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巴金春的毕业论文

《随想录》读后感巴金先生逝世后的第二天晚上，电视台在播放一个巴金专题节目时，出了一道征答题，问：（1）《家》、《春》、《秋》，（2）《寒夜》，（3）《随想录》，观众印象最深（或最喜欢读）的是哪一种？那节目结束之前，荧屏右下方显示出观众反馈的统计结果：《家》、《春》、《秋》占了百分之六十几，而《随想录》仅得百分之十几。这可以理解。《家》、《春》、《秋》问世最早，又得戏剧、影视剧演播之利，早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怪乎在这项征答中，要“遥遥领先”于《随想录》以及《寒夜》了。近日，91岁的贾植芳先生给出的却是另一种答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个人最推崇的还是《随想录》，“很多人都将‘文革’期间所发生的错误推在别人身上，李先生（即巴金）没有，他体现了自己的真诚，这本书的价值很大，将传诸后世。” 贾老的这个答案，正与巴金先生自己的想法相似，1998年巴金曾对新华社记者说过，他一生没写什么东西，只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笔者的第一选择与贾老相同，也是《随想录》。理由能说出几条，其中的一条是：《随想录》中一以贯之的“真诚”——说真话的真诚，反思的真诚，自我解剖的真诚，自我忏悔的真诚。在“文革”的十年中，巴金历尽种种劫难，这种“受难者”的身份，能用来作为一种自我标榜的资格，甚至当作利益索取的资本；——事实上，这种“资格”和“资本”，确有不少人相当充分地利用了；——而对巴金而言，如果要说“利用”的话，他是作了相反的“利用”，用他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切身经历，来反复地反躬自问、自责、自省。他不只一次说，在“文革”中自己“中了催眠术”，“喝了迷魂汤”，是个“奴在心者”。他痛切地说：“总结（‘文革’）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在《解剖自己》一文中，他甚至作了如此犀利的解剖—— “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这种“清夜扪心”的自我解剖和灵魂拷问，笔者读之不禁怦然心动，而且也为之汗颜。巴金本来似乎无须也不该来做“忏悔者”的，然而恰恰是这位饱尝苦难的老人，在世人面前敞开心扉，做了最为真诚、痛切的忏悔！结果是：真诚的巴金赢得了世人的敬意，被人们视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巴金是一面“镜子”。面对这面“镜子”，会照出我们自己的行状乃至隐秘的灵魂，就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以及像他那样的真诚。数月前的一个深夜，笔者无意间摁到某地卫视的频道，正在播一档谈话节目，两位学者嘉宾侃侃而谈，语词慷慨激烈，其谈说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愚蠢，最无耻的”（笔者在其中一位学者的某本书里，还看到另一个断语：“最下流”）。这种“所向披靡”的批判，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的“宣判”，那么两位学者阁下自己又置身于何处？令人称赏的是，年轻的女主持人在节目最后也问了这样意思的问题：假如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那么您二位呢？笔者连忙竖起耳朵，恭听学者如何应答。学者的答词有点“绕”，但意思还算明白：他们是不在其中的。哦，他们是“出污泥而不染”呵，无怪乎他们能毫无挂

这一切让彼得罗夫搜集到不少罕见的关于巴金创作的材料，并保证了他后来能够给同行和学生深入介绍巴金创作。彼得罗夫认为：“在吸收着中国和世界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巴金从来没有模仿别的作家——无论前辈还是同辈的风格。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在文学道路上挑选了自己的路线”。（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谈到巴金的创作方法，他曾指出：“巴金作品中梦想永远赶在事件进程的前面，但是其出发点一直是生活的现实。梦想是积极作用于读者的工具”。（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作为学者，彼得罗夫特别注意解剖作品思想内容的情节和形象的分析。遗憾的是，教学压力和身体情况没能让他在1960—1980年代把其对巴金创作的理解写成专著。彼得罗夫巴金研究的追随者是莫斯科大学尼果里斯卡娅教授。“文革”期间，当巴老的命运不明的时候，她正在下功夫写《巴金创作概况》，该书于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注：尼果里斯卡娅《巴金创作概况》第103页，莫斯科：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专著的形式允许尼果里斯卡娅更详细地分析巴金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她连续不断地将巴金的创作放在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比如，她经常拿巴金与曹雪芹、鲁迅、屠格涅夫、契诃夫作比较。特别成功的是尼果里斯卡娅对巴金艺术手法的考虑。不过，与此同时，她在材料的处理方面颇失平衡。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的重要作品，如《家》、《雾》、《雨》、《电》、《火》、《寒夜》等，而差不多忽视了巴金其他的著作，如《春》、《秋》、《死去的太阳》、《海底梦》、《雪》、《新生》等。巴金处女作《灭亡》的分析仅占了一页。也就是说，尼果里斯卡娅专著的发表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还是没完成全面研究巴金1920—1960年代创作生涯的任务。理所当然的是，因先后顺序的原因，这本书也未能涉及巴金晚年的散文，如《随想录》系列。对《随想录》内容、巴金英勇精神、其承认错误勇气的妥当评价，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索罗金教授1991年写的《遥远历程的路标》的序言中才出现。索罗金认为巴金一直保留着下列的核心特点：“……作家对人类的责任意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解除人类所受的各种社会和精神上的奴隶枷锁的痴心”。（注：索罗金《遥远历程的路标》，《巴金选集》第5页，莫斯科：彩虹出版社，1991年。）该序言在回顾巴金创作历程的同时，特别重视作家世界观的演变。 1990年代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对我国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巴金研究也不例外。13年内俄罗斯没发表任何有关这位中国文坛巨匠的文学遗产的研究。巴金研究新的推动来自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2004年6月22—26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在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支持下，举办了纪念巴金百岁的《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共有来自世界7国的50位学者与会。研讨会前出版了一本对巴金伟大人格和独特才华表示亲切敬意的论文集。该研讨会由圣彼得堡大学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题为《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的学术报告开幕。报告中，谢列布利雅科夫提到了巴金创作的道德基础，也考虑了作家世界观的哲学和文学来源。他满怀信心地表示：“21世纪巴金的作品仍然会打开精神顿悟、崇高理想、纯洁意图之世界，它们符合当代读者的道德要求，富有深刻的美感乐趣”。（注：谢列布利雅科夫《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远东文学研究·研讨会论文集》第15页，圣彼得堡：和平玫瑰出版社，2004年。）谢列布利雅科夫也认识巴金先生。他跟彼得罗夫一样，1957年11月在列宁格勒第一次与巴金会面。然后1959年8—9 月几次于上海见面。1984年11月他最后一次访问了巴金的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捷罗霍夫丘夫教授题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巴金的传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积极反应。学者将巴金及其同代作家曾面临的挑战与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作比较，如对待外国文学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巴金先生的经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周期无疑有极大的价值。其实上述论文并不是这位著名学者研究巴金的第一次探索。早在1983年捷罗霍夫丘夫在苏联主导的汉学刊物《远东研究》上业已发表了题为《巴金——爱国主义作家》的论文。（注：捷罗霍夫丘夫《巴金——爱国主义作家》，《远东研究》1983年第4期。）该文章就俄国文学对巴金创作和世界观的影响做出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也对美国学者奥尔伽·浪在《巴金及其创作》中对巴老人生哲学的结论表示不同意见。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扎哈洛娃教授的论文叫做《巴金散文》。她研究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并评估了巴金对推动散文发展的贡献。除此以外，扎哈洛娃还以题材给巴金所写的散文作了分类。 2004年10月，圣彼得堡俄中友协于圣彼得堡友谊宫举行了纪念巴金诞辰100周年的晚会。该活动吸引了不少学汉语的大中学生以及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士。晚会上圣彼得堡大学司格林教授和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发表了讲话。后者充满感情地向观众介绍了他几次与巴金的会见和这位伟大作家的命运。据我看，俄罗斯汉学目前面临着难得的研究巴金的机遇。原因在于：第一，俄罗斯巴金研究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第二，时间确认了巴金遗产的不朽的文学价值；第三，中国出版了巴金全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材料不全的问题；第四，经中国学者的努力，20年来发现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巴金生活和创作的材料，如巴金的书信等；第五，文坛和文学研究的非政治化提供了做出更客观、更灵活评价的机会。在俄罗斯汉学教育中，比如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对巴金作品的认识是汉学家培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达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巴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巴金的创作被评为体现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特点的革新路线。巴金代表作《家》为学生必读之书。本科中国文学毕业考试中只有10个涉及现代文学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巴金的创作。再加上，文学翻译课程就是从翻译巴金作品即中篇《雾》和长篇《家》开始。巴金清清楚楚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动的外貌和大自然的描写成为培养高级翻译家的上乘教材。除此以外，自1954年起一直到现在，巴金创作研究是我校大学生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常见题目。比如最近3年来，圣大学生在巴金创作的不同问题上写了3篇学士论文和7篇年级论文。这一切让人相信俄罗斯巴金研究和巴金文学翻译肯定会有生力军。得知巴老走了，心里就有了不同感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金一直爱俄罗斯，俄罗斯也一直爱、并且永远会爱巴金。

“我多么想再见到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 巨匠上路古井依旧昨(17)日，文学巨匠巴金逝世，成都是巴金的故乡，在缅怀大师的时刻，请您跟随本报记者的脚步，去看看那口双眼井…… 昨晚，深秋的冷风走遍成都的大街小巷。正通顺街双眼井旁，那株半尺高的胭脂花依然在风中摇曳，虽然没有花朵，但那叶子依然在阴冷的天气中青绿逼眼。 “找到双眼井，就可以找到我童年的足迹”，巴金曾经这样说。人来人往，我走近这口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名气最大的一口井———就跟冰心先生那只白色的猫一样，井或者猫，因人崇物。井已经干枯，上面用两块片石分别盖住井眼，并用石砌栏杆围成四五平方米的一片领地，跟周围的现代化高楼和店铺隔离开来。在井边立有一块石碑，立于1994年，10年过去，碑身的两个小角已经被毁坏，碑身的文字也残缺不全…… 站在井边，摩挲着那些质感粗糙的石栏杆，我在想，当巴金还不是一位备受景仰的文学巨匠，而是一个孩童，或是一个少年，那时，他会不会像所有成都孩子一样，曾经在这井边玩过响簧，转过地牛牛？当巴金老人躺在上海的病房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瞬间，他是不是曾经想起遥远成都家乡，想起这口蕴藏他的童年的双眼井？早报记者罗巨浪巴金的童年足迹除了巴金在《我与文学50年》中对“家”的叙述，巴金胞弟李济生日前也证实：“我老家，是在成都正通顺街,又叫双眼井。是我祖父在那里置的产业，我祖父在清朝做过几任县官，后来他就辞官不做了，有几个钱嘛，就在成都买房子。” 记忆·一口老井和一株老树成都正通顺街的双眼井边,即现在的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所在地，就是巴金度过了19年青年时代的旧居。他的许多主要作品都是以当年的这个老公馆为背景写作的,如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等。很多喜欢巴金的读者包括一些外国读者,到成都都想造访这个老宅子，但随着城市的变迁，如今能记忆的也只有一口老井和一株老树了。纪念·青年画家创作成《家》巴金旧居还引出很多故事：一位青年画家以这棵大树为背景画了一幅叫做《家》的油画,这幅油画曾参加国内外的多次画展,深获好评。巴金把刊登这幅画的画报送给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先生。水上勉有感于此，还给这位中国青年画家写过信，送过书，演绎了一段中日友好的佳话。这位画家就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舞美设计师贺德华。考证·专家精心复元“老家” 战旗歌舞团还有一位老人张耀棠，花了多年的心血考证、制作出一幅宝贵的巴金老家复原图。张耀棠是原战旗文工团团长，他说：“1952年9月我就到成都来了，听人家讲，我们住的这个院子就是巴金的故居，里头有5个井，其中一个井就是小说《秋》里面淑贞跳的那个井。还有一个小荷花池，有人讲，这就是鸣凤自杀的地方，其说不一。我在这个院子里头住了快要30年了，巴金的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责任把它搞清楚啊。” 省文联主席、巴金侄儿李致曾谈到，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过要恢复巴金故居，巴老不愿花国家的钱为自己做什么，巴老说过：“只要双眼井在，我就能找到童年的路，要纪念的话，写一个牌子就可以了。” □巴老遗憾三部曲少了“成都”标签成都老作家冯水木早前回忆了1967年和巴金的一次谈话。巴金当时谦虚地指出了《家》、《春》、《秋》的不足。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冯水木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巴金的作品给我影响最大。1967年12月份，我专程去上海探访巴老。当时巴老穿一套蓝色中山服，脚上是一双灯心绒棉鞋，正在上海作协的院子里捡石头，而在他后面的墙上，还贴着一份他写的‘检讨’。” 知道冯水木是四川人，巴金高兴地和冯水木拉起了家常，他说，“看到了家乡人，我也想起了家乡菜。我最想吃的就是成都的回锅肉和杂酱面。”当冯水木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家》、《春》、《秋》时，巴金却说道，“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家》、《春》、《秋》有个最大的遗憾，没有在书中把成都的街道、桥梁、河流点出来。好多人读了我的书后，根本不知道我写的就是成都，就连曹禺在话剧版《家》的剧本中也是写的西南某城。” □巴老情结最爱吃成都的油菜头巴老在成都有很多老友，著名文人车辐便是其中之一。早前，90高龄的车辐回忆起当年与巴老在一起的日子时，说到他和巴老在一起不聊文学，“摆成都还摆不完，没得时间聊其他的了。” 车老和巴老结缘于上世纪30年代的杂志《四川风景》，随后便成了好朋友。车老幽默地回忆说，他自己是“好吃鬼”，又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喜欢到处寻找好吃的东西，成都的老馆子几乎他都知道。巴老每次回成都都不会“放过他”，要求他当向导寻美食。他指着1993年到巴老家最后一次见到巴老的照片对记者说，每次到上海看望巴老，都会带上30余斤成都才有的蔬菜，青菜头、油菜头都是巴老相当喜爱的蔬菜。 □缅怀巴老一些手迹记者在成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见到了由巴金亲笔签名的10本图书，这是1988年“五一”节李致从上海带回的珍贵礼物，而今成了馆藏珍品。据地方文献部主任刘先生介绍，成都图书馆还珍藏有巴老的两篇手稿，刘先生说：“两篇手稿一篇是一本书的《跋》，一篇是读后感想，都是我们文献部很珍贵的资料。”记者看到,巴金亲笔签名的10本图书中有中文版小说《寒夜》、随笔《探索集》、《随想录》、《无题集》、《病中集》、《真话集》和4本俄文、法文版小说《寒夜》等。刘先生说，“1988年李致到上海看望巴老,我们馆里请李致带了几本巴金的书到上海请他签名,结果巴老另外还送了我们10本图书。” 据了解，这几本书，作为珍藏品，不外借。一尊铜像为了纪念文坛巨匠巴金百年寿诞，由四川雕塑家严永明设计的巴金铜像2003年6月初在成都制作完成。这尊全国最大的巴老铜像于6月20日安放在成都百花潭公园内的慧园广场。巴老铜像身着中山装，戴着一副眼镜，围着围巾，手拄一支竹制拐杖，正漫步走向前方。雕塑家严永明介绍说，铜像高米，是用1吨多上好的青铜铸造的，为国内最大的巴金铜像。严永明称，巴金是一个关心民间疾苦的文学家，铜像整体上表现的是巴老的精神境界。一座纪念馆巴金文学院新馆于去年在龙泉驿北干道竣工。巴金文学院副院长傅恒透露, “龙泉当地政府为新馆很花了些工夫，新馆的布局采用了对称的四合院结构，中间的一幢建筑最为高大，共分两层，巴金铜像摆放在一楼大厅正中，所有资料和实物展品陈列在二楼。”新馆的主要建筑物有巴金纪念馆、综合楼、会展楼和亭廊，以灰瓦白墙为主，格子窗、坡屋顶，平实的民居风格与巴老朴实的为人和为文相应。各建筑之间分布着高低错落的园林,栽种了成都特有的代表性植物：竹和芙蓉,园内有亭台、小桥、流水等建筑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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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金的论文模板

写作思路：把巴金《家》的内容简单的概括，然后再写抒发的情感。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

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

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

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很简单，找人代写呀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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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金家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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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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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它是一部小的红楼梦。这个还是你多读读自己写吧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巴金历史学毕业论文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大胆、幼稚是觉慧性格的主要特征，觉慧是受“五四”思想冲击的新生的、民主力量的代表，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投进高家这个死气沉沉大家庭的一颗活种，他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毫不顾忌、毫不害怕、毫不妥协。他积极参加“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为之忘我地运动，反对封建家长压制青年，公开支持觉民抗婚，主张年青人应该主宰自己的命运；反对大哥的作揖哲学，鄙视克安、克定荒淫无耻的生活，追求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反对把瑞珏搬到城外分娩，同情下层人，主张人格平等，爱仆人鸣凤，他最后离家出走。揭示了他反抗的坚定性，他的幼稚主要表现在对周围的一切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认为旧家庭里的一切就是一个复杂的“结” ，没有办法把它解开。

读巴金《灭亡》是在1959年九十月间，那时我才进初中，阅读兴趣已由旧武侠小说转移到“五四”新文学，还记得是学校图书馆新购进的《巴金文集》第一卷，精装本，沉甸甸的。《灭亡》是巴金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排在文集的卷首。这也是我阅读的第一部现代文学长篇小说。那时贪多图快，上课时也偷偷看，不到一个星期，《巴金文集》第一卷就啃完了。自然是囫囵吞枣，却也逐渐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灭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小说人物的安那其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小说中的主人公杜大心和张为群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很鲜明，李冷、李静淑兄妹给我的印象也颇深。张为群是在杜大心的影响下而成为革命者的；杜大心——患了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是在目睹了张为群被杀头，又觉得愧对张为群的妻子，才决定去为张为群报仇、去赴死——“自取灭亡”的。杜大心诀别了恋人李静淑，去刺杀戒严司令，戒严司令虽然挨了他一枪，但只是轻伤，而他——杜大心却死于戒严司令护兵的乱枪之下。读《灭亡》十年之后的1969年9月，我因反对“文革”、反对个人迷信而被捕。1970年“一打三反”，在看守所里“学习”四川省公检法军管会的特大布告，那次枪毙了61人，“现行反革命犯”占了80%。自己作为反对“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犯”，面对“没顶之灾”，不由得想起了巴金的《灭亡》，想起了《灭亡》中《杀头的盛宴》那一章。回忆巴金笔下张为群被杀头的惨状，心想：自己如今挨一颗子弹，死得痛快也好！现实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或许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吧。结果我被判处“死缓”，算是大难不死吧。1981年7月我获得平反，工作之余，我自修大学文科课程。1985年我准备的毕业论文就是对巴金早年文学创作的研究。结果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不需要评审毕业论文，但是我这几千字的论文却派上用场，我用它（《简论巴金前期创作所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参加1985年首届全国中文自学者论文竞赛，获得了三等奖。该三等奖全国仅7名，重庆市惟我一人，当时确实出了个小小的风头。这本不足道，然而这次获奖却为我第二年竞聘某行业内刊编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读巴金创作的有关资料，也使我明白了过去两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一、是巴金这个笔名的由来。过去听说是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物的名字，因为众所周知：巴金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位安那其主义者，他当年尊崇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二位前辈也并不奇怪。然而，巴金本人对来访者申明：“巴，是纪念一个在法国自杀的留学生巴恩波；金，是一位学哲学的朋友看到桌上我刚翻译的克鲁泡特金《伦理学》，他说就用这个‘金’字。”二、是巴金这个笔名面世的时间。过去都认为巴金这个笔名是随《灭亡》的问世而面世的，巴金本人说：《灭亡》完稿后他署上巴金，即启用这个笔名；但《灭亡》的手稿是他托朋友带回国发表的，这需要一段时间，而这期间，“胡愈之编《东方杂志》，叫我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论托尔斯泰》，我翻译后用‘巴金’的笔名。这篇文章用这个笔名在后，发表在《灭亡》前。”巴金确实是在《灭亡》发表后才为文坛瞩目的。1929年《小说月报》四月号连载完《灭亡》最后几章，编者在该期杂志的《最后一页》中说：“巴金君的长篇创作《灭亡》已于本号刊毕了。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君是谁，这连我们也未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可以说：《灭亡》是巴金的处女作、成名作。巴翁已去，但是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遗愿未了，作为一个“文革”幸存者，我理当为之努力，为之奉献绵薄之力。缅怀巴金诗一首秋河耿耿兮，风叶不消沉；国逝如椽笔，文迁赤子魂。冰心烬底见，雪魄斗尖明；春秋何曾逝，寒夜看晶莹。早就知道巴金老先生去世的消息,但都是在网上看的这些消息,从来没有认真的读过.下午打开一本<三联生活周刊>,这期的主题就是围绕巴金先生,用手翻着纸,能用手指触摸那一行行的字,读着读着我就莫名的感动--感动于他和萧珊几十年的夫妻感情,相差14年,却共浴爱河,在夫人去世后的30年中,巴金先生一直都把夫人放在心中,他晚年孤独的生活是对他夫人最好的纪念. 我对巴金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的年代离我太远了,他的作品我没有完整的拜读过.在这个追逐偶像的时代,巴金似乎是一个象征,每个人都知道他,但是没有人会用心去发掘他.人们对超级女声的狂热程度远远胜于巴金.如果不是巴金逝世,又有几个人愿意回想历史.巴金逝世,他的作品被重新包装,摆上书店,这是活人在吃死人的饭,这是在赚钱,不是在缅怀. 巴金101年的高龄,他属于"五四",他属于抗战,属于新中国的解放,属于"文革",属于改革开放,101年的足迹足以跨越历史的阻拦.据说,巴金是唯一在世的"五四"作家,他的阖然长眠,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终结.我们想再次触摸历史,只有通过书本,通过录音\录象,没有了活的见证.巴金的存在,不是作为一个个体在存在,而是代表着一种精神,一段历史.巴金先生最后的几年中,饱受病痛的折磨,他曾经要求安乐死,但是他还是坚强的活着,他说过"我是为了你们而活的",但是人们最后还是不忍心看着一个世纪老人痛苦地为了他人而延续自己早就想结束的生命,最终放弃了抢救.是的,我们没有权利为了留住一段历史,而去折磨一个老人.

写作思路：把巴金《家》的内容简单的概括，然后再写抒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