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及其作品研究论文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 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中文系毕业论文选题参考
中国古代文学
1.《山海经》研究
2.中西神话比较研究
3.《诗经》及其作品研究
4.《左传》及其作品研究
5.《左传》《国语》比较研究
6.《国语》成书探源
7.试论《战国策》的时代特色
8.楚辞与屈原研究
9.《诗经》与《楚辞》比较研究
10.孔子作《春秋》考论
11.《孟子》探微
12.庄老比较研究
13.《庄子》新探
14.《史记》及其作品研究
15.《史》《汉》比较论
16.《汉乐府》新探
17.试论《古诗十九首》在比兴手法上的创新
18.从元代水浒戏到《水浒传》看李逵形象的演变
19.《西厢记》崔莺莺与《墙头马上》李千金形象比较
20.论《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21.论《西游记》中的妖魔
22.孙悟空形象之我见
23.谈《红楼梦》人物塑造中的衬托手法
24.杜丽娘·林黛玉·陈芸：明清小说中三个女性形象比较
25.从晚明社会思潮看《灌园叟晚逢仙女》的思想内蕴
26.论张养浩的散曲创作
27.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8.论鸳鸯与晴雯
29.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及其体现出的时代精神
30.论关汉卿杂剧中的小姐形象
31.杜甫诗歌的“诗史”性及其特色
32.白居易讽谕诗的价值及的特色
33.苏轼及苏门弟子的词之创作论
34.《水浒传》的传奇性之我见
35.晚唐五代词风格论
36.南宋辛派词人的创作及得失论
37.《桃花扇》人物论
38.试比较分析《红楼梦》中贾宝玉与薛蟠人物形象异同
39.试论《红楼梦》中作者在景物描写中所蕴含的个人情绪
40.试分析《红楼梦》中人物对话时所伴随动作描写对刻画人物形象的深入功能
41.试分析《水浒传》中林冲形象的典型性
42.试分析《水浒传》中三个英雄女性与三个反面女性在写法上的异同
43.试分析《水浒传》中宋江与李逵的关系及宋江杀李逵的悲剧特色
44.试论《三国演义》中人才与死亡观的冲突
45.试分析《三国演义》中作者塑造诸葛亮形象所用的创作手法
46.试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性格悲剧及其对蜀汉形势之影响
47.试论“异质同构”现象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典型性
48.比较分析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相同题材中女性形象之不同点
49.试分析《西厢记》中崔莺莺性格中的矛盾冲突及其必然性
50.试论关汉卿戏曲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化
51.试分析元散曲创作与元杂剧创作在语言上的异同
52.试分析李渔“十部传奇九相思”对明清传奇创作题材选择上的概括性
53.试比较分析《西厢记》中崔张爱情与《牡丹亭》中杜柳爱情之异同
54.试论汤显祖传奇创作中“生”角的类型化现象
55.试论《长生殿》中背景描写对人物心理刻画的补充效果
56.试分析洪升创作《桃花扇》时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手法
57.试比较分析元杂剧与明清传奇创作中人物道白的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
1.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2.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
3.鲁迅小说中的忏悔意识
4.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5.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
6.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
7.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
8.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
9.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
10.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
11.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
12.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
13.郁达夫小说艺术论
14.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
15.废名小说艺术论
16.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17.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
18.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
19.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
20.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
21.《围城》新论
22.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
23.《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
24.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
25.周作人散文艺术论
26.朱自清散文艺术浅析
27.冰心“小诗”简论
28.徐志摩散文艺术论
29.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
30.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
31.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
32.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
33.巴金《寒夜》新论
34.鸳鸯蝴蝶派再认识
35.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
36.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
37.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
38.五四文学社团研究。
39.鲁迅作品研究。
世纪20年代“问题小说”研究。
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研究。
42.茅盾作品研究。
43.巴金作品研究。
44.老舍作品研究。
45.曹禺剧作研究。
46.沈从文作品研究。
47.张爱玲作品研究。
48.解放区文学研究。
49.赵树理作品研究。
50.郭沫若作品研究。
51.戴望舒诗作研究。
52.艾青诗作研究。
53.闻一多诗作及诗论研究。
有关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论文研究
陈子善是被公认为最热心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内地，使得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林语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由此，才便有了《收获》刊出的《倾城之恋》以及文学界的相关评论。其后，张爱玲迅速走红，形成内地的第一次 “张爱玲热”。一批被尘封已久的作家，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也因为夏志清的推崇而同期走红。夏志清用42页论张爱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倾城之恋》如此写道，而沦陷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成名地。张爱玲，原名张瑛，笔名梁京，祖父张佩纶是清朝御吏，祖母是李鸿章之女。23岁时，张爱玲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走红，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对张爱玲研究产生推动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首次进入中国文学史。1979年，这部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并于 80年代初引起了内地学者的注意。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许多学者从香港带回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此，张爱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作家止庵说，自己从一篇文章中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26页论鲁迅，却花了42页论张爱玲，就很关注张爱玲， 1991年到香港，自己专门去买了夏志清的这本书。“夏志清在这本书里面推出了四个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前三个人因此名声鹊起并在海外引发研究热潮，台港一些著名作家如李昂、白先勇等人都对张爱玲推崇备至，这股风潮回过头来影响内地。”写过《张爱玲传》的于青回忆，自己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定：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收获》让张爱玲浮出水面真正促成张爱玲进入内地文学评论界和作家关注的还是《读书》和《收获》。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又同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作品进入大众视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回忆说，柯灵《遥寄张爱玲》在写完以后，被当时《收获》杂志的负责人肖岱看到了，当时，这篇文章已经被《读书》约走了，肖岱认为柯灵的文章写得很好，考虑到《读书》和《收获》的读者对象不同，加上当时《收获》有一个介绍作家的作品专栏，每期推出一个，在刊登一篇作品的同时，也刊登一篇有关作家创作的评论。就这样，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和《倾城之恋》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上。程永新记得，“我们发表张爱玲作品，还是有一点点顾虑的。但是，她的小说确实很好，估计发出来即使有一些争议，问题也不大。”《遥寄张爱玲》发表后，看过文章的张爱玲的姑妈和姑夫一起找到柯灵，感谢他为张爱玲说了公道话。而作家阿城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九八四年底，我在《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作家苏童将张爱玲的一部作品选入“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称张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苏童说，“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交响乐，而是民谣流派，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作家叶兆言甚至认为，张爱玲的作品让寝室的夜晚不再孤独。“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或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贾平凹把张爱玲称作“会说是非的女狐子”，看了她的散文，叫好不迭，又去找她的小说，在香港访问期间单挑张爱玲的书买。“当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深。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要读。”贾平凹坦诚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迷恋。在研究领域，根据学者艾晓明的回忆，新时期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学者是北大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赵园，她写了《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这篇文章比《遥寄张爱玲》还要早两年，后来收入她的论文集《论小说十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地文学评论界内部对于张爱玲的评价也开始发生变化。 1985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首次将张爱玲写入内地的文学史。在这本影响极大，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使用的文学史著作中，吴福辉负责撰写了张爱玲的部分。在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本书用了大约800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留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尽管有人后来认为本书评论张爱玲“笔墨相当经济” ，但是无数的大学生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按照陈子善的说法，在高校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中，研究张爱玲的一直名列前茅。“涉张”图书达到近百种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的出版。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1986年2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前面还附了作者像。1987年3月，《流年》的影印本出版;《十八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重印；《半生缘》由花城出版社重印。此外，张爱玲翻译的《爱默森文选》由北京三联书店重印出版。”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大众阅读取向，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花城出版社、浙江文艺社、台海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四川文艺、三联等都出版过张爱玲图书，总数超过50种。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再次引起瞩目。一些国内报纸均做了重点报道。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扩散到公众领域。据陈子善教授统计，内地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另外，一些研究张爱玲及其作品的书籍，也顺势走红。在“张爱玲热”中，张爱玲研究者金宏达、于青主编的《张爱玲文集》影响最大，这套正版发行量达五六十万套的书，更引来了遍地开花的盗版。时任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的江奇勇说，盗版远远超出正版，数量无法估计。《张爱玲文集》是1992年出版的。起初，安徽文艺出版社认为这书很可能卖不出去，把它当作赔本项目，在出版进度上略有延迟。当时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粱长森到中央党校学习，于青特地找到他，说明这套书的价值和意义。最后，粱长森拍板推出。这套书首印5000套。不久，他们发现，必须加印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1995年和1996年，这套书迎来销售高峰。各地发行商和书店先把款打入出版社账户，排队等着发书。由于印刷厂忙不过来，拿不到货的客户非常着急，一再催促，有些书直接就被发行商从印刷厂领走。因此，《张爱玲文集》盗版书“应运而生”。江奇勇说，不仅外面的人盗版，就他知道的情况，出版社内部有人和外面勾结起来盗版。因为排队等着发货的客户迟迟没有拿到书，而有些书直接就从印刷厂发走了。“张爱玲、李泽厚、傅雷作品，当时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三块项目。”江奇勇说。1995年，张爱玲逝世。此后一两年时间里，读者对张爱玲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张爱玲著作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而在上世纪80年代被批判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年7月终于与内地读者见面。爱死了张爱玲陈子善表示，张爱玲热兴起和持续的原因，有很多因素。比如，张爱玲人生经历奇特，富有传奇性，她罕见的文学才华，与胡兰成的爱情和婚姻，以及她独特的个性都很有传奇色彩。在内地学者和“张迷”中间，广泛流传着台湾的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先生“爱死了张爱玲”的故事。从1973年决定研究张爱玲后，唐文标10年之间“足迹几乎遍及诸大洲自由世界各大学图书馆”，1984年，他将收集到了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包括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等等，汇总原样影印，印成一册16开，383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在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张爱玲知道以后，认为此事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便让拥有自己作品版权的皇冠出版公司跟时报出版公司交涉，于是，时报公司就停止了这本书的发行。1985年6月初，时报出版总经理柯元馨打电话给当时住在台中的唐文标，说仓库还有四百本书，你如果要，我就雇一辆车给你送去；如果不要，就准备销毁。因为编这个书很费劲，他说要，于是，出版公司把几百本书拉到楼下，卸在那儿就走了。因为夫人不在家，患鼻咽癌多年的唐文标就自己把书往上搬，鼻咽癌伤口因承受不住重力压挤而出血不止，第二天凌晨三点在台中病发身亡，时年58岁。一位台北文艺界朋友听闻消息后痛哭失声，频频叹息，最后骂道：唉，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止庵说，“真正因为喜爱一个作家而死，这样的事情在别的现代作家身上没有发生过。另外，陈子善先生特别可爱，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张爱玲作品，他在别的作家身上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劲。像《郁金香》被发现，在全国的媒体上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个作家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她莫大的光荣。”陈子善认为，80年代，中国出现了琼瑶热，但是，人们读多了之后，发现琼瑶的作品只是空中楼阁。90年代之后，文学被边缘化，市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而张爱玲的作品耐读，有一种历史的价值，她写的人和事，好像就发生在人们身边，她讨论的感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依然是人们所关心的。当然，张爱玲热兴起后，对其人其作一直存在争议。《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认为，“张爱玲的作品确实不错，但是现在对她捧得太高。她的作品在题材上还是有一些局限，像《色戒》，实际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因为李安执导的电影的走红，有人也评论说这部小说很好。”
陈子善是被公认为最热心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内地，使得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林语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
由此，才便有了《收获》刊出的《倾城之恋》以及文学界的相关评论。
其后，张爱玲迅速走红，形成内地的第一次 “张爱玲热”。
一批被尘封已久的作家，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也因为夏志清的推崇而同期走红。
夏志清用42页论张爱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倾城之恋》如此写道，而沦陷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成名地。
张爱玲，原名张瑛，笔名梁京，祖父张佩纶是清朝御吏，祖母是李鸿章之女。
23岁时，张爱玲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走红，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
对张爱玲研究产生推动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首次进入中国文学史。
1979年，这部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并于 80年代初引起了内地学者的注意。
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许多学者从香港带回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由此，张爱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作家止庵说，自己从一篇文章中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26页论鲁迅，却花了42页论张爱玲，就很关注张爱玲， 1991年到香港，自己专门去买了夏志清的这本书。
“夏志清在这本书里面推出了四个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前三个人因此名声鹊起并在海外引发研究热潮，台港一些著名作家如李昂、白先勇等人都对张爱玲推崇备至，这股风潮回过头来影响内地。”写过《张爱玲传》的于青回忆，自己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
“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
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
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
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定：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收获》让张爱玲浮出水面真正促成张爱玲进入内地文学评论界和作家关注的还是《读书》和《收获》。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又同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
自此，张爱玲作品进入大众视野。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回忆说，柯灵《遥寄张爱玲》在写完以后，被当时《收获》杂志的负责人肖岱看到了，当时，这篇文章已经被《读书》约走了，肖岱认为柯灵的文章写得很好，考虑到《读书》和《收获》的读者对象不同，加上当时《收获》有一个介绍作家的作品专栏，每期推出一个，在刊登一篇作品的同时，也刊登一篇有关作家创作的评论。
就这样，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和《倾城之恋》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上。
程永新记得，“我们发表张爱玲作品，还是有一点点顾虑的。
但是，她的小说确实很好，估计发出来即使有一些争议，问题也不大。”《遥寄张爱玲》发表后，看过文章的张爱玲的姑妈和姑夫一起找到柯灵，感谢他为张爱玲说了公道话。
而作家阿城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九八四年底，我在《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作家苏童将张爱玲的一部作品选入“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称张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
苏童说，“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交响乐，而是民谣流派，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作家叶兆言甚至认为，张爱玲的作品让寝室的夜晚不再孤独。
“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或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贾平凹把张爱玲称作“会说是非的女狐子”，看了她的散文，叫好不迭，又去找她的小说，在香港访问期间单挑张爱玲的书买。
“当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深。
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要读。”贾平凹坦诚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迷恋。
在研究领域，根据学者艾晓明的回忆，新时期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学者是北大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赵园，她写了《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这篇文章比《遥寄张爱玲》还要早两年，后来收入她的论文集《论小说十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地文学评论界内部对于张爱玲的评价也开始发生变化。
1985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首次将张爱玲写入内地的文学史。
在这本影响极大，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使用的文学史著作中，吴福辉负责撰写了张爱玲的部分。
在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本书用了大约800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留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
尽管有人后来认为本书评论张爱玲“笔墨相当经济” ，但是无数的大学生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按照陈子善的说法，在高校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中，研究张爱玲的一直名列前茅。
“涉张”图书达到近百种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的出版。
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1986年2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前面还附了作者像。
1987年3月，《流年》的影印本出版;《十八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重印；《半生缘》由花城出版社重印。
此外，张爱玲翻译的《爱默森文选》由北京三联书店重印出版。”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大众阅读取向，出版张爱玲著作。
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
花城出版社、浙江文艺社、台海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四川文艺、三联等都出版过张爱玲图书，总数超过50种。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再次引起瞩目。
一些国内报纸均做了重点报道。
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扩散到公众领域。
据陈子善教授统计，内地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
另外，一些研究张爱玲及其作品的书籍，也顺势走红。
在“张爱玲热”中，张爱玲研究者金宏达、于青主编的《张爱玲文集》影响最大，这套正版发行量达五六十万套的书，更引来了遍地开花的盗版。
时任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的江奇勇说，盗版远远超出正版，数量无法估计。
《张爱玲文集》是1992年出版的。
起初，安徽文艺出版社认为这书很可能卖不出去，把它当作赔本项目，在出版进度上略有延迟。
当时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粱长森到中央党校学习，于青特地找到他，说明这套书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粱长森拍板推出。
这套书首印5000套。
不久，他们发现，必须加印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1995年和1996年，这套书迎来销售高峰。
各地发行商和书店先把款打入出版社账户，排队等着发书。
由于印刷厂忙不过来，拿不到货的客户非常着急，一再催促，有些书直接就被发行商从印刷厂领走。
因此，《张爱玲文集》盗版书“应运而生”。
江奇勇说，不仅外面的人盗版，就他知道的情况，出版社内部有人和外面勾结起来盗版。
因为排队等着发货的客户迟迟没有拿到书，而有些书直接就从印刷厂发走了。
“张爱玲、李泽厚、傅雷作品，当时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三块项目。”江奇勇说。
1995年，张爱玲逝世。
此后一两年时间里，读者对张爱玲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张爱玲著作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
而在上世纪80年代被批判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年7月终于与内地读者见面。
爱死了张爱玲陈子善表示，张爱玲热兴起和持续的原因，有很多因素。
比如，张爱玲人生经历奇特，富有传奇性，她罕见的文学才华，与胡兰成的爱情和婚姻，以及她独特的个性都很有传奇色彩。
在内地学者和“张迷”中间，广泛流传着台湾的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先生“爱死了张爱玲”的故事。
从1973年决定研究张爱玲后，唐文标10年之间“足迹几乎遍及诸大洲自由世界各大学图书馆”，1984年，他将收集到了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包括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等等，汇总原样影印，印成一册16开，383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在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张爱玲知道以后，认为此事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便让拥有自己作品版权的皇冠出版公司跟时报出版公司交涉，于是，时报公司就停止了这本书的发行。
1985年6月初，时报出版总经理柯元馨打电话给当时住在台中的唐文标，说仓库还有四百本书，你如果要，我就雇一辆车给你送去；如果不要，就准备销毁。
因为编这个书很费劲，他说要，于是，出版公司把几百本书拉到楼下，卸在那儿就走了。
因为夫人不在家，患鼻咽癌多年的唐文标就自己把书往上搬，鼻咽癌伤口因承受不住重力压挤而出血不止，第二天凌晨三点在台中病发身亡，时年58岁。
一位台北文艺界朋友听闻消息后痛哭失声，频频叹息，最后骂道：唉，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止庵说，“真正因为喜爱一个作家而死，这样的事情在别的现代作家身上没有发生过。
另外，陈子善先生特别可爱，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张爱玲作品，他在别的作家身上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劲。
像《郁金香》被发现，在全国的媒体上就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个作家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她莫大的光荣。”陈子善认为，80年代，中国出现了琼瑶热，但是，人们读多了之后，发现琼瑶的作品只是空中楼阁。
90年代之后，文学被边缘化，市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
而张爱玲的作品耐读，有一种历史的价值，她写的人和事，好像就发生在人们身边，她讨论的感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依然是人们所关心的。
当然，张爱玲热兴起后，对其人其作一直存在争议。
《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认为，“张爱玲的作品确实不错，但是现在对她捧得太高。
她的作品在题材上还是有一些局限，像《色戒》，实际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但是，因为李安执导的电影的走红，有人也评论说这部小说很好。”
《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2003年，杨泽编写出版了《阅读张爱玲》一书，引起了文坛的广泛重视。本书集结了台湾。大陆及海外学者(康来新，池上贞子，周芬伶，罗久蓉，王德威，张小虹，平路，胡锦媛，梅家玲，蔡源煌...等）对张爱玲的讨论。而这篇论文所引用的历史材料及理论构架，尤其可以见得张爱玲的启发之深，影响之远。本书是“张学”研究最重要的里程碑。 二、作家钱亚玲在一书关于《倾城之恋》的另一种解读中，叙述道无论是思想内涵抑或艺术表现形式，作于1943年10月的《金锁记》被公认为是张爱玲中篇小说之精髓。1944年出版的《传奇》小说集中，作者选《金锁记》作为开篇，足见张爱玲本人对这部中篇小说的偏爱。为此人门较易忽略于集中位居第二的《倾城之恋》。对于《倾城之恋》的评论，不论是力度还是文字的长度都远不及《金锁记》。对于《倾城之恋》这部经典文学之作，期探究价值更为明显。 《倾城之恋》具有外向的唯美主义色彩，结局是范柳原于白流苏共同走进婚姻殿堂，表面上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却隐匿着沧桑，透露着卡破红尘的彻骨悲凉。白流苏的“圆梦”让读者觉得是一传奇故事。正如作家张爱玲的人生一样。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形象分析研究比较零散、狭隘。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浦起龙及其史论研究论文
《优论集锦》
史通《史通》，唐刘知几撰，为中国及全球首部有系统地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於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编辑] 写作动机[编辑] 总结以往的史学史评著作之缺乏在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产生了大批的史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诸书在编撰体例、写作技巧、史料真伪、史观正否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形势要求对中国史学史作一个完整之总结，对大量史籍之优劣良莠加以评定，《史通》之出现，无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学以及刻苦钻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说，与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编辑] 上拟春秋《史通·序》尝云：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於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由是观之，史通之作，刘氏亦有上拟春秋之意。[编辑] 不满前人的著述刘知几自幼酷爱史学,博览群书， 是纠正累积各史著在史学方法及理论架构上的杂乱， 从而探求真正的史学理论。 故刘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 其义不纯，思辨其指归，殚其体例。」 故此刘知几欲透过《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编辑] 挑战当时制度刘知几身为史官，他感到史馆修史的限制， 以致不能满足他对编撰史著的极高要求， 因此刘知几辞去官职，私撰《史通》。[编辑] 史馆修史之限制他虽在史馆二十多年，其卓越的历史见解事事受制於监修大臣，诸如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箫至忠之流，刘知几的主张往往与之不合而受贬抑，故反对众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并退而私著《史通》以发挥自己的史学才能与识见。另外，他认为在史馆修史有许多弊病，例如史馆人品繁杂，颇多庸碌之徒，在史学上之认识难以统一。二来史馆缺乏制度的规范导致分工不明，三来史馆材料缺乏，难以编撰。四来权贵干涉修史，令史馆不敢直书其言。[编辑] 史通之得名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於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编辑] 史通内容与史学理论的确立史通全帕共有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但当中「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全书可分为内篇三十六篇及外篇十三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编辑] 体裁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叙述断代史书的体例、类别。按六家的体例分为二体一一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小录、逸事、地理篇等十种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评论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核才、辨职二篇，论史官的才具及人选。指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者，才能担当写史的任务。才指才干；学指知识学问；识指史观和笔法，即「善恶必书」。 采撰一编，论编撰方法与资料搜习。刘氏提出编纂前要广博地搜集史料，且须慎重的选择史料。 叙事、浮词、摸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於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补注一篇，论史书的注文。刘氏把史书的注文分两类，一是解释，二是补充。刘氏推许解释的注，以之为注家的正体。对于补充事迹的注，刘氏则予否定。 鉴识、探赜二篇，论评论史书时应注意的问题。刘氏说明只有知识而没有鉴别便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必须对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适的看法。刘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断，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叙一篇刘氏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感想。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古今正史叙述断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分析其源流。刘氏将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 史官建置、忤时二篇论述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刘氏肯定设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认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个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众多，互相观望； 二是史料缺乏，难以编撰； 三是权贵干涉，不敢直书； 四是监修牵掣，无从下笔； 五是缺乏制度，职责不明。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九篇，专论历史著作的优劣和杂评。刘氏在疑古‧篇对尚书及论语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他不但批评孔子，又指责孟子、司马迁等对孔子的赞誉，大胆突出。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谷梁传。 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於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 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点烦一篇删改史书的烦文（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由于许多古经书所著之标点符号（点、注）均是错误的，致令读者误解原文，故刘氏便把其中之标点符号完全删去。 史通虽只有四十九篇，但内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对以往旧史作出全面总结及批评得失；另一方面则对当代修史的错误加以纠正，可谓达到「扬榷利病」的目的。[编辑] 史学理论的确立一．史之体裁六家、二体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尚书家（记言） 春秋家（记事） 左传家（编年史） 国语家（分国纪事，是国别史） 史记家（纪传体通史） 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著」，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著」。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二‧极崇断代史《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他反对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於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由於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三．史之篇章对载言的看法：纪传是记事之书，不应载言。载言的做法使文辞与史实夹杂，切断了史实的连贯性，使读者糊涂。主张史书中的「列传」或「本纪」只记史事，载言之体宜另立一章，题为「制册章表书」。上述建议虽未为后者采用，然而后人编《经世文篇》，与史传相辅相成。 对「表」、「书」、「志」的看法：「表」只是重复列述「本纪」、「列传」所载，故无大作用。至於书、志方面，他主张删除纪传史中「天文」、「艺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载官阙制度，朝廷礼仪，可反映统治者的经营策划和一般物质的建设情况。氏族分辨华夷及士庶之别。世家大族为统治集团之核心，故记载之可反映社会真实的面貌。方物土贡反映经济状况。 论赞：旧史惯例，每於叙事之末便发一论，如史记有「太史公曰」。《史通》认为这是后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论的不良风气，既烦琐又无大意义，故大力斥之。 四．史之书法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正名：项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记不应将他列入本纪，而应划入列传。 抉择：别辨贤愚善恶而加以批评。 直言：善恶必书，不因个人感情而歪曲事实。 五．史书文字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朴而不华，浮词宜删 事必直叙，以求真实 不用古语，改用当代文字写史，是为「今」 六．史书的采撰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七‧反对文人修史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八．总结旧史得失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於君主的权威，不能直书史实。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编辑] 评价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史学评论钜著。此书之所以受后世所推崇，是由於刘知几作了以下的贡献：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史学发展。如在「六家」、「杂述」、「二体」等篇总结了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等篇总结了设官修史的教训；在本纪、世家、列传、表 历、书志、断限、编次、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等篇总结了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等。各项总结里都分别指出其得失利害，对促进史学发展，实有重要作用。 他在书中提倡直书、实录，斥责歪曲和捏造历史的人。这观点与唐以前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盖因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年代，常经历改朝换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诬陷诋毁。 提倡疑古、惑经，启后世考证辨伪之风，此於史学之贡献极大。 刘氏提出疑古、惑经之论，唤醒学人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寻求古人古事之真相。虽然刘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认为孔子亦有缺点，他说：「孔子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对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评，除惑经篇集中地列举十二条，在其他篇里也间有陈述。刘知几不但批评孔子的春秋，而且对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赞扬《春秋》的著名学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也予以批评。这种观点在当时责有很大的创意，且对后世有影响：至宋而怀疑风气风盛。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而别为考异三十卷，阐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因，可见一斑。 清代学者之考证辨伪，深具怀疑精神，致力於考订工夫，且不仅於史事多所订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应麟《四部正伪》、宋濂《诸子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崔述《考信录》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刘氏主张要广搜博采，又要细心鉴别真伪，慎重取舍。他认为，若不徵求异说，采摭言，则内容贫乏，难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为功，而不别加研核，又会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故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在史书的体例方面，刘氏深入分析史书的体例。他对六家二体之评价甚为详尽。他以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详颠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独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在内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议，如刘氏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郑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别立土贡考，皆承刘氏之主张而增辟。刘氏又提倡删去天文、五行，艺文志则应只胪列当代学者所著之书即可，不必重刊前代书目。《明史·艺文志》即只记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见其受刘氏之影响。浦起龙史通通释认为后妃外戚不称纪，传后无复赞语，灾难无五行谶纬之记，均受刘知几之影响。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揭述经、文与史分述之观念。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主张史学脱离文学，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与今日之史学观点相合。 史通大惑经篇，谓春秋所载，不尽合史实。又有申左篇，谓左氏有三长，而公、谷有五短。盖公、谷多微言大义，而左氏详於史实，自史学立场言，自是左氏可信，二传当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经籍，并疑问之，实明白确立了史学脱离经学的影子。 第五，提出合理的史学方法史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甚有系统和全面，从史料的范围、史料的采辑、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区分，到编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断人物的评论、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饰等，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规划，例如载言、编次、称谓、采撰等篇，都是讨论史学方法的。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对后世史家有很大的影响，把史学又向前推进一步。第六，提出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刘知几认为历史家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畅论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所写的历史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干；史学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至于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刘氏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上述之言为后世史家所公认，由此可见刘氏识见之高超。第七，开辟史评的道路。史评包括两种，一是对史事的评论，一是对史书的评论，评事产生很早，有史书即有对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贬书法，就是对史事之评论，后来各种史书都有著者的论赞。而中国最系统有和全面的史评，首推刘知几《史通》，而后方有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唐书纠谬》。直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开始把史评列为史部分类的一门，后来目录书也有称为史学的，所以说史通一书为中国一切史评书开了正确的道路。第八，史学见解影响后世。修史者唐以后之史书，采史通之见解者，以欧阳修《新唐书》为最多，如关於书志之见，欧阳修颇能师其意，《新唐书》而后，刘氏之学说，始大盛行而流传于世，如后唐诸史，有论无赞，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删改，皆受其影响。而刘氏倡断代史，贬通史，后世官修史多为断代史，通史地位日渐低落。[编辑] 总结1．《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又评论古人得失。……其贯穿古今，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3．王维俭《史通训故》序：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於后学。4。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有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编纂学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一样，刘知几的史通则在史学理论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编辑] 目录史通 原序 卷一史通 内篇 六家第一 卷二史通 内篇 二体第二 史通 内篇 载言第三 史通 内篇 本纪第四 史通 内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内篇 列传第六 卷三史通 内篇 表历第七 史通 内篇 书志第八 卷四史通 内篇 论赞第九 史通 内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内篇 题目第十一 史通 内篇 断限第十二 史通 内篇 编次第十三 史通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卷五史通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史通 内篇 载文第十六 史通 内篇 补注第十七 史通 内篇 因习第十八 史通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史通 内篇 言语第二十 史通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史通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卷七史通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史通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史通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史通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卷八史通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史通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史通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史通 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史通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卷十史通 外篇 校勘记 [编辑] 参考书籍〈国史纵论〉下编，作者郑佩华、吴美英、黎惠贤。
忆昔 韦庄 昔年曾向五陵游， 子夜歌清月满楼。 银烛树前长似昼， 露桃花里不知秋。 西园公子名无忌， 南国佳人号莫愁。 今日乱离俱是梦， 夕阳唯见水东流！ 韦庄本来住在长安附近，后来移居虢州。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时，他正来京城应试，目击这座古都的兴替盛衰，抚今伤昔，写下了这首“感慨遥深，婉而多讽”的七律。“感慨遥深”指其思想感情，“婉而多讽”言其情韵风调。 此诗艺术上主要有两点特色： 一是用典使事，使诗意委婉深曲。首句“五陵”，是长安城外唐代贵族聚居之地，诗中“五陵”不单指代长安，也泛指当时贵族社会。次句的《子夜歌》是乐府古曲，歌词多写男女四时行乐之情，诗人以此讽刺豪门贵族一年四季追欢逐乐、笙歌达旦的奢靡生活。分明讽其沉湎声色，却用“月满楼”为衬景，把讽意深藏在溶溶月色中，不露声色。三句“银烛树前长似昼”，取邢邵“夕宴银为烛”诗意，写王公豪富之家酒食征逐，昼夜不分，也是意存鞭挞，而赋色清丽，辞意似依违于美刺之间。四句“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王昌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借龙标诗语，笔锋暗指宫庭，斥其沉迷酒色以至春秋不辨，同样辞旨微婉，蕴藉不吐。第三联“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于对仗工绝之外，尤见使事之巧，尽委婉深曲之能事。“西园公子”指魏文帝曹丕及其弟曹植等，至于“无忌”，却是战国时代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韦庄巧妙地把曹魏之“魏”与战国七雄之“魏”牵合在一起，由此引出“无忌”二字。但又不把“无忌”作专名看待，仅取其“无所忌惮”之意。这句诗的实际意思是指斥王孙公子肆无忌惮。诗人把这层真意寄寓在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号中。由于曹丕和信陵君都是历史上值得称道的风流人物，因此，读起来倒象对那些王孙公子放荡不羁的行为津津乐道，而容易忽略其微讽的深意。下联“莫愁”同此手法，用传说中一位美丽歌女的名字，慨叹浮华女子不解国事蜩螗，深寓“融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由于巧妙地使事用典，全诗但见花月管弦，裘马脂粉，真意反而朦胧，如雾里看花，隐约缥缈，不见色相。感慨之诗意藉婉而多讽的风调而显得更为深沉，更加耐人咀嚼。 二是借助于双关、象征、暗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错综运用，传出弦外之音和味外之味。“子夜歌”是乐府古调名，也含有“半夜笙歌”的微意，语意双关。“银烛树前”则暗示贵族生活的豪华奢侈。“露桃花里”象征红袖青螺；“不知秋”又用双关手法，含有不知末日将临的深意。“无忌”“莫愁”，均取双关。“俱是梦”的“梦”字，绾上三联，既慨叹往昔繁华，如梦如烟；又有双关“醉生梦死”之意。结句“夕阳唯见水东流”，从修辞角度看，“夕阳”象征唐末国运已如日薄西山，“水东流”象征唐王朝崩溃的大势如碧水东去，颓波难挽；从诗的色彩看，则见残阳惨淡，照着滔滔逝水，暮色苍茫中，万物萧瑟。有此一结句，无限怆怀，顿生纸墨。有此一结句，就使诗情更为饱满、凄怆。水流无已，此恨绵绵，都包含在这七个字中，这正是全诗结穴之处。 全诗以“昔年”领起，前六句紧扣题旨“忆”字，描绘昔日繁华景象。末联一跌，顿起波澜，发为变徵之音，结出无限感慨。由于前六句色彩秾丽，人们很容易产生错觉：似乎韦庄是在回味、留恋乱前长安贵族豪右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其实，韦庄出身于早已破落的大族之家，那时他是没有资格进入诗中描绘的那种上流社会的。诗中隐含着对上层统治阶层醉生梦死、竞逐奢靡的批判，抒发了他对社稷倾危的感叹。只是由于用语华艳，给全诗蒙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轻纱，使人乍读之难察幽隐，细品之却有深意。这种曲曲传情、意在言外的构思，形成了“婉而多讽”的情韵风调。以华绮侧艳之辞，寄感慨遥深之志，是晚唐诗风的特征之一。韦庄这首诗，正体现了这一特征。【年代】：唐【作者】：杜甫——《垂老别》【内容】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 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 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赏析】： 在平定安史叛乱的战争中，唐军于邺城兵败之后，朝廷为防止叛军重新向西进扰，在洛阳一带到处征丁，连老翁老妇也不能幸免。《垂老别》就是抒写一老翁暮年从军与老妻惜别的苦情。 一开头，诗人就把老翁放在“四郊未宁静”的时代的动乱气氛中，让他吐露出“垂老不得安”的遭遇和心情，语势低落，给人以沉郁压抑之感。他慨叹着说：子孙都已在战争中牺牲了，剩下我这个老头，又何必一定要苟活下来！话中饱蕴着老翁深重的悲思。现在，战火逼近，官府要我上前线，那么，走就走吧！于是老翁把拐杖一扔，颤巍巍地跨出了家门。“投杖出门去”，笔锋一振，暗示出主人公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人，他知道在这个多难的时代应该怎样做。但是他毕竟年老力衰了，同行的战士看到这番情景，不能不为之感叹欷歔.“同行为辛酸”，就势跌落，从侧面烘托出这个已处于风烛残年的老翁的悲苦命运。“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牙齿完好无缺，说明还可以应付前线的艰苦生活，表现出老翁的倔强；骨髓行将榨干，又使他不由得悲愤难已。这里，语气又是一扬一跌，曲折地展示了老翁内心复杂的矛盾和变化。“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作为男子汉，老翁既已披上戎装，那就义无反顾，告别长官慷慨出发吧。语气显得昂扬起来。 接下去，就出现了全诗最扣人心弦的描写：临离家门的时候，老翁原想瞒过老妻，来个不辞而别，好省去无限的伤心。谁知走了没有几步，迎面却传来了老妻的悲啼声。啊！唯一的亲人已哭倒在大路旁，褴褛的单衫正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这突然的发现，使老翁的心不由一下子紧缩起来。接着就展开了老夫妻间强抑悲痛、互相爱怜的催人泪下的心理描写：老翁明知生离就是死别，还得上前去搀扶老妻，为她的孤寒无靠吞声饮泣；老妻这时已哭得泪流满面，她也明知老伴这一去，十成是回不来了，但还在那里哑声叮咛：到了前方，你总要自己保重，努力加餐呀！这一小节细腻的心理描写，在结构上是一大跌落，把人物善良凄恻、愁肠寸断、难舍难分的情状，刻画得入木三分。正如吴齐贤《杜诗论文》所说：“此行已成死别，复何顾哉？然一息尚存，不能恝然，故不暇悲己之死，而又伤彼之寒也；乃老妻亦知我不返，而犹以加餐相慰，又不暇念己之寒，而悲我之死也。”究其所以感人，是因为诗人把“伤其寒”、“劝加餐”这类生活中极其寻常的同情劝慰语，分别放在“是死别”、“必不归”的极不寻常的特定背景下来表现。再加上无可奈何的“且复”，迥出人意的“还闻”，层层跌出，曲折状写，便收到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土门”以下六句，用宽解语重又振起。老翁毕竟是坚强的，他很快就意识到必须从眼前凄惨的氛围中挣脱出来。他不能不从大处着想，进一步劝慰老妻，也似乎在安慰自己：这次守卫河阳，土门的防线还是很坚固的，敌军要越过黄河上杏园这个渡口，也不是那么容易。情况和上次邺城的溃败已有所不同，此去纵然一死，也还早得很哩！人生在世，总不免有个聚散离合，哪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这些故作通达的宽慰话语，虽然带有强自振作的意味，不能完全掩饰老翁内心的矛盾，但也道出了乱世的真情，多少能减轻老妻的悲痛。“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眼看就要分手了，老翁不禁又回想起年轻时候度过的那些太平日子，不免徘徊感叹了一阵。情思在这里稍作顿挫，为下文再掀波澜，预为铺垫。 “万国”以下六句，老翁把话头进一步引向现实，发出悲愤而又慷慨的呼声：睁开眼看看吧！如今天下到处都是征战，烽火燃遍了山冈；草木丛中散发着积尸的恶臭，百姓的鲜血染红了广阔的山川，哪儿还有什么乐土？我们怎敢只想到自己，还老在那里踌躇旁徨？这一小节有两层意思。一是逼真而广阔地展开了时代生活的画面，这是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真实写照。他告诉老妻：人间的灾难并不只是降临在我们两人头上，言外之意是要想开一些。一是面对凶横的敌人，我们不能再徘徊了，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扑上前去拚一场！通过这些既形象生动又概括集中的话语，诗人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正直的、豁达大度而又富有爱国心的老翁形象，这在中国诗史上还不多见。从诗情发展的脉络来看，这是一大振起，难舍难分的局面终将结束了。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到狠下心真要和老妻决别离去的时候，老翁突然觉得五内有如崩裂似的苦痛。这不是寻常的离别，而是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家乡呵！长期患难与共、冷暖相关的亲人，转瞬间就要见不到了，此情此景，将何以堪！感情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泪水汇聚成人间的深悲巨痛。这一结尾，情思大跌，却蕴蓄着何等丰厚深长的意境：独行老翁的前途将会怎样，被扔下的孤苦伶仃的老妻将否陷入绝境，苍黄莫测的战局将怎样发展变化，这一切都将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想象、思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首叙事短诗，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心理刻画见长。诗人用老翁自诉自叹、慰人亦即自慰的独白语气来展开描写，着重表现人物时而沉重忧愤、时而旷达自解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多变的情思基调，又决定了全诗的结构层次，于谨严整饬之中，具有跌宕起伏、缘情宛转之妙。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此诗叙别妻，“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是很有道理的。 杜甫高出于一般诗人之处，主要在于他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做到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剖精析微，探骊得珠，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准确传神地表现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概括劳苦人民包括诗人自己的无穷辛酸和灾难。他的诗，博得“诗史”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感觉是不是应该从史官的诞生谈起呢？？找点原始社会生活方面的书或许会有
个人品德及其作用论文
遇见 我深信，遇到它，会给我一生带来幸福。 应该是遗传吧，我从小便深深的喜欢上了音乐。有时它轻快的像春风，吹拂着我心中跳动的节拍；有时它磅礴的像骤雨，震撼着我的心；有时它忧伤的像落叶，唤起我心底的那份忧愁；有时它纯洁的像冬雪，给我带来一份纯朴与宁静。与它相逢，给我带来了许多，许多。。。。 正是与音乐相逢，让我结识了他们，身材娇小却能释放出巨大力量的张韶涵，她干净、有穿透力的声音让我听起来很舒服；经历坎坷却唱功了得的张靓颖，她演唱的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拨动我的心弦，是我的精神食粮；厉娜，虽然唱功普通，但她对音乐的诠释让我觉得飘逸，舒服；而周杰伦，其实长相很普通，但我看中的是他鬼斧神工创作出来的旋律，舒适、浪漫。正是这神奇的音乐，使我又与它们相逢，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 正是与音乐相逢，让我结识了他们??热爱音乐的朋友们。他们与我一样，也深深的喜爱着音乐，与他们在一起，大家可以分享各自喜爱的音乐，丰富了音乐的多元化，也充实了自己。懂得音乐的人也多了份温柔吧，互相都很关心、照顾；也多了份感性吧，对一些伤感或浪漫至极的事，鼻子总是酸酸的；又多了份独特吧，看待事物有时会与众不同；总之，要感谢音乐，让我结识了这么多好朋友。 正是与音乐相逢，增添了我和爸爸的感情。自超级女生开播以来，几乎每次比赛，我都会和爸爸一起看，我们两个总会抒发自己的见解，好在基本是一致的。这样，便创造了我和爸爸沟通的机会。 我坚信，相逢总是美好的，她可以解除你的相思之苦，又可以给你带来快乐。不管是多年未见的好友，还是一直远在他乡的亲人。就像我注定与音乐相逢，是美好的，而音乐带给我的诸多相逢，亦是幸福的。
思想品德教育过程是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是促进学生思想内部矛盾斗争的过程；是组织学生活动和交往统一各教育影响过程；是长期、反复、逐步提高的过程；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共同发挥作用的综合过程。可是有些教师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忽视了品德形成是个长期反复过程，是知情意行统一过程，只重讲授不重内化，只重形式不重实效，培养了些“纯道德”的学生。那如何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为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成为具有爱心、责任心、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呢？一、灵活整合教材，加强课程与生活的统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新的教材观指出：教科书不只是传递知识信息的载体，更重要的功能是学生进行学习活动所凭借的话题、范例。教材是教师引发儿童活动的工具，是儿童开展活动时可利用的资源。教材是开放的，给教学留下空间，使教师能够联系当地和学生的实际，及时地把社会中新的信息、科学技术新的成果、学生生活中新的问题和现象等吸收到课程内容中去，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基于“品德培养回归生活”、“ 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的基本理念，教学前我往往会先对学生进行调研，了解学生的生活实际，对教科书的内容就要有所取舍。如：在四年级下册《擦亮眼睛》一课中，教材中安排了“斩妖见血”“古人算命”“电脑算命”等内容，从对这些内容的分析，达到“揭穿迷信，相信科学”的目的。可对城区的孩子，“斩妖见血”“古人算命”离孩子们相对比较遥远，所以在教学时，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主要从“电脑算命”、“星宿算命”等一些贴近孩子生活的内容进行；而在一些相对落后的乡村，现代科技还不够普及，“电脑算命”显然就不合适，可以略去不讲，通过学生身边的一些例子，告诉学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些简单的科学原理和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答到人的目的。二、创新开展活动，挖掘品德形成内驱动力，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素质教育要求努力改革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教师要尊重和爱护学生，确立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才能从中感受、体验、领悟并得到个人的发展，构建起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形成内化的心理品质和道德品质，修炼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健康人格。1．激发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老师”。根据学生年龄特点激发学生的兴趣就等于激发了学生自觉行动意向，使他们产生强大内驱力，自觉兴致勃勃地去进行行为实验去主动加深道德认识、推动道德行为、坚定道德意志，也就充分体现了学生主动性、学习主体性。空洞地说教，不易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和社会适应能力。而活动由于生动有趣、参与性强，深得学生的喜爱，更有利于兴趣的激发。2．增强互动传统的灌输教学对于一些道德理念，他不去考虑学生能接受、愿不愿意接受，把学生当作是接受知识机器，因此学生学习有着被动性，不利于学生品德形成。而交流互动却是依据学生认识过程特点，把学生看作学习主人，在交流中感悟。在教学中，有时我会借鉴“人生AB剧”的模式，根据教学目标假设一个故事情节（没有结局），设定两种做法，让学生选择，并谈谈自己的看法。在选择的过程中，学生要认真思考，在阐述理由时，各人的观点、看法、疑问在交流中相互补充，在辩论中更正。俗语说：“理不辩不明，法越辩越清”在学生的相互交流中，道德观念才会自然流露，是非善恶才会清楚明了，学生在思维火花碰撞中增强了辨别是非能力。我相信这种道德观念形成留给学生印象才会更深刻、更持久。3．重视实践在品德课中，晓之以理是品德课的灵魂，动之以情是品德课的催化剂，导之以行是品德课出发点、落脚点。为让学生的道德落到实处，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在道德观念指引下，用行动去认识、验证、加深道德理念。实践不只是在联系实际上指导行为，更重要是把导行确确实实落在学生身上。在我们学校就特别注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品德养成的作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比如：学校开展了“凤城漫步”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六年内，走遍家乡的风景名胜，激发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学校开展“文明小乘客”评比活动，通过评比，教会学生尊老爱幼，做一个文明的乘车人，将文明之花传播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成立《传统节日文化与小学生德行养成研究》课题组，带领学生研究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挖掘传统节日里的德育因素，指导学生做一个有中国心的人。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真正让学生做到知、情、意、行的统一。三、密切家校联系，形成思想道德教育合力，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体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没有离开生活的“纯道德”，家庭更能反映学生的原始状态。所以，学校教育离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只有在家庭教育配合和支持下才会达到事半功倍效果。因此，我们学校积极开办家长学校，定期开展家长会、教学开放日等活动，邀请教育专家对家长进行培训，拓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途径。我们的班主任为加强与家长的联系，除了通过传统的家访对家长进行教育的指导外，还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实时指导家教工作。我校许多老师建立了班级QQ群、班级博客，约定一个时间，共同上线，谈困惑，聊想法，实现了与家长的实时互动、现场指导，有利于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学生品德形成只有通过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才能使品德形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强制变成自觉，最终使道德行为落到实处。我们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在社会实践体验中探究和解决问题，进而逐步形成良好的品德。
写作要点：活用议论文的题体裁来阐述品德在生活中的意义，言语简练。
我现在是就读初一的学生，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是“有一个好品德”。
虽然处于学习重要的阶段的我们，“把书读好”也很重要，但是我认为一个敬业的学生必须先“把人做对”再求“把书读好”，如此才是积极提升自我的价值。
一个人即使地位高、成绩非常优秀，品德不好也不见得是受人喜爱的。有许多人从初中这个阶段开始变叛逆、被带坏、荒废学习而影响自己美好的前途，所以要求自我的品德更显重要。校长更时常勉励我们：“先把人做对，再把书读好。”这是现在的我们能做好的一件重要事情。
“尊重”、“包容”、“帮助他人”、“优良的学习、生活态度”，这些都是我认为一个品行好的人该做的事。如果把品德做好了，相信课业方面的成绩就不会太差，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完成“把人做对”这件事，自然而然就受亲朋好友、老师喜爱，也会受到他人的敬佩，真是一举两得!
品德修养代表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程度，也是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能不能获得他人信赖与肯定的要素。我不能确知未来我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但成为一个有为有守的人，却是我可以为自己决定掌握的。
论大学良好个人品德的养成
论文研究方法及其作用
论文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论文的研究方法有哪些，研究方法是在一个研究中发现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或者提出新理论、观点，论文研究方法需要大量阅读法，找到不足和创新点，来完善自己的论文，下面一起来学习一下论文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一、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层层推理的`过程。
三、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分析法是一项经济且有效的信息收集方法，它通过对与工作相关的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来获取工作信息。一般用于收集工作的原始信息，编制任务清单初稿。
四、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模糊数学分析方法。
一、规范研究法
会计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它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或经济理论对经济行为人的行为结果及产生这一结果的制度或政策进行评判，回答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应该是什么的分析方法。
二、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认识客观现象，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研究方法，其重点是研究现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研究法试图超越或排斥价值判断，只揭示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及因素的普遍联系，归纳概括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
三、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指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案例，交给受训学员研究分析，培养学员们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解决问题及执行业务能力的培训方法，具体说来：
四、比较分析法
是通过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来提示实际数与基数之间的差异，借以了解经济活动的成绩和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在科学探究活动中常常用到，他与等效替代法相似。