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纪元论文范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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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欺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彻底结束。新中国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犯。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历史发展开启了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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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篇章，根本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结论，个人的理解和思考很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第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华民族一洗近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第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第三，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从此结束，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第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五，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它可以运用国家政权凝聚和调集全国力量，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造福于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这就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就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关于元代论文范文资料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试举二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宋代的山水画多用绢，钩勒精细，刻画严谨，用墨则层层渲染，凝重恬静；元代山水画多用纸，利于干笔皴擦，“不为法缚，意超象外”，墨法则干、湿并用，变化莫测，一片莽莽苍苍。可以说，中国山水画的技法，融洽宋、元，已然大成。元以后，明清两朝，山水画明显逊于宋元，没有了宋元山水画的那种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宋朝绘画体现出空前未有的丰富、精致、写实之情，这一时期绘画得以进一步分科分为山水、花鸟、人物、宗教画及杂画等。由于画风多样，题材众多，水墨画的技法与理论也随着五代两宋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很快进入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名家辈出:山水画方面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以及马远、夏圭等著名山水画家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花鸟画方面，随着文同、苏轼、米芾等文人学士们以墨竹、墨梅（与南宋末的兰、明后的菊合称“四君子”）等专科绘画的流传，崇尚主观意趣、崇尚笔墨形式趣味的“士人画”开始兴起，如法常的水墨花鸟画《老松八哥图》等为后世水墨画的发展又开新路。徐熙开创了“野逸”风格的水墨形式与其孙徐宗嗣继其祖业创立的“没骨法”水墨花鸟在民间得以发展。当然，水墨画在宋代人物绘画上也有新的发展。如梁楷的“减笔”画《泼墨仙人图》、《李白行吟图》用极简洁的几笔勾出了诗人李白的性格特点，而成为绘画史上最成功的人物形象画之一。 元代带来的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给中国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地影响。水墨画大体上是依着以赵雪松为代表的文人画向前发展的。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中，重视画家主观意志、兴趣和思想感情抒发。 赵雪松主张绘画的现实主义，强调绘画笔墨与书法的一致性，标榜复古、提倡书法笔墨的趣味。作为元四家（赵雪松、黄公望、王蒙、吴镇、后董其昌也用倪鲢替换他）之首，引导了元代水墨画的新一轮重要变革，摆脱了宋人院体画风格，重视主观抒发，追求简淡高逸、苍茫深秀的艺术情趣。他们用干笔皴擦代替湿笔晕染，逐渐用纸张代替绢素。他们的艺术成就体现了中国画的一次创造性发展，对明清绘画理论、创作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元代水墨画风格总的发展趋势是在重视对古代传统的继承上，创新立意。突出表现就是文人画开始占据画坛的主导地位。所以适合于表现文人画家意识的山水画和枯木竹石、梅、兰以及水墨笔花鸟大量涌现，人物故实画的相对减少。随着文人画的繁荣，绘画作品中诗、书、画进一步密切结合而且成为普遍的风尚。这加强了中国画的文学趣味，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画的民族特色。山水画是宋元绘画臻达的最高境界。在中国绘画史上，尽管山水画是较晚出的画科，但却比欧洲风景画要早一千多年。汉代时，山水仅作为人物背景出现。而到了魏晋南北朝，世人崇尚老庄，谈玄成风，寄情山水，结庐而居，于是，在戴逵、顾恺之、张僧繇、宗炳等独立的山水画创作实践中，山水的以形媚道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六朝时山水画技法仍是不成熟的，“其画山水，则前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为代表的隋代山水画，其笔墨、山石造型、水的质感方面的技法就已趋于成熟。唐代山水则进入成熟期，所谓画长江“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技”，说明了山水画有重要的创新，即开创了两大流派，一是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派，一是以吴道子所“变法”开创，王维、张璪等推进的“水墨山水”派。于是，以线条笔墨为贵的山水画，开始与以色彩胜的青绿山水相抗衡。山水画的鼎盛时期是宋元时代。五代宋初的山水画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为有宋一代山水画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宋元山水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北宋山水（以李成、范宽、郭熙为代表），南宋山水（以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家为代表）和元代山水（以“元四家”即黄公望、王蒙、倪云林、吴镇为代表）。总体上看，北宋定都汴京，所以北宋山水画着重塑造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雄强挺拔，得秦陇山水之骨法。另有米芾父子表现江南烟雨迷蒙的米点山水（《春山瑞松图》、《潇湘奇观图》），还有王希孟雄阔瑰丽的青绿山水画卷（《千里江山图》），冠绝一代。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绘画中心南移。南宋画家有感于江南山水的秀丽形象，可游可卧，心摹手追，于是画风由北宋的浑穆险峻、雄强厚重（范宽、郭熙）转化为空灵俊秀、疏林晚照（马远、夏圭为代表）。元代山水（元四家）是由士大夫心态转向文人心态失意痛苦的写照。从而更加重视主观意趣和水墨风格，或苍茫浓郁，或墨气四射，或疏寂简洁，或地老天荒。将笔墨线条的美推向极致，强调绘画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景物的相对独立的美。于是书法与绘画相结合，强调笔意墨趣书味及其所传达的意兴气势、空间张力、时间构成等独特意境，成为元代山水（又称“书斋山水”）的根本特色，并对明清、近代水墨山水画影响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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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蒋介石，作为两位重要历史人物，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曾发生过深刻影响。他们各自的思想，在现代中国亦曾发生过重大影响。关于其思想上的差异，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明识灼见，但多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分析，而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物的深层意涵长期被忽视，形成了以社会政治背景为参照的非文化的价值观。鉴于此，有必要从文化学的视角，将他们的思想资源及历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事象，转换维度，进行比较和辨析。考察人们的思想不外乎从言论和行动两个方面着眼。综观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一生，如果将他们的言行加以比照，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不少龃龉之处。其思想上的歧异，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对西方民主的不同体认，以及对联俄容共的不同主张诸方面。中山先生的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直接继承关系。在《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阐发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渊源：“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固有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1922年，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时曾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他在晚年力倡“恢复我一切国粹”，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为中国文化开出新生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既非全盘肯定，又非全盘抹煞，而是批判性地继承，选择性地吸收，合理性地改造，创造性地运用。他尝言之：“抑自有人类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他还说过：“我国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这些话，集中地反映出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总的来看，孙中山对儒家思想传统，继承了其民族思想、民本思想，吸收了其大同理想，改造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批判了专制、皇权、宗法思想和知行学说，使之成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合理成分。显而易见，孙中山从传统文化中所继承和吸取的不是消极保守，更不是复古倒退，他从没有离开革命实践和现实需要去谈论文化道德。这种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同保守主义的卫道者对“古圣先王”的顶礼膜拜，对“圣经贤传”的崇奉迷信，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经过无数次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多元一体化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含义是比较宽泛的,它是指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一切,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及一切“人化”的事物。它包罗万象，海纳百川：书法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俗民情，无一不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之“风骚”。记不清是哪位前辈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是艺术的文化。我总觉得，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话，只有深得中国文化的三昧的人才说得出来。据我的体会，这里所以称中国文化为“艺术的文化”，既是指我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的那些丰富多采的艺术样式和作品，又是指贯穿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那种艺术精神。而这艺术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中华精神。中华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脊粱，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它包含自强精神、仁爱精神、勤奋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气节精神、革命精神、改革精神、开放精神••••••它作为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使我们的民族在走过的千年漫长长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而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使我们在发展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战线，穿越千年时空历久而不变；它使我们在工业世纪后期全球化大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生存与命运又一次面临巨大挑战的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展望美好未来；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衰，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它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只要是炎黄子孙，无论是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是远离祖国，都忘不了这种传统。它像我们祖先的血液一样，流动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管中，只要一提到中华民族，每个中国人都会热血沸腾，情绪激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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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思想教育上入手，强化权力主体的监督意识。
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最基本的就是要使权力主体树立牢固的监督意识，如果权力主体连根本的监督意识都没有，那么监督就是纸上谈兵。因此要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最基础性的措施就是要从思想教育入手，着力强化权力主体的两种意识，即：权力主体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和主动大胆监督他人的意识。
思想认识的深度决定监督的态度。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加强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理想信念、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要加强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条规教育，使领导干部都能深入了解掌握党纪政纪条规，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从而更加自重、自警、自省、自励，提高监督的自觉性。
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使每个党员干部都懂得在我们党内，无论职务大小，党员的地位是平等的，既要监督他人，又要接受他人的监督，人人监督人，人人受监督。位高权重的党员领导干部对事业的影响力大，更要自觉接受监督，更要监督好别人。权力主体要通过教育，从政治上充分认识到监督的重大意义，从维护党的事业出发，充分认识到接受监督和监督他人是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认真履行《党章》、《党内监督条例》赋予的监督职能。履行是职责所在、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不履行则是失职，从而坚持原则，在自觉接受监督的同时加强对其他权力主体的监督。
二、从责任落实上把严，增强相互监督的实效性。
同级班子成员间的相互监督，由于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无论是参与还是知情的程度，都比其他组织和监督主体要多要强，监督的效果也是其他监督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监督工作中，要充分发挥相互监督的优势，增强相互监督的实效性。
1、充分认识到相互监督的特点。
相互监督具有内部性的特点。班子成员之间相互监督是在党组织内部，强调用党的思想、组织、纪律对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约束。具有主动性的特点。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是一种主动的预防措施，它不仅是一种事后监督，更着眼于事前和事中的监督，强调发挥预防作用，减少党内不良倾向和行为的发生。由于相互之间较知根知底，监督时能目标准确，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
2、建立相互监督的工作责任制，突出相互监督的自觉性以及建立在自觉性基础上的强制性。
责任制是工作得以落实的重要保证，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切实建立起班子成员相互监督的有效责任机制，以制度的形式明确每个班子成员的监督责任和保障，确保班子成员只能作为，并有所作为。同时要建立相互监督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一个班子，如果一个成员出了问题，其他成员没有尽到相互监督的职责，应负什么责任等用规定的形式明确下来。这样既能增强班子成员相互监督的自觉性，又能突出它的强制性，只有强制性与自觉性二者有机统一和结合，才能实现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3、讲究监督方式方法。
要牢固树立相互监督是对同志的一种关爱，而不是得罪人、和人过不去的思想。除了在有关会议上要充分发表意见外，在平时还应相互间多交流、多谈心，对认识不一致而又应该坚持的监督意见，要讲清利害关系，争取采纳，把监督工作做在前面；对班子成员“出格”的行为，要认真负责地提出批评，及时加以规劝，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的有关部门反映报告。
4、发挥好民主生活会的作用。
民主生活会是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措施，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实践证明的解决党内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认真抓好民主生活会的会前、会中、会后三个环节，通过民主生活会，认真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到班子和个人存在的问题，会后“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三、从制定规范上把关，增强监督制度建设的完备性。
加强制度建设，依靠法制搞好党风，是邓小平同志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小平同志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做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具有严格的规范作用和鲜明的行为导向性，它是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准则，是规范管理和执法执纪的准绳，是党内外群众监督领导干部的依据。因此通过建立健全有关制度进行监督，是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监督的重要保证。
1、制度建立要严明。
必须掌握以下原则：要抓住关键人、关键部门和关键问题来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要有针对性、系统性，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控制体系；要有强制性、约束力；要有量化标准，不能笼统，过于原则；要有可操作性，尽量减少弹性，便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要赏罚分明，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罚条款。
2、要完善权力规范。
突出加强“分权”、“还权”、“裁权”制度的建设，把握权力运行规律，加快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以权力制衡为方向，逐步分解过于集中的权力，做到合理赋权，使权力运行处于有效制衡状态，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产生的腐败；通过深化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消减行政审批审核事项，还权于市场，如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拍卖等市场手段代替行政审批行为；在行政审批中减少自由裁量权，以最大限度减少自由裁量权，制约、防止审批权力的随意使用。
3、要坚持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加快建立现代行政制度，依法规范公务行为。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相比，我国公务员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还没有提升到法制国家基本制度的高度。因此，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行政制度，依法规范公务行为，尽快实现现代公务员制度廉洁高效的功能。
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现代法律制度，推进反腐败立法工作。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导致目前的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是钻了法律法规的空子，因此亟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制约。
当前应围绕依法治权，及时将比较完善、系统、成熟的制度规定，提升到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和行zd规层面，加快权力监督立法进程，构筑法制体系。尽快出台《监督法》、《廉zd》，完善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程序，实现权力运行机制法制化，从制度、法律上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4、执行制度要严格。
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度关键在于落实，再好的规范和制度如果不落实、不执行，也是一纸空文。因此做为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执行做好表率。其次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认真抓好监督制度落实责任的监督，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好落实，哪一级出了问题，该由谁负责要坚决追究。再次要严格执纪执法，对有章不循的，该批评教育的要及时提出批评，限期整改，对应给予法纪处理的应坚决处理，不能搞下不为例。
四、从实践操作中把向，增强组织监督的合力。
组织监督关键是要解决上级组织监督能为、少知情，同级组织监督知情、不敢为，下级组织监督既不知情、也不能为的问题。重点要强化三种组织的监督力度，从三个方向强化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
1、要强化上级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力度。
这是一种以权力制约权力，最易接受，最见效果的监督。主要是要采取措施缩短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如何知情上下功夫。因此上级组织要加强对下级组织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在检查监督中，切忌走马观花，凭汇报、凭印象“打分”，这样往往就起不到监督作用。上级可通过廉政述职、廉政汇报、廉政谈话等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听取下级“一把手”关于廉政建设和思想工作情况汇报，及时了解掌握“一把手”的思想和廉政状况。要经常深入下级组织，通过个别谈话等形式，了解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的党风廉政情况，也可通过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了解有关情况。要加强审计监督，完全有必要每年对下级进行一次专门审计，从中掌握下级的廉政情况。必要时还可通过派员巡视、明察暗访、民意测评等办法，能比较客观真实地掌握和了解一些实际的深层次的问题，以便对症下药，及时教育挽救干部。
2、要强化同级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
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机构，在监督中往往力不从心，处于监督弱势。要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行政规格。监督规律告诉我们，有效的监督其主体、客体地位必须平等，所以有必要赋予纪检机关与同级党委、政府相同的级别规格，避免出现站在别人“屋檐下”监督别人的“以小督大”的弱势局面。要强化纪检机关的垂直领导关系，以保证其独立履行监督职责，不受其他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要改革下级纪检机关人员的任免方式，下级纪检机关工作人员应由上级纪检机关在征求下级纪检机关所在党委、政府意见的基础上任免。同时要充分发挥组织、审计、检察、监察等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协调配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工作，形成对“一把手”监督的合力。
3、要强化下级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力度。
下级组织虽受上级组织的领导，但对上级组织仍有充分的监督权。上级要在让下级拥有充分知情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检举、揭发、申诉、控告、上访等制度，畅通反映问题的渠道，切实保障每一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民主权利。对于下级组织在执行上级的决策、命令、决定等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应本着从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的高度，客观、公正、及时、毫无保留地向上级反映报告，避免一些错误决策造成更大损失，达到监督上级、纠正上级错误的效果。
五、从畅通渠道上着力，不断增强监督的民主性。
1、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权力监督意识。
要纠正那些一提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监督就是搞群众运动，一提舆论监督就是违反“主旋律”的片面思想认识。要教育群众增强主人翁意识，增强民主参与意识，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2、要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
各级人大常委会可考虑设立一个专门的廉政监督委员会，加强对其任命和选举的官员进行监督，特别是对那些掌握人、财、物的权力机关的监督，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开展执法检查、述职评议、直接调查听证等形式检查政府部门是否依法行政，权力是否按程序运行，是否集体决策、合理分权、公开用权。要引导人民代表正确行使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对各级国家领导干部选举权、罢免权、弹劾权，以及通过合法途径发表严肃负责的政治见解等。
3、要畅通信访、申诉等群众监督渠道。
一方面要实现群众监督法治化、规范化，可考虑通过立法程序出台《公民监督细则》，明确公民监督的性质、任务、职权、义务及程序等。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群众举报网络和群众举报的保护机制，对打击报复举报人、上访人的行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要积极探索建立基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机制。
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人民监督权利的实施，也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要经过人民群众的把关检验，以民主的形式决定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将监督的权利真正地、放手地还给社会还给人民，从而把干部命运的决定权名副其实地交到广大群众的手中。
5、要强化新闻监督的职能。
要制定《新闻法》，在确立新闻自由的原则下，对新闻工作者的地位、职责及其新闻报道加以规范，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使之真正成为宣传国家法律的喉舌，使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处于新闻媒体的监督之下。同时要改革新闻体制，象司法独立一样，实行新闻独立，并形成新闻竞争。新闻记者只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真实性负责，曝滥施职权、权钱交易丑行于光天化日之下。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经验，深刻揭示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基本规律，是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些新要求，把握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规律，着力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增强约束力，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性。首先，着力抓好教育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约束力。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主要负责同志定期讲廉政党课等制度，建立健全党性定期分析、反腐倡廉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制度，建立基层党员轮训、流动党员教育制度，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新闻发布、对外宣传等制度，研究制定贯穿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全过程的反腐倡廉教育实施办法，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化水平。其次，着力抓好监督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监督的约束力。按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认真落实加强对党政正职监督的办法，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岗位、重要职能、重要事项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委员全体会议、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监督作用，健全和规范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加强上级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加强巡视监督；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大监督”格局，健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第三，着力抓好预防制度建设，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约束力。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抓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坚持把预防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各个环节，形成一套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第四，着力抓好惩治制度建设，增强惩治腐败工作的约束力。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建立重大案件督导督办机制；建立健全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的纪律要求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探索建立举报人奖励制度；建立健全查办重大案件情况通报和剖析分析制度，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与此同时，切实抓好纪检监察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增强执行力，维护反腐倡廉制度的严肃性。一是坚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建立健全保障制度执行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保证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二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推动制度贯彻执行。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每项制度都要明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建立健全制度执行问责机制。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对执行制度不力的坚决追究责任。三是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制度规定，发挥模范执行制度的表率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在执行制度上既率先垂范、又敢抓敢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和执行制度。四是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坚持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增强创造力，强化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系统性。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及时研究反腐倡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成果新经验，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新任务，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在制度创新中，注意抓好法规制度的系统配套，既重视基本法规制度建设，又重视具体实施细则完善；既重视实体性制度建设，又重视程序性制度配套；既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又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既重视中央立法，又重视地方立规，做到统筹兼顾、系统推进。当前，尤其应针对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特点，按照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适应、重大举措相配套的要求，配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紧紧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来改革创新，在群众最不满、最关切、最盼望的地方加以推进。同时，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研究，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实现反腐倡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有机统一，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借鉴国外防治腐败的有益经验，不断推进制度系统创新，从而保证反腐倡廉制度行得通、管得住、用得好。 建立完善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实现对权力行使过程的有效监督近几年，政策理论研究部门和党政机关在理论方面对“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有效监督”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并付诸反腐败工作实践。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社会各方面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政治生活中权力腐败依然不容忽视，违法用权发现难、调查难、处理难的“三难”现象困扰着监督机关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权力行使过程的暗箱操作是造成“三难”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是实现对权力行使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的基本前提。唯有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从而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要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战略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一、从反腐败角度看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制度的必要性腐败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而生存，它是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后产生的一个怪胎。腐败行为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腐败机会的形成则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权力垄断，二是暗箱操作。从已调查处理的一些腐败案例来看，对于存有腐败动机的掌权者来说，权力行使过程的暗箱操作可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可以不受法律法规和制度、纪律的约束，自由地运用权力；由于知情权限制在腐败主体范围之内，监督者无法获取监督所需要的有效信息，腐败行为不容易被发现；由于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腐败行为一旦暴露，腐败主体容易形成“攻守同盟”或制造伪证、假证、销毁罪证，给查处工作带来困难，很多腐败行为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客观上减轻了对腐败主体应有的惩处力度；可增加腐败者的侥幸心理，而且这种侥幸心理相互影响，使腐败的领域越来越宽、人数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腐败主体可最大限度地增大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影响甚至堵塞社会公务活动的合法途径，迫使或诱使他人行贿掌权者，导致腐败行为的不断产生。由此可见，尽管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不一定就是腐败行为，但暗箱操作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必要因素之一。没有暗箱操作，腐败行为很难形成；即使形成，其危险系数也会很高。所以说，暗箱操作给存有腐败动机的掌权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腐败条件。相对而言，监督主体要想有效行使监督权力，就必须对监督对象有知情权。实现知情权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被监督者公开被监督的事情，二是监督者了解被监督事项的内情。这就要求被监督者的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如果缺乏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开透明，即使法律赋予监督主体监督的权力，即使设立多元监督主体，即使监督主体主观上有强烈的监督欲望，最终也会因暗箱操作给监督带来一系列困难，大幅度降低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因此，要想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就必须改变目前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存在的权力行使过程暗箱操作的现状，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建立完善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把公共权力的行使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掌权者的腐败机会。二、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的策略一是提高思想意识，夯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思想基础。特权思想是数千年来沉积在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思想的“硬垢”，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一定坚持用科学、民主的思想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消除特权思想的错误观念。对此，必须在社会上普遍进行正确的权力观、监督观教育。《宪法》庄严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无一例外地都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人民主权”这一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主动监督意识和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唯有如此，才会冲破和克服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念的束缚，才会对权力的监督形成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领导干部公开行使权力，正是正确的权力观和监督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二是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是实现“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首先，应该把“公开透明行使权力”这一用权要求法制化，将其纳入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体系。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要尽快出台《监督法》。在《监督法》中着重明确“权力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这一要求，并将其上升为一项普遍原则来执行，任何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行使任何（国家规定保密事项除外，下文同此）公共权力时都必须遵守，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还要加强监督，给监督主体的监督权做出具体规定。通过法律手段，一方面促使掌权者自觉规范用权行为，另一方面为公众和监督机构对用权行为的监督提供合法依据。在法制建设的基础上，要根据法律规定的要求，紧密结合不同部门、行业的权力运行特点，为不同的部门、行业分别制定关于“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专项制度。制度的制定要坚持以下准则，以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①全面性。指所有公共权力和所有用权行为都应该公开透明，同时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会议内容等都应该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并且提供了解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②全程性。指“公开透明”必须贯穿于公共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对权力公开的内容、范围、透明的程度等方面做出明确要求，规范公共权力运作的程序，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严格按程序运行，使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公开透明。③时限性。指对权力的行使结果或某些运行环节，要按制度要求的时限按时公开，不能有意拖延或隐瞒。④民主性。即充分体现“人民主权”这一思想，依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普通党员干部职工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⑤重点性。即要抓住权力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腐败的关键点、监督盲点、难点等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措施，使隐蔽的权力公开化、透明化，便于监督主体监督。⑥层级性。即对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和掌权者的用权行为提出不同要求，破除权力的神秘感、封闭性，使每个层级在行使权力时都达到公开透明。尤其要抓住高层级权力机构的用权特点，用制度特有的约束力，保证高层级权力行使过程的公开透明。⑦无效性。即明确规定暗箱操作的用权行为是无效的，不合法的，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暗箱操作用权行为进行监督。三是采取与内容相一致的公开形式，开辟“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途径。大体有7种公开形式：①面向社会发布党务、政务、司法公报。乡镇级以上党、政机关对一些重大的、社会关注的党政、司法等公务活动要公开，让社会对各级各部门公务活动及其合法性有所了解。公报除上下传递外，还要扩大社会各界人士的知情面。②党政会议公开。除国家规定的保密会议外，党政会议要面向社会开放，让大众及时了解会议内容。③借助新闻媒体公开。保障新闻自由和批评自由，新闻媒体可真实报道各级各部门的用权情况，对违法用权者直接曝光。对于地方、部门和个人封锁新闻采访和打击报复批评性报道行为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另外，对有关党政方面的重大问题，还应该在新闻媒体上展开探讨，百家争鸣、各抒已见，择优而从之，这样可以避免政策性重大失误的产生。④实行“电子沟通”。利用现代电子手段架起政府与公众相互沟通的桥梁，如电子会议、电子民意调查、电子政务公开等。通过电子手段，提高官方和公民之间沟通的效率和效果。⑤多向沟通。权力运行的决策、执行等环节要与同级商讨、向上级请示报告、向监督机关汇报、向下级通报，使权力的运行不但公开透明，还要正确合理。⑥设立咨询机构。各级党委、政府要设立公务咨询机构，专门答复公众的咨询，依法保障公众对权力行使的质疑权和知情权。⑦设立公开栏。主要应用于村务、厂务、校务等单位的公开，机关单位也可利用这种形式。利用公开栏进行公开，一要抓重点，二要注重增大内容容量。四是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保证“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制度”的落实。落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专项制度，就要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使机制内部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驱动，促进工作有效地开展。一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各地各部门都要建立领导小组，主抓制度的落实。同时，明确领导责任，各地各部门“一把手”为本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如果所辖单位不能落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制度，则“一把手”负主要责任。二是实行制度落实目标责任制。各地各部门要把日常工作内容同制度的落实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出明确的制度落实目标。要把目标要求，按类分解后落实到具体责任主体头上，使定性的内容度量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笼统的内容精细化，保证目标责任制落到实处。对于达不到目标要求的，要追究责任主体的直接责任。三是实行向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情况制度。各地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要定期向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公务活动情况，对于重大事项则随时汇报，重点环节则重点汇报。经过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查验，然后把汇报材料编印成《党务、政务公报》，向社会公开。四是健全监督机制。建立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尤其要充分体现上级、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民众的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各地各部门用权行为的明查暗访，掌握真实情况；同时要认真对待群众的举报，倾听群众的呼声，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让群众监督各级各部门的用权行为。五是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实行日常监督检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通过察看档案资料、自查报告、征求上级意见、群众评议等手段，对各单位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考核。在考核中，注意用事实说话，细化到具体事项，被考评单位一年做了哪些事，每件事的公开透明度怎样。通过对具体事项的分析，最后得出评估结果。评估考核机关要不怕麻烦，在真实、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发挥评估考核结果的作用，促进权力机构和用权行为的“公开透明”，达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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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主，18世纪同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100年间，全国人口数量翻了一番，首次突破3亿大关；番薯、玉米等美洲农作物新品种在内地广泛引种，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数以亿计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在这100年间，传统经济、文化、学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康乾盛世”。 一、“传统”与“近代” 18世纪出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也是发展到顶峰的“康乾盛世”。这一现象，留给人们一个隐含的想当然的印象：“康乾盛世”与中国社会的“传统”紧密相连，尽管发展到了顶峰，却是“传统社会”的顶峰，因而其发展趋向、特别是与“近代社会”西方列强相遇后的发展趋向势必由盛转衰。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似乎是无须思考的结论。 19世纪爆发了外国列强侵略中国、或者说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这一战争，留给人们一个肤浅的想当然的印象：中国原有的发展道路被阻绝了。就像一棵树，被生生拦腰砍断、插上了一把金属伞。于是，被砍断的那一斧、那一刻――鸦片战争，成了传统与近代的分水岭。本来，任何树冠都是树木长成的，任何近代化、包括西欧的近代化，都与其传统有着直接联系和亲子关系。但中国史上的“传统”与“近代”，却成了毫无内在关联、截然对立的“土”与“洋”。所有“土”的东西均代表落后，均属于传统的古代；所有“洋”的东西均代表先进，均属于新的近代。金属伞不是树冠，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多方求证、潜心研究的，或者实际是树木与金属伞的对立；或者实际是树木与金属伞的关联――树木如何在受到砍伐后自身肌体发生了反应，“长”（！）出了金属伞。 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研究较为彻底地突破了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西欧中心”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人们从理论上、情感上一致反对和批判“西欧中心”论、“外因决定”论。然而，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人们习惯于关于“传统”与“近代”无须思考的结论；习惯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习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的学科分野。一些似新实旧的理论，如“对西方冲击回应”的“冲击――反应”模式、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探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现代化理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第三领域”、“增长”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等，便继续影响人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做出合乎实际的认识与阐释，难于从历史渊源上理清和揭示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下面以对鸦片战争的认识为例。 人们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先进的西欧既已挥舞鸦片战争的巨斧，那么斩断中国古老朽木、即时插上金属伞便勿庸置疑。因为王朝统治的衰落和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长期稳定性，使中国成为缺乏历史演进活力动力、永恒不变的停滞性社会，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唤醒它、打破其“传统平衡”和“贫困循环”、使其古老文化受到彻底扫荡、从而得到解脱的决定性力量。连马克思也受到影响，他把中国视为“木乃伊”式的社会，在鸦片战后中国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形势下预言：“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 面对历史，人们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 人们以为欧洲一旦开始了工业革命，便自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中心。历史的事实则是：当时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分工的全球经济中心，仍处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而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则处于边缘。尽管工业革命、产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的必然性，推动欧洲以从殖民地美洲攫取的白银开路，企图挤上以中国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列车、改变其格局、最终占据中心的位置。然遗憾的是，甚至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 间内，这种企图也不能说变成了现实。1852年，广州一位叫做米契尔的英国官员报告了中国的情况：“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他不无沮丧地说：“我们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2]米契尔所报当时中国的情况，长期以来被“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人们视为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典型。但正是以这种家庭工业为主要背景的中国，拥有无论从人均产值、收入、消费还是内外贸易均在当时世界上起主导作用、“最先进、最复杂”、最终非鸦片不足以搞垮的经济。如贡德?弗兰克所云：“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成功的竞争者。”[3]即便从科学、技术上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与当时欧洲相比，也往往是“技高一筹”。西欧并非绝对先进，鸦片战争也并没有即时斩断中国之树。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半个世纪，西方列强并没有在中国之树上嫁接金属伞，只是拼命地在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著名学者吴承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中国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则跨越了西方产业革命初期的“纺织工业”时代，跟上了西方产业革命第二阶段“蒸气和钢铁”时代的潮流，直接向西方寻求“机船矿路”，自行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造厂、机械采矿业、钢铁联合企业、实用化铁路。这些工业不仅是进口替代工业，而且是追赶时代的工业。由于其时以制造兵器战舰为主，中国造枪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37年缩短到20年，再到13年，最后为6年；造舰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16年缩短到8年，最后为6年[4]。这些近代化企业是中国之树自生树冠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列强插在中国之树上的金属伞――外国资本投资这些企业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亦即中国人创业二三十年后的事情。 涉及到经济发展的社会性制度性基础，人们以为，产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一定与民主自治、与最优化的社会结构和运行体制相联；而专制独裁、泥古不化、运转窒滞则是当时中国的特色。历史的事实则是：那些进入或即将进入产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其突出特点是国家的专制统治一直达于末端；而中国，其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因素却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日趋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