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孤愤研究论文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ž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ž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ž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ž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ž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ž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 ž 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ž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读韩非《孤愤》 [ 原创 ] [2006-09-12 19:29:14 | 壶公评论 ] 此日记TrackBack地址: -------------------------------------------------------------------------------- 《孤愤》、《五蠹》、《说难》是韩非的命运三步曲，即成就了他的事业，也终结于他的归宿。于是我们和秦王嬴政一样都对这样的文章感到兴趣。当然没有嬴政那样读后的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只是多了一份认识：人性恶是恐布社会的根源。秦王嬴政之赏识韩非，与其说是韩非鱼跃龙门，不如说是秦王嬴政因此鱼跃龙门。总之，中国历史在这里有了一个大转折，在中国极权制建立的前夜，关于这一制度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开始了鱼和水的接触，这个转折是由一个暴君和一个偏执的书生来共同完成的。不妨读读韩非三篇。其一，《孤愤第十一》韩非对于“孤”的自我定义是“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意即孤独；“愤” 的自我定义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此愤成仇，愤慨之极矣。综论：“孤愤”系孤独和愤慨之意。山间孤狼，最为凶残，其心态大约与韩非的孤愤相似。韩非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此句为“孤愤”之立足点，与《雍正王朝》中那个刽子手的形象大致相当。历来，要使出大手段的人都自以为有这样的气派。例如社科院的阎崇年，歌颂完了满清专制者后又诟病明朝皇帝的松懒，他也一定也有“孤愤”的感觉。韩非说，“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如果把这里的“重”理解为使用，以现代的说法就是以法制代替人治，尽管韩非的王法与现代的民法是两种概念，但是作为古人的提法已经很不错了。可惜韩非的意思是“重人” 即贵重之臣，那么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提醒君王巩固专制，和韩非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后一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这里的“当涂之人”也就是贵重之臣，韩非渴望君王专制的诚恳溢于言表。韩非是在为专制不行而“愤”。《孤愤第十一》所讨论的是统治层面上的相互关系，反映的是韩非置身其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一般认为韩非的思想与战国末期的发展趋势相符，用一些人的词汇，是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从他对“重人”如此的忌恨，对君主专制的如此崇拜，很难说他看明白了当其时四分五裂，权臣逐庸主的内在特性。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投赢政之好，后来者也不至于把他看成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实只是一个爱耍小脾气的偏执者。只在《孤愤第十一》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出韩非思想是非理性的合成。例如：“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难道韩非就忘记了他的老韩家当年也不过是晋侯的陪臣？他所进言的“人主”本身就是“公患”。不尊重历史的讨论也就不可能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韩非思想的生命力只存在于历代那些患得患失的、即得利益阶层的无耻的祈盼之中。正如贪脏1700余万元人民币的河北省前副省长丛福奎的求神拜佛，以避鬼祛灾。韩非师从荀况，或称儒学一脉，但是这一派系始自荀况已经背离儒学，直至韩非已经登临离经叛道的悬崖绝壁。孔子是如何看待君臣关系？《论语》中有这样的对话：“（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和互相制约的。《孤愤第十一》一章，韩非议论的主题也是君臣关系，可以摘其议论，视此偏执书生如何构思专制者的疯狂：韩非说，“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在这一句中，同样是过错，对于“人臣”而言是“大罪”；对于“人主”而言是“大失”。一介书生韩非的帝王立场是如此坚定。因此下面对于“主”与“臣”利益的评判也就爱憎分明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混乱，但是人与人的关系相对于之前的王权和之后的帝权，还是比较平等的，所以这一时期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混乱实际上是旧王权的崩溃，而社会处在这样的三岔路口上：是走向人性更加开放，人权更加丰富，人类更加解放的社会；还是继续王权的时代。善与恶在此分野，人性与兽性在这里分手。孔子超越了大道之隐的王权，瞻望大道之行的“三代之英”。但是荀况和他的弟子们却与孔子背道而驰，他们甚至抛弃“王权”仅有的“善”的面纱，顺应残暴的势力，鼓吹专制和极权。赢政的暴政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释，让千秋万代后的即得利益者依然悬首相望。“孤愤”也者，“孤”矣“愤”矣。“孤”则孤家寡人，“愤”则倒行逆施。“孤愤”――法西斯主义理论――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象征着万众一心，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不能孤愤。作者：壶公评论

《战国策》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见合纵联横）。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扜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研究韩非子的论文

严谨详密的论证犀利峭刻的议论植根现实的寓言

《中华五千年》这本书记载了一位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儒家学者、思想家、文学家，他就是韩非子。――春秋战国时期，韩国是个小国家――在战国七雄之中，韩国最弱，又邻近秦国，饱受威胁，加上韩王懦弱，政权落入重臣之手，形式十分危急。这就是韩非子生活的背景。可韩王瞧不起韩非子――韩非子屡次上书韩王，提出救国大计，却患有口吃的毛病。一次，他面见韩王，提出自己的想法，韩王却不耐烦地说：“你说话都结结巴巴，还能有什么妙计？！”韩王还真是糊涂，俗话说，人不可貌相，韩非子是来帮你的，你怎么能这么说？！虽然韩非子有点口吃，你也不至于这样吧！韩非子不知是听了韩王的话觉得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还是怎么，从此，他发愤著书，将自己的感情舒散到文章内。――从此，他发愤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书，共十余万字。韩非子你好厉害竟然写出了这么多书，让我不得不佩服。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子，――秦王说：“我若能会见这位作者，和他交流谈论，便足慰平生了”秦王对韩非子的态度，让韩非子的同学，秦国丞相李斯十分嫉妒，于是他背地里说韩非子的坏话。这个李斯，还是韩非子的同学，难道你不觉得羞愧吗？！后来，韩非子被李斯陷害入狱，李斯怕夜长梦多，拿来毒药让韩非子服毒自尽。韩非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将这样结束生命。公元223年，韩非子服毒自尽了。韩非子的治国方略《韩非子》一书，在文学史上可称得上是议论文的典范。而李斯，也因自己的儿子造反，被开刀问斩了。让我们为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儒家学者叹息吧！

《韩非子》最具文学意味的是寓言故事。荀子，名况，字卿。他与孟子都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义学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孟、荀各执一端以立论。孟子专就内在之仁，主张性善，荀子就外在之礼，主张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在批评各家的同时，又吸取百家学术的精华，融汇贯通，自成一家。荀子的学说范围很广，包括政治、哲学、经济、文学等各方面，而且这些学说，都是和他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现存32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这32篇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和《庄子》中奇幻玄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也像庄子一样，取材于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孔子，在《庄子》和《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矛与盾”（《难一·难势》）等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 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千百年流传不衰。“守株待兔”（《五蠹》）、“矛与盾”（《难一》）、 “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以及“郑人买履”、“画鬼最易”、“买椟还珠”（《外储说上》）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一．法制的起源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二．法家的法治思想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四．法治的现代意义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注释：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③《韩非子·显学》④《韩非子·五蠹》⑤《商君书·垦令》⑥《韩非子·扬权》

墨子非攻思想研究论文

说道墨子，大多数人那海里会浮现这样四个字：兼爱非攻。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墨子的学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倡导构建人人相爱的和谐社会，传达这种美好却又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和脱离实际的空想罢了。是的，墨子的确迭迭不休地说过许多人与人要彼此相爱的话，颇似一个社会道德家。他在《兼爱》中，将“察乱何自起”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①，并且反复说明“兼爱”是根治乱世之道正确有效的方法。墨子关于兼爱的学说则显得清浅易懂，以我们高中生的水平，看墨子的《兼爱》是用不着白话文翻译的，其意一目了然。但若以为墨子仅是以道德家的面孔泛泛地说了一些精简易懂的劝世的话，试图以人的道德来扭转社会的弊病，求得天下和谐，那么对墨子的理解便是浅薄而片面的。若是果真如此，墨家学派也不可能在战国时代成为与儒学并驾齐驱的思想主流。要理解“兼爱”的内涵，首先可以从字面入手。墨子并不像其他学派那样单纯谈爱，或是想儒家谈仁爱，而是在前加了一个“兼”字。“兼”字除了有“广”和“全”的意思，还有一个一方对另一方的意思。将《兼爱》中提到的“兼相爱”与“交相利”②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看出，在墨子看来，兼爱，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付出。所以所谓兼爱，就是包含平等，博爱与相互友爱的意思。那么“兼爱”的双方是谁呢？这一点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墨子生活在政治黑暗，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那是延用周朝严格的等级制度，财富分配极不公正，造成了个等级之间严重的对立。所以，墨子兼爱的双方，核心就是指的这不平等且对立的双方。所以兼爱就是跨越等级封锁线的开始，就是平等意识的萌芽。若兼爱得以盛行，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就有可能被打破。正因为此，在君主专制体制的中国，它被冷淡、被歪曲，其实都是情理之中的。不平等且对立的各方能做到对等的彼此相爱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墨子认为，要让不平等双方彼此产生爱，必定是高贵的、强盛的一方，将理解、宽容，以及援助更多的给予卑贱的、弱小的一方，让卑贱的一方生活处境得到改善。所以，兼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努力做到出身高贵的爱护出身低贱的，强大的爱护弱小的。所以，“兼爱”实质是反映贫弱者的心声，带有鲜明的平民色彩。有些人可能认为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虽有区别但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但极富戏剧性的是，儒家和墨家历来争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呢？因为墨子的这种观念，确实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爱”的前提是尊重周礼所铺陈的等级秩序。而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因此孟子曾批判墨家“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③孟子情急之下张口骂人，正说明兼爱学说真正戳到了等级界线的痛处。也许以现代人眼光来看，儒家强调要有亲疏尊卑之分的“仁爱”思想较之墨家的“兼爱”思想显得更具人性化和可行性，但如果问我更倾向何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墨家。儒家的“仁爱”，太过讲究亲疏贵贱，反而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恶化，原因就是“仁爱”较之“兼爱”，终究是不彻底的爱。而墨家的“兼爱”，虽然难以实现，却为天下提出了最纯粹最无私的爱的理想。注释：① 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出自《墨子•兼爱》② 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出自《墨子•兼爱》③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参考文献：1、《墨子智慧心解》，作者达流，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2、《寻觅中华》，作者余秋雨，作家出版社出版。3、CCTV-10百家讲坛，百家争鸣系列之儒墨之争，主讲人易中天。

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

《墨子教育思想浅析》

摘要：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要求人们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同时极为重视科技技术教育，强调其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巨大作用。墨子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政治社会目的，构建一个无等差的和谐社会。

关键字：墨子;兼爱;科技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2

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期，这一时期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特殊的时代背景为墨子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经济、手工业的发展为墨子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动荡，墨子"暖衣饱食，便宁无忧"[1]①的思想成为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呼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于墨子教育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一、墨子的人性论和"兼士"的教育目标。

墨子的人性观，最为深入人心的观点就是"人性素丝说"。《所染》中写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人性就像是未经浸染的素丝，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发展的重要作用。

墨子以"人性论"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以"贤士"、"兼士"为理想的人才培养模型。"兼士"的标准相当严格，要求"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2]②。"厚乎德行"：首先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3]③同时，要具有为万民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强调"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辩乎言谈"：要求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能够积极地"上说下教"，传播其思想主张，实现其政治抱负。"博乎道术"：是在知识技能上的要求，文史知识、科学技术、军事谋略等等都是"兼人"所必须精通的。

二、墨子重"义"贵"利"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思想。

墨子思想体系中，"义"、"利"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墨子重"利"，一方面所言之"利"，内涵十分丰富，大到国家社会公利、小到个人私利;另一方面强调把"利"作为评价善恶的标准(使民得利为善，使民损利为恶)。允许人民合理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在利己的基础之上"利人"、"利天下"，进而使得整个社会最后能过"交相利"。墨子贵"义"，对于"义"的要求基本包括以下几个层次：最基本要做到"不亏人以自利";之后由己推人，爱己爱人，实现"兼相爱";必要时，勇于为天下公利而牺牲的奉献精神。

墨子贵"义"重"利"的价值取向，对于其道德教育内容有很深的影响。墨子的道德内容主要包括：

"兼爱"。墨子认为社会的最大弊端在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不相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4]④"。"兼爱"必须有"利"作为动力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兼爱交利"，才能化解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才能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

"非攻"。墨子认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极度劳民伤财的行为，为此提出了"非攻"这个理想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将"非攻"列入道德教育内容，要求百姓能够认识到道德的罪恶本质，倡导一种爱好和平的社会风尚;希望"贤士"抱定信仰，将"非攻"主张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上合圣王之道、下顺百姓之利，不要发动对别国的侵略战争。

"节用"、"节葬"、"非乐"。"节用"就是强调勤俭节约的态度，物尽其能就好，不必苛求奢华。这一观点基本上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统治者应该做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5]⑤"节葬"就是反对儒家的"隆礼厚葬"，要求简化丧葬形式。在《节葬》中就列举了厚葬的弊端：隆重的丧葬仪式耗费大量财力;长时间的居丧守孝不利于人口繁衍、经济发展;统治者坚持厚葬久丧，必然造成政治秩序混乱、社会动荡。"非乐"就是反对声乐娱乐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浪费财力、物力;而且会扰乱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

四、墨子的阶级关怀与科学教育思想。

墨子自称是"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其主张基本上都表现出对这一阶层的关怀。一方面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就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劳动者自力更生，改善自己的生活现状。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体现在其教育上就是：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强调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形成。

墨子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在《墨子》一书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经上、说经上》、《经下、说经下》中就用极为精炼的语言阐述了大量科学知识。例如：关于数学的相关概念----点、线、圆、直、方、柱，距离和相交、十进制等等进行论述;关于力学的相关知识----杠杆、滑轮等等进行分析;关于物理学的相关现象---时间和空间、质和量、运动和静止、光影、反射等等进行阐述。从中得出法则、规律，希望人们能遵循规律办事，期望为现实生活、劳作服务。《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记载的关于军事科技的内容极为完备。如："转射机"、"掷车"、"连弩车"等防御器械的制造;"城墙"、"壕沟"、"�望台"等城防建筑的修建。墨子巧妙地将手工技艺于军事防御结合起来，使国家的防御能力达到了极致。

墨子还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和实验论证的学习方法。关于对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墨子》中就专门对认识论进行基本论述，提出人具有认识能力，通过接触外界事物产生的获得初步知识、通过思虑活动使认识升华，通过言辞语句将其表述出来。此外，还对推理、辩论等逻辑思维方式进行阐述等等。墨子重视科学的教学方法，提出实验论证方法，在先秦诸子中可谓独树一帜。鼓励学生亲自参加社会观察和实验研究，在实践中获得技能和知识。提出"三表法"作为评判是非、取舍的标准，以先圣之事为本、以百姓见闻为原、以符合民利为用。

总之，墨子的教育哲学思想和其他先秦诸子思想相比，有很多原创性内容。其中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性"素丝说";主张构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重视科学教育的思想。虽然墨子所创立的学说体系，在很多方面并不够完善，但是其在先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子思想的许多内容被后世儒学、法家等吸收和改造，对我国教育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2]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3]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4]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5]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7页

①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②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③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④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墨国使者来战国谈判。“城下何人？”“墨者隔离。”“尔等所为何事？”“为了和平。”“那尔等为何手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为了和平。我们要震慑尔等。”“那尔等为何来此？”“为了谈判，关于我国和平崛起的谈判。”“那尔等主使是？”“为表诚意，我国王子亲至。”“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五十人而已。”“既然这样，来人啊！把他们擒下。”“为何？”“落后就要挨打，此人间至理也.”不久墨国覆灭，墨者消逝。

墨子兼爱非攻思想研究论文

《墨子教育思想浅析》

关键字：墨子;兼爱;科技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2

一、墨子的人性论和"兼士"的教育目标。

二、墨子重"义"贵"利"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思想。

墨子贵"义"重"利"的价值取向，对于其道德教育内容有很深的影响。墨子的道德内容主要包括：

四、墨子的阶级关怀与科学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1]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2]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3]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4]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5]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7页

①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②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③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④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韩国财阀研究韩语论文

韩国政治想要转型，在外部必须承受住美国的压力，内部还有庞大的财阀势力虎视眈眈，两者内外夹击基本堵死了转型的道路，至少在近些年根本无法顺利转型。

在韩国政坛，上届总统和下届总统如果不是来自同一政党，下届总统都会对上届甚至上几届总统进行政治清算，就像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目前正在对三位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李明博、全斗焕进行政治清算。而李明博之后的总统是朴槿惠，由于两人属于同一党派，朴槿惠没有对李明博进行政治清算，让李明博当了几年善终总统；而文在寅上台后，因为与李明博不属于同一党派，所以立马对李明博进行政治清算。

政治清算，既不是韩国人的什么习惯，韩国人怎么可能养成这种习惯？而且只有当了韩国总统的人，才有这个想法，才有这个权力；也不是什么法律法规规定，哪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葩规定？虽然韩国算得上奇葩国家，但肯定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而是利益作祟——一方面是党派利益，一方面是自身利益。

韩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几乎都搞不拢，尤其是执政党与最大在野党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目前，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与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之间的矛盾，确实比较深沉。这也不奇怪，不仅在韩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在日本，最大在野党必然给执政党制造麻烦；美国实行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不管是谁执政，在野党必定给执政党添堵，比如当前，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正在对共和党籍的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让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遭弹劾的总统（前三位是约翰逊、尼克松和克林顿）。也就是说，党派之争、党派利益不是韩国的专利，韩国的下届总统和上届总统如果不属于同一党派，必然会为了党派利益而对上届总统进行政治清算。这不是什么规定，应该是潜规则吧！

自身利益，也是重要原因。远的不说，就说韩国最近的几届总统文在寅、朴槿惠、李明博、卢武铉。卢武铉与文在寅亦师亦友，感情甚笃，卢武铉在李明博执政时期跳崖自杀，深深地刺痛了文在寅，所以，文在寅对李明博进行政治清算，当然有为卢武铉报仇的意味。文在寅与朴槿惠的关系同样同样复杂——文在寅与朴槿惠的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有恩怨，文在寅因为参与和组织反对朴正熙独裁的游行而坐牢；文在寅是朴槿惠的手下败将，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战胜的就是文在寅，而且文在寅上台后发现，朴槿惠是靠作假战胜文在寅的，你说文在寅当总统了会咋想——会不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对朴槿惠进行政治清算？

当然，韩国的政治清算与韩国的财阀制度密不可分。而财阀制度，不也是各自利益的体现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韩国财阀的学历很高，只为了让自身的“统治”更为稳固。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韩国财阀已经从教育体制上，彻底断绝了普通人翻身的可能，只为了让自身的“统治”更为稳固。

韩国的核心问题在于财阀，韩国的历史要从朝鲜战争说起。在朝鲜战争之前，韩国和朝鲜是一个国家，遭受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殖民者不会太重视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只关注自己能否从殖民地获取到足够的利益。当殖民者获取了足够的利益之后，殖民地保留或者不保留都无所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击败日本，和苏联一起分区占领了朝鲜。苏联扶持了现在的朝鲜，而美国则扶持了现在的韩国。朝鲜战争中，朝鲜差一点将韩国解放。但是在美国的干涉下，韩国保留了下来。第一人掌权者是李承晚，李承晚没有能力发展经济。所以韩国的经济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

在李承晚因为政变下台之后，朴正熙掌权。朴正熙虽然是通过军事政变上的台，但是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在他的经营下，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但是朴正熙的核心思想是拉拢一些经济巨头，通过他们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岗位，进而辐射到全社会。在这样的氛围下，韩国的财阀开始出现和发展。直到现在，阻挠文在寅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财阀和部分官僚。之所以韩国的财阀问题到现在才被人所熟知，那是因为最开始的几届总统都有从军的经历，本身又非常强势，又有军权。财阀已经被压制的不敢出头。

但是后面几届政府呢？大多都是依靠财阀的支持才能上位。可以说本身出身于财阀，自然要位财阀办事了。这其中只有文在寅和卢武铉等人是个例外。因为卢武铉积极的推行改革，对抗财阀。所以在历任之后立刻就被财阀打压，最终含恨自杀。文在寅上台之后，首先对李明博进行了清算。代替已故好友卢武铉报了仇，报仇之后的文在寅开始为自己的后路考虑了。文在寅从一开始就不热心政治，只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学的法律改变韩国，帮住底层百姓。所以我对他是非常钦佩的。现在文在寅希望改变韩国的宪法，对韩国进行政治转型。

首先我们来看看财阀在韩国社会中的地位，根据统计，韩国排名前30位的财阀总资产规模占到了韩国GDP的90%以上。所以韩国可以说就是一个财阀的聚合体。既然国家都是如此，那么韩国的政府就相当于是韩国财阀的委员会。带来的后果就是小微企业无法发展，但是看看世界上的大国经济模式，小微企业起码占到了50%的水平。纵观历史发展，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军事。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GDP都在财阀手中，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也是由财阀控制的。韩国财阀和俄罗斯，乌克兰的寡头不是一回事。寡头不仅要控制政治，还会下场亲身参与政治。看看乌克兰的政治局面就能了解这个问题了。

所以现在韩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动财阀，那么就相当于动摇了韩国的根本。经济必然受到波及，财阀不好过就要开始通过裁员转移矛盾，逼迫民众对政府施压。而如果抽丝剥茧一样慢慢来，韩国总统顶多干一届，伤不了财阀的根本。毕竟韩国就是一个人造国家，社会变革压根就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