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蒌薤白半夏汤的近代研究论文

瓜蒌薤白半夏汤的近代研究论文

guā lóu xiè bái bàn xià tāng

栝楼实1枚（捣）薤白12克 半夏12克白酒1升

通阳散结，祛痰宽胸。治胸痹，痰浊较甚，心痛彻背，不能安卧者。

上四味，同煮取400毫升，温服100毫升，一日三服。

本方即栝楼薤白白酒汤加半夏而成。半夏燥湿化痰，降逆散结；配以栝楼、薤白豁痰通阳，理气宽胸。用于胸痹痰浊壅盛，病情较重者。

《金匮要略》卷上

栝楼薤白半夏汤

瓜蒌薤白半夏汤、瓜蒌薤白汤、瓜蒌半夏白酒汤

栝楼实1枚（捣），薤白3两，半夏半斤，白酒1斗。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

上同煮，取4升，温服1升，日3服。

忌羊肉、饧。

冠心病《福建中医》（1988；1：41）：张某，男，54岁，干部。初诊自述心窝部闷痛彻背伴短气，间歇性发作已半个月，常于饭后或劳累时诱发，每次23分钟，心电图提示心肌供血不足，诊断为冠心病心绞痛。舌质淡暗，黄白腻，脉细弦，证为气滞血瘀所致之胸痹。处方：栝楼，薤白、葛根、丹参15g，半夏、当归各10g，赤芍、桑寄生各12g，水煎服。每日1剂，连服5剂后症减，原方去葛根，加郁金10g、黄耆15g，连服30剂，随访半年胸痛未复发。

①《金匮要略心典》：胸痹不得卧，是肺气上而不下也；心痛彻背，是心气塞而不和也，其痹为尤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饮以为之援也。故于胸痹药中加半夏以逐痰饮。②《古方选注》：君以薤白，滑利通阳；臣以栝楼实，润下通阻；佐以白酒熟谷之气，上行药性，助其通经活络而痹自开，而结中焦而为心痛彻背者，但当加半夏1味，和胃而通阴阳。

瓜蒌薤白半夏汤（《济阳纲目》卷七十二）、瓜蒌薤白汤（《医醇剩义》卷四）、瓜篓半夏白酒汤（《医学金针》卷三）。

吴文博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

瓜蒌治疗胸痹的三首经方介绍

瓜蒌本品为葫芦科植物栝楼或双边栝楼的干燥成熟果实。在经方中瓜蒌被叫作栝蒌实，即今日之全瓜蒌。瓜蒌味甘、微苦、性寒。归肺、胃、大肠经。具有清热涤痰，宽胸散结，润燥滑肠之功效。用于肺热咳嗽，痰浊黄稠，胸痹心痛，结胸痞满，乳痈，肺痈，肠痈肿痛，大便秘结。

《本草衍义补遗》：栝蒌实，属土而有水，《本草》言治胸痹，以味甘性润。甘能补肺，润能降气。胸有痰者,以肺受逼，失降下之令。今得甘缓润下之助，则痰自降， 宜其为治嗽之要药也。 又云：洗涤胸膈中垢腻， 治消渴之神药也。

医圣张仲景在治疗胸痹证时，三首方用到瓜蒌实。现介绍如下：

瓜蒌薤白白酒汤

组成服法：栝楼实1枚（捣），薤白12克 ，白酒700毫升。上三味，同煮取200毫升，分二次温服。

功能主治：通阳散结，行气化痰。治胸阳不振，气滞痰阻，致成胸痹，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者。

瓜蒌薤白半夏汤

组成服法：栝楼实1枚（捣），薤白12克， 半夏12克，白酒1升。上四味，同煮取400毫升，温服100毫升，一日三服。

功能主治：通阳散结，祛痰宽胸。治胸痹，痰浊较甚，心痛彻背，不能安卧者。

枳实薤白桂枝汤

组成服法：枳实3克， 厚朴12克 ，薤白9克 ，桂枝3克， 栝楼实10克（捣）。上五味药以水1升，先煮枳实、厚朴，取400毫升，去滓，纳诸药，煮数沸，分三次温服。

功能主治：治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

瓜蒌论文参考文献

中医药美容以操作简便、安全、有效、无毒副作用、效果持久等特点,逐渐成为现代美容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医美容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目的：现代中医美容是脱胎于传统中医美的新兴学科，具有历史悠久、 经验 丰富、整体观念、辨证求美、 方法 多样、安全有效、融入生活、简便易行等诸多特点。经过近代几十年的发展，融合了现代科技的中医美容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高层次人才不断涌现，学科地位不断提高。

【关键词】现代中医美容;发展状况

现代中医美容学是一门以人体健美为对象，由多种基础、临床学科相交叉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中医学科，是在中医基本理论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美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中医特有的方法，研究损美性疾病的防治和损美性生理缺陷的掩饰或矫正，探讨防病健身、延衰驻颜的方法，以达到维护、修复、塑造人体形神美为目的的专门学科[1]。现代中医美容脱胎于传统的中医美容，是对传统中医美容的继承和创新。传统中医美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 底蕴，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始终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经过祖辈们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美容体系——她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注重形神俱美、文质并重，并且方法多样，安全有效，深受人们欢迎。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的需求亦不断提高，中国的医学美容事业顺应而生并迅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医美容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融合了现代科技的中医美容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现将现代中医美容的发展现状作简单概述。

1 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

传统中医美容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早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最早的医学分科，将医学分为四科，即食医、疾医、疡医、兽医。而疡医，则便是是最早的中医外科医生。而各种对于皮肤疾患的治疗和护理则便是属于中医外科的范畴。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已有一些关于美容药物的记载，如“荀草……服之美人色”，“蕃草……服之媚于人”[2]。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历代医家不断探索、实践、 总结 出多种损美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和防治方法，甚至还涉及外科、牙科美容，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医家及经典著作。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具有保健美容或治疗美容作用的药物达160余种，并提到了美容用品的独特剂型——面脂，如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唐代著名医家及养生大家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分别辟有“面药”和“妇人面药”专篇。明代医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一书中载药1892种在“眼目”、“面”、“鼻”、“唇”、“须发”、“胡臭”、“诸疮”等篇中，集中介绍了数百味美容药物，对每一味药物的功效及使用方法，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以上这些不过是沧海拾遗，由此可见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而珍贵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而现代的中医美容正是对这些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现代学者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考证和研究，并加以整理和总结，通过不断实践和验证，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中医美容。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美容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 教育 组副组长黄霏莉女士和首都医科大学的马斌荣教授合作完成了“中医美容咨询系统”，该系统使用多媒体技术，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至1993年底的400余种中医医籍及近10年40种期刊中有关中医美容的信息进行了整理、总结和归纳，成为中医美容科研、教学、临床治疗中随时可以提取的资料库。

在科技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创新的科技也为中医美容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实验人员运用现代技术对中草药进行药理研究，分析其发挥作用的药理成分。运用现代工艺的加工和提取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其有效成分，如CO2超临界萃取技术，该技术是以低温高压提取，能有效防止中草药活性成分和热敏物质氧化，减少有效成分流失，特别是能较好地保留中草药中的挥发性成分，并最大限度地提取有效成分，且无溶剂污染。使用该技术萃取分离的中草药有效成分是普通方法提取的倍。

另外，对于制剂剂型的不断改良和创新也促使现代的中医美容更加便捷、实用、有效。例如将传统汤剂的改为口服液并改善其色泽、气味、质地再加以精美包装，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医美容的形象和品位，良好的口感也使之更趋于求美者接受。

2适应时代潮流，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中医美容具有诸多优点

整体观念、辨证求美: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方法，而整体观念把人体美与五脏六腑乃至外在环境联系起来。中医讲：“有诸内，必形于外。 ”发生于我们皮肤体表的一些损美性疾病往往就是体内脏腑病理变化的外在反映。这就说明了对于一些损美性的疾病，不仅要外治还要内调，要运用内服外用药物、针灸、按摩等各种治疗养护方法进行全面治疗，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比如黄褐斑，常常由于肝肾亏虚、肾阴不足等原因引起，那么在治疗黄褐斑的如果只是单一的使用祛斑的面膜外敷或是使用现代医学美容的激光、光子等技术来治疗，疗效差而且易反复。倘若，在外治的同时配合补益肝肾、滋补肾阴的内服药，再辅以针灸推拿疗法，从根本原因上治疗，就能得到较好的疗效，且复发率低。中医美容的这一整体观念得到了广大求美人士的普遍认同。

方法多样、安全有效:中医美容方法众多，大致可分为中药、针灸、推拿、刮痧、气功、音乐、心理、食膳、养生等，其中每一大类又有若干种具体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优势。如中药又分内服外用，内服又分为疗效迅速并且可以随证加减的汤剂、便携的丸剂、使用方便的口服液、滋补力强的煎膏剂等;外用有膏剂、酊剂、气雾剂等。这些方法经过反复实践，安全有效，且副作用小或无。在这个崇尚绿色、自然、无害的时代，中医美容自然深受欢迎。

融入生活、简单易行:中医美容很多治疗和养护方法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食膳美容，古人云：“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食物与药物治病原理相通，源自“药食同源”一说。的确，很多中药界与药物和食物之间，如山药、大枣既是美味的食物，同时也属益气健脾的药物。中医讲：脾气健运，则气血生化有源，皮肤、毛发等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的濡养而表现出滋润、光泽的健美状态;脾不健运，则气血生化乏源，阴血亏少，导至腹胀、便溏、食欲不振，面色苍白或萎黄，毛发枯槁，皮肤粗糙等临床症状，有损人体健美。那么一个脾气虚弱的人就可以在日常饮食中适当增加诸如山药、大枣之类具有益气健脾作用食物，来实现美容的目的。这样，既享美味又养容颜，简单易行，何乐不为?

独特的审美理念：中医美容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说中医美容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可以说中医美容带着浓重的人文气息。现在连奥运都讲究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中医美容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紧握了时代脉搏。另外，中医美容讲究中和(自然)之美、神韵之美、文质之美，这种理念也正好与现在的潮流相呼应。这样的中医美容自然会受青睐。

市场环境为中医美容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首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追求更加完美的生活状态，人们愿意也有能力去消费美容产品，而中医美容内调外护、绿色自然、方法多样、安全有效等特点也正好迎合了广大消费者的口味。其次，众多商家嗅到了中医美容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商机，纷纷投资致力于中医美容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如大家所熟知的知名品牌百草集、丁家宜等就是成功中医药美容的典型案例。现在，国外商家也纷纷进军中医美容市场，04年4月，资生堂“中医美容与健康”研究项目由日本中医学协会在日本正式启动，旨在开展中国中医药学中涉及美容与健康部分的研究，并探寻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化妆品和保健品的开发工作的可能性。

3注重学术研究，人才水平不断提高

上世纪80年代，各种有关中医美学和中医美容学的著作陆续出版，如《中医美学》、《实用传统美容法》、《中医美容大全》、《针灸美容》、《中医美容学》等，各类有关中医美容的论文也日渐增多。1989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医疗美容专业委员会成立，1997年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成立，标志着中医美容与中医其他科室一样成为独立的学科。为了适应中医美容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医美容人才的培养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全国许多中等或高等医药院校开办了医学美容专业，不论是中医院校还是西医院校， 中医美容学都是作为主干学科。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已有中医美容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 生。这些人才充实到美容行业中，大大提升了美容行业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

4相关法规不断出台

卫生部2002年1月，卫生部颁布了19号令(《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对医疗美容的定义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体的容貌和人体各部形态进行修复与再塑”。将美容划分为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两大部分，并且明确规定“医疗美容可谓一级诊疗科目，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和美容中医科为二级诊疗科目”，进一步确立了中医美容的学科地位。

中医美容博大精深，虽然近十几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还有诸多方面的欠缺。由于各种原因，中医美容科在各大医院里还不是很多见，而市场上的形式多样的中医美容也欠缺规范，从事中医美容的人才水平也是良莠不齐，有些甚至没有医学基础。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也打击了一部分消费者的信心。所以未来的发展亦是任重而道远。对于未来中医美容的发展应该从进一步加强中医美容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融入更多的科技力量，加快人才培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几个方面入手，加快中医美容的发展，促进中医美容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刘宜群.中医美容学[M].1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6:1

[2]胡长鑫.生活美容与医学美容的历史小考.医学与哲学，1992:(2):51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同样，也是美容研究的渊源考察文物。可以看到我们先人在二千年前就已经能研制简单美容制剂。浩翰的古籍里，有关美容的论述丰富深刻，其实用方笺也屡见不鲜。自战国至清末的医籍、医著中，就有增白悦颜、祛斑莹面、毛发美饰、酒渣粉刺、灭斑除疣、除臭散香6大类1233首美容方剂，269味中草药。当然，这些多数是为当时朝廷贵族服务的。本文对古籍中的美容方药归纳如下。

1 远古至先秦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起源时期。甲骨文已记有“疥”、“秓”、“癣”、“疣”等损美性疾病[1]。殷纣王时期，已研制有“涂脂擦粉”，使用的化妆品——“燕脂”，能收到“桃花妆”的美容效果[2]。战国时的《山海经》146种药物中，有12种与美容有关[1]。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形成于战国至秦时期的医药方剂书《五十二病方》的内容十分丰富，预防和治疗瘢痕的方剂6个[3]。《养生方》中有3个长寿方，还有“令人面泽”和“去毛”、“黑发”的专方。

2 秦汉三国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萌芽时期。《黄帝内经》虽为中医理论巨著，也为中医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有一些治疗美容的方法[4]。如《灵枢·经筋》记载了马膏疗法，用马项下脂肪反复涂摩患处，即将药物和按摩结合起来的一种美容治疗方法。

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100种关于“悦泽”、“美色”、“轻身”、使人“头不白”的美容药物(上经54种，中经27种，下经19种)，并提到了美容药品的独特剂型——面脂。

另外，汉代2位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创立的当归芍药散治疗肝血瘀滞引起的肝斑，麻子仁丸治疗燥热所致的皮肤粗糙，猪肤汤润肤悦颜去皱等方法，至今仍为后人所沿用[4];《华佗神医秘传》载美容外用复方10首，《华佗神方》有美容保健、治疗的内服、外用方共56首[5]。

3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的形成时期，亦是中医美容方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的葛洪《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2本书，前者是一本哲学名著，后者是一本医学名著[6]。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抱朴子外篇》50卷中，而《肘后备急方》 以其所刊载的美容方剂之早、之多、之专，以及所明显体现出的美学思想，堪称中医美容第一书，其中记载的美容方有66条，应用于美容的药物有95种[7]。南北朝时齐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所载730种药物中[8]，有保健美容中药70余种，而且对《本经》有所发挥，如藁本，在《本经》基础上补充了“可作沐药面脂”，这些都被后世广为应用。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也收载了一些美容方剂，共50首左右。 隋唐时期

初唐医学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下合称《千金方》各30卷，其中较集中论述中医美容内容的章节有《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下·七窍病下，列方81首;《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心脏，列方56首;《千金翼方》卷五·妇人一·妇人面药第五，列1论，39方;《千金翼方》卷一·药录篡要·悦人面第六十三，列药9味，其余大量内容则散在各卷之中。其弟子孟诜撰《食疗本草》，载食药260味[9]，其中有许多美容食物，如“荔枝，微温……健气与颜色”，“萝卜，性冷……服之令人白净肌细”，丰富了食膳美容的内容。唐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其中三十二卷专论美容，有面部美容方97首，美眉发方87首，澡豆方9首，口脂方3首，美手方3首，香体熏衣方10首，另有其他美容制剂方法11首[10]。凡其他各卷方药主治和用法与美容相关，并确有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作用的方药有34首。其中美发方9首，香体方4首，美手方7首，去除面斑方11首，保健方3首。凡原文中指明对头面损容性相关疾病具有美容治疗作用，如治疗白癜风方14首，香口方9首，香体除臭方43首，除疣方19首，除瘢痕方17首。依此思路，共得美容方药两类356方，294种药物。总之，两晋至唐间，中医美容可谓承上启下全面发展，不仅初步体系形成，也为宋元时期的进一步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宋金元明清时期

此期是传统中医美容方剂学的拓展时期。此期的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大部分都涉及到了美容问题，清代宫廷美容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两宋时期

在遗留至今的宋代出版了几部大型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收载有很多美容方剂。《太平圣惠方》第四十卷以美容方为主,共列方187首;第四十一卷为须发专方，共列“治法白令黑方”、“治眉发须不生诸方”等120首;此外，在其他卷中，还有治羸瘦、白癜风、针眼、目不明、牙齿黄黑、牙齿脱落、揩齿令白净、口臭、唇疮、热疮、(各种)癣、漆疮、手足皴裂等损美疾病诸方440余首，以及各种补益驻颜方240余首[3]。全书共有美容方剂980余首。《圣济总录》中，仅面体、髭发两门，就有处方100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诸虚门”及 其它 各门中，也散在收载了许多具有增白驻颜、乌发固齿、延年润肤作用的美容方剂[4]。此外，《使辽录》中，还记载了以中药“瓜蒌”调敷于面部的“佛妆”配方，与现代所称之“倒模”美容术是类同的。除此之外，《苏沈良方》、《洪氏集验方》、《济生方》、《类证普济本事方》、《鸡峰普济方》、《是斋百一选方》、《魏氏家藏方》等等，都载有美容方或法[3]。 金元时期

元初许国祯撰《御药院方》，汇集了金元以前大量宫廷美容用方，如御前洗面药、皇后洗面药等，该书还列出多种牙药，如白牙珍珠散、麝香散等，共计180余首，丰富了美容范畴。

浅谈中医美容论文范文相关 文章 ：

1. 中医养生论文范文

2. 中医针灸毕业论文范文精选

3. 中医针灸毕业论文范文

4. 浅谈老年护理毕业论文范文

5. 健康论文范文

6. 浅谈女性消费市场论文

7. 预防医学论文范文

8. 浅谈临床医学教学毕业论文范文

毕业论文无论对普通大学毕业生还是成教毕业生都是个挠头的问题，开题报告、参考文献等等都是让人十分烦恼的事情，下面YJBYS我为大家带来药学毕业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中药前胡，首见于《名医别录》，列为中品，味苦、辛，性微寒，入肺经，功能降气祛痰，宣散风热，适用于肺气不降之喘咳，胸闷吐痰，外感风热之头痛，咳嗽吐痰，气急等证。晋唐以前，主消痰下气散结、止呕除热，用治痈疡、呕逆、热咳;宋金元时期，功擅下气祛痰、止咳止呕，解表散邪，用治痰咳、呕逆、表证;明清时期，功擅止咳、透疹，用治咳嗽、哮喘、麻疹诸症;近现代，主要用治呼吸系统疾患。

【关键词】 前胡;功效;综述文献

中药前胡，首见于《名医别录》，列为中品，为伞形科植物白花前胡(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或紫花前胡(Peucedanum decursivum Maxim)的根。该药味苦、辛，性微寒，入肺经，功能降气祛痰，宣散风热，适用于肺气不降之喘咳，胸闷吐痰，外感风热之头痛，咳嗽吐痰，气急等证。

1 晋唐以前，主消痰下气散结、止呕除热

前胡在《神农本草经》中未见记载。《雷公炮炙论》记载了该药的鉴别：“凡使前胡，勿用野蒿根，缘真似前胡，只是味粗酸。若误用，令人反胃不受食”，但对其性味主治没有进一步的论述。《名医别录》首先记载了前胡的性味、功用及主治范围：“味苦，微寒，无毒。主治痰满，胸胁中痞，心腹结气，风头痛，去痰实，下气。治伤寒热，推陈致新，明目，益精。”晋代我国第一部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善以前胡组方，治疗外科痈疡证。如黄芪汤用治痈疽内虚热，渴甚者;竹叶汤主治痈疽取下后，热少退，小便不利等;增损竹叶汤对于痈疽肿痛，烦热者效佳。前胡在上述三方中主要发挥消痰散结的作用。唐•《药性论》补充其功效谓：“去热实，下气，主时气内外俱热，单煮服佳”。

此时期应用前胡与其它药物配伍，功可祛热，尤宜热证兼咳嗽、呕逆者。如唐•《备急千金要方》所载之大茵陈汤用治实热内盛，周身黄如金色，脉浮大，滑实数紧者;《千金翼方》之前胡汤主治头痛，胸胀满，或寒或热，恶闻食气等。

《外台秘要》引《广济方》之前胡汤用治天行恶寒壮热，食则呕逆;该书另一首前胡汤用治天行壮热咳嗽，头痛心闷，前方清热降气，后方止咳化痰。《外台秘要》引《删繁方》之泻肝前胡汤，用治肝实热，目痛，胸满急塞;本书所载另一首前胡汤，功能泻肝，主治肝实热目痛，胸满急塞。

前胡的消痰下气之功在此时期也开始被医家们所认识并有所应用。如《外台秘要•卷八》引《广济方》之前胡丸，功能消痰下气止呕，用治心头痰积宿水，呕逆不下食。《千金要方•卷十六》之前胡汤，主治寒热呕逆少气，心下结聚，胀满，不得食，寒热消渴;本卷所载另一首前胡散，主治呕吐，四肢痹冷，上气腹热，三焦不调。前胡在这几首方中主要起到下气消痰之功。

此外，此时期还将前胡与其它药药配伍用治胸痹疼痛。如《千金要方•卷十三》所载之前胡汤，主治胸中逆气，心痛彻背，少气不食。是对其下气消痰作用的引申。

2 宋金元时期，下气消痰，解表散邪

《日华子本草》重点论述了前胡的下气作用，认为其“治一切劳，下一切气，止嗽，破症结，开胃下食，通五脏，主霍乱转筋，骨节烦闷，反胃，呕逆，气喘，安胎，小儿一切疝气”。关于前胡的临床运用，已明确治肺疾痰咳及外感表证，有时亦治胃之呕逆等。

《太平圣惠方》中记载了多首组成药物不同的前胡散、前胡丸、前胡饮子等方，用治痰嗽、心胸不利、呕逆、脾胃不和、饮食不下等证。《圣济总录》亦记载了用于治产后肺寒咳嗽之前胡汤，用治妊娠恶阻之前胡饮，治疗胃气不和、呕逆不宁之覆盆饮等方。前胡在上述方中重点发挥其下气止呕，祛痰止咳的作用。

但此时期前胡在以下用于表证的方中主要发挥的是其解表散之功。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八风散，可治疗小儿虚风，另外对于风气上攻，头目昏眩，肢体拘急烦疼，或皮肤风疮痒痛，以及寒壅不调，鼻塞声重者，有扶正祛邪之效。《三因极—病证方论》拟八物汤，主治厥阴伤风，恶风体倦，自汗，小腹急痛，寒热如疟，骨节烦疼，脉尺寸俱微而迟等证。《杨氏家藏方》制太一丹治疗伤寒伤风，肢节烦痛，憎寒壮热，或发热恶寒，烦燥迷闷，面色红赤，头痛如破者。《类证活人书•卷17》之金沸草散，治疗伤寒中脘有痰，令人壮热，头痛，项筋紧急，时发寒热等证。

由于前胡既能下气消痰，又能宣散表邪，所以临床用于表证兼咳喘尤为恰当。如宋代儿科大家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所载败毒散，适宜于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肢体痠痛，无汗，鼻塞声重，咳嗽有痰，胸膈痞满，苔白腻，脉浮濡或浮数而重取无力等正虚外感风寒湿，又兼痰湿者。又《博济方》之金沸散，主治外感风寒，恶寒发热，头目皆痛，颈项强急，肢体烦痛，胸膈满闷，咳嗽喘满，痰涎不利，涕唾稠粘等。

此时期前胡还用治五官科疾患、疮疡疼痛等。如《圣济总录》之洗肝前胡汤，用治目睛疼痛如脱。本书中还记载用前胡汤治鼻渊，脑热，鼻塞多涕。《世医得效方》拟补心汤主治妇人阴中生疮，或痛或痒，如虫行状。《太平圣惠方》载前胡散用治发背及诸疮肿，疼痛。

3 明清时期，功用扩展，应用全面

明清时期，有关的药物学专著对前胡的功用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与分析。如《滇南本草》谓其为：“解散伤风伤寒，发汗要药，止咳嗽，升降肝气，明目退翳，出内外之痰”;《本草纲目》归纳其功效为：“清肺热，化痰热，散风邪”;认为该药的特点是：“其功长于下气，故能治痰热喘嗽，痞膈呕逆诸疾。气下则火降，痰亦降矣，所以有推陈致新之绩，为痰气要药。”《本草通玄》则进一步总结：“前胡，肺肝药也。散风驱热，消痰下气，开胃化食，止呕定喘，除嗽安胎，止小儿夜啼”。前胡的`上述功能从以下前胡复方的运用中均得以体现。

如《幼科发挥》所载清金饮，专治伤风嗽吐。《时病论》取薄荷、前胡、牛蒡子、蝉蜕、淡豆鼓、瓜蒌壳等药组方，用于风温初起，风热新感，冬温袭肺之咳嗽等。《张氏医通》之前胡枳壳汤，治疗喘嗽上气，烦渴引饮，便实溺赤者。《笔花医镜》桔梗前胡汤，治疗肺气闭塞闷咳。《仁斋直指方》创人参前胡汤，功能疏风降气消痰，治风痰头晕目眩。《普济方》制前胡散，治疗痰热客于上焦，上喘气促，心下痞闷，不欲饮食。

此时期对前胡的功效及适应证的认识还有了较大扩展。如《专治麻痧初编》引《痘疹折衷》开豁腠理汤，功能解肌透疹，适宜于麻疹欲出之时，腮红目赤，壮热憎寒，身体疼痛，呕吐泄泻，咳嗽烦渴等证。《普济方》载前胡饮子用治婴儿变蒸，潮热，烦渴，头痛;疮疖热伏，或疹痘未匀。《治疹全书》创制九味前胡汤，治疗疹初出时，身有微汗，吐泻交作。

4 近现代，主要用治呼吸系统疾患

通过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白花前胡含白花前胡甲素、乙素、丙素、丁素;紫花前胡含紫花前胡甙，还有挥发油、鞣质、甘露醇、糖类等物质。该药能促进气管分泌，有显著持久的祛痰作用。前胡甙具有抗菌、抗真菌作用。因此，目前临床上前胡主要用于呼吸系统疾患。如咳喘、肺炎、百日咳等。

纵观之，前胡在晋唐时期主要用于消痰下气、散结止呕;宋金元时期又对其解表散邪的功效有了较多认识;明清时期对前胡的认识及应用较为全面;近现代主要用治呼吸系统疾患。该药药性平和，内能下气消痰，外可宣散风热，为肺气上逆之喘咳、痰稠的常用要药，同时又可治疗外感风热证。凡是咳喘吐痰，不论寒热虚实，皆可配用，特别对于风热袭肺所致的咳喘效果尤佳。

同学 老师会知道的哦

半夏的药理学研究进展论文

论文半夏泻心汤的药理分析

1“泻心”释义

根据方剂名称的提示，半夏泻心汤的主要功效为“泻心”。泻心的“心”并不是指心脏器官，而是指心下部位，即上腹部。泻心就是泻除心下部位的邪气，消除心下部位的痞满症状。所以名谓“泻心”实则泻胃。王又原在《古今名医方论》中说：“然胃居心下，心下痞者，胃痞也。不曰泻胃，而曰泻心，恐混以苦寒，伤其胃阳，又误为传入阳明，以治阳明之法治之也。此仲景之微旨也”。“痞”通“否”，《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否卦之义，天气不降，地气不升，天地不交，升降失调，痞塞不通。痞证乃升降失常所致。中焦乃脾胃所居，是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气虚，则升清降浊之力减弱，清气不升，浊阴不降，气机阻滞故而为痞。半夏泻心汤的用药配伍是辛开苦降，恢复脾胃正常的升降功能。故用以治疗心下痞，证药相吻，效如桴鼓。

2 病机 浅释

半夏泻心汤证在仲景书中有两处可见，一是《伤寒论》第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二是《金匮要略方论·呕吐哕下利病脉证第十七》篇：“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唐·孙思邈亦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论曰：“泻心汤治老小下利，水谷不消，肠中雷鸣，心下痞满，干呕不安”。所以半夏泻心汤除主证心下痞满外，尚有恶心、呕吐、肠鸣、下利及其它消化系统的症状。结合临床及《伤寒论》论述痞证的条文，笔者认为半夏泻心汤的病机为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升降失司。金·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注解半夏泻心汤证为“胃气空虚，客气上逆”。《说文解字》曰“客，寄也”。《康熙字典》解释为“凡自外至者皆曰客”“外寇亦曰客”。可见客邪（客气）是指由于脾胃中虚气机升降失常导致乘虚寄居于心下之外邪或体内病理产物。成无己又曰“所以谓之泻心者，谓泻心下之邪也……痞者，邪留在心下，故治痞曰泻心汤”。

《伤寒论》第131条“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第151条“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第158条“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等论述痞的条文，均提示半夏泻心汤方证发生的前提是脾胃本虚，因下复损。患者胃气素虚，复因误下，不仅损脾胃阳气，更使外邪内陷，以致客邪逆于心下，痞塞于中，阻滞气机而导致升降失常，形成本虚标实之痞证。脾胃虽同居中州，禀承土性，但其职不同，胃主受纳且主降浊，脾主运化且主升清，胃喜湿恶燥，脾喜燥恶湿，两者纳化相合、燥湿相济、升降相因，而尤以升降最为重要。《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升降息，则气立孤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脾胃既为后天之本，又因其特定的位置，能上引下联，斡旋其中，称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故《医圣心源》提出：“脾升则肝肾亦升，故肝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以中气善运也”。可见脾胃升降之枢对全身气机调节的重要作用。半夏泻心汤乃为误用下法所导致的变证所设，下利后必使中气受损，脾胃气虚，其升清降浊之力必减，清气不升，浊阴不降，使虚寒夹湿热、痰饮等内生之病理产物或太阳、少阳之热等外邪乘虚客于心下，阻滞气机故而为痞。清阳与浊阴逆位，故上而呕，下而肠鸣下利。正如大医尤在泾所论“邪气乘虚陷入心中，中气则痞，中气既痞，升降失常，于是阳独上逆而呕，阴独下走而肠鸣。是虽三焦俱病，而中气为上下之枢”。

历代医家对于半夏泻心汤脾胃中虚、升降失司的病机无任何异议，但对客邪却有不同的见解，比较典型的有：①寒热互结：清·柯琴认为半夏泻心汤是“寒热之气互结心下”所致。②热夹水饮：清·程应旄认为半夏泻心汤是“热邪挟水饮，尚未成实”。③痰涎为病：清·秦之桢认为诸泻心汤病证“皆是痰饮作祸”。当代伤寒大家刘渡舟亦认为乃“痰气痞”［1］。④胃热肠寒：郭子光认为半夏泻心汤的基本病理是“胃热肠寒，虚实夹杂”［2］。⑤湿热为病：清代医家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半夏泻心汤是治疗“湿热不调,虚实相伴之痞”的方剂。当代中医大家任应秋也认为是“湿热兼虚”［3］。

临床常见半夏泻心汤证亦均以客邪不同而临床表现迥异，常见的约有以下几种情况。①偏于湿热：以苔黄、口苦、嘈杂、吞酸为主要临床特征。清·叶天士以泻心法治中焦湿热，并指出“苦寒能驱热除湿，辛通能开气宣浊”。②偏于寒湿：以苔白、怕凉、腹痛、下利为主要临床特征。③胃热脾寒：临床既有苔黄、口苦、吞酸的胃热证，又有腹痛、下利、畏寒的'脾寒证。④痰气痞：证见酒家或饮家患有心下痞，伴有恶心呕吐，大便稀溏，舌苔白腻，脉滑等症。⑤临床还有一种既无热象又无寒象、更无寒热错杂之象，属非寒非热，但以胃脘痞硬为主，治以半夏泻心汤疗效如神。

所以笔者结合《伤寒论》的条文、前人观点和临床所见认为其病机为：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升降失常而为痞证。正如吴昆所言“若不治其表，而用承气汤下之，则伤中气，而阴经之邪乘之矣。以既伤之中气而邪乘之，则不能升清降浊，痞塞于中，如天地不交而成否，故曰痞。泻心者，泻心下之邪也。”

3辨证要点

《伤寒论》第149条以误治为起因，以结胸为对比，论述半夏泻心汤方证，所以原文只扼要谈及“痞”的临床特征，即“但满而不痛”。“不痛”是与结胸“满而硬痛”的疼痛做鉴别。“硬满疼痛”是“压痛、反跳痛、板状腹”的互词，所以《伤寒论》所言大结胸证见于现代临床的急腹症。而泻心汤即便伴有疼痛也是胀满疼痛而不应是板状腹，也没有反跳痛。结合《金匮要略》“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及第157条生姜泻心汤证、第158条甘草泻心汤证，半夏泻心汤证除心下痞硬主症外，尚有呕吐、下利、肠鸣、嗳气等。

仲景鲜论舌苔，结合临床经验，“苔腻”(无论厚薄、白黄)当为半夏泻心汤证重要的临床指征。仲景论痞之形成，皆为误治损伤脾胃所致。脾胃亏虚，气机呆滞，运化失职，湿浊内生、食滞不化或由于中虚外来之湿热等邪气乘虚侵袭心下，阻滞气机而成心下痞硬，故舌苔常腻。因浊邪轻重程度不同而显现于舌苔或厚或薄，又因其挟热程度不同而呈或黄、或白、或黄白相兼而腻。

所以“痞”虽为辨证论治之要点，但临床不必局限于“痞”，关键在于辨准病机，而病机之辨应重在“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阻滞”，并据客邪之性质灵活运用半夏泻心汤，往往取意外之效。

4配伍分析

半夏泻心汤方证为本虚标实之证，客邪上逆为主要矛盾，但脾胃已虚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从方药组成及用量可知，方以驱邪为主，兼顾扶正。攻邪之品先入于胃，凭借胃气发挥其祛邪作用。方中人参、甘草、大枣甘温益气补其虚，半夏、干姜辛散开结散寒，与人参、甘草、大枣配伍升补清阳，黄连、黄芩苦降清热以泄其浊阴。尤在泾论曰“痞者，满而不实之谓。夫客邪内陷，既不可从汗泄，而满而不实，又不可从下夺，故惟半夏、干姜之辛，能散其结。黄连、黄芩之苦，能泻其满。而其所以泄与散者，虽药之能，而实胃气之使也。用参、草、枣者，以下后中虚，故以之益气，而助其药之能也”。纵观全方一方面用辛开苦降，寒温并投以祛“客邪”，另一方面用甘温调补以扶正，同时正复方能邪祛，也是驱除“客邪”之前提。故全方起到了辛开苦降，补泻兼施，上下复位，中气得和，痞证自除的作用。真可谓“一升一降，气机调和；一温一寒，阴阳协调”。

5结语

从病脉证治、理法方药一线相贯的角度看待半夏泻心汤证有以下特点：病证——痞硬；治法——消痞；方剂——半夏泻心汤；药物——半夏、干姜之辛开，黄芩、黄连之苦降，从中可以发现仲景本义是通过辛开苦降以泻心，通过泻心以消痞，本方着眼于“泻”心下之邪,“消”心下之痞。《伤寒论》第158条仲景明言“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诸药相伍与病机环环相应，丝丝相扣，所以本方治疗心下痞疗效如神，但临证时应根据“客邪”之特点灵活调整药物的剂量、据“客邪”性质辨证加减药物，方能做到药到病除，否则容易产生药不对症、贻误病情及加重病人经济负担等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明，刘燕华，张保伟.刘渡舟伤寒临证指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2］郭子光,冯显逊.伤寒论汤证新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3］任应秋.病机临证分析［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

【摘要】通过查阅国内古今文献，结合临床实践，对半夏泻心汤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方名为“泻心”，实则泻胃；指示该方以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升降失司为病机，以痞、痛、舌苔为临床辨证要点，揭示了仲景通过辛开苦降的药物配伍以达到“泻”心下之邪“消”心下之痞的机理。

【关键词】半夏泻心汤客邪升降失常本虚标实

半夏的炮制方法，半夏为天南星科药用植物。那么你知道半夏的药理作用有哪些吗?接下来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吧。

呼吸系统作用

1、镇咳：半夏中生物碱能抑制咳嗽中枢产生镇咳作用。生半夏、姜半夏和法半夏的煎剂静脉注射，对猫碘液注入胸腔或电刺激喉上神经所致的咳嗽均具有明显的镇咳作用， 的镇咳作用接近可待因1mg/kg。

2、祛痰：大鼠腹腔注射半夏水煎剂可明显抑制毛果芸香碱对唾液的分泌作用。以生半夏和清半夏的乙醇提取物给小鼠灌胃，用酚红法测得清半夏的乙醇提取物有一定的祛痰作用，而生半夏未见明显作用。邹积隆等研究表明半夏贮存时间越长，祛痰作用越强。

消化系统作用

1、镇吐、催吐：制半夏能激活迷走神经传出活动而具有镇吐作用，生半夏则能“戟人喉”“令人吐”。半夏能延长硫酸铜致犬呕吐的潜伏期或不发生呕吐，能拮抗皮下注射盐酸去水吗啡犬的呕吐，此作用不受川乌的影响。

2、 抗溃疡作用：半夏水煎醇沉液能减少胃液分泌，降低胃液游离酸度和总酸度，抑制胃蛋白酶活性，保护胃黏膜，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具有抗大鼠幽门结扎性溃疡、消炎痛性溃疡及应激性溃疡的作用。

3、对肝胆的影响：半夏能促进家兔胆汁分泌，能使小鼠血中皮质酮上升，增强皮质酮对肝脏内络氨酸转氨酶的诱导作用，升高肝脏内络氨酸转氨酶的活性。

循环系统作用

1、抗心律失常作用：给犬静脉注射半夏浸剂，可使氯化钡所致的室性早搏迅速消失且不复发，有效率为97%。可使肾上腺素所致的室性心动过速迅速转为窦性节律，有效率为96%。

2、抗凝作用：半夏具有较明显降低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的作用，能够降低全血黏度、抑制红细胞的聚集和提高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半夏蛋白是已知的唯一只与甘露醇而不与葡萄糖结合的一种具有凝集素作用的蛋白质，与兔红细胞有专一的血凝活力，浓度低至12μg/mL 仍有凝集作用。此外，半夏蛋白对羊、狗、猫、豚鼠、大鼠、小鼠和鸽子的红细胞也有凝集作用，但对人、猴、猪、鸡、鸭、蟾蜍等的红细胞无凝集作用。提示：半夏蛋白的细胞凝集作用不仅具有动物种属专一性并存在细胞类别专一性。

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表明，在一般临床剂量范围内，半夏配伍川乌、草乌或附子不会出现毒性增强或疗效降低，但临床应用时还需慎重，以免发生不良反应。

半夏具有神经毒性，其水溶性成分加入乙酸铅后沉淀的物质中，含有引起蛙及小鼠骨骼肌痉挛和使蛙瞳孔散大的物质;滤液中则含有使蛙产生中枢性及箭毒样骨骼肌松弛的物质。

生半夏误服微量即可中毒，所以生半夏按毒性中药管理，临床需炮制后使用。此外，半夏还有对局部黏膜强烈刺激性、肾毒性、妊娠胚胎毒性、致畸作用。

中药半夏，在很久以前曾以“白霞”为名。这其中包含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叫白霞的姑娘为了生活的需要，常在田野里割草剜菜。有一次，她在田野里挖了一种植物的地下块茎，就试着在嘴里咀嚼，想拿它充饥。谁知吃下后吐了起来，她赶快嚼块生姜止呕，呕吐止住了，就连久治不愈的咳嗽也好了。

近代史论文研究近代史任务

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是：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鸦片战争以来最重要的事实。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的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因此，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小，几乎都曾经欺负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就是说，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的牢固，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使人民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扩展资料：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的相互关系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既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紧密联系的。第一，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和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在近代主要是完成前一任务，在现代主要是完成后一任务。两大任务是统一的，统一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2014考研政治近现代史高频考点精解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关于夏代的铭文研究论文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