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论文参考文献

一句则成何来繁琐之言！建安文学以三曹为佳，曹操以旷捍的文风见长，而曹丕清新深究曹植相对而言前半生以委婉清秀，后半生多有愤懑之义愤建安文学的主要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不依经傍典而直达所怀。抒写情志畅所欲言，力求充分表现自我，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逻辑与艺术表达力量。文风清峻气盛词壮。其次，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乐观精神，也有产生命运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但总的来看，建安文人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济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从而形成了建文人慷慨悲壮的文学风格

建安风骨——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建安为汉献帝年号（196-220），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 建安风骨 ”（也叫 “ 汗魏风骨 ”）这一时代风格。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众多作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盛唐气象——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史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说盛唐诗雄壮浑厚，是就其总体风貌特征和主要倾向而言。大致说来，盛唐诗绝大多数是浑厚的，但有一部分诗篇特别是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篇，风格冲淡闲逸，虽也自然浑成，但并不雄壮。这类诗篇在盛唐诗中毕竟只占少数。盛唐气象是一种宏观性的概括。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盛唐诗人的豪情壮志。诗人们面对当时国势强大、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大抵胸襟开阔，意气昂扬，希冀建功立业。他们喜欢描写祖国壮丽的山河，边陲奇伟的风光、紧张的战斗和自己的豪情壮志。他们追求“鲸鱼碧海”（杜甫《戏为六绝句》语）的壮阔诗境。这就形成了盛唐诗的雄壮风貌。二是对前代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盛唐诗人竭力扫除南朝至初唐的浮靡诗风，重视向汉魏古诗、乐府诗学习，注意发扬汉末建安时代明朗刚健的优良诗风。从诗歌本身的继承关系说，盛唐诗的雄浑特征，得力于此。一部分盛唐诗，较充分地反映了唐帝国强盛期的时代面貌，但盛唐气象和盛唐时代面貌不是一回事。文学史上的盛唐，指唐玄宗、肃宗两朝，约五十年。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国势开始衰落，中经安史之乱，更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但以杜甫为代表的盛唐后期诗，仍然富有雄浑的特征。举例来说，杜甫的《望岳》诗写于盛唐前期，固然表现了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伟抱负。他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写于安史之乱前夕，表现了唐帝国岌岌可危的形势和诗人的忧心忡忡，却仍然气象雄浑。杜甫晚年所写的《登楼》《登高》两首七律，表现唐朝受外族侵凌的衰败局面和诗人的迟暮心情，境界仍然雄壮阔大。此类的例子尚多。杜甫晚年的这类诗篇，往往被明清诗论家誉为表现盛唐气象的佳作。李白晚年在安史之乱后所写的不少诗篇，也具有雄浑风貌。盛唐后期，时代面貌大变，但李、杜等人在前期所形成的心态没有消失，所追求的明朗刚健诗风也没有消失，所以仍能写出不少雄浑的诗篇。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盛唐诗是唐诗史上的高峰，以雄壮浑厚为特征的盛唐诗气象，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少年精神——林庚先生在论文集《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中，已给了我们一些答案，至少是一些启示。《从自由诗到九言体》、《我们需要“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新诗断想：移植和土壤》等篇章凝结了林庚先生关于新诗问题的最重要的见解———“我觉得，美，真正的美，就是青春。唐诗为什么是诗歌的巅峰呢？因为她有‘少年精神’，因为她十分‘新鲜’。‘新鲜’何谓也？就是青春嘛。……所以我提倡‘少年精神’”；“少年精神是指少年人特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单纯，富有朝气，勇于开创”，“先秦和唐代都是富有少年精神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最令人向往的时代。它带给人以空间的无限性与解放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一个富有少年精神的时代，才是最有希望的时代。”他还说，“唐诗的可贵处就在于它以最新鲜的感受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启发着人们。它的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他告诉了我们中国新诗民族化的路径。布衣情怀——阮籍《咏怀》：“膏火自煎煞，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原句意为：油脂可以点火，所以自讨燃烧；一个人钱财太多，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宠禄不足以维生，布衣反而可以终养天年。学生情况：多数学生不明白或拿不准“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的确切含义。同时如果没有看过林庚的《我们需要“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这篇文章，那么学生对于这四个短语的理解也就只能止乎字面，而很难将其一以贯之地理解下来。其实这四个短语是形容林庚先生有骨气、有大胸襟、有昂扬之精神、有杜甫天下苍生之心，其四也以“布衣”为根，以少年为干，以盛唐胸襟和建安风骨为表。相互联系，道其一则需知其它三。如多数学生以“少年精神”为题，则需要突出少年昂扬的斗志和敢于冒险的鲜活精神。起手要激情，收尾要奋发。立意其实简单，语言反而要真切。如少数以“布衣情怀”为题的文章，则重在深沉、质朴，如老杜太息。起手要平实、收尾要以天下为念。至于“建安风骨”则多慷慨悲歌，起手悲壮、收尾浅白。最难则为“盛唐气象”，要大气磅礴，起手鲲鹏鲸海、收尾潇洒风霜，炼字、对仗、铺排、夸张，缺一不可。如此，放为美文，如此才能过瘾。下面试引一网络教师下水作文以为资料、比较：“少年精神，布衣情怀”!“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这是去年北大自主招生的作文题，看到这个题目时，我的心里一动：精彩！虽然是寥寥的几个字，却深深打动了我。我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名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一百多年来，这篇文章以它昂扬的激情，炽热的爱国意识感动了无数人。那样一个“东亚病夫”的时代需要这样昂扬的文章，那样一个动乱扰攘的时代需要这样的激情。现在确实是和平的时代，但是学生不同样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少年精神”吗？不同样应该有这样一种胸怀天下的抱负吗？因为我们的祖国归根结底属于“少年”；祖国能否繁荣昌盛，社会能否和平稳定，归根结底取决于少年。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没有希望的花朵怎么能撑起具有希望的民族？恍然间，我的耳边又回响起润之.激越的吟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正是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胸怀，他才能够担当起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正是少年润之满腔的激越、昂扬、自信之豪气，才有他在以后的无数岁月中能够投身革命，戎马倥偬。“少年精神”是什么？少年的精神应该是自信，是昂扬，是豪气满怀；是爱国，是正气，是民族意识。少年的精神不应该是颓废，是懒惰，是老气横秋；更不应该是狭隘，是自私，是邪气横生，是缺乏道义，是胸无怀抱！而少年的精神取决于谁？一是父母，二自然就是老师。语文老师更是特殊的群体，语文教师担当着人文教化的特殊任务，语文教师，语文教学是不是应该引导学生学生多一些“少年精神，布衣情怀”？古人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语文考试很多时候却好像只是在“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在闭门造情，闭目塞听。我们是否教学生太多关注自我的发展，而缺乏胸怀天下的意识？我们的学生是否又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越来越自私狭隘，越来越世故麻木？

一、建安风骨其内涵是：

1、政治理想高扬。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三曹”、“七子”都是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文人。因此，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2、人生短暂的哀叹。东汉末期社会动乱，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面对短促的人生，建安文人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

3、强烈的个性表现。曹操的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

4、浓郁的悲剧色彩。以曹植诗最有代表性。

二、“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诗风”的内涵是：

1. 寄托遥深。正始时期，魏国内部发生了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文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诗歌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体现出正始诗风的独特面貌。

2、词旨渊永。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也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但谈玄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则是正始年间出现的。

三、两者不同之处：

1、建安风骨体现的是争霸天下的雄心壮志和乱世黎民悲惨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现实情怀。而正始诗风则完成了由关注现实到关注生命本体的演变。

2、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正史诗风则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以使气命诗、诗心遗论与清俊、遥深为表现特征。

3、建安风骨到正始诗风的嬗变表现在建安激情的一步步退潮。曹植由立足现实到寻求精神超脱 ,是建安激情。

扩展资料：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被后人尊为典范。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建安风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正始文学

一句则成何来繁琐之言！建安文学以三曹为佳，曹操以旷捍的文风见长，而曹丕清新深究

建安风骨论文题目

曹操之客观评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曹操是谈三国的时候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在大家的眼中，十有八九都会认为他是奸雄，狡猾奸诈，谋朝篡位，而最令人发指的是他那句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其实这基本上只是曹操的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是褒刘贬曹的，夸大了刘备及其众将领的人物形象，作为反面衬托的曹操自然而然就成了奸猾之辈。民间的艺术表演又基本取材于《演义》，于是这些人物也就在老百姓的心中以《演义》的形象根深蒂固下来。在了解上述两种人物形象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下另一种史实的形象，即历史形象。刚才那句话句话是曹操在杀了吕伯奢一家之后说的。首先，杀，确实是杀了，但是是误杀，在《三国志》、《三国演义》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应该是史实。其次，但两个版本中曹操说这句话时的语气是不一样的，《演义》中描述的是理直气壮，杀了就是杀了，这是无可救药的奸；但在《三国志》中曹操是叹息着说的，木已成舟，已无法挽回，只能自我安慰，因为他是将，他需要服众，就必须为自己找个合理的理由，何况还得考虑当时的时势...同时，这里也表现出了曹操的坦诚，他是真小人，想象世界上还有多少伪君子... 上述解释并不能完全掩盖曹操奸诈的一面，我也并不想反驳这一点，他是奸雄，我同意。但从客观上来说，曹操并不仅仅是奸雄，而是一个统一的矛盾体。曹操有奸诈凶狠的一面，杀许攸，斩边让...可见一斑；但他又有真诚豁达的一面，放魏种，释陈琳...也很能说明问题。曹操有时是阎王脾气，有时又表现得儿女情长。他的临终遗嘱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一生好事坏事都干了不少，影响时势甚至历史的事业不少，却都一笔带过，尽是唠唠叨叨了一堆的家务事，分香卖履不说，还记挂着前妻丁夫人，怕无颜去见长子曹昂。苏东坡说：“奸伪一生，死见真性。”。其实是体现了曹操的大气，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不再多说，总而言之，从曹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脸，既矛盾，又统一，可以说是：既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既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既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既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概，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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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安风骨的形成毕业论文

建安风骨（也叫 “ 汉魏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以他们为代表的诗文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 建安风骨 ”这一时代风格。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希望楼主采纳~~ 想起了“建安风骨” 扯起葫芦带起瓢，这几日和弟兄们侃球，说起了男人的血性；分析起男人血性缺失的原因，又想到了今日文坛上的娘娘腔、脂粉气，于是又想到了曹操和汉末建安时代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我国文坛上极负盛望。建安文学的开创者是极有血性的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曹操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搜罗文士，造成了与汉末诗赋“极丽靡之词”迥然不同的欣欣向荣的建安文学的新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了文学上的新风气。曹操的诗极为本色，气韵沉雄。我们耳熟能详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今天读起来，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热血的脉冲。而“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伤时悯乱，苍凉激楚，唯天可表的感伤令人动容。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十分推崇曹操为文的“清峻”“通脱”，“做文章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例如，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文史学家对此评论道：“这些话非曹操不能道的”。曹操在改造汉末以华丽纤巧掩盖空虚贫乏的文风上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又因为他权倾天下，自然是一呼百应。他又爱才若渴，门下几乎集中了所有建安时期的文学翘楚， “三曹”、“七子”和蔡琰（蔡文姬）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曹丕华丽，曹植灵动，王粲激愤、蔡琰凄楚，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国计民生、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并且形成了 “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 “建安风骨”对我国文学的影响相当深远。初唐诗人陈子昂在进行诗歌革新时，高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大气磅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登幽州台歌》，开唐代诗歌豪放激荡之先河。而后，从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乘的发展，更不用说高适、岑参这些表现苍凉悲壮的边塞诗人。再后来，到了宋代，我们仍然能够在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身上看到“建安风骨”的影子。尽管锺嵘在反对晋以后的形式主义诗风时，曾经慨叹道：“建安风力尽矣”！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建安以后的各个时代里，我们或多或少总能看到“建安风骨”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包括在文学上渐入式微的明代和清代。文学走到现代，还有谁高举着“建安风骨”的旗帜？文史学家们没有论及。愚以为，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臧否，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浅陋如我者，根本不能理解先生思想的深邃。但是，先生对于“建安风骨”的情有独钟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鲁迅文风“清峻”和“通脱”的一面，愚以为是深受“建安风骨”的影响的。文学走到今天，还能看到“建安风骨”的影子吗？今日文坛，真是“到处莺歌燕舞”，“乱花渐欲迷人眼”。文学史上有过汉代专事谄媚的宫廷诗，有过南北朝骈文的浮华奢靡，有过晚唐的只知堆砌华丽辞藻的“花间词人”，也有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让人悲哀的种种文学现象，但是，都比不上今日文坛的乌烟瘴气，都比不上今日一些文人或者所谓文人的无聊和无耻！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文学应该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不错，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有史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时代。但是，这根本不能成为无病呻吟、矫揉造作、顾左右而言他的理由！根本不能成为公子派头、娘娘腔、脂粉气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肆无忌惮、厚颜无耻、唾沫星子乱飞、兴奋无比的展示生殖器、展示性交的理由！因为，大面积的****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着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前无古人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已使长江泛滥、黄河断流、沙尘暴肆虐；还有数不清的孩子只知道“放羊”、“生娃”；还有数不清的白发苍苍的母亲悲哀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不能成长为一个正直的身心健康的人。我们殷殷守望着的许多美好的东西，在我们无奈的叹息中渐去渐远了，不是吗？还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吗？还有割腕相报的友情吗？这是一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受到委屈的时代。一些文人或者所谓文人，或者逃避现实，故作高雅，东施效颦，以超然世外的陶渊明状，很有耐心地修筑自己的象牙之塔；或者破罐子破摔，什么刺激，什么不要脸就写什么，从根本上造成了文学的血性缺失。文学，总是记录着时代又反过来影响时代的。从后一个意义上来说，为文的人，你的东西总要表述一种思想，一种观点或者是一种情绪的，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施加你的影响呢？诚然，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优雅，需要抒情，我们需要“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也需要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像我们一边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一边也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样，黄钟大吕的粗犷并不排斥小夜曲的温馨。可曾记得当年的电视剧《渴望》？那里的爱情、友情、亲情为什么会激荡起亿万人心底的共鸣？刚刚播完的韩国的150多集的电视剧《看了又看》，为什么会使那么多人热泪纵横？人们需要健康的、表达心声的文学艺术啊。即令无关国计民生，有感而发，“缘事而作”也是受的。而那些没完没了的“皇帝”、“格格”，不是逃避又是什么？那些很张扬很无耻的描写性的小说，除了刺激，究竟能给人心灵上的启迪还是人生的感悟？可以说，即使《渴望》和《看了又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化意义也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对于文学真正需要的，正是“建安风骨”那种关注国计民生、革除时弊的阳刚之气。在这个意义上，有着警醒意味的苍凉的狼嗥比惹人怜爱的“京巴”的幽咽或许更有用。 “建安风骨”表现了文学的血性，他最终将在充满了虚无、荒淫的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用他坚强的臂膀，为文学撑起一篇不受委屈的天空。

“建安风骨”古今学者有多种理解和解释。教材认为，建安诗人的诗歌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多艰，另一方面真实地表现了诗人们自己拯救天下、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形成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特征。这一特征，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学风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摘要学风建设在高校学生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优良的学风建设是学生健康成长、良好发展的基础。为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不断加强学风建设力度，着眼于建立以“三位一体”为抓手的长效机制，以管理促进学风，以环境培育学风，以典型推进学风。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组织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各类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创建良好文化氛围，在优良的文化氛围中塑造学生的成才之路。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谈一谈系部的学风建设。关键词学风制度思想教育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1）09-0003-02 一、以管理促进学风（一）建立和完善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领导机制成立以系主任、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系副主任和副书记为副组长，班主任、辅导员及学生干部为成员的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具体领导系部学风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使得系部学风建设严格按照院系各项学生教育工作的要求和计划开展。每周系部都会召开一次学生工作例会，由系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主持，辅导员老师参加，讨论近阶段学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将要进行的活动和工作。系部学风建设领导机制图（二）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以统领学风建设学风建设最内在的因素是学生能够自觉、自主的学习。目前影响学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学生没有明确学习目标，学习动力不足。为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1．开设辅导员系列讲座本着“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在系部开设了辅导员系列讲座活动，辅导员分别从法制安全、就业指导、心理健康等方面对全系各个班级轮流开设讲座。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和视频短片都能使学生从多方面接受教育，帮助学生提高其自理、自律、自制能力，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 2．召开班主任工作会议每两周召开一次班主任工作会议，向班主任强调学风、安全、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并要求班主任按照系部安排的政治学习的计划开好每次班会。要求各班主任每周至少一次深入到学生宿舍中去，了解学生的思想脉搏，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存在的困惑，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切实解决学生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3．贯彻落实辅导员与学生谈话制度辅导员每周对旷课、迟到、早退及晚归、夜不归宿的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并做好谈话记录。 4．开展诚信教育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以“诚信考试”为主题的考风、考纪动员大会，利用国旗下讲话，对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同时，通过严肃考风考纪推动学风建设，近年来我系学生考试违纪的现象已经逐步减少。（三）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并不断完善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制度建设和严格管理是学风建设的侧重点。以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学生，制定详细的学习、生活条例，严格按照《大学生手册》及学院关于学生各方面的规章来做。 1．规范管理学生电脑进公寓针对学生带电脑进公寓的情况越来越多，为了规范学生宿舍内计算机的使用和管理，维护学生宿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真正发挥计算机学习的功能，结合系部实际情况，特制定了《学生宿舍计算机管理的补充规定》。学生带电脑进公寓必须执行相应的申请、审批和登记制度。辅导员利用早上和晚上的时间对公寓定期进行检查，若发现有学生逃课打游戏、宿舍卫生情况特别差、晚上熄灯后使用计算机，影响他人正常学习和休息者、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者，系部将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其在宿舍内使用计算机的资格。 2．完善先进班级评比制度在各年级、班级之间进行学风评比（包括早锻炼、课堂纪律、早晚自习纪律、政治学习和寝室卫生等有关学风建设方面），并每周公布评比结果，对学风良好的年级、班级或个人给予表扬、奖励；对违纪面较大，违纪次数多的班级或个人给予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同时作为每学期先进班级考核的主要依据之一。二、以环境培育学风（一）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1．表彰先进，树立榜样为进一步加强全系班风和学风建设，鼓励先进，系部充分利用奖学金评比、表彰大会等契机，大力宣传，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新学期开始，根据奖学金评比条例，认真做好各项奖学金制度、条例、办法的政策宣传工作，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奖学金评选的公正性。通过召开表彰大会，鼓励先进，树立典型，鼓励学生积极进取。 2．关心弱势群体通过积极为学生争取勤工助学岗位，指导帮助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公开、公平分配学校各种补助等措施，帮助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实际情况和思想上的负担。辅导员、班主任还经常与学习成绩差和有心理障碍的困难学生交流，定期召开贫困生座谈会，帮助他们树立信心，调整心态，改善学习方法，逐步提高学习成绩与综合素质，鼓励他们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 3．传经验之道，解学习之惑为了解决同学们在英语和计算机备考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问题，提高学生英语和计算机考试的通过率，系部定期组织学生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会和大学生信息技术论坛等活动，让一些成功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和计算机二级三级考试的同学把自己成功备考的一些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其他同学。通过交流，让更多的学生意识到学习备考必须要有决心、信心和恒心，从而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二）完善督察制度，拓宽沟通渠道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细致深入地开展好学生工作，计划组织开展了系领导、专业老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活动。系书记分别对学生党员、学生干部、楼层长、系贫困生开设了座谈会，会上，学生干部代表畅所欲言，就贫困生存在的思想问题、学生党员应发挥的作用、晚自习管理和宿舍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与系领导深入交流。对于学生干部代表反映的问题，系领导予以解答。系主任就学生在学习和将来就业中存在的一些困惑给予指导。教研室主任和专业老师又分别对各专业的部分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此次活动，切实拉近了师生距离，有效加深了师生感情；进一步巩固和稳定了学生的专业思想，激发和调动了同学们学好专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是信息系围绕学风建设、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三）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搞好学风建设 1．开展“主题班会观摩课”活动主题班会一直是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一大特色，为让学生感受责任，学会感恩，对未来做好规划，系部各班精心准备、积极部署，顺利开展了感恩、职业规划等主题班会系列活动。班会紧紧围绕主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系部领导、专业教师、班主任、辅导员作为嘉宾出席了班会，见证了同学的成长。活动中，不少同学流下感动的泪水，并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用自己的优异表现回报老师与父母。主题活动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加深了同学之间的了解，有利于优良学风、班风的建设，让更多的同学懂得了感恩，学会承担责任，追求自己的梦想。 2．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为贯彻学院“工学结合”的指导思想，利用暑假和寒假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学后系部又召开了暑期社会实践交流大会，让优秀员工给在校学生分享打工的体会，看似平凡的工作岗位背后凝聚着很多的辛勤汗水。许多同学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赚取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资，切身体会到赚钱的不容易，更应该珍惜现在拥有的学习机会。系部又利用校外实习基地，联系用人单位来做培训，让学生能参与到公司项目的运作中，让学生从实践中感受真知。三、以典型推动学风（一）建立一支优秀的学生干部队伍学生骨干是学风建设的排头兵，为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表率作用，系部一向重视学生干部的成长和培养工作。通过团学双代会，做好学生干部选拔工作。对新上任的副班主任、学生干部定期进行培训，切实发挥他们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中的作用。（二）加强学生党建工作，以党建促进学风将学习条件作为发展学生党员的先决条件。学生申请入党首先要具备明确的学习动机和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将学风建设视为学生党员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全体学生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投身学风建设中。在学生公寓正式挂牌成立党员服务站，每天安排学生党员在服务站值班，旨在增强党支部与广大学生的联系，及时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协助物业做好公寓的安全稳定工作。辅导员定期给学生党员召开党员大会，鼓励并号召学生党员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督促一些学习较差的学生搞好学习，以点带面促进良好风气的形成。（三）发挥榜样作用，促进提高在学院和系部的共同培养下，学院优秀校友不断涌现，通过定期组织优秀校友回到母校召开校友报告会，让更多的学生体会到社会的现实情况，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差距，明确了自己今后的努力目标，以优秀学子为楷模，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学风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学院通过“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全面加强学风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时代的进步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目标，也给高校的学风建设赋予了新内涵。我们将认清这一新形势，不断总结学风建设的经验，努力探索学风建设的新思路。参考文献： [1]李岚冰，律明.对新时期高校学风建设的思考[J].中国科学教育，2008，（17）. [2]易宁，丁小华.高校学风状况的调查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9，（2）. [3] 毛尚华.高职院校学风建设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5，(3).

谈中职学校如何加强学风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职生;学风建设

论文摘要：学风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支柱。良好的学风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加强学风建设，是中等职业学校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条件。

学风有二种含义，一从学校的角度讲，学风是指学校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原则;二从学生的角度讲，学风是指学生的行为规范和思想道德的集体表现，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有时也特指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风气。目前在职业技术学校中，一些学生在思想上表现为理想、信念淡漠，对不良行为习惯、不良社会风气的抵御力差;在学习上，得过且过，不求_[进;在生活上贪图安逸，追求高消费;在求职择业仁表现为不切实际，高不成低不就，缺乏艰苦奋斗精神。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加强职业技术学校学风建设，倡导积极向上的学习风气势在必行。优良的学风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刻苦的学习精神、科学的学习方法、坚强的学习意志、严格的学习纪律、健康的学习动机等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综合体现。学风体现了一所学校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一所学校的管理水平，更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加强学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中职学校的学风状况

学风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支柱。良好的学风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加强学风建设，使中职生确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自觉形成优良的学习行为。

加强学风建设，是中等职业学校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条件。学生的中心任务是学习，只有培养优良的学习习惯，才能充分利用在校期间的宝贵时间，充分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潜力，不断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良好的学风，我们的中职生是直接营造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当前从中职生整体来看，学风的主流是勤奋上进、刻苦认真的。但是，部分学生缺乏远大理想，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的不明确，不同程度的厌学、课堂纪律松懈、抄作业等现象相当普遍;学风问题不仅仅是学生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是社会大环境、学校教育管理的问题。虽然学风不正问题出在少数同学身上，但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不容忽视。这些学风问题主要表现在:

1.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有些中职生心无理想，缺乏自控能力，没有考虑过怎样过好职校生活，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在行动上，缺乏组织纪律观念，学习散漫，迟到、早退、无故旷课不在乎。平时学习不用功，考时打夜工，甚至在考试中采取各种手段作弊，情节十分严重。

2.学习目的不正确，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有些中职生只看重学习成绩，以为只要学习成绩好就有好工作，导致应试倾向严重。思想上只重视业务知识的学习，忽视道德品质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集体观念和劳动观念淡薄，不讲究个人与公共卫生，仪表、举止、语言缺乏文明，这对自身的全面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3.贪图玩乐，追求享受。有些中职生不能处理好学习与休闲、学习与恋爱的关系。一直沉缅于谈情说爱、上网、玩游戏、聊天、看小说等等，只求活得潇洒、快乐。可以说白白浪费了青春时光，严重破坏了学风和校风。

形成以上学风问题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由于学生无敬业和爱业精神，没有去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思想。有些中职生则受到社会不正之风影响，有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从而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使学风衰退。当然其中也有教师和学校方面的原因。少数教师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上课敷衍r事，责任心不强，给学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学校管理不力或办学指导思想上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忽视了中职生的育人工作，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学风的不正。

二、学风建设工作思路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风建设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提升学生的理想定位，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重点还应放在建立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上，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学风建设需要“教、学、管”三管齐下，而且必须长期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1.教—教师如何将学生吸引到课堂上去，这就是“教”的问题。逐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提高“教”的质量，包括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大对一线教师的业务培训力度，加强开展教师的教学研讨工作;还要逐步形成针对教师教学的考核审评制度，对教师的责任心、教学态度、教学水平等进行评价，如组织学生每个学期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开展评价，对于连续两次被学生评价为不合格者，学校将暂停其教学活动等，这对激励和约束教师规范自己的教学行为、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学生传授知识并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2.学—也就是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问题。要开展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工作，包括新生人学教育工作和各类奖惩机制。如为帮助新生尽早适应中职学校生活，热爱所学专业，新生人校开始，就制定一系列新生人学教育工作，教育内容包括“认识学校、热爱专业、端正态度”、“认识自我、关爱自我、明确目标”及“人格倾向和心理调试”等等，人学教育的效果还是明显的。

3.管—在奖励机制上，主要抓住奖学金评定和优良学风班建设两项工作，努力在学校营造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如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学风竞赛等。

在“管”的方面，学校建立以学生科、团委、学生会、班主任为主的一支抽查队伍，定期不定期抽查课堂和宿舍，将抽查情况认真详实记录并直接与班级和个人的奖惩挂钩。从实际情况看，“管”是必要的，不管绝对不行，需要讨论的问题仅是如何管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管的问题。

关于学风建设，要真抓实干，切忌走过场;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并为之建章立制;要不断分析学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实事求是地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抓学风，应该同时注重“教”“学”“管”三个方面，否则，从长期来看，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建安诗歌论文参考文献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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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头绺瘛U庖皇逼诿窀枳艿奶氐闶瞧��绦。�闱槎嘤谛鹗隆D铣�指�4嫦吕吹挠?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参考资料：

南北朝指从东晋灭亡到隋统一(420～589)的170年时间。这时南朝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朝则自北魏统一北中国(439)起，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相继为北齐、北周所代，最后均为隋所统一。这个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南朝文人诗歌，其成就远远超过北朝，并成为唐诗全面繁荣的必要准备和过渡阶段。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刘宋时期是第一阶段。即山水诗逐渐从东晋的玄言诗中独立出来，并蔚然成风的阶段。山水诗在此时的兴盛有多种原因。首先它是文人士大夫崇尚山林隐逸生活的反映。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士大夫无论在朝的在野的，大都以隐逸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因而在诗歌中描写山水之美，借以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怀。其次，东晋以来，南方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世族地主到处建筑园林别墅，过着游山玩水的悠闲生活，他们的玄言诗里便出现了山水诗句，借助自然山水来表现老庄的哲理，这个变化以东晋晚期的殷仲文、谢混等人为先导，而完成于谢灵运。代表作家有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称为“元嘉三大家”。其中“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诗的发展与繁荣开拓了道路。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形成、兴起的阶段。当时著名诗人沈约、谢跳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求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粱中叶到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延生活，风格轻绮柔靡，但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北朝文人诗相对南朝远为逊色。后来，由于北人学南人、南人入北的双向交流，北朝诗坛才有所变化，特别是庾信人北朝之后，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由前期的绮丽转向刚健，体现了南北诗风的初步融合。一、谢灵运与山水诗晋、宋之际，诗歌中描写山水的成分逐渐增多，如谢混的《游西池》玄言色彩较淡，已较集中地刻画山水景物，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淡乎寡味，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因此，当谢灵运为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而写下大量的山水诗时，立刻被人们所接受并模仿。于是，山水诗终于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而谢灵运便是确立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著名的诗人。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晋室南渡后世居会嵇(今浙江绍兴)。他是谢玄之孙，18岁袭爵为康乐公，人称“谢康乐”。谢灵运出自高门世族，青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才名，亦热衷于政治。刘裕代晋建立宋朝后，实行抑制世族的政策，将谢灵运的封爵降为康乐侯，他内心非常不满。永初三年(422)，他出为永嘉(温州)太守，于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所游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后他辞官隐居始宁(今浙江上虞)，并常常出人深山幽谷之间，探奇揽胜。元嘉八年(431)，宋文帝派他担任临川内史，因被人弹劾谋反，流放广州，旋即被杀。谢灵运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山水景物的成功刻画上。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出任永嘉太守之后。在这些诗中，他带着一种高门士人的闲散情调，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绘了永嘉、会嵇、彭蠡湖等地的自然风光，给人以清新之感。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用拟人的手法写山间美景，云石相依，彼涟互映，白绿两色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有层次的动人图画，并从中透出一种萧散、淡远的氛围。又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写暮春的素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朗”(《初云郡》)，写秋夜的旷远，“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天的寒峭等等。这些散见于各篇中的“名章迥句”，清新流畅，确“如初发鞭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引鲍照语)，体现了作者在刻画景物方面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功。然而，谢灵运诗虽多名句，却较少佳篇。主要是他的一些诗仍不免有借山水以谈玄理(包括佛理)，而其谈玄之处，常不免显得滞重或迂拙。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作《登池上楼》中窥见他山水诗的基本模式与风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癫对空林。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巅。初景革堵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萎萎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此诗作于永嘉任上。全诗先记叙官场失意的牢骚，次描绘春天景色，最后写决意隐居的愿望。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为神来之笔，历来为后人所激赏。结束处既写到离群索居之苦，忽又以《周易》中“遁世无闷”的哲理自遣，意似曲折，其实颇不自然。谢灵运山水诗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他以自然山水为独立、客观的描写对象，而不是将它作为主观感情的载体。它不像陶渊明的诗歌那样，把主体情感倾注到所写景物中去，而是对山水进行客观的细致刻画，力求形似逼真。其次，从艺术表现上看，谢诗善于抓住景物特征，进行精雕细刻的描绘，尤擅长写静态画面，往往以精练准确的动词出之，故静而不壅，生动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但由于语言上过分雕琢，追求新奇、对偶和用典，故就整篇而言，存在冗繁生僻的弊病。谢灵运山水诗通常还采取“记出游——写景物——抒理思”的三段式结构，单一面少变化。前后两部分往往枯燥乏味，有价值的主要是中间的写景部分。这样的结构必然带来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缺陷。总之，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诗人，他开辟了诗歌表现的新领域。当时和后世的不少诗人如谢惠连、谢庄、汤惠休、谢眺、唐代的王维等，都曾受到过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极貌写物和穷力追新的作风，客观上提高了描情状物的能力和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为永明体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嵘称之为“元嘉之雄”(《诗品》)是有道理的。二、鲍照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山东郯城)人。他出身“孤贱”，少有才名，且功名心很强。20多岁时，他为了谋求官职，曾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任国侍郎。后又出为中书舍人，秣陵令等职。大明五年(461)，担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后刘子顼被赐死，鲍照也死于乱军之中。鲍照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的作品当时颇负盛名，尤以诗歌成就最高。他的乐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充实，刚健昂扬，是对建安文学传统的很好的继承。鲍照诗歌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如《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贤士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首诗抒发了作为寒士的诗人在仕途中倍受压抑的痛苦。语言质朴，情感激愤。拔剑击柱的动作，丈夫垂翼的呼号，归家隐居的向往，贫贱孤直的感叹，一气呵成，将抑郁奔放、悲愤的情绪变化表现得细致淋漓。悲哀而不颓唐，失望而不消沉，自有一种雄逸豪放的风格，反映了作者愤慨不平而又自尊孤傲的精神状态。鲍照有些诗歌反映了边塞战争和征人生活，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如《代出自蓟北门行》：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渡飞渠。萧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极明主，身死为国殇。诗歌开头渲染敌军入侵的紧张气氛，中间描写行军途中的严寒艰苦，最后赞扬将士们的为国损躯的英勇气概，堪称一首出色的边寒诗。此外，《拟古》其六写他的农耕生活，抒发他不能施展才能的愤懑，也流露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木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笔力雄肆，感情充沛，音节错综，是的照诗歌的主要特点。鲍照善于用自由豪放的笔调，倾诉自己如火的激情，形成一种震憾人心的气势。此外，他还工于写景状物，造语奇特瑰丽，因而形成了俊逸豪放、刚健凌厉的艺术风格。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赞曰：“俊逸鲍参军”，正是就此风格而言的。鲍照也是大力学习和写作乐府诗的人。他汲取民歌的丰富养料，创造了一批内容充实、形式渐趋成熟的七言乐府诗，为后来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鲍照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不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曹丕的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以自由换韵，这就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从他以后，七言体就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逐渐发展起来。王恺运《八代诗选》卷十二至卷十四，专选齐至隋百余年中的这类诗歌，名曰“新体诗”。因此，后人又称永明体为新体诗。永明诗人大胆对诗歌形式进行探索和革新，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三、谢眺与新体诗谢眺(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与谢灵运同族，人称“小谢”。他的高祖父为谢安的弟弟，祖、父辈皆为刘宋王朝所亲重，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谢家世贵重，而少即好学，有美名，故曾历居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和朝廷的重要文书职位，也曾作过宣城太守(故后人常称他为谢宣城)，最后任尚书中部郎，因拒绝参加朝廷大臣和藩五所酝酿的政变，反被诬陷杀害。谢眺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他的作品继承谢灵运而趋成熟。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溪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变?诗人以自然流畅的语言，将眼前层出不穷、清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编织成一幅色彩鲜明而又和谐完善的图画，使读者感受到春天的色彩、春天的声音和春天的气息。而这明媚秀丽的景物，又与诗人思乡的情思自然融合，显得深婉含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更为历代所传诵。和谢灵运一样，谢胱也有不少写景名句。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扛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以游东》)；以及“寒城一以眺，平猛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等，清新淡远，如同一幅幅水墨画，给人以极大的美感。谢眺的山水诗学习谢灵运，刻画景物细致逼真。但相比而言，谢跳的山水诗更有创新，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谢诗中的山水与官场生活是背离的，他往往有意地去寻找山水以忘情世事；小谢诗中的山水却总是与主体情感的抒发相统一，殿阁池榭与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与抒情彼此交融。第二，大谢的山水诗总是在记游、写景之后，拖着一条玄言尾巴；小谢的山水诗则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使山水诗达到了比较完整的艺术境界。第三，与大谢诗的富艳精工、典丽厚重不同，小谢诗较少繁芜的词句，形成一种自然平秀、清新流丽的艺术风格。另外，谢腕的诗歌声调和谐，音韵铿锵，词藻秀美，对仗工整，体现了新体诗的基本特点。他的新体诗，对唐代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严羽《沧浪诗话》说：“谢跳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很重视谢眺的诗，特别是李白，更是多次称引其佳句，故有人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可见谢跳诗影响之深。但谢腆的诗歌也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的《永明乐》十首，《夜听妓》二首，便是典型的宴上无聊之作。此外还存在钟嵘所说的“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踬”、有“意锐而才弱”的缺点。四、庾信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人，他的一生，以42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他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庾信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是宫体诗的重要作家。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被留长安，后又就任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地位虽尊，然屈任敌国，内心感到十分屈辱和痛苦。这种遭遇和经历使他开始把南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和北方文化中比较健康的精神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新趋势。庾信后期的涛作，抒发了诗人深重的故国之思和在忍垢含耻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复杂感情。由于诗人的真情实感，他的许多诗篇尽管用了不少对句，却没有雕琢之痕，而在流丽中具有清新之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拟咏怀》27首。如第26首：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驶，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柯。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前四句描写北国景色，萧索而阔大；后四句抒写一己愁怀。沉郁而悲壮。诗中连用送别苏武、送荆轲和项羽自刎三个典故，表达了故国难归的悲痛心情。这正是庾信后期诗歌的中心内容，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表现，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如“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拟咏怀》之七)，”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秦和永丰殿下言志》之八)，可谓融事抒怀。孙兀晏《咏庾信诗》曰：“苦心词赋向谁谈?沦落咸阳志岂甘!可惜多才庚开府，一生惆帐忆扛南。”对庾信后期的心境和诗赋作了高度的概括。这些抒写故国乡关之思的作品，是他诗歌中最感人、最有价值的部分。由于思想内容的变化和北方文化的熏陶，庾信后期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前期的绮艳贫弱变为苍凉悲壮，刚健深沉。如“阵云平不动，秋蓬转欲飞”、“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弦”(《拟咏怀》)，“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和赵王送峡中军》)等诗句，都是南朝诗中罕见的。庾信还善于用典，能贴切而不露痕迹，起到了扩大诗歌容量，启发读者联想的效果。庾信后期诗歌在形式格律上也有所发展。他的七言新体诗从句数、章法、对仗来看，已是唐人七言律、绝的先驱。刘熙载《艺概》曾说庾信的《乌夜啼》“开唐七律”。总之，庾信是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涛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杜甫赞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是对庾信后期作品的正确评价。五、南北朝民歌继《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南北朝乐府民歌是又一批集中出现的人民口头创作。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1）南朝民歌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吴歌主要产生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建业为中心。建业是从东晋到南朝各朝的首都，乐府机关就近采集这一带的民歌，加以整理，配上音乐，就是吴声歌曲。吴声歌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村，但更多的可能来自城市小市民之口，因而大部分具有市民文学的特点。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地区，以江陵为中心，曲调唱法与吴歌不同。此外，西曲的时代比吴歌稍晚，以齐梁居多。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因为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自然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经济条件充裕，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会产生出怀春之情。吴歌的特色是艳丽柔弱，多表现羞涩缠绵的情态。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和《读曲歌》最为重要。《子夜歌》共42首，相传最初是东晋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或表现对负心男子的怨恨，如“常虑有贰意，观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情流乖”。还有《子夜四时歌》、《读曲歌》，都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曲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风格也比吴歌直率、明快。如《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男女一唱一和!女子的歌唱，传达出真切的情思和天真的愿望；男子的对答，则表现出身不由己的遗憾和悲哀。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歌谣随口唱出，不雕饰，不做作，将内心深处的缠绵情感表现得真切而细腻。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异字，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等；另一类是同音同字，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心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南朝民歌的代表作是抒情民诗《西洲曲》，这首民歌曾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对人物内心无尽的相思之情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余味无穷。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2）北朝民歌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鼓角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所作的用于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所配乐器有鼓有角，所以才称为“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原来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唱，后来才译成汉语，所以《杨柳枝歌》中有“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之语。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北人直接用汉语创作的，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中杂有少数北方汉人的作品。所以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北朝民歌数量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各民族跟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北方大多是平沙大漠，草原旷野，所以诗中景象多具北方苍茫雄浑的特点。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短短27字，将苍茫浩翰的草原风光描绘了出来，境界恢宏博大，雄浑壮阔，可谓千古绝唱。北方因长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故诗中还多反映动乱带来的凄苦之音。如：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第四首)“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的景象，在建安诗歌中屡屡可见，北朝乐府民歌在反映乱离方面与建安时期的诗歌相通，其悲吟与呼号，令人心神震颤。北朝民歌中，还有不少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如《陇头歌》：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呜声悲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歌中深刻地反映出颠沛流离的苦痛和思念家乡的心情，千载之下，读来仍不禁令人神伤。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长期不息的战争状态，培养了人们勇敢刚毅的性格和豪侠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诗歌中屡有反映。如：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趾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折杨柳歌》)歌中都反映出刚猛激烈的特点，充满大丈夫气概，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北朝民歌中有不少反映爱情和婚姻题材的作品。这些民歌爽快直露，质朴刚健，与南朝情歌缠绵委婉、含蕴温情的情调大不相同。如：“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驭》)“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对待婚姻和男女情爱的态度大胆泼辣。反映婚姻问题，多半是女子希望早嫁，如“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乐歌辞》)，“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这些歌曲直率而朴素，不遮不掩，毫无忸怩羞涩之态。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诗》。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十多年，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淳朴与高洁的情操。她把对亲人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到了一起。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在她身上，展示了妇女要求平等、要求独立解放的愿望和理想。《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首先是描写有繁有简：详处运墨如泼，如出征前购置鞍马的铺排描写和归来后的一段描写，从而制造烘托出忙忙碌碌的情景与热烈而快乐的气氛。而战场上的描写，则以数语一笔带过。其次，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诗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都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虽然经过后世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全诗生动活泼，清新刚健，仍不失民歌本色，不愧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