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道路主题论文

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一、南昌起义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二、八七会议（1927）： 1、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 2、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3、发动秋收起义。意义：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三次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从而构成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完成前者才有可能去完成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第二，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只有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集聚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创造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第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发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才能夺取胜利。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首先必须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村改造成为先进和巩固的根据地，成为促进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发现，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应该行得通，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这个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中国有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在那些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可能首先建立红色政权。第三，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全国革命形势在不断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正确。（前三个条件是客观条件，后两个条件是主观条件。）同时，“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在怎样走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三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第一，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第二，只有建立革命武装斗争，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保卫根据地的发展。第三，只有建设、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才能使土地革命有可靠的基础，武装斗争有可靠的依托。“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只有“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重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创造红军，使之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体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已基本形成。它以独创性的内容，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的转变，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我们党进行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求富强。对此，大家的认识都是很明确的。正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页）这是讲农民的共同富裕。过了十八天，即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496页）提出共同富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闪光点，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从理论上充分加以论证，因而这个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不巩固的，所以不久，在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发生了大的摇摆，由追求共同富裕到赞赏“穷”、贬斥“富”的大转变，影响到全党全民。“文革”是在“反修”、“防修”的名义下发动和推进的。据说，人富裕了就要变“修”。什么叫“修”？“修”就是倾向资本主义，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修”等于“资”。实际的逻辑就是，穷了才能保持革命性，富了就没有革命性，就要变“修”，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这种舆论的引导和影响下，人们以穷为荣（所谓“穷光荣”），不敢言富，更不敢求富致富。以穷为荣，惧怕富裕，不敢求富，不准致富，这是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常心理的扭曲（马克思曾说，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是“左”的思想的最大危害。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明确指出，绝不能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共同致富，致富不是罪过。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清算了穷社会主义的思想，彻底否定了“穷革命，富变修”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富民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人民创业。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家庭财产普遍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的落实，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转变。现在，困扰了我们多年的“穷革命，富变修”的错误思想已经被基本消除，广大群众能够理直气壮地讲富，理直气壮地创业致富。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思想解放。转变之二：对待人的态度——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很长一个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社会一度把阶级的概念绝对化，把阶级同“人”割裂开来，只讲阶级，不准讲“人”。由此出发，导致忽视甚至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这种轻视“人”的思想，在“文革”中造成严重恶果，对人的轻视和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轻视人，蔑视人，摧残人，是“左”的突出表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基本人群的农民，他们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1页）马克思讲的是德国的封建社会，但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也是这样。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对“人”的问题的一次深刻教育，使人们懂得了要尊重人的权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提出和落实，也是对人的权利问题的生动教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后，党中央对“以人为本”的意义和内涵进一步阐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响亮提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抢救生命是重中之重。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最明确也是最好的诠释，把对人的理解提到新的高度。这里，已经抛开了片面的阶级论，这里讲的人，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分阶级、地位、财产多少，前后都没有限制词。这次抗震救灾，使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关于“人”的问题的普遍教育。从否定人性、人道、人权，见“人”就批，到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表明，在“人”的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已经实现了根本的转变。转变之三：对待自然的态度——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一度坚信“人定胜天”，迷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在“敢叫日月换新天”，“重新安排河山”，“改天换地”这些豪言壮语的鼓舞下，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另一方面，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不少地方片面追求GDP，而忽视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生态灾难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开始觉醒。1998年长江洪涝灾害后，人们重温恩格斯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集第383页）恩格斯的这些话，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今人而言，使人们有所醒悟，从此停止了对长江上游林木的乱砍滥伐。2004年12月3日，老一辈革命家任仲夷同北京的一位学者探讨科学发展观，写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做孽。古语曰：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治（逭），我说的自做孽是指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引者按：原文有两处讹误）这是任仲夷对几十年来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党中央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2006年10月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又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大转变。可喜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越来越成为全民的共识。

以中国革命道路为主题的论文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与苏联十月革命完成不同，具有开创性的革命道路，被后人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却不是在井冈山，而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思考，不断提炼，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的。她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密切相关，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结晶。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于井冈山，但未能在井冈山完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的。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正确地对待苏联革命经验，而是机械地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苏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都先后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苏联革命的模式。一部分善于思考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杰出为代表。1927年秋，毛泽东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进攻长沙周围的几个城市遭受挫折后，他没有附和大多数人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而是说服其他的起义领导人，毅然将起义部队带到罗宵山脉中段农村，保存革命力量。接着，他又成功地取得了井冈山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的支持和帮助，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随即在井冈山区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实践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山村正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工农武装和革命力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进一部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和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科学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问题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此时，毛泽东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当初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更多的是被迫和无奈，还不是自觉的行动。他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仅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将来配合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在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前，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曾明确地说过：“我们对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①他认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的偏僻山区，只能影响江西一省，政治影响远不如井冈山，对夺取中心城市政权的帮助不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红四军是不到赣南去的。这证明，在井冈山，毛泽东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未确立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思想。二、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攻势防御。红四军1月14日离开井冈山，经遂川进入赣南的上犹、崇义。1月20日，占领大余县城。因与尾追之敌交战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计划被打破，红四军只得向赣粤边境山区撤退，后在平顶坳、崇仙圩、月子圩、吉潭等地又数次与追敌交战，皆失利，红四军只得以每日八、九十里急行军速度摆脱敌人的追击，转战于信丰、定南、安远、寻乌、会昌、瑞金等县山区。2月9日，红四军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设伏，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全歼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多支，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并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宁都党组织的帮助下，得到了初步休整和补充。2月18日抵达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在东固休整一星期，体力得到完全恢复。因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原定内外线结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不能实现。红四军吸取红二、四团的经验，取道广昌、石城向赣闽边界挺进。于3月14日在长汀西南部的长岭寨歼灭闽西土著军阀郭风鸣的第二混成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并进占闽西重镇汀州。在汀州城筹措了大批给养，完成了部队的改编，红四军又恢复到3600多人，还帮助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政权。从1月14日下山到3月14日进占汀州，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转战整两个月，转了一个大圈，对赣南、闽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状况，革命基础，敌人兵力等情况都有了切身的全面的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发展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即“（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在这一地区都基本具备，特别是东固根据地“用打圈子”对付敌人跟踪穷追的办法，使毛泽东深受启发，他强烈地感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完全能够建立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果断地作出了“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相连接”战略决策，会议还特别强调，不管形势如何发展，“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③当时，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新形势。红四军按照前委的这一战略部署，利用敌人无暇顾及红军的有利时机，在长汀工作一段时间后，于4月1日，返回瑞金、于都、兴国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并帮助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革命政权。毛泽东还亲自指导兴国土地革命训练班，并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极大地推动了赣南土地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同年5月和9月，红四军两次入闽，通过三打龙岩城，基本上消灭了闽西的军阀势力，极大地促进了闽西土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赣南闽西广大贫苦农民已广泛发动起来，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红色政权象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至1929年底，闽西的长汀、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和赣南的瑞金、于都、兴国、赣县、宁都等县都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1930年春，以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标志，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1年9月，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以“一苏大会”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标志，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前景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1929年4月毛泽东在瑞金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已有了很高的评价。他针对党内一些人轻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来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④在这里，他第一次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随即，他在认真分析了当时江西的敌我态势后，认为赣北、赣西、赣东、赣南等处，革命势力都在向前发展，这些地区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就造成了包围南昌的形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夺取城市政权联系起来，初步闪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重要思想火花。实践出真知！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他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三、东固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对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有很大帮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受到湘赣两省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这是毛泽东深感头痛的问题。这次红四军下山向赣南游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出路问题。但2月18日，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发现这里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严重摧残的境遇完成不同，这里“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⑤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在东固休整期间，他认真考察东固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详细询问了东固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认真听取了李文林等关于东固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介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使毛泽东深受启发。在1927年至1929年2月南方白色政权转为暂时稳定，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遭受敌人接连不断的进剿和“会剿”，普遍受到严重损失或挫折之时，东固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由东固、延福等小块地方，发展到东西达34公里南北达60公里的广大范围，革命武装也由25支枪起手，稳定地发展到500支枪。这块根据地所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依据客观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适应敌强我弱客观条件的根据地建设策略。这就是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形式，“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的形式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⑥“他们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⑦这在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不失为是一种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灵活策略。这与井冈山根据地受到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善于学习、总结他人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深刻地感到：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群众又没有完全发动的情况下，不能象固守井冈山那样搞“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而应象东固根据地那样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武装割据，要用“变定不居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来对付敌人的进攻。这使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付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有效方法，增强了他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了他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四、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对毛泽东确立这一革命道路发挥了重大作用。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听取红四军的情况汇报后，于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信中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要求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而且还充分肯定“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⑧这对毛泽东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来信的正确指导下，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胜利召开。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决议在军队建设方面，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会议决议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内达到空前的团结，战斗力大大加强。中央的指示信和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进一步清除了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思想障碍，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加快革命力量发展的问题。他回顾在赣南、闽西地区一年时间革命斗争过程，看到这一地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壮大，看到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看到当地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赣南、闽西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在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屡屡遭受挫形成鲜明对照。这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已开始形成。1930年新年伊始，他在给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复信中明确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实情不适合的。”⑨这是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即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了各地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革命斗争路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知，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⑩这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党内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已从实践上升为理论。综上所述，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没有创建中央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实践，就不会有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也就不会有中国正确革命道路产生。她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理完全正确。注释：①《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0日），见1948年东北书店发行《毛泽东选集》第511——543页。②《毛泽东选集》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③《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④《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⑤⑥⑦《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1929年6月6日），见《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⑧《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47页。⑨⑩《毛泽东选集》第97——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看看红岩在去看毛泽东选集，，汗顺便重复下一楼的话，，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希望对你有帮助，，，，

第三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途径与胜利保证第一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教学目的：1、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2、使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经历了一个从城市起义到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过程； 3、了解中国特色政权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了解毛泽东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人民战争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内容：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内容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教学重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才能夺取全国胜利？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经历了曲折探索的过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第一中国民主革命没有和平道路可走。中国社会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分析：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合法权利”。第二，中国民主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革命。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第三，中国民主革命的其他斗争形式都是为着战争的。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这不排除还有其他形式的斗争，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非武装斗争对完成革命任务是非常重要的。（二）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的转移的原因及曲折过程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由组织民众运动转向开展武装斗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实现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为什么要转移？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是如何实现转移的？1、大革命失败的特定形势迫使中国革命战略重心发生转移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一个低潮时期。1927年至1928年，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31万人惨遭杀害。各地革命工会几乎全被解散，工会会员由近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农会被取消，农会会员1000余万减少到300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必须做出特殊的选择。2、中国革命实现战略转变的曲折道路中国革命实现战略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开始了新的战斗。①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②“八七”会议：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认识，这在客观上要求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工人转向农民，由民众运动转向武装斗争，从而为我党实现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奠定了基础。“八七”会议为胜利实现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

以革命道德为主题的论文

崇尚道德模范提升道德水平公民的道德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随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加强,干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模范人物涌现出来.这次在全国评选表彰来自基层的道德模范,用他们的先进事迹感召群众,对于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营造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次评选表彰活动反响强烈,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充分表明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对于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生动实践,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时代进步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力量来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道德模范,也培育着千千万万个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弘扬良好道德风尚,是一个社会健康向上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推崇在基层涌现的“凡人善举”,能够有力地引导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引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争先创优,使道德模范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道德观念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人民群众深情呼唤着、期待着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机遇,也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对的新挑战.我们更加需要褒扬道德模范,弘扬社会正气,树立道德新风,以社会主义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引领社会道德风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公民道德重在养成,社会风尚重在培育.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育文明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吸引广大群众广泛参与、自觉实践,必定能够使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使古老的中华民族以新的道德风貌屹立在世界东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增添新的光彩

1.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深刻认识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全面理解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积极探索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是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军人核心价值观对军人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对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具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发展和形势任务的新要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保持我军性质和宗旨、促进官兵有效履行使命和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十分丰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工程。我军作为党缔造和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军必须以党的政治理念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自己的价值取向、支撑自己的理想信念。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圆满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是我军的政治责任和优良传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军历来走在整个社会的前列。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军全体官兵义不容辞的重大政治责任。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现实需要。军事文化对一支军队来说，是重要的战斗力。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人战斗意志的精神支撑。我军作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确立了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军具有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在新形势下，我军要有效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抓住了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对于进一步凝聚军心、鼓舞士气，强化战斗精神，有效履行使命，使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赋予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繁重任务。确保我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必须在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军事能力的同时，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只有使广大官兵确立起与履行使命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才能有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支撑。我军广大官兵在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维护藏区社会稳定、支援奥运特别是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中，之所以能出色完成任务，赢得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真正打牢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思想政治基础。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新形势下推动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必将为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提供更加有力的精神动力。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军队建设中确立以人为本的建军治军理念，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推动部队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官兵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为官兵成长进步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尖锐复杂的新形势下，部队官兵尤其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来引领自己的人生追求，指引自己军旅生涯的正确航向。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为广大官兵成长成才、提高素质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为官兵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对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有效途径价值观的培育，重在培养和激发对价值观念的认同和信仰。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使广大官兵熟记“五句话”要求，还要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真正确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并掌握正确的评判标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紧密联系官兵思想实际，从大家最关心、最困惑的问题入手，开展群众性讨论，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有的放矢地释疑解惑，澄清在军人价值观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明辨价值观念、价值追求上的是非荣辱界限：忠诚于党，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错误思潮；热爱人民，坚决抵制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影响；献身使命，防止和克服麻痹松懈、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影响等，切实做到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官兵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人生追求，使广大官兵真诚信奉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自觉将其作为理想信念来追求，作为道德情操来修养，作为行为准则来恪守。坚持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官兵日常工作生活的各个环节，注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在军事训练中磨砺，在完成重大任务中培育，在日常管理中养成，在文体活动中催生。坚持立足本职岗位，把本职岗位作为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平台，从点滴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努力在军营建功立业，在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坚持在履行使命、完成任务中见成效，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提高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上。牢固树立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的思想，积极投身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强化战斗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带头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世界观改造，提高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做到言教与身教相一致、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相统一，用自身的模范行动教育影响部队。坚持启发自觉与制度保障相结合。既注重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启发官兵觉悟，提高其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又注重严肃法规纪律，建立健全各种有效的制度机制。坚持舆论引导与文艺熏陶相结合，充分运用社会、军队媒体资源和部队内部各种宣传舆论阵地，不断加强正面宣传和新闻报道，营造有利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优秀军事文艺作品的感染、熏陶作用，积极开展文艺演唱、读书演讲等各种官兵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发挥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对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用。坚持典型示范与环境熏陶相结合，大力宣传我军历史上的英雄模范，不断发现培养和宣扬体现时代要求的新典型及身边的典型；加强军营政治文化环境建设，建好用好军史馆、荣誉室，通过悬挂英模画像、制作灯箱标语、叫响战斗口号等多种形式，让官兵置身其间，在耳濡目染中净化思想、陶冶情操、提升境界。 2.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队在其军事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适应阶级、政党要求的根本价值观念。军人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军人对自身存在意义、价值追求的理解和把握,是军队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也是一支军队的精神旗帜。如何确立、奉行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一个重课题。

现代科学技术对道德提出新课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创造的技术圈、智慧圈，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生物圈，面对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等严重问题，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宇宙等关系就严重地摆到了人类面前，中外一些伦理学家尤其是西方一些学者开拓了“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宇宙伦理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本世纪以前，人们主要将道德看成是调整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和评价体系。后来，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便将道德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学揭示，人和自然构成了一个现实的系统——生态系统。二者相互作用并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使生态平衡日益受到破坏，以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压力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出现过“八大公害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如土地沙化面积日渐扩大，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约在30亿元。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少人意识到，生态问题是涉及到全球性的全人类利益的大事。未来学派指出，“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的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人们“对世界的自然资源没有绝对使用的权利”，“必须尽可能公平地保护和共享之，不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如何”。他们强调，人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知识的增加和力量的发展，是对我们子孙后代和其他形式的生命的责任与义务。”美国学者J．D蒂洛在解释“自然道德”时说：“在自然界道德方面，可以依据他对周围自然物的行为，判断他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前苏联伦理学家季塔连科把人对自然的态度，列为共产主义道德的一条重要规范。在人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认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是一门揭示环境或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规律的学科。它指导人们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推动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从而保证人类物质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造就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生命伦理学是围绕改进生命质量而展开的各种伦理问题的概括，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它既是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也是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挑战。它涉及到许多传统医学伦理学观念的变更。作为当代新技术革命之一的生物科学，在近几十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揭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序幕，使人工改造生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命质量控制、行为控制、体外受精、重组DNA等，一一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传统医学伦理观点的堤坝被冲破了。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对待生死观的问题上，以往的传统医学伦理学，由于整个社会道德的影响和医学科学的发展有限的制约，把“生命神圣论”作为自己的信条。一方面无条件地维护任何生命，“生命”是绝对不能触犯的禁区，在任何情况下，保存和延长生命都是道德的，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反对“死”，即使是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是，在以现代医学科学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学看来，既然人类可以选择更好的生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命质量，为什么要抱着那种残缺的、毫无价值的生命不放呢?为什么不利用改善生命质量的可能而听任生命的自然发展呢?对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为什么不可以听其死亡，或者让其安乐地死亡呢?生命伦理学在对待生命与死亡这种认识上的变化，相应地必然引起医学道德乃至许多社会善恶观念的变化。其次，表现在伦理道德价值观上的变化。生死道德观念的变化，实质上在于生命与死亡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于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判定生命与死亡的价值，它一改传统医学伦理学以人的生命为价值目标和落脚点的观点。生命伦理学不是无条件的反对生命神圣论，而是要求把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和生命价值论三者结合起来。即以社会公益价值为前提的生理价值。最后，这种冲击还表现在义务关系的变化上。生命伦理学对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先天性痴呆症、安乐死、遗传工程等问题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确定，都是从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仅是从一个病人的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生命伦理学把义务关系从医生与单个病人的范围扩大到医生、医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由此可见，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的统一，生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对病人的义务与社会公益的统一，正是生命伦理学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由上可以说明，生命伦理学较之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是大大地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所依据的是传统医学科学的基础，是以消除疾病，恢复健康，纠正不健康产生的变化，它的信条是同情病人，为病人消除疾病服务，并以此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尺，相反，生命伦理学则是以当代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生物工程为基础的，它追求的目标不仅是消除疾病，更重要的是完善生命的质量，增强和发展人的活力，完善和发展生命。但也应看到，伴随着医学科学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一种新的稳定的道德规范未统一形成以前，的确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道德现象。特别是在唯钱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捐赠精子”、“替代母亲”、“租借子宫”、“试管婴儿”、“器官销售”、“买卖胚胎”等阴暗面，引起人们对道德的恐惧和道德谴责是可以理解的。但应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表现，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些技术的应用，也确实给人际道德关系(包括医惠关系)带来了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研究，确立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原则。“宇宙伦理学”是随着宇航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提出了从单纯的研究人、自我以外，转向以研究人与地球、宇宙的关系，其创始人齐奥科夫斯基认为，“人的幸福，人的无限发展的日益完善，是人们认识活动的目的。但地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受到地球上生活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影响的威胁。只有认识宇宙的规律，创造使人越出地球以外的手段，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才能避免死亡。”也就是说，伦理学要适应宇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状况，就必须改变以地球的人为研究中心的传统伦理观点，把伦理研究扩展到人与宇宙的关系上来。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人们对来来对人类的责任意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突出地要求人们对未来对人类承担责任。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由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动生活方式，人们没有关于未来的观念。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是无止境的重演。所有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都要求人们重视经验，遵循古制，对过去负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冲破了因循守旧的封建经济，扩大了人们的眼界，资本主义把冷冰冰的现行利益提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其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鼓动人们争取现世的功利，因而事实上就是鼓励人们只对自己的现世负责，既无须顾及过去，也无须展望未来。而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未来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那种文明对未来不负责任的做法所造成严重恶果，给人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可怕的阴影，另一方面是人类今天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手段，已经能够在许多方面大大改变那些原来是纯自然的过程，使这些过程能够按照人的意愿来发展。未来不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自然而然出现的必然，而是人们主动创造和选择的结果。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要求对人类的整体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人类自脱离原始社会以来，文明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分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一方面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另一方面又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严重的分裂。东西对峙，南北鸿沟，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深刻弊端。当尖端技术用于足以毁灭人类的大规模军备竞赛时，科学研究能在道德上保持中立吗?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青年一代的责任，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文明造成的对立，要求对未来对人类共同命运负责，使科学真正造福于人类。

革命主题论文

革命或者改革命与社会进步为主题，写一篇历史的小论文，首先要写改革以后社会有哪些进步，你自己有哪些想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如果没有优秀文化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辛亥革命离开现在已快100周年了.岁月更迭,历史远去.岁月可以改变沧海桑田,但是永远无法抹去历史在此间留下的烙印,那震耳发聩的枪声将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这样说,随着硝烟散去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一直在探究这段历史以期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1911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它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丧钟,引发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这枪炮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光荣与骄傲,也不仅仅是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它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彪炳千秋.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礼记》中有一句话,叫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正是这一信仰的坚定实践者.我觉得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在中国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谁就会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都会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袁世凯的皇帝寿命只不过八十三天,张勋的复辟则更加短命,和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试登这个宝座即可为证.辛亥革命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所要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尽管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革命先驱者仍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 通过艰辛的奋斗终于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心救国赤子情怀,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牢记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育和启迪,就是要继承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优秀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这股炽烈爱国精神日益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感召力量.今天,我们要完成祖的统一大业,仍然要高举这面大旗,把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需要以爱国主义为力量源泉.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就是要大力弘扬敢闯、敢干、敢试的创新精神,同时也要弘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的广大干部,更要学习和借鉴这种精神.勇敢地与腐败势力做斗争,廉洁自身,以人为本,情为老百姓系,利为老百姓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困,这样种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光耀千秋的精神财富.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是跃出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绚丽的红日,这轮红日是注定要高高升起来的.我们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而自豪,更为即将到来的明天而意气风发.世界有一天会再次向中国寻求文化活力、创新思想,世界将在最古老的国家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叫产业革命） 18 世纪从英国发端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场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从18 世纪60 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 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会经济前提和科学技术前提的。 17 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资产阶级通过大规模地对外掠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国债制度和消费税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必须的货币资金；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英国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培养了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特别是牛顿的力学和数学，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电气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科学技术的突出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显著特点。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电气发明。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 19世纪早期，人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根据这一现象，对电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进一步完善电学理论的同时，科学家们开始研制发电机。1866年，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制成一部发电机，后来几经改进，逐渐完善，到19世纪70年代，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电动机的发明，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诞生，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诞生，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电讯事业的发展尤为迅速。继有线电报出现之后，电话、无线电报相继问世，为快速地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从此，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第二次工业革命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科学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与技术的结合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重要的新机器和新生产方法主要是在英国发明的，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发展相对缓慢；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技术和发明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其规模更加广泛，发展也比较迅速。第三，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有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尚未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它们来说，两次工业革命是交叉进行的。它们既可以吸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又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第三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能源革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过后产生的日益庞大的能源消耗，在20世纪末逐渐体现了由它引起的各项不利因素：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社会对于能源的依赖加重。这让很多国家为此疲于奔命，并且不惜战争进行掠夺。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然而，这些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常规能源在不远的将来必然消耗殆尽，随之而来得是人类生存状况发生急剧变化，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从20世纪末期开始，世界各国大力研究替代能源，并将水能、太阳能、风能、核能、潮汐能、生物质能作为推广和研究的方向。在这些新能源中，水能、生物质能因为自然条件所限，它的能量对于需求来说，少得可怜；核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不大可能大面积采用；潮汐能的技术开发目前未进入实质性阶段，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突破；目前大量推广采用的是太阳能和风能。太阳能的供电时间和成本问题一直是各国难以大量采用的瓶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通过技术改进解决造价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许十年或者三十年）不可能做到比现在发电成本低，因此它的全面推广或者使用可行性不高，发达国家（比如德国）也只做到全国发电量10%以下。

革命文化主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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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一个写作提纲，希望对你有帮助首先，提出论点。新时代弘扬红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我们要做传承人。其次，论证，论据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当珍惜当下。简述新中国成立的艰难历程，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列举一二革命英雄事迹。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骄奢淫逸现象，数典忘祖现象，传承红色文化势在必行，列举一二不良现象。最后，再次，重申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