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务府衙研究论文
内务府，清代独有的机构，掌宫廷事务。内务府的头称为总管大臣，无定员，由满族王公或满族大臣兼充，秩从二品，乾隆时改正二品。职官多达三千人，比事务最繁的户部人数多十倍以上，可以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内务府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家事务，诸如皇家日膳、服饰、库贮、礼仪、工程、农庄、畜牧、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等，还把持盐政、分收榷关、收受贡品。内务府主要机构有“七司三院”，最重要的是广储司，专储皇室的金银珠宝、皮草、瓷器、绸缎、衣服、茶叶等特供品。
当时清朝的内务府，机构非常庞大，并且专门设立了稽查处监察他们，而当时稽查处没有任何的实权，但干的活非常多，被他人看不起。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古代的官差个个肥得流油，是封建社会时期的“上等人”。可是您也许不知道，在清代时，有一个特别窝囊的衙门，这里的官差看似权力很大，其实任务只是闭着眼睛盖章，并且每个人都捞不到油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封建社会时期的衙门内，怎么会有如此可怜的官差呢？
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书生寒窗苦读十余载，无不是为了金榜题名，在朝廷中捞取个一官半职，因为封建时期的官僚地位极高，权力越大捞取的油水便越多，这就是当时人人想做官的理由。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清代时期，凡是有功名之人，都期盼着能有老官员退休，自己可以顶补空缺。可是有一个衙门口却不同，几乎没有人愿意来到此地工作，因为它是全国公认的“最窝囊衙门”。当然，在介绍最窝囊衙门之前，我们还是要说一说清王朝最阔气的衙门——内务府。
内务府全称是“总管内务府衙门”，它是一个独立而又庞大的机构，下设10个分部，分别是“七司”与“三院”。“七司”分别是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慎刑司、营造司、庆丰司、而“三院”则是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内务府制度，起源于包衣制度，是一处专门负责皇室成员生活用度的机构，其管理范围有皇家用膳、皇家服饰、皇家礼仪、皇家工程、皇家安保、以及皇家畜牧等等。
俗话说得好，叫作“宰相家丁七品官”，作为一处专门为皇帝办事的机构，内务府可谓是“肥的流油”。在清朝时期，一直流传着“坑主子”的道德观念，即在绝对忠于主人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坑主子的银钱，主奴之间存在一定的默契，相互之间也都心照不宣。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皇帝对于内务府的管辖并不严格，因此内务府官员个个脑满肠肥，并且权力极大，甚至连朝廷大员都要看其脸色办事。
既然是皇家用度，其消费数额必然十分巨大，每日都要开出一大套账单，并由专人进行核对审查，皇帝本人也偶尔会对账单进行翻阅，但是他们日理万机，难以对内务府形成有效的监督。有鉴于此，皇帝便想出了一个“合理合法，公开透明”的好办法，即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内务府的花销进行监察，而这个机构名字就叫作“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亦被称为是“稽查内务府御史处”。
如果乍一听名字，“稽查内务府御史处”似乎存在着很大的权力，因为它是专门监督内务府的机构，有权限对内务府的各项开支进行管制。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内务府机构庞杂巨大，仅在职官员就有3000多人，并且每日所从事的事务极为繁多，需要记下的账目更是数不胜数。“稽查内务府御史处”却完全与之相反，其占地面积虽大却人员极少，只有区区5个人，而在这5人之中，居然还有2个人是兼职的官吏，真正干事的人仅有3个。
综上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就能得出大致的结论，以3个人来监督3000人每天的劳动量，并且还要进行核对、审批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内务府人员都是直接伺候皇帝的“爷”，如何会任由外人监督？因此，稽查内务府御史处的3个人，几乎被当作空气处理，没有人会将他们放在眼里。
“稽查内务府御史处”的官吏们，不仅没有任何的实权，反倒是成为了内务府的“下属”机构。按照宫廷规矩而言，凡是内务府的账单，必须当日理清，并在每月的初五与二十五日进行核对、审批、销毁，之后盖上“销毁”印章，表明一套流程正式完毕。不过有趣的是，内务府的官员们，往往会在账单上做假账，而“稽查内务府御史处”的官吏却敢怒不敢言，更可气的是，这一套繁琐而又多余的流程，还需要他们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正是因为如此，“稽查内务府御史处”自成立起，就一直是清宫中“多余”的机构，唯一的作用，便是负责机械般的盖章将账单作废，掩饰皇家内部的奢靡之风，保住皇帝本人及朝廷的脸面。封建王朝之中有一个规律，权力越大，官员的贪心越大，“稽查内务府御史处”毫无权力可言，更不可能有“外捞”，因此一点油水都得不到，加之清代时期官员的薪俸普遍较低，因此该部门的官吏，经济条件都相当困难，久而久之，不免人人面露菜色。不过有趣的是，皇帝似乎很体谅这些官员，规定其只能在该部门任职三年，一旦任期将至，则会被迅速调离，从此不再复职此机构。
不得不说，“稽查内务府御史处”是封建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是令人感到无奈的机构，所幸的是，到了今天，这种制度终于不复存在了。
这里说的应该是内阁，这是因为清朝后期雍正设立了军机处，完全取代了它的位置，内阁中的官员基本都是虚衔。
汉代乐府诗内容研究综述论文
两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作品名称： 汉乐府作品别名： 乐府诗/乐府/乐府民歌创作年代： 两汉时期作品出处： 乐府诗集文学体裁： 乐府诗作者： 汉时乐府机关采集整理“乐府”的含义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史记乐书》载，汉乐府的设置不晚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但搜集民歌俗曲于汉武帝时，已知搜集于东汉末年，共搜集民歌俗曲138篇。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形式朴素自然，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语言清新活泼，长于叙事铺陈，为中国古代叙事诗奠定了基础。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 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于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编辑本段西汉乐府的扩充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 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 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 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 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 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 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 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音乐背景：来源：（1）秦国音乐（2）楚国音乐1、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2、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3、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背景汉代从武帝开始，就频繁地发动战争，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战城南》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农业生产的荒废。《十五从军征》，以“十五从军征”与“八十始得归”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惨象。编辑本段两汉乐府的取材热闹的场所（酒店、京都），突发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对象。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如《妇病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等。有时情节还曲折多变。《孔雀东南飞》扣住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兰芝不堪刁难，自请遣归，掀起波澜；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态度蛮横，矛盾反而更加尖锐。焦刘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缓。而兰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汉代乐府诗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写人的手法十分娴熟。或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或利用环境、景物衬托人物形象。《妇病行》《孤儿行》的细节、《陌上桑》中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人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气氛，都有效地刻画了人物。编辑本段《诗经》《汉乐府》比较写作手法两汉乐府诗注意剪裁，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注重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使作品一方面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诗经》的四言体式，长于抒情而不宜于叙事描写。尤其是先秦之后，汉语双音词增多，但动词仍多为单音形式，四言诗的“二二”式节拍很难使双音词与单音词进行很好的搭配。诗体革新势在必行。《楚辞》的杂言体对四言诗体是一大解放。汉代乐府诗一开始也多用杂言形式，使叙事描写变得方便起来。杂言诗中已有五言句式。东汉时，五言诗在民间创作中增多，进而影响到文人创作体式。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此时逐渐成熟。题材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压倒优势。《诗经》中仅有几首叙事诗（如《七月》、《东山》《氓》），大多是抒情诗，且多用重章叠唱的形式。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毕竟有了相当多的成熟的叙事诗。现存的汉乐府诗，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作品。这些叙事诗，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现人物事件比较灵活。短篇则往往截取生活的一个典型片段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和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东门行》，只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又如《十五从军征》，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这一切都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院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中等和长篇的叙事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则有更多的描绘和情节的展开、矛盾冲突的起伏。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的叙事诗，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汉乐府诗开创了新的诗体——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杂言诗自由灵活，似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个字的都有（如《孤儿行》）。作者只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写。这为以后的杂言歌行开辟了道路。一般认为，五言诗是在汉代产生的。乐府诗中的《江南》、《十五从军征》等是整齐的五言诗。一般认为这两首诗是西汉时的作品。到了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性也日臻完美。而且和文人五言诗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形式。汉乐府的影响我国诗歌创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历来有诗国的美誉。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诗经》的结集。战国期间尽管中原争战，文士热衷于纵横之术或理论思辨，诗歌呈寥落之状，但南方楚国却出现了光照千秋的伟大诗人屈原，从此在诗歌发展史上掀开了诗人创作的崭新的一页，又足以使这一时期诗坛熠熠生辉。但是经秦到汉的四百年间，由于在文学上是辞赋的时代，诗歌创作很不景气，直至东汉后期之前，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诗人诗作，寂寞的诗坛大抵呈一片荒芜。然而恰在此时，从汉武帝 采诗夜诵 到东汉一代 举谣言 ，遂使大量优秀的民间诗歌以乐府的形式得以保存，于是不仅适时填补了汉代诗坛的相对空白，而且 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 （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汉乐府民歌使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成为延续未断的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创作活力的传统，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当然首先表现在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上。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创作才逐渐活跃起来，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诗家所推崇的 建安风骨 、 魏晋风力 ，又是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到盛唐，伟大诗人杜甫 即事名篇 所作的 三吏 、 三别 等不朽诗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标举的 新乐府 运动，到晚唐，皮日休 正乐府 ，整个唐代，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仍自觉地取 乐府之神理.至于汉乐府民歌所开创的五言诗体，一直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主流，以及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起到的显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赘言了。
广义的汉诗研究，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曹氏父子的诗歌，直承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精神，在创作中就有对于汉诗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没有相关的著作传世。因此，梁人刘勰对汉诗的评价，可以看作是汉诗研究的真正开始。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这段话，是刘勰对汉代文人诗的评价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但遗憾的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究竟作于何时，在这时却成了疑问，且不要说李陵、班婕妤的诗见疑于当时，就是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大多数在当时也已经不知为何人所作。这里面有几首诗，传言为枚乘所作， 但刘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只肯定其中的《孤竹》一篇是傅毅之作。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中对汉代“古诗”有着更高的评价，甚至称其中陆机所拟的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与刘勰不同的是，对于传为李陵、班婕妤的诗作，钟嵘没有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古诗”，他虽然也承认时代“眇邈，人世难详”，可是却认为产生在李陵之前。正因为钟嵘有这样的认识，按照他的评诗原则，“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就把“古诗”放在了整部书的最前面来进行评述。和钟嵘同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梁人任昉和萧统。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萧统虽然没说“古诗”的作者是谁，可是《古诗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编入《文选》才得名的。同时他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正是指传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自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诗的研究日渐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根据《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句，明确指出这些诗中有东汉之作，而决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 。而唐代释皎然和白居易，则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认为十九首非一人之词，同样肯定里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应麟则取《史记正义》引虞美人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14中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伪作（按此条已被后人驳倒）。从此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作者时代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自唐宋以后，“诗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人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金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人杨载的《诗法家数》、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陆时雍的《古诗镜总论》等著作，对于汉代诗歌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人胡应麟的《诗薮》，是后人研究汉诗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自周代社会始，中国人对乐就极为重视。对于在汉代而产生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诗，魏晋以降一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历朝的正史，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就有《礼乐志》专述汉代乐府产生的经过。以后《晋书》、《宋书》亦有记述，其中以《宋书·乐志》最值得重视，中间有一卷专记汉魏相和歌辞，还有一卷中记录了汉代的杂舞曲辞和《鼓吹铙歌十八曲》，这为后人详细了解汉代乐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较早较为可靠的资料。唐代以后，关于汉代乐府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杜佑的《通典·乐典》、郑樵的《通志·乐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考》三书记载较详，是我们研究汉乐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献。关于汉乐府诗方面的最重要著作，当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此书除搜罗的作品完备之外，另一特点是对其中的每一类、甚至一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题。这部兼有研究性质的乐府诗总集，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著作里，最早的应该是传为东汉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这部书中所记，大都是传说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汉代创作，这是后人研究自先秦以来中国琴曲演唱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六朝时陈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则是唐以前关于汉乐府诗歌及其演唱、器乐等情况的最为详备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后，则有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刘餗的《乐府题解》，也保留了许多重要材料。 除此之外，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一门里有十八个条目专讲乐府歌曲的本事及缘起，也是后世颇为重视的文献材料。 清代以后，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成果日渐增多。在一些传统的诗话，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袁枚的《随园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中都有一些关于汉诗的评论。一些诗歌选本，如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沆的《诗比兴笺》、张玉谷的《古诗赏析》、吴淇的《选诗定论》等书中，对汉诗都有较为详细的评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以汉诗或汉魏乐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著作，如朱筠的《古诗十九首说》、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费锡璜的《汉诗总说》、李因笃的《汉诗音注》、朱乾的《乐府正义》、庄述祖的《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本礼的《汉乐府三歌笺注》、谭仪的《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的《汉铙歌释文笺正》等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在汉诗的字词音义上有专门研究，或者在汉诗的艺术方面有独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诗体悟很深，或者在乐府诗的某些方面有较深研究。它显示了清人在汉诗研究方面的进步。
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研究现状1. 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2. 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3. 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
乐府 乐府诗现在主要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最多）、杂 曲歌辞等12类中，不过最早对乐府诗进行分类的是蔡邕。 汉代乐府诗的类别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军乐、民间的歌辞 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又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 军乐又分为 鼓吹曲辞 ：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 ：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民间的歌辞分为 相和歌辞 ：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 ：源出于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 ：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于佛老, 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汉乐府诗歌的文学价值乐府的情感内涵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乐府》的感情浓郁真挚，风格平实朴直，这是乐府的情感主旨。在题材方面，乐府歌辞也非常丰富， 有反映人民厌倦战争：《古歌》《战城南》；有讽刺达官贵人：《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也有表现爱情婚姻：《江南》《有所思》《上邪》《艳歌何尝行》；有在婚恋诗中反映社会性的问题：《陌上桑》《上山采蘼芜》；有表现生活艰难和漂泊游荡：《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艳歌行》《悲歌》；更有表达人生哲理：《长歌行》《蒿里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与周朝民歌相比，增加了叙事性情节，甚至有的刻画了人物形象。 《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战城南》 抒情真挚浓郁，直抒胸臆。善于运用比兴手法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在形式和语言方面，乐府突破《诗经》四言诗为主的格局，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成为后世五言诗的定型；没有了重章复沓；语言浅近直白，多用口语对话，富于表现力。 此诗叙述一个孤儿受兄嫂奴役，苦得活不下去，所写虽然是一个家庭问题，同时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弱者的生活状态。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
清代散文论文研究
古人写字是纵向的，阅读的人看起文章来，自上而下，感谢一直在点头表示同意！现代人写字时横向的，阅读时看起来一直在摇头表示不同意！古人聪明！
明初散文以朱元璋开国功臣宋濂，刘基为代表。宋濂论文力主宗经其散文以传记文成就较高。刘基则是诗文兼善的作家，他的散文以寓言杂文最有特点。明中叶散文和诗歌的发展一样，出现了前后七子与反前后七子的激烈论争，此期散文流派众多。“前后七子”主张复古，独倡秦汉古文，由于模拟过甚，被后人斥为“伪体”，仅“后七子”之宗臣以散文名，他的《报刘一丈书》是明代散文中少有的一篇好文章。明嘉靖年间，“唐宋派”兴起，他们继承南宋以来尊崇“八大家”，（韩柳欧曾王三苏）古文的既成传统，自觉提倡唐宋散文，与“前后七子”相抗衡，故有“唐宋派”名之。其散文使明代散文出现了转机，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归有光。万历年间的“公安”，“竟陵”两派散文，抒写“性灵”。各有特点，二者文学革新运动的直接产物是散文创作中，出现了的小品散文，这是对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代表了两派散文的创作成就。明末散文上承明中叶余绪，出现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张岱散文汲诸家之长，兼“公安派”之清新和“竟陵派”之冷隽又独具风貌，成为晚明散文大家。同时主张复古的“复社”，“几社”，由于使古学务为现实所用，故其散文于拟古之中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现实性很强，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均是明道散文中很有思想容易的佳作。清代散文，初承明代“唐宋派”一脉，代表作家有候方域，魏禧等人。候方域散文被时人推为第一。清中叶以后“桐城派”古文一统天下，势力极大，蔚然成为清代古文正宗。“桐城派”古文一布局严谨语言雅洁著称。这是唐宋八大家古文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影响达远至于民国初年。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管同，梅曾亮等人，骈文在清代也十分流行。清初的陈维崧便是骈文名家。清中叶以后骈文屡与古文争胜，出现了著名的骈文作家汪中，他的《哀盐船文》，“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是一篇十分动人的佳作。明清两代，不以文名的思想家的散文值得注意。明代有嘉靖万历年间的李挚，其散文思想性强，极富鼓动性，揭露假道学最见功力。清代则有清初的黄宗羲，唐甄（？）等人，其散文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封建帝王，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于开通民智，进行思想启蒙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先秦散文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的发轫。主要保存在《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包括《左传》、《国语》等先秦叙事散文和《论语》、《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先秦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分明。当时的散文，只能说是与韵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基本上是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方面的论说文和记叙文，但由于它们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因而被视为先秦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汉代
散文到了汉代，又在国家政权启封建大一统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继续发展起来，取得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散文在前世的基础上品类更加繁多，凡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所涉及的颂、赞、祝……等三十种散文文体都已独立出现，而每种文体往往又会细分为若干不同式样用途的小类。
三、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在多元政治和政权频繁更叠的同时，思想家于一尊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玄学、佛学的盛行，以及儒、释、道三家并存局面的出现。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思想相对活跃、开放的时期，散文的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四、唐宋
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
五、明代
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六、清代散文
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扩展资料
新时代的散文：
新时期散文的创作在内陆主要继承了四十年代解放区以记实为主的记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极盛一时，后者则促成六十年代“诗”化的散文创作的热潮。
在前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散文创作缓慢而有限地发展，无论创作方法，艺术个性，还是品种样式，风格流派，都比较单调，甚至趋于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
为了摆脱这样的框架和模式，一辈散文作者回归“五四”散文创作传统，他们在作品中高扬个性意识、文体品位和文体意识，使现代散文得以薪火相传。
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创作形成热潮。正是在振兴散文创作的诉求下，一直被认为是超稳定结构的散文文体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台海两岸掀起变革热潮。
在大陆，首先是一批老作家突破了散文“简约”、“抒情”的审美规范，接着是一批学者、小说家、诗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重新恢复散文的大度和洒脱。
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唐敏、赵玫、黄一鸾、斯妤等女作家和曹明华、胡晓梦、元元、苇岸、钟鸣、张锐锋等新生代散文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1)先秦散文 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2)两汉散文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另说，司马相如,枚乘,贾谊,淮南小山。唐宋散文 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3)明代散文 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4)清代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清代刑法研究论文
发了email刑法方面的论文题目 但是有错email不能发刑法方面的论文题目1、论共同犯罪2、论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3、论我国刑法中的牵连犯4、试论我国刑法的累犯5、我国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研究6、论期待可能性理论7、论我国刑法中的身份犯8、论过失危险犯9、犯罪中止研究10、间接正犯探析11、论我国刑法的财产刑12、论单位犯罪自首13、论法定量刑情节的立功14、论持有型犯罪15、论我国刑法的转化犯16、试论我国刑法的结果加重犯17、论我国刑法中的组织行为18、我国刑法溯及力原则探析19、论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20、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21、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22、论我国刑法的司法解释23、共同犯罪与身份若干问题研究24、论剥夺政治权利的完善25、多种量刑情节的使用与完善26、自首制度比较研究27、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28、职务过失犯罪研究29、论单位犯罪主体30、我国刑法假释制度适用对象研究
清代刑法分前期和末期，前期的刑法沿袭明制，重刑轻民，民刑不分是其主要特点，遵循“重其重，轻其轻”的刑罚原则，礼法结合，重典治世是其指导思想。末期，主要是清末修律如预备立宪等活动，使得清末的刑法具有近代法治思想，民事刑事分开，比较注重法律的意义，但是由于固守中体西用的思想理念使得清末的法律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因此，从总体上说，清代刑法，仍是中华法系的一部分，仍是封建法典。
1死刑种类进一步明确而且增多 2规定了迁徙、发遣等刑罚3刺字、枷号等刑罚的适用范围扩大4流刑和充军等刑罚的适用更加明确
清代语言学研究论文
先后在海内外出版各类著作10余部，主编10余部；在国家级权威刊物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一)音韵、方言学类研究著作1《杜甫古诗韵读》（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2月）。2《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纵横出版社1994年10月）。3《汉语音韵学论稿》（四川巴蜀书社1998年4月）。4《中国语言学年鉴·汉语音韵学部分》（语文出版社2002年）。5《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6《清代漳州三种十五音韵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7《中国语言学年鉴·汉语音韵学部分》（商务印书馆2006年10月）。8《闽台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9《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二) 其他语言学著作10《中学古汉语修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11《古汉语翻译述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12《尔雅漫谈》（台湾顶渊出版社1997年11月)。13《尔雅开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三)古代文化及古代文学著作14《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趣谈》（香港启明书局1989年6月）。15《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趣谈》（香港导师出版社1992年6月）。16《中国古代风俗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17《中国文学史述要》（香港导师出版社1996年7月）。18《孟子漫谈》（台湾顶渊出版社1997年11月）。19《孟子开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1.《语言研究和应用》（第二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2.《十三经漫谈》（第二主编，台湾顶渊出版社1997年11月）。3.《汉语言文字学论丛》（主编，《古汉语研究》1998年）。4.《艺文述林·语言卷》（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5.《福建人学习普通话指南》（主编，语文出版社2001年10月）。6.《世界巨人传记丛书·中国文学家卷》（主编，海天出版社1999年2月）。7.《编辑与语言》(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25万字)。8.《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提要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11月）。9.《福建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提要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11月）。10.《十三经开讲》（第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11.《海峡两岸语言及辞书学研究》（第一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1 《诗经》行露 新台 的语言结构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81年第2期2 从杜甫诗用韵看浊上变去问题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3 白居易诗用韵研究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4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的通假字管见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5 评袁梅《诗经译注》中之“叶音”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南平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6 杜甫古诗用韵研究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南平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7 合叙释例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语文1988年第5期8 代称格例释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9 文言层递辞格浅论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语文1989年第4期10 合叙浅谈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修辞学习1989年第5期11 颜师古《汉书注》中的“合韵音”浅论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12 韩愈古诗用韵考-兼与白居易古诗用韵比较 马重奇 福建师大中文系 【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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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语言学发展对当代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影响如下：1、清代语言学研究者思想认识进步，研究方法科学，促成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2、清代学术风气优良，促进了学术进步，有助于继承优秀成果，使后来者成，使清代语言学得以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