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主题学或形象学小论文
一、数学适应源于生活，用于创设问题情境 生活中充满了数学，数学就在我们周围，让学生学习数学，可从他们已有的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出发，有目的的，合理地创设出一些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问题情境，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抽象成有兴趣的数学问题，只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就会大大增加学生的求知欲，学生就会主动地去开启智慧之门。例如，在学习归一应用题时，我出示了这样一道习题，让学生练习。“使用139全球通手机，月租费50元，每分钟通话费元；而某一人用136神州行手机，没有月租费，每分钟通话费元，而这个人用136手机，每月计费150元以上，若他要换用全球通手机合算吗？”这些题目，是学生从示接触过的，又很贴近学一的现实生活。通过让学生业计算，既是让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又很好地创造了生活的新方法，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例如，在学习“圆的面积”的时候，可以设置疑问。“为什么自来水的管道是圆形的而不是长方形的”、“你们有没有见过正方形的自来水管”，这样一个带有生活常识的问题。一提出，学生马上对它充满兴趣，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样使教材的内容融入趣味的生活情节中，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新知识，使学生尝试成功的喜悦，诱发学生再次学习的兴趣。 二、数学知识用于生活，使学生了解生活实际在数学教学中，除了要讲清概念外，使学生正确理解各个知识点和概念，更要注意知识的实用性，在练习的过程中，要把数学知识用到实际中来，要从多方面来考虑数学问题，来打开学开学生的眼界，增加学生信息量，了解生活的实际。如美国第三次全国进展评估中有这样一个试题是：每辆卡车可载36名士兵，现在有1128个士兵需要用卡车送到练营地，问需要多少辆卡车？乍一看，这是个很简单的除法应用题，测试的结果也表明，有70%的学生正确地完成了计算，即得出了36除1128商是31，余数为12。然而，在此基础上，只有23%的学生给出了32这一正确的答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了学生没有把这一问题看成是真正的问题，没有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而只是把题目看成是虚构的数学问题，为了练习而杜撰的故事。他们所做的事就是进行计算把得数写出来，这也是一些学生的通病，只注重机械练习，而很少考虑其他问题。这只是数学教学中的小小一例，在教学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数学要加强真实感要把所学的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学数学要为生活服务，从而来增加学生的数学意识。 三、从数学实践活动入手，拓展数学视野开展数学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体验到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对于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爱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例如，在教学中，让学生到操场上去走走、跑跑、测测、量量，让学生感受50米、100米、400米的距离，并让学生辨别步测与目测的差别；让学生到食堂去看看、称称，根据各种水果、蔬菜的重量，使学生去感受100克、1千克、10千克的实际重量等等，这些活动深受学生的喜爱，不仅可获得数学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对数学学习充满乐趣。 一、走进生活，用数学眼光去观察和认识周围的事物：世界之大，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以及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既是数学教学目标之一，又是提高学生数学素质的需要。在教学中，要使学生接触实际，了解生活，明白生活中充满了数学，数学就在你自己的身边。例如在“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的导入中，我设计了这样一段：你们知道在我们人体上的许多有趣的比例吗？将拳头翻滚一周，它的长度与脚底长度的比大约是1：1，脚底长与身高长的比大约是1：7……知道这些有趣的比有很多用处，到商店买袜子，只要将袜子在你的拳头上绕一周，就会知道这双袜子是否合适你穿；如果你是一个侦探，只要发现罪犯的脚印，就可以估计出罪犯的身高……这些都是用身体的比组成了一个个有趣的比例，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此外教师还可结合学生年龄特点，设计一些“调查”、“体验”、“操作”等实践性强的作业，让学生在活动中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如教学“单价、数量、总价”三者关系应用题前可布置学生做一回小小调查员，完成下列表格：品名黄瓜白菜萝卜猪肉单价（元）数量（千克）总价（元）这样做，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感性认识，减缓他们在学习上坡度，对他们深刻理解单价、数量、总价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帮助。再如学习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后，可让学生观察生活中哪些地方运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学习了圆的知识后，让学生从数学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车轮的形状是圆的，三角形的行不行？还可以让学生想办法找出锅盖、脸盆的圆心在哪儿；……这样大大丰富了学生所学的知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周围处处有数学，数学就在我们生活中间，并不神秘，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感悟数学的真谛，进而激起从小爱数学、学数学、用数学的情感，促进学生的思维向科学的思维方式发展，培养学生自觉地把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的意识。 二、感悟生活，架构数学与生活的桥梁：“人人学有用的数学，有用的数学应当为人人所学”成了数学教学改革实验的口号。教学中我联系生活实际，拉近学生与数学知识之间的距离，用具体生动、形象可感的生活事例解释数学问题。1、运用生活经验解决数学问题在上“用字母表示数”一课的内容时，我用CAI课件演示李蕾同学拾金不昧的情景，紧接着播出一则“失物招领启事”：失物招领李蕾同学在校园升旗台附近拾到人民币A元，请失主前来少先队大队部认领。校少先队大队部 学生惊奇于数学课上老师怎么讲起了失物招领的事呢？我和学生通过分析、讨论A元所表示的意义，师：A元可以是1元钱吗？生1：A元可以是1元钱，表示拾到1元钱。师：A元可以是5元钱吗？生2：可以！表示拾到5元钱。师：A元还可以是多少钱呢？生3：还可以是85元，表示拾到85元钱。师：A元还可以是多少钱呢？生4：还可以是元，表示拾到5角钱。……师：那么A元可以是0元吗？生5：绝对不可以，如果是0元，那么这个失物招领启事就和大家开了一个大玩笑！师：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拾到多少元，而用A元表示呢？……由于学生容易认识具体、确定的对象，而用字母表示的数是不确定的、可变的，因此开始学习学生往往难以理解。本题中的“失物招领启事”是学生所熟悉的活动，激发了学生学习新知的欲望，学生便能不由自主地参与到解题过程中去。在讨论交流中，集思广益，使学生在愉快的氛围理解了新知，并对所学的知识更理解，掌握地更牢固；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增强了相互帮助、合作的意识，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也锻炼了学生对社会的洞察力。2、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学习了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及组合图形的计算后，我尝试着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老师家有一间两室一厅的住房，如图：你能帮帮他算一算这两室一厅的住的面积有多大？要计算面积有多大我们先要测量哪些长度的面积？在给出一定的数据后让学生们计算；接下来我还让学生们回家测算一下自己家的实际居住面积。在这样一个实际测算的过程中，既提高了兴趣，又培养了实际测量、计算的能力，让学生在生活中学、在生活中用。 如，学过了100以内加减法之后，创设了“买汽车”的教学情境：微型汽车大削价，小林花去100元买了几辆汽车，他买了几辆汽车，是哪几辆？通过观察、思考、讨论，在我的鼓励指导下，同学们用式子有序地依次表示为：（1）把100元分解为两个数的和：（2）把100元分解为3个数的和：50+50=100 40+60=100 30+70=10020+80=100 60+20+20=100 50+20+30=100 40+40+20=100 30+30+40=100 （3）把100元分解为4个数的和（4）把100元分解为5个数的和40+20+20+20=100 20+20+20+20+20=100 30+30+20+20=100 学生以发现者的心态去探索、去求新、去寻觅独创性的答案，这也正验证了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这种图文并茂的应用题，使学生感到不是在解应用题，而是在解生活中的问题，锻炼了学生捕捉信息的能力，增强了应用题的应用味：漫画的形式更贴近于儿童的实际生活，学生从图中获得各种汽车价钱的信息，又从文字中获取“小林花去100元”的信息，由于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但又不能刻板地归为哪一种类型，要想解决“买了几辆汽车，是哪几辆？”的问题，联系生活实际，就能得到不同的解法。整个学习活动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让学生经历观察、分析、概括和归纳等学习过程。不仅巩固了100以内认识和加法，而且促进数学的交流，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培养，有利于因材施教，体现不同的人学习不同层次的数学，使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感受数学的趣味与作用。 三、创造生活，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两步应用题之后的教学，我让学生“创作”应用题，学生们积极思考，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份鸡翅8元，一个汉堡包比它贵4元，我吃了一份鸡翅和一个汉堡包，你们说我用了多少元？”；“我的妈妈上午买了一斤青菜，买的萝卜是青菜的两倍，请问我的妈妈一共买了几斤菜？；《西游记》有62集，《西游记续集》比它多5集，《西游记续集》有多少集？”学生们编应用题时眉飞色舞的神态，夸张的动作，幽默风趣的语言常常引起哄堂大笑。由于题材来自学生所熟知的事物，学生发言积极、语言流畅，思维呈多极化和多元化，得出“雪融化后是春天而不是水”的新思路，因创造而倍感兴奋，更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再如学习了“按比例分配”的知识后，让学生帮助爸爸妈妈算一算本住宅楼每户应付的水费（电费）是多少；学习了“利息”的知识后，算一算自己在银行存储的钱到期后可以拿多少本息；再如学习完“比例尺”一节的知识后，让学生绘制“我给未来的校园设计平面图”、“我给生活小区设计平面图”等等，其对图表内容的丰富和社会关注程度令人感叹！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为小学数学教学的改革开辟了广袤的原野。“让学生在生活中学数学” 使学生对数学有一种亲近感，感到数学与生活同在，增强了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发展了求异思维，培养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勇于探究、大胆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让学生亲自体会参与应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 7回答者： wys575780554 - 二级 2010-10-5 10:06 我来评论>>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xiexie相关内容• 数学小论文 生活中的数学 2010-11-1 • 数学小论文 生活中的数学 题材 14 2010-10-8 • 数学小论文,初一的.题目是生活中的数学.急 216 2010-2-3 • 给个生活中的数学1000字左右的数学论文 3 2010-10-13 • 急~!!!怎样写围绕生活中的数学小论文啊,说说怎样写就行 132 2008-3-9 更多相关问题>> 查看同主题问题： 数学 论文 论文 主题 等待您来回答更多0回答 关于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论文如何撰写？要求写成学术论文型的。在哪可以... 0回答 写论文 怎么知道查什么书 分析成本作假的方法，找出治理的方法 0回答 5 关于学习中国旅游地理的心得，是我选修的论文 要求1500字左右....谁有... 2回答 关于能源危机的论文 0回答 10 数学小论文主题可以有哪些 1回答 20 求一篇8000字的数控技术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 1回答 泰山的传说故事 1回答 15 长城的传说故事 没有感兴趣的问题？试试换一批其他回答 共 6 条有一次，妈妈烙饼，锅里能放两张饼。我就想，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吗？烙一张饼用两分钟，烙正、反面各用一分钟，锅里最多同时放两张饼，那么烙三张饼最多用几分钟呢？我想了想，得出结论：要用3分钟：先把第一、第二张饼同时放进锅内，1分钟后，取出第二张饼，放入第三张饼，把第一张饼翻面；再烙1分钟，这样第一张饼就好了，取出来。然后放第二张饼的反面，同时把第三张饼翻过来，这样3分钟就全部搞定。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她说，实际上不会这么巧，总得有一些误差，不过算法是正确的。看来，我们必须学以致用，才能更好的让数学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回答者： 编号89757001 - 二级 2010-10-4 21:42 烃，嶷，以，雕黪搂，同，专区时以 峻峭，凤， 回答者： .* 2010-10-5 12:18 活动意义 1、让学生知道数学与生活是密切联系的； 2、让学生体验数学与生活是能够联系的； 3、让学生展示数学与生活是怎么联系的； 4、让学生释放数学与生活相联系的能力。 参与对象 鼓楼区各小学1-6年级学生及指导教师。活动内容 高年段（五、六年级）活动内容： 1、应用数学知识为校园、教室、自己的家或者公共场所进行一项局部设计。设计要求：（1）要实用。或者改善周围环境，或者改进空间结构，或能改变传统认识。（2）有价值。设计的效果应该比原来更科学合理，更方便实用，更新颖美观，更富有创意。（3）有数学。设计要体现出设想、测量、计算、实际验证等具有数学意义、数学内容和有效数据真实资料，写一份图文并茂的《×××设计报告》。 2、应用数学知识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专项研究，内容不限。写一份体现数学作用、研究数据真实、图文并茂的《×××研究报告》。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小木虫
1.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是集计算机图像图形高科技理论、技术方法与应用研究成果产业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荣获核心期刊。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是被国内主要检索系统收录的核心中文期刊，是图像图形学及相关领域的权威性杂志。主要...
2.计算机科学
11.《计算机科学》网站上提供了“稿件处理流程”，作者可以通过该流程图了解稿件的处理程序和相关规定。 12.对于拟发表稿件,我们将按投稿时间的顺序安排发表.稿件刊发以后,我们会将稿酬及样刊邮寄过来。注：这里...
3.图学学报
可另行处理。由于人手有限，本刊概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3文稿不应涉及保密内容及他人利益。数据不实、抄袭剽窃等不良行为责任自负。 4参考文献请不要少于6个。 5来稿时，请提供作者详细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我就知道它不被EI收录，在EI网站上搜索就可以知道是否被收录了
我刚刚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它不是EI检索。但是国内核心期刊！我们学校所承认的重点核心期刊，我们学校发一篇奖励5000元，不过是给老师，不是给学生！推荐你投《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两个期刊质量差不多，不过这个是被检索的！审稿期也要三四个月，发表要大概十个月！
审稿费150，录用后支付版面费3600左右（应该是根据你的论文篇幅）
小说人物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形象剖析捧心西子病态美 在通篇《红楼梦》中，作者对林黛玉的外在美描写并未花费太多笔墨。然而就是那着墨不多的描写却给人留下了极其美丽形象。我们可从开篇的“绛珠仙草”得“受天地之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换得人形”，这些句中体会到“仙草化身”一种超凡脱俗，得天地精华的清秀非凡之美。一切自然造化都是美的，一草一木俱是，更何况是一株得受天地精华，甘露滋养的“仙草”了！此时作者虽然尚未直接描述黛玉之美，但在读者心里，早已对这株“仙草修成的女体”心仪已久了。到此作者已经成功塑造了黛玉一种“清丽灵幻”的美丽形象。 黛玉初进贾府，作者也未直接着墨来描写她的外在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看出林黛玉的美。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这话虽未直接写出黛玉的美丽，却给读者在心里留下了一个“绝美”的形象。我们再从宝玉的眼来看看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竟称她为“神仙似的妹妹”。笔至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绝艳”黛玉已跃然纸上。这便是林黛玉的“外在美”。然而她的“外在美”是“娇袭一身之病” “病如西子胜三分”的病态的美，就象是个“捧心西子”。以自尊掩饰自卑 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变成了“惟恐被人小看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从形景看，不是单冲着周瑞家的，实质是也是冲着薛姨妈与贾府的，她要借送宫花这件小事，称一称自己在皇室与侯门家庭称盘上的份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脂砚斋在批这一段时道：“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 “天性”云云，就是指这种偏执得令别人有点受不了的自尊。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却最肆无忌惮的 伤害着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她想得到的却恰恰是失掉的，这个细节无疑是黛玉性格底色的点睛之笔，所以脂砚斋才郑重指出“从骨中一写”。 人当然不能没有自尊，但她自尊心太强了，便会发展成为小心眼。等到史湘云说唱小旦的戏子有点像她的时候，林姑娘的微嗔薄讥就变成了雷霆震怒了。不过，她这一次注意到了身份，当时并没有发作出来，回到住处才连珠炮式地向情人倾泄：“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一节还怒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你安得什么心？莫不是她和我玩，她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你的好心，只是那个偏又不领你的这个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第22回）在这里，林姑娘把人格价值与门第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比作戏子犹可恕，而把湘云看得比她高贵则是不可忍的。虽然这只是她的分析，宝玉并非此意。不过我们不要被黛玉的强词夺理所迷惑，其实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她比作戏子。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耻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发泄了这么一大堆，这也正是她维护自尊心的一种鲜明的表现。 其实，对林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她所以要时时刻刻在人前要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饰她内心的自卑。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黛玉的小心眼似乎人人皆知，然而还应看到，她的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林黛玉在没有与贾宝玉定情之前，她对两个情敌——薛宝钗、史湘 87版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云有些“小性儿”“见一个打趣一个”，有时简直到了不太近情理的地步。如薛宝钗生病，贾宝玉去看她，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黛玉见了，心中不悦，竟说出“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样带刺的话，使薛宝钗和贾宝玉都下不了台。 然而真率的林黛玉，在她几乎毫无遮掩地表露着自己的缺点的同时，也在向人们敞开了她那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眼中心中，容不得微尘，也不记得微嫌。当她对某人某事有看法时，可以锋芒毕露地直陈己见，但这只是就事论事，论过陈过之后也就丢在了一边。正是凭这种待人以诚的直率，她赢得了姐妹们的友情，谁也没有将“行动爱恼人”的林妹妹当外人。如果什么时候缺了她，大家也同样感到空虚与寂寞。她毕竟有一颗晶亮的灵魂。小性儿，尖酸刻薄，只不过是美玉上的小瑕微疵罢了。 在大观园里，她似乎只有与薛宝钗结怨太深了，那是因为她曾一度将宝钗当自己的情敌。但正是她们后来又“互剖金兰语”，结成“金兰契”，谱成了友情中最动人的篇章。她被宝钗善意的批评所感动了，深情地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 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于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她向宝钗说的一番话，就如一篇深刻的自我反省。说明她往日所以容不得别人的缺点，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听不得别人赞宝钗，是因为他始终以为宝钗“心里藏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少女自尊得有点偏执的内心世界，又变得虚怀若谷、率真坦诚了。追求真爱 林黛玉在贾府十分孤立无援，她惟一的知己是贾宝玉。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之火，一旦失却这爱情，生命也就终结。 林黛玉不能离开贾宝玉，更不能失去贾宝玉的心。但是，在初恋阶段，他俩若即若离，互相试探，都不肯把真心掏出来。尤其是林黛玉，她在对贾宝玉的真心还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肯轻易地流露出自己对贾宝玉的恋情，因为她很自尊自重。这时的贾宝玉，对纯真圣洁的少女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使林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正确看待林黛玉的悲剧 87版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林黛玉毕竟是单纯天真的少女，她幻想着与贾宝玉的爱情有朝一日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配上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形式，成为合理的存在。但美好的幻想无所附丽，结局如何，林黛玉没有贾宝玉那样乐观自信。她担心着“不知将来如何”，更多的是预感到这爱情的悲剧结局。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林黛玉正是在将爱情发展成为婚姻上碰到了更大的威胁，也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事实是确实有一团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宝黛爱情上空，而乌云的制造者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王夫人。如宝玉的亲信，王夫人就选中了袭人，袭人只是准备作为通房丫头给宝玉的，对宝玉妻妾的要求就更高了，选择自然更加慎重了。 林黛玉性格上的缺陷掩盖不了她叛逆思想的光芒。当她的爱情幸福被扼杀时，表现得那样的勇敢、决绝，她以死向黑暗的社会表示强烈的反抗。至此，她的叛逆性格到了高峰。一个美丽、柔弱、勇敢、决绝的悲剧形象，便深深铭刻在读者心中，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编辑本段性格剖析 新版林黛玉（蒋梦婕）一、有人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多义的，不可以一语指实，这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多义” ，总有一个是基本的；也有人说《红楼梦》的内在意象和读者的审美体验均带有一定模糊性，很难对审美对象做出精确的质的界定，这也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模糊”，总有一点是明确的；还有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电子计算机)说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某些差异，这是否也有道理?也有，但不管怎样“差异”，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这种“基本”的、“明确” 的、“一致”的是什么呢?即：哭泣。读者的眼光可以有种种，有人看到了“淫”，看到了 “缠绵”，看到了“病”和“梦”等等，但谁都无法否认《红楼梦》写的“哭泣”。大观园女儿没有一个不哭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上至荣贵人元妃，作为小说人物正面出现时，“呜咽对泣”“泪下如雨”；下至丫环侍女，无辜罹难而饮泣者比比。真是哭声嗷嗷，血泪斑斑。梁启超论《桃花扇》是“一部哭声泪痕之书”，《红楼梦》更复如是，皆为哭泣之作。刘鹗《老残游记序》指出，一切优秀文学作品都是在哭泣，浸渍着作家的眼泪。“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番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又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刘鹗这一艺术见解无疑是精邃破的而发人深省的然而，《红楼梦》之哭泣者莫过于林黛玉，“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海涅诗曰：“从我的泪珠里，长出娇花朵朵”。黛玉何尝不是如此。她那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凝结成一首首美丽动人的诗篇，交织回荡着她那深切悲痛的爱情心曲和疾愤抑郁的叛逆心声，了解她的哭泣，才能理解她的性格；抓住她那些光彩闪烁的泪珠，才能映照出全书的主题；亦可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契机，并可重新认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二、黛玉为何而哭泣，作家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还泪说”。怎样解释这个还泪说的现实基因 ?《礼记?檀弓》曰：“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畏而哭之极为常见，为智能低下之哭泣。爱而哭之则是艺术天才冶炼之洪炉，熔铸建构出无数精妙的文学巨著和感人至深的典型人物。“创作总根于爱”(鲁迅)，林黛玉就是“爱而哭之”的光辉典范。小说写她自进贾府之后，就和宝玉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亲密无间，“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自此，生活的平静打破了，心灵的爱河之水翻起波澜，性格也迅速嬗变。廿三回写她与宝玉一起阅读《西厢记》，“ 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及至听到《牡丹亭》的动人词曲，并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时，更是“心痛神驰，眼中落泪”。这表明，外界情事的触发，正在这个早慧而又早熟的少女的心弦上跳动着人生的旋律和爱的颤音，使她由青春的觉醒已进入对人生价值和爱情归宿的思考，这思考显然是痛苦的。等级森严的贾府，寄人篱下的处境，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代表着宗法思想、家族势利和神的意志的“金玉相对”之说，象一座座无形的高山横亘在爱之路上，使她很快意识到环境和自身、现实和理想的距离，意识到爱的历程的艰难与渺茫，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因此，就在这位痴情而又敏感的少女的心理感应上，处处形成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触发点，每次触发都会引起她对现实和自身的省视，引起感情层次的迭加和心理机制的变化，这种触发和变化一次比一次激涨，哭泣也一次比一次悲怆。“志撼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于是才哭泣吟唱出那些血泪交进的《葬花吟》、《柳絮词》、《风雨词》和《拂琴曲》等等哭泣之作。“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正是由爱的觉醒而启发了她的人生忧患意识，一种敏锐的失落感袭上心头。 三、所谓“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灵性即天赋的聪明才智，也包括人的性格和气质。灵性高则天姿秀，颖慧敏锐，省视力强，感受力也强，觉悟亦快。明清以来，随着王学左派和“ 异端之尤”等思想家掀起的以“人学”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新思潮的发展，随着《牡丹亭》、《西厢记》等情词淋漓、人欲纵横的戏曲小说的进入大观园，一种新的时代气息也正浮动在“花谢花飞”的广阔空际，最先呼吸而领会之者也是宝玉黛玉而已。然而，封建堡垒的锢钥，历史传统的沉积，重重压在黛玉的心头。这种历史的重压和自我萌生的当代意识的冲突，使她表现出对礼教的强烈的束缚感，不自由感，因而产生种种难以复加的愁、怨、感伤郁闷和愤恨。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⑴在这可悲的时代，黛玉表现出顽强的抗争力与叛逆精神。尽管她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轨道，但至少是在不规则的行走，而且时而迸发出新思想的火花。尤其在男女关系上，闪烁着一种新的“性爱”要求和新的价值观念，较之那些匍伏在礼教之下，不仅自己受其毒害，也极力为之说教又去毒害别人的人如薛宝钗等辈，不知高出多少倍。且看第二十九回的一段描写，黛玉揣度宝玉：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而不重人的呢? 这话说得何等好呵，这真是问题的实质!一部《红楼梦》一曲宝黛爱情的悲歌，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在“金玉姻缘”和“木石姻缘”的交织冲突中演进的。前者以“天理”自命，以客观物的配合为基础；后者以“人欲”自命，以人的主观感情为基础。前者是伦理的，后者是人性的。再如第四十五回，写到夜间下雨，宝玉要从黛玉那里回去：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下来，命点一枝小蜡，递与宝玉道：“这个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了打破了，所以没有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呢，是跌了人值钱?怎么忽然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这些开启黛玉的心扉之处，散发出一种芬芳的气息，其心地何等之纯净而美好!正是这种觉醒了的人的价值观念，所以她挚着地追求着实在的人生和真正的爱情，热恋着“心情相对 ”的“知己”。紫娟告诫她：“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这正符合黛玉的思想。她多次声称自己“一无所有”，“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之人罢了”，并明确对宝玉说：“我那里能够象人家有什么配的上你的呢?”(第二十九回)这些虽是气话，也是真话。有时宝玉误解了她，说她“多心”(有的读者也这样误解她)，可是她回答得很好：“我为的是我的心”(第二十回)，这“心”，就是人格和尊严和感情的真挚纯洁，不允许掺有任何杂质。然而，这种觉醒了的意识，这种美好的理想与合理的要求，却为那个时代所不容，她那皎洁的性格也和那个龉龊的贵族世家格格不入，爱之路上不仅荆棘丛生，更是风刀霜剑交架。所以她的哭泣也是一种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这是她精神痛苦的主要形式。因而，她常常感到孤独、寂寞、无援以助，并渴望为人理解而求其友声：“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娇羞默默同谁诉?倦依西风夜已昏。”“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因而，她感叹人生竟象草木那样凋零失落，也象讽忽的柳絮那样无所凭依：“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因而，在极度痛苦之时，感情升华的理性意念借幻想的羽翼飞腾了：“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这都是一个无路可走的觉醒者的哭泣心声。 黛玉与宝玉四、所谓“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在黛玉来说，即爱得愈深，哭泣愈痛，愈是宝玉向她表示出真正爱情的时候，她愈是伤心落泪，不能平静。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⑵所以这种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矛盾与苦痛，经常使她反常与失衡：“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当感情流量超过神经负荷时，心理就易失去平衡，所以“蛇影杯弓 ”“痴魂惊恶梦”，哭泣变成梦魂的惊悸。在长期禁锢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愤懑在失衡时的自然爆发就产生了“我问问宝玉去!”的反常行动，但这反常之中又蕴含着正常的人性，是正常人性被窒息的反常行动。最后，生存失去支柱，所以“焚稿”、“断痴情”、自戕。世界的存在既是如此荒诞、丑恶、无道理、无人性，那么生命又值得活下去么?她已不是历史上闺怨诗词中的女性那样自哀自怜与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而是明知世途险恶也宁肯将人生的支点选置于个人感情的你我，也不肯丧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而对家族实力附会攀缘。她的人生道路、恋爱心态早就表明：苟勿爱勿宁死!早就意识到并准备了一条自杀之路。“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鲁迅论贾宝玉说：“他看见许多死亡”，“先有可卿自经；秦锺夭折；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 ”这些死亡，宝玉看见了，不用说，黛玉也看见了，所以她对“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异常敏感。随着爱情的发展，自我意识的深化和对现实丑恶的省视，在黛玉面前展现的种种幻影都变成了无数病痛、破败、幻灭和死亡。在那“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罪恶渊薮，“女儿薄命”是普遍的，所以她眼前无非是一片坟墓和死场。“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装”，“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她的诗也和她那倍受“折磨”的性格一样，到后来也由热而冷、由怨转悲、由明变暗，表现出“冷月葬花魂”的一种“死”的预照和冷的美。 五、林黛玉之哭泣不仅有深刻的内涵，也有鲜明的个性。表象呈现着“悲哀的秀美”，深层意蕴则充溢着忧愤之壮美；既是缠绵悱恻，又是刚烈果决，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叛逆精神，有着可贵的“坚韧”性与“挚着”性。所谓“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黛玉正是如此。小说写她“痴”“狂”“灵窍”“心较比干多一窍”，这即黛玉之灵性。灵性真感情深，则不落世俗，孤标傲世，容易被说成痴狂。其实李贽曰：“狂者不轨于道”(《藏书》卷三十二)，正是不守礼法的表现。当然，黛玉不是“狂士”，也不是宝钗批评的“轻狂 ”，但她确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所谓“痴”，蒲松龄曰：“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是以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这话用之于黛玉，恰是其灵性的最好评语。她不仅是书痴、艺痴，更是情痴。情痴者情必真而挚，感情深沉炽烈，锲而不舍，挚着于现实，挚着于人生，挚着于爱情。因其爱得真、爱得挚，“积好成痴，积痴成魔”，所以悲愤、哭泣、叛逆是必然的。从哭泣中可以看出林黛玉品格之高标，尽管她是一个“弱女”，但实是古来第一“烈女”，第一“奇女”。 六、黛玉之哭泣实际上是曹雪芹哭泣之投影，从这里可以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契机。小说透露，曹雪芹的书斋曰“悼红轩”，他在此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边哭泣一边创作。第一回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话。脂砚斋说他“泪尽而逝”。林黛玉常以花自喻，《葬花吟》是她“泣残红”之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哭泣的影子的重合：泣残红=葬花=悼红=辛酸泪，最后都是泪尽而逝。朱光潜先生说，感情深沉悲哀的作品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看来，林黛玉之“还泪” ，实是作家在“还泪”，他之所以“还泪”，同样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于是生发出无比强烈的身世之恨、世家之恨、时代之恨。倾泻内心郁结的激愤之情 “滴泪为墨，研血成字”(脂砚斋)，创作《红楼梦》一书以寄托其孤愤。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曰：“蒲松龄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当然，曹雪芹之“孤愤”更有其深邃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可知，“哭泣”不仅是曹雪芹的创作动力，也是他的创作灵魂和艺术生命力。没有曹雪芹之哭泣，便没有百廿回《红楼梦》，也不会有林黛玉之哭泣个性。由此也可重新认识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红玉和黛玉的玉是同一个字，但她们的性格大不相同.红玉是一心往高处爬，争求翻身,黛玉就不必说了。 但是她们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身体同样有弱症：当时小丫头佳蕙还劝红玉去问黛玉要点药吃。 同样痴情：红玉惦记贾芸的心事与林黛玉是比较像的。 有点喜欢瞎琢磨：宝钗无意间听见了红玉的心事，结果宝钗拿黛玉圆谎，红玉闻之整天猜疑不定。八十回后应该还有与之相关的情节。 然而红玉与黛玉差别又是很大的：她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打算，在凤姐处也只是为学些办事方法，眉眼高低；她主动追求爱情，不像黛玉躲躲闪闪，在宝玉吐露心声后依然佯装不懂；她与贾芸最后的结局也应该是圆满的；她有父母。 七、黛玉的缺点。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黛玉这样一位高洁袅娜的少女也不例外。她太清高了，本不应该存在于那个污浊的世界上。她和宝玉的爱太过于柏拉图，而且她对于周围的事物也是完全理想化的。她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也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她和周围总是有一层隔阂。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能用心地体谅别人，虽然她是善良的。她的思想行为都远远高出她所处的那个时代，但她的理想与世人不同，又太爱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太爱保持高洁的品质，不用心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从那些丫鬟老婆们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所以最后难免落得悲惨的结局。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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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形象学研究论文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比较文学学科萌芽时就已经产生，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近年来，对形象学进行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热点之一。接受学，文学接受的发生从对本文的阅读开始是读者在特定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的基础上，在特定接受动机的支配下，在特定接受心境影响下展开的。期待视野是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读者的这种据以新闻记者本文的既成心理图式。姚斯认为，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
形象学形象学（法文：Imagologie，英文：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1]，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2]。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的发轫同步，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探索一国形象在异国的文学流变，即它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被流传的，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找出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第一节?形象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一、形象学的渊源与发展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同时产生于19世纪，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所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3]。20世纪40年代末，其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80年代渐趋成熟，90年代之后进入我国比较文学界。我们首先介绍几位对形象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比较文学学者，阐述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以了解形象学的发展史。形象学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学者贝茨（Louis-PaulBetz）。1896年，贝茨在《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和意义的批评研究》一文中指出，作为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4]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出现形象学这样的字眼，但对两个民族怎样借助文学形象互相观察、互相认知的描述却十分清楚。20世纪初期，法国学者巴尔登斯贝格（）提供了形象学研究的具体范例《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卡雷（é）认为比较文学应注重各民族间、各种游记、想象间的互相诠释，并遵循这个原则写出了《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1947）一书。卡雷的高足基亚（）把“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专辟一节，写进他的《比较文学》（1951），指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集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5]，并认为这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富前景的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6]。20世纪50年代末，以韦勒克（RenéWellek）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对形象学研究发出责难，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一文中从文学性出发，批评卡雷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互相固有的看法的研究，但这种做法也很难使人信服。听听法国人对德国或英国的看法固然很好——但这还算文学研究吗？”并说其“代价是把文学研究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料研究之中”[7]。此后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RenéEtiemble）在《比较不是理由》（1963）一文中也批评形象学研究与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家有关，而文学性不足。但形象学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停步，研究者们一方面认真检讨和反思形象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吸收各种后现代理论，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如果说20世纪40—50年代是形象学研究的传统阶段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是其当代阶段；如果说卡雷、基亚等是传统形象学的奠基者的话，让-马克·莫哈（Jean-MarcMoura）、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Pageaux）等则是当代形象学的创始人。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1992）一文中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8]强调“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做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种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9]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异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1989）、《形象》（1994）等论文中指出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形象研究不是“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10]，而“应该注重研究支配了一种文化的所有动力线”[11]，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2]，提出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强调了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对思考形象的一个特殊形态——套话，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国对异国文化有三种基本的态度或象征模式，即狂热、憎恶和亲善。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注重对形象塑造“主体”——“注视者”或“观看者”的研究，即由原来只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传统的形象学特别关注形象的真伪，自然把注意力集中于被注视者一方；当代形象学吸收了接受美学、保罗·利科的想象等理论，由原来单纯注重被注视者，转而重视注视者。按照接受美学的有关理论，如果把被描写的异国视为一个文本，那么对异国形象的描述就可视为是对异国这一大文本的阅读和接受。另外，异国形象和想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想象有两类，一是休谟的再现式想象，把形象归于感知；二是萨特的创造性想象，根据缺席来对他者进行创造。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是注视者对被塑造者“接受”的结果，是创造性的想象，因而没有必要追究形象的真伪程度，研究重点自然就转到形象塑造者主体身上，研究形象塑造者是如何接受和塑造他者形象的，同时透视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欲望和需求。此外，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还特别注重“被注视者”与“注视者”的互动性。在当代语境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者”存在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在与“他者”的互识、互补、互证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因而不再把异国形象看成是单纯的对异国现实的复制，而是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研究。形象学的当代发展还从其他后现代理论中获益。如后殖民理论，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剖析了西方人眼中“他者化”的东方形象，指出其虚构性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内涵。另外，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形象学同样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获益。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研究了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和想象，以及这种隐喻和想象所蕴涵的种族差异和文化冲突。如：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二、形象学的特点与功能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感情色彩和审美意义的形象，但二者也有诸多差异。首先，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只限于异国异族形象，而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既可以是异国异族形象，也可以是本国本族形象，而且大多是本国本族形象，也就是说，一般文学研究中形象的含义要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异国形象宽泛得多。其次，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通常只局限于人物形象，而异国异族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也可以是器物（比如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瓷器、丝绸的描述）、景物（如18世纪英国的中国园林），还可以是观念（如英国的培根、韦伯认为中国语言是人类的初始语言）和言辞（如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哲人王”、“傅满洲”、“陈查理”）。而且异国异族的形象一方面注重对他者的塑造，另一方面更注重探讨隐含在他者形象背后的创造者民族的自我形象，评价的标准也不再是逼真性和独创性，而是异国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与时代需要。作者的个体行为也退居次要地位，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介，一个承载着集体想象和时代需要的中介。在明确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的异同之后，我们把形象学的特点归纳为投射性、互动性和跨学科性三个方面。一是主体欲望的投射性。任何一国作家对异国的观察永远不能像本土人希望他们看到的那样，作家们往往将异国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乌托邦。因此，形象学中的异国形象既有客观因素，又有情感因素。从辩证的角度讲，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巴柔在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进行定义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13]一种文化关于另一种文化的知识和想象，经常是该文化自身结构本质的投射和反映，它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断裂，于是就以想象的形式投射到异域文化中去。这种异域形象实际上是渗透着自身内在本质的形象。一个社会在想象和塑造异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异国形象对本土文化来说是一个他者，是一种外在视角。一国作家在对异域形象进行描述时，能够说出对自己的社会不便表述、不易感受、不曾想象到的某些东西。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异国这一他者是作为形象塑造者的欲望对象而存在的，形象塑造者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把他者当作一个舞台或场所，在其间确认自我，展示自我的隐秘渴望，表达自我的梦想、迷恋和追求，叙说自我的焦虑、恐惧与敌意。英国学者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变迁，认为欧洲人的中国观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其说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14]。因此，构成他那本书的历史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观察对象的历史。二是“他者”与“自我”的互动性。异国形象的欲望投射也带来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当代形象学的重要发展是“他者”概念的确立，而“他者”概念受惠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差别和对立把语言中的一切成分联系了起来。这一思想后来在本弗尼斯特（EmileBenveniste）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在《一般语言学问题》中指出：“我”之为“我”是由于与“他者”的区别，“他者”之为“他者”是由于与“我”的差别。“自我”和“他者”都没有确定的本质，只能处在不断的相互指涉之中，“自我”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影响，“他者”是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当代形象学研究者以此为基础阐释了形象的基本含义，我们上文谈到的巴柔对形象的定义即是如此，他说“一切形象都源自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5]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和需要，塑造出什么样的异国形象，都是在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一种相异性来看待的，这个他者，这种相异性是认识自身、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因而对他者的剖析也是审视自我、建构自我的一种形式。“他者”实质上是另外一个自我，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我，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自我，这实际上是一种互动认知，即互证、互补、互察、互鉴三是总体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研究者在文学、文化人类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心理学等学科交汇处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因此，形象研究涉及诸多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往往又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形象场”。“形象场”这一概念是我国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的专家孟华提出来的，她受到物理学中“场论”概念的启发，创造性地提出这一研究方法，对形象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场论”在物理学中指各种物理场的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20世纪30年代德裔美籍学者勒温（）将其应用到心理学领域，用以描述人在周围环境中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社会学当中，认为在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相互作用的场，提出了语言场、文学场、艺术场等概念。孟华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形象学研究当中，认为异国形象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一个粒子，其产生是由于各种语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一认识和巴柔的见解不谋而合，巴柔说：“形象学所研究的绝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16]曹顺庆还把变异性作为形象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认为“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17]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异国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莫哈认为：“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集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18]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维护和保持现实及现实秩序；而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存秩序的，具有颠覆、构建社会的功能。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是将塑造者一方的社会群体价值观投射到异国形象身上，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认可的象征模式，从而消解和改造异国形象，达到归化异国的目的；而乌托邦化的形象是塑造者一方力图否定其社会的群体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同于自我世界的异国形象。因此，对异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不会造成自身文化传统结构的变化，它只是在既定视野内提供一套编码符号，将异己的信息消融在自身传统之中；而乌托邦化的形象则是将他国作为一种异己力量，促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调整。百度文库VIP已帮您省78元现在恢复最低仅需元/天立即续费形象学讲义形象学形象学（法文：Imagologie，英文：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1]，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2]。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的发轫同步，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探索一国形象在异国的文学流变，即它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被流传的，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找出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第 1 页第一节?形象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一、形象学的渊源与发展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同时产生于19世纪，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所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3]。20世纪40年代末，其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80年代渐趋成熟，90年代之后进入我国比较文学界。我们首先介绍几位对形象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比较文学学者，阐述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以了解形象学的发展史。形象学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学者贝茨（Louis-PaulBetz）。1896年，贝茨在《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和意义的批评研究》一文中指出，作为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4]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出现形象学这样的字眼，但对两个民族怎样借助文学形象互相观察、互相认知的描述却十分清楚。20世纪初期，法国学者巴尔登斯贝格（）提供了形象学研究的具体范例《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卡雷（é）认为比较文学应注重各民族间、各种游记、想象间的互相诠释，并遵循这个原则写出了《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1947）一书。卡雷的高足基亚（）把“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专辟一节，写进他的《比较文学》（1951），指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集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5]，并认为这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富前景的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6]。
形象学研究的是“他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