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朝论文的参考文献

宋朝最出名的就是政治制度了吧？冗兵神马的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摘要:嫡长子继承制度是我国古代皇位继承的重要方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古代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作用。关键词: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昭穆制度、专权乱政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的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大事天子传子宰相传贤传子为求政局安定传贤是求国家的治理天子之子并非一人而诸子又无不觊觎最高的权位于是为求政局安定在诸子中难以继承皇位必须有确立的法制不然祸起萧墙政局必难安定这便是历代册封太子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封建法律就确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一、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中国古代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才确立起来的。是古代最主要的皇位继承制度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位的继承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位应由正后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长子早殇有子则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之长子。皇帝无子再依据昭穆亲疏的顺序选立继位之人。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安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在建立太子的问题上再加以君王的亲疏爱憎以及后宫、宦官、外戚的干政则斗争更加激烈由此而酿成祸乱者从秦二世诈立为帝到清世宗阴谋夺位可谓不绝于书诚如唐初大臣刘泊所说“太子宗兆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 封建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虽起于嫡长子继承但是却少有真正将嫡长子继承执行的且看下列数据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末帝子婴的即位都不是依嫡长子继承制。两汉时期,皇位继承有些复杂。西汉210年间共11位皇帝。“据《汉书》帝纪统计,除高帝为创业之主,平帝为王莽傀儡外,惠、景、元、成4帝皆以嫡长子继承皇位,文、宣、哀3帝为外藩入继大统,武、昭2帝则是因嫡长子被废而得继位。”东汉王朝195年间共有12位皇帝。“根据《后汉书》帝纪部分统计:其中除光武、献帝外,明、和、殇3帝均是因废长立幼而即位,安、质、桓、灵4帝都为外藩入继皇位,只有章、顺、冲3帝勉强算是嫡长子继承。”可见,两汉的皇位继承制度相当混乱,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曹丕的继位并不是由于他居长,而是由于他的谋略和实力更胜曹植一筹。司马昭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司马师之位。司马炎的继位也是由于他谋略高且有大臣贾充等的支持所致。”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使隋朝仅两代就灭亡了。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有21位皇帝,只有德宗和顺宗是按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位的。宋朝18个皇帝中只有3人是嫡长子即位。元朝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皇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皇位的战乱频频发生。明朝的16个皇帝中也仅有5人是嫡出。清朝皇帝无一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继承制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这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唐朝。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这二十一君得继大统的情形大致是一按制度而即位者只二君即德宗和顺宗二以权臣而立者有五帝三为宦官所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四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为高祖、太宗、肃宗五因稳定政权而立者为玄宗六为大臣争立者有高宗、敬宗七因母后干政立而废废而立者有中宗、睿宗八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为武后。二十一君以嫡长子而立者唯穆宗一人以长子而立者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懿宗七帝。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朝代统治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而它的皇位继承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于此相比其实唐朝的立储制度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太子位为储君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因此立储便成为封建政治中的一项大事统治者为此煞费苦心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经常使太子监国、佐理军国大事并随军出征以期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稳定政权和顺利接替然而事与愿违不但如上述相继发生过隋炀帝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等事而且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演变按照儒家的理论皇权既然是由天授予当然是终生的世袭的皇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又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这样的规定完全被遵守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争吵纠纷也不存在因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宫廷喋血了。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轨道发展正因为皇位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最大的荣华富贵它从来都是独占的、绝对排他的。所有礼教的宗法规定都无法真正遏制住对此的觊觎之念无法真正限制住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相继发生。究其历代嫡长子继承大致演变为两种形式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其实诸如此类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某种变化大部分是在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情况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三、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完善执行的原因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君天下”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即便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观念,也约束不了皇帝们在选择接班人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不喜欢太子承乾而想废掉太子改立魏王泰,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冲突。“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嫡长子的身份是根据其母亲的身份确定的,一旦其母亲的后位不保,太子也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了,他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到威胁。历史上由于其母亲失宠而丢掉太子位的人也比比皆是。第二,皇室权利争斗的因素十分复杂,诸如后妃干政、宦官弄权、官僚集团的影响、以及皇帝与嫡长子性格、志趣不合或互相猜疑等均可导致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唐朝的皇位继承中体现出来。第三,正皇后无子或皇帝无后代的情况也会造成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得到正常地施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变通的方法来传递皇位,如立皇长孙;兄弟相继;立子之贵者或长者;选择宗室子弟入继等。其实,就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肩负着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安定的责任,这就对他的德行、才能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嫡长子继承是一种只重视继承人先天的继承资格而不顾继承人才能的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产生一位能够胜任的皇帝,“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出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一致的问题。而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昏君、白痴皇帝、儿皇帝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参考文献【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2】《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三年【4】《汉书》卷43《叔孙通传》【5】《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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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朝印象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宋朝的国策是重文抑武，将领的权力被减弱，兵力降低，所以在对外战争中老是失败。给我们的启示在今天看来，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武力的标准，武力强大是一个国家不被侵略的重要保证，有了强大的武力，国家才能安康，人民生活才能幸福。

宋代文学的研究特色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京城的勾栏、瓦肆为宋代小说、戏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舞台。宋代文学的发展，表现在雅和俗两个方面，一是以话本、杂剧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另一是以诗、词、古文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学，而前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在宋代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相继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级课题多项，研究范围涉及宋代语言、戏剧、小说、词、诗、文、出版印刷等领域。在宋代语言研究方面，杨永龙教授专门从事宋代语法研究，先后在《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专著《〈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运用现代语言理论，从句法结构、事件类型、情状类型、时制结构等方面对《朱子语类》中表达完成体意义的若干副词、助词、语气词、完毕义动词予以描写和分析。目前，杨永龙还承担了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汉语虚词研究”。宋代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雏形，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钟彦先生即著有《戏曲丛谈》一书，讲述戏曲的渊源、体制、声韵、宫调、角色，以及南北曲的区分与作法、度曲法、流派等，开启了河南大学宋代戏剧研究的先河。到80—90年代，郭振勤发表了一系列宋代戏曲研究的文章。目前，张大新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戏剧》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他还先后承担了200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宋金时期中原俗文化的发展与古代戏曲的成熟”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戏曲与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唐代传奇发展到宋代演绎成了古体小说，赵维国教授对宋代小说尤其是丽情小说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他先后在《文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宋代小说研究的文章，其博士论文为《两宋古体小说历史轨迹》，并出版了专著《说部论稿》。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词学文献研究一向是河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词学家卢前和华钟彦等即进行词学文献的研究工作。1933年，卢前先生发现、复印了晚清端木垛的重要词文献《宋词赏心录》(又名《宋词十九首》)，在当时词学界引为盛事，吴梅、柳诒徵、陈匪石、唐圭璋等均有题跋。华钟彦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花间集注》是现代第一部《花间集》注本。佟培基先生出版了《辛弃疾选集》。邹同庆先生的专著《苏轼词编年校注》解决了苏轼词的校勘、编年、注释等诸多学术问题，被称为苏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孙克强教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曾主持1998年度河南省教委项目“宋代词学”，最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文艺思想研究”，也把宋词文献的整理列为重要内容，其专著《唐宋人词话》将唐宋词人215家的历代总评整理汇编，以文献挖掘深细而受到学界好评，被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77—1999年》。此外，宋景昌、齐文榜等对苏轼的词也有一定的研究；刘军政的“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词坛研究”，被列为2003年度河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河南大学的宋代诗歌研究比较集中于王安石、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高文先生常年从事王安石研究，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并出版了《王安石选集》。1986年，《河南大学学报》连续发表了华钟彦、李博、白本松的3篇文章，对苏轼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王立群、李贤臣也对陆游、黄庭坚的诗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宋尔康对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进行了探究，另外，宋尔康还承担了河南省教委规划项目“宋代诗歌研究”。“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个，宋文在唐宋文章学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刘溶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的文章理论进行探讨;张弛、杨国安则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韩愈、欧阳修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立群的兴趣集中在以苏轼、陆游为核心的宋代游记文章；张弛、柯翔涌则对苏轼的宗教信仰、历史人物论的逻辑法则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谢桂荣、耿纪平对范仲淹的师承关系、王安石的先世及王安石与曾、谢两家的交往进行了考察，为范仲淹、王安石的早期学术生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另外，李贤臣主持了1999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黄庭坚创造美学论笺”，耿纪平承担了200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宋新学与文学”。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和图书出版的繁荣，促进了各民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围绕宋代的刻书、编书、图书流通等课题，王星麟、孔学、陈广胜、赵维国分别就宋代的刻书业、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宋代图书文献的搜集整理、吕祖谦与《宋文鉴》、《太平广记》传入韩国的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写作思路：可以从宋朝的历史名人进行阐述，比如欧阳修在滁州建亭台赏花月，饮清酒成文章，与百姓游玩同乐，贬职之愁苦寄情于山水。欧阳文忠清新靓丽的文风，将宋人的恬淡雅致推向了高潮。

正文：

历史是有趣、精彩的，今天终于将一本青少年版的历史书看完。对于历史上的各大朝代，我喜欢的不是汉武，也不是盛唐，而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宋朝，虽然它命运多舛、外患不断，也改变不了我对宋朝的喜爱。

如果可以穿越，我会选择宋朝，我一定会和精忠报国的岳飞驰骋沙场，我会和杨家将一起除害立功。战场上，沙尘四起，只见风沙中一阵马蹄声，武将岳飞头戴官帽，手拉马的缰绳，见到敌人眉头一皱，怒发冲冠，扬鞭撤马，奔腾而去，他的背影散发出英姿飒爽、英勇无敌的风度。

杨家将正手拿弯弓齐射箭，只听嗖嗖嗖的箭声，目标砰然倒地。将士们个个英勇十足，一股英雄豪杰的风范。

今天是八月十五，只见苏轼一袭青衣站在小溪边，轻轻摇着羽扇，拿着酒杯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只见苏轼仰天长笑，山似乎抖了三抖，地似乎震了三震，天空中玉佩似的明月悬挂在天空中，偶尔有几朵云飘过；辛弃疾闲庭信步，走到小溪边，发现一户人家，心中顿时燃起一丛幸福的烈火，不禁吟道：“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我陶醉在这优美而又富有含义的诗句中。

宋朝虽有文臣武将，但奸臣和小人真是数不胜数，那潘仁美在皇帝面前说道：“皇上，这杨家将的权力太大了，还是收了他的兵权吧，否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着杨家将的坏话，终于，昏君宋太宗禁不住谗言，下令没收杨家将兵权。

后来潘仁美又多次将杨家将置于死地，就这样，英勇肖战的杨家将全部惨死在潘仁美的手中。看到这儿，我不禁内心悲愤，也有疑问：为什么官员们不能好好相处，一同处理国家大事呢，权力大就有就那么好吗？我不禁为杨家将感到痛心！

宋朝不但是文人的天堂，还是改变世界朝代，古代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天文学、冶炼，以及造船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

宋人的雅致，是从骨子里透出的清水芙蓉般的恬静，它来自于生活的变迁。当文章大家欧阳修被贬滁州之时，宋人身上的安然便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他在滁州建亭台赏花月，饮清酒成文章，与百姓游玩同乐，贬职之愁苦寄情于山水。欧阳文忠清新靓丽的文风，将宋人的恬淡雅致推向了高潮。

宋人的气度，是从暴风雨中获得的尊严，它源自于生活的蜕变。一场重大的波折，会使一个人更加坚韧。“乌台诗案”过后，苏轼来到黄州。在刚到这里时，他的内心波动未平，认为自己踽踽独行，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失意之句。而两年后，我们看到了他凤凰般的涅槃。当他迎着风雨，高声宣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人内心的升华，足以战胜生活中的一切艰难险阻！

宋人的复杂，是从抗金无门闲居山野中感慨的无奈。他曾经披挂上阵，以一敌百，壮岁旌旗拥万夫。中年只好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辛弃疾，一个只能在醉里看剑、在梦里回营的将士。当他投宿在路畔陌生人家，度过彻夜无眠的一晚时，回忆的水闸缓缓打开，他看看镜中自己花白的头发，摇头道：“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他老了，但他从不服老，他的心还是属于战场。

曾经的满庭繁华都已灰飞烟灭，而宋人的感慨却如同沙滩上的贝壳，依旧不变往昔的风采。我们因为热爱文字，所以品读宋词；因为品读宋词，所以追寻宋人；因为追寻宋人，所以喜欢倾听他们关于生命的言语。

其实宋朝外战胜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没用，因为获胜靠防守的比较多。但总的来说，宋朝的屈辱让我们认识到，一定要加强国防实力，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与大宋朝终总结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资料：李煜大事年表·后晋天福二年，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1岁，七月七日,李煜生。·后周显德元年，南唐保大十二年(公元954年)，18岁，娶娥皇。·后周显德五年，南唐中兴元年(公元958年)，22岁，长子仲寓生。·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23岁，九月太子弘翼卒,李煜自郑王徙封吴王·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25岁，二月,立为太子.七月,继位于金陵.尊母钟氏为圣尊后,立娥皇为皇后.遣使如宋表陈袭位. 次子仲宣生于此年.·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26岁，三月,遣使赴宋朝贡.六月,遣使赴宋朝贡.十一月,遣使赴宋朝贡.·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27岁，三月,宋平荆南,遣使犒师.十一月,宋改元.·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28岁，三月,始行铁钱.十一,次子仲宣卒.十一月,皇后娥皇卒,亲撰<昭慧周后诔>·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29岁，正月,葬昭慧后于懿陵.四月,宋灭蜀.贡银绢万计.九月,母圣尊后钟氏卒.·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30岁，奉诏匡胤命,约南汉俱宋事,未成.宋始决议伐南汉.·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32岁，南唐大饥.六月,遣弟从谦赴宋朝贡.十一月,娶小周后并立为皇后.·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33岁，猎青龙山,录囚大理寺,诸郡普渡僧尼。·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35岁，遣弟从谦入宋,贡珍宝数倍于前.十月,遣弟从善入宋朝贡.上表请去南唐国号,印文改为江南国,自称江南国主.·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36岁，正月,贬损仪制,改诏为教,衣紫袍见宋. 闰二月,宋留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于汴梁建礼贤馆,待李煜降.·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3年)，37岁，上表愿受宋爵命,宋不许.杀名将林仁肇.·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38岁，上表宋,求从善归国,宋不许.遣使诏李煜入朝,不行,遂伐南唐.·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39岁，六月,宋军与吴越兵围金陵.赵匡胤谕降.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李煜率子弟及官属4人出降.北上汴梁,南唐亡.·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40岁，正月,受封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十一月,进封陇西公.·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42岁，七月七日,被赵光义毒杀.追封吴王.十月,以王礼葬于北邙山.小周后亦卒于此年,于李煜同葬.生平简介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号莲峰居士。南唐中主第六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默记》)，使他的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反映了他身世与词风的转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话说李煜感一片凄凉，只留下思绪在徜徉。喜欢他的诗，深恋着他的诗；喜欢他的深沉，深恋着他的惆怅。他的诗，有哀婉悱恻的愁，有刻骨铭心的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身陷囹圄的他，即使面对再好的“林花春红”，也只能“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故国战火燃烧过后，国家沦陷，他从此成为无根的植物，家亡的囚徒。每每忆起“旧时游上苑”，“花月正春风”，“车如流水马似游龙”的旧景，不禁潸然泪下。即使是“拈花蕊嗅”“醉拍阑干”，终难挡“罗衾不耐五更寒”“心事莫将和泪说”。他的诗，有着太多令我们不能忘记的感动。音律的感动，语言的感动，意境的感动，读来总是让人心碎，却又不可言说……有如深涧里的千年冷泉，有如秋月下呜咽的萧声，饮之令人寒筋彻骨，闻之无不动容。总在想，为什么曾经宝贵的，他却弃之若履？为什么他所固守的赤子之心却为别人所轻掷？为什么别人能追逐的他却不能？这样固执的追问总在心底盘旋……看着他在思乡，悔恨的折磨下衣带渐宽，青春日损，一天天枯萎，我是怎样的心痛和怜惜！面对漫长的黯淡无光的年月，他又是怎样的怀念那些已逝的斑斓！读着他的诗，体会着他的忧伤，却无法给他任何帮助，只有把心默默的流放……终于，他逝去了，如天上悠游的无色的云，飘散的无影无踪，无牵无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的归去，算是解脱了吧！谈李煜，南唐后主。在中国古代帝王谱中，他是与陈后主，宋徽宗同列的君王。他自幼生长在深宫中，高贵的出身，万姓仰望的尊位，使他不必像下层人为种种生计烦恼，不必为功名利禄忧心忡忡。他不谙世事，不善于管理国家。身为人君，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警觉和处理国事的有效的应对策略。面对风雨飘摇的南唐政权，他手足无措，只有坐以待亡。公元976年，李煜被俘。因曾抗命不降，被封为“伪命侯”。短短几年里，他由皇子到太子，及至皇帝，最后是屈辱的贵族。在为期两年的囚徒生活里，他不甘心却又无力挣扎。在愁思往复递进中，岁月飞逝着带他默默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公元978年农历7月7日，李煜被赐牵机药毒死，时年四十二岁。叹李煜是谁？许多人是一下子未必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但一加上“南唐后主”这以前缀词时，人们便会立刻想起这个可怜兮兮的君王，说他尊崇宋朝，贪图享乐，以求苟活……每每在杂志或报纸上看到对李煜的评价，我常常惶惑不解。“国破”与“昏庸”，“身死”与“无能”有何关系呢？苦思，无果。于是我感叹，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文人要是在你脸上抹一块黑，千世万世任你如何都是抹不白它的。“不以成败论英雄”，这谁也会说，可人也总会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一旦扣上了，就再也解不开。所以，李煜在人们眼里至今依然是那个可怜兮兮的君王！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的严格，用到自己身上，而且把要求自己的宽容，用到别人那里，也许……就……记我写此文并无意将李煜“升华”至怎样的完美。不然，我也无异于自己山自己的嘴巴。我仅仅只是为了反驳如今一些人对李煜的看法。他们因他政治上的失败，就将他的音乐素养，文学才情一并抹杀。对此我倍感不平。在我看来，是那个不合理的帝王身份扼杀了这个优秀的才子，他的满腹才情却成为封建世袭的殉葬品，这是在是灿烂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希望以后人们在谈及李煜的时候，不要马上一句“无能的昏君”，而是轻轻吟上一句“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样对于这位凄惨的诗人来说，也就足够了。

关于清朝服饰论文参考文献

1、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装制度，由于八旗兵的进关，而遭到破坏，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异族服装。

清代在中国服装史上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它以满族的服饰装束为主，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这是清王朝统治者用暴力和禁令强制人们改冠易服的结果，致使中国古代服装在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异。

2、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生动，纤弱柔美的的汉族传统遭到破坏和变革。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衣袖短窄，素朴肃穆的满族旗装取得了统治地位。旗装以用料节省、制作简便、穿着便利为其特点。

3、清代服装尽管在外观形式上拼弃了许多传统的基本形制，但它内在的东西却没有改变，其精神实质与整个中华民族服装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既体现了本民族的习俗特征，又保留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等级制内容，然而其条文的庞杂、章规的繁缛，却超过了历代。

4、清代服装是中国古代服装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其进程随着封建末代王朝的覆灭而告终止。中国古代服装虽然结束了它的历程，然而它所显示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其本身。

扩展资料

服饰的基本特点：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代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

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那时的强盛。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1、慢束罗裙半露胸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2、襦裙半臂穿戴

襦裙半臂穿戴－－半臂这种服饰早在初唐即已出现；不仅在中原地区流行，西北地区的妇女也同样喜欢襦裙半臂穿戴，半臂是从短襦延边出来的一种服饰，一般都用对襟，穿在胸前结带。也有少数用“套衫”式的，穿时从上套下，领口宽大，呈坦胸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朝服饰

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平时较多穿着。穿龙袍时，必须戴吉服冠，束吉服带及挂朝珠。龙袍以明黄色为主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古时称帝王之位，为九五之尊。九、五两数，通常象征着高贵，在皇室建筑、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清朝皇帝的龙袍，据文献记载，也绣有九条龙。从实物来看，前后只有八条龙，与文字记载不符，缺一条龙。有人认为还有一条龙是皇帝本身。其实这条龙客观存在着，只是被绣在衣襟里面，一般不易看到。这样一来，每件龙袍实际即为九龙，而从正面或背面单独看时，所看见的都是五龙，与九五之数正好相吻合。另外，龙袍的下摆，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线条，名谓水脚。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清代皇后服饰皇后的朝服由朝冠、朝袍、朝褂、朝裙及朝珠等组成。朝冠，冬用薰貂，夏用青绒，上缀有红色帽纬。顶部分三层，叠三层金凤，金凤之间各贯东珠一只。帽纬上有金凤和宝珠。冠后饰金翟一只，翟尾垂五行珍珠，共三百二十颗，每行另饰青金石、东珠等宝石，末端还缀有珊瑚。朝袍以明黄色缎子制成，分冬夏两类，冬季另加貂缘。朝袍的基本款式是由披领、护肩与袍身组成。披领也绣龙纹。朝褂是穿在朝袍之外的服饰，其样式为对襟、无领、无袖，形似背心。上面也绣有龙云及八宝平水等纹样。清代后妃服饰清代龙褂，样式为圆领、对襟、左右开气、袖端平直的长袍。龙褂只能为皇后、皇太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服用。皇后龙褂纹饰，据文献记载有两种类型，北京故宫所藏实物，则有三种类型，均为石青色：第一种饰五爪龙八团，两肩、前胸后背各一团为正龙，前后襟行龙各两团，下幅八宝、寿山水浪江涯及立水纹，袖端各两条行龙及水浪纹。第二种只饰五爪金龙八团，下幅及袖端不施纹样。第三种饰五爪金龙八团，下幅加水浪江涯、寿山、立水纹。皇后、皇太后、皇贵妃、贵妃、妃龙褂与此相同。嫔所穿龙褂，两肩前后正龙各一条，襟变四龙. 朝冠，冬用薰貂，夏用青绒，上缀有红色帽纬。顶部分三层，叠三层金凤，金凤之间各贯东珠一只。帽纬上有金凤和宝珠。冠后饰金翟一只，翟尾垂五行珍珠，共三百二十颗，每行另饰青金石、东珠等宝石，末端还缀有珊瑚。清代皇后服饰妇女的缠足之风，到了清代尤为盛行。汉族妇女以穿弓鞋为多。满族妇女不缠足，大多穿旗装穿木低的丝鞋，时称“高底鞋”。由于形似花盆，也有称为“盆底鞋”。有的像马蹄，称“马蹄底鞋”。鞋跟都用白细布裱蒙，鞋面用刺绣、穿珠等工艺，慈善太后穿的高底鞋，把鞋头做成一个凤头形，嘴衔珠穗，称为“凤头鞋”。清代补服、补子清朝补服，也叫“补褂”，为无领、对襟，其长度比袍短、比褂长，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清朝补子比明朝略小，，是清代主要的一种官服，穿着的场所和时间也较多。凡补服都为石青色。补子是区分官职品级的主要标志。圆形补子有以下几种：皇子，龙褂为石青色，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团，间以五彩云纹。亲王，绣五爪龙四团，前后为正龙，两肩为行龙。郡王，绣有行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贝勒，绣四爪正蟒二团（前后各一）。贝子，绣五爪行蟒二团，（前后各一）。清朝补子比明朝略小，，是清代主要的一种官服，穿着的场所和时间也较多。凡补服都为石青色。方形补子所绣的纹样不同是区分官职品级的主要标志。文官绣飞禽，武官绣猛兽。方形补子是区分官职品级的主要标志。圆形补子为皇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皇亲贵族服用。九品官补子（练雀）。八品官补子（鹌鹑）。七品官补子 (鸂鶒) 文六品官补子（鹭鸶）。文五品官补子（白鹇）。文四品官补子（云雁）。文三品官补子（孔雀）。文二品官补子（锦鸡）。文一品官补子（仙鹤）。一品武职麒麟补服二品武职狮子补服三品武职豹补服四品武职虎补服五品武职熊罴补服六品武职彪补服七八品武职犀牛补服九品武职海马补服清代命妇礼服霞帔是宋代以来妇女的命服，随品级的高低而不同。《格致镜原》引《名义考》中称：“今命妇衣外以织文一幅，前后如其衣长，中分而前两开之，在肩背之间，谓之霞帔。”明代霞帔就是这种形式。清代命妇礼服，承袭明朝制度，以凤冠、霞帔为之。清代霞帔演变为阔如背心，霞帔下施彩色旒苏，是诰命夫人专用的服饰。中间缀以补子，补子所绣样案图纹，一般都根据其丈夫或儿子的品级而定，唯独武官的母、妻不用兽纹而用鸟纹。另外，普通妇女在婚嫁及入殓时，可以“借穿”凤冠、霞帔。清代服饰清代一般的盔帽，无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品，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铁或铜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或铁泡钉。铠甲分甲衣和围裳。甲衣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另在胸前和背后个佩一块金属的护心镜，镜下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名叫“前挡”。腰间左侧佩“左挡”，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蔽膝。清代八旗兵的甲胄，用皮革制成。此服供大阅兵时穿用，平时收藏起来。清代除满八旗外，在蒙古设蒙古八旗，在汉族设汉八旗，参加大阅兵的实为二十四旗。

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之。朝服的颜色以黄色为主，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纹样。一般在正前、背后及两臂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襞积（折裥处）前后各绣团龙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披肩绣行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十二章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衣上；其余四种藻、火、宗彝、米粉在裳上，并配用五色云纹。清朝皇帝的龙袍，据文献记载，也绣有九条龙。从实物来看，前后只有八条龙，与文字记载不符，缺一条龙。有人认为还有一条龙是皇帝本身。其实这条龙客观存在着，只是被绣在衣襟里面，一般不易看到。这样一来，每件龙袍实际即为九龙，而从正面或背面单独看时，所看见的都是五龙，与九五之数正好相吻合。另外，龙袍的下摆，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线条，名谓水脚。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清代龙褂，样式为圆领、对襟、左右开气、袖端平直的长袍。龙褂只能为皇后、皇太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服用。皇后的朝服由朝冠、朝袍、朝褂、朝裙及朝珠等组成。朝袍以明黄色缎子制成，分冬夏两类，冬季另加貂缘。朝袍的基本款式是由披领、护肩与袍身组成。披领也绣龙纹。穿朝袍时必须与朝褂配套，朝褂是穿在朝袍之外的服饰，其样式为对襟、无领、无袖，形似背心。上面也绣有龙云及八宝平水等纹样。皇后常服样式，与满族贵妇服饰基本相似，圆领、大襟，衣领、衣袖及衣襟边缘，都饰有宽花边，只是图案有所不同。清代补服、补子清朝补服，也叫“补褂”，为无领、对襟，其长度比袍短、比褂长，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清朝补子比明朝略小，，是清代主要的一种官服，穿着的场所和时间也较多。凡补服都为石青色。补子是区分官职品级的主要标志。圆形补子有以下几种：皇子，龙褂为石青色，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团，间以五彩云纹。亲王，绣五爪龙四团，前后为正龙，两肩为行龙。郡王，绣有行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贝勒，绣四爪正蟒二团（前后各一）。贝子，绣五爪行蟒二团，（前后各一）。顶子是区别清朝官员品级的重要标识，分朝冠用及吉服冠用两种。朝冠顶子共有三层：上为尖型宝石，中为球型宝珠，下为金属底座。吉服冠顶子比较简单，只有球型宝珠及金属底座两部分，底座用金的，也有用铜的，上面镂刻花纹。顶珠的颜色及材料有多种，反映不同官员的品级，按照清朝礼仪：一品官员顶珠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阴文镂花金，九品阳文镂花金。顶无珠者，即无品级。如果清朝官员犯法。在革去官职的同时，必须将帽上的顶珠取下，表示已不带官职。清代男子的官帽，有礼帽、便帽之别。礼帽俗称“大帽子”，其制有二式：一为冬天所戴，名为暖帽；一为夏天所戴，名为凉帽。暖帽的形制，多为圆型，周围有一道檐边，材料多为皮制，也有用呢制、缎制及布制的，视其天气变化而定。颜色为黑色为多。皮毛之类也有分别。最初，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其下则无皮不用。由于海獭价格昂贵，后用黄狼皮染黑代替，名为骚鼠，时人争相仿效。康熙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一种剪绒暖帽，色黑质细，宛如骚鼠。由于此类价格低廉，一般学士都乐于戴用。暖帽中间还装有红色帽纬，或以丝制等。帽子的最高部分，装有顶珠，材质多以红、兰、白、金等色宝石。顶珠是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按照清朝礼仪：一品官员顶珠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阴文镂花金，九品阳文镂花金。顶无珠者，即无品级。清代男子服装主要有袍服、褂、袄、衫、裤等。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其中有一种行褂，长不过腰，袖仅掩肘，短衣短袖便于骑马，所以叫“马褂”。马褂的形制为对襟、大襟和缺襟（琵琶襟）之别。对襟马褂多当礼服。大襟马褂多当作常服，一般穿袍服外面。缺襟（琵琶襟）马褂多作为行装。马褂多为短袖，袖子宽大平直。颜色除黄色外，一般多一天青色或元青色作为礼服。其它深红、浅绿、酱紫、深蓝、深灰等都可作常服。霞帔是宋代以来妇女的命服，随品级的高低而不同。《格致镜原》引《名义考》中称：“今命妇衣外以织文一幅，前后如其衣长，中分而前两开之，在肩背之间，谓之霞帔。”明代霞帔就是这种形式。清代命妇礼服，承袭明朝制度，以凤冠、霞帔为之。清代霞帔演变为阔如背心，霞帔下施彩色旒苏，是诰命夫人专用的服饰。中间缀以补子，补子所绣样案图纹，一般都根据其丈夫或儿子的品级而定，唯独武官的母、妻不用兽纹而用鸟纹。云肩为妇女披在肩上的装饰物。五代时已有，为四合如意形。明代的妇女作为礼服上的装饰。清代妇女在婚礼服上也用。清末江南妇女梳低垂的发髻，恐怕衣服肩部被发髻油腻沾污，故多在肩部戴云肩。贵族妇女所用云肩，制作精美，有的剪裁为莲花形，或结线为缨珞形，周围垂有排须。马甲，或叫“背心”、“坎肩”或“半臂”。清代满族妇女所穿的旗装长袍外面常加罩一件马甲，这是满族妇女十分喜爱的装束。这种马甲与男式马甲一样，也有大襟、一字襟、对襟及琵琶襟等形制，长度多到腰际，并缀有花边。清代嘉庆、道光之前，汉族妇女服饰仍沿用明朝服装形制，以衫裙为主。乾隆年间以上身着镶有花边的袄、衫为主，式样比较宽大，长度一般在膝下。嘉道以后，镶有花边的衣衫趋于窄小，长度也明显缩短。有的再加一件较长的背心。下身除穿裙外，也有穿裤子的。长袄的特点是在领低及袖口镶有宽花边为装饰，并且不同时期袖子流行的宽窄也不一样，时而流行宽，时而流行窄。清代嘉庆、道光之前，汉族妇女服饰仍沿用明朝服装形制，以衫裙为主。乾隆年间以上身着镶有花边的袄、衫为主，式样比较宽大，长度一般在膝下。嘉道以后，镶有花边的衣衫趋于窄小，长度也明显缩短。有的再加一件较长的背心边缘都装饰有花边。下身除穿裙外，也有穿裤子的。裤子的样式也有变化，初为大裤管，后逐渐改为小裤管，裤口镶有花边。从光绪年间起，由于裤子的流行，妇女穿裙的逐渐少见。清代汉族妇女服饰，在“男从女不从”（即对汉族男子严格要求遵从汉族服制，而妇女则放宽）的规范下，变化较男服为少。后妃命妇，仍承明俗，以凤冠、霞帔作为礼服。普通妇女则穿披风、袄裙。披风是清代妇女的外套，作用与男褂相似，其制为对襟、大袖、下长及膝。披风之上，装有低领，点缀着各式珠宝。披风的里面，还有大襟、大袄小袄，小袄是妇女的贴身内衣，颜色大多用红、桃红、水红之类。妇女的下裳，多为裙子，颜色以红为贵。裙子的样式，初期尚保存着明代习俗，有凤尾裙及月华裙等。清末，在普通妇女中间，还流行穿裤。清代的佩饰种类及样式都很多，形状小巧，材质多样，有翠玉、青金石、金嵌绿松石、檀香木、金铂、金星石珐琅、珊瑚、玻璃等等不同材料。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刺绣小品，其中有香囊、香袋、扇套、眼镜盒、表带、火镰袋、斋戒牌等。这些都是清代佩挂在腰间的佩饰，无论男女都作为随身携带的赏玩之物，晚清尤为盛。

清朝服饰的特点及文化：

1、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叉，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

2、在清末女子袖口领口有大量盘滚装饰。

3、色彩上，黄色是皇家独尊之色，民众是忌用。旗装色彩鲜艳复杂，用料等花色品种就多样，喜用对比度高的色彩搭配。王宫旗装用色明朗、强烈、艳丽，平民则以灰暗颜色为习俗。

4、盘滚设计上，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由于旗装是一种平面服饰，盘滚成为旗装除面料外的唯一设计空间，因而以多盘滚为美。清末曾时兴过"十八镶"(即镶十八道花边)。

5、图案上，清代旗装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

旗装的工艺繁复。盘金满绣在历史服装中可称之为"最"。为表现显赫的地位和富贵的身价，一般旗装绣花图案面积可占70%，工艺之重超乎寻常。宫廷旗装按官品等级选择高档华贵面料，如缎、绡、绸、纱及剪绒织物。

扩展资料

清代服装主要包括袍、褂、袄、衫、裤。官民服饰泾渭分明。

1、清代男装

清代男性着装以满族样式和风格为主，主要是长袍和马褂。袍为外衣，立领直身，偏大襟，长至膝下，又称作长袍。主要分官、民两类。

官袍：

官袍中，龙袍最为尊贵，只有皇帝才能穿十二章龙袍。蟒袍，又称花衣，为王公贵族所用。皇子蟒袍金黄色，领袖石青色织锦缎镶边，绣九条蟒。亲王、亲王世子、郡王与皇子同制，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通饰四爪蟒九条，不得用金黄色，余色随选。常服袍和行袍多为官员贵族平常所穿。

褂也是外衣，罩在袍外，有单、夹、棉等不同做法。其形制有两种。一种是长褂，通长为宽袖，袖端方平，圆领、对襟，下长至膝，是清代职官所穿的一种礼服。另一种是短褂，又称作马褂，长仅于脐，衣袖长者可至腕部，短者仅至肘间，为北京居民的普通衣服。

民袍：

普通居民穿在袍服里面的衣服有马甲和衬衫。马甲为无袖短衣，也称“背心”或“坎肩”。衬衫与长衫相似，可不用二袖，其作用一是掩盖开衩处内裤的外露，二是防止贵重毛皮袍的磨损。

男裤为高腰，穿时将裤腰所掖，用带系缚。裤腿肥阔，用扁阔带子扎住裤口，天冷时，还可能穿一种套裤，套在内裤之外，用丝绸交叉系于腰间。

2、清代女装

清代女装，大体可分二类。一类是满族妇女着“旗装”，另一类是汉族妇女服装。

皇袍：

皇族和命妇等上层社会女子服装，其式样与男子官服类似，只是冠饰和纹饰有所不同。普通满族女性日常主要是长袍，袖口平而较大，较长的袍可掩足。长袍往往加罩一件坎肩，也称作马甲、背心，长短皆有。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旗袍”，主要由清代皇室女服演变而来。

汉族妇女服装：

按“十从十不从”规矩，第一条就是男从女不从。因此，清代男子一律着满服，而女子则可沿袭明朝习惯，以上身着袄、衫，下身束裙为主。

乾隆以后，服装款式吸收了满族女服的一些特点，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上云肩，花样不断翻新。同时，满族妇女的服饰也受到汉族的影响，体现民族文化的融合。

这种八旗服制沿用至清代中晚期。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代表着封建等级的服饰制度也随之被捐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旗装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清代北京的衣着

关于宋代山水画的论文参考文献

山水画，中国画的一种。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系中国画，特有的画种之一。以下是整理好的关于山水画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山水画论文题目（导师拟定标题124个）山水画论文题目一：1、河北山水画发展史2、王蒙山水画中的繁密感探析3、胸中丘壑是吾乡——我的山水画创作4、山水画中的渔父形象5、李可染现代山水画变革的学理启示6、新疆山水画创作与“西北宗”实践的可行性7、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的比较研究8、山水画纵横谈9、从“贵有古意”到“逸笔草草”——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审美理想嬗变10、分流与失道:从后结构符号学论清代山水画的衰落11、从平面构成的角度解析黄秋园后期山水画:兼谈其平面化12、从平面构成的角度看黄秋园后期山水画13、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齐白石山水画独特性辨析14、画吾自画——齐白石山水画的创作历程及特点15、传统山水画大数据分析下的长三角地区山水资源的特色研究16、生态美学观照下的六朝山水画论17、略论文徵明青绿山水画的风格18、董其昌对晚明青绿山水画发展大转变的作用19、唐代青绿山水画点景研究——以“阎氏父子”“大小李将军”山水画为例20、李圣峰山水画作品为了心中的圣峰——李圣峰山水画漫谈21、傅抱石山水画探微22、山水画艺术在茶叶包装平面设计中的应用23、在宋代山水画的意境里找寻当代建筑之路——以董豫赣、王澍的思考与实践为例24、茶馆结合城市题材山水画元素的艺术风格探析25、张正恒山水画的特色与成就探源山水画论文题目二：26、为溪山写真——中国山水画写生中的人文情怀27、论山水画写生中的笔墨造型28、道释思想对山水画影响刍议29、划时代的丰碑——李可染的山水画30、浅析仇英青绿山水画风及形成的影响因素31、临界与超越许钦松山水画的创造特征32、沈阳故宫藏明清山水画33、写生:回归与重彰山水画学真义34、文人意趣在山水画中的渗透——米芾、米友仁父子的水墨山水35、生成意境与构成境域——黄宾虹山水画与塞尚风景画的比较36、 “对象化思维”与“非对象化思维”——基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讨论37、山水画图案在现代旗袍创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38、中国山水画审美意识与现代建筑设计39、探寻山水画“象思维”之源流——“永嘉论道”综述40、齐长城遗迹的山水画呈现41、 “一带一路”下之当代中国海洋山水画创作探析——以广西北部湾海洋景观为例42、从顿悟到渐修——张捷的山水画43、从择吉到气势——“龙脉”观念的社会民俗学内涵及其向山水画创作的递变44、吞吐自然意笔纵横——岳黔山山水画、花鸟画之语言特征45、 “《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46、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颜景龙山水画流向蠡测47、符号延异与图像缺失:明代山水画中的寻道者意象与艺术主流的终结48、听唱新翻杨柳枝——尤建清和他的山水画49、以色写意以彩畅神——张跃华山水画解读50、孙宽山水画作品赏心乐事谁家院山水画论文题目三：51、石涛山水画点景人物研究52、堪舆学在传统山水画中的运用探略53、读汤江云的山水画54、厌恶与洁癖——读肖培金的山水画55、从环境美学的角度看唐代山水画论56、马远、夏圭山水画中的“留白”理念与当代平面设计57、略论晚唐五代山水画屏与仕隐心态58、朴拙清新的世界——读董雷山水画59、黄宾虹、李可染山水画写生观比较60、《千里江山图》与宋代青绿山水画的复兴61、展子虔《游春图》对中国青绿山水画的范式化意义62、 “文人山水画”文化建构功能摭论63、从魏晋到南宋山水画概说64、笔底刚柔任所之千山奇秀墨华滋——记顾坤伯的山水画艺术65、清代冷枚《避暑山庄图》皇苑实景山水画的新风尚66、理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山水画67、中国山水画的阴阳关系研究68、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联性发展研究69、青绿山水画与边疆民族高校美术专业教学70、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兴起的原因71、黄秋园山水画作品中树木山石云水及点景笔法特征72、由“似”而“真”——晋唐山水画流变的内在趋向性考察73、新中国山水画时空表现中的速效填充现象74、建构新图式——满维起山水画谈

摘要：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宋代的山水画也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许多具有生态意蕴的生态文本，在这些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进而构成了宋元山水画的生态大和。关键词：宋元山水;生态美蕴;共生之美;整生之美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时期，而描绘自然情怀又是中国画的重要母题之一，从宋代开始中国山水画开始逐渐发展成熟，并体现出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哲学底蕴。中国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述，把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而艺术作为“天地之和”的产物，首先就是天地间万物和谐共生的反映，是宇宙广大和谐生命的缩影，作者通过艺术作品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而体现出生态中和之韵味，从而形成了山水画这个不断生长的生态文本，在这个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儒家与道家和禅宗的思想也在其中耦合发展，构成了生态大和，深刻地影响着宋元山水画独有的生态审美意蕴。一、宋元山水画生成背景早在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中最早的山水画就已经出现了，文中写道：“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西去山，别详其远近……”这些文字便体现出了山水的特有样貌。在之后，艺术家宗炳在山水画论《画山水序》中阐明的山水与道的关系，也为中国的山水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而影响了后代山水绘画的趋势与山水画的特征。之后，王微创作的山水绘画理论著作《叙画》，点明了传统山水画不是地理绘图，而是为了进一步表达文人与画家们真情实感。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文人画家们的创作开始逐步深入，并且开始注意到山水画的内在的表现效果。从宋代开始，传统的山水画已经开始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一阶段的官僚与皇室贵族士大夫阶级都开始关注与沉醉于山水画的创作。传统的山水画在宫殿与贵族厅堂中几乎到处都可见，并且也有一些小尺幅的山水画作品出现在案头与家中。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文化与艺术的重视与钟爱程度日益加深，很多人为了体验自然万物的美好，常常亲身投入自然当中，去体验大自然的美妙与万物的灵性，并为此创作了大量的精品山水画作品，从而便开启了宋代这个山水绘画最为繁盛的时期。二、宋元山水的生态之美在宋元山水画中处处都渗透着无限的生态之美，天地山川，花鸟树木，都在画家的秒笔下呈现出气韵生动、虚实结合、缥渺致远的生态景致，而山水画作品便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山水风景画。中国传统的生态山水作品从来都是秉承着“师法自然”的创作准则，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品味着自然天地的美好，并将创作者内心的感情寄托于山水之中，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山水画作品。由于南北地貌气候条件的差异，反映在山水绘画中就呈现出不同的生态意向：在北方的山水场景中多峻岭与巨石、悬瀑与峭壁。在艺术创作与山水画描绘中石头菱角分明，树木褐色参天，山峦起伏，笔法刚劲有力。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描绘到的“西北之山多浑厚，天地非为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极高，水源之所出，以冈陇臃肿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盘礴而连延不断于千里之外。介丘有顶而迤逦拔萃于四逵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拔也，如嵩少类者鲜尔，纵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可见，北方的山水人文特征大体上给人以一种雄伟、壮观、粗犷、凌厉的生态美感。而南方的山水地貌却有着别样的风貌，南方峰峦叠起，雾霭繁花，江河复苏，画中用笔多温和细致，线条平缓朦胧。从山水画意上更突显出天真淡泊，宁静致远，婉丽和谐。董源作为南方山水画派的开山之祖，作品多描写江南之景，在他的作品《潇湘图》中，山峦起伏平缓，山脚林木扶疏，郁郁葱葱，水波不兴。整幅画作清新秀丽，雅致和谐，这便是典型的江南之景。因此，南方的山水作品给人一种平淡天真、秀雅温柔的生态美感。南北方的山水画作在审美特征和意态状貌上形成了深层次的对生之美，也进一步构成了生态中和之美。三、人与自然中和的共生之美宋时有名的艺术家们常常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这也对他们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艺术家们倾心于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使宋代的山水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历史成就，进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中和之美。纵观宋代山水画作品，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内涵，但人物往往不占主导地位或根本没有在画作中出现，可这并不能说明人只是山水画创作中的衬托部分，而是进一步表达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审美情境。这并不是刻意的表现自然或人文，而是“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三国魏・王弼：《老子注・第五章》）在这期间，人作为自然万物的一部分理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万物，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精神达到和谐与统一，并且使人与自然相互促进发展，进而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生境。在艺术创造中，人与自然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中和的共生发展。在“天人合一”的道家观点中，人与自然是合二为一的，人融入自然万物的同时，也使本心回归自然当中。米友仁云：“画之为说，心画也”。在文人的艺术创作中，人与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命存在。所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是人对于自然的掌控，而是自然与生命交融的过程。宋代艺术家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认真留意体味自然万物，抓住山水的细微特点，精妙的表达出直接内心的真情实感，最终达到 “中得心源”的艺术境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这不仅是对艺术家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欣赏者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与艺术家产生共鸣的巧妙途径，这是一种对生性中和，在这种生态的中和中体现出画作之传神。因此在宋代，人们将传“神作”为创作中的最高要求，此处的传神之作便是人与自然中和构成的美的整体。例如，宋代著名山水画家范宽创作的《溪山行旅图》，在整幅画采用全景式构图，上有天，下有地，树木高低错落。从外部看，高耸的山峰，飞泻的瀑布，山丘与亭台，和若隐若现的溪流，这些创作元素都在范宽的笔下被生动的描摹出来。这些线条不仅表达出作者体味到的山水美蕴，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情感意蕴。这中的天地万物，与儒家“礼”的思想不谋而合，体现出儒家的伦理纲常。这幅画表面上似乎描绘的是关陕地区的自然风光，但是我们在当地却未曾发现与画中类似的景象，可见这是范宽对这一地区山水意象总结与提炼，其实这也更是作者对自己内心中自然的浓缩，整部作品展现出宋代山水画作品可游可居的高深境界，表现出山水之间的中和美，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情境，形成最具美感的生态意境。四、艺术与生命“气韵生动”的整生之美宋代的传统山水画意境幽深，在画中往往通过刚柔、动静、远近、虚实等技法，展现出自然生态与生命律动相契合的生态艺术作品，从而显示出人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相融合后所体现出的自然整生之美。中国绘画的第一准则便是“气韵生动”，在山水画的创作中正是体现出了这种自然生态审美智慧。正像曾繁仁先生所说的：“国画‘气韵生动’的重要美学原则是将大自然作为有生命的灵性之物加以描绘的。”并且此时的艺术作品不是独立的生命体现，而是自然生命之整体蕴含。在对自然生命的整体观照中，人之生命融合于自然万物生命中，并且人之生命与自然生命融合的同时，人之生命得到了进化与升华。在生态审美艺术作品中，作者追求的是自然生命的整体和谐之美，艺术家把山水自然视为一大生命。生命万物彼此相连，相互需要，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山川、草木、云霞全都是自然万物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万物的生命整体之中，各个部分和谐共生，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总之，宋元山水画虽是艺术的，但也是生命的，宋元山水画将人与自然和艺术连接起来，用艺术的手法，表现自然万物的美的同时，表达出艺术家关于生命的感悟与人生的追求。在中国画论中，绘画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想的诗意表达，更是宇宙和谐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艺术家以中和为美，致力于表现的是宇宙生命的广大和谐。在构图、笔墨等作品构成的形式方面也渗透着浓郁的生态意识。它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在方寸间，感知万物，感悟生命，纵情于山水之中，表达人们对自然生命的崇敬;同时也让人们留恋与山水性情，体味生命的情趣，让人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将人与大自然万物真正的融合起来，只有这样，山水画的创作才能超越人类审美的想象，和大自然和谐共生达到全新的艺术境界。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艺术与生命合二为一的整生生态审美境界。在宋元山水的世界里，山水画家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却又融合着道禅思想。人们感受到使心灵深沉、静默的和无限的自然汇合在一起的巨大力量，就像倪云林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简之又简、确实自然最深最厚的形状，纵然天地毁灭，此山此水精神不灭，这便是生态的永恒。山水之间融汇了一条回家的路，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若想再建美学传统，更要回归中国古典山水美学中的美妙意境。中国人看山看水其实就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山水中的自然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然，也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永恒的精神家园。如今的人们依然向往山林悠壑，依然渴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以宋元山水所蕴含的主客体共生的中和神韵也就显得特别的深厚，所显示的中华文化气韵也就特别深长。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 [2]夏晓春.《论中国画意境审美动态》《装饰》.2004年3期 [3]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3月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科学出版社 [7]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8]邵金峰.《中国画论中生态审美智慧研究》 [9]杨建康琼.《论中国山水画的生态美蕴》美术天地 [10]连晓红.《试谈老庄沂弊裸星翔寸中国山水画意境的影响》美术大观2007（3）12 [11]张子程.《论中国古典山水画之生态美蕴》绘画美学

宋代山水画空间理论的源起和发展作者：楚小庆中国的山水画是用水墨来表现宇宙万物,是通过水墨的形式来体现人对自然物象的情怀和感悟。在山水画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溶入了传统的文化思想,赋予了山水画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内在生命力,开始以独特的表现形式阐释中国艺术的人文精神。中国绘画艺术就是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孕育下,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历经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展现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魅力。中国画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在意识结构,是以儒学的以人为本为基本道德内涵,以追求真善美为道德使命,以道学的“天人合一”及禅学的“梵我合一”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观念,这种美学思想建构了艺术家“象物寄情”、“情景交融”的创作思维模式,通过对自然的感悟而达到了“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中国画数千年的发展中,画家和理论家总结出了丰富深刻的绘画美学命题,如“畅神”、“卧游”、“经营位置”、“三远”、“意境”等,这些命题对山水画的空间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中,有无数画家在不断寻求绘画艺术表达思想与美学形式并存的空间语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方闻先生曾经指出,“从4世纪到9世纪的人物画,4世纪到14世纪的山水画,空间中自然形象的图绘性表现成了清晰可辨的风格化主题。而激起艺术家通过掌握表现技巧,坚定地朝前征服了绘画的深度与自然运动的幻觉,表现规范中的结构变革,也由明确的步骤获得了进展”。[注:[美]方闻著,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方面画家们开始探讨山水画的空间布置和绘画形式。另一方面,通过绘画抒发情感,把绘画作为和自然沟通的一种方式。一、山水画空间构想的审美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士族的兴起,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都享受特殊的权利,他们从事艺术创作,有传世的教养,有充足的时间,又有比较适合于他们要求的生活环境。所以在这个时期,士大夫画家无不积极参与书画活动,也就在这个时期,艺术思想也异常活跃,各种绘画著录,有条理地记录了他们的痕迹,并为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中国美学出现了深刻的转型。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兴起了玄学,老庄哲学和佛教的流行改变了文化的面貌,“越明教而任自然”成为普遍的追求。我们可以从《世说新语》中了解到当时人们追崇的人物与春秋时期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已大相径庭,当时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人格的完善,而是人物风采的神韵。如“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有人叹王公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注:叶朗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从以上人物品藻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美学风尚,是面向自然,走向自然,回归自然成为普遍追求,因此美学风格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宗白华先生曾经概括:“魏晋时期虽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期,但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而是一个最富于艺术精神的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父子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郦道元、杨衔之的写景文,洛阳南朝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注: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文与诗的发展为绘画格调品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绘画形式的表达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思想正好与东晋时期的文人所追求的品藻精神相吻合,才使山水画成为专门表达人文思想的一种方式。南朝宋时的画家宗炳(公元372—443年,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精通书法,绘画和音乐,是位隐士。《宋书》所载:王义恭荐炳于宰相,不就,问其故,答曰:“我栖丘饮壑三十年,岂可于王门折腰为吏耶?”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后因病返江陵。宗炳《画山水序》一文和他的生活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东晋社会极度动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荣辱升迁变化莫测。多数知识分子也噤若寒蝉,纷纷隐遁山林,谈禅说道,赋诗作画,以求自我解脱。随着社会的发展,刘宋以后谈玄风气下降,寄情山水的风气大兴,山水诗,山水画也跟着发展起来了。如梁刘勰所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所竟也。”(《文心雕龙?明诗篇》)宗炳和众多的文人一样,终日以琴棋书画为伍,游山玩水、乐而忘归,与世无争、淡薄名利。宗炳关于山水画“卧游”、“畅神”的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宗炳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信奉轮回报应,精神不灭。他的山水画论融入了老庄之道,和魏晋玄学,一同使人的情感从绘画的空间得到精神的解放。他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道”(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是文章的总纲。宗炳把山水、含道、圣人放在同一个位置,说明山水通过形神可以表现道,而“道”在山水画中具有“形”、“趣灵”、“媚”的感性和审美特征,它呈现出动态的、取悦身心的、灵妙动人的诗意和魅力。在山水画中感悟这样的“道”会使人“万趣融其深思”,从而获得巨大的审美快乐。山水画最高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可以展现审美创造的生机和自然造化之妙理,体验这种妙理是魏晋南北朝文士所向往的最高精神境界。所谓圣人,按佛教的说法是“断惑证理之人”,是通晓世界规律的智人。宗炳《明佛论》说:“众心禀圣以成识,其犹众目会日以为见”。就是说众人只有在圣人的教化下,才能认识事物,就象人们只有借助太阳光才能见到东西一样,太阳一落便成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了。故人有所感才能有所见,所谓感者,要当资圣以通,可谓感而后应者也。宗炳所讲的“道”和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致的,指的是玄而又玄的宇宙精神,含道就是包容宇宙的道理,映物就是映照出万物。宗炳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精神外化的结果,圣人心中包容的道映照出万事万物,贤者以虚静之心回味圣人映照的物象。自然界并不是完全孤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纯客体存在,自然与人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物我同一,心物相映。山水以形媚道,就是山水能以美丽多姿的形貌感性地表现出道的精神,生活中的山石、小溪、树木、小草,经过艺术家感悟而赋予了新的生命,同时也使观者从中体悟到自然的精神和造物的规律,从而得到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理的满足。在绘画表现形式上,宗炳提出“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不仅是在咫尺之内描绘出千里之景,也是对画面空间气势的总体构思。比宗炳稍晚的画家王微,在绘画空间设置上同样有着自己的亲身体会,王微山水画的作用是“效异山海”,山水画的创作是“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画之情也”,因此山水画不能像画地图那样“非以案城域,辩方舟,标镇埠,划浸流。”在山水画刚刚兴起的时候,王微就提出不能摹仿自然,而要以“神明降之”,重视情感在山水画中的作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为了表现意境,王微还提出绘画需要“融灵”,要融进画家独特的情感,表现画家真实的感受。画家是山水的代言人,绘画要表现出“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精神境界。画家为外在对象所感动,将感动的心情溶入笔下的作品,这样才能感动观赏者。宗炳和王微为山水画空间的构想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山水画的空间、构图、气势、境界等方面制定了形式法则。二、卧游:心灵空间的超越古人对山水画的理解,既不是纯客观的机械模仿,也非纯主观的表现论和移情论,而是在“卧游”山水的境界里,“游目骋怀”,并以“无心”、“无为”之虚静心态和“步步看,面面观”,仰俯于观察自然的方式,通过静穆关照,与万物同在,共入自由之境。这种游赏山水的审美方式及老庄相关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空间的美学基础,从而决定了中国山水画趋于“写山水之神”,得“意”中之“象”,不著一字,也尽得情趣的艺术风貌。宗炳晚年“老病俱至,名山很难游遍,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上,卧以对之”。宗炳谈到,“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佛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入无人之野”。由此而陶冶性情,超脱精神,领悟大自然的奥妙,就是去游览真山真水,那能存此乐趣?神本身是无形的,但栖止于形之中,绘画正是通过同一种形表现其神,因而也就蕴含着理,能够做到这样,也可心满意足了。于是悠闲地坐到家里,养养气,喝喝酒,弹弹琴,展开画卷,悠然相对卧游宇宙之中,用不着冒严寒酷暑,就可以独步无人之境。峭拨入云的峰头,森渺无际的云林,是远古的圣贤所向往的超然境界,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尘世干扰,一切都与神思融为一体,人生在世,无非希望精神自由愉快罢了;而使精神自由愉快,没有比山水更理想的了。宗炳的这些观点,一方面是他山水画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受佛学的影响。如其师慧远在《佛影铭》和《庐山记》中认为整个山水都是佛影,仙人得道成佛和庐山神灵飘渺。宗炳并在他撰写《明佛记》中提出“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圣人穷机,贤之研微”。宣扬精神的不生不灭,并把它和佛性学说结合起来证明神不灭论。这种哲学观点,使他在山水赏悦和山水画创作中把山水自然看作某种精神的本体显现。徐复观认为:“山川能成为贤者澄怀味象之象,是因为贤者能在山川的形质上能看出它的趣灵,看出它从有限以通向无限之性格,可以作为人所追求道的供养,亦即是可以满足精神上自由的要求,山水才能成为美的对象,才能成为绘画的对象”。[注: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因为山水之所以能吸引圣人游历,是因为它“质有而趣灵”,体现了精神本体的内在魅力。“云林森渺,圣贤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嵩山、华山的秀美,大自然的神韵,都可以在一张画中得以表现,描绘完成之后,人们眼中所看的图画,同样可供观赏到体现,作为应目会心所感悟的就是和置身于真山真水一样。关于卧游——心灵空间的超越,可以从唐代维信禅师对山水三个时期的感悟得到启示。他说:“老僧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第一种是从“善”的角度看山。第二种是从“真”的角度看山。第三种是从“美”的角度。以此可以联想宗炳对山水的提炼是从“象”到“意”最后到“形式”的表现。山水画的生成和禅师的感悟有相似之处,在还未学习绘画时,对山的理解只是限于外表的形象。初学绘画时则见山画山,见水画水,是对物象直观的感受。具备一定的绘画理论以后,则是从山水“真”的角度来把握,面对物象,如何把真山真水搬到画面上,能够形成一种表达自我情感的形式语言,有无数的山水画家在山水之间寻找这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表达。高居翰认为:“在山水画‘物化’过程中,使山水树木在素绢之上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观者心中能够引起当他有异样的情绪,图画就有了取代实景的力量。”[注:[美]高居翰著,李渝译《中国绘画史》,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9页。]画家在追求“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的思想中用笔墨感受天地之道,达到借物抒怀的精神境界。宗炳观察自然采取的是“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以流动的目光看待自然万物,不是固定在一个不能移动的焦点,追求的是一个“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具有音乐般的山水空间,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中国的山水画是用心灵的感悟体察空间万象,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象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用色彩、明暗塑造出可以进出的真实空间。中国画家追求的是“仰俯自得”的观察宇宙的方式,是在数笔之中就能描绘出百里之迥和万仞之高的空间气势,以及达到可以“卧游”、“畅神”的意象空间。三、远近:视觉空间理论的形成中国和西方在用绘画如何表达空间物体的远近关系方面,形成了不同的透视方法。西方风景画善用焦点透视,中国山水画善用散点透视。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一种视觉上最普通也最重要的感觉现象,那就是近大远小,这是人们在自然状况下最能体会和理解的视觉规则。由于绘画具有记录客观事物的视觉形象的功能,所以,处理远近问题时,都基本遵循近大远小的规则,将一维平面转化成多维空间,中西绘画区别就在于此。关于空间透视,在中国古典文献上很早就提出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论语》中就记载了“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其中一小孩以早晚大中午小的视觉经验判断,太阳早晚离自己近,中午远些,这说明连小孩都能判断物体与视点的远近存在着大小差异。战国的荀况在他的《荀子?解蔽》中云:“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千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拆也,高蔽其长也。”后汉的王充在《论衡?说日篇》谈到“察物近则大,远则小”的记载。古人已观察到因视觉透视所引起“近大远小”的现象,这些理论对绘画空间有所影响。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中曰:“山有面,则背向有影。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山别详其远近”。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姚最《续画品》中评梁萧贲的山水画“在方寸之中,能辩出千寻之峻”。这个时期的画家能够运用笔墨在一纸之上创造出画面的空间深度,在咫尺之内,能使人感到有万里之遥。可见,画家对绘画空间规律的认识在逐步提高。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前期,能见之材料的可追溯到东汉的画像砖、画像石,作品中把人物、动物、房屋、树木等等,布置在一起,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如《荷塘渔猎》、《庭院》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射收获》画像砖,一砖分成两个画面,上图为“戈射”,刻画的是在野外射鸟的情景,池塘中鱼儿在荷花中穿梭,空中鸟儿在飞翔,左下图有两人弯弓射鸟,神情专注,姿态生动,下图表现的是农家收获的场景。在画面的右边有两个人手持镰刀收割谷物,中间三人在收割谷穗。左边一人肩挑谷穗,右手提篮。画面表现出了丰收的紧张和快乐。从画面空间上看,树木花草的表现都极为单纯简洁,画面所描写物象由近大远小依次排开。虽然这个时期山水还没有成为被单独描绘的主题,但可以从画面中了解到近大远小这种方法在绘画中已开始运用。而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对近大远小的视觉规律引起了画家们的普遍注意。他说:“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赌,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目。诚由去之稍阔,则见其弥小”。这句话的意思是,昆仑山是很大的,而人的瞳子很小,如离山很近作画,则看不到全貌,退远望去,全山便可纳入视野之中了。这篇文章是中国古代第一篇山水画论作。他在文中谈到如何取景,“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这是宗炳发明的一种远近取景法,这种方法对山水画空间经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用一张透明的生丝片放在眼前远映观者所要选取的景色,这个尝试与发现是非常卓越的。刘敦愿认为:“宗炳透视空间的提出并非偶然,推理是从秦汉画像石中运用半俯瞰式重叠法和远近法完成画面空间的排列。在秦汉画像砖、画像石的资料中可以看到,物象是按近大远小的顺序排列以次来显现空间的深度,可见秦汉时期由于画家们在处理物象的透视关系方面已有长时期艰苦的努力,才有宗炳关于透视的理论形成”。[注:刘敦愿《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透视观》一文,《艺术史论》,中国艺术研究院, 1988年第4期,第16页。]其实,秦汉绘画是近大远小的推移法拉开画面的空间,宗炳空间思想的提出也包含了另一种含义,就是为山水内质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洛神赋》中,山水已开始出现,虽是作为工笔人物画的点缀之景,在技法和理论上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体系,但山水画空间构图形状已比较清晰完整,同时也是五代、宋山水画的空间样式的最早范本。山水画的初期发展是在隋唐、五代,宋代达到高峰,这与传统文化的承传有一定的关系,宗炳最早把山水画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语言,并提出山水空间布置和表现方法等一系列美学命题。宗炳把山水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山水画在其后发展中成为中国画的主要画科。宗炳的《山水画序》在绘画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宗炳绘画空间的经营理念,山水画可能只是一个装饰之物、或衬景之物,而不会上升到主流艺术的地位。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写到:“人有长短,今既空其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宽窄)错置高下(远近)也”。在《洛神赋图》中,人物的形象达到了很高水平,但人大于山的比例关系,与其它景物显得不够协调。南陈姚最《续画品》说,“画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萧贲是画史上较早能表现远近透视的画家,在画中运用小中现大,近能推远的方法,在平面上,能瞻万里之遥,能体千里之峻。从此山水画中远近的距离得到充分的表现,山水画空间感有了新的认识,在平面上能表现出立体,这是画法一大进步。在山水画艺术形式的发展中,绘画空间在远近的处理上不断得到发展。如:“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远山不得连近山,远水不得连近水。凡画林木,远者疏平,近者高密”。([唐]王维《山水论》)。“远山无皴,远水无痕,远林无叶,远树无枝,远人无目,远阁无基。”([五代]荆浩《山水节要》)。以上是画家对客观物象因远近透视现象,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画家通过描绘近景,远景则留给观者去想象,远景的处理使画面宽阔,意境深远。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画山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通过远近景物的衬托对比隐藏可以使拓展画面的深度。在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中,可以看到近处的山岗,树人较为清晰,远处的山岗树丛处理的较为模糊,它与“近大远小”、“位置上下”的空间表现结合,获得了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效果。该画与顾恺之《洛神赋》中作背景的山水相比更为成熟,人不大于山,水亦可泛舟了。宋代山水画的空间布置,远近景物的处理采用近实远虚的方法,近景是描绘象,远景是表现意。物象的生动有利于观者的兴趣,远景更有利于意的显现,这说明了在宋代绘画中,对物象大小的比例掌握比隋代又有了一个飞跃。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大师都曾从事透视学研究,著名油画家乔托运用了焦点透视,使所描绘的景物在画面空间中得到了真实的再现。而中国山水画家却没有运用这种焦点透视法,而是采用仰视俯察、神游八荒的表现形式,创造出境界空阔的山水画。而西方发现这个规律后却谨守着近大远小的规律、视点和视平线的定位,以及形体轮廓在画面上怎样集中于“消失点”即“焦点”,从而显现合乎规律的形体,建立起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的艺术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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