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问题研究论文

全部为PDF格式论文存有先贴一篇不好的话去那里看看没有度的<<<<<<<<<<<<<<<<<<<<<<<<<<<<<<<<<<<<<<<<<<<,,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初探梁国磊□[内容摘要]反垄断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各种利益的聚焦点,利益关系及其复杂,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同时还要兼顾国家利益、规制追求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的行政垄断。[关键词]国家利益;行政垄断;社会整体利益[作者简介]梁国磊,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2005反垄断法所体现的利益关系极其复杂,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还涉及到(部门)利益,甚至私人利国家利益和政府益,而且这些利益还存在冲突的可能。因此,分析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一、反垄断法中的国家利益“如果说各个法域的竞争法均以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的基本内容为其共,那么在保护竞争的名义下,其同特征的话①所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却各有不同”。,反垄断法也正是由于所保护利益的不同成为各在各国呈现出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国执行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工具。作为“市场经济大宪章”的反垄断法,维护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其执法对象通常是一些行业中的占支配地位或,其中不乏世界性的跨影响力极大的企业国公司。这些企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战略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执法者在执法时国家利益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令世人关注的微软垄断案中,虽然维持了联邦地区法院有关微软从事了垄断行为的判决,但是美国司法部以分拆方式处罚微软公司的方案并没有通过。之所以出现,这和当前激烈而复杂的国际竞这种结果争环境是分不开的,规模较大的公司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将微软强行分拆,很可能使美国失去世界软件业的霸主地位,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市场经济在各国具有共同性,竞争是市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而反垄断法正是通过维护竞争或者说有效竞争来实现其的法律功能,因此反垄断法的条文在,必须反映市场竞世界各国是大同小异的,对于争的基本规律。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则会采取不同的观点。在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案中,美国和欧盟的争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波音公司遭遇到欧洲空中客,如果组织波音和麦道公司车的强力挑战的合并,将会使美国的整个航空业的整体,在世界市场的争夺战中失优势难于发挥利,而对于欧盟来说,则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战略利益决定了反垄断法的执法结果。毕竟,反垄断法面对的是一国的整个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实力正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加入后,随着WTO,我国民外资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涌入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履行成员国的义务的同时,反垄断法的立WTO法和执法都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更好的执行我国的产业政策。二、行政垄断中的利益问题在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过程中,行政垄断的规制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彻底完成转轨以前,这两种体制,而这又必然导致某些将会一直交互作用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结合,出现行政垄,可以有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多种分类,但究其实质是行政机关或者享有与行使行政权的其他单位行使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权力是利益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在权力②的背后是利益”。反垄断法要规制行政垄断,就不得不面对行政垄断背后的利益。然而,这种利益的形成不是由市场形成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也成为许多学者反对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主,对于造成行政垄断的行要理由。不可否认政权力滥用,需要行政法乃至宪法的规制,需要推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对于造成行政垄断的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反垄断法本身无法对其进行分配与平衡,因为作为这些利益载体的行政,而是宪权力的优势不是在竞争中形成的法和法律规定的。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行政性垄断同一般的经济性垄断从后果上看都是经济垄断,它们都是利用优势地位限制市场竞争,为特定的市场主体谋取不正,以当经济利益。以社会为本位的反垄断法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当然可以对造成市场垄断后果的,包括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各种行为虽然反垄断法很难调整造成行政垄断的利益,但是既然反垄断法能够规制行政垄断,那么必然会对造成行政垄断的利益造成影响。实际上,由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客观存在,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然会进行价值选择———究竟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还是实现自己部门或辖区的,官利益。而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商不分的传统可谓“历史悠久”,这种传统作为行政垄断产生的文化根源,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使这种惯性减弱,而使我国缺乏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竞争文化。一般来讲,竞争文化先于法律制度存在,竞争法律制度是竞争文化发展的结果,但是,反过来竞争法律制度又会促进竞争文化的传播。我国在学习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进行竞争立法的同,却没有存储和移植足够的竞争文化。而时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对于政府及其部门来说,不仅是一种制约与警示,同时,也有利于其接受竞争文化和竞争观念的确立,使其在进行价值选择是倾向于“公共利益”。三、反垄断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从规范意义上说,竞争法的政策目标,是指竞争法通过规范交易行为和维护市场③竞争,所应当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利益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家利益成为各国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法立法和执法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竞争法的政策目标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以竞争法最为发达和完善的美国和欧盟为例,美国的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一个由政策目标为主到经济目标为主,直到走向唯效率目标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的基本动力,是美国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欧盟竞争法的鲜明特色是它始终以打破国界间的经济壁垒、推进市场,同时十一体化为压到一切的首要政策目标④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尽管如此,不管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如何变化,反垄断法终究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是社会范围内整体的效率与实质公平。如上所述,国家利益成为各国竞争法,但这与反垄立法和执法考虑的重要因素断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矛盾,而,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且是一致的现,竞争法政治上的考虑,常能更准确的概⑤括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毕竟,社会整体利益中的社会是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国家利益的考虑通常是基于整个国家的国民或者社会的。而对于导致行政垄断的部门利益,情况则恰好相反。行政垄和地方利益而言断追求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损害。更为严重的是行政垄断利益的追求者们往往以极为抽象的“公共利益”为借口,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从最终极的意义上讲,‘公共利益’通过提升共同体的利益,进而对个人利益肯定有所增益,但是就当下的情形看,‘公共利益’是一种否定性的主张,是抑制某些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理由。‘公共利益’的受益,而通过‘公共利益’抑制个人者是不确定的权利则是确定的。因此,援引‘公共利益’实施某种政府行为时,必然会对一部分人有利,⑥对另一部分人不利”。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政府及其部门往往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社会整体利益的主要侵害者。在我国,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这种在“公共利益”伪装下的侵,也就是行政垄断,使得通过立法保护社害会整体利益成为必要,催生了反垄断法。四、结语反垄断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原本对立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一个结合点,也因此成为各种利益的聚焦点,产生了各种复杂,远不的利益关系。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止上文所阐述的这些。例如,作为我国一个,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的新生的法律部门设立,就涉及复杂的权力利益的分配,在反垄断立法过程中,三个政府部门相继介入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律调整实质上是利益,而作为反垄断法而言,其所涉及的的调整利益更为复杂,因此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这对于反垄断法LT的立法、执法和守法都是十分重要的。注释:王源扩:“我国竞争法的政策目标”,载《法学①③④⑤研究》年第期。1996 5刘旺洪:《国家与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理论》第②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94 2004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载《文⑥史哲》年第期。2006 2<<<<<<<<<<<<<<<<<<<<<<<<<<<<<<<<<<<<<<<<<<<<<<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之类的很多啊~~~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与完善，民主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竞技体育体制与运行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转变。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发、逻辑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结合经济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体育学相关理论，通过对竞技体育发展过程的纵向梳理，从一个新颖的角度，以小见大地对我国竞技体育中存在的垄断问题进行纵向的剖析与论证，目的在于提出我国现阶段竞技体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阐明利弊，优化竞技体育管理，尝试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推进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进一步发展改革提出建议。通过初步研究，本论文认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三种垄断形式：即国家垄断、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其中国家垄断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管理方式的组织形式，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定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体育环境下国家体制及运行机制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体现；行政垄断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时期竞技体育中长期存在的突出特征，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垄断现象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市场垄断是我国竞技体育未来组织运行的必然趋势，市场垄断模式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迅速蔓延，国际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环境下，走上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道路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应然模式。竞技体育中垄断现象的出现虽具有危害性但也存在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形式，竞技体育在走向国际社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应该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转变行政职能、规制行政垄断；积极鼓励支持民间资本进入职业体育市场，明晰产权，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我国职业体育市场有重点、有选择地逐渐由协会领导下的联赛制度向市场垄断型机制转变。

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之完善研究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国有企业破产中的职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劳动债权之法律研究电信立法若干问题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研究公司发起人问题研究一人公司法律问题研究债转股实施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公司资本管制改革趋势研究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论要约收购中股东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公司章程法律制度研究中美比较广告之比较研究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法律问题研究论我国竞争法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关系探讨经济转型时期寻租行为的法律规制循环经济法的价值研究论行政垄断的行政法及反垄断法规制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研究反垄断诉讼制度研究循环经济法制相关问题研究反垄断法中的中小企业保护与规制研究公用事业垄断的政府干预研究——兼论政府管制与反垄断法规制的协调公司监事会制度研究——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制度为视角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研究股权分置改革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破产中的债权处置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和法律适用公司资本真实与债权人保护研究破产管理人问题研究——兼论我国破产法划案相关法律条文研究构建我国的股东诉讼制度——从《公司法》、《证券法》修改的视角论公司法上的董事义务特别清算制度研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问题研究我国公司债权人权益保护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企业并购中的债权保护论公司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法律政策研究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公司董事的民事义务与责任浅析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的法律研究公司技术出资法律问题研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独立董事制度研究股份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研究独立董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论我国公司法上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建立上市公司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理论研究论我国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设置公司董事会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知识产权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权力机关改造论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研究论设立中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研究一人公司法律监管制度研究上市公司合格证券发行人制度研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法律问题研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特许经营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反垄断立法若干问题研究船员法律保护若干问题研究破产法实务问题研究论董事竞业禁止义务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法律问题研究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研究论公司清算的法律规制行政垄断问题研究记名提单项下的无单放货问题研究执行拍卖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论小股东权利的保护论股东权利行使的基础从WTO合格评定制度相关立法的完善记名提单及其项下的货物交付问题研究完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思考股份收买请求权的研究知识产权出资法律问题研究一人公司存在与规制的法理研究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我国企业破产清算监督机制的完善商业秘密权民事法律保护研究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偿付令研究论设立中公司及其法律责任国有上市企业股票期权实施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公司经理制度研究我国邮政行政立法初探论国有企业的企业法主体概念之选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论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的完善——以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法人治理现状为参照中国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研究有限责任合伙制在完善专业服务机构中的法律价值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思考提单并入条款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缔约托运人权利、义务及责任问题研究中国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研究关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立法思考论修改海商法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间的相互影响论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安徽大学）试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电子提单对传统提单功能实现的研究论我国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海商法中的船舶留置权公司发起人法律问题研究欧美航运竞争法的比较与借鉴试论我国一人公司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船舶抵押权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无单放货若干问题研究清算中公司诉讼问题研究独立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派生诉讼制度简论论董事会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渔船船员劳动权益纠纷的新发展公司登记法律制度研究董事对第三人的独立责任对我国企业法人登记一体制改革的思考论上市公司非正当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制公司法出资形式法律问题研究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限责任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现代公司内部监督机关研究破产复权制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法律规制论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观垄断控制制度研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司法规制若干问题研究公司清算义务人研究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一人公司治理结构及人格否认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法律构建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我国外资法的影响及对策论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武汉大学）公司设立中的出资制度研究公司减资法律制度研究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研究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现行法规制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制度研究搭售行为研究目标公司反收购的法律规制入世后我国外资并购的法律问题研究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民事能力探析公司章程法律问题研究公司社会责任若干问题研究公司民事关系研究运输法草案中海上履约方及其责任问题研究国际化的MBO面临的风险与法律监管研究无船承运人制度法律问题研究论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责任基础研究船长刑事责任法律问题研究船舶经营人的识别及其法律地位中韩扣押船舶制度比较研究我国的公司设立制度研究海上强制保险的法律理论基础及其发展特别经济区的最新发展趋势及立法研究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研究外商投资企业适用《公司法》之研究论我国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的法律构建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法律制度研究跟单信用证与反的法律分析论商业特许经营领域的反垄断法规制论企业合并评估中效率问题的处理破产公司的环境侵权责任论股东权保护中优先股制度的引入论合并控制制度中的破产公司规则论我国上市公司小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和保护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法制规制论反垄断法中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实施的环境公司僵局解决机制研究论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界定——从产品差别化行业所带来影响的分析论非市场经济地位及其对我国反倾销应诉之影响论上市公司合并中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信义义务土地使用权出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论国际投资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英美法上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论破产法中的待履行合同论中小企业的法律界定论GATS第6条与我国服务贸易法规的发展论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跨境规制上市公司收购之信息披露义务研究论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外商投资股份公司资本问题研究论电子提单的法律地位公司中小股东诉权与司法干预尺度的平衡——从中英美相关公司法比较视角议之论反对派股东委托书征集资格的限定独立董事制度及其在我国完善的建议论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律保护论拒绝交易的反垄断法规制论破产法目标对破产保全制度的影响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论新《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限制的修改和完善论我国公司监事会职权的构建与完善论我国比较广告违法性的判断论企业合并规制实体审查中的效率因素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独立董事制度论我国的一人公司及其法律规制论对合营企业的反垄断规制论打破公司僵局的法律途径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反垄断法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法理分析与制度设计专利权出资法律问题研究关联交易的比较研究——以公司法为视角论股份回购中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从信义义务角度分析论创业投资中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法律问题研究论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认定论新《公司法》下一人公司治理企业征信的法律规制公司分立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中韩两国的外资法及其相关制度比较研究论破产免责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论破产法重整制度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控制股东义务法律制度研究商誉出资问题探讨论公司职工权益的法律保护论离岸公司在我国涉外投资中的法律规制基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我国外商风险投资法律问题研究论反垄断法中企业合并控制的实质性标准经济法视野下的反贫困规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相关社会主义法制问题研究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规制有限公司小股东权利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研究合资企业反垄断规制研究论我国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利益保护WTO与中国外资法问题研究论篡夺公司机会公司法上的现物出资制度我国强制要约收购法律制度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利益平衡和法律规制论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合法性研究反垄断法执行机关的研究论上市公司协议收购控股公司及其反垄断法规制中韩监事会制度比较论最大诚信原则下海上保险人对除外条款的解释义务论公司收购中对小股东的保护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计的思考公司与其管理者利益冲突及法律规制研究LLP与合伙法律制度的重构我国采用BOT方式法律问题研究论《必备条款》对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权之保护上市公司资金不当利用与公司治理董事离任义务研究论具有中国特色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完善公司人格否认的法理适用及制度完善论债权保护在公司法制中的优先性论我国电信业互联互通问题的法律规制论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论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构建无单放货法律责任的归责与程序分析国有资产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股权分置改革股东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论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制度的重构目标公司董事会之义务研究我国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资产法律保护的研究国有企业债转股的法律分析中美日破产重整制度之比较研究行政性垄断及其反垄断法律规制研究述评西部生态工程建设投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法律问题研究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出口法律对策探析关于行政垄断及其规制的对策研究论完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浅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垄断的判断标准和范围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论中国外资待遇制度的重构从探索到规范--国有企业改制法律研究WTO之中的投资协定与我国外资立法研究网络经济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规范企业集团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法比较研究澳门入境游客合法权益保护研究电子商务认证机构立法相关问题研究论加入WTO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强化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立法思考公司法之停止请求权制度研究论比较广告之法律规制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控制法律问题研究自然人破产制度研究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论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之构建

行政垄断文献综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行政垄断变迁背景论文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高度的行政垄断。这种行政垄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不良影响也不容忽视。19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行政垄断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本文试图探寻我国传统的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体制变迁的背景。引言一般来说，垄断总是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和多种低效率，因而一直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消费者所诟病。垄断的产生和维持通常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少数厂商拥有特殊的知识、技术和投入品；一些产业的生产函数在有效产出范围内具有成本的次可加性；厂商间的策略性行为(如串谋等)；政府对新厂商的进入设置壁垒。近年来，随着可竞争市场理论为经济学人所普遍接受，行政垄断倍受关注。行政垄断通常是指政府通过法律、行政法规或规定的形式，维护一些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阻止竞争市场形成的行为。行政垄断有两种表现形式：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又称“块块专政”和“条条专政”。行政垄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大多是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垄断市场力量来源于行政合法和法律授权；行政垄断的本质是妨碍市场竞争，妨碍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余晖，200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垄断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国家垄断——而出现。本文主要分析我国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对该体制自1970年代末以来变革的原因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还试图展望行政垄断的未来走势。一、传统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根源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3月5日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他认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至于“节制资本”，毛泽东在其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是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早在建国之前国家就已经决定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价格和劳动条件等进行严格的管制，对全国的外贸由国家进行统制(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就相应实行了国家垄断)。之所以要“节制资本”(其实也就是国有经济的行政垄断)，当时说是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但从建国后的政策取向来看，目的并不仅仅如此。这些政策的实施，其实都是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落后的状态，同时也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苏联等国的示范效应，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重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赶美超英”。由于重工业属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进口技术设备等特点，而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资金匮乏而劳动力丰富，外汇短缺且出口创汇能力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发生矛盾，需要政府实施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来人为压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还需要提高政府对资源的动员能力，以保证重工业发展能够获得充足而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进口技术设备。这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宏观政策的核心就是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为了“赶超”，我们一开始就否定并试图消灭市场。为了可以按照政府的意愿配置资源，国家需要建立主要商品的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就是外贸统制，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统购统销、外贸统制，再加上外汇管制，使得国内价格体系和国际价格体系截然分开，国内资源流动不会因外部比价变动而偏离政府的取向。为了取得对剩余的支配权，把握积累方向，国家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将私人经济改造为国有成分(因为这样容易控制)，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国家建立统一的指令性生产经营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系。对于私营经济，随着统购统销和外贸统制的推行，私营批发和进出口业务已无存身之地；1950年下半年以后，国家垄断了银行业，查封和取缔了证券交易活动，禁止私人经营外汇，并逐步对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前后，我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上述各项政策的实施再加上群众运动的推动，只用了三年左右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司合营。至此，私营经济已经很难生存。对于诸如民航、铁路、邮政、电信等行业，一方面在当时确实关系国计民生，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规模经济性，当然也是为传统发展战略服务，因而实行了国家独家垄断，而且是政企合一(其中民航实行军事化管理，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为了管理、监督国营经济的运行，保证“赶超”战略的贯彻执行，国家实行部门管理和地方管理两种主要管理方式。在国家行政机构设置上直接表现为各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几乎每一个大的产业都对应有一个主管部门，另外还有物资、粮食和物价等配套部门。各主管部门及其所辖企业也就自然构成了行政垄断(因为消灭了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在当时主要存在于第一产业)。在当时，最高决策者也意识到了我国各地情况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各地经济的较快发展(这一点在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集中反映)。1957年中央决定实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由于当时全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地区之间仅靠计划调拨来维系国内的经济联系。财政分权以后企业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许多企业从中央所属变为地方所属)，中央的计划调拨有所削弱，这时生产中的前后向联系出现麻烦；同时，由于长期来对于外敌入侵的担忧，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区可以自求平衡，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58年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西、西北和西南七个协作区成立以后，中央明确要求他们分别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要求一些省份也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种“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系是传统行政垄断体系的集中反映，也是我国目前行政垄断难以破除的重要历史原因(地区分割问题在当时已经落下伏笔)。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的变迁及其原因由于传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也由于认识水平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于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二十多年来传统的行政垄断体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市场准八方面，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三资”成分已经广泛进入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一些传统的高度垄断行业已经或正在打破垄断：民航已成功地实行了政企分离，地方航空公司和中央所属航空公司一起竞争，机场正逐步交由地方经营；在电信行业，随着中国联通、铁通等电信运营商的成立和原中国电信的成功分拆，中国电信一家垄断的局面已经被初步打破；在铁路方面，目前已经有三茂，广梅汕等多家地方铁路出现：在金融领域，不仅国有银行数量增加，而且出现了很多民营、外资、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贸领域中，外贸垄断的局面已经初步打破，一大批国有、中外合资、股份制和私营等外贸公司同台竞技。本文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的变革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促进：财政压力，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寻租和腐败，财政分权改革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外部压力，国有经济的效益不彰和民营经济的出色表现等。首先，政府财政收入中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短缺使得政府必须借助于多方力量进行建设。我国的电力、铁路、公路建设和经营等行业长期以来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而建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以电力行业为例。由于电力行业长期实行国家垄断而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到1978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缺口达到万千瓦，年发电量缺口达到400亿千瓦时左右。为了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党和政府决定对电力行业的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先是允许地方政府投资办电，随后又于1984年明确提出了“多家办电、集资办电”的政策。同时还取消了统一上网价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实行“还本付息价”，保证投资者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张宇燕等学者提出，治国者必须要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体现为公民和官员的拥护)，这就需要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要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当财政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就必须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首先就是要“甩包袱”。将传统的行政垄断部门对多种经济成分开放，允许它们投资和经营也正是财政压力下的必然选择。其次，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寻租、腐败问题。对于垄断部门的低效率和寻租问题，国外学者早有论述和分析。胡鞍钢等学者估算了我国一些垄断行业所造成的租金、福利损失和收取的非法费用。研究表明，仅电力、交通运输邮电、民航、医疗几个部门的租金规模就占到我国GOP的％％。垄断行业职工的技术构成虽然总体不高，但是工资普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水电气的生产与供应业、民航、铁路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35％-150％(民航)，而劳动生产率却低得可怜(1985-1996年，铁路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电力行业为3/5)。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劣质服务、高收费、缺乏创新激励等问题长期为人们所痛恨。比如建国以后直到1994年，我国(基本)电信业——主要指电话——都是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的，属于典型的行业行政性垄断。长期的垄断使该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低，1989年我国每干电话主线的电信职工为87人，约为日本的16倍，菲律宾的倍，而我国的电信资费奇高、服务低劣是广大消费者普遍共识。近年来，随着竞争格局的初步显现，服务质量得到提升，资费和以前相比也大为降低。第三，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成为打破垄断的推动者。分权化财政改革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各地为了招商引资纷纷或明或暗地降低了投资经营的门槛，使得外资，民营资本。得以较为便利地进入。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政绩，必然要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政府可以用来进行经济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这就需要政府放宽市场准入。第四，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打破行政垄断。要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就必须与国际接轨，按照相对统一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国际上各主要国家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纷纷放松管制，政府独家垄断的领域越来越少，外贸壁垒也越来越低。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许多行政垄断也就难以维持了。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外资纷纷进入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石油、教育等传统行政垄断部门。从这几年来的实践来看，引入竞争有力地促进了相关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五，国有经济的不景气和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对内开放”。由于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难以解决，再加上其他一些长期形成的体制问题，国有经济近年来经营业绩一直不佳。2006年，全国省市级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亿元，同年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大约为20万亿元，作一个简单的除法可以算出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利润率不足5％。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通过滥用垄断地位而获利。在全员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利税率等方面的对比表明，国有经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如非国有经济。从企业R&D绩效来看，国有企业明显落后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中从业人员数量无论从相对数还是从绝对数来看都在下降。1978年，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78％，目前已经不足40％；自1996年以来，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绝对数一路下滑。可以说，这些年非国有经济在增加就业方面功不可没。鲜明的对比和非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的力量要求政府必须努力打破行政垄断，放宽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领域。三、当前行政垄断中的突出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垄断体制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地区分割问题、民营经济发展受阻问题、由于行政垄断导致的寻租和腐败问题等。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前两个问题。先来看我国的地区分割问题。地区分割就是国内各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一方面限制外地商品进八本地市场，另一方面限制本地紧缺商品、原材料和技术流向外地。前文已经说过，1950年代末期的分权改革中要求各地自求平衡，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复建设”问题此时已经产生。随后，在财政分权过程中，各地为了尽量增加财政收入，纷纷上马见效快、价高利大的工业项目。这样，各地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了保证自己的企业能够正常开工，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各省之间就必然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战。目前我国国内省际“关税”税率达到46％，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超过了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税税率。难怪有人提出了中国是“一个市场还是N个市场“这样的疑问。归根结底，地区分割首先是财政分权大背景下由于政企不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所形成的局面。地区分割使得产品和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也使得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仍然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地区分割实际上是一种“囚徒的困境”，它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仍有很多的制度约束，这些制度约束大多与行政垄断有关。我国已经加入WTO，很多行业已经或即将对外商开放，但是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做到“对内开放”。除了市场准入之外，由于金融领域目前基本上还是由国家实行行政垄断，实行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歧视性政策，民营经济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问题。四、结束语我国的行政垄断产生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我国的资源禀赋又和这一发展战略相矛盾。为了能够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这种发展战略的推行，政府采用了不同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主要的行业实行国家垄断，消灭了私营经济，同时对主要产品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统购统销，取消企业的自主权。这一体制在早期政局不稳、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曾发挥过其积极作用。但是垄断的存在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和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的行政垄断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些传统的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允许非国有经济从事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经营，同时产品的价格也主要由市场需求决定。垄断的破除不仅增加了社会产品的供给，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种垄断的破除主要是由于财政压力、分权式改革的推动、外来压力、长期垄断所造成的低效率、非国有经济的影响增强等。目前，我国的行政垄断势力仍然很大，主要表现为国内地区分割、民营经济发展中受到限制等。这种局面必须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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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与宏观调控？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弊端已显露出来，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他的核心是有效需求理论，其理论言，自由市场在有些情况下不能创造出有效的需求，就会造成商品相对过剩。这时就需要国家出面，运用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凯恩斯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恢复中被广泛运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因为政府就是由大资本家或大资本家的代言人组成的，造成垄断并获取巨大的垄断利润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法》，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和完全的计划经济（即宏观调控），能发展经济，使人民获得更多的福利的经济政策就是好的政策。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谢谢。

垄断行为论文

最近，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出台的一份课题报告指出，当前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建议对垄断行业进行综合治理，抓紧取消行政保护，根治收入过高问题。这份题为《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的报告从中央企业近三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果入手分析，认为央企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行业工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经营者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维持未变。这份报告的课题组长是相关部委和主管机构的负责人。报告称，“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递增，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的递增。而2003-2005年，央企员工的年平均工资递增，是最快的。2005年，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倍扩大到2004年的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万元。“我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不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垄断。”报告这样写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行政性垄断近年来不见减少，已呈尾大不掉之势，这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垄断声势因此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对于《反垄断法》的出台抱有深切的期待。而2006年《反垄断法》未按预料时间出台，令人认识到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复杂与艰难。近几年来，《反垄断法》也成为“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关注的焦点。今年的“两会”，《反垄断法》依然是焦点问题之一。行政性垄断损害社会福利新年伊始，历来为人们所诟病的垄断企业，纷纷出台一些喜人新举措，诸如“铁老大”的“春节永不涨价”、中国移动的8项承诺和石油企业的成品油降价等。电网、通信、民航和旅游等四个行业的14家央企也联合发出倡议，在今年全面开展“优质服务年活动”。尽管垄断企业开始纷纷变脸，但公众多年积累的质疑并未消除。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对《经济》表示，长期以来，国家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管，成本核算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直接导致了这些行业借助垄断地位维持高福利，从而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他说，垄断性行业尤其是公共事业性行业，是政府代表公众管理、运作国有资产。享有不应该的“福利”，就会私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晖在接受《经济》采访时指出，垄断部门不仅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且不断向社会转嫁其运营成本，造成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经济效率不高，结构失衡加剧，与垄断势力的强大和发展及其对市场机制的限制和破坏不无关系。此外，垄断者一方面利用垄断权力设租寻租，甚至有人化公为私，将其收益单位化和个人化；另一方面利用垄断地位和垄断权力侵占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增加垄断利润，扩大垄断福利，进而巩固垄断部门的特权。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歧视普遍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行政垄断未受到应有的约束的缘故。北京市律师协会反不正当竞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维丁律师向《经济》表示，反垄断的重点就是在于反对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扼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容易导致腐败，进而破坏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政府行政的公信力。与吴的看法相印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中国的竞争政策”课题小组提交的课题报告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均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行政性垄断比企业垄断更加严重，对竞争的危害更大，更应当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反垄断专家、外经贸大学教授黄勇表示，《反垄断法》承担着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任，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是竞争还不够充分，竞争环境还不够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必要。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提出，为破除体制性障碍，应该通过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出台为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在去年底召开的“2006’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论坛上透露，《反垄断法》有望在今年七、八月份正式出台。这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反垄断法的猜想。过去12年里，中国一直在起草《反垄断法》，却始终未竟其功。直至去年6月24日，《反垄断法》草案被写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议程里，才正式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但究竟何时能够出台，迄今仍充满变数。去年6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曾表示，“对于这部法律的出台，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9月27日，副委员长成思危再次声明，该部法律短期内难以出台。对于是否规制行政垄断，是反垄断立法中最关键，然而也最具争议的问题，以至在立法过程中，行政垄断的专章一度被整体删除删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晓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影响《反垄断法》出台的首先是认识上的阻力。有些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的任务，而中国当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中国企业的规模还普遍偏小，与世界级大企业相比就更小，因此中国当前应当鼓励企业集中，组建大企业集团，而不是要反垄断。但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思想认识的问题只是表面原因，关键还在于《反垄断法》的出台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反垄断法》的期待各不相同。这种多元期待，和由此形成的各种作用力，是《反垄断法》起草的博弈日益复杂化的主要因素。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反垄断法》出台受阻的症结在于草案条款与现有产业部门的职权和相关行业法规之间难以协调。他表示，在传统公用事业中的许多如电力、石油、民航、铁路等，均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加以管理。这些部门本身既是行业监管非公经济向垄断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者，又是垄断的维持者，以政府原有的法律、政策为护身符，限制了竞争，侵害了消费者者的利益。郭京毅说，倘若按照《反垄断法》的条款对这部分垄断行业进行制裁或解散，就会触及这些部门的行政职权及相关的行业法规，如何协调目前将是个很大的问题。正因各方对此争执不下，《反垄断法》才一拖再拖，难以按照预定时间出台。事实上，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或多或少一直受到来自某些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抵制。一些垄断性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民航、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即便不公开反对，也往往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郭京毅还透露，在讨论《反垄断法》草案时，还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做强做大”的时代，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希望自身行业发展越大越好，故不是反垄断的时候。对于此种观点，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直斥为荒谬。保育钧在细数石油体制的八大弊端之后指出，实践证明，用行政力量保护石油产业垄断的状态既没有增强我国在世界上开发石油资源的竞争能力，也没有更有效地配置我国国内石油资源。为此，他建议现有石油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在能够实现竞争的地方引入竞争，在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引入竞争的地方要由政府管制，绝不能容忍行政性垄断。郭京毅也表示，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竞争，制定《反垄断法》非但不会对“做强做大”产生不良影响，反而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如果你的做强做大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大家自然欢迎。但若建立在行业垄断的前提下，那就有问题了。”有专家指出，要打破历史上形成的垄断，需要时间和来自政府机构的很大努力。在当前阶段，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和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坚定不移地推行自身职能的转变。把不属于政府承担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包括反垄断在内的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动力。就此而言，《反垄断法》不仅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也是推动我国政企分开和加速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讲述本子目时，建议教师能从总结罗斯福新政的特点和作用入手，使学生在回顾旧知识的同时，加深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解，做到温故而知新。教材叙述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1．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调节生产、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保证就业，就可以防止危机，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面临战后重建的任务；30年代美国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为特点的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头一次大规模创造性的成功试验，以上两点成为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社会基础。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一改过去对经济自由放任，完全依靠经济规律调节的态度，纷纷采取了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不断调整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在一些基础工业和公用事业中推行国有化政策：推行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战后的20多年被称为发展的黄金时期。建议教师采用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具体材料（文字或数据），引导学生对此进行分析，帮助学生认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在战后普遍出现，是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20世纪70年代以后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前一阶段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下，各国发展很快。然而，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也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固有矛盾，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交织的“滞胀”状态，“滞胀”是“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简称，具体表现为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严重、物价上涨和外贸增长趋缓等。英美等西方国家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鼓吹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削减社会福利、维护企业利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面对“滞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再次进行调整，实行了不同程度上改革经济政策，开始减少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国家干预，出现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国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在讲述本目内容时，建议教师注意以下一些问题：其一，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还是后来的“混合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不可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私有制、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和改变基本的不平等分配关系。正是因为这种调节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它尽管有用，但起作用也是有限的。其二，教材中提到的“国有”经济和“公有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要特别向学生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二、建立“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出现是战后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又一表现，也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形式之一。本目的主要内容有：1．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和福利国家的实质：二战后，西方社会流行着福利国家的思想。他们认为贫困和失业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无能或懒惰，是由社会不合理结构造成的。穷人和失业者是社会的受害者，理应由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帮助。国家为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福利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和应尽的义务，不是任意的施舍和恩赐，享受这种福利是个人的权利。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安全，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福利国家发展起来。其实质是把国家看作是全社会增加福利的工具，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经济措施，积极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福利国家的动机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又出于对社会矛盾加深的恐惧。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决定了福利国家的实质。2．福利国家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制度的完备及作用：二战以后，福利措施从零星的、局部的社会保障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单个的社会救济发展成了一种公民的“权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医疗保健服务、养老、住房、失业保险、教育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福利国家制度逐渐完备，范围已涉及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及其在政府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包括公共教育开支），有的已占本国政府总开支的1/2至2/3，约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福利制度确实为各国社会成员谋得许多福祉，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平等，缩短贫富差距，杜绝了因贫困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3．福利制度的弊端及其规模的缩小：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病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在教材中只是提到了开支过大一点，建议教师在讲述时稍做补充，使学生能自然理解后面福利国家规模的缩小的史实。福利国家的弊病一方面集中在政府财政支出过大政府负担过重，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会带来社会道德危机，被认为不鼓励工作,破坏家庭责任,自杀率高,性行为泛滥，简单的说就是“穷人因懒惰而贫穷,富人因努力而致富”,国家不该用福利来鼓励这些穷人继续懒惰，甚至酗酒、婚前性行为、离婚、单亲、犯罪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放慢，甚至出现了“滞胀危机”，这动摇了福利国家的基础，由此引发了福利国家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政府财政支出过大，赤字增加，债台高筑；其次，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再次，福利国家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负担，引起了中产阶层的普遍不满,造成科技人才外流；同时，高福利、高补贴的社会保障措施使劳动者滋长依赖情绪,少干，不干。这些，都大大降低了企业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福利制度原应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变成了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愈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英、美等国家的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调整或“改革”，竭力控制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缩小福利国家的规模。建议教师在本目最后要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向学生说明，福利国家也仍然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社会福利并不是什么无偿收入或“额外”收入。社会福利的发展也同工资的增长一样，被限制在必须保证而不能损害资本积累的范围之内，并依据其需要而变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所谓“福利国家制度”，并没有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也没有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而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证资本积累和继续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方式，从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第三产业的兴起和“新经济”的出现本目所述的两个内容，仍属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近年来所出现的新现象，其影响不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而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1．关于第三产业的兴起，教材从第三产业兴起的社会条件和第三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第三产业对社会的影响来进行论述的。教材中所讲述的第三产业兴起的条件，都是战后资本主义自身调节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从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调节和改善，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生产力，而且使生产力还在持续发展。战后，在经济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社会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而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急剧上升，这正也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的范畴还将扩大。第三产业的繁荣和第一、第二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第一、二产业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部门，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在提高，在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以后，又转向各种服务性的需求，使很多服务型劳动从原来的物质生产部门中独立出来，并实现了产业化，导致很多新兴服务业的产生，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又以其新技术改造第一、第二产业，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力。在分析第三产业繁荣的影响时，建议教师讲清第三产业的繁荣在调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第三产业在危机期间的波动比较小，因为服务行业提供的是劳务，“产”和“销”大体上是同步进行的，它不会像物质生产部门那样造成产品积压，因而有助于减轻因产品滞销造成的连锁反应。此外，第三产业的繁荣也使产业部门增多，行业多样化，这就使各部门的扩张与收缩差异增大，从而减少了集中爆发危机的可能性。2．“新经济”的出现。“新经济”最早起源于美国，因此教材着重了美国的情况，首先强调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及时应用，对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的应用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大战后罕见的持续性的高速度增长。美国自1991年4月份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达到了4％，经济已持续增长了120多个月。《商业周刊》1996年底的一篇文章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新经济的胜利”，“新经济”一词就来源于此。新经济出现的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新经济”的“新”是不同于传统经济——工业经济的一种新型经济——知识经济。美国的“新经济”表现出知识经济的典型特征，社会财富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主要体现为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巨大贡献。“新经济”包括了三个要素：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知识经济为基础，信息技术为主导。“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新经济”的核心是高科技创新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它领域的创新。促成“新经济”出现的现实环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大一反垄断法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品的使用许可协议因其独占的特征而可能成为损害竞争的威胁。因此，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针对技术所有者的反垄断诉讼。本文从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两者的立法宗旨及其共同协调发展的平衡原则。关键字：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利益冲突，平衡原则一、微软公司案件1 、关于Windows 系统的反垄断诉讼美国微软公司研发的Windows 操作系统在全球市场占90％以上的份额。1998年5 月18日，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与20个州的总检察官对微软提出反垄断诉讼，控告微软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妨碍其他软件商与其进行正当竞争。2000年4 月3 日，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微软通过捆绑销售，将IE浏览器强加给用户，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中安装了源代码，排斥了竞争对手。[1]2 、第一屏条款的争论“第一屏条款”（the first screen provision）是微软公司同电脑设备生产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在许可合同中规定：要求已经安装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用户最初启动计算机时，屏幕上必须显示关于Windows 统一特征的（如图标、图标的设计风格和尺寸等）画面。原告称微软通过“第一屏条款”滥用了其对Windows 操作系统软件的独占权利而损害了设备生产商、消费者、其它软件生产者的利益。[2]在这两个不同的案件中，作为原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认为微软公司滥用了Windows 系统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地位，损害了其他竞争对手和整个市场的长远利益。而微软公司则坚持自己的权利受知识产权的合法保护。这反映了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独占性这两种法律价值的冲突，是否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方法呢，也就是说，在反垄断的视野中，如何能够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保护？二、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利益冲突1 、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 给权利人以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实践性、可复制性五个方面。以本文关注的角度来看，对市场竞争最有影响的就是其专有性。“专有性揭示的是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和支配权所具有的垄断性或排他性。”[3]就微软案件来说，因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版权的所有者微软公司就拥有了对Windows 操作系统使用的独占性的权利，这是从权利的来源说。在权利的行使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成果为保护对象，因此，大部分的权利人会通过使用许可协议来使其成果社会化。[4] 在这种技术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驱使下，法律赋予权利所有者以特权，即通过合法交易成为独占者。这种“独占性权利”的行使所获得的价格和合同与在充满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获得是不同的。知识产品一旦被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就意味着排除他人同样的行为。因此，知识产权最终与“非通过竞争而获取的独占”地位联系起来。[5]所以，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可能会被权利人滥用，进而破坏技术的传播和创新。例如，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经济联合，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获取技术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或者在许可使用合同中不合理的对被许可人漫天要价，对到期合同之后的技术使用进行限制或者通过索取高价来变相延长合同的期限……这些行为无疑已经偏离了知识产权推动社会进步的本意，也正因为这样，处于相对方的其他竞争者只得借助反垄断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2 、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 保护市场竞争结构的稳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一旦竞争机制被扭曲，市场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就会遭到破坏。源于自由竞争的垄断就是扭曲竞争机制的重要力量。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有维护公平竞争的功能，因此，需要建立保护竞争机制的法律制度体系。制定反垄断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交易公平，以实现充分、有效的竞争。对于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来说，反垄断法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反对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6] 在法律层面上，垄断是行为和状态的规定性。垄断首先是一种行为的规定性，反垄断法关注的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只要该行为的目的是限制竞争，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垄断也是一种状态的规定性，它关注市场的集中度，垄断状态实质上是市场已达到或超过法律所界定的企业集中度的下限。因此，即使没有明显的垄断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变垄断行为为竞争状态，垄断状态本身成为国家强制力的介入点。[7]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使它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宪法”，承担起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任。虽然大多数情况反垄断法和其相关政策是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但反垄断法自身却是以自由竞争的最佳状态为实现目标。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3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竞争政策关注短期效率分配或长期效率的程度。如果关注短期利益，则会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为较为宽容，而如果是注重长远发展则会较为严格的限制其权利的行使；二、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是因为知识产权而取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知识产权权利必然受到反垄断法的规范；三、知识产权自身的经济特性（边际成本很低并容易被盗用）。这一点说明在用反垄断法来分析许可协议条款时，也要注意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合理性；四、许可协议是否应该被认定为横向或纵向限制竞争的协议。[8]在本文列举的两类有关微软公司的案件中，原告无一例外的认为微软公司借助对Windows 操作系统许可使用权的独占，破坏了他们的“竞争权”，因此，应该由反垄断法对微软的行为加以制裁。其中最主要问题是：对于知识产权法特别是版权法中最为核心的商业性为- 许可他人使用被保护的作品究竟应该适用怎样的法律原则。诚然，在技术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力核心因素的今天，知识产品所有人独占权的保护范围已经越来越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如果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下，完全保护个人的知识产权，就会更多的“微软”案件发生。而如果用反垄断的利刃劈开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对于技术所有人来说，就无疑陷入了一种“无法可依”的危机感，甚至丧失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导致加重社会发展成本。简而言之，一个是反对独占而另一个是授予独占。[9] 对于这样的问题，司法实践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理论中也没有定论。三、如何实现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协调发展1 、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反垄断法的意义在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结构，使竞争主体可以展开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它呈现出灵活性，不同时期对同一性质的行为态度不同，这是一国之内；而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也就是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这时反垄断法又会支持知识产品的独占性。总之，反垄断法背后的标准就是经济发展需要，从国内市场来说，是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就是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面对形形色色的竞争行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基本都确立了“合理原则”。[10]根据合理原则，反垄断法并不是禁止所有的经济联合，禁止的只是那些能够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因此，将合理原则作为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使反垄断法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经济情况，避免机械的执法可能对正常经济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11]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范中，“合理原则”也同样适用。因此，有几个基本的原则不容忽视：首先，不能认为是知识产权导致了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源于竞争制度而非知识产权制度。社会的进步和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本意，所以，并非知识产权的每一种制度都要适用反垄断法。其次，竞争政策应承认知识产权法体系下认可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技术创新者的热情。最后，尽管存在一些限制竞争的协议，但如果这种协议比没有协议更能促进竞争，则它也是可以容忍的；在没有许可协议的情况下，很可能因为没有任何规定而导致效率的混乱，而且没有许可协议这种推广方式，技术成果的社会化也就成为空谈了。[12]这三个原则表明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承认知识产权的基本调整是基础，进而再与反垄断法衔接。2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观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因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法律界的关注。实践中，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 之后，围绕知识产权的诉讼不断增多，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和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相关联是法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技术许可中，随着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多和保护范围扩大，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陷入一种尴尬处境，本来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落入他人的专利保护范围，成为进一步开发研究和生产经营的障碍。甚至鼓励创新的专利制度成为某些人恶意设置“诉讼陷阱”的工具，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一台DVD ，从部件到零件，其有效专利达1500件之多。我国的生产商要想顺利的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获得外国专利权人的许可，并要支付相当的费用。面对这样的情况，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必须本着既有利于刺激知识产品的创造又有利于知识产品被公众接近、利用的原则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平衡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石。[13]因此，在知识产权自身的体系中，有很多针对性的规定来协调公共利益。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权中的强制许可。最重要的是，知识财产的保护是有期限的，一旦到期，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都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发展。3 、平衡原则- 协调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虽然从我国目前看来，把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纳入反垄断的案件并不多，相关司法实践也没有统一标准，但其实二者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会引起竞争的失衡进而被反垄断法所不容，其次，反垄断法事无巨细的前后审查又会破坏竞争主体意思自治和创新积极性。所以，要寻找一个恰当的标准，就是以竞争利益最大化来进行个案分析，在合同双方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并非可以通过法律明确具体的规定来确立，而基本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我评价和法官的个案认定。第一，首先明确知识产品的管理更多需要由合同法和知识产权法来规范，以保证个人意志和社会创新。“许可使用应该使版权所有者获益：这是设计版权法和合同法的部分原因。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能剥夺一个公司通过版权法和合同法的获益。”[14]因此，反垄断并不是反对大企业。大企业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的垄断不是真正的垄断，创业利润中包含的垄断盈利可以看作是成功者的奖金。这种具有“技术意义上的垄断”的企业由于一方面要同原有技术和产品的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受到潜在竞争的威胁，因此实际上仍处于竞争之中。[15]这段话说明，垄断地位的形成并不一定是消除竞争，垄断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就要更加努力的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消费者将会最终受益。这一点从IT行业的发展就可以得到证明。另外，合同法的角度来看，反垄断法是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矫正。这种矫正应该是发生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例如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加给另一方不合理的义务或价格，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超出了正常竞争可以接受的界限，这才是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微软与电脑设备生产商的“第一屏”条款中，微软公司并没有对“第一屏”的画面设置和显示做出过分不合理的约束，也没有限制制造商、消费者对“第一屏”之后画面重新设计。正如COPYRIGHT ，LICENSING ， AND THE“FIRST SCREEN”一文中作者的观点，在合同自治的原则下，许可协议不可能仅仅保护许可人的利益。整体看来，许可使用合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因为双方的利益平衡必然会反映到合同的价格上。取得的权利越多，支付的价格也就越高。德国的瓦尔特？欧根说：契约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没有来自家庭和企业经济计划的个人的自由契约，就不可能有通过完全竞争来对日常经济过程的调节”。[16]而且，这种“第一屏”条款可以通过降低培训成本、进行质量控制、明确商标标识等方面的作用使消费者得到稳定、低廉的服务，最终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利益的增加。在“合理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第一屏”条款并不是完全权利滥用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将反垄断的审查引入此条款，就会破坏合同的合意，破坏在竞争环境中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进而会付出损害社会技术进步的代价，这是反垄断法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用经济学的方法具体分析合同条款，权衡多方利益，才能找到反垄断法的作用空间。第二，反垄断法不能完全退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只要这种“保护”成为破坏竞争的保护伞，反垄断法就应责无旁贷的对此加以规范，以确保竞争结构的健康发展。事实表明，契约自由有时不能保护市场供求双方的竞争，甚至可以用来消除竞争，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织的建立就是例证。企业利用契约自由来建立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又用契约自由导致强制性的契约。“契约自由”常常成为垄断集团证明他们受到法律保护和享有相应权利的籍口。[17]正因为传统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对于意思自治的过分推崇，才使权利滥用有可能成为合法现象。在知识产权法中，法律赋予了权利人的特权，给知识产品的收益划定了一个闭合空间，只能由权利人独享，自然引发和社会其他利益主体的矛盾。正如本文开头的第一个案例，美国和欧洲的法院针对反垄断诉讼，分别认定微软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做出了不利于微软公司的判决。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反垄断法面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独占现象，是完全有理由介入并进行规范的。这是因为反垄断的性质决定。因此，尽管有“排他性”的“私权”壁垒，又有合同自由的说辞，但从社会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应该承认反垄断法介入的合理性。第三，本文的结论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不再单纯地将知识产权作为垄断豁免之列，而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方面寻求一个平衡点；对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应列入反垄断规制的范围中。在对一家公司进行反垄断时考虑的已不只是规模，更主要的是看它是否利用自身规模来限制竞争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18]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Dell公司案件中表达的看法：“客观的格式标准，通过公正的过程被认可，有一种‘实质上促进竞争的优点’。通过设定标准，可以提高产品的适用性，进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还可以通过投入及经济指标的标准化来降低生产成本。使新的进入者可以根据当前标准生产产品，降低市场准入障碍……”？？？？总体看来，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都关注技术进步和消费者的最终利益。企业希望进行技术改造但至少要防止搭便车行为，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而市场主体只有在面对竞争时才有充分的动力进行改造，因此营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要平衡不断加剧的竞争和进一步技术改造之间的利益。面对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法律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问题越来越普遍，这时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不同部门法的立法深意，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注释：[1]2000 年6 月微软公司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做出判决，基本确认了微软采用反竞争手段维持其在电脑操作系统软件上的垄断地位，但否定了初审法院试图将垄断地位扩展到浏览器软件领域的判决。11月6 日，微软与司法部和原告中的9 个州和解。由于和本文论述关系不大，故不作详细介绍。徐杰、时建中主编《经济法概论案例教程》第204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9 月版。？？？ See Ronald A. Cass ：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资料来源：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站 [2] 刘平周详《知识产权与物权比较研究》载于《知识产权》2003年第4 期[3] “In keeping with the basic approach of the copyright law ，copyright owners are given great freedom in deciding the terms on which to license their products. After all ， the value of the copyright is the ability of the right owner to set terms expected to maximize the return from licensing.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4] 笔者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是有期限并且受合理使用的限制。因此，此处讨论的独占也是相对的而并没有过于偏激的意思。本文全文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产权的制度基础之上，并不是对知识产权本身的质疑，而主要是从反垄断角度和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同时，我也并不否认，知识产权取得的最初，也是在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权利人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5] “有效竞争”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目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竞争被视为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提出这种模式是为了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作为法律上可操作的目标模式，关键是如何确立一个标准，以评价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效竞争。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主要是从规范竞争性市场结构出发。按照德国康森巴赫的理论，优化的市场结构，市场上要有多个竞争者，他们的商品有适度的差异性，且市场的透明度高。王晓晔：《竞争法研究》出版社99年版第73－90页[6] 刘宁元司平平林燕萍：《国际反垄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 月版第7 －9 页[7] “To the extent there has been a perceived conflict ， however，it seems to stem from four principal areas of uncertainty ：（a ） the extent to which competitio policy is about short-run allocative efficiency or long-run dynamic efficiency，（b ） whether market power sh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existence of an IPR ，（c ） certain distinctiv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PRs ， and（d ） whether a particular contract， license，or merger should be regarded as horizontal or vertical.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AFFE/DLP（98）18 [8] “Discussion of the overlap betwee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equently observes that the former opposes monopoly ， while the latter confers monopoly rights.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9] “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法的两个基本原则。“本身违法”适用于那些已经被确定为不合理地限制了贸易的行为，因而只看是否有行为的存在，无需对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行调查。一般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等。“合理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竞争的限制，但又不能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是否构成违法须在慎重考察企业行为的意图、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之后，才能做出判断。[10]“Normal competition law， applied under a rule of reason standard，seems entirely adequate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pro “and anticompetitive tying in cases where the requisite market power is conferred through IPR.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DAFFE/DLP （98）18[12]冯晓青《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载于《知识产权》[14]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5]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6]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7]马洪雨《从“微软”案看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 兼论给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几点启示》载于《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4 期

简单一点也可以

1 反垄断法概述垄断的法律概念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害，迫使各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对这些占有市场优势的市场主体阻碍竞争的行为规制而形成的。因此，一般都认为反垄断法是禁止行为人排除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或统称为反竞争行为）的法律部门或者法律规范的总称；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反竞争行为有购并、联合行为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力量行为等。从形式意义上讲，反垄断法是调整反垄断法律关系的法典，也即是指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实质意义上的反垄断法是指调整反垄断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的内容横向联合横向联合主要是指卡特尔，即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的，相互在市场方面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或进行某种协调，从而限制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的自主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把卡特尔分为两类，一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即出现这类卡特尔即视为违法，无论其造成的具体后果如何，一般包括价格卡特尔、限定生产数量的卡特尔和划分销售市场的卡特尔；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卡特尔应适用"合理原则"，即根据订立卡特尔的目的和后果判断是否严重损害了竞争。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条至第8条就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适用合理原则的卡特尔，包括条件卡特尔、折扣卡特尔、结构危机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专业化卡特尔等九类，又根据它们的影响程度分为登记卡特尔、可驳回卡特尔和需批准的卡特尔。这些卡特尔增强了企业的生命力并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1]纵向联合纵向联合指不同经济阶段的企业间所订立的协议，主要表现为限定转售价格、垄断用户后向一体化、独家销售协议、知识产权协议以及纵向非价格约束等。其中限定转售价格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其他的纵向联合可适用合理原则。禁止滥用独占地位（支配地位）的行为企业通过正当竞争或者法律规定等合法取得独占地位，是在所难免和合法的，法律一般对此不予干涉。但如果具有独占地位的企业滥用其独占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如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权益，则为反垄断法所禁止。控制集中或者并购控制集中或者并购。"集中"（concentra-tion）主要是欧盟竞争法的用语，是指企业通过合并、收购或者联营等方式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控制集中的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包括符合竞争法规定条件具有限制竞争可能的集中的核准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