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综述论文

简论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英法美等国奉行绥靖政策，主要执行者是英法，而美国的“中立”,实质也是绥靖。然而绥靖政策，使全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一、绥靖政策的基本概念绥靖政策，也称姑息政策。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二、绥靖政策的具体表现（经济和军事）军事实力的加强需以经济，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英、美、法本来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抑制与打击侵略者，然而由于经济上推行绥靖主义，倒是以原料、资金、技术、装备与武器武装了轴心国家，支持了侵略战争。1924—1930年间，流入德国的以美、英为主体的外国资本约计300亿马克，占同时期德国工业工业投资的1/2，工业固定资本的2/3。借助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德国恢复其第二工业强国的地位，为后来军国主义的复活奠定物质基础。1934年，当希特勒缺乏外汇以资助进口时，英、德签订了协议，规定德国每购买55英镑的英国货，英国便向德国购买100英镑的货物并以现金支付。据称仅由于这笔交易，德国至少得到一亿英镑的外汇用以进口战略物资。1934—1935年后，美、英两国除同意德国停止外债的尝还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德国输出资金。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亿美元。经济上的绥靖主义培植了战争的祸患，准备了战争的温床。而体现在军事上则表现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容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5年3月容忍希特勒重整军备。1935年8月美国通过中立法。1935年10月容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放任希特勒武装进占莱茵区。1936年8月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1937年7月纵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又策划太平洋国际会议，阴谋出卖中国，同日本妥协。1938年3月默许希特勒兼并奥地利。这些都是绥靖政策的例证。最典型的体现则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英、法及幕后它们支持的美国，妄图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在欧洲实现“普遍绥靖”，求得“一代人的和平”，实质上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三、绥靖政策推行的原因首先，绥靖政策是英法在其实力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为维护霸权地位所采取的策略。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处于经济大危机年代。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损失，战后经济恢复非常缓慢。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届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把重整军备看作是恢复经济的障碍，企图以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达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法国由于和德国毗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保持军备和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但法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相对稳定时期发展有限，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又特别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同时法国的政局也不稳定，内阁更替频繁，使得对外政策难以保持坚定性和连续性。总之，英法的颓势是其推行绥靖政策的物质基础。其次，绥靖政策的推行是和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共存这一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十月革命后，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为阻止苏联的影响，把德国当作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当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外扩张时，英法竭力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战前英法坐视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对英法的政策是支持的），目的是让德军东移，接近苏联，以使苏德两国发生冲突。而当德国向东进攻波兰，美英法统治集团希望德军继续向东，他们希望,随着将德国与苏联隔开的地理障碍──波兰的消失,仇恨社会主义苏联的德国最终能攻向苏联。当德国已经在欧洲大陆燃起了战争大火时，美英法仍然希望这场大火只燃向东方而不燃向西方。第三，绥靖政策的推行，同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给欧美各国留下惨痛的记忆，因此，战后和平主义思想、厌战畏战情绪相当盛行，在法国尤其严重。英法等国的统治者既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又是这一思潮的推行者，绥靖政策只是他们推行这一思潮的产物。四、绥靖政策的历史教训历史证明，绥靖政策是一种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它无法满足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却鼓励了侵略者冒险，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绥靖主义作出的最严厉的批判。二战爆发，便宣告绥靖主义彻底失败。战争进行的6年中，人员死亡达5000多万，直接财产损失高达3000亿美元以上。回眸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而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大战爆发前后英法美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的绥靖政策，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绥靖政策的推行，助长了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气焰。希特勒得寸进尺。意大利则跟在德国后面获利不少。日本在亚洲犯下滔天罪行。这些侵略分子之所以为所欲为，得“益”于其他大国的姑息、纵容。绥靖政策的推行，使大战爆发时间提前、规模扩大。至二战全面爆发前夕，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欧洲与非洲，日本在亚洲，已经侵占了不少国家的领土和资源。战争爆发前一年的时间内，英国、法国仍然认为纳粹德国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不会发动战争。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德意日通过已横征暴敛来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对战争时间的提前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绥靖政策的推行，推迟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形成。英法美有着各自的盘算，最初无法交汇到一起。造成直接的后果便是：德军“闪击”欧洲，而英国遭受“不列颠空袭”、法国败降，一时间反侵略力量散沙一盘，无法遏制侵略者的作为。直到大战打响，才匆匆展开联盟动作。事实证明：大国的忍气吞声，并没有赢得哪怕是短暂的时间，强军备战的设想如同泡影般地破灭了。二次大战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绥靖主义姑息纵容了法西斯势力的扩张野心，最终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这说明，不光是落后挨打，软弱也要挨打。对待邪恶的、反和平的势力，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对和平的过分乞求反而会葬送和平。这是绥靖主义的历史教训。

有关2战什么论文啊？战役人物武器还是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的爆发有其社会根源，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国内外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发展不平衡，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发展比较突出，经济实力明显增长；英、法、美等国则先后出现停滞局面。1929年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国家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在政治上也日益法西斯化，并逐渐形成美、英、法和德、意、日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一战后，德国不甘心“凡尔赛和约”对其战败国的严惩和限制，暗中加紧恢复国力；战胜国意大利因未能得到英法所许诺的领土而耿耿于怀；另一战胜国日本对华盛顿条约对它的限制也充满怨恨，在亚太地区与英美展开新的角逐，准备向中国侵略扩张。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则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法西斯政权的迅速崛起。法西斯政权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内极权统治，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为实现重新瓜分世界、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企图，不惜发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在亚洲，日本经过精心策划，于1931年用嫁祸于人的手法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紧接着占领了中国的东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成为亚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由于侵华战争旷日持久而未达到预期的结果，日本决定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夺取其在远东的利益。在欧洲，德国从1933年希特勒获得独裁权力后疯狂进行扩军备战。1936年德国进兵莱茵河军事区，并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至1939年德国先后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意大利吞并了埃塞俄比亚，1939年又占领阿尔巴尼亚。 1937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国家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即三国轴心。而此前，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企图通过局部的让步和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维护和巩固本国的既得利益，甚至力图把战火引向苏联。1939年9月1日，德军用闪电战的方式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被迫仓促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战争的最大危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发动的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战争从193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45年9月结束。全世界共有61个国家、80%以上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其特点是军事行动规模巨大，军事生产空前发展，人员物资损失惨重，参战人口达17亿。二战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欧洲，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即达2600亿美元（按当时的价值），共有5000余万人丧生。战争共分5个阶段，以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显地反映了战争对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依赖以及经济潜力、政治潜力、科学潜力和军事潜力在夺取胜利中的密切联系。

二战中的军事强国有美英法德日苏意七个国家，分为德意日轴心国集团和美英法苏中同盟国集团的两大阵营。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是美英法等北约集团与苏东集团冷战对峙的格局，发生这个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德意日战败已失去了强国地位。战胜国中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分化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这两种意识形态是水火不相容的。

战后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系列论文

中国与缅甸各方面的关系：中国与缅甸是友好关系,双边关系平稳向前发展。西方国家对缅甸实施的单方面制裁是没有根据、不公平和不道德的，也违反了国际法。事实上，美国和欧盟近年来一直以民主问题为由不断加紧对缅甸政府的制裁，缅甸军政府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经济更遭受严重损失。从而迫使军政府更寻求得到中国的支持。考虑到中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的成就，对于缅甸局势，国际社会同样希望中国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中国的态度为何成为各方的焦点呢？中国在缅甸有什么利益？从基建项目上说自从中国与缅甸在1950年建交以来，北京除了向缅甸提供了大量的无息和低息贷款外，兴建很多基础建设包括十几座水电站。中国最大金矿企业之一的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其它公司也计划大规模投资缅甸，开展采矿业务。由于缅甸缺乏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工程项目的主要技术人员和管理层由中国派出。据统计，在过去10年间，至少有26家中国企业在缅甸参与了62项大型项目。从能源战略上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中国石油巨头在缅甸都拥有勘探项目。大型项目包括：兴建从云南通往缅甸西南的印度洋海岸的石油及天然气输送管道。这条输油管长达2380公里，将能够协助中国把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燃油直接输送到中国境内，免去了绕道马六甲海峡的麻烦。虽然缅甸目前还没有出口天然气到中国，但是对于迫切寻找能源的中国来说，缅甸无疑是一个便捷而且相对可靠的来源。从经贸利益上说由于军政府长期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中国成为缅甸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数据显示，今年首七个月中国对缅甸的出口额增加了50%，总值达到亿美元。其中，军火贸易占很大比重。而今年一月到七月，中国从缅甸的总进口量则为亿美元。与其它东南亚国家一样，缅甸也居住了大量的华人，他们很多都从事贸易。由于经营有方等因素，华人一般经济条件都不错，属于当地的中产阶级。然而，缅甸政局的每次动荡都会严重影响那些从事贸易的华商，对华人造成巨大的财产的损失也难以估计。中国因素同苏丹、朝鲜一样，缅甸也是在世界受到孤立、但是又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从地缘政治、经济贸易等角度考虑，中国和缅甸发展关系都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对于中国来说，缅甸与云南接壤，同军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不但有利两国经贸往来，而且也为中国的西南边境提供一定的战略保障。可是随着缅甸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中国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联合国上甚至行使罕见的否决权去支持缅甸！但在巨大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还是小心翼翼的暗示军政府，要求其保持克制。无论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有多大的影响力，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不在外交上做出积极斡旋的姿态的话，欧美等国一定会把缅甸局势的恶化的帐算在中国的头上（正如西方早前大肆批评北京在达尔富尔危机上的不作为一样）。西方总想当然的认为中国肯定能对缅甸施加足够的影响，给中国施压比直接施压缅甸更有效。

缅共在早中期时和中共关系很好。

缅甸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

一方面是缅甸是中国的重要邻国。缅甸对中国的态度是亲是疏，将直接决定美国的“制华包围圈”否能在南亚地区合拢，以及中国能否有效的实施“反遏制”战略。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而源头主要是在中东地区。如果中国能将这条重要的能源进口的路线通过缅甸，不仅将大大减少输送的距离和成本，其安全性也将有所提高。这对于缓解中国目前能源短缺的现状是非常有利的。

第三，中国发展与缅甸的关系，也有利于西部地区（尤其是大西南地区）的开发，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缅甸是怎样一个国家？

缅甸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后宣布独立，但依然长期遭受西方的制裁。中国在此期间给予了缅甸大力的支持和援助。目前，中缅关系发展良好。但基于围堵中国的目的，美国近来也逐渐改善了对缅的态度，由极力打压为积极拉拢。这对缅甸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其实并非一直很不错，在表面无事的景象下隐藏着不稳定的暗流。缅甸当局的打击少数民族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以及对在缅华裔的不公平政策尤其是对缅共的镇压令中国对缅甸当局很反感。2、中缅关系保持良好的关键在于中国长期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缅甸内政，在缅甸受到西方世界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中国主持正义，为缅甸的国家利益作出了贡献。3、缅甸在国际上也同样坚持一个中国，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及其他一些涉华事务上积极站到中国一方，双方始终保持外交上的默契。4、中国历史曾经支持过缅共，但当缅共内讧不断，前途无望之后，中国停止了对缅共的支持。出于中国边境安全的需要，转而支持缅甸军政府的禁毒行动。中缅双方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也是双方关系融洽的基础。

二战后美国女性杂志

要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不得不从美国的历史说起。美国最早的移民，都是欧洲移民过来的虔诚清教徒，自由主义的开国精神是内含在基督教传统之中的。罗伯特•贝拉在其名著《心灵的习性》里面分析说，在美国的历史传统里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义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以这两种传统为自身基础的：“古典共和主义提出了为公共利益尽心尽力的积极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义与教派主义的形式，倡导以个人的自愿参与为基础的政府观念。然而，以上两种传统都把个人的自主性置于道德与宗教责任的背景之下。” 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在结合，使得美国直到1950年代，一直是一个在道德价值上非常保守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个人主义，或者崇尚个人价值的基督教主义：既尊重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时个人又对家庭、社群、国家和上帝负有责任。美国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教背景和价值观的文化大熔炉，新的移民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这个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的自由社会。然而，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运动，使得美国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虽然是两场相互平行的运功，前者是青年一代对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价值的文化反抗，后者是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标上却有着内在的默契和联系：解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打开决堤的闸门。《白宫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这样写道：“60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变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与美国社会的主流利益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愤怒的敌对关系。……面临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众生活中明显缺乏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传统受到明显的侵蚀，随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这一衰退正是美国基督教中日益发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关心的事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重心，战后的美国，如果说1950年代的重心在意识形态冷战，1960－1970年代在种族平权的话，那么，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焦点，就逐渐转移向宗教、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分歧。由于美国的早期移民具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而二战以后的新移民大量来自非基督教民族，美国成为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与基督教福音主义同时并存的国家，因而在文化价值上似乎也分裂成了两个美国：一个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它存在于学院和媒体，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东西海岸，另一个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美国，它扎根于美国的草根社会，占据了南方和中部这些腹部地区。近年来，围绕着堕胎、同性恋等问题的大争论，正是两个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小布什与克里较量的“胜负手”所在。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波涛汹涌，以及多元文化传统提出的“差异的政治”和“承认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强烈反弹，夹在中间的自由主义真是左右为难，苦于应付。作为建制化的自由主义，本来作为“公民的宗教”，本来在文化价值上与基督教个人主义并不冲突，而且后者还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一，然而，如今被文化激进主义一冲击，自由主义就陷入了价值上的尴尬境地：正如甘阳所分析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近年来可以说一直在辩护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立场。即第一他们要维护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从而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理根据；但第二他们作为对六十年代种族、性别、文化问题上所谓‘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则强烈论证国家不能干预道德宗教文化领域。”（《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已故的哈佛名教授罗尔斯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一代理论宗师，在《正义论》里面做的前一项工作：论证国家要在经济领域实行合理的干预，实现“公平的正义”；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重点论证的是后一项工作：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如何达成关于正义的“重叠共识”？作为建制化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一方面要回应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将价值的诸神时代作为一个合理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基督教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避免滑落到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社会整合找到一个共识的基础。罗尔斯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将自由主义从一个整全性的伦理政治学说，改变为仅仅是一种政治社会的组织原则。自由主义首先将善(good)与正当(right)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区别开来，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美好的人生这些伦理价值问题，自由主义没有任何特定的立场。自由主义只是坚信：人是有理性的，他能够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价值，只有自主选择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因而，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从它们各自的价值立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合理的、可证成的。自由主义对它们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不过，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正义这些政治价值问题，自由主义容不得半点的价值相对主义，它坚信“正当优先于善”，不管你在信仰的私人领域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或者什么也不相信，在政治的公共领域，必须遵从由宪法的核心观念和程序规定的公共理性，遵从普遍的正义原则。而这一普遍的正义，是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反复的“反思平衡”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罗尔斯虽然是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但他所论证的政治哲学，正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公平的正义”乃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六十年代种族平权法的合法性论证，而政治自由主义则是多元文化时代解决公共认同问题的自由派纲领。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以克里为代表的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回应同性恋、堕胎等辣手的价值冲突问题。然而，这次克里的败选，表面上是民主党的政治失败，从深层来说，乃暴露了政治自由主义深刻的理论困境。自由主义放弃了自己特定的整全性学说，退而成为社会政治层面的组织原则，本来期望收到双刃剑的效果：以价值中立主义回应多元文化，以正义的“重叠共识”整合社会，与文化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从这几年美国国会、总统大选中，保守主义屡屡得胜、自由主义连续失败之中可以看到，在道德价值这一当今时代焦点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交不出一张令选民满意的答卷。为了使正义原则在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中能够获得最广泛的认同，政治自由主义不惜放弃自己的整全性，将价值问题搁置起来，把它驱逐到私人领域。然而，从前门被公共事务驱逐的东西，又从后门溜回来了，不仅回来，而且成为公共领域各方舆论瞩目的主角。以当今争得一塌糊涂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来说，按照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这些都属于私人的价值偏好，属于个人的怀孕意向或性取向，与公共领域的正义问题无涉。不过，自由派人士忽略了，在这个政府权力空前扩张的时代里面，过去属于宗教或道德管制的私人事务，如今统统变成了由法律和政治来管理的公共事务：堕胎是否合法？几个月大的胎儿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同性恋可以合法化吗？他们（她们）是否享有与异性恋同等的合法婚姻权利？――这一系列高度分歧的社会文化问题，保守主义的回答十分干脆，而政治自由主义则像克里在大选中的回答一样，含含糊糊，莫棱两可。文化价值不仅是个人的取向，也同时是公共事务，任何个人的价值选择都离不开公共的价值标准，政治自由主义的善与正当二分的基本预设，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却处处碰壁，文化冲突的本质就是政治，政治背后也是文化的分歧，所谓的“文化政治”是也。当然，罗尔斯早就预见到私人的价值（善）与公共正义（正当）之间并非那样井水不犯河水，他所论证的政治自由主义，设定了一条核心的基本原则：“正当优先于善”。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与社会正义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遍的正义相对于特殊的善，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性。然而，问题在于,“正当优先于善”，只是自由主义的特殊信念，而不是社会普遍的规范认同，不要说各种宗教学说坚信信仰的绝对优先性，社会的正当性只可能来自宗教价值上的善，而且连社群主义、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等各种保守主义，都反对抽离善的价值观念来预设正当的优先性。“正当优先于善”这条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一原理，在一个价值多元的自由主义社会里面，它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分歧性。当今美国社会的主要分歧，几乎都发生在文化道德领域。那些善与善之间的价值冲突，以“是否正当”的政治方式体现出来，而且无法用法律或政治的普遍正义原则来裁定它们。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来自各种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的重叠共识，然而，由于价值上的分歧，有些可以通过理性的合理对话形成重叠共识，有些则不可通约，难以形成共识，比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就是这样，越是涉及到世界观的核心价值，就越是难以找到共通点。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间，能够形成“重叠共识”，乃是有一个“政治人”的预设：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有可能按照公共理性来进行公共对话，以“正当优先于善”的方式进行价值选择。然而，即使美国这个有着两百多年立宪民主历史的国家，由于多数人依然是基督教徒，凡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的诸多社会问题，他们更多地不是从法律的程序正当性，而是从上帝那里寻求选择的答案。薛涌在书中分析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得宗教一分为二，一个是理性宗教，相信政教分离，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基本上是一批投票给克里的自由派，主要分布在东西海岸的大都市里，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另一个是情感宗教，其信徒大多是一些投票给小布什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他们云集在南部和中部地区，生活在半封闭的小城镇里，每个周末要上教堂，向上帝祈祷。两个美国，两种宗教。克里所抓住的只是理性化的美国，这个美国相信罗尔斯，相信“正当优先于善”。就像很多中国人以为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就是美国一样，他们也以为理性化的自由主义代表了美国精神。殊不知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另外一种美国精神。那就是小布什所依靠的美国，基督教福音主义所代表的情感宗教精神。这些生活在乡下的传统“杨基佬”，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些全国性大报上，看不到他们的踪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在地存在，每当选举年的时候，这些相信信仰高于一切、善优先于正当的虔诚教徒们，就成为了左右白宫的力量。这次决定布什和克里最后命运的俄亥俄州，虽然经济衰退，但多数选民最终还是选了布什。他们所作的选择，不是功利自由主义的“经济人”选择，也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人”选择，而是虔诚地相信上帝、相信信仰高于一切的“宗教人”选择。正如一位俄亥俄州选民所说：“这四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在文化道德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政策，实际结果是对文化激进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宽容。自由主义对它们的步步退让，使得后者不断挑战政治和法律的底线：先是自由堕胎，然后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大麻合法化？自由克隆后代？…这些在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非公共性问题，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公共问题的焦点。难道生活伦理真的仅仅是私人事务？难道在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这些问题上，真的什么都行？文化激进主义者当然会这样认为，自由主义者虽然内心不赞成，但碍于价值中立主义的原则，只能保持宽容，就像克里对待切尼副总统的女儿同性恋的态度一样，有着过多的暧昧。当文化激进主义步步紧逼，而自由主义只能对此保持绥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保守主义在精英层中，表现为施特劳斯的古典贵族政治哲学对罗尔斯主流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民间草根阶层，则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再度崛起。这两股势力，一个是强烈置疑从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另一个是诉诸信仰和情感的宗教大众，它们正是小布什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些保守主义的力量，本来是一盘散沙，分散在学院的边缘和民间的草根，不要说没有建制化，连组织化都谈不上。然而，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以白宫为中心，保守主义终于获得了建制化的机会。特别是9•11以后，小布什以反恐战争为借口，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的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并且大打新“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牌，试图以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重新将上帝召唤回世俗社会，整合美国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去年，亨廷顿发表了他的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此书已由新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译本），这位美国学院保守主义权威人物将“文明冲突”的视线从国际社会外部转向了美国社会内部。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认同，过去有四个组成部分：民族（不列颠民族）、种族（白人）、文化（基督新教）和政治（美国宪法），经过一个多世纪中欧、南欧、东欧移民、拉丁美洲移民和亚洲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如今只剩下一个东西：共同的政治信念。这也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立论的基本事实基础。不过，在亨廷顿看来，仅仅靠政治信念立国是非常危险的，当初的罗马帝国、苏联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而靠国家意识形态的粘合力维持整合，最好这些帝国无一例外，通通崩溃解体。为美国之未来忧心忡忡的亨廷顿大声疾呼：要坚决抵制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盎格鲁－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由“五月花号”船带来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显然，亨廷顿这本书提出的观点，为白宫的基督教复兴作了理论上的背书。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复兴，自由主义何去何从？相信价值中立的自由派何去何从？这次民主党的败选，不仅是克里个人的失败，而且是其背后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大挫折。自由主义所预设的“正当优先于善”只能是一半美国人的公共理性，无法整合另一半美国人，因而在如今冲突最激烈的道德价值问题上，自由主义显得左右为难，拿不出一个让多数人服气的方案，这正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所在。在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公平安排上，自由主义基本实现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因为各自有各自对善的理解，重叠共识何其之难！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其背后的价值基础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它有其道德基础：对人的尊重和对不同信仰的尊重，但当不同的信仰发生冲突时，中立的自由主义就很难像解决分配公正一样，给予弱势者以适当的补偿。善的失落、美好生活的丧失，是无法用任何其它的物质或精神方式所能补偿的。理性的美国，情感的美国。这是两个美国，也是同一个美国，分别体现了美国精神的两个侧面。这是美国有活力之处，也是麻烦之处。搞得好，理性与信仰、精英与草根，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平衡的互补；搞得不好，冲突频频，威胁国家的社会道德整合。自由主义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整合另一个美国，另一个信仰的美国、基督教的美国；是如何回应文化道德价值问题，不再是用消极的办法，用括号将善的问题搁置起来，将之放逐到私人领域，而是积极地面对价值的分歧，重新将之置于公共领域予以对话和讨论，寻找自由民主生活最一般的伦理基础和价值底线。马克斯•韦伯当年指出现代性就是“祛除魅力”的过程，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祛魅”的产物，是世俗化时代的公共宗教。它相信随着世俗化的发展，人会越来越告别传统的宗教、信念和情感，成为“理性人”，这也是自由主义对自由民主秩序理性王国乐观其成的缘由所在。然而，自由主义忘记了韦伯当年对“祛魅”以后“价值诸神”冲突的忧虑，世俗化越是深入，神圣、超越这些价值之物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由只能提供给人选择的可能，民主赋予人以平等的尊严，但它们并不能因此给人的生活带来意义，告诉你美好的价值何在。而只有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现代性的世俗化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摧毁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完整性，使得价值危机在民主化以后格外地凸现出来。9•11事件所触动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世俗社会最深处的一根宗教神经”，（哈贝马斯语）而布什、克里之争所反映的，正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内部同样的问题：世俗社会的“价值诸神”冲突。 2004年美国总统的选举，预示着美国的自由主义不得不面临新的突破，在实践层面期待着一位像罗斯福、肯尼迪一样能够改变美国历史的伟大总统，在理论层面则期盼着一位自洛克、康德、罗尔斯以后有能力开创自由主义新生命的一代大师。不过，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或许几年，或许几十年，将是下一代人看到的故事。

女权运动（feminism movement；woman's rights；women's liberation）又译妇女解放运动或女性运动，即反对歧视女性，使女性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女权革命家的一项社会目标或社会运动。

--baike

德国女权运动先锋

Friederike Nadig（1897-1970）是德国“基本法之母”之一。她义务投身劳工福利事业，20岁加入社民党。二战后，她于1948年被议会委员会任用，该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除她之外还有三位女性。Nadig是为男女平等出力最多的斗士之一，得益于她的努力，“男女平等”被写入了基本法第三条。

Alice Schwarzer（1942年出生）是女性杂志《艾玛》（Emma）的编辑，也是德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这位女记者于1970年赴巴黎担任通讯员，在那里与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相识为友。1971年她在德国发起了《明星》封面故事“我们堕胎了”，有近400名女性在此宣告曾中断妊娠。Schwarzer至今还在以作家、主持人与脱口秀嘉宾的身份为平权而战。

Anne Wizorek（1981年出生）aufschrei（呐喊）而闻名，2013年这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关于日常性别歧视的辩论。这位女作家、女博主撰写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文章。社交媒体是她的主战场，此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因为一声呐喊是不够的，为了今天的女权主义》的书，同时Wizorek还致力于变性人的权益。

原文---sohu

印度女权作家

乌尔瓦西．布塔莉亚（Urvashi Butalia），印度女权作家兼出版人，她1998年出版的《沉默的另一面》，让世界第一次从印度女性的视角看见，印度与巴基斯坦光荣建国史背后，罕为人知的惨痛真相。

原文--twreporter.

中国女权主义

吕频（1972年－）是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家，中国新生代女权运动推行者。她是《女声》电子报主笔人，“女权之声”创始人，时评作者，性别研究学者。

原文--wikipedia

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清代著名经学家俞正燮，都有反对封建礼教、批判理学对妇女鄙视压迫的叙述。

女权启蒙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梁启超，他在1986年（光绪22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了不少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和对女性教育的倡导。在《论女学》篇里，梁把女学的盛衰跟国家强弱相连，把女学看做国家兴存的一项举措，不是一个单独的改革目标。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上海知识妇女王春林在《女学报》第5期上发表《男女平等论》一文，控诉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压迫、歧视、残害妇女和在社会、家庭、婚姻等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知识妇女卢翠在《女学报》上发表《女子爱国说》，提出7条有关妇女权利的建议，其中提到妇女参政时，请求皇帝"如西国贵妇院例

原文---zhuanlan

美国女权主义

夏洛蒂.吉尔曼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些左派女权主义者，她们是最激进的。夏洛蒂.吉尔曼出版的《妇女与经济》抨击19世纪的女性观，所谓的真正的女性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妇女脱离社会活动，失去经济作用，只剩下性功能，她的一切行为方式都围绕着出售性商品

原文--zhuanlan

珍妮·韦斯特伍德

第一位女党魁犹他州出生的珍妮·韦斯特伍德（Jean Westwood）1972年当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开美国政治历史先河。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平等权利修正案。

原文--bbc

台湾女权主义

台湾曾在台北市政府任职的顾燕翎，是台湾首位女性主义政务官，自一九七○年代积极投入妇女研究及妇女运动等相关议题，如今，探讨女性主义仍少不了她的身影，为台湾妇女运动写下真实且感动的历史纪录。

原文--udn

香港女权主义

香港2015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ransnational Feminism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Post-1997 Hong Kong: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向读者展开了香港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作者Adelyn Lim是人类学出身。她结合后殖民主义差异政治和团结政治理论，把女权主义，发展成社会运动的「框架」

俄罗斯女权主义

俄罗斯现代女权运动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势力发轫于“独立创办”的杂志《俄罗斯妇女》和《玛利亚》（由T.马莫诺娃，T.戈里切娃，V.马拉霍夫斯卡娅，Ju.沃兹涅先斯卡娅主编）1979年在列宁格勒流传之初。当时刊载的文章的主题是：苏联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对于妇女的歧视、生育健康问题、女犯的恶劣待遇、强奸、家庭暴力与其他类型的暴力。撰稿者在八十年代被迫移居。为期大约10年的随后一个阶段并没有群众性的女权运动出现。在官方的言论中，妇女的社会地位被置于“业已解决的妇女问题”以及“妇女多种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般框架内进行讨论。

原文--1xuezhe

瑞士女权主义

安德里亚·托尼纳1991年春季的那一天，瑞士许多人都深感意外，在工会领导人Christiane Brunner的支持下，沃州(Vaud)汝拉地区(Jura)一个女钟表师小团体的思想演变为瑞士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动员行动之一。全国约有50万名女性以不同形式参加了这场妇女大罢工，她们要求同工同酬，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益，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性骚扰。

一次不同的罢工然而，1991年妇女大罢工却遇遇了重重阻碍，无论是经济界还是政治界都对这场罢工表示强烈反对，联邦院(ConseildesÉtats)主席Max Affolter出面建议女性不要参加罢工，不要“为了自己的愿望，而不惜危及男性对她们的宽容与好感“。另一方面，女性生活经历各自不同，有的从事带薪工作，有的在家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因此传统的动员方式对她们行不通。 “1991年妇女大罢工采取多样化的行动方式， “Elisabeth Joris强调说，”与传统罢工不同的是，此次罢工以分散形式进行组织。“

原文--swissinfo

韩国女权主义

徐智贤

鼓励女性发声控诉性骚扰的#MeToo运动在韩国蓬勃发展，从检察官徐智贤公开指控前司法部官员性骚扰，到热门总统候选人安熙正被指控强奸，再到梨花女大学生手持闪光灯抗议学校教授性骚扰学生，韩国妇女运动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收获不少重要成果。不过，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够带来硕果，并非一朝之间所得，与韩国妇女运动长期耕耘斗争密不可分。回顾妇女运动在韩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观察韩国妇女运动从一开始缺乏性别视角从属于其他更大的社会议题，到后来形成女性身份认同，再到深入关注与女性密切相关的性暴力问题。从这一线索来看，当下以性骚扰为中心的运动可以说是韩国妇女运动史一脉相承的进一步发展。以妇女团体如何一步一步向性别平等目标奋进，来观察韩国妇女运动，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和借鉴推进性别平等的经验。

原文--kknews

土耳其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

伊斯兰复兴是当代土耳其社会的突出现象，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废除头巾禁令的过程，为妇女争取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 伊斯兰政党通过动员妇女参与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为她们赢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通过关注妇女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拓展女权运动的范围。伊斯兰复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土耳其女权运动的发展。

随着伊斯兰复兴· 试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运动的兴起，凯末尔主义所确立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受到冲击，出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与凯末尔女权主义者的分野。尽管她们的政治立场存在较大区别，但都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而奋斗，这直接促使诸如 “紫屋顶妇女庇护基金会”① ( Purple Roof Women’s Shelter Foundation) 、“妇女团结基金会”( Women’s Solidarity Foundation) 等女权保护机构的成立，并使民法修正案②在 2001 年顺利通过。

原文--2009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小引消费主义（consumerism）是当今美国文化研究里经常出现的语词。这里所谓“消费”并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里所指的对物品的需求与满足，而是指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消费社会》的作者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也含盖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消费品。消费品的普遍存在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消费社会首先论证了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1]在商品消费面前人人平等。英国学者卢瑞（Celia Lury）认为“消费文化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2] 物质文化领域里的消费不限于商业系统。商品由文化环境确定用途，日用品也有文化含义。卢瑞援引另两位学者的话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论点：“商品都具有价值，其价值取决于消费者的价值观……每个人既是价值的评判者也是被评判的对象……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商品，是因为它们有相应的等级……”[3]消费体现个人身份。消费在20世纪显得格外重要“表明了资本主义一种重大的变迁……资本主义开始需要确保人们积极地和以各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消费社会中去。”[4]消费文化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生产扩张的结果是闲暇和消费活动的增长。“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5] 上面引文里出现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实际上与消费主义的说法是一回事；所涉及的消费的文化社会含义即构成消费主义问题。我们研究美国文化里的消费主义问题，就是研究美国人已然成为生活方式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6]美国文化里的消费主义恰呈现这一特征。美国就是由消费者构成的国度。美利坚式的消费主义灌输给美国人的是个人成功只有通过金钱上的成功来实现，财富是通过购买商品体现的。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文化语境里，消费是再正宗地道不过的行为了。美国人无处不与消费打交道。美国人有时也担心失去更有意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他们对消费主义的不适和抨击从来不很强烈。[7]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学界倒是讨论过消费文化并且影响深远，论者是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新左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美国人被人为地拖进虚伪的消费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真正满足人文的需要。然而，这种论调并没有长久的生命力，连批评美国文化的人也不太赞同他们的看法。不过，有一点不容否认：“构成了价值的等级秩序的制度保证”（鲍德里亚语）的炫耀式消费是与新教伦理相悖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都崇尚节俭。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一语道破：“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确切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根源。”[8]当今美国文化研究里的消费主义问题讨论侧重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消费主义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本文认为侧重这方面的研究更贴近批评的理性。有学者将消费主义称为新资本主义（）.不可否认，消费主义的确将资本主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但是，笔者更倾向美国上中产阶级引导的消费主义属于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问题的看法。因此，本文避免使用肖尔（Juliet Schor）“消费的新政治学”之类的字眼。美国当今的文化精神面貌是经济生产与社会结构的产物，本文仍然遵循这个常识来理解消费主义问题。本文遵循的研究方法是朴素的实证方法，以期描述美国消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一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187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比1850-1870年间增加了两倍。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犹为引人注目。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一百年后的19世纪80年代，工业总产值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居世界第一位。1859-1899年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从18·8亿美圆增长到114·07亿美圆。[9]这一时期美国的铁路发展也十分迅速，1850年铁路线达9021英里，居世界第一位。到1890年，美国的铁路线已达20·82英里。“美国的经济已经作好了飞跃的准备。”[10] 19世纪40年代开始，商业化的农业生产在美国出现，电气工业同时兴起，大公司大企业随着产生。这是现代消费主义在美国产生的经济基础。美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的社会因素按照《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的分析是“幻觉剂哄动”取代了新教伦理。新生活方式的出现是因为美国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美国社会高消费经济状态下新的购物习惯的发展，及其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两项准则支持着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侵蚀中”，我们可以看出变化。[11] “经济冲动”代替了“宗教冲动”，换句通俗的话说：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勤俭持家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上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大多数于是耽于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奢侈地消费。 “家庭主妇”的消费就是一个例子。在19世纪的美国家庭里，男子挣钱养家，女子自然管起家事。大家都期望如此，富裕的家庭也的确是这么安排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富，阶级差别于是形成。区分阶级的方式之一是看妇女的衣着。对富裕的家庭来说，要保持上中产阶级的身份特征非常要紧。劳动阶级妇女怎么也买不起紧身花边衣裙；一则太昂贵，一则干活不方便。保持皮肤双手的白皙完美是富裕的标志，能看出属于哪个阶级。皮肤完美白皙表明她不用干活。这是上流社会奢侈消费的起因之一。另一个起因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妇女杂志。这1890-1910年间，美国白领的薪水上涨了1/3。成衣的大量生产使人们对时装产生兴趣。消费主义在19世纪美国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百货公司的发展。SEARS等大百货公司的邮购目录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愿望清单”。那时侯这种小册子已经开始做衣柜、省力用具和罐头冷冻加工食品的广告了。梅西（MACY’S）等大百货公司把现成的时尚货物带到许多大城市。这就为美国妇女提供逛商店的机会，逛的结果难免消费。百货公司促进了消费。消费风的兴起尤其对美国妇女产生了大影响。她们在购物、做饭、工作休闲等方面都受消费之风的影响。美国妇女还加入了百货公司售货员和餐厅招待的行列。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休闲方式的特点是休闲的场所都在公园、舞厅、沙龙、电影院、赛马场、体育馆等公共场地。这一点是20世纪末的美国人抱怨失去了的东西。美国妇女这一时期越来越积极参加高尔夫、网球、自行车、槌球等户外运动了。这些项目的一部分仍然是今天消费主义文化的内容。此外，城市剧场把音乐喜剧这一最有美国特色的娱乐形式带给了观众。有一个叫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的人为音乐剧写了1000多首歌，现今的大众文化生产者也鲜能望其项背。托马斯·爱迪森根据音乐喜剧制作了电影短片。城市中产阶级私人休闲领地也有新变化：室内照明开始有了电灯汽灯，如此，阅读廉价通俗小说之类的消费读物就容易了。《小妇人》等畅销名著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另外，妇女教育因女子学校的推广而得到改善。私人休闲包括音乐演奏之类的活动。美国中产阶级女子当时用几年的时间去学钢琴、竖琴之类的乐器演奏以便在家里为亲友演奏。乐谱因此成为热销产品。广告在这一时期也对消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70-1910年间美国日报类报纸的发行量增长了9倍。全国性的新闻机构和大报连锁机构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比如“普利策”的名字就是这时出现在媒体的。《女子居家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之类大众消费杂志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并且发行量不小。这些杂志包含各种追踪时尚趋势的文章和美容指南之类的东西。这就促进了消费。人们开始通过占有物品来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妇女杂志从一个方面讲给美国妇女灌输了这种理想追求。妇女杂志还刊登文章教你如何带孩子管家务，强调杂志的读者应该是在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的同时保持美丽和青春。杂志上的广告给妇女带来新时尚理念，最后把读者变成了消费者。19世纪末消费主义在美国出现的因素很多，上述只是几个方面。总之，世纪末美国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一个消费社会正在逐渐形成。 [Page] 二社会学家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里把美国这一时期的消费风用“炫耀式消费”的字眼来概括广为当下的消费文化研究者所知。假如说19世纪末美国的消费主义还是以上流社会“炫耀式消费”为特征的话，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美国消费主义则是“大众消费”。“它的出现归功于技术革命”和“三项社会发明”。[12]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福特主义”（FORDISM）的装配流水线生产。有学者认为美国消费主义始于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生产流水线上驶下第一辆汽车之时。[13] 20世纪美国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按这位学者的说法“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14]福特主义创造了工薪阶层消费模式。标准化规模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工人消费得起住宅和汽车。“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圆”，福特主义是用这样的口号吸引工人加入消费主义行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是这样分析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用提高生活水平的策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大量消费避免了生产过剩，同时社会因消费充裕而稳定。工人因此放弃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在葛兰西看来，现代消费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再生产的一种新形式。”[15]无论怎样，发端于福特主义的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16]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因为二战结束对经济前景抱着乐观主义情绪。家庭主妇们认为现在终于可以集中精力经营自己的舒适安乐窝了。电炉子、吸尘器、电冰箱等用具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下有时间参加鸡尾酒会之类的社交活动了。参加社交活动就得穿着打扮。“迪奥”和“香奈尔”之类的品牌引领着化妆品的时尚。CHARLES JOURDAN把高跟鞋的样式推到极致。类似《读者文摘》的杂志有近50家发行量突破100万份。这些杂志和报纸等媒体把广告灌输给消费的人群，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人人都以为消费机会是平等的，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广告商们通过分析人们的消费动机在推行营销策略。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隐藏的诱因》（THE HIDDEN PUESUADERS）一书的作者认为战后的消费主义盛行是广告商们鼓动的结果。这本书提到百老汇一幕剧的场景：主人公的儿子呼喊着“我要的东西很多，简直要疯了……金钱就是生命”。[17] 电视机走入众多的美国家庭也是战后消费主义盛行的原因。《我爱露西》和《度蜜月的人》之类的电视节目播放着美国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马尔库塞说这时候的美国人普遍具有“幸福意识”：人们“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18]所有的人在汽车、房屋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灵魂。“商品及其流通方式的发展与商品的巨大丰富是形成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19]商品广告和信用消费给美国人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分期付款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电视等大众传媒“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美国消费热潮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宣传和引导”[20] 。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消费欲望使“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了。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消费而不是节俭。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人们在休闲、消费和感官满足中接受了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悄然形成。”[21] 三美国消费主义的高潮是近 20年出现的。这当然与技术的进步和媒体的宣传有直接关系。媒体广告给美国人编织着五彩绚烂的美国梦。美国人在做美国梦时似乎也未多考虑梦有多少现实成分。1996年一本题为《隔壁的百万富翁》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因为书里面写的百万富翁与人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大都过着节俭的生活，买二手车，买便宜东西。这些富翁感觉没有必要让世人知道他们能过更富有的日子。而成千上万的非富翁美国人则对消费另有态度，因为他们买什么用什么与“身份”密切相关。开什么牌子的车，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住什么房子甚至喝什么酒都与自己的形象有关。美国所谓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消费时的参照对象往往是自己尊敬的人，也就是说收入比自己高得多的人。这种攀比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初，美国只有富翁才会炫耀式消费。二战结束后，美国人主要是向邻居看齐，不甘居人后。近几十年，美国人的消费则愈演愈烈。在过去，邻居是榜样，多多少少在一个消费水准上。如今，美国人不再以邻居为消费参照系，他们选择收入比自己高数倍的人来比较，所“参照”的生活方式往往是媒体宣扬的那一类。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个人收入50，000美圆，跟收入65，000美圆的比还说得过去；如果跟收入6位数以上的人比就麻烦了。媒体广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二十来岁连单身公寓都租不起的人却认为自己应该住纽约高级公寓，因为广告是这样诱惑他的。年轻人为自己设定实现不了的消费目标，其不如意是可想而知的。美国目前有27%年收入在10万美圆以上的家庭认为自己在消费方面不能随心所欲。近20%的声称全部收入悉在生活必需上花掉了。在年收入5万到10美圆的家庭里，39%认为不够，1/3认为悉在必需。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居然有一半人说不能什么都要。这还不都是穷的那一半。[22]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物质上不满足？为什么永远有东西要买？六位数的收入为什么也不够？为什么美国人的储蓄比别国人少？因为美国人奉行“我花故我在”（spending becomes me）消费哲学。 20世纪80、90年代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疯狂消费的年代。90年代末，“美国梦”（郊区一所小房子、两辆车、一年一度假）大为拓展。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住宅扩大了一倍，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第二处房产，汽车也越来越讲究。1980年以来娱乐休闲消费支出增加了一倍多。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内容也增加许多：个人电脑、孩子在私立学校受教育、订制服装、在餐馆吃饭、空调、微波炉、名牌运动鞋等等。在1979年-1995年间，平均每人支出增加了30%。然而，90年代中期的美国人并不感到幸福。许多人对消费前途感到悲观。为什么？因为攀比之风越吹越烈。有人称之为“贪婪的年代”。美国富人把炫耀式消费推向新的高潮。他们购买凌志车、劳力士表、名牌笔，收藏艺术品。上中产阶级纷纷效仿，结果年收入10万美圆的人也开始叫穷。肖尔给“上中产阶级”（upper-middle-class）下的定义是：最富裕的20%美国家庭，其中不包括最最富裕的那百分之几。1994年，这个标准的底限为年收入72，000美圆的家庭，中点为91，000。最富裕的5%家庭平均年入为254，000。人们攀比的就是这一群人的生活水准。这一群美国人确立了成功人士的物质生活标准，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到1991年，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开始盯着“金字塔”顶。根据肖尔的文章，哈佛商学院教授苏珊·福尼尔（Susan Fournier）曾和一位同仁做过消费者抽样调查：35%的美国消费者有当“成功人士”的意愿，而所谓“成功人士”只占美国人口的6%，其平均年收入在25，000美圆。抽样调查中希望“较成功”的占49%，次之的占12%。也就是说，有85%的美国人想成为18%的顶尖美国人。只有15%的美国人觉得过“小康”生活就可以了，当“中产阶级”就可以了。“而往上赶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你攀比的对象）越来越富——比4/5眼盯着他们的美国人要富得多。”从1979年到1994年，那20%美国最富裕的家庭收入从占美国家庭整体收入的42%上升到46%。即便不算最富裕的5%，上升幅度也是从26%到了27%。而这个人群之外的美国人的收入根据肖尔说实际上在下降。“4/5落入收入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却在向收入支出越来越高的人看齐。”[23] 期望值与现实的反差使美国人颇感悲观。到1996年，每四个美国人里只有一个相信在今后五年里生活水平会提高。美国人几乎有半数感觉自己的子女那一代人将来生活水平不会比自己高。“中产阶级队伍在萎缩，公司规模急剧缩小，就业焦虑和经济悲观论弥漫。人均消费在上升，而消费者的期望上升得更快。”1986年，有一家叫ROPER的民意调查机构以“多少收入能实现梦想”为题向美国人作调查。当时的答案是50，000。到1994年，同样问题的答案是102，000。攀比消费导致家庭财政状况不佳是不足为奇的。63%年收入50，000-100，000美圆的美国家庭存在信用卡透支现象。美国家庭平均只将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24][Page] 小结罗钢为“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编选的《文化研究读本》给国内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开了个窗口，让大家知道“文化研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一个情形。《消费文化读本》（罗钢、王中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则是《文化研究读本》中一个子题目的拓展，俨然一本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大观。消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研究中是主流，是“显学”。编者的用意除了“绍介”，显然是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社会也越发被物的消费包围，无从置身事外，或者根本就有切身体会了。《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罗钢为这本论文选集中文版写的前言，一篇非常好的导读。罗钢文章的开篇援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开篇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接下来是他自己的话：商品消费改变了日常生活，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 “20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的整体兴起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福特主义的法国理论家阿吉列塔的说法也在罗文引用范围：资本主义“不仅改造了劳动过程，也改造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它产生了“工薪阶层的消费模式”。19世纪末工人出身的美国工程师泰勒发明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使工人“哪怕在最小的细节上也被迫从属于生产过程”，工人成了装配线上的一个零件。社会思想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物化”。还是阿吉列塔的话：“在历史上，福特主义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消费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人对商品的占有支配了消费的具体实践。”新型的工人有能力支付汽车等商品的费用。在葛兰西看来，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就是“现代消费主义”构成的。哈维等人认为非物质形态的商品在消费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也同服装一样成为时尚。消费从商品转向服务。鲍德里亚的话又在文中出现：“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消费的已不是物品，而是符号。”罗钢的结论是：“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是以生产为中心，现在是以消费为中心。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消费才能成为一种具有某种价值取向的文化选择”。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导源于一种以城市享乐生活为特征的高度世俗化”，换句话说就是奢侈消费促进了生产。亚当·斯密所谓“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罗文以为就是人们把消费当作社会发展的条件。德国学者W．F．豪以为“商品美学”为“商品拜物教”推波助澜，商品包装和商品广告刺激了人的消费欲望。卢卡奇认为商品交换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使人们的“生活囿于十分狭窄的范围……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人们对物的追求窒息了他们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罗钢的意思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文化已经演化为消费文化，这种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假象，用来掩盖这些事物在现实中的真正缺失 ”。[25]美国文化里的消费主义风尚正是美国人追寻异化现实里的“自由和快乐”（美国梦）的表现；美国人日常生活里的焦虑和失落正表明“美国梦”在“现实中的真正缺失”。 [1] 仰海峰著《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3月，第 133页。 [2] 西莉亚·卢瑞著《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 页。 [3] 同上，第13页。 [4] 乔治·瑞泽尔著《后现代社会理论》，谢中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第113 页。 [5] 迈克·费泽斯通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第23 页。 [6] 黄平文《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见陈昕著《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 7页。 [7] Juliet Schor, The New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8] 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02 页。 [9]杨魁、董雅丽著《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91页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第113页。 [13]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3 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7页。 [16] 同上第97页。 [17] CONSUMERISM，RICHARD ALTSCHULER ET AL， . NET/CSPCC/ [18]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9 页，转引自《救赎》，第87页 [19] 杨魁书，第105页。 [20] 同上，第109页。 [21] 同上，第131页。 [22] Juliet Schor, The Overspent American: Upscaling , Downshifting and the New Consumer, [23] 同上 [24] 同上 [25] 见《消费文化读本》前言“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迷” 美国文化研究里的消费主义问题 _中国论文下载中心_西方文化论文_文.. 上面引文里出现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实际上与消费主义的说法是一回事;所涉及的消费的文化社会含义即构成消费主义问题。我们研究美国文化里的消费主义问题 ,就是研究美国人已然成为生活方式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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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研究论文

1:战争促进科技的发展2：是人们更加的珍惜和平，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著作约有3万余种。在我国，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夜，就已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1944年6月，湖南群社出版了文元钰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空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百花竞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充分掌握历史文献资料，努力提出一些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比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在充分掌握和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一些观点：战争开始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为时很短，只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1940年4月德国进犯丹麦、挪威时期；到了6月，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开始活动，这时战争已具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本着“博采众长，刻意求真”的精神，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年版）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强调“帝国主义制度全面危机的加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根源”；“西方民主制国家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的加速剂”。关于引起广泛争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针对“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0年说”等多种说法，该书基于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战争发动者不同的情况和战争发展轨迹的差异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先后爆发的。1931年9月，日本在中国挑起“九一八”事变、在东方揭开大战序幕后，又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战由此在东方爆发。1935年10月，意大利在西方最早挑起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以后，又经过德意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不流血征服，到1939年9月德国大举进攻波兰，大战由此在西方爆发。应该说，这些分析多有新意，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我国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特点。具体来说就是，尊重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进行综合研究，而不是仅仅作为军事史来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自觉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重视探求和揭示大战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影响。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阐述抗日战争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经过我国学者的多年研究，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比如，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专章阐述“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该书指出，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中国抗日战争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方向。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比如，王振德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指出：中国6年的局部战争、8年的长期抗战，迫使日本的一切军政施策均以解决侵华战争为中心，无力与德军呼应，致使德意日三国军事条约形同废纸。这样，同盟国无后顾之忧，才顺利执行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取得大战的完全胜利。如果低估了中国战场在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就不可能写出科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比如，韩永利著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通过对抗日战争对战时美国大战略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论证了中国战场承担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战略责任，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其他主要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战略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而非美国的单向支持。既注重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史料发掘，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在不断深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起点、性质、分期以及绥靖政策、法西斯主义、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大战的影响等问题研究的同时，我国多数学者努力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揭示法西斯专政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离不开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国史学界早就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三部专著先后问世。《法西斯新论》分析了种种法西斯主义现象，并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法西斯体制研究》分别探讨了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陈祥超著的《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着力研究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西斯专政和二战期间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致力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在现实生活中，法西斯政权虽然早已覆灭，但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老法西斯分子一直企图卷土重来。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尚未肃清，军国主义分子依然在活动。他们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试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出现了以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翻案为主要目的的“修正学派”，即“翻案学派”。我国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对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史料发掘等方面取得进展。比如，王捷、杨玉文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等单位近百名中青年学者花费10余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全书共收集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外交事件、战略战役、军事组织、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和历史人物等1万余词条。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些出版社也出版或修订再版了一批著作。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22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版）、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4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2版）、刘启安著的《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和李蓉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都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书，对我有记忆犹新的深刻印象。追溯二战起因，终究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采取的“自救”行为。为了自己“发展”下去，他们不惜一切地发动战争。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那么残酷：泪水、饥饿、鲜血、牺牲，我们对战争充满恐惧。无论是希特勒的铁蹄，还是日本人的刺刀，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战争带来的都是巨大损失。不可否认，战争对于科学的某个方面的发展，的确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原子弹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明出来，二战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对战争持有肯定的态度。大量青壮年走向了战场，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越来越少；科学家们正忙于研究杀人武器，平时为生产服务的各种研究停止了；大部分工厂在生产军事用品，日用品日渐缺乏。战争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后面，众多的不良因素日积月累，必然导致人民的不满，就算法西斯政府还想继续打下去，广大受害群众势必会奋起反抗。二战过后，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战争结束的六十多年间，中国的崛起，欧洲的飞速发展与日本经济的腾飞，都渐渐让人们明白：只有拥有和平，才能持续的发展。的确，在抹去战争的阴影后，人们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在和平环境中，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大家放下了高悬者得心，又重新到生产当中，军队开始大规模的裁军，不仅为生产活动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军事开支；科学家重新开始了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加快了新技术、新材料的发明与应用；就连国与国之间也不再是敌对关系，而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伙伴”与“战略伙伴”。于是这个世界有了一个新名字——“地球村”。和平时期也会有一些阻碍发展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和平对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可以这样说：战争也许可以使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而和平却可以让社会全面发展。和平与发展，是两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成果。只要共同努力我们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论文：主要是德国低估了英国的军事实力和攻打苏联,德国认为英国被逼出欧洲大陆后,再也没有能力来阻挠自己统一欧洲大陆的计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英国皇家海军从战争一开始就牢牢把住了北海出口,使得德国水面舰只无法通过日德兰半岛,皇家空军也在海峡上空挫败了纳粹空军,而德军就是在这不分胜负的时候贸然去攻打苏联,设想一下,如果德国不入侵苏联,也就不会有苏美英三国联盟,德国也不会在东线损失如此多的人员与装备,如果把东线战场的1094个师调至西线,或是意大利和北非,那么战争的格局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美国,与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作战也是很费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横扫整个欧洲的纳粹德国最终成为了战败的一方。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失误。根据多方面的资料和书籍的参考和多个军事爱好者的朋友的讨论，总结出纳粹德国十个方面的错误抉择一。德国因为巴尔干战役耽误了五周左右的宝贵的进攻俄国的时间。被绝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和本人认为是德国在二战中的一个最致命的错误。二。希特勒顽固奉行不放弃一寸土地的作战方法，也被认为是一个致命错误，虽然这一招曾在莫斯科会战挽救了德国几乎崩溃的东部战线，但是它在整个战争期间给德国军队带来的灭顶的灾难远更比它的积极意义要深重得多。三。希特勒在敦克尔克让装甲部队停止前进，事实上放走了30万英国远征军，使英国有力量继续战斗从而改变了整个二战的进程，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四。保密与间谍工作的严重失误，德国人的密码被盟国破译，却长期浑然不知，导致德国在战场处处挨打，节节败退。譬如苏联间谍佐尔格等给德国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五。西线一直到1944年6月才开辟，而希特勒却长期为一条根本不存在的西线保留了过多的兵力，尤其是早在1941年就在西线保留着50万人，如果能够把这些军队调到苏联前线，在1941年12月，德国人应该已经占领了莫斯科。六。第三帝国有一点变态的犹太政策，使德国在欧洲大陆、甚至全世界失去了人心，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敌人。七。如果德国不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也许它不会失去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俄国是一个永远不要去进攻的国家！” 八。假如德国是和美国结盟，而不是与经济、军事、科技都不发达的日本、意大利结盟，二战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和日本、意大利结盟绝对是个错误。九。1942年，德国发动南线攻势后已经重新夺取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在斯大林格勒，为一个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废墟的，军事上，经济上价值不大的城市反复争夺，为了很虚无的政治利益，用他们并不熟悉的战法流干了身上的血。并且在失败后，拒不接受事实，导致33万人的覆灭。斯大林格勒的错误其中还包括在战役初期的同时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个方向进攻这样的战略上的错误。十。在第三帝国完全处于下风，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错误地发动“堡垒”战役加速自己的死亡与很麻木、很愚蠢地判断盟国登陆地点选在加莱，而错过了在诺曼底将盟军赶下大海，避免两线作战的最后机会两项并列被人们认为是二战中德国的第十项错误。 A4即V2是由德国火箭专家维尔纳.冯.布劳恩为首的小组在波罗的海港口佩内明德研制的A系列远程火箭的一种，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的弹道导弹。"V"来源于德文Vergeltung，意即报复手段，这是纳粹在遭到盟国集中轰炸后表示要进行报复的意思。V1和V2表示这两种型号仅仅是整个系列的恐怖武器的先驱。 V2长米，发射全重13吨，能把1吨重的弹头送到322千米以外的距离。火箭由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动，燃烧工质为液氧和甲醇。发射时火箭先垂直上升到24-29千米高，然后按照弹上陀螺仪的控制，在喷口燃气舵的作用下以40度的倾角弹道上升，也可由地面控制站向弹上接收机发射无线电指令控制。一分钟后，火箭已飞到48千米的高度，速度已达每小时5796千米。此时，无线电指令控制系统指令关闭发动机，火箭靠惯性继续上升到97千米的高度，然后以每小时大约3542千米的速度大致沿一抛物线自由下落，击中目标。由于当时制导系统的精度所限，误差较大。 1943年初按盟国情报人员的情报，盟国发现这一计划，并由对佩内明德的空中侦查得到证实。1943年8月17日夜，英国皇家空军对佩内明德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大规模空袭，毁伤了V2的地面设施。为预防重蹈8月17日灾难，纳粹将V2工厂迁到德国山区的山洞工厂，这个过程耽误了预期的火箭攻势。 1944年6月13日(诺曼底登陆后六天)V1开始攻击伦敦，9月份第一枚V2落到伦敦。火箭攻击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如果在六个月前对登陆部队集结地进行集中攻击而不是伦敦的话，即如艾森豪威尔将军所说，盟国将遭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对伦敦的攻击都是在上午7至9时，中午12至2时，下午6至7时交通高峰期进行的，企图吓垮英国的民心士气。可是，对经过1940年空袭的英国人民，在全面胜利已如此接近时，这种新的恐怖算不了什么。在诺曼底前线的英国士兵更尽了最大努力用最快速度向威胁他们家庭的火箭发射地挺进。除了向伦敦发射外，在盟军9月4日占领安特卫普港后，纳粹向安特卫普港进行了大规模导弹攻击。 V2一共生产了10000余枚，用于实战发射约5000枚。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布劳恩和400余名火箭专家向美军投降，后到美国，成为美国火箭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奠基人之一；苏联也缴获了大量V2的成品和部件，并俘虏了一些火箭专家，以此为起点，开始自己的火箭和空间计划。

国际战略对比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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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键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它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正文一般来说，学术论文主题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事实根据（通过本人实际考察所得到的语言、文化、文学、教育、社会、思想等事例或现象）。提出的事实根据要客观、真实，必要时要注明出处；2.前人的相关论述（包括前人的考察方法、考察过程、所得结论等）。理论分析中，应将他人的意见、观点与本人的意见、观点明确区分。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他人的成果，都应该注明出处；3.本人的分析、论述和结论等。做到使事实根据、前人的成果和本人的分析论述有机地结合，注意其间的逻辑关系。结论结论应是毕业论文的最终的、总体的结论，换句话说，结论应是整篇论文的结局、是整篇论文的归宿，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结论，也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是该论文结论应当体现作者更深层的认识，且是从全篇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总观念、总见解。结论可采“结论”等字样，要求精炼、准确地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或新的见解及其意义和作用，还可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和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

国际战略环境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战略格局。1、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多极均势格局（1648-1815）。近代国际关系格局的第一次演变发生在17 世纪初期，其标志是该时期席卷欧洲的30年战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约确立的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均能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国际协议的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载入史册。如果用国际关系学“多层分析”方法去总结这段历史，则可见此时期发生了多层变化：（1）从国际层面上看，神圣罗马帝国控制欧洲局面已经走向衰落；（2）从国家层面上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3）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王权逐步代替了神权，各国君主的国家“主权”意识增强, 国际关系中的纷争更多地体现了决策者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主观意愿。总之，此阶段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阶段。2、维也纳体系：多极均势格局（1815-1871 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更新, 增强了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 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特点就是西欧向世界各地的扩张。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均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进行宗教文化渗透。欧洲扩张的结果之一是导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结果之二是导致了欧洲强国因殖民地等问题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激烈较量。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 国际关系中形成了以法国、英国、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等占主导地位的多极格局。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冲击了欧洲封建主义制度，对英国霸权地位形成严重挑战。然而，拿破仑1805年称帝后,法兰西帝国的扩张导致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建立。英普联盟和西班牙、两个西西里王国和奥地利两个反法集团, 经过一系列生死较量后, 迫使拿破仑帝国的解体。战后于1814 年10 月至1815 年6 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 确立了列强并立的“维也纳”体系。由于奥地利总理梅特涅在建立这一体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主谋作用，因此人们又称这一体系为“梅特涅体系”。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相互制约与平衡, 形成多极均势国际体系中的主宰。这一格局大体维持了40-50年的时间。3、法兰克福格局：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两极格局（1971-1918）。在维也纳格局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工业的进步促使各国资本主义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革命斗争迅猛发展。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以1848年1月西西里起义为开端，革命运动席卷欧洲大陆，法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同先后爆发了起义。1848年3月维也纳起义后，梅特涅被解职并流放英国，“梅特涅体系”宣告解体。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之后，先后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的战争。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莱茵河以北22个德意志国家和3个自由市组成了北德意志联邦，并成为法国在欧洲的劲敌。拿破仑三世力图通过战争阻止德国的统一，俾斯麦亦决心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870年7月，拿破仑三世对普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国接连失利，在9月1日的“色当会战”中惨败，拿破仑三世率l0万军队投降。11月，南德意志联邦与普鲁士签订联合条约，条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赔款50亿法郎，三年付清后德国占领军开始撤退。5月，两国正式签署《法兰克福和约》、确立上述内容。为确保对法胜利成果，战后，俾斯麦组织了新的反法联盟，并于1873年建立了德奥俄“三皇同盟”，共同遏制法国。于是在欧洲大陆形成了新的以《法兰克福和约》和“三皇同盟”为基础的新的战略格局，史称“法兰克福格局”。出于俾斯麦在其中起着主谋作用，亦称“俾斯麦体系”。在普法战争中，德意志实现了统一，在欧洲中心，一个强大而富有侵略性的德意志帝国出现在开始衰落的俄国、法国和奥地利的身边，使得欧洲的均势开始动摇。但英、法、德、奥、俄仍是左右欧洲乃至世界形势的主要强国，当时的世界格局仍是一种群雄角逐的多极状态。因此，“法兰克福格局”也称“法兰克福多极格局”。这一格局大致维持了40年左右。二，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1、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多极格局（1918-1945）。1914午6月至1918年11月历时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意大利后来转向协约国）失败而告终，从而使维持了40年的“俾斯麦体系”宣告结束。随着对战败国的处理，一个新的战略格局便开始形成。1919年的巴黎和会于6月28日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以重新确定德国边界、限制德国军备、瓜分德国殖民地和从德国榨取巨额赔款为基础，在欧洲形成了新的均势，确立了一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新秩序，即“凡尔赛体系”。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筋疲力尽的同时，在战争期间才加入协约国的美国和日本则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美国的海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动摇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为了确立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支配地位。1921年底，在美国操纵下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先后炮制了《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和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通过这次会议，美国不仅拆散了英日同盟，挫败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而且使英国接受了美国与其在海上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样便在承认美国实力优势的基础上，划分了一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凡尔赛体系”与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华盛顿体系”合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格局的形成，突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格局局面，显示出北美和亚太地区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地位的上升。十月革命的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开始改变几个欧洲列强左右世界形势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持和保护其瓜分世界的现状，采用暂时搁置它们之间的矛盾的战略，以便共同对付十月革命后出现的革命浪潮，国际战略格局便逐步由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的抗争，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抗争。2、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1945-1991）。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层次上看, 欧洲中心地位不复存在。从国家层面上看, 欧洲主要大国综合国力受到极大削弱, 以致丧失了昔日主宰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地位：曾经嚣张一时，横行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彻底失败，在战后相当长时期的国际事务中被排除出去；法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称雄世界百年的大英帝国江河日下，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沦为二等强国。而美国却在战争中得到巨大的发展, 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超级强国。苏联虽在战争中损失巨大, 但是经受住了考验, 成为欧亚大陆强国。在大战末期, 国际政治舞台上美苏两大国已经成为两支主要力量。旧的传统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宣告终结，以美、苏两大强国为首的两极格局即雅尔塔体系开始形成。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以二战末期的一系列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为标志，其中尤以雅尔塔会议最为重要。这些会议达成的协议和谅解，除协调了同盟国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计划和行动，加速了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的结束外，更主要的是确定了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两极格局初步形成。此后，美苏“冷战”加速了两极格局的形成。1949年，美国拉拢加拿大等国成立了针对苏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其针锋相对，于1955年和东欧七国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美苏两极格局的最终形成。经过60 年代世界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急剧变动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分崩离析。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和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行径。中苏关系的破裂,并发展为敌对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重要表现。资本主义阵营的解体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它们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两大阵营解体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全球争霸取代了两个阵营的对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成了两个超级大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争工具。战后开始的东西方冷战逐渐演变成以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雅尔塔体系下的两极格局持续了40多年，随着东欧剧变，两个德国实现统—，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而宣告终结。在此期间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多极化倾向，主要表现在：美苏争霸, 力量互相削弱；西欧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力量；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第三世界的崛起，有力地冲击了两极格局。但上述挑战远未构成对两极体制的挑战。主要因为：这种倾向是在两极体制下发生的，受到了两极体制的严密控制；在当时，也还没有别的国家或集团向美苏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形成一极。3、冷战后“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形成与发展（1991-）。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世界发生了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巨大变化,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国际关系格局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两极世界剑拔弩张的对峙状况的结束, 给国际关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世界各种力量经过发展和重新组合后, 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已经初见端倪。由于视角的不同，学术界对新格局的看法不尽相同。然而, 尽管国际格局的发展仍有若干变量, 但用“一超多强”来形容目前世界格局, 是相对全面的一种概括方法。

我建议开头用开门见山的方法一语点重主题，中间要找你个关键的点来对比，注意这几个关键点的选择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按什么来比，要条理清楚，从宏观到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