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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骨毕业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3 04:04:13

魏晋风骨毕业论文

《世说新语》是必须读的王弼的《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嵇康的《嵇康集》魏晋风骨其实是因为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人们朝不保夕,忧患极重,总的来说就是死亡率很高,而死一老者,其子侄要丁忧守孝3年,有的更长,人生总共数十年,守俩陵就老了,所以大家本着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心态兴乐,不羁礼法。但当时物质水平也就那样,所以大家更重于精神上的享受,而道家黄老之术更适合,所以更多的是空谈手谈,蔑视礼法。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还是对作文一筹莫展吗?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高考作文600字9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令我敬佩的人有很多,例如: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叔叔,辛勤劳动的清洁工阿姨,教我们读书识字的老师,但是在我心里,最值得我敬佩的人是我的舅舅。

我有一个勤劳、质朴的舅舅,他是农民,岁月风霜在他古铜色的脸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一双粗壮的大手上也爬满了老茧。虽然舅舅快五十了,可干起农活,跟年轻人比起来,简直不分上下。舅舅衣着十分朴素,一件褪了色的蓝上衣和一条臀部磨得发亮的黑裤子,加上那双沾满了泥土的旧军鞋,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舅舅非常勤劳,每天清晨,天刚放亮,他就备好农具,骑着他的“宝贝”电动三轮车,来到二里外的瓜棚里,施肥、除草……,把一个个已经成熟了的大甜瓜。摘下来、装上车,运到昆明的批发市场。正好,那天我去瓜棚,天气很热,只见汗水把舅舅身上的衣服都弄湿了,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地流下来,可舅舅毫不在意,仍然在摘甜瓜。此情此景,用一首古诗中的一句话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舅舅不但勤劳,而且非常朴实,连一颗粮食也不浪费。听外婆说,因为舅舅小时候家里穷,吃了不少苦。每天凌晨,天上的星星还在眨巴着眼睛,舅舅就拿着扁担,带着绳子,和村里的大人们一起,去很远的山里挑柴。肚子饿了,只能吃一点从家里随身带来的米饭,至于菜嘛,那就是一年到头都吃不完的老腌菜。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舅舅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种地之余,他还参加了村里的建筑队,走南闯北地干着泥瓦活,收入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每次回家,都看见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高兴地弯下腰,把我紧紧的抱起来,连连说道:“我的小娜娜又长高了!”说着,还从背包里拿出许多我们爱吃的零食,分给大家吃。

我爱我的舅舅。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格和做人的道理,他将成为我成长历程中的营养和动力,让我终身受益。

张无忌放弃了江湖与江山,他把幸福给了赵敏,却把牵挂给了小昭,把漂泊给了蛛儿,把憾恨给了芷若……

杨过和小龙女最终做了神仙眷侣,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也许他装作不知道,程英和陆无双为他负尽青春抛尽韶华,郭襄为他天涯思君念念不忘。

也许他记得,也许他不记得,曾经有一个叫公孙绿萼的姑娘把一生停驻在他一刹那的目光里,而他所能给的,也只能是一曲清箫、三枚金针或者某一刻的眷顾而已……

也许爱情与幸福无关,也许这一生最终的幸福与心底最深处的那个人无关,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牵住谁的手,一生细水长流地把风景看透。其实承诺并没有什么,不见了也不算什么,所有的一切自有它的归宿。

我们学着看淡,学着不强求,学着深藏,把你深深埋藏,藏到岁月的.烟尘企及不到的地方……

只是,只是为什么在某个落雨的黄昏,在某个寂寂的夜里你还是隐隐地在我心里淡入、淡出,淡出、淡入,拿不走,抹不掉。点击此处,看不为人知的机密内幕,你懂的!

我多么想和你有一个深深的拥抱之后,转身离去。

情深未变却寒盟,终究差了那么一点点,幸福转眼消逝,从此一个人,日日自己关门。

一个人熄灯,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寒冷的夜里少了一个人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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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米说:当你喜欢我的时候,我不喜欢你;当你爱上我的时候,我喜欢上你;当你离开我的时候,我却爱上你。

是你走的太快,还是我跟不上你的脚步?

我们错过了诺亚方舟,错过了泰坦尼克号,错过了一切惊险与不惊险,我们还要继续错过。

但是,请允许我说:多年后,你若未娶,我若未嫁,那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记住,你欠我的幸福!

“花已向晚,凋落了灿烂……”

记得,初三的前一段,大都忙着应付毕业会考,气氛很是紧张,总是书的气息。而后也要分散了,大家又都忙着珍藏纪念。送人这样东西,又“讨”人那样东西,可以稍稍放松一下。当初,我费尽了口舌才弄到的一张照片,而且是全无表情的。我本想在评论时把“朴实”、“平淡”这类词用上去,只是怎样看都无感觉--那上面的她,太庄重了。

高一第二个学期,学校有重新分了班,第一个学期的那帮人,我还未熟悉,就又散了。如今的漂泊,我不敢认真看新的同桌一眼。听同学议论说,她长得有点像张韶涵,我才刻意仔细打量了她一番。只见她华丽的衣着,飘逸的长发,不是很爱笑的脸蛋,瘦瘦的身躯,给人以一种娇小可怜的感觉。不过,我眼拙,看不出她和张韶涵有什么相像之处。后来和她说过一些话,觉得她也不是很难接近。她有些表情也缺词语来形容--至少,我是那样认为的,我不敢用“亲切”来形容她,却也少了“蛮横”这类字眼。我沉默,她无语,一切都只能轻描淡写,是轻描的陌生,也是淡写的熟悉。

忽然想起了初中的那些同学,大家都各奔东西,很久未见了。偶尔遇上了,最多也能寒暄几句,然后匆匆离去,但以前我们真的可以畅谈很久。我翻着照片,想着那些不可能回到的过去,苦笑的一阵,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高中的我,只能学着很安静,像一朵不敢开放的昙花,而昨天的故事是凋落在地上的花瓣……

天下起了小雨,飘着雨的窗前,在回忆里,和人一起听雨也很融洽,也很温馨,但那以不是现在,此时我一个人倚在窗边,飘进来的寒雨冰冷地打在我的脸上。这窗前的冷落,不是春风桃李,而是秋雨梧桐。我了解散落的树叶,属于地面的世界凋谢,旧地重游,也只能写下凄凉。

生命中我们常常忽略窗棂边的栀子花,而去徒然想象邻家花园中的花一定更为馥郁芬芳,就如同我们明明就住在一个星星上,却总以为夜空中的星辰如同宝石般晶莹透亮。漫漫人生中,我们不也总认为自己的生命总是坎坷荆棘不断,而别人的生命总充满花儿般的芬芳?!然而,没有谁可以拒绝痛苦,没有哪个生命不烙刻苦痛的伤痕。别人的微笑中也可能隐藏深深的痛楚,只是在寂静的暗夜,你未曾听过他的呜咽的哭泣。

你是否羡慕过东坡的人生?是啊,他乐游赤壁,醉饮山林,写下光照千秋的激昂文字。然而,你是否看到他内心的累累伤痕?作为一个人,他肩负着出将入相,封妻荫子的期许,却接连惨遭贬谪。他的不平,他的郁闷,他的痛苦,他的无奈,你看到了吗?

是啊,你把苏轼生命中的伤痛忽略了,只看到了他的光环,看到了世人对他的敬重与赞扬,于是羡慕他的生命,于是恨自己生命的苍白乏味。你何时才懂得去欣赏自己,去嗅一下窗棂旁栀子花的芬芳?

你是否羡慕过陶渊明的人生?是啊,他归隐田园,品乡间淡酒,观风中寒菊,活得多么潇洒自在!然而,你是否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他也有济事的抱负,却无从施展,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容不下这一铮铮的魏晋风骨,于是他在无尽的无奈中选择出世。他的无奈,他的焦灼,他的伤痛,你懂吗?

是啊,你未曾看到,你只顾嗅五柳先生舍前寒菊的芬芳,你只顾陶醉于南山的山水,于是你羡慕他们的生命,同时埋怨自己生命的焦灼与劳累。你何时才懂得正视自己生命的欢乐,嗅一下窗棂边栀子花的芬芳?

不要总认为自己的生命苦难重重,而别人的生命充满阳光,生命中的苦难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而在不顺的生命里你也会有欢乐的踪影。

正视自己的生命,欣赏自己的命运,纵然命途多舛也要淡然,坦然。历史的河流中,没有不受伤的船。多希望明早醒来,你可以面带微笑,去嗅一嗅窗棂上的栀子花,人面与栀子花交相辉映,或许会构成这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作文

人生就像是一个五味瓶,有酸,有甜,有苦,有辣。当我我们以为终于要到达终点时,命运之神却与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终点的两侧会出现两条支路,这两条支路的名字就叫做抉择……

又是一个夏日,又是一个离别的季节。

心里有很多的感受难以言表,有一些欢喜,有一些忧伤,又有一点点的茫然。曾经大家在这里相识,而如今大家又要在这里相别。

人生就像是一个五味瓶,有酸,有甜,有苦,有辣。当我我们以为终于要到达终点时,命运之神却与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终点的两侧会出现两条支路,这两条支路的名字就叫做抉择。

离别固然是忧伤的,面对同窗三年的同学好友,我们又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毕竟大家曾经一起快乐过,一起伤心过,也一起努力过。有时我常常在想,人生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离别,那么多的忧伤呢?但却总也想不清楚。其实命运往往是很微妙的,当我们想放弃时它总会拉你一把,当我们风头正茂时,它有些会给你重重的一脚,让你无法自拔。同学、朋友、兄弟、死党……

一个个熟悉的词语共同构成了我们少年时期美好的回忆。也许我们有些年少轻狂,也许我们对这份友谊并不是很珍惜。其实大家从相识到相知都是一种缘分,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也正是它让许多的陌生人成为朋友,让孤单的人生变得丰富起来。就要离开了,就要和温州十四说再见了,虽然有一丝丝的不舍,一丝丝的悲伤,但这就是命,相信缘分一定会让大家重逢的。

在不久的将来,当大家团聚时,我想我们将会变得更成熟,变得更理智,那到时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美好。

溶溶月,淡淡风,犹如那花香,风飘万里却总有散去的那一刻。可是,你的名字却始终铭留青史。

项羽

看着站在乌江边上的你,雄姿英发,豪情壮志。相信人们忘记了的是你四面楚歌的窘迫,铭记下来的是你的豪情、你的大度与你的痴情。江边自尽,是你的宽怀所致,所以人们只会记得你的宽厚,鬼雄之称无愧。人们铭记着你,难怪李清照要说至今思项羽了。

司马迁

看着你坐在案边奋笔疾书,写着那部旷世之作。人们只会钦佩你,佩服你忘记了宫刑的痛苦与耻辱。仅凭着一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写着别人的事迹,却忘记自身的荣耀。但是,你的事迹彪炳史册,名字流传千年。人们铭记着你,就如记得你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李白

看着你在宫中自在逍遥,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人们忘记了你郁郁不得志的过往,传诵着你的名作,铭记着你的功德。因为,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讽击了多少权贵之势。一股傲然之气油然而生,人生这样一回也无悔了。人们佩服你,铭记你。

杜甫

看着你在成都郊外过着悠闲的日子,人们讶然于你的轻松,你忘记了你的不得志,却依然记得黎民百姓的日子。因此,你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如此的博大,你忧国忧民的情感,你宽广无边的胸襟,让后来人铭记于心。你的佳作,流传百世。一个诗圣之称,你当之无愧。

你们将失败、不得志、耻辱,看得云淡风轻,却将你们的名字铭刻在了我们的心里。

溶溶月,淡淡风,能够忘记该忘记的,留下该留下的,是我们的福分。让往事随风,看云卷云舒,闻梅花香飘万里,忆花香淡雅。

论文魏晋南北朝的世风与学术

魏晋风度与盛唐魅力——论陶渊明、李白诗文中自由精神的张扬 鸟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中历来作为自由与理想的象征。鸟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飞翔,矫健的身姿划过天空,留下优美的痕迹,给人以自由的幻想和向往,与人类的心灵产生某种契合,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借助飞鸟,将自己的主观情意表达出来。恩格斯在论及浮士德及“永恒的犹太人”的形象时指出:“他们是使用不尽:每个时代都可以不改变他的实质而把他们据为己有”。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移用到飞鸟形象上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飞鸟形象自从<诗经>以来,历经改造和丰富,成了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之一。历代众多诗人,他们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把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倾注其中,寄托时代的希望和理想。而在描写鸟类意象众多的诗人与浩繁的诗文中,陶渊明与李白描写的鸟意象较为系统、较为齐全。 陶渊明具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和抱负,但黑暗的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便只能以诗为武器,以鸟为武器。与现实抗争,借鸟言志,排泄心中强烈的愤懑。陶渊明在其鸟意象中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鸟日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表现了一种愉快的心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写诗人少时欢乐无忧,突出了以鸟之高翔比抱负之远大的宽阔胸襟。“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表达对官场黑暗的愤怒;“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等等。作者笔下处处有鸟,时时有鸟,鸟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成为作者一生的象征,鸟的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鸟的追求就是作者的追求。 李白则将他的一生幻化为大鹏,将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展翅于中华民族灵魂的天空,写就了伟岸的自由精神,激励着后人的精神和指引后人的追求。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希望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间。他不屑如栖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凤,不屑做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因为那些鸟都丧失了自由,惟独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直到临死前,还不能忘怀于大鹏,他沉痛地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在对大鹏的哀挽中,李白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幻化成了一只大鹏,翱翔于中华文化的上空。 在李白诗作中,以。大鹏”自况,表现了昂扬向上无所依侍的理想。大鹏与“斥鹦”相比。活动的环境“寥廓”与“藩篱”相比,凤凰与群鸡相比,分别象征了诗人情志才力之超隽,反映了他与俗辈凡行的坚不共容,表现了他尖锐对立中的孤独无奈。表现了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这与陶渊明由离群失伴的孤独与痛苦相比,一个是曾经有过,渐趋平淡;一个是自始至终,愈来愈浓;一个是因暂时不能归群而孤独,一个是因攻诋他类而孤独。因此,以鸟自况的陶渊明、李白在趋求远举高飞、寻求理想境地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而在具体的趋求方式和形态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热爱自由,追求理想的境界是陶渊明、李白诗的重要底蕴。而天空中无拘无柬的飞鸟的天性与人类在感情上对自然的原始依归相吻合。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来源于庄子,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充分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影响了后世包括陶渊明和李白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庄子的崇拜。李白则将老庄的无为自然的思想理想化、具体化、实践化,他的大鹏形象取自<庄子>。但却创造出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生气的艺术形象。陶渊明、李白都崇拜庄子,都受到庄子影响,但二人笔下的追求自由的鸟意象,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陶渊明笔下的鸟意象,飞鸟、归鸟、羁鸟都是娇小的、极普通的,似乎受到某种约束,不能伸展开来,不能摩飞九天;而李白笔下的鸾鹏鸿鹰意象系列,是禽鸟中的灵族异类,它们上可摩飞九天云霄,下可俯视山川人间,振翅鼓翼能至千里之遥,敛翮息神必择奇枝异卉。无拘无柬、伟岸、强大。并且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同样受<庄子)对自由的追求的影响,为何二者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呢?我们从艺术创作中发现了这一差异后,还应在人生实践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作品认识人生,有用人生来说明作品。 陶渊明、李白诗歌中飞鸟意象的形态差异,其实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差异;是他们的个性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差异。陶渊明选取“飞鸟”这一宽泛的存在体,表现出认同当下生存环境的宽容心态。李白以风鹏鸳鸾与斥鹦蝤蛙的强烈对比,显示了他孤傲不桀的个性和强烈的“舍我其谁”的生命意识。从现实生活来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二人创作的影响。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陶、李二人之所以一个展示了魏晋风流,一个代表的盛唐魅力,时代的因素是影响其不同的原因之一。魏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处于激烈变革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利益重组。伴随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是新旧势力的争夺、改朝换代的频繁。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留下的总是一些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显示了诗人对时局的担忧和。有志不获骋”的苦闷。越是洒脱不凡,超然物外,内心就更忧惧,惊恐,文章越是深沉美丽,生命受到的迫害就越痛楚和哀伤。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追求乱世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追求理想的飞翔。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自觉地退了出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他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同处于社会政治无序状态中,但他没有那个时代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寞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形影神)就是一个人生的追求和生命价值的探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追求和不委屈心灵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在那个时代,他无法真正摆脱社会政治的牵制,不可能逃脱世俗的罗网,他只是相对很好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的诗境里),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敏锐地发现了人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不是因为在政治斗争的失败而消极地退守田园,不是欲得权贵赏识而不得,转而攻击权贵,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安危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他的归园田居不是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是在追求着另一种理想。他努力用他的追求,使个人的存在价值,从这种抽象的荣辱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真实的人生。当然,他的理想并不同于我们的理想,他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的,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合理的理想,并且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的理想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在于:他在那个时代代表了知识分子自己个性价值的实现,他不是传统的的奴隶,不是否定任何理想追求的消极主义者,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追求的庸人。他追求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着一种自由精神的张扬,追求着他的理想人生,诗化人生。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那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李白。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甚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乐”�6�8�6�8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及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了框框,突破了传统。经济的高涨必然带来文化的兴盛,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时代又必然带来更多的精神追求。敏感的诗人更是其骄子。开元前期,我们看到:高唱。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私自排定海内文士的座次,高自标置,以文坛盟主张说、北海太守李邕与自己并列第一,其余一概摈落;王泠然上书宰相,直斥其“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以<黄鹤楼>诗驰名的崔颢对豪门贵族表现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慨;连山人孟浩然,也宁失去被贯官举荐的机会,而决不放弃陶然一醉�6�8�6�8开朗宏盛的盛唐时代为将庄盂的荚逸之气从魏晋的虚无迷惘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并回到真实的人生。这就是孕育天才诗人李白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壤。那位同样既英且逸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就慧眼独具,以“英特(卓立)越逸之气”一语,为这一时代精神作了最好的提挈,而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正是这一精神的代表。。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深刻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 与陶渊明不同的是,李白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初出山后,李白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为自己的理想作了如下的规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弼辅,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地执迷,不断形诸歌咏,贯穿于一生的诗文中。甚至在经历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在他的名篇<行路难>)中,仍乐观地吟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谓总有一天如宗悫乘长风破万浪,届时自当挂帆泛海而去。因此,如果说要为李白归纳出追求的目标和个性,我认为就是一点,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思想,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是盛唐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一个有远大理想,有坚执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伟岸强大的形象来承载。于是,庄子的大鹏形象进入李白的视野:“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日:‘鹏之徙于难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逍遥游》)。他从大鹏的形象中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灵魂,时代的影子,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豪放不羁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创造出了一个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大鹏赋》中的大鹏。这只大鹏“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显得横空出世其大无比。不仅写了它的自由逍遥,无所羁绊,还写出了它那“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当鲲初化鹏时,。脱鬈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滹之春流,唏希扶桑之朝暾。炬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百川为之崩奔。”这气势已经不平凡了,等他展翅飞翔时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日摇而海倾。”“上摩苍苍,下覆漫浸。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这大鹏既不同于蓬莱之黄鹄、仓梧之玄风,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那些鸟或“驯扰于池隍”,或。拘挛于守常”,都没有自由。唯独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地飞翔于天地之间。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表现了对鹦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既定秩序和束缚的否定,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这是李白诗中出现的鸾鹏鸿雁与斥鹦雉鸡两类意象的基本原因。他不像陶渊明政治理想受挫后,转向田园求得心灵的安宁,个性的发展。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代表了那一盛世的时代精神。参考文献:[1](清)王埒·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9版。[2]李长之·李白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版。[3]赵昌平·李白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版。[5]表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6]李泽厚·荧学三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7]王定璋·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杜青年时代的诗歌[J].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3.1.[8]徐回荣·陶诗的两大意象[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1.[9]洪蛛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毒象建构爰其人格凸现[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充.1993.11.[10]李活·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J].北京:文学遗产(京).1994.3.[11]黄邦君·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J].贵阳:贵州丈史丛刊(贵阳),1984.4.

一、魏晋士风与魏晋书风不能划等号几乎所有的书法史都认为二王书风是魏晋士风(即“魏晋风度”)的产物,并在魏晋书风与魏晋士风之间划上等号。几乎任何一本书法史都要对所谓的“魏晋风度”大写特写,然后,在没有任何过渡和作出必要解释的情况下,笔锋一转,就说这就是“魏晋书风”。我认为时风对书风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非常间接。时风对书法的影响虽容易辨认,但也总会出现一些麻烦;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从诸种现象中辨认出自己较为熟悉的形象。举例来说,为了证实“晋书尚韵”这个说法,人们较容易在几件风格各异的作品中挑选出他认为表示“韵”的那件作品来作为晋书的代表,然后以这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作品来证明两晋书法“确实”是尚韵的。事实上,什么是韵,所谓的韵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这种从现象中寻找自己所熟悉的影子的做法,使人们不自觉地陷入了循环论证。一方面人们以艺术风格来指认时代风格(比如以二王的飘逸、洒脱来指认魏晋士夫的尚韵风度),另一方面又以时代风格来指认艺术风格(如以所谓的魏晋风度来指认晋代书法崇尚气韵)。如何来看待这个至今还在左右着书法史研究的问题呢?我认为,切入点只能是形态学分析。我已经在《帖学书法风格史》一书中勾勒出了魏晋书法风格史的素描图。依据夏皮尔的风格概念,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形态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形式因素,二是形式关系,三是形式质量。以书法作品为例,一件书法作品的形式因素有独特的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形式关系是指这些形式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所构成的整体效果;这种效果有时并不等于所有形式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某种“格式塔”效果,这是从视觉的整体角度来把握和描述艺术品的方式。形式质量则是指人们在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关艺术的各种形式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品质标准,借此可以判断每件艺术品的形式质量,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书法的用笔质量、线条质量等等。但是,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随便对哪件作品的形式分析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艺术品出现的背景条件。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作为艺术史的形态分析的典范作品,或如科普勒所谓的“基准作品”就是一个至为紧要的问题了;一般而言,我们总认为应该选择那些最能代表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的作品。可是,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最能代表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呢?无疑这里总会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事实上,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作为艺术史研究中的形态学分析的基准作品,这个问题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是碰巧选择了一件作品作为分析的样本。一件作品的形态学分析一旦建立起来,它就会成为联络其它相关作品的一个框架,进而形成所有相关作品的一个网络。艺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网络体系。这里,一件被偶然选中的原初作品,如果能有效地联络其它作品,并且能够较为顺利地整理出艺术史的上下脉络,那么这件原初作品就升格为“基准作品”。反之,不能有效地解释艺术史上下承接关系的原初作品,是不会成为典型的基准作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史的研究同样是一个人类试错的经验主义和进化的理性主义问题。这样一来,循环论证的理论麻烦既可以避免,一种摆脱了强化的教条主义的、可以证伪的艺术史也得以建立起来。有必要重申这点:除了那些艺术史上的客观事实(如艺术家生卒年),几乎所有艺术史的论述都是可以被证伪的。艺术史上的那些基准作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认为,王羲之的作品在晋代书法史上的基准作用,就远不如楼兰文书。这种开放的艺术史观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不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有些艺术史知识的话,人们就不太容易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诸如《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之类,因为东晋的书法风格应该像“两爨”,而《兰亭序》的风格与两爨迥异。这种论点的依据建立在将两爨碑作为晋代书法的基准作品,因为它们无法联络晋代书法史的上下关系,换句话说,它们不能把晋代书法的其它许多作品串联起来,形成一个风格演变的网络。因此,两爨碑只能作为两晋书法的另类作品,即俗语所谓的“别派”。我在《帖学书法风格史》中以一件楼兰文书作品作为晋代书法的基准作品,对两晋书法的风格演变作了较为详尽的剖析,并且对下列命题作了充分的论证,即书法风格不单单是时风(或所谓时代精神)的产物。我以为时风虽然会影响书法的风格,但这种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的作用应该是书法家对书法艺术的形式问题的感悟和阐发,只有在书法形态史中,我们才能谈论时风对形式的矫正作用。二、魏晋士风与文人书法审美理念的关系有了上边的前提,我们就可以着手研究魏晋时风对书法的影响问题了。马宗霍在论述两晋书法为什么会达到一个高潮时,提出了三点意见,我认为很有见地。他说:“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只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夷考其故,盖有三焉:一则时接汉魏,诸体悉备,无烦极虑,便可兼通。择要而从,尤易专擅,不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巩悦,济成厥美,亦固其所。一则隶奇草圣,笔迹多传,服凝有资,师承匪远,酌其余烈,自得新裁,挹彼遗规,成吾楷则,信埏填之罔穷,斯挥远之入化,虽曰前修已妙,转觉后出弥妍。一则俗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轩晃,情鹜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极于峰秒,或赏析于豪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莫与抗行矣。”(《书林藻鉴》)在马宗霍提出的三点意见中,书法的形式传承与出新问题占了第一和第二条,他首先从晋书得天独厚的内部条件来谈论这个问题。这两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第一,晋书在时间上有接近汉魏的“天时”。由于汉魏时中国书法的各种字体都已经趋于成熟,这就给晋书的创作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使得晋代的书法家们有丰富而直接的传统资源可以利用。第二,汉魏时期创造出了迄今仍令人称奇的隶书和章草书法的高峰,而两晋距此不远,汉魏“隶奇草圣”的流风犹在,大量墨迹碑版犹在,这使晋代的书法家得以继承这些宝贵的遗产。马宗霍提到的第三个因素才是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所谓魏晋时风,时风对晋书风格的形成当然有影响,但无疑是相当次要的。马宗霍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姑且撇开前两个因素,来讨论与本文主旨有关的第三个因素,即时风(魏晋风度)对书法的影响问题。人们通常所说的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产物。一般认为,魏晋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士大夫仕途坎坷,动辄有身家性命之虞。本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就很灵活,当政治清明、国泰民安时,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是一种最好的激励;而当政治黑暗、仕途蹇塞时,道家清净无为、与世俯仰的学说又成为一种时尚。大致说来,晋人在思想意识方面是非常接近于后者的,虽然晋人也并非一味以清净虚无为务。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曾竭力在清谈与务实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他晚年的选择终于倒向了逍遥山林、幽处颐养的生活。最后的这种选择可能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但这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王羲之比较可信的话被记录在案,可能要数下列这一则。我们从中倒是可以看出王羲之晚年的抱负,也多多少少可以说明,王羲之的风格是如何逐步形成的。王羲之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若吾耽之若此,未必后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得意,书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法书要录》)对王羲之来说,书法艺术中最要紧的东西不是“精熟”,而是“意”。毫无疑问,任何艺术都有个基本技术问题,在技术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是不能奢谈其余的。但是王羲之强调的显然已经超出了书法的基本技术层次,而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更高层面,我们通常把这个层面称之“精神”、“气韵”、“神韵”等等,是书法艺术的精髓所在。正是由于王羲之对书法创作中“意”的高度重视,他才进一步强调,要“意在笔前”:“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犹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这种重神韵过重精熟,重意在笔先胜过安排布置的主张,不但影响了有晋一代的书法实践,而且还左右了中国历代文人的书法创作。这样一种重大美学思想,我们谓之“文人书法的审美理念”也未尝不可。而晋人胸次洒然,不滞于物的人生艺术态度,正是中国文人书法的审美理念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三、审美理念如何影响书法风格探索趣味史对风格史的影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说艺术史的全部困难与魅力无不与此问题相关。探索魏晋书法风格史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说明魏晋士风或所谓的时代精神对魏晋书风的影响。我认为这一问题既与钟繇、王羲之等人面临的艺术问题有关,也与他们身处名利场的情境有关。我们知道,王羲之的书法起先在东晋高手林立的书坛上并没有压倒一切的优势。论书名,郗家的郗 YIN 比王羲之高得多;论才华与声望,庾氏兄弟也要比王羲之大得多。这一点正如马宗霍所说:“渡江以后,则王谢郗庾四家,书人最多。王家羲献,虽为绝伦;然右军本传,称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 YIN ,而谢安亦轻献之之书。盖诸家皆法钟卫,比权量力,各自为雄。”(《书林藻鉴》)四大家族中对王氏家族的艺术成就起初表示最不服气的大概就是庾家了。庾氏四兄弟亮、怿、冰、翼,皆书法名家,论名声,以亮为尚;论境界,以庾翼为高。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后来看到自家子弟纷纷效法王羲之,非常气愤,发狠要跟王羲之一比高低:“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骛,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王僧虔《论书》)再后来又看到王羲之用章草答亮的书信,大为叹服,因与羲之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尝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虞和《论书表》)那么,王羲之的书法是何以从竞争如此激烈的书坛上脱颖而出,使对手纷纷俯首称臣,使高手大为叹服呢?其内在的原因要从风格史的具体变迁中加以推敲。仔细地观看王羲之稍前和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名家的书法,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号称江左第一的王 YI ,还是书名起初超出王羲之的庾氏兄弟,或是与王羲之一道切磋书艺但技艺在王羲之之上的郗 YIN ,其书无不效法钟卫,或规摹钟繇,左规右矩不离法度;或取法卫 GUAN ,不激不励,古意盎然。试看王 YI 《祥除帖》及庾氏兄弟《书箱帖》、《故吏帖》,几乎一样的钟繇面目,几乎一样的横向取势,字体扁平,几乎一样的淳厚朴茂,古质遒媚。再来比较一下王羲之的中后期作品(如《奉橘帖》),以及王氏同时代和稍后受其影响的书作(如小王《廿九日帖》;谢安《此月帖》,及郗超《远近帖》),则“古质而今妍”的分野是如此泾渭分明、判若两分!其实,这是继钟繇那次变革之后最为重要的变革。在钟繇的那次变革中,书法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笔法上从蚕头雁尾、均匀使力的隶笔,向楷书藏头护尾、纵横有象的楷法的演进;结字上从横向取势的扁平结体向纵向取势的楷体演进;章法上从行近字远、注重作品空间造型的布局,向字近行远的分行布白和行间茂密、行气贯注的抒情性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钟繇的变革仍然保留着极其浓厚的古法,特别是欲急还迟、欲纵还收的用笔所造成的内敛与含蓄,似正还斜、欲侧反直的结体所带来的拙朴和古意,章法上与隶书相比虽然已见纵向取势之姿,但仍遗留有强烈的注重汉字结体与章法的空间布局和造型的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古雅朴茂之势,均为钟法的不传之秘。但这种古法和古意,到了王羲之那里,显然已不十分适合。而王羲之恰是如此崇尚“如意”和“适我”。以致我们可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王羲之的这种追求“如意”和“适意”的旨趣,使中国书法注重空间布局的造型意识,取得了向抒情性方向发展的突破。王羲之正是取得这种突破的关键性人物。这里,我们看一看他书写的《奉橘帖》就能明白,王羲之在突破钟繇古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又在超越早期作品(如《姨母帖》)方面作出了何种努力。四、走向形态学分析的风格史《奉橘帖》在用笔上,一改《姨母帖》那种浓厚的钟法残余。在《姨母帖》中,王羲之的笔法完全贯彻钟繇“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的古训,显得沉着有余而力度不足,含蓄有余而峻爽不足;而《奉橘帖》则已看不到半点钟法的影子,一切都显得那样自信明快,笔法爽快流利,明丽媚好。王羲之在此帖中的用笔,基本上以中锋为主,间出侧锋,落笔逆锋与出锋交替使用,随心所欲,干脆自然。其中第一行的“白”字、第二行“迟”字的转折处,已见明显的方折,与钟法中的“暗过”差异甚著。这可能受到小王外拓法的影响,也有说是唐摹本使作品失真所致,其意以为大王不可能出现如此明显的外拓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道理,与小王更加外拓的用笔法相比,大王也许显得略为保守,多使用内掖法,但没有任何理由说大王不能受到小王的逆向影响,证之以《集王圣教序》,则大王字中外拓法比比皆是,似可作不刊之论。在结体上,《奉橘帖》的结字明显拉长,成纵向取势之姿已成原则,其中第一行之“羲”字、“审”字、“尊体”二字,第二行“迟复奉吉”四字,仿佛有意拉长,跟《姨母帖》中残留钟繇横向趋势的结字法已是天壤之别。将此帖与差不多同时期的庾亮《书箱帖》和庾翼《故吏帖》彼此参看,就能看出王羲之的革命性来。在庾氏兄弟那里,晋人妍美的好尚已有明显的流露,但碍于古法,手脚不敢放开,笔画之间的映带和流便被牢牢地控制在钟繇的结字原则中。而王羲之则大胆地打破了这种束缚,空前地解放了笔势,使运笔不再受制于古汉字横向取势的造型意志,而成为抒情写意的载体,从此,汉字书法的造型意志已不得不听命于书家的抒情意志了。这种抒情意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作品的分行布白。《奉橘帖》的章法十分独特,可以说是王羲之的独创。如果说在《姨母帖》里,造型意志与抒情冲动之间尚存在冲突和紧张的话,那么,在《奉橘帖》里,这种冲突已不复存在。在这里,作者的抒情冲动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动机。王羲之在这里完全没有顾及汉字结构与章法的造型问题,技法层面上的事情此时完全不在王羲之的考虑范围之内。书法从此已真正成为人们抒写怀抱、表现自我的绝技。这在作品的“画面”效果上看得很清楚,字与字之中,行与行之间,已不复固定刻板的章法,它变得自由而流畅。萧散舒朗的布白,加上直截明快的用笔和漂亮妍媚的结字,书法的“新体”就此宣告诞生。只有到这里,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末年称善”,也只有到这里,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书坛上引起震惊和迅速的反应(庾氏家族的反应最为迅速,也最为激烈)。归根结底,其原因不在于王羲之新体的出现迎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而在于他所实践的其实是一场书学的范式革命,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王羲之的新体,才能说明书法史上的这一史实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及其深远的影响。五、“尚法”不是唐代书法的主要旨趣在中国书法史研究的误区中,“唐书尚法”与“晋书尚意”一样,也被当作了不可更改的教条。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先来看对唐代书法影响最大的唐太宗是怎么说的: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雨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沉为倦,鉴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 / 王羲之传论》)虽然力赞王字“研精篆素”,又复称颂其“点曳之工”,但他的重点则是强调王字“状若断而还连”的那种令人“玩之不觉为倦”的神韵,以及“势如斜而反直”的那种使人“莫识其端”的艺术神秘。唐太宗似乎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王羲之书法之妙,并不仅仅在于他那令人“玩之不觉为倦”的“点画之工”和“裁成之妙”上,也不单单在于其“鉴之莫识其端”的“状若断而还连”和“势如斜而反直”上,而是在于这两者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否则偏颇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病态而远离“尽善尽美”的至高境界。历观唐代有关书法的论述,可以进一步证实我们的意见不妄。不要说初唐承六朝及隋朝遗绪,书法意旨一秉前代,都是重意韵、标风致的,就是到了被认为特别隆规尚法的盛唐,书家对书法艺术的看法仍然是意法并重,且意在法先的。略举数端,以明其理。初唐的欧阳询,被认为是最讲法度的。理由是他的字写得法度森严,以致地欧体几乎成为唐代的代名字了。因此,凡是有关法度的文章,后人就都伪托他的名字发表。传世的《八决》和《欧阳询三十六法》均是伪作。这个现象正好从反面证明了人们往往要从公认的社会偶象中寻找自己的影子的那种冲动,即便没有影子可寻,也要伪造出影子来证明自己是中规会矩的。“唐书尚法”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有意识的伪造有关。但《传授决》是欧阳询可信的文字,其主旨无非“意在笔先”四字。而虞世南的《笔髓论》,无论论题还是论旨,都是讲书法艺术的神髓的,其中《契妙》一节是全文殿尾,尤为精辟: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 ...... 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 假特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虞世南《笔髓论》)欧、虞之后或同时,李世民又重拴虞等牙慧,把尚韵的晋人王羲之抬到了至尊的地位。李世民不仅在理论上高扬书法的神韵说,而且还身体力行,把尊王重韵的书法理念贯穿于书法实践之中,写出了像《温泉铭》那样的作品。他还在戎马生涯中悟到艺术的至理:朕少时为公子,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整吾击此制胜,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李世民《论书》)他的另一篇论书名篇更是直指本义,取名为《指意》,它开宗明义即说: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 ...... 虞安吉云: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邪?纵放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缓者水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李世民《指意》)李世民的这则文字说明了书法艺术中意韵神髓对法度规则的统领作用,说明了心领意会的至上地位。李世民用非常浅显通俗的语言论证了书法的精髓和本意,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唐人是一味尚法的。至少说,唐初是尚神韵高于法度的。我在《帖学书法风格史》中已经以颜真卿为例,详细地说明他是如何在继承王羲之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的。这一风格在他的杰作《东方朔画赞。中有着最明显的体现。该风格曾为苏东坡击节赞叹,并称颜书众多碑文中,唯此件最为“清雄”。苏氏拈出“清雄”两字,实在是太有眼法,令人不得不佩服。所谓“雄”,乃唐朝新趣味;而所谓“清”实乃羲之遗韵犹在也。在新趣味与尚意的文人书法理念之间,颜真卿真正达到了游刃有余的艺术至高境界,无怪乎苏东坡也会为之倾倒。除了欧阳询,人们最容易把他跟“唐人尚法”联系起来的人,就是柳公权了。的确,如果没有〈蒙诏帖〉墨迹的流传,人们恐怕还能同意柳氏为尚法大家这种说法难题既然柳公权能写出像〈蒙诏帖〉这样的杰作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明朝大书画家和大理论家董其昌的话了;柳之书极力变右军之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董其昌《画祥室随笔》)世人皆谓“颜筋柳骨”,仿佛柳字只以骨胜。事实是,柳骨只是柳书的面相一层。凡人不解此意,但从姿态皮相上去学柳字,结果当然去柳远甚。而董其昌的老到处在于,他是从柳书的精神上去理解、学习的,故能舍柳皮相,直入右军堂奥。深得柳书三味者,非董氏莫属,宜其书淡雅超绝,直接晋人也。由此可风,即便是被世人认为最尚法度的中唐几位大家,也都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只尚法度有及其余的。本人决非好作惊人之谈,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那些高谈“唐人尚法”的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理由;本人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匡正时风决定一切的那种不加反思的书法观。正如在书法史上的其它问题上一样,许多人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论证“唐书尚法”的种种迹象,还有许多人浪费了大量精力来论证“韵”与“意”的区别;其结果,不是陷入我们前面所说的在一种社会既定的形象中寻找自己熟悉的影子的循环论证,就是越说越离谱,把原本只有相对意义的问题,弄成了僵化的本质。“唐书尚法”这一说法,如果只限于与“晋书尚韵”和“宋书尚意”进行比较,从而作出方便的分类,以便于有效地掌握和描述它们。但本质主义不是这样,它认为一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的“本质”使然。有人认为,唐代书风就是由盛唐的时代精神之本质所决定的,但他却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个时代本质,却有“两种盛唐”!(分别是“颜筋柳骨”与“颠张狂素”)因此本质主义,或整体性思维方式无法说明艺术史的风格变迁问题。中唐以后,唐朝国力渐衰。名物制度、人文风俗需要更多的法度规矩予以强制,士大夫文人的意气与豪情却相对削弱,加上唐代以书取士的考试制度客观上也需要一个较为直观的书法标准,于是至少在书法爱好者以及创造力较逊的书家当中,形成了崇尚法度的风气。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唐书尚法”这种说法只有与“晋书尚韵”相比较而言才有意义。因为即使是中唐以后,求意韵于法度之外的文人书法的理念仍在起着作用。只是从表面上,中唐以后书法艺术家的才情与豪气确乎都被打消了许多,书家多有以法度为念、以精熟为能者。中唐著名书家徐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宜和书谱〉称他“尝作书法以示子孙,尽述古人积学所致,真不易之论”,盖指其书法论文〈论书〉也,又称该篇“为时楷模”。虽然这篇文字不是那种只讲书法技法之作(他首先提出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儒家文艺观),但其主旨,确乎关注法度远甚于其余,大概是“尽述古人所致”,以传来学的缘故吧!其书曰:初学之际,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笔之势,特须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促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经矣。笔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侧。侧竖令平,平峻令侧,捷则须安,徐则须利,如此则其大较矣,(徐浩《论书》)平心而论,徐浩这篇论著并非专门论述书法艺术本质或形上原理之作,而是传古法,训子弟之书,是针对“初学之际”而言的。应当说,徐浩对书法初学者的这些谆谆教诲,确是用心良苦的。因此,如果说它在客观上造成了某些不良后果,那也不该由徐浩负责。对于那些不善于学习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死守古法的人来说,徐浩的这种教诲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其中“小促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几乎成为“唐人尚法”的某种象征性标志了。初学者不明就里,以为这就是书法的秘决,这哪里能责怪徐浩呢?而后世学者更以“尚法”两字来规范唐世书风,那岂不更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的误人子弟之举?六、唐代的书法问题时代精神决定论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个时代有“两种盛唐”(常常表现为李白与杜甫、颠张狂素与颜筋柳骨的对立,或者名之曰天才与苦功、无法与有法的对立)。离开了艺术媒介的形态学来谈论这个问题,当然会陷入形而上的泥淖。只有从艺术形态学入手,才有可能说明这一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问题。

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文化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当今的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的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

就行为习惯而言,士大夫们的行为突破了以前的传统礼教,开始崇尚自由、真实。因此对于文学评论、石窟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是有非凡影响,是中国艺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人的自觉论文

魏晋风度为中国文化抹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成为后代文人追幕的永恒的对象。有一本书是我们了解魏晋风流的捷径一一《世说新语》。冯友兰在《论风流》中说,《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风流宝鉴。 这部书是刘义庆和他身边的文人根据以前的一些史料编撰出来的志人小说集。主要是记录魏晋文人言谈举止的一部志人小说。但是《世说新语》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有关魏晋人物大量的史料都取自于《世说新语》。它是一部集文学和史学于一体的著作,是我们了解魏晋风流的一部重要经典。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鲁迅认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一种文化自觉,为艺术而艺术的这样一种文学创造。 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人的自觉,就是人的主体。以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自觉就追溯到中国的思想史。 第一,儒学的衰微。 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儒家一跃而成为官学,成为两汉时代主要的政治思想。作为主要思想的儒家,对文人的个性起到了收覆的作用,但是儒家的经学自身走向了极端。以儒学所一从的政治基础开始走向了衰弱。到东汉建安时代,原来起主导地位的儒家经学开始走向衰弱。衰败的理由是因为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起。 第二,养生论。在汉代末年建安时期有一些哲学家,借助于《周易》和老、庄的哲学著作,来改造传统的儒家。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为"三学"。以"三学"为基础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称之为"玄学"。到了魏晋时期,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思潮。玄学作为一种学说,他讨论了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是比较抽象的,比如说"本末问题"。玄学里面有另外一些问题与魏晋风度相关。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记载的,旧云,王丞相过江左,只道生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指王导他从北方来到南方(当时的健康城)之后,他讲了三个问题……言尽意之论,讨论言和意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语言能够表达人的内在的思想感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不能够表达主体的内在的思想感情。 其中的《养生论》以嵇康的著作为代表。嵇康的《养生论》是一篇著名的著作,直到今天还是我们中医学中的一篇文章。《养生论》中嵇康提到,有两个方面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第一个是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於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其一,指的是,平常我们在生活之中不要大喜大悲。大喜大悲让我们的情感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影响到身体健康。平常没有什么功名利禄在自己的心中。其二,指吃一些东西来养生。直到今天我们还用这两种方法来养伤。这也是玄学的一个重要的命题。 第三,生无哀乐论。这是一个音乐命题。也转化为玄学的一个讨论问题,嵇康作为一个音乐大师。他写过一篇音乐专论,叫《生无哀乐论》。他提出一个主要的观点,认为音乐是没有情感的,他说音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有节奏的声音。声音要评价,只能用好听和不好听评价,不能用情感来评价音乐。他提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儒家音乐理论。儒家音乐理论特别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本来是合理的,但是过分的强调之后就失去了音乐的独立地位。 第四,玄学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命题叫才性四本论。《世说新语.文学篇》中,除了文学,还包含哲学以及其他的艺术。曾经提到过曹魏时期有一个学者叫钟会。他很有军事能力,学问很高。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四本论》。他想请教嵇康,可惜由于嵇康看不起钟会的人品,所以钟会很难当面将这本书递交给嵇康。《四本论》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是关于才性的关系有四个不同的观点。"才"就是才能;"性"就是一个人的品性道德。又要讲道德,又要讲才能。对一个人来说,他的才能和品德既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不统一的。这种观点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人才性评价的主要的思想。 第五,是讨论情感的,叫圣人有情无情论。生活中人是有情感的,圣人有没有情感呢?庄子在《逍遥游》中曾经说过,圣人无名……一般人在生活之中遇到好的事情会快乐,遇到悲伤的事情会难过,有喜怒哀七情六欲。但是,当时的玄学家何晏认为,圣人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有一个年轻的哲学家叫王弼。他不同意何晏的说法。他认为圣人和我们一般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圣人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有情感而不为情感所累。王弼的这个话很精彩,叫应物而无累于物。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魏晋风流的主要内涵。 了解魏晋玄学以及玄学的内涵,是理解魏晋风度的一个理论基础。

有所思——读《世说新语》,思魏晋风度《世说新语》是我最喜欢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我国古代志人小说的最高峰。别看是小说,但大都纪实,可以看作纪实文学——全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现实。作者用机智幽默、妙趣横生的语言,倾泻了对铮铮风骨的欣赏讴歌,对卑劣宵小的讥嘲讽剌。那飘逸清丽的翩翩风度,精妙玄远的名士清谈,至今仍让我倾心不已。心中的仰慕化作行动,于是我认真地融入《世说新语》,进入那个神异又黑暗的乱世。去追慕先贤们独特的精神风貌,去体察那个混乱无序的时代。追源·思友情读过《世说新语》,最能打动我的,自然要数“竹林七贤”了。据《世说新语·任诞》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从中可以看出,“竹林七贤”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参与其中的贤士们寄情山水、纵酒放歌,都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全然不掺杂任何功利的东西。他们不会委曲求全地压抑自己,不需虚情假意地相互吹棒,不屑追名逐利地曲意逢迎。那么他们有什么呢?只是友情,淡漠到近乎浓烈,浓烈到近乎淡漠。俗话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意思是“有的人一辈子相交,直到头发都白了,却还是像陌生人刚刚认识一样,根本不了解对方。而有的人只是在路上休息时很偶然的相遇,一起坐在临时搭起的遮阳伞下谈了几句,就像是三生的知交。”倾盖如故哦,感觉真好!不知当年七贤是否这么感叹过。 至少,我是被他们的友情深深打动了。谈士·思风度提起魏晋风度,必谈竹林七贤;谈及竹林七贤,必言阮籍、嵇康。因为所谓的魏晋风度,大概只有此二人深得其味。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他们七人(指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诚然,那些惊世骇俗的“非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就是他们首倡而又身体力行的。可是,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无奈了,他们的抗争实在是太无力了,即便总是同心协力,能做到的却还是那样的少。最终,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怕是仅仅巩固了他们的友情而已。七贤之中最负盛名的是阮籍、嵇康。阮籍十分会说,谈起“玄”来口若悬河,然而他“口不臧否人物”,让统治者没有把柄可抓,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这一点嵇康十分羡慕,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道:“阮嗣宗(阮籍)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而王戎又说,和嵇康相处了20年,都没见他有过大喜大悲的神情。这么看来,嵇康在性格上慷慨激烈,只是喜怒不行于色;但他言辞犀利,礼法之士绝对不能容忍。事实上,他的遭遇确实更震憾人心。嵇康,字叔夜,官拜中散大夫,娶长乐亭主(曹操的曾孙女)为妻。他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奇迹: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为人刚直简傲,精通乐理,崇尚老庄,好言服食养生之事。”他人品一流,爱做的是寄情山水,喜欢的是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时不时还吃些丹药强身健体……尤其让人羡慕的是:他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他的朋友山涛也赞叹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关于他的优点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善于打铁,身体强壮,文辞清远,未失高流……甚至毫不夸张的说,他是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名士。写到这里,我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担忧:名士,名士就能逃脱被杀的命运吗?可惜答案是否定的,《晋书·阮籍传》告诉我们:“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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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唐代或者魏晋,阐述服装风格与文风的相互影响,其实一时风气都是和社会风气同步的,或开放活保守,或玄思或质朴,晚明思想大开放,民间衣服也会变,大发簪,新奇发型也出现,李渔文章中以为妖,抓个小范围写。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属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

培养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

教育教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扎实的中国语言文字基础和较高的文学修养,系统掌握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文学感悟能力,文献典籍阅读能力,审美鉴评能力和运用母语进行书面,口语表达的能力。

掌握1门以上外语,有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能力和人际沟通,交往能力。学生毕业后能够以专业优势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所长。可继续攻读研究生,也可在行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传媒机构,对外交流等各类企事业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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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写成【柔情、豪情与逸兴——李清照的多面人生】:柔情万丈女儿心(写的很多了,择其精粹出之)爱国豪情及酒与博弈:丈夫队里的女才子时代与性格构成

魏晋笔法研究论文

魏晋书法承汉之余绪,又极富创造活力,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魏晋时代是隶书“楷变”与“今草”、“行书”大放光彩的时代。一、楷书1、魏楷与晋楷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自在民间流传。 魏晋三国时期的钟繇,收集整理了隶书“楷变”之后的资料与文献并结合民间楷书的特点,通过蔡文姬对其书法的传授,并经过长期练习与研究,写出了别具一格的“章程书”,及后人称之为楷书的书体。书体整体保留了隶书造型方扁的特征,用笔圆润,去隶书的蚕头燕尾为捺,书写时使用了内擫技法,用笔方法出现了侧锋,横画行笔角度改隶书水平为斜直,笔画在隶书的点画基础上出现了折、钩、挑。楷书代表作《宣示表》、钟繇小楷《荐季直表》、《贺捷表》。《宣示表》用笔沉实古朴,虚和简净,充溢着一种恬淡安详的气氛。钟繇之后,将其笔法传授于卫夫人(卫铄),卫夫人又将其法传授给王羲之。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王羲之在钟繇及前人的基础上经过研习,将楷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楷书造型或扁或方,用笔或圆或方,或顿或提,已具备“九用”和“五势”之法。总之,其楷书在点画、结构、形态、用笔方面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果敢突破、创新,使楷书发展趋于成熟。东晋时期,王羲之异军突起,其书写的小楷书,已受时人珍视。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劝进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罗王书时,将《乐毅》、《黄庭》、《画赞》、《兰亭》等帖收入内府。其后,王羲之之子王献之对楷书又做了创新与发展,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晋楷“破体”。2、魏碑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适应社会意识需要的佛、道之学勃然兴盛。佛、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内虽战乱不止,造像求长生的心理却更加炽烈,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数千万。魏碑应运而生。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魏碑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钟致帅称魏碑“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魏碑书法对后来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魏碑和汉碑一样,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元怀墓志》及《张玄墓志》等。那个年代没有留下墨迹本。二、草书草书简单划分为章草、今草两类。章草脱胎于篆书和隶书,适合隶书并行的一种书体。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这是指汉草。初期的草书,打破隶书方整规矩严谨,是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章草”。章草是早期限草书和汉隶相融的雅化草体,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遍方,笔带横势 。章草在汉魏之际最为盛行,后至元朝方复兴,蜕变于明朝。1、代表人物张芝汉末,章草进一步“草化”,代表人物为张芝。被尊称为草圣的书法家张芝是东汉末年著名的书法家,擅隶、行、草、飞白书,学崔瑗、杜度之法,变章草字字区分为一笔书,气脉通畅。传世作品有《八月帖》《冠军帖》等。其书法用笔流动放逸,字画间常映带连绵。与后世三国书法家钟繇并称“钟张”。另外,其法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偏旁部首也做了简化和互借,称为“今草”。2、代表人物王羲之大约从东晋时代开始,出现了新体草书。代表人物为王羲之之。王羲之进一步发展了今草的写法,将连绵不绝的笔画引向纵向发展,常见竖排的多个字连成一体,形成“字群”,所谓一笔书。这种写法,使得每个字不再被动的依照草法结构的设定而行,而是按照书写者的情绪与主观意识而动,其形态和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灵动,作品也因此呈现出更多的个性化。代表作主要有《豹奴帖》(章草)、《十七帖》、《寒切帖》、《行穰帖》、《初月帖》、《上虞帖》、《平安帖》等。三、行书行书是从隶书发展而来。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是“行走”的意思,因此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钟繇和王羲之王献之都是写行书的,说明当时那个时代行书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书法精华,独创一家,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字端秀清新,“飘若浮云,矫若游龙”。四、总结1、魏晋书法各体完备成熟,是历史发展趋势任何一种书体的产生与变革都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从正体书而言,字体的简化、便识,书写的流畅与便捷都是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草书、行书、楷书就是为当时的时代发展所需而产生的。所以说魏晋时代的书法特征,第一个特点就是书法变革的大时代。无论正体字、通体字和俗体字都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是书体变革的大时代。2、魏晋书法百花争艳各领风骚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3、魏晋书法可以体现人文精神书法以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为鲜明的时代书法特征,可以说明书法是个人精神思想境界的一种表达形式。所谓“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从晋人的书法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那种环境下的一种精神思想。以王羲之为代表,从他的书法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忠君爱国、学养深厚、宽和为本、与民安乐的儒家经邦济世的思想。王羲之观照自然风物,并不囿于自然地表层景象,而是注意捕捉自然大化的运行规律,并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进行透视,且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就把自然升华到道的高度,从而也使他的“澄怀观道”“超以象外”思想得到了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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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点拨:可以写一写书法的发展史,关于一些字书的由来,例文如下:

书法作为中华名族的传统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极其构成运动为形式,来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通过书法课程的学习,我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历代的名家、代表作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于书法的欣赏,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下面我将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如何欣赏书法以及学习书法的体会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 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中华名族是最早使用线条表达文字意思的名族,文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而不是图画。

对于书法的发展,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代大批甲骨文与金文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建立,在这五百年里,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文化最大的一个时期,相继出现了大篆、小篆、摹印、隶书等丰富的文字形式,商周至秦汉,书法完成了从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书体的演变以及书法风格的变异。随之书法的繁荣。

是从东汉开始的,在这期间,纸的发明、佛教的传入等特殊现象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到汉末魏晋是书法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三国时楷书出现,代表性的书家有钟繇,为楷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知名书家如林、群星璀璨的空前盛景,王氏家族、谢氏家族等的出现,使书法艺术的境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尚“韵”书风形成,而且书家们在行书、草书的书写方面也达到了变幻无穷的境界。

同时,王羲之的诞生使得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审美观点由古拙转变为妍美。到了隋代,楷书风行,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记、墓志和塔铭,随之而来的唐代,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代表性的书家有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

其中颜真卿的楷书是以前年来影响华人大众生活最广大普遍的视觉艺术,颜体传达了大气、宽阔、厚重与包容的风格。接着是“宋四家”的出现,使书法成熟。后来的元、明、清时代,书法风格基本有了一定的趋向,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对于近现代的书法,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有吴昌硕、林散之、高二适等人,以篆书、行书和草书为主。

二、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感知。即通过反复观察,透过作品形式,感受、领会作品的形象、气韵、风格、情趣等。  这一点我们基本都能做到。

第二、描述。即概括、归纳作品的艺术特征、艺术手法 、精神内涵及自己的感受等。  第三、解释。申明所以然,即说明、论证自己的所见所感。实即

逐一分析作品在艺术特征、艺术手法、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成因。  第四、评价。 即审美判断,古人谓之“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艺术价值、重要影响、历史意义、艺术上的得失、给人的启示等,予以评述,其中包括对已有批评的批评。

我认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只有懂得如何评价一份作品,才能取其长处,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能力。

一般的直观性欣赏,大多止于第一步,因此专门的欣赏,一般含感知、描述、解释、评价四项完整的内容,需要调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等多方面的综合修养,这四项内容相互渗透、彼此包涵,而不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书法学习中应该尽量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欣赏书法,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作品之美。

也可摘选以下内容:

学习书法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这一学 期的书法学习,我对书法及书法欣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

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

所以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

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论文

摘要:千百年来,王羲之的书体作为中国书法的主流立足于书坛,历代文人、书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赞其法书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关键词:王羲之 书法 艺术成就

魏晋时期,战争和分裂频仍,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化之中。儒学的削弱,佛教的输入,玄学的兴起,促进了学术、文艺的繁荣,书法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王羲之就是在这个时期高高升起的一颗巨星。

千百年来,王羲之的书体作为中国书法的主流立足于书坛,历代文人、书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赞其法书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少有艺术家能够像王羲之那样,在跨越了如此巨大的时空之后,仍然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不断地给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复加新的意义,使东方艺术之魂――中国书法艺术永葆青春的光辉。

变古制今

王羲之,大约从五六岁学文习字,到五十九岁去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书法艺术的实践和研究。青少年时期师从名家,临池不辍;成年后博采众长,变古制今,自成一家,终至‘化境’。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在其当世已有定评。其壮年时期的作品,已被当时与他齐名的庾翼赞为‘焕若神明, 顿还旧观’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其书法是‘古今莫二’。这里说到的‘草’,是章草和今草;‘隶’是真书,或叫正书、楷书。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和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中,已见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

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王羲之的楷书,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

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敛,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

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革,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最后完成,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行书已在民间流行。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

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

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

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以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唐孙过庭《书谱》)。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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