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研究论文一千字

锦绣中华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屹立东方…… 算了不加分不写啦我要300分

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精神蕴涵其中，有着高深的智慧和内涵。一. 阴阳五行天人感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构成宇宙万事万物。世间任何事物，在宇宙空间中都有相对应的物质。五行在天上对应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这五类物质在天、地、人之间形成串联，如果天上的木星发生了变化，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产生变异。古代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推算人的命运的。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敬天知命，重德行善，方能平安吉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记·乐论篇》）。人与自然融合相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世界是全息的。二. 中国古代文化是修炼文化恭敬，端正，心平气和，把自己的心全然安定下来，心无旁骛，不疾不徐，泰然自若，全身的精气神是调和的，和宇宙中的太和之气相通。与神合灵，与道合妙。这和修炼何其相似？！一直觉得中国古代文化是修炼文化。以古代文人的琴棋书画来说，是闲情逸致，更是修身养性。造诣深者可达到相当高的境界。1．琴中国古代推崇正音雅乐，以"清幽平淡"为上，不以繁声热闹为趋。琴瑟、箫笛、胡琴，都音色柔和，恬淡而音韵绵长。如此幽婉清雅的音乐背后是丰厚的文化底蕴。儒家注重社会伦理的"教化"，推崇中和之美，平稳节制、含蓄淡雅，排斥媚惑喧闹的溺音淫乐。道家倡导自然、清静、无为、柔弱、和谐。老子说："大音希声，" 正声应"简静"，静才会有空灵渺远的空间感，与万物合一的心灵体验。庄子提出"平易恬淡"为人生理想。"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文人逸士，以琴会友，觅知音，不竞不求，不炫技，不卖弄，远离名利纷扰，清修自娱。2．棋"古松流水间，唯闻棋声" ，"闲敲棋子落灯花",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古人弈棋的乐趣可见一斑。闲暇时，下棋交友，益智增慧。下棋讲究棋品。弈棋情状种种，往往表现出棋手的性格修养。宋大臣潘慎修以孔孟之道比喻围棋，曰："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 梁武帝善弈棋，著书写的多是经验之谈。"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棋盘虽小，却玄妙多变，见仁见智。如：天地阴阳，王政、兵法韬略等等。棋局如战场，黑白双方运兵布阵，攻占御守，斗智比勇。东汉文士应玚说："博弈之道，贵乎严谨。" 既要有出世之大略，又要有入世之细谋。历史上，儒释道代表人物及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都对围棋颂扬备至，认为从中收益匪浅。3．书书法是中国古代极为普及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习书法能调神修心、健康长寿。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大都是寿星，唐代写《九成宫》的欧阳询，活了85岁；写《夫子庙堂碑》的虞世南，活了89岁。当代书法家上海的苏局仙、北京的孙墨佛都年逾百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帖王羲之观鹅掌拨水而得笔法，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法，黄庭坚观樵夫荡桨而得笔势......书法家悬腕运笔，掌虚指实，快而不急，慢而不滞。捕捉到"鸾舞"之姿，"龙腾"之态，可达浑然忘我的天人合一状态。古代书论普遍关注品德与书法的关系，即有"书如其人"之说。清代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写道："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艺术, 重视培养书法人才, 发掘整理了魏晋遗墨, 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为唐代的书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太宗唐太宗在书论上也有独特见解，强调书的"筋骨"和"神气"，还主张书法要有"冲和之气"。"中则正。正者, 冲和之谓也。" "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自然手腕轻虚，则锋含沉静。" 太宗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 书写了不朽佳作《温泉铭》。遒劲雄健，雍容和雅，朗润俊逸，通篇洋溢出一种英武豪放又圣明高超的气概。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参考文献：《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张弘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佴荣本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钱志熙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我可以帮你的

红楼研究一千字论文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红楼梦》的文字善于腾挪跌宕，波澜起伏，不但大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如此，在许多局部描写中也处处表现出这种特色来。在描写了王熙凤出场后，贾母即命“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而结果是贾赦说：“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贾政也因今天“斋戒”去了，故都没见着。在礼规上，两位舅父大人是必须见的，但在文章上如果一个个见面伺候，叙说一番，则不但文字枯燥，而且这两次舅甥的暗谈，文字上也是很不好写的，结果作者采用避难就易，避实就虚的方法，既做到了理之所必见，又避免了实见时描叙的困难。而且这里的虚见又和前后必须要有的实见相互配合，使文章的气势显得抑扬顿挫，波澜起伏。此后，作者用了相当多的文字写黛玉从宁府回到荣府的一路所见，回荣府后王夫人与黛玉的谈话，黛玉与贾母一起进餐，等等。贾府的面貌与生活习惯也都一一写来，作者的笔锋似乎已从写人物出场转向对贾府其他方面的描绘去了。然而这一切的描写，恰恰是作者在为另一个更高潮的人物出场作铺垫，因此，当吃完饭，贾母命令其他人“你们去吧”，只剩下她和黛玉二人之后，刚要说几句话时，“只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来报道：‘宝玉来了’。”这样，小说掀起了这次人物出场的最高潮。作者这样安排宝玉的出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一般情况下，整天在“内帏厮混”的贾宝玉，当林黛玉一进贾府时，是马上就会碰面的，然而作者却偏偏打发他今天“往庙里还愿去”了，一直拖到晚饭后其他人都不在场了，才让他回家。这种安排，有两点用意，一是要让宝、黛二人单独相会（唯一的贾母在场是当时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宝、黛最后才相见，就可以把其他该写的人和事都写了，然后集中笔墨来写此二人的相会，以掀起最后的高潮；遣散的人，是为了不发生其他干扰，避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以突击这书中的二位主角，这有如舞台上为突出主要人物而时常使用的“净场”手法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就能有力地加强二人的形象，在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我眼中的宝黛钗>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红楼梦》出世以后，它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力量，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它，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又为了品评书中人物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还有的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因此在当时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说。《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兴趣。一贾宝玉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再有，样宝玉极其轻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贾环既是他弟弟，又是庶出，“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宝玉却是“不要人怕我”，所以贾环他们并不甚怕他，甚至得寸进尺还想割害死他和凤姐。即使被贾环有意用滚烫的蜡油烫伤，他还在为贾环打掩护。他还对仆人没有主奴界限，直接破坏封建秩序。对茗烟“没有没下，大家乱玩一阵，”“撕扇子千金一笑”使晴雯转恼为笑；金钏受辱身死，宝玉念念不忘，不顾给凤姐过生日这等大事，偷偷跑到郊外冷清之处洒泪祭奠。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二林黛玉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同时在她身上又存在不少弱点。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O六十二回）可见她对于自己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这里不仅是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己和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 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从而认为把自己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里，她的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冲突，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宝玉挨打时，黛玉却在宝玉被打后劝她：“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三十四）在这里，黛玉劝宝玉时所凭借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还有，她偶而说了两句《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曲文，被宝钗听到了，宝钗就对她作了长篇封建论教的说教。黛玉对此不但没有反感，而且“心下暗服”（四十二回）从此变得眼宝钗非常亲密。那么这里黛玉又是凭借怎样的一种思想来对等待宝钗的劝告呢？显然，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因此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薛宝钗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因此宝玉常常为之赞叹。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也常令宝玉羡慕得发呆。的确，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但是作者越是渲染和赞美她的才貌，就越能让人更好地批判她封建品德。但同时，作者并不是把她写成一个小丑，而是通过对宝钗的批判来达到谪指封建制度的目的，贬中有褒，褒中含贬，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想，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在《红楼梦》中，宝钗很少直接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而是通过她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为反映她的真实个性。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诚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阶级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卖上。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吃的甜烂之食当做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扣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为了笼络王夫人--- 她未来的婆婆，宝钗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了她并不忌讳把自己的衣服赏与死去的奴才穿，当即回家拿了几身衣服来。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遇到她在宝玉面前谈论仕途经济，恼了的宝玉当面给她下逐客令，宝钗为求“会做人”的命号，自然不能发火，只能把努力埋在心底，一笑了之，让袭人对她“会做人”的名声又多了一份赞叹。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史湘云要起诗社，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趁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要从自家带东西来请大家，但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贫弱孤女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会做人”的了。宝钗另一个主要性格特点就是虚伪，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再嗔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此此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将出来。薛宝钗笼着红麝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著朴素，最不喜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来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分为掩盖，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不过就其社会会地位和得到在人们心中的好评来说，宝钗“做人”是成功的。就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当今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恐怕这就要向宝钗学几手了。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我们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但我想，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

纵观人类情恋的演变史，大体可分为史前情感史，古代情感史和现代情感史三个阶段。如果文学史正是人类情感史的一种反映再现，那么《红楼梦》一书在时代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晰了。宛若一座拱桥，她正好横跨在古代情感史的终结和现代情感史的开端之上。由此看来，《红楼梦》一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距离也更加鲜明。作品呈现的古典画卷如此全面逼真地保存着过去时代的影响，使我们得以从中品位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情感领域巨大而微妙的异同。我们悲喜交加地看到，人类情感史和理性史一样是在向前进化着，尽管进化的轨迹是如此沉重而迟缓，一步一个脚印，前仆后继，包括血和生命的代价，转眼间焦头烂额，各奔东西。读罢红楼，心里酸酸的。不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宁二府的家破人亡？红粉丽人的香消玉殒？还是投机分子的欺世盗名？好像每种都有一点。但总是觉得那不是全部。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分析，我豁然开朗，这是嫉妒。我在隐隐之中对宝玉产生了醋意。说来也真是惭愧，但是有几个男性看到一个纨绔子弟的周围无缘无故的缠绕着数不胜数的美女而不心酸呢？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花前痴读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意，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画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她无奈着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不如把责任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的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人的痛苦。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不前，这不是切肤之痛，却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古代汉语中古今字研究论文

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如何有效衔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汉语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

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

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

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

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 :“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

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

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 圣诞节 ”、“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

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

“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适时地对高校古代汉语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这种改革的重点正如东北师范大学张世超教授所讲:“我们的古汉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我们更要通过《论语》、《古文观止》、教材中的优秀篇目来塑造学生的品格，了解我们华夏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并要将之发扬光大。”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一、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传承作用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二、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参考文献

[1]张雪辉.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的理念与语文教学转向[J].基础教育参考.2006(8)

[2]韩振.传统文化是古汉语教学的重心——张世超教授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4)

浅谈古代汉语教学论文相关文章：

1. 浅析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

2. 古代汉语学习方法论文

3. 浅论古代汉语学习方法

4.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5. 浅议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精选

6. 浅谈汉语言文学论文

一、文字部分《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说文》部首研究《说文》省声研究《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说文》重文研究《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对汉字性质的认识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汉字起源研究述评汉字教学方法研究汉字考释方法述评汉字前途讨论述评汉字析形方法研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假借字与通假字古今字和异体字甲骨文形声字研究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江永“女书”源流研究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论汉字的性质论汉字的音义联系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说会意说假借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现代汉字构形特点形声字起源试论形声字声符说略形声字义符说略许慎六书说论评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二、词汇研究《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论语》常用词汇研究《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诗经》叠音词研究《诗经》连绵词研究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先秦偏义复词研究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专书的词汇研究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韩非子》中的被动句《老子》（某种）句型研究《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孟子》中的“其”字《孟子》中的“之”字《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荀子》副词研究《战国策》中的“是”字《左传》“焉”字研究《左传》“之”字研究《左传》被动句研究《左传》判断句研究《左传》祈使句研究《左传》疑问句研究《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古代汉语词序研究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近代汉语代词研究近代汉语量词研究秦双宾语句的类型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唐诗句法研究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主谓间“之”字探源专书的语法研究四、音韵研究专书的用韵研究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陶渊明用韵研究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古代韵文用韵考察五、方言研究方言词汇研究方言语法研究方言音系研究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六、训诂学研究标点研究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校勘研究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注释研究反训研究七、修辞研究《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杜甫诗文修辞研究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孟子》论辩艺术研究《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八、其他相关研究辞典学理论研究中学文言教学研究《说文》释义方式研究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起源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个笔画减省到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古代汉语文字研究论文

古代汉语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古汉语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汉语戏剧文学教学【1】

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知识信息更多地汇集到有限的课堂中来。

多媒体技术因其灵活性、直观性、高容量性,成为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古代汉语;戏剧文学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

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

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

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

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

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

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

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

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

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

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

“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

“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

“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

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

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

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与古代文化相结合，增强古代汉语的知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谈到,“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

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2]“古汉语的教学虽然离不开字词解释及语言分析，但绝不应仅从语言到语言，而应将语言教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因为语言并不是孤立的。

语言中变化最显著、最迅速的是词汇，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含义。”[3]笔者讲授文选时，在帮助学生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还适当地把某些词语与古代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文中的古代文化内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增加学习的兴趣。

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句话中，“山陵崩”是用山陵倒塌指“太后死”，因为古人尤其是君主都忌讳“死”字，所以用“山陵崩”作为“死”的委婉说法。

这种说法，除了避讳之外，还有尊君的意思。

讲到这里，可以再继续延伸，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的词汇中会有所反映。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逾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词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出尊卑之分。

《公羊传•隐公3年》中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崩、薨、卒、不禄”是一组表示“死”的同义词，但使用对象不同。

皇帝死称“崩、驾崩、山陵崩”等，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普通老百姓“死”才称“死”。

“山陵崩”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出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字面上看是青色的衣衫，其实可以进一步与唐代的官服颜色联系起来讲解。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因为八九品的官员地位低，后来又借“青衫”指失意的官员。

如此分析，就将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化结合到一起。

这种综合、系统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三)采用诵读、启发、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多思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代书面语言中生疏的字词、抽象的语法规律很容易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失去兴趣。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用诵读、启发、设疑等多种方法，鼓励学生多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吟诵是形成并强化古汉语语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诵读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常用词的意义和各种句式的特点，提高古代汉语的语言感知能力。

笔者在讲授文选时，大多选择故事情节生动、韵律突出、各类语言现象相对集中的经典作品来讲解。

且每讲一篇文章，都要请学生诵读部分段落，并拿朱熹对读书的要求来勉励他们：“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个字，不可少读一个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诵读时，注重引导启发学生在诵读中领会文意，之后再串讲，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所谓“不悱不愤,不启不发”，教师如果能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巧妙地设计疑问，启发学生思考，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讲解《鞌之战》“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中的“及”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在古汉语中“及”有哪些用法?明确是作动词“到”和连词“和”后，让学生进一步讨论：在文中如何解释才合情合理呢?若作动词“到”讲，解张中了几箭?若作连词“和”讲，中了几箭?这样提问并启发，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归纳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讲语法部分的“名词用如动词”时，如何从形式上判断一个名词在句中用如动词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给学生列举出二三十个句子，分成六组，引导学生在观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自己归纳总结出名词用如动词的六个条件。

讲虚词“而”时，先列举学生熟悉的文献材料，让他们自己体会“而”连接的成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再进行评讲和补充。

可以写某个具体的字的字体、读音、字义的演变

古代大一统文化研究论文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要写多少字的呢，不要急。我会帮你的

是谁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答案：司马迁，是太监！是阉党!是谁改良了造纸术，传承了人类文明？答案：蔡伦，是太监！是阉党！是谁伏边定远，为大唐平定西南蛮夷？答案：杨思勖，是太监，是阉党！

要是我自己必须写的话可能能弄出来回答问题就懒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