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庸的论文参考文献

《大学中庸正解》是月牙山人依据南宋朱熹《大学中庸章句》译著的儒家心法。译著本着天下为公、科学民主原则来阐述儒家思想，是译者在创作《中华心法》后耗费数年完成的《大学中庸》标准译本。《大学中庸》出自《礼记》第四十二篇和第三十一篇。《礼记》作者是汉代学者戴圣，是一部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核心著作。由宋代朱熹编定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历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子曰：“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据统计近百年来《学庸》翻译世俗版本超过上百版本，大多版本解释是互相抄袭，混乱难明，没有科学的、正确的阐述。所以说《大学中庸正解》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关于正解：正解是进行清晰的、正确的、科学的、唯物的、理性解释，文言朴实可信，语言直白易懂，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论述简约独到，实用可行，学习容易理解,思考可以通达，效仿切实可行的译本。只有正解和正能量才能够让中华绝学无忧。欲明学庸道，先知尧舜法；咸有一德文，明道指德章。自上古轩辕黄帝立我中华，中道则立矣。考证典籍见于《尚书》尧舜相传之道。《大学中庸正解》包含了四部分：《尚书》的中华心法和《咸有一德》篇、《大学正解》和《中庸正解》。《中华心法》阐述的是唐尧传虞舜“允执厥中”四字，虞舜传位给大禹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又名中华心法。这是荀子劝学篇所说的大学问，是先王的遗训。《咸有一德》的作者是三千六百年前商代宰相伊尹。内容为伊尹对太甲的训导。阐述的是明德，德在于一心、精一、专一、惟一、纯一慈柔的日月之德。《大学正解》明确阐述了新的道德至善体系观念：作者告诉我们什么是明德？什么是至善？什么是知本，修身的根本是壹，什么是壹，壹和道是什么关系呢？这几个问题都是人生哲学中核心的知识，《大学正解》给了我们更好的正确解答。明白了什么是壹，什么是至善？什么是明德、日月德、乾坤德、上下德？我们才会快乐的、日新月异的进步发展。《中庸正解》明确阐述了我们曾经模糊的性、道、教体系，对中庸之德、中和之道进行了全新的正确解析：作者告诉我们三点，首先什么是正确的明性、明道、明教？什么是择善固执（学一之道）？什么是明一德而不以声色化民呢？其次什么是不偏不易的中庸？不是不偏不倚，也不是持之两端而用其中。什么是真正的中和呢？什么是务本、固本、乐本的三本精神呢？最后阐述什么是至诚、至德、至圣？什么是德轻如羽毛，无声无息？这三个问题是教育、学习和工作的至善知识。只有我们明白三本（务本、固本、乐本）、三明（明性、明道、明教）和三至（至诚、至德、至圣），我们的能量才能与日俱增，慢慢的如同轻轻的羽毛一样飞上蓝天。《大学中庸正解》给我们带来了创新知识，学在于明一、明道、明德。壹，又写作一，专一也；道，又名一，其号无双；德，人人十目一心也，德又分日月、乾坤之论。轩辕之学在于惟一心，尧舜之学在于惟精惟一，汤尹之学在于咸有一德，管子之学在于专一……,学在于精一，在于壹。还原了上古灵魂思想本源，赋予国人全新的哲学理念，阐述了德者中道的精华，这大国将兴的声音。学子得此学，方能明一、明道、明德矣。让我们一起透知《大学中庸正解》作者重塑的上古灵魂思想本源，感悟专一、精一、纯一、惟精惟一的先王知识体系。从而更加专心学习和研究自己的学业，快乐的巩固学业、家业和事业，努力发现、改造自己，努力创新创造新生事物。《左传》曰：“ 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德者中道也，寄望读者仔细领会作者的用心良苦，能择善固执，将精一之道应用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之中，获得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创新；寄望专攻哲学的读者由此开始成就为国学达人，传承精一之德、精一之道。文中的[关键词]，是比较难于理解的词，解释与世俗译本有着本质不同之处。（世俗本在文中简称通本：主要参照梁海明译著的《大学中庸》）（文中不免有文字疏漏和言语不足之处，欢迎仔细研究的朋友提出疑议批评。）目录前言 4 自序 13 中华心法 16 《咸有一德》正解 19 简介 21 【正文】 22 《咸有一德》关键难解词汇： 29 后记： 30 《大学》正解 31 简介 33 序：明德论 35 摘要： 35 引言： 36 正文： 36 一、德字的表意： 37 二、德的里意，核心概念： 39 三、德字的形意： 40 四、日月之明德： 41 五、德育 42 结论： 43 参考文献： 44 【程子提示】 46 第一章明德章 47 第二章释明明德章 54 第三章释新民章 56 第四章释至于至善章 58 第五章释至本末章 59 第六章释格物致知章 60 第七章释诚意章 61 第八章释正心修身章 63 第九章释修身齐家章 64 第十章释齐家治国章 66 第十一章释治国平天下章 70 后记 80 1 明明德 80 2 亲民 80 3 止于至善 80 4 知本 81 5 明次序 81 6 行大道 81 词句注释： 82 《大学正解》关键难解词汇与误解对照 94 《中庸》正解 101 简介 103 序：明道论 105 摘要： 105 关键词： 105 引言： 105 正文： 106 一、道字的表意： 107 二、道的里意，核心概念： 108 三、道字的形意： 109 四、道名、道舍、道性、道用 109 五、无为的道： 111 六、无知、无欲的道 111 七、轩辕中道： 113 八、中庸之道： 115 结论： 116 参考文献： 117 【程子提示】 119 第一章【纲领】 120 第二章【知人】 124 第三章【正心】 125 第四章【正心】 126 第五章【修身】 127 第六章【审问】 128 第七章【明道】 129 第八章【正心】 130 第九章【正心】 131 第十章【明道】 132 第十一章【正心】 134 第十二章【知物】 135 第十三章【笃行】 137 第十四章【修身】 140 第十五章【齐家】 142 第十六章【齐家】 143 第十七章【知天】 144 第十八章【齐家】 146 第十九章【齐家】 148 第二十章【治国】 150 第二十一章【知性】 161 第二十二章【诚意】 162 第二十三章【诚意】 163 第二十四章【治国】 164 第二十五章【知性】 165 第二十六章【至诚无息】 167 第二十七章【修身】 170 第二十八章【明道】 172 第二十九章【明辨】 174 第三十章【知法】 176 第三十一章【修身】 177 第三十二章【诚意】 178 第三十三章【正心】 180 后记 187 一、学之道——择善固执： 187 二、用之道——择善用之： 188 词句注释： 191 《中庸正解》关键难解词汇与误解对照 202 附一：明一 217 附二：明道 218 附三：明德之天德 219 附四：明德之月德 220 附五：德系文考 221 附六：宇宙天月德说 224 附七、参考书目： 225 作者简介 226

与中庸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中庸》以它独特的方式直指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包容、领会，逐渐便构成了中国人主要的行为方式。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国学经典中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一个伟大民族文化生命的精髓所在，往往蕴藏与经典之中，笔者选择了《中庸》对其作出深度诠释。《中庸》以它独特的方式直指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包容、领会，逐渐便构成了中国人主要的行为方式。笔者从《中庸》一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两方面入手，度诠释了《中庸》思想的哲学意义。

关键词：中庸思想本体论辩证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源于史前传说时期。《中庸》一书包括本体论、宇宙观和功夫论三方面，通过性、命、人、天贯穿始终。牟宗三先生将其称为本体宇宙论。笔者将重点从宇宙观和方法论两方面来深度诠释《中庸》思想的哲学意义。

二、《中庸》的宇宙观

(一)诚者天之道也――由人生哲学向世界观的转换

“诚”乃《中庸》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诚”有属性义和实体义两种解释。前者是“真实无妄”之意，“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第二十章)后者则释为真实无妄之诚体。

从精神意义的层面看，诚是仁的全部显现。《中庸》中的“诚体”便是“仁体”。含有运动和创造的性能。因此便有了：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这里的诚之“至”即是性之“尽”。只有至诚、尽性才能将“仁”之本体得以充分展现。而此天命在赋予人之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物质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看似孤立无依，实则是“尽性”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同时进行，却又独立存在。

(二) “与天地参矣”与“唯天下至诚为能也”――《中庸》物与人的整体性思想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及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第二十五章》)

诚，天赋的本然之理，贯穿在万物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万物了。所以君子把诚奉为最宝贵的东西。至诚的人，并非自己取得成就就算完事，还要及于万物，行与他人。成己的人，毫无私意，这是仁;成物的人，随物施教，这是知。无性的仁德，体用一致，符合外内一致的规律，所以随时实行，没有不适宜的了。

万事万物、始终本末，无不以诚为本，诚涵泳全体，贯穿始终，故云：“诚者，物之始终。”沟水易涸，昙花易萎，推而至于道德、事功、文艺，苟出虚伪，终归泯灭。所以说：“不诚无物”。君子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

《中庸》这种由个体向群体，再向自然(天、地)转化的人文主义构想，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则蕴含着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强烈信仰。人的天性是由天所下贯赋予的，但是，人之性并不是被动存在的，它在被创造的同时也进入了到了天无穷尽创造的全部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实现人性，就必须形成终极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境界。然而，这样的境界也许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普通人在具体的事务之中很难将其切实实践

三、《中庸》的方法论

(一)“故君子慎其独也”――由践仁到尽性的个人修养功夫

人性皆由天命所下贯，而人性皆显于“仁”。《中庸》的“五达道”、“三达德”皆是仁之一端，可见“仁”之大用。因此，要通过践行“仁”，才能是人回归其本性。要践仁，“慎独”的功夫必不可少。正如《中庸》所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

人之性皆由天命下贯，人人皆有其真性，那么为何会“民鲜久矣”?人性本赤诚，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物欲所掩盖所渗透。我们并不是像禁欲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欲望，欲望本身就属人性之一端，无从消除。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中庸所要求的如此至善的境界呢?“慎独”便是要求人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暗得看不见的地方叫做隐，细得看不到的事物叫做微。暗得看不见的地方，却是最显露的;细得看不到的事物，却是最显著的。这些都源于个人内在的一种高度、觉醒。《论语》讲：“吾日三省吾身”、①“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②，“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在讼者”③

(二)“中庸”之“中”是事物的两方面――过与不及

中庸之中起源于“允执阙中”，这里的“中”释为一种政治上的公平。孔子以之为为政的物种美好德行：“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④如果作为度量来看，则中庸之“中”可理解为中点、中心之意。若以性与道论，则只能将其理解为至善之意，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极致境界，而不是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乡愿”。

孔子认为中庸之中既非“过”，也非“不及”，却不能离开“过”与“不及”而独立存在。如果能将“进取”与“有所不为”两个好的方面有机结合，便能达到既“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的中庸境界。而墨家的思想观念却与之相反。“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端”、“正而不可摇”(“欲”之“正”是“利”;“恶”之“正”是“害”)。他们认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相对安定的，因此必须要有所偏。

三、中庸思想的启示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化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对于新时期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第一、对待传统文化应该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有所舍才能有所得”，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亦如此。我们不能执一面之词，也不能将错就错，糊里糊涂全都笼统接受。而是应该要有批判继承的科学精神，去其糟粕，继承那些对我们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因素。

第二、对待传统文化要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孔子的中庸思想源于古老的几千年前，经过无数锤炼、发展和丰富，具有了十分厚重的内涵。毛泽东身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引领者，站在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分析法这把利器，打破了传统文化道德层面局限性的这堵围墙，运用运动发展的观点进行了生动的创新。

第三、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千余年的形成、发展、积淀，在如此宏大深邃的文化体系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何实现“舍”与“得”便成为了中华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实践中才能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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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中庸教育、和谐教育、人的培养、折中、过犹不及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作为一种美德，那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但是孔子认为那时的人是少有这个美德的，而且已经是很长久的时间了。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他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创造和运用中庸这一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力求培养出符合中庸，无过与不及的人。他的这一思想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那么什么是中庸呢？所谓“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和；所谓“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平常，不变。《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东汉郑玄解题为：“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中庸强调协调，平衡，避免偏于一个极端，在平和中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样一说，似乎是孔子在搞折中。其实不然。所谓折中主义是在原则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的无原则的迁就态度，既承认这一个，又承认那一个，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而中庸却不是这样。中庸是避免走向极端，她追求的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完美中和的境界。《论语·?先进》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曰：‘师（颛孙师，字子张）与商（卜商字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逾与？’子曰：‘过犹不及。’”中庸强调把握两端，坚持中和，运用中和，因此孔子对“过”和“不及”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不同性格，不同志向的学生，孔子都是从避免“过”与“不及”的思想出发，力求达到无过无不及的境界，使“过”与“不及”通过“中”来联结，来平衡，以求培养出理想的人材。我们且通过两个细节来看孔子是如何用中庸的方法培养上述材料中提到的“师”与“商”两个人吧。《史记》记载：“子张问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行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里可以看出，子张应该是属于性格激进，也就是孔子说的“过”，因而孔子就用中庸的办法要求子张谨言慎行，免得说过了头，做过了界，否则就尤多悔多，难以求得禄了。《史记》还记载：“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因为子夏本来“不及”，现在经过孔子的解释，对这几句诗有所理解，所以孔子按照中庸的原则，对他进行赞扬，说他懂得诗了，有相当的理解力了，可以与他交流读诗心得了，以促进其向前发展。《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另一个中庸教育的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姑退之。”同样一件事情，激进的人去做会过分，所以要压制一下，让他退一点；保守的人去做会不及，所以要鼓励一下，让他进一步。这样性格上截然不同的人在孔子的中庸调教下就会避免走向极端，避免“进”更“进”，“退”更“退”的情形。孔子教育过程中的中庸之法，对于弟子的培养、成材效果如何呢？根据历史记载，那是非常成功的。上述几段材料中提到的四个人，子夏、子张、子路、冉有，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都成了出类拔萃的人。颛孙师本来秉性邪僻，即“过”，但最后好学深思，成为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子夏，从前面所引《史记》记载材料可以看出，他甚得孔子赏识，与孔子讨论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深度。他提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著名论点，对后世之儒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这个论点就具有辩正性，很符合孔子的中庸思想。子路，更是孔子弟子中有名者之一。他少孔子仅九岁，性情粗犷，多次批评孔子，但是《史记》中说，孔子“设礼稍诱子路”，使子路的高傲性格得到改变，“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孔子对他批评较多，而且很奏效，子路能按照孔子的教诲而努力改正缺点，办事认真。据说他六十三岁时，卫国发生了宫廷事变，他仍忠于孔悝，说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在和敌方搏斗时冠缨被击断，那时那刻，他仍然按照孔子的“君子死而冠不免”的训条，最后在重结缨带时被敌方砍成肉酱。这一故事《史记》、《论语》都有记载。他对孔子虽近乎愚尊，但反过来也看出孔子中庸教育的成功。冉有，在孔子的教育培养下，才干成长很快，曾经做鲁国执政季康子的宰臣。他甚至能带兵打仗，据《左传》记载，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484），冉有任左师统帅时，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出战术打败了齐军，而且趁这次得胜的机会，他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十四年的孔子。但是他在帮季康子聚敛民材这件事上却“过”，孔子对他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论语?·先进》中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冉有你有才干，多才多艺，能做大事，但不能无所顾忌，才干越大，“过”越大，因此孔子批评也是越厉害。正是因为孔子中庸的正确，冉有并未因受孔子批评而恨他，相反师生关系更加相知相谅。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应该都是在他的中庸之道的熏陶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庸之人，毋庸一一论述，仅以上四例就足以看出中庸的成功。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孔子的中庸思想引伸到我们当前的教育事业中来，以解决教育中的不和谐，即现代教育中的“过”和“不及”，达到和谐教育的美妙境界。因为和谐社会是经济强大、政治昌明、科技发达、文化繁荣的社会，也是人的素质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社会。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既是物质生态、制度结构的和谐，更是人的和谐。和谐发展的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对象和依靠，而和谐发展的人的养成，极大的依赖于教育，依赖于和谐发展的教育。这样和谐个人养成就与和谐教育自然的联系起来。再者人的和谐发展首先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终身发展概念，但是最关键最重要的还是青少年时期的发展，学校教育有不可替代的发展人的作用。和谐的教育每每培养和谐发展的学生，而畸形的教育即“过”与“不及”的教育则往往培养畸形发展即“过”与“不及”的学生。当前不和谐教育已经造成的危害显而易见，触目惊心。首先开设课程围绕考试指挥棒转，考试不考的科目，学校就能擅自把它们从课程中删去，尽管对于学生的终身成长有很大作用。比如体育课，相当多的学校把它当成可有可无，学生得不到应有的身体锻炼的机会，导致不少高校、中学的军训乃至升旗仪式中出现太多的学生晕倒现象。其次考试频繁，期中考，期末考，月考，周考，“考考，学校的法宝”，“学生”成了“考生”，导致学生“积考成疾”，近视、心理失衡，比比皆是。第四学生作业如雪片一样飞，像雪山一样高，过多的重复练习，太滥的无效检测，几年下来，天真活泼的学生变得呆滞、变得麻木、变得近乎植物人。更为严重的是，忽视德育教育，只要文化成绩好，一好百样好，分数就是质量，成绩惟看分数，不强调和谐人的培养，学生的整体品德水准严重下降。也就是说，当前不和谐教育已经造成受教育者成为了不和谐的人，对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哀。面对这些不和谐的教育现象，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孔子的中庸思想当中汲取营养，反朴归真，不能认为中庸之道曾受批判而不敢提倡。其实，千百年来，中庸思想几乎体现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孔子的孙子子思把“中庸”思想发扬光大，演绎成了一部《中庸》，其中第三章说了这样一段话：“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这是他转述他老祖宗孔子的话，并以之作为《中庸》的指导思想，因而后世也尊称他为述圣。孟子也是继承孔子的“中庸”，当然他更有进步，在孔子“中庸之为德”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变”思想，认为“中”是随时变动的，如果“执中无权”，只能流于偏执，会“举一而废百”。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在论述养生之道时，也引用前人的话说：“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他之所以要引用这段话，就是因为这段话强调在生活中，要善于从个人情绪的对立而调理自己，保持和谐状态。宋代朱熹也是继承儒家学说和思想，他曾经说过：“看来我性既善，何故不能为圣贤，却是被这气禀害。如气禀偏于刚，则一向刚暴；偏于柔，则一向柔弱之类。一向不察气禀之害，只昏昏的去，又不得。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胜而归于中乃可。”（《朱子语类》卷四）他在这里同样强调“中”，每个人不能受自己的气禀左右，要善于调整和“克治”，使之达到中这个理想境界。明代的王守仁反对对学生“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语录》）他虽未明确提出要坚守中庸，但是其中反对“拘囚”式的教育，提倡“自然日长日化”这也是符合中庸的思想精髓的，因为“拘囚”式的教育违反中庸规律的，实质就是太“过”，他反对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庸的重要。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历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都能继承和发扬孔子的中庸思想，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育事业尽管经历了不少的曲折，总还能向前发展。现在我们的教育事业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出现许多违反教育规律的不和谐现象，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孔子的中庸教育思想，去除当前教育的“过”与“不及”。其实，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孔子的中庸就是那时的和谐，今天的和谐就是当代的中庸。当然我们的和谐教育内涵要有时代特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健全科学的教育体制。现在新课程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要真正做到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交流合作的能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同时要把我们的基础教育内涵扩大，不仅要求学生有文化知识，还要注重态度、情感、能力等的培养，真正重视对“人”的教育，包括人的知识结构、性格、性情、人格，切实做到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而不仅是以“分数”为本的教育，以培养和谐的人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把教育归源于是追求“人”的和谐成长。关于人的和谐培养，清代王国维也曾经说过：“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疲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他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还有蔡元培，他提倡对学生进行军国民、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等五育并行教育，也充分体现和谐思想。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更突出强调对学生进行和谐培养的观点。我们必须认真汲取这些先贤论述的营养，和谐育人，育和谐人，让教育真正走上健康的轨道。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指内在的品质，“文”是指外表的形态，即人的才能的外在表现，“彬彬”是指配合得当。这是孔子提出的君子应当具有的风度，充分表现出孔子培养人的中庸理想。如果说孔子用中庸之道培养出符合那个时代需要的中庸之人，那么我们认真汲取中庸营养，结合今天时代发展要求，去掉过与不及，我们就一定能培养出符合今天时代需要的和谐之人。主要参考文献：《论语》《朱子语类》《近思录》《史记》《左传》

关于中庸研究的论文

关键词：中庸思想本体论辩证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二、《中庸》的宇宙观

(一)诚者天之道也――由人生哲学向世界观的转换

从精神意义的层面看，诚是仁的全部显现。《中庸》中的“诚体”便是“仁体”。含有运动和创造的性能。因此便有了：

(二) “与天地参矣”与“唯天下至诚为能也”――《中庸》物与人的整体性思想

三、《中庸》的方法论

(一)“故君子慎其独也”――由践仁到尽性的个人修养功夫

(二)“中庸”之“中”是事物的两方面――过与不及

三、中庸思想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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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庸与中道之比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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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在相似的历史时期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中道和中庸的思想，分别在中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中道和中庸思想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两者的主要内容做了简要的论述，比较了他们共同点和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两者的思想实质。

关键词：中道；中庸；亚里士多德；孔子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中道思想就是其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最早提出了中庸这个概念，对我国的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文化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观，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中庸和中道思想的实质。

1、中道与中庸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正处于古希腊在政治、军事上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与复杂的社会状况，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家庭生活。如何缓和各城邦之间及城邦内部的矛盾，是当时的重要问题。这样，亚里士多德在对各种社会生活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反对极端、求其中道的思想。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年，他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有着深刻的感受。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逐渐向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转变，新势力的突起使旧的政权的控制力逐步的衰弱，老百姓处在水生火热的政治交锋之中，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在当时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同时力图以“中庸之道”来调和阶级矛盾，挽救奴隶制危机，实现他“克己复礼”的主张。

2、中道与中庸思想的基本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谓中道就是指适度、适中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亚里士多德还详尽的说明了这种适度的意义：第一，他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第二，它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指出“过度和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人的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均足以败坏德行，”因此，要想具备良好的德性就必须做到适度。他举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如食物的多少，他认为如果10磅的食物太多，2磅的食物太少，并不能推定教练将指定6磅的食物，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6磅有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如果德性也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艺都更准确、更好，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的。”他又把中道分为绝对的中道和相对的中道。绝对的中道指两端的距离绝对相等的中间状态：如果10是多，2是少，6就是就事物自身而言的中间，因为6-2=10-6，这是一个算数的比例。但是相对于人而言，我们的中间是不能以这种算数的方式确定的，它要因人而异，因此是一种相对的中道，即适度、适量。总而言之，所谓“中道”就是“适度、适中”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作为一种善良德性，它是最高意义上的善。

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哲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对中庸之道极为推崇。他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此第一次把“中”与“庸”连结起来，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但是未对其给出直接的定义。孔子把中庸视为重要的道德准则和哲学范畴。孔子的中庸思想在《中庸》一书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其中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教导人们约束自己的感情欲望和言行举止，将其控制在道德的范围之内，达到中和的'境界。这样，事物才会按照正常且正确的方向发展。

孔子的中庸之道强调过犹不及，即“适度为中”，孔子提出了“度”这一概念，相对于恰到好处的正中之点，过度和不及效果都是一样的。过犹不及、适度为中体现的正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孔子坚持适度为中，这个“中”指的是调和可以调和的东西，将所有德性相互制约同意的部分作为恰好的度，尽量避免过与不及。

“中庸之为德”是孔子确立的修身养性、主中致和的德行之道，孔子认为中庸之德是天下最好的德性。这种中庸之道在个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即是要达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中庸》首先提出了中和的概念，把宇宙看成和谐整体，孔子认为要包容他人，协和对方，要想达到中庸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致中和”。

3、中道与中庸思想的比较

中道与中庸思想的区别

第一，两种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差异。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性恶欲的根深蒂固，认为法律是遏制人性恶欲的唯一解决办法。法律是德性的象征，因此也是中道的标准，所以他推崇法治而摒弃人治。孔子则恰恰相反，他把亲情看成是维护社会的核心力量，他把中庸视为伦理之“礼”的同时，更强调中庸“仁”的道德性，《为政》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他强调人的行为是一种有意识的利人的道德行为，而非法律行为。

第二，两种思想的实现途径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道是在后天的学习和行为中逐渐取得的，而不是先天就可以获得的德性，人们必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才能获得这些德性。而孔子的中庸思想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认为“中”是人生而有之的天赋德性，将这种潜在的德性转化为现实的德性仅仅是一个向内用心的过程。每个人都具备“中”这种禀赋，后天的实践活动对这种德性的形成起不到任何有力的作用。所以孔子还提出了“内省”的方法，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独善其身，这就是要求人们不断的审查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中道与中庸思想的相同点

第一，两种思想都产生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均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变革时期。具体说来，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古希腊末期，城邦制度逐步走向落寞，最终被马其顿所取代，而孔子生活的时期，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旧的体制和文化观念正在解体，社会制度也在有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社会格局混乱。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使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缓和新旧矛盾，中庸和中道思想便应运而生。

第二，两种思想都反对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指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只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以实现表面的和谐或一致的哲学观点。事实上，无论是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十分厌恶折衷主义的，中庸强调“允执厥中”，中道强调居二恶之中点，都是指要把握好事物矛盾的度，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而绝不是指将不能统一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无原则地加以调和，更不是教人圆滑处世之道。

总之，比较中道和中庸思想的异同，现代社会运用这种处事方法可以使人理性的把自己的感情、欲望、行为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做到“无过也无不及”，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理性的分析和对待复杂的事情，从而提高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人们既不能对资源进行肆意的开发利用，也不能不利用资源来发展国家的经济，而是要合理的加以利用，寻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适度，这样才能使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做到了这个原则就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 64.

[4]李蓓英.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J].贵阳师专学报,2001(04).

[5]周莉.“中庸”与“中道”思想之比较[J].池州师专学报,2002(02).

与我读金庸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登录或注册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与庸常岁月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不强求，可有可无

不一定的这个要看你写论文的类型论文观点是不是要用图标和数据来说明

你是在问将图表插入word中的问题吗？可以在CAD中将图形保存为图像格式，比如bmp，jpg，然后插入word文档中。利用题注，可以对图表自动编号，这样你写论文就方便了。

您好,如果是正规的论文，就必须，还要按照次序标号，也要在文中提到图表。如果不是正规的话，随便看看就可以了

最好有，你可以去问下指导老师

你好，这个具体要看你们学校对于论文的要求了，一般放在下方会比较好呢，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都是学生过来的。

but if so whatever even although not only..but also... perhaps actually though such as.. like... Again, also, then, besides, further, furthermore, moreover, next, in addition however, still, yet, after all, for all that, in spite of, on the contrary, on the other hand Therefore, hence, thus, aordingly, consequently, as a result /For example, in other words

一般不要小标题。如题目特别大，可以加小标题，以什么什么为例。

是的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主要特点

科学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创造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理论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

来自美文《庸常之中，微芒不朽》。文末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即便是岁月偶尔微恙，我们也一直在治愈它的伤，气势如虹的人生也好，庸碌如常的人生也罢，我们总是以一已之力，抵御生活之丧、之伤，因为总有一束光，让我们向善、至美又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