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研究总结论文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古代的中国就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和长久的统一，但是伟大的秦朝并没有做到长治久安，随后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异常璀璨的朝代，由它孕育而生的汉朝文化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长河。汉朝又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历史时期，现如今也习惯称他们为两汉。西汉是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建立的，首都定在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东汉是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建立的，首都定在洛阳，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引以为傲的文化长廊，后来的人们都愿意称这种文化为“两汉文化”。两汉文化也是中国最优秀的历史文化，他的大概内容主要包括：“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这也造就了汉代文化的大放光彩。两汉文化也在汉代的不同地方发光发热，形成了多个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特色，包括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北方文化等都是最好的见证。西汉汉平帝时期全国人口达到了6000万人，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足以见证汉朝的强大之处，汉朝文化统一，科技发达，人口众多，文化方面主要就是以儒家文学为代表，为中国上下5000年的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两汉文化”不一样的地域风情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就是儒学文化，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儒家思想，它的地域是在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们主要是以农业为核心兼顾蚕丝纺织业，因为距离海边较近，也因此比较擅长捕鱼业，所以形成了齐鲁特有的汉代文化。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还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就是我们熟知的华夏文明，这种文明主要体现在黄河的中游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附近，最能体现这种文化的就是农耕文化，因为这里濒临黄河土地肥沃，是一个典型的农耕之地。而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地方也成了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带，孕育出了多个伟大的朝代。巴蜀文化：巴蜀文化主要体现今天的四川，巴蜀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扩散性，除了对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外，主要表现在对附近附属国的文化影响，甚至最远都对东南亚的某些文明产生了一些影响。二、“两汉文化”不一样的思想传承秦朝覆灭，汉朝初建，汉朝也因此传承了许多秦朝的文化思想，由于当时秦朝对学术思想的禁锢，导致了学术思想的单一，汉朝建立以后学术思想界似乎一夜之间恢复到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的景象。汉朝初期，由于皇帝为国操劳，没有时间管理，所以战国时期的这些思想家依然活跃在汉朝，但是在中期以后，由于国家的干预导致学术界逐渐转变为研究型学术为主。汉代在建国初期就用法家和道家的思想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主要就是对礼、德的传播和控制，文景时期用儒家思想和法家之法相辅相成，共同成为汉朝法制的指导思想，不仅强调礼和德，还更加注重无为，一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一方面又从简法律重在安民。这种外柔内刚的治国之道，也在以后的汉王朝中一直沿用着，这也对未来的各大王朝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秦朝对待著作的极端方式，破坏了很多著名的文献，但是后来因为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再加上汉朝对学术的重视，所以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得秦朝的重要著作得以重现。古文尚书就是当时被挖掘整理的，这对恢复历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三、“两汉文化”不一样的文学著作汉朝与秦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朝对文学特别的重视，强大的国家需要用文学来提升全民的素质，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一种歌颂帝王和谱写百姓的文学样式应运而生。汉朝的著作主要以历史和政论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最具代表的，是世界最为著名的文学著作了，也是现如今最为著名的文学巨作。现在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获得灵感的，从著作内容来看，汉代文学著作都喜欢回味历史，这也使得以后的史学家，开启了批判和赞美的双向模式。西汉初年，汉乐府民歌尚未唱响，我们在民间还是很少见到歌谣的，韵文沿袭着楚声、楚歌的余续。楚汉相争中的项羽和刘邦的楚声短歌《大风歌》就是汉朝初期最伟大的杰作。汉朝的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根据当时的事实改编的，汉朝真的是古代文学最为灿烂的时期，这也为以后的文学学者开创了创作的先河。四、“两汉文化”不一样的丰富生活汉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汉服也是在汉朝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服装颜色比春秋战国要丰富多彩的多了，服装款式也越来越多。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衣服的款式也成为了划分等级最明显的方式了，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全世界的人民都特别羡慕中国的美食，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这都要归功于汉代中西饮食文化大发展。就是在这个时期，汉代成功引进了芝麻、葡萄、西瓜、芹菜等食材，使得汉朝的餐桌更加丰富多彩，随后一些烹饪用的调味料也相继传入国内，蒜、葱的引进使得食物的风味更多种多样，还传入了一些烹饪方法，这使美食进入大发展时期。东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因为我们知道豆类易于消化吸收，并且豆类的价格较低，制作成本也随之下降，人们可以用豆腐做出很多美味的食物，很快就在汉朝流行起来了。汉朝的歌舞也是十分丰富的，它继承了秦朝许多的艺术形式和技术基础，再加上汉朝的皇帝都十分的喜欢歌舞表演，这也使得歌舞在汉朝得到了飞速发展。此时西域和佛教的表演艺术相继传入汉朝，更加丰富了汉朝的民间生活和歌舞艺术。五、“两汉文化”不一样的历史影响楚汉相争，随着项羽乌江自刎，随后刘邦便成立了汉朝，由汉高祖建立发展起来的汉朝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产生的影响对之后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朝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形成和发展都对以后的中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汉代文化特征是，前期深受黄老学说的影响，皇帝尤其喜爱老子学说，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汉朝的皇帝也是奉行无为，认为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也一直影响了整个汉朝的发展，但是其他朝代也或多或少的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到了汉武帝的时期，董仲舒向皇帝提出想要统一就要从思想开始，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根本，这也打破了原本无为的治国原则，并提出秦朝的灭亡是因为苛政，统治者还是需要用思想来巩固皇权，汉武帝很快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汉武帝开始汉朝迈入了儒家思想的执政思想，这样的做法在后人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也为汉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才使得汉朝长治久安，董仲舒在具体的行政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对治国安邦的事情都运用到了工作中，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这也是皇帝最想看到的，从此开启了汉朝的百年王朝。汉朝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也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治国之道，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这不仅仅是体现着对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世界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丰富多彩的两汉文化是古代中国最好的见证，作为华夏文明的核心文化，两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图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的民族精神，它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都是深远的，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这种文化与民族精神。

礼俗文化再研究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这个网站很多的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作者：李春青编辑：studa20Ads by Google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汉字的文化魅力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古老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意文字。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汉字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汉字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她以优美的形态、和谐的韵律、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文字，并在新世纪越发散发出她无与伦比的魅力！汉字形体优美。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由线条图形构成的表意文字，线条图形本身的结构就能表现出图画美。仔细端详我国的汉字，有的端庄秀美，有的自然简洁，有的流畅飘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那么丰富的书法艺术。汉字优美的形态，给我们以无限的想象力。翻开书本，你会觉得每一个汉字都是鲜活的，一个个汉字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日”的形状像太阳，“月”的形状像月牙，“山”像高高隆起的连绵山峰，“川”像飞流直下的悬崖瀑布；“马”像骏马在奋蹄奔驰，“鸣”似鸟儿在引吭高歌，“旦”似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集”似三只鸟儿在树上依偎栖息；三人为“众”，日月为“明”，“步水（三点水）”为“涉”，双“木”成“林”..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能为我们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让我们在汉字的世界里自由畅想，在汉字艺术的画廊里得到形象真实的美感。汉字音韵和谐。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在一个音节内，没有复辅音，无论开头或是结尾，都没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因此，音节与音节的界限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整齐。汉语的音节元音占优势，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而且，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比较多，因元音是乐音，所以汉语音节乐音成分比例大。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若干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和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许多汉字韵母相同或相近，把这些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放在每一句或隔一句的末尾，就可以使音调和谐悦耳，富于音乐节奏，诵唱顺口，好听好记。诗歌就是利用汉字的这一规律构成的韵文。每一个汉字有一个特定的声调，阴平、阳平读起来比较舒缓，叫平声，上声、去声读起来比较急促，叫仄声，有规律地交替使用这两大类声调，可以使音调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汉字历史积淀深厚。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文献中典故、成语、丰富多彩。几个汉字，可以表达一篇文章、一个故事的内容。如“班门弄斧”、“滥竽充数”、“黔驴技究”、“江朗才尽”、“车水马龙”、“门可罗雀”„„数不清的简洁词汇，将含义丰富深远的内容，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中国古籍，车载斗量。《老子》五千字，奥妙无穷，已形成一个学派《老子学》。《孙子兵法》几千字，变换不测，不仅适用与军界，世界多国的商界也在应用。而且，汉字字与字之间区分明显，个性突出，便于高速新产品试销读。由汉字排列组成的诗词歌赋和析字联等，讲究整齐、压韵、平仄、对仗，文字精炼，内涵丰富，高雅清新，是其它文字难以具备的。汉字是汉文化的创造物。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故可直接传递语义信息。“江、河、汛、汤、泊”与“水”有关，“扎、打、扑、扒、扔”与手的动作行为有关。汉字的构造有一定的理据性。张斌指出：“汉字的理据性透露出丰富的汉民族文化信息，通过汉字内部结构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窥见古代的风俗、社会发展、认知水平等。”深入到每一个汉字的结构中去，就会发现其中都蕴藏着很深的造字理据，从中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远古用贝壳作货币，故记录有关经济活动的汉字都加上一个“贝”，如“贪、贫、货、贷、资、贱、财、购”等，汉字体现了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例如，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故含有贬义色彩的汉字都加上一个“女”，如“妒、奸、婪、妖、妄、嫖”等。汉语中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等，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先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鉴于这种认识，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从甲骨文到西周时期的金文、大篆（钟鼎文、石鼓文），再到秦朝时期的“小篆”，实现了“书同文”，之后“隶变”实现了古文字向今文字阶段的转变，隶书、楷书以及

有什么具体要求呢？可以代劳

汉代文化研究论文集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2、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3、对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4、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5、九品中正制杂考，《文史》第36辑，1992年；6、《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月；7、汉代的家学，《中国古史论丛——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8、南阳士与中州士，《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45-153页；9、汉代齐地政治文化说略，《学人》第9辑，1996年；10、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日）人间社会文化研究第5卷，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1998年；11、必然的走向:九品中正制，《文史知识》，1998年第11期；12、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文史》第47辑，1999年；13、《三国志》裴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14、怀念周一良师，《文史知识》，2001年第12期；15、读《东晋门阀政治》，《书品》，2002年；16、周一良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集刊》第2集，2002年；17、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文史知识》，2003年第1期；18、南北史学异同，《文史知识》，2004年第1期；19、杂传与人物品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4月；20、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读书》，2004年第6期；21、读唐长孺先生论著的点滴体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4年第21辑；22、读《方言》说历史，《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50-152页；23、两晋时期的“南人”与“北人”，《文史》，2005年第4辑；24、父亲的书，《书城》，2006年第1期；25、《史记》的命运，《读书》，2006年第2期；26、读《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书城》，2006第7期；27、通者的气象，《读书》，2006年第7期；28、汉晋时期的南北文化，载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72-95页；29、汉魏之际的汝颍名士，《文史知识》，2010年第11期；30、日本印象，《读书文摘》，2011年第7 期；

现代城市研究杂志总结

我也投过稿件，稿件状态“已采用”，说明初审已经通过，接下来就要给你修改稿件的意见（一般通过邮件），再者就是联系你要交版面费了

现代城市研究

刊物设有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特色、建筑与景观设计、城市建设与管理、城市房地产、城市交通、城市生态等多个栏目。《现代城市研究》已被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等列为“永久典藏”，并长期与一些境外研究机...

已经在新闻出版署查询过了。是核心期刊。

中国酒文化研究总结论文

随着我国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红酒在国内已形成一股新的饮酒文化，那大家对红酒文化的了解又有多少呢?为此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红酒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中西方葡萄酒差异

翻开历史的画卷，酒就像人类的影子一样如影随形，有人的地方必有酒的出现。因此，在无尽的岁月中，酒文化渐渐沉淀成型，成为一本厚重又充满历史韵味的教科书，留给后人品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拥有悠久灿烂的酒文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即爱酒，爱酒不愧天”，东方的诗仙李白这样热烈的去爱酒;并在酒给的灵感下，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所以后人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李白对酒的喜爱。同样的，西方也有对酒情有独钟的名人。如：西方的红酒之父巴斯德把葡萄酒比作赐予万物生命的阳光，说：“没有葡萄酒的日子就相当于没有阳光”，他把葡萄酒当做自己毕生热爱的事业，燃尽生命的去热爱直至生命终结。李白和巴斯德两个同样热爱酒的人人，把对酒热爱的火种分别在东方和西方洒下，茁壮成长，孕育出截然不同又各有千秋的东西方酒文化。

葡萄酒的诞生是大自然的杰作，葡萄酒的历史远比人类文明史要长。公元前3世纪左右，海上开拓者将之带到希腊诸海岛，随即传人高卢(今法国);同时，罗马人也从希腊学到了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技术，罗马帝国进行殖民扩张将这种技术传遍了法国，西班牙，北非以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地区。15世纪至16世纪，这种技术传入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朝鲜;19 世纪中叶，传入美国。现在，世界各地都有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

随着葡萄酒进入人类文明并与之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葡萄酒文化并得以广泛传播。这种葡萄酒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宗教的兴起与发展，海内外殖民扩张，政治经济贸易往来，文化艺术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当我们尝试着去了解葡萄酒文化的时候，也必须先去了解人类文明入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葡萄美酒夜光杯” 唐代诗人王翰所作的中国人几乎耳熟能详的诗句是葡萄或葡萄酒这种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晶。在中国，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技术的传入应归功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也。”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唐宋元三朝发展，这种技术得到较好的发展，葡萄酒文化也逐渐形成发展，并到达一个顶峰。但当时只有极少的地区如凉州能栽培葡萄，加之交通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葡萄酒只能作为一种流传在王孙贵族以及部分文人之间的珍贵饮料，没能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没有成为大众饮料。

因此，葡萄酒文化在古代中国的普及有很大的局限性。明清两代葡萄酒业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直到1892年张弼士创建张裕葡萄酒厂，中国葡萄酒业开始工业化生产。然而大多数酒厂在长时间的内外战争中遭到严重的打击，逐渐衰落下去，纷纷倒闭。新中国成立之后，葡萄酒业得到政府的重视，才慢慢的再次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受欢迎的饮品。因此，中国葡萄酒业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还没来得及形成深入民心的浓厚的属于本土的葡萄酒文化，可以说存在着文化断层。

从广义上讲，葡萄酒文化包括几千年来不断改进和提高的葡萄栽培管理技术、葡萄酒酿造技术，法律制度，酒俗酒礼，饮酒器皿以及文人墨客所创作的与葡萄酒相关的书画、诗文词句等，狭义上的葡萄酒文化则仅指葡萄酒品饮的礼节，风俗，逸闻等。中国本土的葡萄酒文化并没有得到全面地发展，多数停留在简单的论述及文人们的饮酒逸事上，没有发展出如白酒类似的酒俗酒礼，没有让中国人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

与此相比，西方国家的葡萄酒文化要更为完整的多。在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探索中，葡萄酒文化得到了全面地发展，大大牵引了东方的葡萄酒文化的成长。举例为证：如中国人在饮用葡萄酒的礼仪方面，会受到西方葡萄酒文化的引导。具体来分析：在中国，葡萄酒仅仅被作为一个新的酒种来推广，人们是出于猎奇心理和跟风心理来购买葡萄酒。缺乏对葡萄酒的欣赏与辨别能力，缺乏文化的支撑。相比之下，西方人则多为了喝酒而喝酒，更注重喝酒的过程，注重对酒本身的品尝和欣赏。

在西方的宴会上，敬酒一般选择在主菜吃完、甜菜未上之间，敬酒时将酒杯高举齐眼，注视对方，且最少要喝一口酒，以示敬意，喝多少酒则随个人喜好，轻松自在。另外，他们在斟酒，倒酒，品尝，菜肴的配搭各方面都有近乎严格的要求。我想，中西方葡萄酒文化有此差异也离不开饮食结构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注重植物性食物与动物性食物的搭配，而多数西方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饮食结构偏向动物性食品，肉，蛋，奶占较大的比例，高脂肪高蛋白，而饮用葡萄酒有助于消化，适量引用能预防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西方独特的饮食结构使西方国家更偏向于饮用葡萄酒。

那么，我来具体向大家介绍一下中西方葡萄酒的不同。

1酒种的不同

中国的酒文化渊远流长，虽然历史最长的当属黄酒，但最能代表中国酒的莫过于白酒了，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中国的酒文化酒是白酒文化。因为在中国的诸多酒种中，她历史悠久、工艺成熟、至今为止仍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蒸馏酒。中国为农业大国，因而食物酿酒最为普遍。

而被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境内遍布群山和岛屿，土壤相对贫瘠，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谷类作物产量低，仅能满足食用，很难有富余的用来酿酒。而更喜欢沙砾土壤的葡萄，以其耐旱性和对地中海式气候的适应性而在希腊广泛种植，葡萄酒满足了西方人对酒类的需求。所以，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西方的酒文化是红酒文化。

2饮酒礼仪不同

中西方的酒文化有大差异，因而饮酒礼仪也各不相同。仔细琢磨，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中国人饮酒重视的是人，要看和谁喝，要的是饮酒的气氛;西方人饮酒重视的酒，要看喝什么酒，要的是充分享受酒的美味。

中国的饮酒礼仪体现了对饮酒人的尊重。谁是主人，谁是客人，都有固定的座位，都有固定的敬酒次序。敬酒时要从主人开始敬，主人不敬完，别人是没有资格敬的，如果乱了次序是要受罚的。而敬酒一定是从最尊贵的客人开始敬起，敬酒时酒杯要满，表示的也是对被敬酒人的尊重。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敬酒要主动敬酒，而且讲究的是先干为敬。而行酒令、划拳等饮酒礼仪，也是为了让饮酒人喝的更尽兴而应运而生的。显然，中国酒文化深深的受中国尊卑长幼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在饮酒过程中把对饮酒人的尊重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而西方人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应出对酒的尊重。品鉴葡萄酒要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调动各种感官享受美酒。在品饮顺序上，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先饮年轻的酒在饮较长年份的酒，按照味觉规律的变化，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而对葡萄酒器的选择上，也是围绕着如何让拼饮者充分享受葡萄酒的要求来选择的。让香气汇聚杯口的郁金香型高脚杯、让酒体充分舒展开的滗酒器、乃至为掌握葡萄酒温度而为品饮专门设计的温度计，无不体现出西方人对酒的尊重，他们的饮酒礼仪、饮酒文化都是为更好的欣赏美味而制定的。

3饮酒目的不同

在中国,酒常常被当做一种工具。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人们更多地是依靠饮酒而追求酒之外的东西。青梅煮酒是为了论证谁是英雄，杯莫停的将进酒,为的是与尔同消万古愁;竹林里狂歌的七贤,为的是借酒避难。酒在中国人眼里更多的是当作一种交际的工具,所以在中国的酒文化中缺乏对于酒本身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品评,更在意饮用他后带来的美妙作用。

在西方,饮酒的目的往往很简单,为了欣赏酒而饮酒,为了享受美酒而饮酒。当然,在西方葡萄酒也有交际功能，但人们更多地是追求如何尽情的享受美酒的味道。

比较中西方酒文化,可以发现,酒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的大写意式的发散思维 ;西方人则是工笔素描式的直线思维。

目前，中国葡萄酒文化仍然不尽成熟。这主要是由于葡萄酒消费在中国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中国葡萄酒不讲究与饮食的搭配、价高质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享受资料消费的比重日益增大，中国人对葡萄酒的兴趣也愈加深厚。对于西方葡萄酒的文化关注也日益增多。相信随着葡萄酒在中国的普及，国人的葡萄酒消费心理和方式将越来越成熟，而创造出属于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文化之梦也将很快实现，不再遥远。

浅议红酒文化

一、红酒的历史文化

葡萄酒的历史很长，向上可以追索到远古时代。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波斯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

据说，葡萄酒酿造的方法，从波斯、埃及传到希腊、罗马、高卢(即法国)。然后，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和消费习惯由希腊、意大利和法国，传到欧洲各国。由于欧洲人信奉____，基督____面包和葡萄酒称为上帝的肉和血，把葡萄酒视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饮料酒，所以葡萄酒在欧洲国家就发展起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成为当今世界葡萄酒的"湖泊"。欧洲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人均消费葡萄酒最多的国家。欧洲国家葡萄酒的产量，占世界葡萄酒总产量的80%以上。红酒文化的起源，在不同的产地，都附会着不同的传说。这也许就是红酒中，蕴藏着浪漫文化的根源之一。不同的世界文明史都在红酒文化中，发酵滋生了世界最大的流行性红酒文化。在中华大地，最早可查的记录是在汉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带回了葡萄和酿制葡萄酒的工艺，那时，中国就开始了葡萄栽培和葡萄酒的酿造。

但是由于战争、朝代更替等历史原因，虽然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在唐代和元代时曾取得过长足发展，但是，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历史几乎是空白的，直到1892年，爱国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创办了张裕。然而，由于战乱，中国的葡萄酒行业依然没有得到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比较好的发展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环境，中国的葡萄酒行业也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中国的酒在以前几乎都是以粮食为主原料，做酒耗损的粮食难以计数。全球粮食与农业组织的研究曾发现全球生产供人们食用的粮食，有三分之一损失或浪费。瑞典食品与生物技术研究所对该报告研究分析后说，全球大约近13亿公吨的粮食因为食品供应链的低效率而浪费。

研究者说，在现在全球价格普遍上涨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减少食品损失对人们的生活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在一些贫穷国家也可以起到维持粮食够用的水平。据该报道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年中损失的粮食量大约相同，分别为670万吨和630万吨。食品的损失也意味着农民的收入减少，而食品价格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贫穷农民。又太高。可以说，粮食安全问题，用与酒类生产的粮食，已经引起了国家的关注。俗话说，一斤酒，三斤粮。大力发展果酒产品，减轻粮食压力，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国策。

早在2008年，在粮价波动时，国家粮食部门明确发出了："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保障居民口粮和饲料用粮供给"。从长远看，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步伐缓慢，而城市化水平加快、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的制约、自然灾害发生、粮食消费需求增加，使得粮食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在我国，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命题，国家粮食安全并不能高枕无忧。只有改变中国酒文化的内涵，倡导健康饮酒，饮健康酒的理念，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贪杯误事，贻害自己和他人的恶果。而大力提倡果酒产业，也是改变中国粮食现状，实施粮食安全的国策。红酒文化的推广，其积极意义也在于此。

二、红酒文化的推广

说起饮酒，女人最有发言权。因为女人是男人饮酒最大的受害者。红酒文化的推广，可以让女人从健康的角度，引导更多的男人，正确饮酒，健康饮酒。红酒文化，在西方被称为，绅士文化。因为葡萄酒在西方，最早来源于贵族阶层的使用和推崇，来源于宗教仪式的需要和传播。红酒文化中，蕴含的礼仪要求也很严格，如果饮用红酒，不懂得红酒文化中的礼仪会闹出笑话的。正是这种礼仪的内涵，使得红酒成为大型酒宴和庆典的礼仪用酒。在现在的大型庆典场合，已经很流行红酒作为礼仪用酒。而真正的红酒文化，被各个阶层接纳，才会彻底扭转中国酒文化中的传统饮酒观念。中国是礼仪之邦，恰恰在中国的饮酒文化中，却缺乏了礼仪的传承和扩散。这与饮酒文化普及天下大众，而礼仪讲究仅停留在祭祀，国典等场合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西方国家喝葡萄酒有着一系列严谨的规矩、复杂的讲究，可不像我们喝二锅头那样简单地"感情深，一口闷"。葡萄酒的乐趣正是体现在这些"繁文缛节"之中，一个人的修养、趣味、风度，以及沟通能力，也往往会不自觉地在这个过程中暴露无遗。因为，每一个红酒文化的要求细节，都会影响到饮酒者品尝红酒的色香味的过程和结果。中国红酒文化与世界红酒文化的差距数百年，这个差距很多地方就来自于红酒文化中，礼仪、欣赏、品尝的细节。我们常常看到，中国人饮红酒，一片狼藉，脸红声粗，大声喧哗，这无疑都大煞风景。

美国研究人员分析了7万多名中年男性的数据，4年间，210人被诊断患肺癌。研究发现，喝啤酒、白葡萄酒或含酒精饮料与肺癌的发病无关，但随着这些人消费的红葡萄酒的增加，患肺癌的风险逐渐减少，每增加一杯酒一个月相应下降约2%的患病风险。这对于男性烟民来说，应该算个好消息，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可能会减少60%的患肺癌风险(相比那些不喝红葡萄酒的男性烟民)。优质的红葡萄酒中含有丰富的铁，对女性非常有好处，可以起到补血的作用，使脸色变得红润。

同时，女性在怀孕时体内脂肪的含量会有很大增加，产后喝一些葡萄酒，其中的抗氧化剂可以防止脂肪的氧化堆积，对身材的恢复很有帮助。"红酒可美容减肥，是因红酒中所含的丹宁能抑制细菌繁殖，有效帮助消化，其所含的维他命C、E及胡萝卜素，亦具有抗氧化功能，可预防老化，保持身体的正常代谢，使体形不会随岁月流逝而逐渐臃肿走样。要发挥红酒的瘦身效果，最好在睡前饮用。含有少量酒精的红酒可以辅助睡眠，更能缓慢升高身体的温度，让本来新陈代谢缓慢的夜晚也能参与脂肪的燃烧代谢，红酒中的葡萄多酚还能舒缓身体压力，有效抑制压力性的暴饮暴食。

葡萄酒带给人的价值有两大方面，一精神方面，这是葡萄酒特有的贵族文化，典雅而高贵。这方面的心理暗示，不低于单纯的营养价值。二营养价值，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抗氧化，美容，预防癌症等。葡萄酒一般按颜色分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从营养角度讲，红葡萄酒功效多，白葡萄酒香甜，口感好，桃红葡萄酒居中。任何的酒都要讲究适量，不可过度，一旦，过度都有害健康。从这方面的意义上来说，红酒文化的推广，更是健康理念的推广。

三、"人类的第二生命"

葡萄酒，在中国俗称半汁酒或勾兑酒，以前没有严格的标准规范，随着葡萄酒标准的规范，只有100%的葡萄汁经过酿造工序完成，生产的葡萄酒才可以叫葡萄酒。我们在选用红酒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标签上的各种含量标注。随着经济的发展，寻常人都有机会品尝真正的葡萄酒，但是，要喝到真正的高端葡萄酒，也需要仔细甄别厂家和产地。目前的葡萄酒市场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沿海进口的散装葡萄酒，被国内分装后出售。在外国很多的劣质酒和低端葡萄酒，大量进入中国。

葡萄酒在运输过程中，质量会发生变化，很难保证纯正的质量要求。因为葡萄酒对温度、湿度以及在运输、保存环境等要求很严格。有一个环节出问题，葡萄酒品质就难以保障。山西欧美国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的葡萄酒都来自智利、澳大利亚、法国、葡萄牙、南非等原产地的原包装瓶装酒。在质量上，可以保障纯正的原产地葡萄酒品质。严格设计的酒窖，保证恒温、恒湿等储存技术要求。窖藏的20万瓶原包装进口瓶酒，有1/3的高端酒。各个进口品牌系列酒，从50多元/瓶到1000多元/瓶，可以满足各个阶层消费者的需求。。中国是13亿的人口大国，但是红酒的消费平均量很低，所有红酒类产品加起来，中国每人年均消费不足一瓶。在外国，人均消费红酒，年平均每人8瓶。

增加红酒消费量，可以抵抗患各种疾病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酒普及以及红酒文化的普及，对与民族健康这篇大文章，是有着其他消费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红酒文化的普及，可以提高人的素养，特别是红酒礼仪文化、绅士文化的要求，更可以使得消费者身心健康人类对葡萄酒的认识历史就像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一些有古老文化的民族曾相信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都是由神赏赐的，所以把"饮用适量的葡萄酒"比作"人类的第二生命"。

肝硬化腹水研究论文总结

说到腹水，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肝硬化腹水，因为这个病最常见，但腹水并都是肝硬化导致的。

一、腹水

健康人体腹腔内有少量液体，一般少于200ml，对肠道蠕动起润滑作用。但如果腹水超过200ml时称为腹腔积液。导致腹腔积液的病因很多，比较常见的有心血管病、肝脏病、腹膜病、肾脏病、营养障碍病、恶性肿瘤腹腔转移、卵巢肿瘤、结缔组织疾病等。

二、最常见的肝硬化腹水

肝硬化早期并没有腹水，一般情况下，当肝硬化逐渐加重，到了失代偿期才会有腹水。

10%~20%的早期肝硬化患者并没有症状也没有腹水，或仅仅感到乏力、食欲减退、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

到了肝硬化失代偿期，就会出现腹水，并且会伴随很多别的症状。比如说腹胀、腹痛、乏力、出血倾向、内分泌系统失调、蜘蛛痣、肝掌、黄疸、脾大、肝性脑病等等。

在我国，肝硬化多见于20~50岁的男性，我国的肝硬化患者多以乙肝病毒感染所致。乙型、丙型、丁型及少数戊型肝炎均可以进展为肝硬化，我国以乙型肝炎为主，大约占一半以上。

除此之外，还包括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长期胆汁淤积、药物或毒物、遗传和代谢性疾病、免疫紊乱、寄生虫感染等等都会导致肝硬化腹水。

三、其它腹水

除了肝硬化导致的腹水，还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腹水，比如心衰、静脉阻塞性、肾源性、营养缺乏性、腹膜炎，急性门静脉血栓形成、肝细胞癌结节破裂、肝外伤性破裂、肝动脉瘤破裂、宫外孕等都可能会导致腹水。

比如心衰，尤其是右心衰或全心衰导致的腹水，常常伴随心脏扩大，心律失常、下肢浮肿、发绀、颈静脉怒张、肝脾大、心脏杂音等。

比如肾病导致的腹水可有面色苍白，周围水肿、面色潮红、发热、腹部压痛，腹壁有柔韧感可考虑结核性腹膜炎。

大部分腹水患者，随着病情发展有消瘦、恶病质、淋巴结肿大或腹部有包块多为恶性肿瘤。常伴有体温升高，恶心呕吐，腹胀及腹部剧痛。血性腹腔积液一般会有急性失血的表现，病人会出现面色苍白，皮肤湿冷，呼吸急促，烦躁不安，脉搏细数，血压下降，甚至发生休克。

四、腹水治疗

多休息，尤其是对于肝硬化腹水的患者。高维生素、易消化的食物，严禁饮酒，多食蔬菜水果，盐水摄入根据具体病情变化进行调整。食管静脉曲张患者禁止食用坚硬粗糙食物。目前临床上证实营养疗法对肝硬化患者有降低病残率和死亡率的作用。

腹水的治疗，先得找到病因，治病求因，先治疗原发病，同时对于大部分腹水患者，要限制水、限制盐摄入，根据情况使用利尿剂，补充白蛋白或加速蛋白合成，必要时抽取腹水，每次抽取腹腔积液量以1000～3000ml为宜。

五、预期寿命

腹水因为只是一个综合征，并不是一个疾病，至于腹水的预期寿命和原发病密切相关，比如肝硬化临床5期死亡率最高，在60%以上。肝脏移植可以明显改变肝硬化患者的预后，移植后患者一年生存率90%、5年生存率80%。肝硬化无法逆转，更无法治愈，而且还会逐渐恶化。心衰终末期也会腹水，慢性心衰5年死亡率50%，严重心衰1年死亡率50%。

预防肝硬化腹水，先预防肝硬化，肝硬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肝炎和酒精，所以要注意个人卫生，同时注射疫苗，并且要少喝酒或不喝酒，才能预防肝硬化腹水。

gān yìng huà fù shuǐ

ascites due to cirrhosis

肝硬化腹水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进行性弥漫性肝病。在我国主要由病毒性肝炎引起。西医对本病的研究较早，但在治疗方面仍属一个难题，一般采用护肝、利尿、腹腔穿刺放液术、手术治疗等，疗效尚不满意。

肝硬化腹水属中医的“鼓胀”或“单腹胀”范畴。早在《内经》中即有鼓胀证状和治疗的记载。《灵枢·水胀》曰：“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并提到用鸡矢醴及针刺治疗。《金匮要略》中论述更具体。如肝水的症状：“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肋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金元医家对鼓胀的病因病机各有所主。如刘河间在《病机十九条》中提到“皆属于热”；李东垣在《兰宝秘藏》中则指出“皆由脾胃之气虚弱”所致；朱丹溪则认为是“湿热相生，清浊相混，隧道壅塞”之故。至明清时期，对本病的研究不仅对症状、鉴别诊断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在治疗方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如明代李梃《医学入门》中认为：“治胀必补中行湿，兼以消积，更断盐酱。”张景岳则提出了“治胀当辨虚实”的方法。历代医家的大量理论和实践为后世研究本病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近代中医对本病的研究是从50年代开始的，最早的临床文章见于1955年。1959年即有中医辨治的大样本观察资料出现。自此以后，本病的中医中药治疗日益引起重视。中医治疗肝硬化腹水，从50～90年代，据110篇文献资料统计，累计病例达5386例。通过临床探索和大量的临床经验的反复积累，证实中医中药在消除腹水，改善肝功能，促进肝脏质地变软等方面，均有明显的效果。目前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疗效大多在80％以上。

近年来，在取得较满意疗效的基础上，又开展了一些实验研究。如证实肝硬化虚证与血清锌、铜、铁含量密切相关，因而在肝硬化的治疗中，虚证患者应多选用些含锌量高的中药，为本病的辨证用药提供了客观依据。

根据历代医家论述和现代认识，本病的病因主要是情志所伤，饮食不节，嗜酒无度，感染黄疸，积聚失治及感染血吸虫等。其病位在肝，但根据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大多数医家认为其发病机理与肝、脾、肾三脏功能障碍，导致气滞、血瘀、水停积于腹内而成。现将病机归纳分述如下：

气滞湿阻多因五志过极，饮食所伤，肝脾不和，升降失司，浊气充塞；或肝失条达，经气痹阻，气壅湿阻；或气滞中满，脾胃运化失职，致水湿停留，积久不化，痞塞中焦而成本病。

湿热蕴结嗜酒过度，饮食不节，滋生湿热。脾胃损伤，积久体阻衰，脾虚则运化失职，酒湿与热毒蕴滞不行；或睥不健运，升降失常，清浊相混，隧道壅塞，郁而化热，热留为湿，湿热壅结而成本病。

瘀血阻滞黄疸积聚失治，湿热蕴积肝胆，治疗不当，日久湿热伤脾，水湿停滞，肝失疏泄，气血瘀阻而成本病。

脾肾阳虚感染血吸虫等，治疗不及时，内伤肝牌，脉络瘀阻，清浊不分；或饮食不节，脾阳虚衰。脾败则不能制水，水湿泛滥，损伤肾阳，肾阳不足则气化不利而成本病；慢性肝病日久，内伤肝睥，累及肾脏，肾与膀胱相为表里，肾虚则气化不利，水浊血瘀壅结而成本病。

肝肾阴虚饮食失节，损伤脾胃；或房劳过度，损伤肾阴，致元气亏虚，清浊相混，气道壅塞；或病久不愈，肝脾两伤，累及肾阴，以致水气停留不化，瘀血不行；或攻下逐水太过，伤津耗液，以致肝肾阴虚。

一般来说，早期多属肝脾的气滞和血瘀，腹水形成则多属气湿凝滞，阻于肝脾之脉络，形成本虚标实；末期多累及肾，而又有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之别，或两者并见。

综合各家经验，现归纳为以下五型：

1．气滞湿阻此证为本病初起。腹大胀满，胁肋胀痛，纳呆食少，食后腹胀，嗳气无力，小便短少，大便溏薄，腹胀按之不坚，胁下痞块。苔白腻，脉弦缓。

2.湿热蕴结此证为水湿内蓄而热化。腹大坚满拒按，脘腹撑胀，烦热口渴，目肤发黄，小便黄赤短少，大便秘结，不欲饮食，嗜卧。舌红苔黄糙，脉弦数。

3.瘀血阻滞此证属实胀之重症。腹大坚满，腹壁青筋暴露，胁腹攻痛，面色黧黑或唇色青紫，颈部胸部可见蜘蛛痣，肝掌，小便不利，大便色黑。舌紫红，有瘀斑，脉细涩。

4．脾肾阳虚此证为寒水内蓄。腹大胀满，人暮为甚，纳呆食少，精神疲乏，面色萎黄不泽，形寒肢冷，小便清而短少。舌质淡紫胖，脉沉细。

5．肝肾阴虚此证多因久病瘀热，伤津耗液，病重之症。腹大坚满，甚则青筋暴露，胁胀刺痛，形体消瘦，面色黧黑，口唇青紫，肌肤不泽，心烦口干，齿鼻衄血，小便短少，大便秘结。舌质红绛，少苔，脉弦细而数。

治愈：腹水、黄疸完全消失，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肝脾明显回缩变软或稳定不变，肝功能恢复正常，体力恢复，可从事一般工作，停药后半年以上未复发者。

显效：腹水、黄疸消退，主要症状消失，体力明显恢复，肝脾稳定不变，肝功能明显改善者；或已达临床治愈标准而于半年内复发者。

有效：腹水、黄疸明显消退，症状、肝功能均有改善者。

无效：治疗半月后症状、体征、肝功能均无改善，或进一步恶化或死亡者。

（1）气滞湿阻

治法：疏肝理气，燥湿健脾。

处方：柴胡6克，陈皮6克，川芎10克，赤芍15克，枳壳10克，香附10克，苍术10克，厚朴10克，甘草6克。

加减：腹胀尿少甚加莱菔子、沉香、车前子、通草；腹硬满，口干便秘加山栀、茵陈、大黄、金钱草；胁下胀痛甚加青皮、佛手、香橼；胁下刺痛加丹参、姜黄、三七。

用法：1日1剂，水煎，分2次服。

疗效：上方共治疗80例，治愈28例，显效13例，有效29例，无效10例，总有效率为％。

常用成方：柴胡疏肝汤、平胃散。

（2）湿热蕴结

治法：清热利湿，攻下逐水。

处方：茵陈30克，桂枝10克，茯苓12克，白术12克，猪苓30克，泽泻15克，郁金12克，枳壳12克，防己10克，大黄10克。

加减：热毒炽盛减白术，加大青叶、板蓝根、虎杖、蒲公英、车前草；大腹撑胀加枳实、沉香、莱菔子；小便不利加玉米须、商陆、陈葫芦、蟋蟀粉；神志模糊者，先服清营汤，加安宫牛黄丸。

用法：1日1剂，水煎，分2次服。

疗效：上方共治疗102例，治愈14例，显效28例，有效26例，无效34例，总有效率为％。

常用成方：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消化丹、清营汤。

（3）瘀血阻滞

治法：活血化瘀，行气逐水。

处方：丹参30克，当归12克，红花5克，桃仁10克，丹皮10克，赤芍20克，穿山甲10克，牡蛎30克，白术10克，青陈皮各10克，泽泻15克。

加减：胁下症块刺痛加姜黄、莪术、三七、地鳖虫；小便不利加猪苓、商陆；形体消瘦乏力加太子参、黄芪；吐血便血，上方停用，改用仙鹤草、地榆炭、生地炭、紫珠草、茅根、大小蓟草、三七、蒲黄等。

用法：1日1剂，水煎，分2次服。

疗效：上方共治疗67例，显效32例，有效28例，无效7例，总有效率为％。

常用成方：桃红四物汤、化瘀汤、人参鳖甲煎丸。

（4）脾肾阳虚

治法：健脾温肾，化气行水。

处方：党参30克，生黄芪30克，白术12克，干姜5克，附子10克，肉桂5克，茯苓12克，泽泻15克，猪苓30克，山萸肉10克，刘寄奴12克，鬼箭羽12克，甘草6克。

加减：小便短少，下肢浮肿加济生肾气丸；腰酸，怕冷加鹿角胶、仙灵脾。

用法：1日1剂，水煎，分2次服。

疗效：上方共治疗106例，治愈8例，显效30例，有效37例，无效31例，总有效率为％。

常用成方：附子理中汤、五苓散、济生肾气丸、附桂八味丸。

（5）肝肾阴虚

治法：滋肾养肝，凉血化瘀。

处方：沙参15克，麦冬20克，生地30克，当归15克，枸杞子20克，川楝子10克，鳖甲10克，牡蛎30克，党参30克，三棱1O克，莪术10克，赤芍12克，鸡内金10克，枳壳10克。

加减：内热口干舌绛少津加石斛、花粉；午后潮热加银柴胡、地骨皮、龟版；小便短赤加猪苓、茅根、通草；齿鼻衄血加水牛角、茜草炭、丹皮、仙鹤草。

用法：1日l剂，水煎，分2次服。

疗效：上方共治疗137例，治愈7例，显效26例，有效39例，无效65例，总有效率为％。

常用成方：一贯煎、杞菊地黄丸。

（1）消症丸

组成：?虫、炮山甲各100克，水蛭75克，大黄5O克。

用法：上药共研细末，水泛为丸，每次服5克，每日2至3次，2个月为一疗程。

疗效：上方共治疗40例，治愈Ⅲ例，显效13例，有效12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90％。

（2）黄芪丹参黄精丸

组成：黄芪、丹参各20～30克，黄精、鸡内金、板蓝根、连翘、败酱草各15～20克，白术、茯苓、郁金、当归、女贞子各12～15克，紫河车2～5克。

用法：每1日剂，水煎服，或研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丸9克，每次1丸，每日3次。

疗效：上方共治疗105例，治愈45例，显效31例，有效19例，无效10例，总有效率为％。

（3）益气化积解毒汤

组成：黄芪、丹参各20～30克，白术、茯苓、郁金、当归、生地各12～15克，泽兰叶、鸡内金、板蓝根、败酱草、黄精各15～20克，紫河车4～10克。

用法：上药除紫河车外，水煎，分2次服；紫河车研末装人空心胶囊中，每次另服2～5克，亦为每日2次。

疗效：上方共治疗96例，治愈40例，显效28例，有效19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

（4）腹水汤

组成：益母草60克，茅根3O克，苍术30克，白术30克，牛膝30克，防己45克，山药15克，陈葫芦30克。

用法：水煎，饭前服用，1日3次。

疗效：上方共治疗20例，腹水全部消失19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为95％。

姜春华医案

曾××，男，46岁。初诊日期：1978年12月30日。患者有肝硬化病史6年，1977年底觉腹胀。西医诊断为肝硬化腹水。两次住院，先用利水药，继则放腹水。现症见腹大如箕，脐眼突出，青筋暴露，畏寒肢冷，头颈胸臂等处有蜘蛛痣，低热口渴欲饮，饮后更胀，便秘，尿少而赤，舌苔黄糙腻，舌质淡胖，脉弦沉。实验室检查：锌浊度20单位，麝浊度20．6单位，总蛋白6．3克％，白蛋白1．65克％，球蛋白4．65克％，Y球蛋白25％。腹围106厘米。此系脾阳虚衰，水湿困聚于中，隧络阻塞，瘀热与水互壅。欲攻其壅，恐元阳暴脱；峻补其虚，虑难缓标急。治惟温阳通泄一法，攻补兼施，标本同治。

处方：红参6克（另煎代茶），黄芪60克，白术30克，炮附片9克，干姜3克，陈葫芦30克，生大黄9克，大腹皮子各30克，枳实9克，虫笋30克，廑虫9克，泽泻15克，赤芍12克，茯苓皮15克，茅根30克。

服药7剂，小便量从每天500毫升增至1500毫升，大便日泻3次，腹胀顿松，腹水渐退，知饥能食。又服7剂，大便每日2次。小便正常，腹围减至8O厘米，诸症好转，改用补中益气活血法调理。肝功能复查：锌浊度8单位，麝浊度10单位，总蛋白6．3克％，白蛋白4克％，球蛋白2．3克％。y球蛋白20％93年后随防，情况良好。

按：此例肝硬化腹水系脾阳虚惫，中气内衰，这是病理的一方面；而瘀热壅结与水湿互阻，这是病理的另一方面。姜老综合体与病的相反病理，采用温扶脾阳，大补元气与清热泄水，活血化瘀同用，将人参、附子、黄芪、干萋、白术与大黄、瘙虫、虫笋、赤芍、茅根配伍，寒热同炉，补泻兼施，取效卓著。这是取仲景寒热补泻并用之法而治现代错杂之病，古为今用，证明中医的理论能经得起实践检验。

从110篇临床报道中，筛选出49首治疗本病的自拟方，其用药达112味，现把用药频度在100例以上者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用药频度最高者为健脾益气，化湿利水；其次为活血补气，养阴柔肝；再次为清热利湿，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健脾温肾，消滞开胃，滋肾养肝，凉血化瘀。由此可见，治疗本病当分标本，急则治其标，化湿利水，活血逐水为主；缓则治其本，健脾温肾，益气养阴为主。从整体上看，则又着重在后者，符合本病的临床特点。医者关键在于权衡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而选用攻补两法。此用药之规律与临床治疗基本吻合。

（1）针灸

取穴：主穴：三阴交、曲池、肝俞、脾俞、中脘、章门、足三里。配穴：心悸失眠加内关、神门；尿少加阴陵泉、关元；纳差加胃俞；腹水加肾俞、水分、三阴交。

操作：每次选主穴3～4个，配穴随症加取。背部穴针刺得气，轻 *** ，施补法，1分钟即去针。腹部穴用平补平泻法，留针15～20分钟。四肢穴用中等度 *** ，施平补平泻法2分钟，留针20～25分钟。隔日1次，15次为一疗程。

疗效：上法共治疗50例，治愈23例，显效8例，有效10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82％。

（2）单方验方

①五四丸

组成：大枣、桃仁、黑豆、白矾、陈面无堿馒头各四两。

用法：将黑豆蒸熟，大枣去核，白矾研细，将五味药共捣成泥为丸，每丸9克。每次1丸，每日3次，21口为一疗程。

疗效：上药治疗8例早期肝硬化，近期疗效满意。

②人王冬虫夏草菌丝制剂

组成：人工培养冬虫夏草菌丝。

用法：装于胶囊中，每次2～3克，每日3次，3月为一疗程。

疗效：上法治疗肝硬化腹水17例，其中腹水消失12例，减少5例，全部有效。

③葱白合剂

组成：新鲜葱白10根，芒硝10克。

用法：上药共捣成泥，外敷于脐部，上盖塑料薄膜及纱布，用橡皮膏固定，每日一换。

疗效：上法治疗40例，腹胀消失，尿量明显增加14例，自觉症状减轻，尿量增加26例，全部有效。

④山辣椒

组成：新鲜山辣椒全草或根。

用法：上药捣烂敷于肝或脾区，面积5×5cm2，厚度1cm，上盖薄膜塑料，用胶布固定。敷药时间10～12小时，见局部皮肤发红起泡即除去。待水泡大至一定程度，常规消毒后，穿刺放液，创面涂龙胆紫，以防感染，15天后可敷第二次。

疗效：上法观察50例，治愈24例，显效23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为94％。

一般措施：适当休息，限制钠盐摄入，注意补充蛋白质糖及脂肪饮食。

宜根据病人具体情况，配用腹腔穿刺放液术，放液速度宜慢，每次放液量不超过3000毫升。

手术治疗：门静脉高压显著而肝功能代偿尚好时，可行脾切除术，以纠正脾功能亢进。

肝腹水是肝硬化最常见的并发症，治疗肝腹水首先就是治疗肝硬化，补充蛋白，或者通过利尿把已经产生在腹腔里面的水分排出来。北京四惠西区医院中医肝病专家钟伟主任说其次，肝腹水日常保养很重要，最后防止肝腹水继续恶化。肝腹水应该怎么保养？肝腹水病人需要纠正营养失衡，注意清淡饮食，许多食物有预防肝腹水的功效，不妨多食，如黄瓜、萝卜、胡萝卜、冬瓜、大蒜、苦瓜、鱼类等水产品可促进肝内沉积脂肪的消退。可以采用细胞疗法治疗肝腹水，细胞靶向修复疗法就是利用物理或是化学方法将血液内的有效成分进行分离、提纯、浓缩而制作成各种血液制剂。如何预防肝硬化腹水恶化？肝硬化腹水只一种常见的慢性肝病，俗称肝腹水，是随着肝硬化病情的加重而出现的，因病情的加重而导致腹部积水越来越多，给患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当出现腹水的时候就说明病情加重，因此需要患者引起重视，积极配合治疗。肝硬化腹水是标志肝硬化已经到了中晚期的时候，患者出现腹水会明显感到腹胀、体重增加、下肢浮肿等，出现腹水的原因主要是：肝硬化导致肝细胞功能受损导致肝脏合成蛋白质的能力降低;肝血液阻碍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出现腹水的;门静脉压力上升，门脉血管中的毛细血管壁的通透性变强;淋巴液生成过多;这四种原因而引起腹水的出现。当肝硬化腹水恶化后，会有以下症状1、感到高度疲劳，难以自理;2、食欲不振症状，每天主食低于200g;3、明显感到腹胀，在夜间很容易躁动，难以入睡，呼吸急促;4、有明显的出血倾向，如牙龈出血，鼻衄，皮肤黏膜出血，注射针部位会出现瘀斑，甚至会出现黑色大便或血便、凝血酶原时间低于<40%，如呃逆不止者，应注意胃肠道出血;5、下肢水肿，面部胖肿，腹围增加，出现腹水;6、尿量每日递减，大多小于1000毫升;7、近期出现不可控低热，伴有中性粒细胞升高;8、出现低钠、低钾及低血糖的症状9、异常兴奋多话，但语无伦次，定向，计算能力明显下降，伴随肝昏迷现象的发生;症状十、黄疸复发或相对稳定的低黄疸指数突然上升。肝硬化是引起腹水的主要原因，北京四惠西区医院中医肝病专家钟伟主任说肝腹水一般是不会传染的，但如果是由于病毒而引起的肝腹水是具有传染性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预防肝硬化腹水恶化，1：就是要注意饮食，肝硬化患者应多吃高蛋白高维生素和低脂肪的食物;2：就是戒烟戒酒;还有就是要进行适当的运动;最后就是要注意平时的卫生，不要与别人公用牙刷、刮胡刀等器具。肝硬化腹水是可以治疗的，因此在发现自己有上述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早地治疗，否则会加重病情，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平时还要注意饮食和休息，做好预防工作，以防病情恶化。一旦发现病情恶化，就要向医生咨询并接受和配合医生的治疗，争取早日痊愈。

肝硬化腹水的消退仅仅是肝硬化症状的好转绝绝不是治愈很多的肝硬化患者和患者家属，都有一个误解，认为只要肝硬化腹水完全消退了，似乎肝硬化就是治好了，其实不然。晚期肝硬化在肝脏还没有发生极为严重的萎缩情况下，腹水消退的治疗，其实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西医和中医，都能够从自己的治疗理念和治疗方法，使腹水完全消除。很多的活动性肝硬化患者，为什么腹水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为什么最后会形成顽固性腹水？为什么最后使用白蛋白和任何的利尿药都无法有效的消除腹水？究其根源，就是没有从根本上治疗肝硬化。那么什么才是肝硬化的根本性治疗呢？本人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肝硬化治疗实践。总结出：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药，只要使用的药物能够达到以下几点，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肝硬化的治疗问题：一、能够有效的水解肝脏内纤维组织。这主要表现在：1、肝脏纤维化的影像学【彩超、B超、CT、MRI】检查，具有纤维化的特征改变逐渐消失，甚至可以使所有的肝硬化结节全部消失。2、活动性肝纤维化被有效地终止。即肝纤维四项检查完全恢复正常，超声波、CT、和MRI检查，甚至是肝穿刺的组织病理检查结果，能够证实肝硬化得到了真正的逆转。目前这个学术观点，已经被很多的影像学检查结果，以及最近的1例肝穿刺的组织病理检查结果所证实，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利用药物有效的水解肝脏内纤维组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二、能够有效的促进肝细胞大量的再生。主要表现在：有效的治疗以后，肝功能检查项目中的白蛋白、胆碱酯酶能够很快的恢复到正常范围内，尤其是胆碱酯酶，由于只有正常的肝细胞才能够合成出来，因此它的快速恢复到正常，可以有力的证明肝细胞已经有了大量的再生，以及有损伤而暂时丧失合成功能的肝细胞得到有效地修复。肝细胞大量的再生还表现在凝血酶原活动度完全恢复到正常范围。三、能够有效的祛除肝硬化的致病因素。主要表现在：引起肝硬化的主要致病因素例如：1、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被有效地免疫清除（病毒持续性转阴并且不再重新复制）；2、酒精性肝硬化在严格戒酒的情况下，肝硬化和肝纤维化所有的检查结果恢复正常；3、药物性肝硬化在不再使用诱发肝硬化的药物以后，肝硬化和肝纤维化所有的检查结果恢复正常。当然，有些肝硬化在目前还是无法彻底治愈的，例如：自身免疫性肝病引起的肝硬化、肝豆状核变性引起的肝硬化等等，都是目前无法治愈的肝硬化。四、能够有效的预防原癌基因被激活。肝脏里面的原癌基因在各种致病因素的刺激下，一旦被激活成癌基因，就会引发肝癌。尤其是晚期、终末期肝硬化患者，以及垂直传播的慢性乙肝早期肝硬化患者，特别是具有肝癌“家庭聚集现象”的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就更应该尽早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