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产与当代关系研究论文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 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 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 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 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 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 宣言书 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 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 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 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 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 “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 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 观点论 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 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 “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 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 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 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 “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 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 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 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 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 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 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 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 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他山石 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 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 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 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 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 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 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 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 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 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 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 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给楼主参考论文：世界遗产与当代生活 （2230字）内容摘要：本文就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统一、遗产扩展项目的范围和意义与当代人的生活、遗产公约的权威性等几个问题展开思考，提出诸如“世界遗产事业应以巩固和发扬世界共性的进步文化为依归”、“非物质遗产应当作为物质遗产的必然延伸而加以默认或自然扩展”、“遗产扩展项目应有时空的限定和更明确的界定”、“如何提升遗产公约的权性和‘反人类共同遗产罪’的国际法上的意义”等若干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世界遗产正日益成为一个广泛而热门的话题，世界遗产数量的多少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尺码之一，各国政府也为申报世界遗产而不惜动用外交、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力，由此不难看出世界遗产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和积极意义。世界遗产同时又是个十分宽泛的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有这一切对于推动人们对世界遗产更加深入的认识是很有益处的。本文想就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统一、遗产拓展项目的范围和意义、遗产公约的权威性等几个问题展开思考，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同仁。一、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人类社会的文明起源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也必然是多元的，所以即使在资讯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世界的文化依然是多元性的。然而无论怎样的多元，始终有鲜明的共性，这同样从文明的起源开始就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特点。比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朴素的唯物思想、对美的追求、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寻、对祖先的崇拜、对人类自身生存模式的幻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都反应出人类文明的共性。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共性已经成了或者正在成为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相互连接相互包容的理性内核。世界遗产之所以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能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且势头正兴，显然人类的文明共性是非常重要的指导理念，从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主要是哪些，这将有助于人们从宏观的理性的角度更加深入地认识什么是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在人类文化领域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也许是世界遗产文化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1、未来世界的憧憬与追求我们有趣地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白色人种还是黄色人种，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都普遍存在着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与追求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不衰。孔子的“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释迦牟尼的“极乐世界”、耶稣基督的“天堂”等等，虽然名称各异，却是殊途同归。正所谓“天同此理，人同此心”。2、对天灾人祸的恐惧与防范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时刻面临着来自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双重挑战，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和防范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防天灾避人祸，可以说是一切文化的共有的价值取向之一。3、全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全球意识的产生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而越来越强烈的，可以说，全球意识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意识之一。与此相关联的是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传染病等等，不可能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区或某个国度的问题，而是与全人类密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4、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烈地去认识自己，生命科学的发展，克隆技术的诞生，生命密码的解破等等，促使人类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以上四点，正是人类走向共同文明进步的文化基石，正是有了这样共同的文化基石，人们才会对世界遗产达成共识，世界遗产事业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基石上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优秀和珍贵的遗产又能反过来为巩固和丰富这些文化基石而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的自觉和认同感，使世界遗产的保护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呼声和需要。诚如《世界遗产公约》的前言指出的：“ 注意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 考虑到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往往不很完善，原因在于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回顾本组织《组织法》规定，本组织将通过保存和维护世界遗产和建议有关国家订立必要的国际公约来维护、增进和传播知识，考虑到现有关于文化和自然财产的国际公约、建议和决议表明，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考虑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考虑到鉴于威胁这类遗产的新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援助尽管不能代替有关国家采取的行动，但将成为它的有效补充，考虑到为此有必要通过采用公约形式的新规定，以便为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由此可见，世界遗产事业是真正的全人类自己的事业，是切切实实为全人类的共同的文明进步服务的伟大的事业。和平共处、天人合一、地球家园等文明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因此而深入。世界遗产事业也必须有利于巩固和丰富人类共同的文化基石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所以，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壮大，不能仅仅局限在遗产本身的保护上，而是应该与一切违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做斗争，去倡导健康的文明。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论文
保护历史 文化 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文化遗产与保护
摘要: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尊重历史是第一位的，还要深刻认识古旧建筑是城市的真正财富，哪怕只是一段墙体都要认真对待。
关键词：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
早在六十多年前，梁思成先生就对“西化”风潮中我国古旧历史建筑的颓萎凋零忧心忡忡。他曾叹道，研究和保护历史建筑，是一种“逆时代的工作”。[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现代建筑再利用风潮，这是因为战后许多都市的重建工作更加迫不及待，当时在现代主义笼罩下，许多开发商与建筑师采取破坏、重建为首选，以求得快速发展追求城市效果。而不愿意改善那些有着良好的状态、有着历史意义的旧建筑更好适应新时期要求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古旧建筑在隆隆声中被夷为平地。
国内对古旧建筑的态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为了破四旧，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平为正负零点零。
80年代古旧建筑常常被视为是某些基地利益开发的阻碍，毁掉了一批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90年代一些城市对于古旧建筑以与整体环境不符、年老多病等为理由毁坏了一些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地方的建筑遗产处境陷恶，要么在改造后面目全非，要么在保护地段中苟延残喘，而市场则在历史地段巨大的地产潜值驱动下对之“虎视眈眈”。翻开到2003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和为数可怜的反映人民生活历史的文化景观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
比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法国的历史和文物不能说是非常悠久非常众多的，但现在的法国和法国人，却总是以文化大国的姿态出现，并以自己优秀的 传统文化 而自豪。这种自豪，来源于他们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之深入人心。在现代法国，“遗产”一词使用得是如此广泛，人们听到它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涉及财产，而是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以及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词汇：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 百科 全书…那巍峨而辉煌的宫殿，斑驳而高耸的哥特式教堂，闪着金光的古典家具，以及价值连城的名画，所有这些，都为法兰西增光添彩。事实上，法国以其卓越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已经成为骄人的世界第一旅游大国。为何做的如此之好呢?让我们来看以下。
1887年法国制定出了世界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
1913年12月31日，现代世界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保护历史古迹法》在法国诞生。
法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全面而细致，例如，在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古建筑内，哪怕在墙上钉一个钉子，也要经过许可;在一间被特别保护的17世纪的建筑物内部，家具摆设的位置都不能随便变动。任何破坏规定的做法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特别是由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公众都自觉自愿的做文物保护的“监督人”一个破坏文物、不尊重古人的家伙，在普通法国人眼里会被视同强盗、窃贼。利用名胜古迹举办文化和大型欢庆活动是近年国际上的潮流，但这些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说，在这些金碧辉煌的大厅内活动，“除了这里的空气，我们什么也不能碰;除了声音，我们什么也不能留下!”
1964年，法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点，经国家登记的历史建筑即达4万处，而这个数字现在还在增加。这些情况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担心民族特性的丧失，渴望寻求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凡是能够加强这种认同感的遗产都受到加倍的珍视。[2]
但是，在我们中国，情况却不容乐观。那种部分青红皂白，借口发展任意破坏遗产的行为，在今天并没有绝迹。目前，报纸上报道，长城被国外的青年随意践踏。长城是我国统一的象征，是伟大的文化遗产，而国人竟然为了利益，不顾国家形象以每人60元的价格“出售”给外国人狂欢。相对而言，法国人绝对不会这样做。
就在2000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云南省建水古城几十座珍贵的百年以上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包括建水人耳熟能详的五官府、进士府及翰林第，被拆的片瓦无存了。按照拆除计划，606米长的建新街临街一百多座传统民居也都被夷为平地。
然而，据建水县副县长李国才说，拆除这些遗产的理由只是要“把这条街建成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步行商业街”――要把它成一条清式仿古街。记者问道：“一边是真实的历史遗迹，一边是钢筋混水泥的假古董，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应该十分清楚。
这种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经常发生。在一本艺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旧火车站客运楼毁坏的文章，叙述了在本世纪初由德国人设计修建的一坐标志性建筑，无论是年代，还是建筑艺术价值，从多角度来说都应该无条件的保留着，只可惜最终结局还是被大方的拆掉了，原因是在那个时期对旧建筑的历史性及艺术价值建议，只有少数人发出了无力的呼声。事情非常清楚，城乡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在随着建筑遗产的无存而濒临消失。而刻意保护所导致的各种利益矛盾，引发了一个又一个激烈的社会冲突。面对这样复杂的状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
文化遗产保护、修缮有诸多内外因素，在改造修缮中“寻根”是设计师的追求，对一座古旧建筑改建的成功将会迎来不同寻常的称誉。为此，尊重历史是第一位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古旧建筑是城市的真正财富，哪怕只是一段墙体都要认真对待。这一方面北京元大都城遗址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抢修、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战士给人的是昔日文化、文明。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保留旧有遗迹，实行重点整修，解决新功能对古遗址的要求。
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
在“整旧如旧”这一术语中，存在隐藏的含义，是说在修缮古建筑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分，在有充分依据的时候，仍应尽可能的恢复到它建造之初的那个样子。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修缮。这座建筑原为____教堂，在改为伊斯兰清真寺以后，原来6世纪绘制的早期基督____被覆盖在伊斯兰式的装饰之下了。现代文物修复者小心的剥除了表面的后世装饰，将早期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面绘饰重新显露出来。
只有那些拥有充足的考古依据，如长时间的调研、测绘、解读、论辩和方案探讨等，充分了解其原始状况，因种种原因已遭破坏的对象，在十分必要的时候，经过缜密详细的复原研究和论证，将之恢复到原有的样子，“再现”它的历史与艺术信息，才是能够接受的，甚至是有意义的。
毋庸质疑的是，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将是21世纪建筑学的重要议程。从时下的全国范围看，城乡改造更新已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但盲目的“大拆大建”和“拆真造假”正甚嚣尘上，而对木结构为主体的我国大量性建筑遗产究竟如何进行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在保护原则与实际操作之间仍存在着一定弹性空间，而我们要如何具有针对性的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需要提出一个较为妥当的 方法 。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第一期。
[2]参见人民网驻法国记者郑园园文章《法国：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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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毅介绍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4个方面：文物古迹的保护、历史地段的保护、古城风貌特色的保护与延续、历史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首先是对物古迹的保护。文物古迹包括类别众多、零星分布的古建筑、古园林、历史遗迹、遗址、杰出人物的纪念地，还包括古木、古桥等历史构筑物。
其次是对历史地段的保护。历史地段包括文物古迹地段、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地段指由文物古迹（包括遗迹）集中的地区及其周围的环境组成的地段。历史街区指保存有一定数量，一定规模的历史建构物且风貌相对完整的生活地区，该地区的整体反映某一历史时代的风貌特色，具有较高的价值。古城风貌特色的保护与延续。古城风貌特色的保护与延续包括古城空间格局、古城自然环境、城市建筑风格三部分。古城空间格局包括古城的平面布局、方位轴线、道路骨架、河网水系等。它们能反映城市的文化景观、规划布局思想、历史发展、社会文化模式；古城自然环境包括城市及其郊区的重要地形、地貌、原野、与重要历史有关的山、水、花、木、原野特征。城市的自然环境与城市的景观、文化、生态紧密相联；古城建筑风格包括建筑的式样、高度、体量、材料、平面布局、与周围建筑的关系等。建筑风格影响城市风貌特色。 【篇二】
再看看我们这里的广场一也有这样不文明的现象。广场垃圾桶被一些。在看我们新建的西海子公园，在花坛的附近修了很多石椅，可修好没几天就被人们搬走了。
挨！现在的人啊，根本没有环保意识，不去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不经意间也降低人类的素质，请大家反思反思吧！改正你的恶习，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加油更美丽。
正如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强调：首先要大力宣传现有的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做好现有法律的完善和细化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面向公众的广泛宣传。
其次要加强道德上的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到刻划行为不仅是违法的，也会对文物的完整性造成破坏，对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通过宣传使公众认识到保持文物保护单位环境的美好，保护文物的庄严、美观和完整是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公共道德，也是每一个人的义务。 【篇三】
从中华文化城的规划看，其规模之大、投入之多令人咂舌。其实这种一味追求数量上的多、大、全的文化发展模式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各种新建的民俗村、风俗园、影视文化城常常占地面积惊人，却倒尽了游人的胃口。
这种文化发展的理念是值得反思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文化的。文化大发展不同于经济大发展，不是物质大繁荣、资金大投入、利润大回收。更何况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发展规模以及经济利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即使在经济领域也并不适合，对经济持久发展、社会和谐发展极为不利。我们对“发展”的概念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误解，似乎一提起发展就想起庞大的面积、惊人的数字、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这种自杀式发展模式或许可以短时间内拉动GDP，但是其代价则是能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人际关系的异化，还极大地败坏了人们的内心生活，损害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其弊端已经引起中央、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等新的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就是明证。我们一直把“发展”理解为一个量的概念，而实际上发展更是质的概念。
对文化而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就更是灾难性的。它不是建设而是破坏。那些人造的没有文化的文化城的真正动力和杠杆是经济，是GDP，是所谓“政绩”。
在我看来，古建筑古文物的“原貌”“原样”不只是城楼、坟墓、牌楼等等孤立的文物的原样，而是这些建筑物、文物的原样再加上它的周边环境的原样。打个比方，十三陵是一个文物群，各个陵园之间有很多空地，如果在这些空地建造新的建筑物，即使陵墓本身没有动，它们所处的环境却发生了变化，这同样是对于文物环境的破坏，文物环境的破坏即广义上的对文物的破坏。所谓文物保护应该是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
如果文化标志城的负责人和专家们真的是以保护文物为宗旨和目的，那么我奉劝一句：不要再建任何的新建筑，彻底放弃标志城这个“创意”，才是对文物、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现当代历史小说研究论文综述
论文嘛，就是瞎写写，东写写，西写写，就好啦！不过最好不要扯得太远。
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产生于9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为其主要历史观的文学形式。传统的历史主义在承认客观历史事实存在的前提下，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认真的研究考察，最终完成对于历史真相的真实还原，即我们所阅读的历史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也承认有客观历史的存在，但这些理论家们却认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文学作为人学，是 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1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 从时间上来划分，我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它的源头便是著名的五四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它是与传统文学迥异的现代文学，它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不一致，思想上也更为新潮，更为突出。随着新中国的逐步建立，他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从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主题的走向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文化整体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 反思 时期、政治与文学一体化时期和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发展变化 1文学内容涉及的生活范围更广泛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史的开端。中国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了明显变化。 文学创作者笔下融入了更多的平民形象和普通生活。其中以普通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突出，作品涉及的内容以及生活范围有所丰富和增加。这些作品从普通群众视角出发，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中的幸福与痛苦的描写，侧面上反衬出社会的安稳与动荡，并根据当时的生活环境，描绘了一幅幅民主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随着中国人从压迫中解脱后，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文学反映生活的领域明显扩大，为文艺创作开辟了宽阔的道路。文学创作者的视野开拓到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等。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工业、科技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等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创造，极大地填补了文学创作题材上的欠缺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上天入地，无所不及。这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断解放、突破与创新。 2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进展 “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应用在文学方面，意思就是说文学的创作源泉是源自于实际生活的。因此文学创作者在具体生活的基础上对人物写实和艺术深化推动历史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重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代文学人物塑造题材类型作品中，成功刻画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批形象包括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阻碍社会发展的反派形象，以及多种历史人物形象。从中不难发现，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过去贫穷困苦受欺凌、受压迫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喜欢的描写对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一跃成为主人公，成为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凝聚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成为人们仿效的榜样，填补了当代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空白，具有开创的意义。现当代文学中呈现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完人，也与那些为数不少的平庸浮浅的人物形象不同，它具有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物个性鲜明，优点缺点皆有，但是他却更让人印象深刻。他比完人更可敬，比平庸更真实，它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简。文学作品主人公新形象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水平有了新的突破和提高，全新的文学表现手法的应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批文学创作者若想达到成熟，那么首先要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学、时代文学的兴盛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短暂又漫长的十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3]，但广大文学创作者依然不断深入生活，坚持写作理念。特别是早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写作风格就已经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者在文化运动新潮中，随着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创作个性又有了全新的进展和突破。有些作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人们得到解放之后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文明取得了迅猛发展，文艺创作者们纷纷探索新的艺术形式，适应时代需求，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探索和创造还建立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具有群众基础，其拥有的艺术价值也是值得赞许的。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创作者尽管各有各的风格，也一定有时代精神的标签。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肯定包括生活环境、人生际遇等因素的影响，时代和社会是最容易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出在了一批倾向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家群，它是融汇了个人艺术创造的时代的产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 总结 的一种文学现象。 4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生命力 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瑰宝。在旧社会，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已经到了濒临消失的边缘。五四运动的掀起也让少数民族文学重获新生，有才华的作家一批一批不断涌现，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中描绘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民俗面貌、文化传统等让我们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生活环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民族苦难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也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新的历史篇章。 5成就经受严峻考验的优秀文艺大军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期，周树人先生就中国能够出现一批个性鲜明的文学创作家怀抱着巨大的希望，期盼他们能用他们的神笔创造新的时代文学，打破中国文学界的沉寂。20世纪三十年代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时代责任感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在热火朝天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文学创作家，比如说周树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曹禺等。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经过不断努力，创建了一支优秀的富有战斗力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他们分别产生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第一批是高举新文化旗帜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前辈作家，他们是新文化浪潮的时代思想产物，他们为新文学的推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后，他们继续高举新文化新思想旗帜，在当代文学历史中通过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勤劳双手也写下了光辉史篇;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为文学事业无私奉献的文学创作者，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时期，它包括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包括了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文学创作者们没有因为社会环境的艰苦而磨灭了他们的创作意志，更可贵的是在烽火中在苦难中崛起，他们肩负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继承发扬的历史重任，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新中国诞生后也有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是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在新中国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此外在工人和农民中也出现了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创作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走进了当代文坛;在新时期涌现的青年作者大都成长在大好时代，相对而言他们还有些许稚嫩，些许不足，但是他们是新文化的新鲜力量，新的生命活力，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中坚力量。这支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队伍，在党的思想指导和文化浪潮的培育下，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而今已经锻炼得更为坚强和成熟。 在探讨国内文学在现当代的成就时，应该是内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文学作品的总和，不得不说港澳台的同胞们也不乏有相当多的进步文学作品出现。港澳台作为祖国的一部分，港澳台的中国人和内陆人民也是紧密相联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近百年来，台湾的进步思潮在时代的发展和推动下也有所成就。近几年来，各大出版社出版的港澳台的优秀文学作品被内陆文学家、文艺工作者所熟知，在欣赏优秀作品，开拓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从作品中得到了某些借鉴。因此，不断加强研究台湾、港澳文学的工作，对了解各地区文学以及加强祖国统一团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绝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结论 总而言之，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开端。一百多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而又艰难的道路，但是取得的突破与成就也是不可估量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加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分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不断研究和总结，促进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2 浅析现代文学中狼形象的复魅 摘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反思的同时我们不可能不审视文化中的向标。本文主要通过对“狼形象”的梳理来探视现代文学中的复魅现象。借此来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狼形象;复魅 1、狼形象的恶化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狼形象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恶魔化”历程。从神话和图腾崇拜中半人半神的狼，逐渐演变为半人半兽的狼，直至到了后期被定性为单纯象征了兽性和野性的一种动物符号。人类远古神话阶段笼罩在狼身上的神性光环消失不见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真实物种被简化成了“恶”的代名词。 西方中世纪兴起过捕狼的热潮。“10世纪英国国王埃德加(Edgar Le Pacifiqu)统治时期，下令全国灭狼，有捕捉300只狼以上者给予奖金，因此在欧洲大陆相继形成了一个捕狼高潮。”风靡一时的猎狼运动使欧洲大陆的野狼数量急剧减少，但并没有给野生的狼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对狼来说，真正的灾难发生在____诞生后。基督____将神性赋予自然界，开始了对自然的祛神秘化，人成了自然界中的独白者。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人与剥去了昔日神性光环的自然环境分离，人获准掠夺不再神圣的环境的权利。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自然，而这种情感遭到了犹太一神教的排斥，犹太教、基督____斯兰教都是如此。”野性和兽性是与宗教推崇的光辉人性截然相反的，对人性的颂扬把狼从神圣的祭坛赶了下来，它们不再是人们的文化英雄、救世主。 人类进入农耕与畜牧社会后，人与狼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野狼在丧失了自己的狩猎地后，为了求得生存有时会捕捉放牧在草场上的牛羊。这种天生的狩猎本能并不能为人所谅解，狼成了人类私人财产的竞争者。这个形象被固定化，人们的仇狼情结也逐渐积淀下来。 文学艺术，是作为唯一符号动物的人的情感体验载体之一。对于人类的艺术活动来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对狼的种种情结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承下去，人们的仇狼情结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中随处可见：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栗，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 《杜陵叟》 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 虐人害物的暴政、残暴无序的统治等等都可以以“豺狼”喻之，汉民族对狼的仇恨从这些诗句中可见一斑。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左拉的《人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都有关于狼的描写。作品中的狼形象被抽象为“兽性”的代名词，它们和人性相融合，狼性(兽性)已经成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的面具下涌动着野兽的气息。狼，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象征，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恶的象征流传下来。狼形象从自然中实体的狼走向了人的内心深处，楔入了文化与人格的互动关系中。这一固定化的程式在二十世纪有了新的改变。 2、现代性中的复魅 “复魅”(又叫“返魅”reenchantment)，是对“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拨。魅，在这里是指自然所具有的神秘性、主体性，以及人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古人认为自然具有主观性和创造性的力量，与之对应，古希腊的有机论即是一种“附魅”的自然观。“祛魅”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他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 经验 和感觉。人在科技光环的笼罩下，把自己看成了具有神性的无畏“上帝”，世界上只有大写的人(Man)具有统治权，自然由此被科技祛魅。 “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现代科技的进步，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消解了传统、历史。在一个近乎科技万能的社会里，人却面临着全球性的生存危机。这些迫使人们反思自身的所为，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弊端。 复魅的自然观就在此背景下产生。“复魅”这一概念最早由大卫·格里芬提出，作为后现代的哲学家，他认为自然应被看做一个有机整体，不再是机械论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的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在科学复魅，自然复魅的过程中，人认识到了“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恢复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才能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靠近。 3、中西新变：狼形象的现代表征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了世界，人类陷入各种工具理性的控制中。人却发现自己在创造性的扩张中失落了的恰恰是人的本性，现代人渐渐走向了精神的荒野。有人说，“人究竟应当转移到荒原上，还是迁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选择，那么，宁可选择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在对抗人的异化过程中，西方兴起了一些新的文化思潮。 六、七十年代以来首先在英、美兴起了新时代运动，这股运动以对文化的反思、“朝后看”为特征，是对理性统治的回拨。与之相随的是一系列回归：发现自我、重归原始、原始思维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狼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杰克·伦敦的系列小说，如：《野性的呼唤》、《白牙》、等彰显的是对野性的呼唤;法利·莫厄特的纪实性作品《与狼共度》(Never Cry Wolf)中对一个狼家庭的描绘，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狼性中有悖于传统观念的一些品质，如团结、忠诚、友爱等;贾平凹从《废都》开始就尝试着寻找狼性，到了他世纪末的实验小说《怀念狼》，狼身上洋溢的旺盛生命强力成了他追寻的主角，并且更强烈地呼唤英雄的重构。 文学作为人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生态文化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认识自然，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划定动物的善恶。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狼进行再认识，狼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它重新走向了多元化。猜你喜欢： 1. 有关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2.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3. 现当代文学论文提纲 4. 现当代文学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范文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历史遗存的研究论文1500
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10月6日，数千名联军士兵冲入圆明园，守园的官兵寡不敌众。联军士兵大肆劫掠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并在10月18日放火烧园以掩盖他们的行径。大火焚烧了整整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此后圆明园就只剩下部分断瓦残垣。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后来慈禧太后和同治帝都曾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但终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再次逃亡，在混乱中，圆明园又遭到附近驻军和居民的趁火打劫。此后的数十年里，有一些圆明园遗迹被搬到北京大学等单位内，但更多的则是被拆毁和盗走了。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因为圆明园已经不单单指一个景点，而是代表着中国 人曾经经受的耻辱，可以提醒人们，具有很大历史意义。 圆明园集一个强大的帝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兴建近一个世纪,劳民伤财,在现代社会是不再可能的了,曾经辉煌的圆明园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的壮美是中国历史上的骄傲,她的焚毁也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的耻辱,现在的圆明园不好吗? 留住耻辱的记忆 圆明园需要悲情 话题缘起： 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 争论： 反对：复建圆明园景观有损悲情纪念 专家提出“选择部分景区，按照原样复建，可以让游客感受古代建筑的风采”，这愿望本身固然不错，但今日复建的景观所展现的其实已然不是昔日圆明园而是今日建筑艺术的风采。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建筑艺术是“不可复制”的。也就是说，即便今日的技艺再精湛，即使能够完全复制甚至超过当年的“神韵”，其价值依然无法与过去相比。因为古代建筑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古”，在于它所留下的原样。甚至可以说，昔日留下的片瓦块砖也会比今日复建所呈现的“巍峨挺拔”更有意义，因而破坏昔日留下的残迹，代之以更加完美的重建其实也是种破坏。因而我们认为如果复建圆明园部分景观，其实不是在保护而是在毁坏圆明园遗址不可复制的价值。 从“世俗”方面考虑，如果复建就必然要投入巨资，这样销售门票乃至进行各种经营活动以收回投资可能就会在所难免。但在这样一个记载民族耻辱与痛楚的地方，如果加入过多的商业活动，那无疑会有损于人们凭吊往事时的肃穆气氛与静穆心境，因而会是一种不协调的杂音。现在有些城市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已经取消门票，目的就在于为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创建一个适宜的环境，同时为使人们能更好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便利。如果圆明园因为复建景观而夹杂进过多的商业因素，无疑会于充分发挥圆明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有所损伤。 更为重要的是，今日的圆明园遗址正因为其残破而尤其具有纪念价值。因为圆明园被焚毁后的断壁残垣更能激活人们对于惨痛历史的记忆，并深思近代中国所以落后挨打的原因，且进而思考民族振兴的路径。痛苦的东西总让人牢记深刻，并促人奋进。相反，歌舞升平却可能使人麻痹，忘记居安尚要思危。这就是悲情纪念的意义所在。如果对圆明园景观进行复建，无疑会有损于复建前悲情纪念的效果，可以说会酿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上的损失。 >>>全文阅读 忧虑：圆明园不能再“毁”第三次 专家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很少“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研讨会”都堪称是“复建吹风会”。这实在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并且一直未曾有过公断。也正因此，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去哪儿了？ 之所以想到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包括部分重修持反对意见者。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1999年全国“两会” 时，“主修派”与“保留派”就有过一次交锋。此事可见诸当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当时，针对“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 正是在此次“交锋”中，梁从诫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更容易地找到反对复建，哪怕是部分复建圆明园的理由。叶廷芳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第三，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 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弃管理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为此，梁从诫曾非常激动地说：“不能再毁圆明园了！”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哪怕是部分的）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 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为研究对象，对其特色旅游资源的构成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利于今后本地旅游资 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保护。 关键词 武当山 世界文化遗产 特色旅游资源道教 1 引言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 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 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 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 2 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 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 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 规模宏伟，工程浩大。 明朝 *** “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 重要场所。 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 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 选址独特，布局巧妙。 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 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 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 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八大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 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 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 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 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 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 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 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 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 仙乐神韵——武当道教音乐 武当道教音乐又称武当道乐，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乐是道士们念经和进行法事活动时表演的，由于历史及所处地域等原因，武当道乐内涵极为丰富：虽属地方道乐，但却有着宫廷音乐的庄严典雅；一方面难袭了远古巫观乐舞传统及先秦的民俗祭神音乐，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大量地方民间音乐元素；除本地外，周边地域的音乐也对其产生着影响，如“秦音楚声”、“秦腔豫调”、“楚韵汉凋”； 既有长期历史传承又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的道乐，最终形成南北交融，以道为主，同时兼有佛乐和儒乐旋律的道教音乐，被称为武当仙乐神韵，武当韵，悦耳动听，它是武当山宗教文化遗产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 3优美的自然风光——武当山不容忽视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虽以“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但与其人文资源相比，武当山的自然景观也毫不逊色。 自古以来武当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就一直吸引着无数的道教修练者、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隐士们。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盛赞武当山“山峦清秀、风景幽奇”，认为“玄岳出五岳上”，这里还有着“顶镇乾坤举世无双胜境，峰凌霄汉天下第一仙山”的美喻。 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为“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海拨高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如擎天一柱，拔地冲霄，周围有七十二峰拱立，二十四涧环流，形成天柱峰如一座巨大的神龟，座落在群山之颠，其余诸峰均俯身颔首朝向主峰的“万山来朝”奇观。 联合国赴武当山专家考察组官员们也盛赞武当山美丽的自然风貌，武当山自然景观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石、9台”等之称，均各具特色，风光优美。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武当山珍贵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史前文物。 从目前巳出土恐龙蛋化石、海洋上脊椎动物化石、古猿颅骨化石、猿人牙齿化石看，这里曾是人类祖先的栖息地之一，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武当山地区曾是楚国早年国都所在地，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均有建制及发展，悠久的历史为本地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道教文物最为丰富，有我国道教文物宝库之誉。 5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中药材，是我国现存野生药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初步确定武当山现有野生药材617种。 早在魏晋南北朝即有隐士在此采药修炼，唐宋以后更是络绎不绝。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长期在武当采药，据统计《本草纲目》中有400余种药材取自武当山。 俗话说“十道九医”，道教素有重视医药学研究的传统，结合其博大精深的道教养生文化，与现代旅游开发的健康理念正相一致，药用植物资源无疑是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 6多彩的民俗文化——武当山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本地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其中以道教气息浓郁的民俗文化为特征：如武当信仰民俗、大法会、罗天大醮、进香、斋膳禁忌等习俗；如三月三、九月九等与道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游艺节日民俗。 这里还留存着许多历代高道、帝王将相、社会名人等与武当山的传说故事，如著名的“铁杵磨针”、“太子读书”等，以及大量描绘武当山的诗词、歌、赋、游记、小说等文学资源。 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如历代朝廷的扶持及明代大修武当等事件，均直接导致部分宫廷民俗文化与来自全国不同源流的民俗文化同聚于武当，与本地民俗文化碰撞、相融，加之此地处于秦楚交界的“朝秦 暮楚”之地，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处，历史文化渊流巳呈多元化，所以武当民俗文化还表现出来源广泛、南北相融、多姿多彩的显著特点。 7 结论 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 世界文化遗产地武当山的特色旅游资源内涵丰富，特异性突出，除却传统的道教文化资源外，本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特色也十分鲜明，极具开发价值。 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的认识，对今后本地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充分认识武当山旅游资源的特色及内涵，才能更好地在进—步的旅游开发中挖掘特色，发挥特色，使其更好地为旅游业服务，也才能在旅游资源保护中做到针对性强、有实效的保护。
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论文
古代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汉魏时期—— ——中日关系萌芽 一、 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这在汉书上有所记载。而后汉书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 记录。 三国时期，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关系密切 关系密切。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中国使者 关系密切 四次赴日。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 国输入的铜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图中左侧是中国 的铜镜，右侧是日本的仿镜。 中国南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