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话剧茶馆论文参考文献

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吧，应该自己完成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茶馆》的主题思想以及创作背景来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符合逻辑。

正文：

《茶馆》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茶馆》的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全剧没有贯穿到底的矛盾斗争，是一出以人物带故事的话剧。它由几乎没有联系的几个小故事组成。幕与幕之间在情节上的联系，表面上看是不太紧密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三幕之间的联系是作者描写的一种深层的政治意识。

如“莫谈国事”的字条一幕比一幕多。这富有象征意义的纸条，揭示出在这三个军阀政府的专制下，人民受苦受压，是不能说话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临近解放的国民党政府残酷的事实真相。

作者老舍塑造人物形象有其独特的方式。着重刻画时代的、阶级的、职业的和气质的特点以及地方色彩，作出各种社会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浮雕般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面貌。

如秦二爷是民族资本家，他出场时少年得志，对实业救国充满信心，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年幼无知。秦二爷轰赶饥民的恶劣态度，暴露了他和贫民格格不入的本性。经过几十年风雨，他只剩下对现实和自我痛苦而盲目的诅咒。秦二爷的悲剧是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格和命运的缩影。

《茶馆》中有不少悲剧性的场面，但是全剧的基调却是喜剧的，而且即使是悲惨的情节和细节也往往以幽默的笔法表现出来。老舍在《茶馆》中塑造了许多小人物。王利发与秦仲义在社会风浪中的命运升沉都有相同之处，他俩都没有逃脱破产的下场。

剧中也出现了一些权势人物，如庞太监、马五爷及沈处长，但从处理这些人物的漫画式、剪影式的手法来看，他们也还是作为小人物来描写的。这些小人物都是老舍笔下幽默的对象，正是这些小人物形象才提供了这种寓悲于喜，啼笑皆非的题材。

作者通过纵、横两个侧面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横的侧面：作者选取了裕泰茶馆这个象征被摧残得衰败不堪的旧中国为观察窗口，通过对出入茶馆的各种人物的描写，来反映时代变迁。纵的侧面：通过贯穿全剧的人物生活变迁，来反映社会演变。

1. 钱理群：《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它是老舍骄傲的作品，是一位成熟作家的成功之作。《茶馆》的故事全部都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聚了各色人流，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抓住了这个场景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个主，次人物高度浓缩在茶馆之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的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基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茶馆》的成功也在与语言的成功。话剧全凭借台词塑造人物，台词到位了，人物就活了，人物活了，全局自然也成功了。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的的确确将语言功力发挥到及至。《茶馆》中的每个人物的台词都设计的非常传神，富有个性，同时简洁凝练，意韵深长。其实，老舍这样炉火纯青的语言既归功于艺术锤炼，又来自于生活的积累。出生贫寒的老舍非常熟悉茶馆里的小人物，他既知道他们说什么，也知道他们怎样说。因此使得文章具有真实性，给人一种融入当时社会的感觉。然而历史的前进是曲折的。茶馆的两次演出都受到了“左”的指责。更加不辛，作家本人在文革动乱之初含冤去世。他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了远远超过他生前所获得的赞赏和推崇，未能听到《茶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舞台上所赢得的空前掌声。相信大家都感觉到有点遗憾吧！

老舍的茶馆论文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还是自己写吧

通过反映北京裕泰茶馆在掌柜王利发的谨慎经营下，依然无法摆脱被查封的命运。揭露了清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统时期三个特定历史年代的黑暗现实，揭示了这三个必将被彻底消灭埋葬的历史时期中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分析了当年“实业救国”行不通的事实，是旧社会的一曲挽歌。

关于老舍话剧魅力论文范文资料

老舍文化人格论 -------------------------------------------------------------------------------- 作者：郭锡健来源：发布时间：2007年01月16日一引言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常论不息的话题。科恩说："拉丁语的personaiitas——'人格'一词产生于中世纪早期，是'persona'一词的派生词。托马斯·阿奎那已经用这个词表示人身存在的条件或方式。"[1]而在托马斯之前700多年，波伊悉阿斯（约480—524年）已有这样的定义：人格是真实的有理性的个人的本性[2]33-34。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人格研究更是经久不衰，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的人格哲学，到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本尼迪格特的人格心理学，可以说，人格研究始终备受关注。以人格的内涵研究来说，本世纪30年代有人归纳出人格的定义50多个，到80年代就达到100多个，以致美国学者赫根汉在遍查了人格的种种界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只存在一种正确的人格理论将是错误的。"[3]如同我们今天研究文化或现代化，尽管对其内涵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探幽求胜。我们完全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人格研究中窥见研究之必要和成果。在中国，"人格"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却不能据此说中国没有深远的人格研究。这是因为中文"人格"一词虽是近代从日文中引进的，但在古代中国却有很多词在意义上同"人格"相近或相关，如"品格""品节""人品"等。唐代李中《庭苇》诗中有"品格清于竹，诗家景最幽"的句子，宋代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称赞"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人格意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人格呼唤成了众多有识见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1916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李大钊在《介绍哲人尼采》一文中对尼采"高唱人格之权威"给予热烈赞扬。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自治的社会、共和国的国家，要个人有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自己的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独立的人格。"老舍，这位惯于对人的灵魂进行鞭辟入里透视的现代文学大师，也特别关注于人格的塑造。他自身，以独特的人格力量打动人；而他的作品，又常常遣笔于人格的多维展示。可以说，走向老舍，首先走向的就是他构建的人格天地；接受老舍，首先接受的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人格理想。注重自我人格的塑造,是老舍一生孜孜以求的。1937年,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道："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这是老舍对伟大文艺的向往，更是他对作家伟大人格的真切呼唤。正是基于对自我人格塑造的自觉意识，老舍的人格才显得特别丰满厚实，光彩动人：既随和友善，又刚正耿直；既一丝不苟，又豁达磊落，既严谨稳实，又幽默诙谐；既有"温良恭俭让"的柔韵，又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壮。在老舍的作品中，也深深寄寓着老舍对人格的探寻和追求。打开他的作品，震颤我们心灵的，往往是一幕幕人格悲剧的上演，如《骆驼祥子》中祥子正直、要强、纯朴人格的被扭曲，《离婚》中掩藏在张大哥热心、精明、谦卑之后人格的庸常、灰暗和苟且。在《猫城记》中，老舍不时地将笔锋指向"猫国"人格的解剖：揭露"猫国"教育失败时，作者借小蝎的口说："这新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只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十八）在挖掘"猫国"政治、经济崩溃的根源时，作者又借大鹰的口说："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可是，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小。"（二十三）据笔者统计，仅在《猫城记》中，"我"（地球先生）和"猫国人"直接议及人格的就达20多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在"人格"词条下特举老舍《四世同堂》中一段话作为用词例证，这段话是："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二十五）由此也可见，老舍的人格追求实在是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值得提及的是，人格研究可以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里展开，无论是从哲学的、心理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伦理的角度,都可以领略人格天地的独特景观。叔本华说："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人格。"[4]这里，叔本华将人生的本质意义同人格联系起来，这是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探讨人格。马斯洛则不同，他认为："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5]这里，马斯洛把人们的情感和类本能作为考察人格的重要方面，显然，这就将人格与心理学密切联系起来。如果考察中国历史上"人品""品性""品节"等概念的人格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始终与道德信念融为一体。《宋书·孝武帝纪》中说："庶简约之风，有孚于品性。"曾国藩《钞朱子小学书后》有言："盖先生之治人，尤重品节。"这里的"品性""品节"显然看重于道德价值。也有从政治意义上考察人格的，如陈独秀疾呼"自主自由人格"，又说："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的进步的实际需要。"[6]245"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6]34很明显，陈独秀这里所说的人格已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问题，而是强调人从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以获得尊严和平等的权利。但随着东西方各种学说的冲撞、演进，随着古今文化成果的融通、聚汇，随着众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人格研究有综合发展的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格研究（即文化人格研究）占据了很大优势。马尔库塞说"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7]，这就可以看出，一定人格总是一定文化的折射，人格建设实际是文化理想的构造。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曾诞生了"文化与人格学派"，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人以人格与文化变迁为主题，探求个人人格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文化模式"，尽管该派的理论有许多缺陷，但它将人格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其方向却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以道德度量人品的传统使人格评价自然地打上文化烙印。近代以降，抨击奴性人格，呼唤人的尊严，寻求人文精神，企盼人的现代化，这一系列的铸造"人魂"工程把完美人格推到文化反思的前台。老舍长成的年代，正是东西文化剧烈碰撞、古今文化风云际会的年代；而他自身，一方面是在北平浓重的古文化传统中泡大的，另一方面又在英伦等国直接感受了异域文化的滋味。这就促使他能以一种比较开放、公正的眼光审视文化、剖析文化；当他追求一定的人格理想时，也就能自觉地从文化意义上选择人格范式、把握人格真义。正因为如此，研究老舍的文化人格也就显得十分必要。那么，文化人格的要义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文化人格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在内心体验过程中流露的主导倾向，着重包含个体构建生活的信念、价值判断的标准、为人处世的态度、冶情养性的习惯等，它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并对文化作出反应的结果，也是人的性格、气质、智力、能力有机统一的表现。有学者说："文化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现代人格建设。"[8]由此可见，人格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找精神寄托，它是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崇高精神活动，也是中国在奔向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艰难而辉煌的工程。老舍以他对社会的全部热忱、对生活的全部真情，以他的生命为本色，汇聚起他人格的风采，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塑造，乃至对整个民族精神的高扬，将持久地显示出独特魅力。二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马克思说："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9]因此，个体人格的形成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老舍的人格直接发端于他生活的具体环境，其中突出包含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的母亲给他以"生命的教育"，与他血脉相通的满族文化在时代潮流冲击下带给他沉痛的思虑，古都北平固有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普通劳动人民具有的勤劳、善良、朴实、坚韧等传统美德给他以心灵的洗礼，从而确定了他健康人格的基调，使他能在以后复杂的人生道路上不断为自我人格的完善增辉添彩。（一）在"感受生命的教育"中自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接受一定文化的熏陶，往往是从家庭开始的；最初在家庭中养成的某些习惯、兴趣、态度、情感等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老舍人格中的许多迷人之处，如既温和又刚正、既多情又豪爽的处世态度，既乐观又沉郁、既严谨又旷达的心向结构，既含蓄又直率、既幽默又庄重的情感表达方式，都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家庭影响中找到"本原"。首先，母亲那种中国劳动女性特有的优秀品格对老舍人格带来巨大的感化。老舍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火中阵亡，此后全家就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做佣工苦度生活。然而母亲滋养老舍的绝不仅是物质上的粗茶淡饭，还有宝贵的精神食粮。据老舍在《我的母亲》、《宗月大师》、《抬头见喜》等文章中记载：母亲是那么勤劳，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要洗一两大绿瓦盆衣服，晚间还要抱着一盏油灯缝补衣服；母亲是那么诚笃，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母亲是那么热情待人，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母亲是那么宽厚，她最会吃亏，吵嘴打架的事永远没有她；母亲又是那么坚强，八国联军打进城的时候，皇上跑了，丈夫死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还有爱花、爱清洁的好习惯，她的手会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件发着光，院中的石榴和夹竹桃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母亲的这些优秀品格，是无声的教诲，点点滴滴滋润着老舍的心田，正如老舍自己所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10]纵观老舍一生，他那种绵中藏针、内圆外方、善待亲朋、急公好义的性格，都潜藏着他母亲的个性。其次，父亲的战死在老舍幼嫩的心田里埋上了爱憎的种子，同时也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深沉影响。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逃往西安，但许多兵士却是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老舍的父亲就是在一场抗击侵略者的恶战中因火药着火被严重烧伤而死亡的。对于这一家庭灾难及灾难的原因，老舍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了解。他说："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11]家仇连接着国恨。从父亲的死中，老舍渐渐领悟了有国才有家。从此，他心中埋上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种，同时也升腾起炽热的爱国情怀。这爱和恨的交织，培育起他敢于抗争、宁折不弯的人格因素，在以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中，他这一人格因素越发鲜明：他初涉人生就誓为"民主政治"和"国民的共同福利"而负起"两个十字架"；他身在英伦却全心关注着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国难当头时，他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奔赴抗日中心；直到在阴霾蔽天的年月，他昭示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风骨、以屈原沉江般的从容悲壮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都凸显着他直面人生、不避邪恶、守正不移、崇尚气节的人格之美。再次，童年的苦难磨练了老舍的意志，也养育起他质朴勤勉、不慕虚华的人格取向。老舍曾不止一次地回忆他童年的苦难。在《吐了一口气》一文中，他说：父亲死后，母亲"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据《宗月大师》记载，老舍因家贫，自小就体质虚弱，加上交不起学费，直到九岁尚未入学，只是后来偶然地受到宗月大师的帮助，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又据《我的母亲》一文记载，老舍小学毕业后报考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老舍"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但入学要交十元保证金，老舍说这对他们全家来说"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才"把这巨款筹到"。"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语）。贫穷，带给老舍许多痛苦，但也砥砺了老舍敢于和命运抗争、甘于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培养起他富有同情心、勤奋耕耘的人生态度。抗战时期，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就突出体现了他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经费，他四处筹集；没有办公地点，他因陋就简地租借；没有车，他就拖着病弱的身子徒步奔波；没有安静的创作环境，他就见缝插针创作。就是凭着一股韧劲，一腔热忱，他使"文协"在抗战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自己也创作出大量作品——七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一首长诗，另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鼓词、快板等。就自己的创作，他曾说："我们的命与笔就是我们的资本，这资本的利息只是贫困，苦难，疾病；可是它是投资于正义，而那些不利的利息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气节。"[12]他曾把"写家"同木匠相比，也曾把自己比成"文牛"，认为"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13]226-228他告诫青年朋友们："假使你没有变成一头牛的把握，请不要干我这一行事吧"[14]。于此，我们也可见老舍精神世界里的那份执着，那份"哀生活之多艰"而又"九死不悔"的坚韧。（二）在体悟满族文化中自省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伴随着历史的演进，满族文化同汉族文化已日益融为一体。但不管怎么说，满族文化毕竟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风格和内容。老舍出身于满族，又和很多旗人有过接触，还在作品中写了许多旗人，如此，满族文化就不能不对老舍的人格养成产生影响。满族曾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它的远祖肃慎商、周时就居于"不咸山（长白山）北"，"东滨大海"。以后，与它有渊源关系的挹娄、勿吉、女真在历经沧桑中不断繁衍，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至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满族的强盛之势已不可阻挡；到了康熙年间，"满汉合流"更是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随着清政府走向腐败和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广大旗人也与整个民族一起遭受劫难，被抛入痛苦不堪的深渊。这种历史的落差必然在旗人的精神中留下印记，对昨日辉煌的追忆和对现实的回天无力也必然会带来异乎寻常的文化氛围。老舍小说中描写旗人所用的自嘲和冷讽就是这种氛围的注解和宣泄，如用第一人称写的《正红旗下》中有这样的话："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以"我"大姐的公公和丈夫来说，"他们在蛐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15]这是老舍对末世王朝统治下的病态社会的形象刻画，也展示了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深刻洞察能力。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洞察力源于他对旗人文化的切身感受。他身处社会底层的旗人家庭：父亲属正红旗，是个月领三两银子的穷马甲；母亲也是旗人，属正黄旗，是位靠缝补浆洗苦撑家庭生活重担的勤劳女性。老舍童年生活的小羊圈胡同位于北京西北角；而"在清朝，北京的最西北角属于正红旗。"[16]旗人有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的习惯，老舍喜欢清唱、说相声，创作出不少曲艺作品，可以说也是这种习惯的传继吧。老舍夫人说："也许是由于老舍出身在满族家庭里的缘故，他从小对曲艺就很爱好。老舍小的时候，满族人中还有很多人会吹拉弹唱，不少家庭中有三弦、八角鼓这类简单的乐器。友人相聚的时候，高兴了就自弹自唱起来，青年人也往往以能唱若干段大鼓或单弦而自傲。当时的茶馆里，曲艺节目是必不可少的，大都常年邀请艺人表演曲艺节目。"[17]而老舍对茶馆是熟悉的，他少年时住的小胡同口上，就有一家茶馆，放学后到茶馆去听说书是他的一大喜好；他后来创作《茶馆》，就跟他亲身体验过"茶馆生活"有关。这样说来，老舍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有的旗人文化区中度过的，尽管当时的"旗人汉化"和"满汉杂居"已成定势，纯粹意义的旗人文化区在北京已很难见到。对旗人文化的深切感受使老舍的人格时常折射出哀惋、痛惜的色彩。这种哀惋、痛惜绝不是对一个王朝失去昔日的兴盛表现出懊恼和伤悲--紫禁城内的一切毕竟离老舍太远--而是对广大的中小层旗人表现出同情和忧愤，正如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茶馆》里有两个旗人--常四爷和松二爷。他们原先仗着旗人的特殊地位，穿戴讲究，谈吐非凡，好不风光。但他们毫无劳动技能，"大清"王朝崩溃后，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还有什么谋生能力。人本来是以能劳动而彰著自己之所以为人的，一旦失掉劳动这一本质特征，人就回到兽类中去了。这是人的衰落，更是一定文化的颓败。老舍在作品中写了许多精神颓废的旗人，如在《正红旗中》，大姐的公公是个佐领（清朝一旗之下统领部分兵力的军官）却不会带兵打仗，"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是个"不会骑马的骁骑校"，"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老舍的创作以敏锐的文化穿透力著称，对愚弱、麻木的"国民性"曾给予无情揭露，说"国家的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18]这种认识, 应当说首先来源于老舍对旗人世界的"看透"；也可以说，老舍是从一部分旗人变成行尸走肉中认识到"有毒"的文化会造出怎样的恶果。当然，老舍也写了一部分有能耐、有志气的旗人，如福海二哥，"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19]这里，老舍把文化的交融、互动当作一种理想来追求，展现了宽阔的胸怀，作出了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价值判断。总之，老舍与满族文化保持着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地缘、情缘关系，这种关系吸引他对满族文化的兴衰荣枯作出思考，同时也对他自我的人格塑造起着隐性的感染作用。他那种不敢屈辱、自激自励的精神，他那种冷峻的幽默、带泪的微笑，他在温和多情中保持独立不倚的处世态度，都是他在特定境遇中作出的清醒选择。这种境遇与旗人生活的沉浮、甘苦连通在一起，这种选择与他的人格熔铸于一炉。（三）在扬弃中华文化中自强古都北京，在承载中国文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它古老，可以说它连通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当几十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敲打出粗糙的石器，它就昭示着文化奇迹；说它恢宏，可以说它吐纳着长城内外的烟云、黄河上下的风雨——无论是传统中黄帝征战于涿鹿，还是春秋战国时燕定国都，无论是辽设陪都，还是金建中都，无论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席卷天下之势挥鞭南下建大都，还是明、清两代隆京城而使之成为万民瞩目的中心，北京都以厚重的文化而著称于世。到了老舍成长的年月，清王朝虽已到了残灯末庙之际，但历经悠悠岁月沉积于宏门大宅或寒舍陋巷的文化却是不会隐退的。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耳濡目染，其精神世界也必然受到古都文化的熏染。这是毫不足怪的，人生活于文化中间，就必然接受文化的洗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舍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相比，受到的文化熏陶似乎更为复杂，市民文化、民俗文化、书本文化、野史文化、北平文化、旗人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纵横交错，兼容并包，都给老舍以熏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负向作用。对负向作用，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以犀利的笔锋予以揭露，其思考之深邃,剖析之透彻，可以说与鲁迅是相通的。但尽管如此，并不妨碍老舍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认同和倡扬。与同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相比,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少情绪上的偏激,他痛切地揭露"老"文化身上的痈蛆,但他也真诚地肯定："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20]抗战中，面对着强敌的肆虐，老舍从血与火中看到有骨气中国人的自尊和从容,于是,他挥笔歌颂道："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21]他为"五千年的文化教养"而自豪，并把它当作强敌不可征服的伟力，这是老舍对抗战力量的赞美，也是对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钦佩。正因为如此，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为他的人格养成提供精神动力就显得十分自然了。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是多方面的。除了从小从家庭中、从社会低层的人们身上，特别是从母亲身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劳动人民特有的热爱劳动、真诚朴实、心地善良等传统美德以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老舍自幼就受到民间文学、尤其是北方市民文学的影响。由于北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市民文学也就显得特别发达，其突出表现就是市井的繁荣带来了街头说唱文学的兴盛。老舍生活在普通市民中间，这就使得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市民文学。在《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老舍记载道："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在《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他还写到，"二十年前我听过没落的王府供奉（"供奉"原为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如清代称南书房行走官员为内廷供奉--笔者注）到街头来卖艺"。老舍在文章中还常常信手拈来地品谈民间文艺作品, 如在1938年他为了鼓励作家多运用民间文艺的样式鼓舞人们投身抗战，写了《关于大鼓书词》《谈通俗文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等文章，文中他就论及《单刀赴会》《长坂坡》《宁武关》《取荥阳》《草船借箭》《三侠五义》《济公传》《铡美案》《彭公案》《秋胡戏妻》《儿女英雄传》等许多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从一个角度说明，老舍对民间文艺是相当熟悉的，而这与他从小就经常接触民间文艺是分不开的。民间文艺通常积淀着浓厚的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起着强烈的教化作用。老舍自己在谈到利用通俗文艺"旧套子"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时就说过："你利用旧套子来装故事，也得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从事实上看，……真敢拼命的还不是士兵与民众？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胸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22]356-357可见，"旧的"民间文艺对塑造"新的"心灵是有着持久而深沉的影响力的。是啊，人类文化的传继不常常就是在不见山、不显水中达到峰回路转、后浪逐前浪的境界吗？在老舍身上，传统与现代是得以完美统一的；在"传统"部分中，我们是时常洞见民间文化凝结的那份人格理想的。如老舍惯于急公好义，很具"侠"的风骨，这与老舍自小就大量接触民间文艺中"武侠"一类作品有关，上文所列老舍自己举出的作品多写侠客义士就可旁证一二。当然，说老舍多受民间文化影响并不意味着老舍缺乏"高雅"文化的熏陶。事实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都曾深深地迷住老舍。他自己说过："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不能不说我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因为在学堂--那时候确是叫作学堂--下课后，我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诗经》我也读过"。"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23]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校长方还（唯一）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古文、旧诗造诣精深，对老舍影响很大。方后来离任北京师范时和去世前，都曾挥毫赠言给老舍，对老舍的学业评价甚高；老舍自己则说："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24]老舍在北京师范就读时的另一位老师--国文教员宗子威是词学权威，他也使老舍在古典文学方面获益匪浅。及至走上教坛，出于工作需要，老舍的国学功底更为加厚。他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时，曾为学生开设过关于唐代爱情小说的讲座。关于讲座的内容，他在给学校秘书克莱格小姐的信中曾有所谈论："（1）唐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作为我的讲座的序论；（2）唐代爱情小说的分类和思潮（有关伦理或宗教等方面的小说）；（3）语言以及研究唐代爱情小说的必备书籍；（4）对元、明戏剧形成的影响。"[25] 在

这个很简单一导言老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二寻找材料①老舍生平舒庆春生于北京的一个贫穷家庭。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小学）、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庆春是谁。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其中《茶馆》极为著名。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一岁半丧父，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1966年老舍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6月3日，有关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②老舍爱好1.打拳 2.唱戏 3.养花 4.说相声 5.爱画 6.玩骨牌 7.和孩子们交朋友 8.下小馆 9.念外文 10.写字 11.养猫 12.旅游 13.行善 14.分享 15.起名字 16.自己动手 17.给人温暖 18.收藏小宝贝 19.剖析自己③老舍作品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月牙儿》《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三结尾总结你自己收一下尾就好了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

老舍（1899年~1966年），京派代表，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笔名有“舍予”、“老舍”。曾经担任山东大学等名校教授。作品收在《老舍文集》里。一生主要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关于老舍茶馆的毕业论文提纲精选

首先，作者选择茶馆作为葬送三个旧时代的墓地，借茶馆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聚集在一起，又通过他们将笔触伸向社会各个方面，展示了旧时代的腐朽和没落。

其次，三个时代，五十年的历史，中间发生过多少重大事件和变革？作品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将画面定格在“后”上，即重大事件发生后社会各阶层的反映，表现人们似新而旧的命运。

第三，50年当中，有过多少英雄或枭雄，创造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作品没有写大人物，而是将笔墨集中在小人物身上，通过他们反映时代的变化。这样避重就轻、扬长避短，既含蓄真实，也方便艺术表现。

第四，剧本叙事时间跨度大，人物变化大，情节不连贯，冲突不统一。作者利用重要人物贯穿到底、反面人物子承父业，一般人物根据艺术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办法，符合茶馆社会的生活实际，弥补了因断代而造成的空疏，加强了联系性

扩展资料

《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通过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官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参考资料

茶馆（老舍著话剧）_百度百科

1.戏剧冲突。都是由戏剧冲突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全局看，其中的人物之间没有直接的、具体的冲突。手法独一无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表现剧情简单容易，全剧主要描写三个时期即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的变化，为人物的行为设置层层障碍，人物表现了当时所处的社会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两者相辅相成。通过茶馆里各阶级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变化，揭示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剧中人物与人物的每一个冲突都暗示人民与时代的冲突。这一特定的冲突在剧中表现为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贯穿全剧，而是分散穿插若干个生活画面，构成一幅巻轴画，画轴的展示即为情节的发展。全剧相当于是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2.戏剧中的人物。《茶馆》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多个性鲜明，都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反映畸形的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小小茶馆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其一，有“小中见大”的特色。尽管茶馆人多，有很多三教九流，看是写的是小人物的生活，实质非然。那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他们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我本人虽然着实去了解过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略知一二，可是他生活的时代与我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所以对于他如此塑造剧中人物的性格的意指和用意本人还是不能深会，但对于剧中那点颇有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还是使我深刻体会到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发人深思。他们的表现让我觉得人的精神危机真的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其二，子承父业。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剧中特意写出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随着剧情的发展，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人物衣着也跟着前卫起来，但他们的的思想却不见得有何改变，简直是换包装不换内容。老舍先生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写出了人物的细微变化。但在思想方面却依旧“遵规守矩”，没有新意。一方面，似乎丑陋的东西总是四处滋生蔓延。而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很是可悲。3.戏剧语言。能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有丰富的潜台词，富有动作性，且同一个人物的在剧本中的语言是变化的。富有时代特点。4.结构。《茶馆》的戏剧结构称为“图卷戏”。即，突破了传统的戏剧手法，不求故事情节的连贯，矛盾冲突的紧张激烈，采取了“人像展览式结构”，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的命运、沉浮，来完成作品的主题。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线索，没有贯串始终的矛盾冲突，而是以众多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每个人的台词都不多，在茶馆中一闪而过，各自说着自己的事情。剧中人物的语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无数个画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步展开。5.内容。没有选取重大的社会题材，没有去描写中国近戊戌变法以来的重大实践和重要的人物，而是通过“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的方法，通过“裕泰”茶馆的兴衰来展现的。茶馆作为社会的一个“窗口”，就是一个小的社会。通过它的每况愈下，最终为黑暗所吞没，展现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揭示出吃人的旧社会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

作为老舍的代表作，《茶馆》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了老舍剧作的风格。首先，剧作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本质，展示了历史反战的必然趋势，但是它却没有选取重大的社会题材，没有去描写中国近戊戌变法以来的重大实践和重要的人物，而是通过“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的方法，通过“裕泰”茶馆的兴衰来展现的。茶馆作为社会的一个“窗口”，就是一个小的社会。通过它的每况愈下，最终为黑暗所吞没，展现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揭示出吃人的旧社会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其次，剧作突破了传统的戏剧手法，不求故事情节的连贯，矛盾冲突的紧张激烈，而是采取了“人像展览式结构”，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的命运、沉浮，来完成作品的主题。剧作所反映的内容，时间之长，跨度之大，人物之众多，都是话剧创作中罕见的。在全剧出场的70余个人物中，有名有姓的就多达50余人。对这样多的人物，作家采取了主要人物有壮到老（如王利发等），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如刘麻子、唐铁嘴等）；每一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儿，又和时代结合起来；无关紧要的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剧种的各色人物哪怕只出场一次，只有三言两语的台词，也都对深化作品的主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作品还比较集中的体现了老舍剧作的民族风格，充分发挥了作家熟悉旧社会、擅长写北京市民生活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北京味儿”。剧中的人物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其性格特点、心理状态、精神气质、语言习惯都是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的产物；而环境则是典型的北京茶馆，茶馆的陈设、布局，人物间的对话，都是地道的北京味儿。尤其是作家还把曲艺这种民族的艺术糅进剧作之中，不仅有机地介绍了剧情，解决了时间跨度大等难题，更增加了我们民族艺术的表现力。第四，《茶馆》写得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作者是立足于今天来反映过去的，因此，蕴含着强烈的新旧社会的对比。作者让在人们看到往昔苦难的同时，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热爱我们的新社会。这同老舍建国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一样，出发点仍然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

茶博物馆论文参考文献

去蜀香堂网站看看，有可能有。他们专门研究茶与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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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鉴赏手册.pdf中国茶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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