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知识女性形象的毕业论文的

《围城》对女性人物的塑造非常精彩，小说中主要的四位女性都各具特色：温柔得体的、妩媚风骚的、孤高冷静的和工于心计的。这几位女性构成一条爱情线索贯穿于方鸿渐整个人生旅途之中，使方鸿渐的旅途颇不平静。最先踏进方鸿渐的旅途中的当然是鲍小姐了，鲍小姐姓“鲍”，取意“鲍鱼之肆”，从这点足以看出作者对她的褒贬的态度。鲍小姐皮肤黝黑，穿着火辣，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英国人看惯白皮肤，瞧见鲍小姐暗而不黑、肥腻辛辣的引力，以为这是地道的东方美人。”这绝对是对她的讽刺。鲍小姐是几位女性中最开放的一个，或者说她非常放荡，有了未婚夫，还故意在船上引诱方鸿渐，说方鸿渐像她的未婚夫，让方鸿渐自作聪明的认为“自己可以完全享受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她未婚夫的义务了”，使方鸿渐忍不住和她调情。她毫无羞耻之心，不受道德的约束，公然地和方鸿渐在船上的甲板上调情，表演亲密举动，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全然忘了家中的未婚夫。在欧洲她也没闲着，从这句“幸亏鲍小姐是学医的，所幸也没弄出什么事了”可以略知一二。她更是一个情场老手，在感情上收放自如、拿捏得当，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停止。所以在快抵达香港，她对方鸿渐的态度立时冷下来，热情地投入未婚夫的怀抱。这时候，方鸿渐才知道自己不过是她在寂寞旅途的一个消遣。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女人是可怕的。鲍小姐香港上岸之后，方鸿渐开始了与苏文纨的.爱情纠葛。苏文纨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书中是这样描述她的“那个戴太阳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的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涩。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的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她长相不错，身材虽然瘦了些，但是又是多少女子追求的标准。最主要的是拥有殷实的家世和渊博的学识，可是她又怎么看得上几乎一无是处的方鸿渐的呢？ “在大学同学的时候，她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见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从前她一心要留学，嫌那几个追求自己的人没有前程，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而今她身为女博士，反觉得崇高的孤独，没有人敢攀上来，她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见他人不讨厌，似乎钱也充足，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她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价不比从前了，于是有意于方鸿渐，也肯定方鸿渐心里有她。在朋友面前故意亲切地叫他“鸿渐”，方鸿渐后来知道了苏文纨的心思。但是虽不喜欢她却也并不懂得拒绝，并且给苏文纨造成了他喜欢她的误解。致使苏小姐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幸福与甜蜜的虚幻中沉浸了好久。她喜欢看方鸿渐、赵辛楣和曹元朗三个男人为她争斗，这会使她获得满足。苏小姐无疑是虚荣的，她享受着在众多男人之间周旋，她需要的不是爱情，而是一堆男人匍匐在她的脚下，仰望她、恋慕她。苏文纨是也是有心机的，为了防患于未然，当方鸿渐第一次见到她表妹唐晓芙时，就方鸿渐说她表妹朋友很多，造成方鸿渐一开始对追求唐晓芙的迟疑。在明白方鸿渐对自己的表妹唐晓芙有意时，她就时不时耍点无伤大雅的小心机，在两人间制造点隔阂，或是阻断两人的见面。结果把方鸿渐推得更远了。当方鸿渐告诉她自己不爱她时，她又显现出其狭隘的一面，她得不到方鸿渐，也要破坏他的幸福。不仅全然不顾自己大家闺秀的形象对鸿渐破口大骂，而且以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拆散了方鸿渐与其表妹唐小姐。同时将自己嫁给了只会写几首歪诗的曹元朗。后来竟然成了一个走单帮、卖私货的妇人，可见她悲剧的人生。唐晓芙是书中作者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如清水芙蓉般天然去雕饰。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她并不涂脂抹粉、也不刻意修饰，却具有一般女人都羡慕的好脸色。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温柔可人，在和方鸿渐第一次见面便受到了方鸿渐的青睐。虽然她没有和方鸿渐走在一起，但是却得到了方鸿渐的最真挚的爱。正因为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距离拉开两人的感情，但是把最美丽心动的回忆留在了方鸿渐的心中，从此他的心里永远住着这个如芙蓉般的女人。她的天真，使她变得十分珍贵，但也正是由于她的天真，太容易相信别人，才听信了苏文纨的话，最终断送了她和方鸿渐美好的爱情。她对待爱情是被动的，不像之前的两位女性积极主动。如果她能稍微主动一点，把让方鸿渐早点从雨中请过来，或者是给方鸿渐一个解释的机会，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小说中的女主角孙柔嘉是大学生，“长脸，旧象牙色的颧额上微有雀斑，两眼分的太开，使她常带有惊异的表情；打扮极为素净，怕生的一句话也不敢讲，脸滚滚不断地红晕。”长相非常普通，方鸿渐起初并没有注意到她，甚至“没有正眼瞧过她，她脸圆脸扁都没有看清楚呢。”可却没想到正是这样一个外表看起来非常柔弱的女孩子将她带入了婚姻的围城。她的家境也并不富裕，而且她父母对她的事漠不关心。孙太太老来得子，孙家是三代单传，把儿子的抚养作为宗教。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生长起来的孙柔嘉，同鲍小姐、苏小姐一样深深明白幸福要自己争取。在去三闾大学谋职的途中，方鸿渐在甲板上的几句体贴话温暖了她的心，她从此便心生爱意，开始了计划把方鸿渐带进婚姻的围城。孙柔嘉是非常有心计的。在旅途上过铁桥时她说的“方先生是不是害怕了，要不，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这样看着不至于太空荡”，看似无心，实则有意，让方鸿渐感觉到她的温暖。在去三闾大学的船上，她故意找借口跟方鸿渐接近，甚至问些很幼稚的问题，这种心思早让赵辛楣看出来了。赵辛楣也提醒过方鸿渐，只是没有引起方鸿渐的认同和重视。进入三闾大学后，孙柔嘉则有意的利用谣言拉近了她与鸿渐的关系。她懂得男性喜欢柔弱一点的女子，所以有意在方鸿渐面前表现出自己弱小的一面，拿在三闾大学上课时，学生造出的侮辱性句子来到方鸿渐面前哭诉，事事向他请教，激起方鸿渐的同情心和保护欲。还不惜编出陆子潇写匿名信给孙先生告状，在颇有心计的掩饰和创造出的种种机会中，抓住李梅亭、陆子潇的当口，迫使方鸿渐当众定下与自己的婚约，最终把方鸿渐带入了自己的围城中，这所有的一切恰恰体现了孙柔嘉“工于心计”的特点。然而，孙柔嘉得到了期盼已久的婚姻时却不善于经营。她非常要强，对丈夫的要求非常高，总是想着如何将丈夫变成像姑父那样听话的男人，而忽视了丈夫的感受，她的敏感多疑总是会挑起战争，而她处理夫妻关系的方式也是简单直接的，每次吵架她就会摆出“比鸿渐有涵养，每逢鸿渐动了真气，她就不再开口。”孙柔嘉还非常刻薄，她对苏文纨的描述足足显示了这一点，“我看她就是贱，自己有了丈夫还要跟辛楣勾搭，什么大家闺秀？我猜她是小老婆的女儿吧。”她对丈夫有极强的控制欲，她想要方鸿渐为她一个人所拥有，想要他断绝与家人、朋友的来往。所以在方鸿渐丢下她和辛楣聚了一餐回房后，她便开始大发脾气。她同时不能容忍方鸿渐的懦弱，她受过高等教育，有相对独立的谋生能力，不能容忍方鸿渐的工作现状，因为这个问题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多矛盾。她的性格上的种种特点，外加上他们两家家庭上的矛盾、姑母的挑唆，妯娌的猜忌和攻击，仆人的偏袒等众多原因，使她的婚姻最终走到尽头。由此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婚姻是需要经营的，不善于经营婚姻必然会导致婚姻的破裂，无论当初的感情是多么美好，都抵不过时间的消耗。切莫让婚姻成为爱情的坟墓。

【摘要】：《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半封建社会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作者以幽默、辛辣的笔法讽刺时态弊端。语言风趣幽默, 妙趣横生，人物形象丰富、生动。采用独特的象征, 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在欣赏《围城》讽刺艺术的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了现实生活。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围城，也引起了我们对围城的深思。【关键词】：围城讽刺辩证《围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作者钱钟书在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里, 以其生动细腻的笔触表达了他独特的生活感受, 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围城》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的故事。小说以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以调侃、幽默和极富讽刺意味的笔触，描绘了一群留学生与大学教授在生活、工作和婚姻恋爱等方面遭遇到的重重矛盾和纠葛，揭示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猥琐灵魂和灰色人生，表现了作者对旧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无情嘲弄，以及对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的精心审视。《围城》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多时间，从结构上来看，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大部分，即方鸿渐留学归来与恋爱的经历；恋爱失败后从上海赴湖南三闾大学任教半年的经历；不满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黑暗和腐败返回上海，结婚成家在报馆谋职的经历。回国后恋爱的失意、赴三闾大学途中的重重艰险、三闾大学教职员工之间的明争暗斗，成家后家庭成员妯娌之间的摩擦、围城内外的困惑，使他处处受到打击和冷遇，世事的艰辛、世态的冷酷，使方鸿渐感到无处藏身，他只能像关在铁笼里的困兽，虽然不断地拼命挣扎，最终却无法找到出路。小说中方鸿渐这一西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十分突出。他出身于封建世家，其父亲是前清举人，他靠着其死去的未婚妻（包办婚姻）的父亲（点金银行的周经理）的资助赴欧洲留学，由于他“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懒散”，四年中换了几所大学，但却一无所获，没有学到任何专长，眼看着回国在即，最后他不得不从一爱尔兰人手中花40美元得一张“克莱登大学”（子虚乌有的大学）的博士文凭。还有，由于他受西方生活的影响，生活放荡，在回国的船上，他挡不住诱惑，与轻佻的鲍小姐偷情，干那苟且之事。虽然方鸿渐的性格中有不求上进、游戏人生的一面，但他的性格中也有正值和热情的一面。在应邀的一次演讲中，他鄙薄西洋文明给中国带来的只不过是“鸦片和梅毒”；他拒绝大官僚的千金苏文纨的自作多情的许爱，多次揭穿对方的庸俗、势利和虚伪；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看不惯那里的黑暗的人事制度和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还有，当他从职的华美新闻社被敌伪收买后，他没有顾及自己的生存问题和亲友的反对，毅然离开了报馆。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处处受到冷遇。方鸿渐的悲剧，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那些比较正值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这一“围城”中的悲剧命运。小说除了着力塑造方鸿渐这一主要人物形象外，还成功地塑造了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满口仁义道德，但却满腹男盗女娼的封建半旧遗老李梅亭；虚伪庸俗的，以在情场上施展手段而得意的大家闺秀苏文纨；俗不可耐的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外形木讷，内心龌龊卑琐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却老奸巨滑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溜须拍马、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顾尔谦等。这些活跃在新“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物，真实地再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病态。从艺术成就来看，高超的讽刺幽默手法、大量的、层出不穷的精妙新奇的比喻，以及丰富深广的知识容量，构成了《围城》独特的艺术风格。首先，为了达到讽刺幽默的效果，作者对主人公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事物无不进行戏说调侃、另类的诠释和无情地批判。戏说调侃的行文风格，使读者感到轻松诙谐和耳目一新。如作者对文凭的戏说“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遮盖起来。”关于结婚和离婚，作者安排“哲学家”褚慎明说住这样的一段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关于图书馆，作者调侃道：“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试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 其次，为了达到幽默诙谐的效果，作者在情节的安排上往往故意和读者玩“捉迷藏”。情节明明看似朝这个方向发展，但结果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使人感到出其不意的荒唐和可笑。例如高中时方鸿渐为了解除封建婚约，给父亲写了一封悲秋的信，被父亲回信点到要害处，并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最后这门看似无可救药的封建包办婚姻，却因未婚妻的病逝而使他得以解脱；例如方鸿渐被应邀去演讲，提前准备了的讲稿却因衣服穿错而无法派上用场，于是演讲就变成了完全的真情率真表白和一场闹剧；再如为了争夺苏文纨，赵辛楣苦心安排在宴席上让方鸿渐出丑的计划，在差不多要完全成功时，最后却被无情地证实了赵辛楣在情场上的彻底失败；还有，李梅亭托妓女王美玉买车票的事，眼看要成功了，却因侯营长的无赖态度而泡汤。第三，大量生动精妙的比喻的运用，也为小说的讽刺幽默效果增色不少。例如苏文纨刚出场时，作者对她复杂的心情的描写：“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如写李梅亭的肖像：“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睛，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多么令人恶心。还有如“鸿渐饿得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共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是多么的形象。再如写苏文纨和曹元朗的婚礼场面和二人的窘态：“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象洋蜡烛化成一滩油。苏小姐也紧张难看…新郎新娘脸哭不出笑不出的表情，全不像在干喜事，倒像——不，不像上断头台，是了，是了，像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积犯相惩的表情。”简直惟妙惟肖，其诙谐幽默的效果，真的令人忍俊不禁了！最后，丰富深广的知识容量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也是《围城》的一大特色。由于作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因此书中内容涉及到诸如文学、历史、哲学、生物学等许多学科门类，也谈到古典诗词、新诗、书画、中外典故以及许许多多的三教九流的东西。深而广的知识容量，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兴味，而且加强了讽刺的效果，开掘了作品题材的意义，使这部小说有着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

摘要：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婚姻中必定少不了我们的女性人物，《围城》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很丰富，每一位夫人小姐身上都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味道，却又每一种都不一样，归来女博士苏文执，表妹唐小姐，最后成为方太太的孙嘉柔，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每一个女性人物都带有独特的特点。关键词：《围城》；女性；婚姻对围城最深的印象当是那句：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本以为这样的一句话想必会是男主人公方鸿渐受尽爱情与婚姻的折磨后所生发出的感想，其实不然，这句话是一次饭局上苏小姐说的，乍一听，颇有对生活无奈之意味。今天我想从苏小姐开始来谈谈《围城》这部书中的几位女性角色。归来女博士苏小姐，一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女博士，雀跃纸上的是一个思想解放，富有才情的女性形象。本以为思想先进且清高孤傲的她在归国船上看到方鸿渐与鲍小姐的调情心中必然看不上如此“轻浮”的昔日同学，却不想在方鸿渐与鲍小姐分道扬镳之后竟然打扮得娆娆婷婷地在方鸿渐地在后边主动搭讪。起初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归来女博士需要如此去吸引一个自己以前所不屑地男人么？当代入当时的情剧去看，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本来清高的苏文执接受着新思想的碰撞，觉得身边的追求者不符合她心中对另一半的期望，她一心求学，以为能遇见更好的，却不想自己的年岁逐渐增长，尤其畏着女博士的头号身边的追求者很少。最钟情于她的便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爱慕者赵辛楣，心中对此人并不喜欢，却也不拒绝，由着他与方鸿渐来争夺自己的爱。看到这，不由觉得苏小姐的悲哀。明明自富才情，却落得需要用这样的爱情方式来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膨胀。在当初的那个时代，她已经是一个大龄剩女了，她渴望着婚姻，亦或是心灵的空虚，但是又别扭地用一种令人喜欢不起来的方法去维护自己最后的骄傲与自尊。知道方鸿渐喜欢的是唐小姐，却用心机去攻击他们还未成熟的爱情；在寻爱失败后马上同意了曹元朗的求婚。这其实是必然的，虽然苏小姐接受了新思想的碰撞，却并没有完全做到不理会世俗。为什么没有选择赵辛楣，因为在苏小姐眼里他根本就是一个毫无文化的俗人，相比之下，能写几篇半洋半土的诗的曹元朗更符合她的要求一点吧。她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少女，她急需要婚姻。这是那时候女性需要的，她们需要用婚姻来判定自己是否是一个成功的人。即便极富才情，没有婚姻这道屏障，做什么都逃离不了作为女人的失败这一事实，所以这样的选择是必然的。少女唐小姐方鸿渐第一次见着这位少女时代的唐小姐，便已经爱上了。每每跟苏小姐的聚会都会时不时地询问这位小姐，这让工于心计的苏小姐已然发现了不对，她暗暗阻止二人的见面。而这位表妹也不是让人省心的，表姐不让她接近，她偏要。记得苏小姐对方鸿渐说她这位表妹人虽小，本领大得很，她抓一把的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而她说自己是不见世面的乡下女孩子。本想着这应该是苏小姐为了隔离二人所讲重的话，可是当唐小姐与方鸿渐第一次单独吃饭回到家里，母亲说的一句：我们的交际花回来了可知苏小姐的话并非瞎诌之言。但是在最后方唐二人最后的不欢而散体现出来的唐小姐大抵是爱方鸿渐的吧，如果不是，那跟她的表姐苏小姐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小姐，一个并没有流过学，家境也没有表姐苏小姐那般优渥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她得到处处比自己优秀的表姐所追求之人的爱慕，让这个在花季的少女肯定是有膨胀的。所以说她对方鸿渐无情也太过绝对，毕竟文中的方鸿渐还是很有女人缘的。但是说爱，更多的是虚荣吧。最后没有跟方鸿渐走到婚姻的这座围城里也是幸运的。方太太孙嘉柔孙嘉柔，一位渴望得到自由与婚姻的女性。这应该是当时社会上最多的女性吧：并不太受父母的关爱，没有很好的文凭，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都需要自己去争取，也是这样的女孩子让那时候的男子更加会怀有一种愧疚的心，也最易进入爱情婚姻这座围城。方鸿渐初见孙嘉柔并未有过深的交情，却也因为人家是女孩子，也是好友赵辛楣所要照顾的人，多多少少会照顾一点。在三闾大学任教的方鸿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舒心，相反过的一点也不好。仕途不顺，人际交往不好，唯一的好友赵辛楣也离开，最后因为一份“匿名信”跟孙嘉柔结为夫妻。但从这里看，孙嘉柔算是成功的，成功的成为方太太。可婚后的日子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毕竟起初牵连着两人的并不是爱情。赵辛楣让方鸿渐小心孙嘉柔，因为她深心。这样的女子在民国并不少见，因为人人都渴望获得美满的婚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条件。孙嘉柔并不受父母挂念，父母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儿子。于孙嘉柔，嫁得好可能会多几分兴趣，反正在她成年之后不需要管她了。所以她必须为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围城所表达的不单单是婚姻，还有生活。被困住的不仅是心，还有灵魂。《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很多，我单单只取了其中的三人浅浅谈论一番，细细品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其中的女性都很有意思，比如颇有架子的沈太太，爱管未进门女婿的周太太，风情的鲍小姐……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活灵活现，这也体现了作者钱钟书先生的深厚的文学功底。参考文献：钱钟书《围城》1991-02-01人民文学出版社

围城论文女性形象参考文献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黄维梁.《与钱钟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第172期.

[2]朱志宏.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3]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神话中的女性形象毕业论文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古斯塔夫·施瓦布. 《希腊神话与传说》长江文艺出版社译得不错

形象比较呀，可以从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性格特点等方面考虑。

女性形象研究的论文

林黛玉生性孤傲，天真纯洁，和宝玉一样，憎恨繁文缛节，从不逼宝玉做不愿意做的事。她蔑视功名权贵，当贾宝玉把北静王所赠的雍正所赐的名贵念珠一串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她和宝玉有著共同理想和志趣，真心相爱，林黛玉泪尽而逝。林黛玉首先是个内慧外秀的女性，“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这首词中尽现了黛玉迷离、梦幻、病态、柔弱、动静交融的美丽和气质，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形容词来综合形容这样脱俗的美和媚，或者“秉绝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也或者“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见几回！” 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在《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的性格，都存在着A、B两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圆滑世故”；但骨子里，她却实在是一个耿介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在小说里，每至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给家长们留下诸如“忌讳”、“离格”、“不祥”之类负面印象的，几乎总是宝钗；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处世，更善于解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但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对各种世俗利益、名位的关注和向往，却又远远强过于宝钗。史湘云别有一种风流妩媚，如娇花临水般独立在十二钗中间，给人一种林下风致与清秀之气。她的思想与感情似乎都缺了点深刻老道，然而正是这种稚嫩纯真使她显得空灵透脱、胸无纤尘，赢得了书中人物与读者的普遍好感。她的出场总是给人们带来欢乐，而她的命运却与十二钗中其他人物一样的悲惨。曹雪芹是抱着一腔同情与赞赏的态度来写她的，又将这同情与赞赏留给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一形象所包含的思想意义，显然比不上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甚至也比不上王熙凤那样丰富与深刻，而她的性格所显示的魅力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自己的观点捏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贾宝玉也提了下为了分析林MM贾宝玉：是个比较典型的公子哥爱沾花惹草爱和女孩子在一起玩但却是个实诚的人对女孩子的理解和那个时代的男人有很大的不同和女孩子在一起的理由亦不同他去理解女孩子的处境为她们担忧为她们伤神他爱轻灵纯洁的东西厌恶流俗的世界不求上进不愿意考取功名只愿意和自己愿意在一起的人活在一个避世的世界里在那样的社会里他就是个异类痴傻癫狂的怪胎但真正懂他的人会格外的珍惜他哪与众不同的怪异人是好滴但我一样不DJ他太过脂粉气太过敏感的心灵偏于女性化儒弱的性格导致他没有男孩子的担当和责任心反而害了身边他想保护的女孩子。。。不过以他的环境和社会地位能这样就不错哩 2 林黛玉：和贾宝玉是一类人性格不同但本质和世界观超级神似对于她的美丽善良才气纯真高傲飘逸的叙述是个中国人都是晓得滴我就不再重复只谈谈我个人对她的理解她虽有颗赤子一般的纯净的心灵但是这颗心灵关注的东西过于狭隘导致她的心灵虽然纯净但是却是残缺的病态的她和宝玉最大的区别就是她更关注自我自己的感情世界别的东西可以说都是灰尘只有能联系到自己的东西才有思考的意义和价值晴雯的死她相到自己宴会散了她想到自己的聚散花残了落了也相到了自己所以要葬花更别说才她哪寄托生命的爱情了。。。这种人出现在小说中就是仙子引起人的感慨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审美是有精神洁癖的林黛玉的出现最大程度上的迎合了中国最经典的病态审美所以她是不朽的 3 薛宝钗：红楼梦里我最最喜欢人物就是薛宝钗我个人认为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征服环境适应环境让环境对你树起大拇指而不是目下无尘的鄙视你的生存环境再被它打败毁灭或者是永久的逃避它 MAYBE 林黛玉是仙子宝玉是护花使者他俩的所做所为就是生下来鄙视自己的环境不能同流合污也不能改变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但是宝钗就是俗人大俗之人所以她留到了最后无论世界怎样暴风雨式的改变她都能清醒明理的知道该怎么做宝钗的性格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太理性太圆滑所以她不擅长改变有些过于保守但我不认为宝钗是封建卫道士她的很多想法都是源于自己对自己对他人的保护我认为这是一种天性是儒家所讲的仁自然而然的帮助身边的人所有的做法都合乎礼教和修养浑然天成的端庄和母性气质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与魄力黛玉是隐士宝钗是高士黛玉忠于自我而宝钗更愿意关注大局的平衡黛玉更有一种神秘的魅力而宝钗更接近俗世道德中的完美但如果只是这样宝钗的性格和形象就不够丰富和有争议薛宝钗其实是个自我性很强的人甚至超过林黛玉因为虽然她人一直混迹于俗世中得到俗世的一致好评一致称道心性境界却与俗世相差甚远那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一语惊醒我好一个深藏不露的姑娘你明白她想的是什么么你明白她追求什么么她很有想法她不说若无青梯难入云霄

毕业论文十八春的女性形象

比《红楼梦》里的人物惨多了。

一九四三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张爱铃以一曲《倾城之恋》横空出世，奏响了上海文坛的新乐章。自此之后，张爱铃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内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轰动一时的佳作，后结集为《传奇》。作为一个迅速登上颠峰的女作家，头顶上的光环往往造成人们视觉上的盲点，再加上张氏的创造起点高，容易给人来一种“来势凶猛，后劲不足”终归“昙花一现”的感觉。张氏的长篇小说《十八春》便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这部小说发表于张氏作为上海明星光环渐退之际，虽论其成就影响单《传奇》中的一部金锁记他便无法企及，但作为张氏的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十八春》却走出了《传奇》中死的荒凉的小说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乱世才女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其创作方向的合乎逻辑的延伸。为了全面解读张爱玲的创作，准确的给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定位，我们只有穿越历史禁锢我们的枷锁与张氏思想近距离的接触中才能全面而公正的回答。一从远离政治到政治入侵一九四三年九月，正是上海的沦陷期，也是是软性消遣之作泛滥成灾，纯文学创作几乎的情况下，张氏以一个纯文学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和近代中国文坛做了一个漂亮的填空。张氏艺术主张是“着重体现人生安稳的一面，而不取其争斗的一面”她自己也曾讲到“不涉足于政治”。在张氏的早期作品里体现了一个忧世主义者诉说着人生的悲凉，有着独特的文化体味意识，遂于政治相隔甚远。但其不谈政治的主张毕竟只是世外桃源般的想法。（《十八春》在一九五零年《亦报》上连载，）当时新中国迫切的需要文化为政治服务。尽管张氏坚守个体自由，但作家的生存意识使她不得不走出“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个人参与方式来面对这场社会变革。《十八春》的结尾的张慕锦的一段话很能体现作者无奈的心迹“政治决定这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却偏偏要找上你----我结果弄的家破人亡！”尽管张氏极力压抑骨子里面的对政治的冷漠与茫然，违心给文中人物安上自己也不能确定的“光明的前景”的小说结局。不仅叔惠，包括曼桢，世钧甚至翠枝都到东北工作去了，这似乎是个光明的结尾，但勉强入围的政治因素和人物的协调发展无可挽回的削弱了整部作品的完整性和沧桑的主题，一直到后来，作者改了后半部，将《十八春》改为半生缘，依然成就她那份永恒的苍凉。

这里面都是大家的跟帖的一些感受，个人认为写得很好·~最重要的都是原创！抄论文的话，被老师看过的概率比较低~~~你比几个你觉得OK的，组合一下就行了！！！记得你说过的：“采纳有追加”！！守信啊！！！我读《金锁记》的一些感受《金锁记》是一部描写主人公被物欲和情欲逼成心理变态的经典中篇小说，惊心动魄地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奴役。女主人公曹七巧本是开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她的哥嫂因贪财把她嫁到姜公馆的生着痨病的二少爷，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悲剧。七巧是可怜的，她是金钱婚姻、封建等级观念、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可悲的是她却同样用金钱锁住她的女儿和儿子。七巧嫁到在当时有钱有势的姜家，当然没有人瞧得起她。要不是因为二少爷是残废，七巧是绝不可能嫁到姜做少奶奶，就是姨太太也是没可能的。她为钱而舍情，身心煎熬而至变态。等到她分了家有了金钱支配权时，她把钱作为报复不公平命运的利器，唬跑了情人，毒杀了媳妇，离间了女儿的爱，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她在痛苦中也挣扎过，她也有爱，她的的确确爱过她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也渴望得到他的爱，哪怕只是部分的，可他们的身份却不允许！在曹家那样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是绝不允许乱伦的。季泽虽在外面粘花惹草逛窑子，却不要七巧。因为他怕，怕传出乱伦的笑话。七巧只能是无奈，不住得压抑自己的情感。等到季泽去找她时，她早已被金钱逼得变态不会去爱了。她只要守住她的钱！在她眼里唯有金钱才是可靠的，她不再相信任何男人除了她的儿子！当然她的灵魂已经扭曲了，精神已经麻木了。后来的她极其尖酸刻薄让人厌恶，她在报复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给她身边的人无限的痛苦。也许她并没想过要报复自己的儿女，但却成了牺牲品，他们一生的幸福就断送在她手上，她是他们一切悲剧的根源！尤其是她的女儿长安，一段美好的婚姻就被她活活拆散了，我们同情长安，但我更同情七巧！她所受的痛苦绝不比长安少啊。小说结尾写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揭露七巧的故事不仅仅是她的故事，像她那样被金钱、伦理道德、封建等级观念迫害的人大有人在，她的悲剧也许还会在无数人身上重演。《金锁记》并不是作者凭空想出来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都原型。据说“姜公馆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李公馆为原型的。七巧脱胎于李国杰天生软骨的三弟媳妇。七巧的儿女长白长安有张爱玲表哥李玉良、康姐姐的影子。有人说张爱玲把李家不为人知的丑陋一面写进了历史，世世代代还要接受批评。可见小说来源于现实，揭示的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发贴时间：2006-11-5 13:59:36 作者：严思我读《金锁记》的一些感受《金锁记》是一部描写主人公被物欲和情欲逼成心理变态的经典中篇小说，惊心动魄地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奴役。女主人公曹七巧本是开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她的哥嫂因贪财把她嫁到姜公馆的生着痨病的二少爷，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悲剧。七巧是可怜的，她是金钱婚姻、封建等级观念、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可悲的是她却同样用金钱锁住她的女儿和儿子。七巧嫁到在当时有钱有势的姜家，当然没有人瞧得起她。要不是因为二少爷是残废，七巧是绝不可能嫁到姜做少奶奶，就是姨太太也是没可能的。她为钱而舍情，身心煎熬而至变态。等到她分了家有了金钱支配权时，她把钱作为报复不公平命运的利器，唬跑了情人，毒杀了媳妇，离间了女儿的爱，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她在痛苦中也挣扎过，她也有爱，她的的确确爱过她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也渴望得到他的爱，哪怕只是部分的，可他们的身份却不允许！在曹家那样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是绝不允许乱伦的。季泽虽在外面粘花惹草逛窑子，却不要七巧。因为他怕，怕传出乱伦的笑话。七巧只能是无奈，不住得压抑自己的情感。等到季泽去找她时，她早已被金钱逼得变态不会去爱了。她只要守住她的钱！在她眼里唯有金钱才是可靠的，她不再相信任何男人除了她的儿子！当然她的灵魂已经扭曲了，精神已经麻木了。后来的她极其尖酸刻薄让人厌恶，她在报复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给她身边的人无限的痛苦。也许她并没想过要报复自己的儿女，但却成了牺牲品，他们一生的幸福就断送在她手上，她是他们一切悲剧的根源！尤其是她的女儿长安，一段美好的婚姻就被她活活拆散了，我们同情长安，但我更同情七巧！她所受的痛苦绝不比长安少啊。小说结尾写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揭露七巧的故事不仅仅是她的故事，像她那样被金钱、伦理道德、封建等级观念迫害的人大有人在，她的悲剧也许还会在无数人身上重演。《金锁记》并不是作者凭空想出来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都原型。据说“姜公馆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李公馆为原型的。七巧脱胎于李国杰天生软骨的三弟媳妇。七巧的儿女长白长安有张爱玲表哥李玉良、康姐姐的影子。有人说张爱玲把李家不为人知的丑陋一面写进了历史，世世代代还要接受批评。可见小说来源于现实，揭示的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发贴时间：2006-11-5 14:02:38 作者：严思解释一下不好意思范老师，前面一篇黄晓丹的帖子是我写的，我发错了所以又重新用我自己的名字发了一遍，请谅解发贴时间：2006-11-5 14:06:24 曹七巧怎么能够进入姜家的门，在书中始终是个谜，而这个谜却改变了曹七巧的一生。根据小道消息（二房的丫鬟小双说溜了嘴）是媒人介绍来的，但是媒人偏偏就介绍曹七巧呢，她只是一个开麻油店的下贱姑娘，根据姜家的社会地位，媒人根本想都不可能想曹七巧这个人，而是介绍一些家境比她要好一点的姑娘才对，因此我认为曹七巧说是她哥哥把她卖了是可信的，曹大年可能就是为了攀亲，贪图姜家的钱财，而如此做了。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姜家为什么就要了曹七巧呢，我认为他们看重了曹七巧长有一定的姿色（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曹季泽是过惯风流之人，他看得上眼的女人，看定有一定的美貌。其实曹七巧也是一位受害者。她的梦想是非常单纯的，她跟每一位少女一样，只想要一个真心待她的男人。可是她哥哥出卖了她，她的丈夫拖累了她，她自己喜欢的男人（姜季泽）不了解她，正如舒婷所说那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更重要的是，她在姜家根本得不到尊重，他们都不要与她交往。她在姜老太太和其他两房面前讨好，仅仅只想于他们打好关系，提高点自己的地位，可是事情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她受到了全府里人鄙视与冷漠。可以说她采取的方式错了，但便不可以说她这个人错了。其实她天性并不是为钱才来姜家的，她的美丽的青春却被别人断送了耗费在了似水的岁月里了，她只想用一些东西补偿自己，让自己有活下去的希望，所以她特别看重家里人能来看她，虽然她也知道她的一生毁灭是与这些人有关的，所以她看重了钱，也确实她最应该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她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乖戾和守旧，这与中国传统思想对地层人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牢固的（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也在其中，但是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毕竟要强些，而且都懂得趋炎附势；奴仆们是只要这些不威胁到自己，也乐意接受它们的）有关，也与她的经历有关，因此她把旧东西保留了下来。可是毕竟它们是旧的，它们可以通过人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新思想，新观念正在向人们走来，成为了一种新思潮。在社会发展着，向上的积极的事物在不断地出现，这些新事物是容不得旧的腐朽的东西继续存在的，因此新的与旧的必须来个彻底的了断（芝寿死了，娟姑娘也死了，童世舫离开了长安）。曹七巧是旧时代的受害者，继承者，执行者，她的灾难是深重的。她犹如一朵凄美的玫瑰，虽然失色，伤害人，但教会了后来者起来反抗。发贴时间：2006-11-13 19:41:26 作者：叶珍珍曹七巧—— 一个身陷生命泥淖的女人汉本051 叶珍珍 05013080 看完张爱玲的《金锁记》，想起张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而张爱玲正是站在悲凉的基石上以其苍凉的笔调，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丑陋。就连“月亮”这个美好的意象在小说里都浸染了一丝诡异和阴气。这部篇幅并不长的小说却涵盖了曹七巧的一生，从一个和同龄少女一样有着青春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一个恶毒、心理扭曲的老太太，这个过程短暂而又漫长，苦涩而艰辛。月亮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月亮，而人却早已面目全非。相信七巧曾经也拥有过美丽的青春年华，在那些流光溢彩的日子里做着五彩斑斓的梦。曾经也不乏追求者，诸如朝禄、丁玉根、张少泉等人。而当她戴上黄金的枷锁之后，生命的光泽开始黯淡，属于生命的正面的能量渐渐消散。她用了一生作为代价，守住了金钱却失去了作为人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每天对着丈夫那无生命的肉体，她承受着外人无法理解的苦楚。以至于她的嫂嫂的那句“姑娘受委屈也不止这一件”恍若打进她的心坎里去，使她嚎啕。不管是她嫂嫂的这句话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都给了她短暂的温存。在那个外表华丽的大家庭里又有几许温情存在？这份哀伤和苦楚只有她独自去尝。七巧的人生境遇是无比惨淡的，且不说妯娌，就是丫鬟都是瞧不起她的。嫁进姜家的日子里，她的青春的律动受到了抑制，而爱情对于她更是遥不可及的。生命对于她已转向虚无，她也清醒地意识到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她并不愚钝，有着疯子的审慎与机智，一切的一切把她逼至不堪的境地，以致身陷生命的泥淖，愈陷愈深，终至沉沦。她的命运依稀与《雷雨》中的蘩漪有些许交集，而不同的是她是个连情欲都无法担当的人，后者却是个敢爱敢恨的人。七巧是可悲的，硬是在金钱的枷锁中结束了那一点温柔的记忆。当她揭穿姜季泽情感谎言的那一刻，她身上仅存的一点点对人性美好的憧憬也随之流走。她对她的人生彻底绝望而又找不到宣泄的出口，自此一个彻底的疯子诞生。当她以其变态的方式去折磨自己的骨肉，以其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刺着骨肉至亲时，让人质疑母爱这一人类最高尚最伟大的情感。文中长安两次重大的牺牲，两次委曲求全，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读后甚是心酸。七巧毁掉自己人生的同时也毁掉了长白，长安的幸福。曹七巧，一个身陷生命泥淖的女人，她本身是个悲剧，却制造着更大的悲剧！被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是一代才女张爱玲的颠峰之作。文中着重描写了曹七巧这个悲剧人物。由社会底层嫁入富贵之家，该是高兴的吧，从此便可脱离物质的贫穷，但是丈夫的残废，又使她陷入了更悲惨的境地，想爱却不能爱，精神的贫乏远远胜于物质的贫穷。长期的压抑生活，直接导致了她后来人格的畸形与变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读完通篇，我想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文中对细节的生动刻画。比如在小说最后，七巧把手腕上的镯子往手臂上推，年轻时丝毫推不上一分的镯子在年老之时居然能一直推上腋窝，这金镯子就好比一把黄金枷锁，套住了一个女子三十年的寂寞与无奈。只此一句话，曹七巧一生的悲惨命运，纤毫毕现！汉本053 郑欣怡 05013091 快乐与悲痛快乐与悲痛只是一念之差，就跟富有与平穷一样，你富有不代表你快乐，你平穷也不见得你痛楚。七巧就在这一念之间走错了。虽然她大半辈子都戴着黄金的枷，生活在自己的虚荣心下，但也是个值得怜悯的人。哥哥的贪慕虚荣把他单纯的妹妹——七巧送进了渐渐衰败的姜家，而且还是个瘫痪的。就这样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她也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金钱下的奴隶，变得让人厌，也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拿来消遣的话题。眨眼间，七巧成了姜家的二奶奶，虽然如此，但由于娘家的关系，经常给人在背后议论，七巧明着不说，但她都清楚；嫁了不想嫁的，想爱的又得不到，常在人前笑，人后哭，真是悲哀啊，渐渐得也变得事故起来。最初为金钱而锁住爱欲，结果却锁住了自己。难道她天生就爱财吗，难道她没想过简单而幸福的生活吗？不见得，从最后对她的描写就可看出，“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七巧和他们其中一个结婚了，虽然穿得是布衣麻鞋，吃得是粗茶淡饭，但他们会过得很幸福，恐怕已经儿孙绕膝，享天伦之福了······只是她明白的太晚了，即使她也是身不由己。另外，她爱姜季泽，却得不到，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楚，而当季泽来找她的表白的时候，她为了维护自己的钱财把他赶走了，不管姜季泽是否真心。虽然在听他表白的一刹那是欣喜的，而当他走后，她便在帘后默默掉泪。人生即如此，很多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快乐与悲痛在于大家是怎么看的。汉本053 许琴燕 05013119 一把锁锁住一个女人汉本051周莹05013077 初识张爱玲是她的《十八春》，我并不怎么喜欢。直到读了她的金锁记，我开始喜欢她的文字，她用如此细腻的笔触描摹了当时的都市女性的喜怒爱乐。在我看来曹七巧是她笔下人物形象塑造较为成功的一个，这欲爱不能的可悲女人在金钱的枷锁中痛苦挣扎，爱的人不敢爱她，其余的人都轻视她，在姜府这个大家族里似乎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她开始用刻薄的言辞来武装自己，包裹自己，关起了情欲的门，也关起了她爱人的心，没有了爱，她变得对谁都尖酸吝啬，吝啬地对待儿女，哪怕是一点点的母爱她都未曾给予，幸福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名词，她得不到的幸福也不能让自己的儿女得到，她要他们和她一样没有欢乐没有微笑，她一步一步地带领她的至亲走入她的幽暗世界，并用锁锁住了他们----长白的麻木和长安的妥协证明这点，他们恍如是七巧的玩偶，长白媳妇的隐私是她消遣的谈资，长安婚姻失败的沉郁是她的最大安慰。这样，她的心灵才有了平衡的支点，把自己的不幸同样附加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这是她所选择的。在她的世界里只剩下金钱，这是她唯一能抓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她用金钱来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金钱锁紧了她的价值观。天下难见得这样的父母，不是期许儿女幸福，而是期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包括自己的亲生骨肉）得到，可见她的精神世界和正常的价值观已经崩溃得一塌糊涂，这种畸形的变态的心理让人不寒而栗，不知道该是同情呢还是批判？她还是个人吗？那个曾经敢公然挑逗自己所爱的姜季泽的曹七巧，在经历种种事故后，她变得太多太多了，这是一种长期的积怨透过另类的方式发泄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变态畸形，没有人能把她从自我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因而她也无法得到灵魂的救赎。在对季泽的感情上，是那么的苦楚和辛酸，当那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下落时，那种时间的流动仿佛持续了更为久远的深沉，那是一颗被刮得伤痕累累的人心啊，它在滴血一滴两滴化作漫长的光阴流逝在她的记忆里。在这种无奈的压抑中她痛哭流涕，眼泪冰得如珍珠一般，她远望着他的背影似又不是，她不再追逐，因为难辩真假，她累了……七巧的内心活动和神态变化很好得揭示给读者，这使我猛然觉得七巧是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的形象不再停留在畸形变态中，她是一个女子，一个陷入爱但又不敢爱的女子。当看到自己的身子已萎缩得如同柴棒般，她忆起了自己曾经的风华正茂，伤感的情绪总能牵动起读者的同情怜悯之心，那些曾经逝去的年岁，那些年少时的爱恋与这迟暮的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眼角的一滴眼泪挂在腮边，在睡梦中她是否也忆起他的初恋？在张爱玲笔下总会有这样的擦肩而过，女主角也从此走向歧路，那种被生活被世俗被命运捉弄的无可奈何总让人嗟叹，通篇看下来，只觉的心中有些微微的不畅，又好似有一个郁结，情绪还是未能平复下来，那种杂乱的心情一时不知从何落笔。写出来后倒有一种淋漓酣畅之感。发贴时间：2006-11-17 19:24:20 作者：娄月金锁锁住了什么汉本053班娄月 05013108 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开始并不懂张爱玲为什么取其名，后来才理解作者的用意，金锁到底锁住了什么，是一个女人的青春，自尊，一生的幸福，也许还有理想。七巧可怜的命运完全掌控在别人的手里，她能做什么，她的力量是那么渺小。。。。。。读了全文，文中呈现的是尖酸刻薄的七巧形象，后来乃至发展为变态的心灵扭曲的形象。我认为和他命中出现的男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她是男人权利与欲望的牺牲品，七巧的命运中主要出现了三个男人，那个她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姜季泽，还有让她葬送了一生青春的姜家二少爷，她的丈夫，还有就是她的儿子。文中着墨不多的七巧的大哥是直接把她推进痛苦深渊的制造者。他为了金钱把七巧嫁给有骨痨病的姜家二少爷。可怜的七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从而，折射出在封建社会下，女性的地位是多么的微弱。可能也是作者的意图。文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曹大年来上海看七巧时，她面对，姜家老太太的不理睬，一段骂词，颇为经典，“皇帝还有草鞋亲哪”，有人会说七巧不自量力，其实是她自尊的表现。她也渴望被人尊重，渴望亲情，渴望爱情。虽然她怨她的哥哥，但是她还是会送东西给他们，因为这份亲情。所以她又是性情中人。七巧嫂嫂的那句“姑娘受的委屈也不只这一件”的话却深深的打进她的心坎里去。七巧的委屈没有人知道，只有她自己默默的承受，在那个家族中，她又是那样的被轻视，她的苦无处倾诉，导致了她说三道四，无事生非，排遣内心的苦处。对于姜季泽，“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七巧也有爱情，可是，那个社会不允许她爱，她的地位不能让她和其他人一样获得爱情。每个女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七巧不能，姜季泽这个花花子弟根本不会对她付出真情的，她只是他利用的工具，“她记起了想她的钱的一个男人”是多么的可悲。所以更加导致了她人格的恶化，心灵的扭曲。七巧的儿子他的儿子长白跟季泽学会了堕落，使她又一次感到了恐慌。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处处亲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泡，陪她通宵聊天，要长白讲小夫妻的性生活以取乐。曹七巧不能让这最后一个男人从她身边溜走，也不能让任何别的女人快乐。媳妇终被残酷的精神折磨致死，姨太太做了"替身"。不到半年，也吞鸦片烟自杀了。这是多么令人心悸的母亲啊！我想在七巧的后半生中，欲望的驱使是她的人格更加丑陋，年轻时的她的命是掌控在别人身上，现在她自由了，她要把她得不到的东西都夺回来。这个唯一任他摆布的男人，她要极力的控制。以至于后来她的欲望越来越大，连她的女儿的幸福也不能放过。金锁就是一把无形的枷锁住了她的灵魂，使她困在狭隘，变态，丑陋的牢笼里。汉本053 沈清第一次听到“金锁记”这三个字的时候，感觉应该会是一个蛮浪漫的故事：作者会用一把金锁来贯穿全文，这把金锁会是一件传家之宝，主人公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她因这把金锁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但是看完张爱玲的《金锁记》后，顿时让我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感觉。曹家用金子把曹七巧的爱情、自由、灵魂通通压住。她与三爷相爱但不能在一起，她的丈夫疾病缠身也许某一天就弃她而去了，她娘家的人还时常来向她要好处，她也因为娘家没钱没地位而被曹家上上下下都看不起，她用吸毒来麻痹自己，也常常说一些讽刺性的话来让自己过得不那么低微。然而七巧的命运也并没有因她的丈夫、婆婆相继死去而改变（因为她有了自由），她生了一女一男，这本应是件好事（古代有种说法：生一女一子拼一“好”字，家庭必定幸福美满），但她的女儿长安24岁生了痢疾并吸上了毒品，因此而失去了爱情；她的儿子长白却成天花天酒地，这种命运，死对于七巧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但是在我看来，七巧的悲剧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不应该就因为这样而自暴自弃，毕竟人生很漫长，应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才对。曹家只是用金子把七巧压住，而七巧却用一把锁把自己紧紧地拴在了曹家。现代小说家深雪的《第8号当铺》中提到，在八号当铺里，可以实现你的所有欲望，只要你肯典当金银珠宝、地契、楼契，哪怕是你的四肢、内脏，还是运气、智力、理智、快乐、幸福、爱情，甚至价值昂贵的灵魂……七巧已经没有了最珍贵的灵魂，她还要其它东西来做什么，曹七巧，我不同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