在所从事的领域达到令自己满意的目标。不愧对亲人，不虚度此生。这样的人就是大英雄。正所谓，行行出状元。十，英雄主义与团队精神谈了许久的英雄，也许会被人误认为在吹捧个人英雄主义。其实，英雄主义不等于个人主义。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比较清楚。英雄个人本领再高，还是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部属的努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要绿叶扶。离开了支持，一个人本领再大，也会变成虎落平阳，龙困沙滩，被犬欺，被虾戏。所以，再大本领的英雄，也要团结部属，凝聚力量。一个人要成事业，离不开人才。要成英雄，就必须要发现人才，聚集人才，善用人才，并善待人才。为建立一个能够打拼的团队，英雄还要能够管理人才。有才能的人，也必然心高气傲，难以驾驭。唯有真英雄才能降龙伏虎，人才也需要真英雄来领导。英雄主义同集体精神和团队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范文：从古至今英雄人物总要经历磨难才能成就大业，而娇生惯养之辈总是缺少气概，难以成就伟业。（李嘉诚)少年涉世自古英雄多磨难2 李嘉诚每天都把闹钟调快10分钟响铃，最早一个赶到茶楼。调快时间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日，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实在是太累太乏了。白天时，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翁坐茶桌泡时光。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呆在茶楼侍候。李嘉诚对儿子谈他少年的经历：“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与先父所说的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实在，富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课堂，闻所未闻；不少说法，与先父和老师灌输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又因为先父的训言刻骨铭心，他在纷纭变幻的世界没有迷失自我。听茶客谈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疗法。有一次，李嘉诚听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听到大伙计叫唤，慌慌张张拎茶壶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洒到茶客的裤脚上。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地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爷。若是挑剔点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在李嘉诚进来之前，一个堂倌犯了李嘉诚同样的过失，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没有批评李嘉诚，仍向茶客道歉。茶客坐一会儿就走了，李嘉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双眼湿漉漉的。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准就能大事化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儿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回到家，李嘉诚把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道：“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李嘉诚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为巨富后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惟一一次“饭碗危机”。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向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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